瓷砖墙面。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TaoCI52.COM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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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丧身海底。在地球的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和南海一号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六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五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数量巨大的海底沉船，只有极少数被打捞上来，古代的来往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成为一个轰动的新闻，会引起世界陶瓷界、文博界和拍卖行业的密切关注。这是因为，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古代商人牟取巨额利润的一种商品，而且还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仓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后面我们介绍的沉船，是每个希望了解海捞瓷的收藏者都应该知道的。它们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年代、窑址、品种、器型和釉色，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海底沉船，隐藏着一部完整的陶瓷贸易史，记载着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需要人类的高度重视。了解这些沉船的年代和装载的陶瓷，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陶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部实物写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克拉克号
在和陶瓷相关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也许在世界上最为出名了。“克拉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仅是一艘船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瓷器的符号，它是特定年代特定纹饰的一种瓷器的符号，在陶瓷界，只要一说“克拉克”瓷，人们就知道，这是指一种典型的青花瓷器，它的器型包括盘、碗、瓶等等，其中以宽边的青花瓷盘最具代表性，这种青花瓷盘往往盘心是蓝底的装饰性的主体纹饰，而盘沿绘着开光的各种青花纹样。这种青花瓷盘的生产年代为明晚期至清初，或者称之为十七世纪的典型青花瓷器。在日本，把这种青花瓷器称之为“芙蓉手”。
克拉克瓷的命名，也许来自于一艘葡萄牙的远洋海船。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了解这些瓷器的产地，荷兰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不过，很有可能“克拉克”不是船的名称，而是同类船只的型号，因为在1602年至1604年之间，荷兰人所截获的两条葡萄牙大船，一条为“圣·亚哥”号，另一条为“圣塔·卡塔得那”号，这两条船所载的数以万计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引起了疯狂的抢购，从此，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再是欧洲皇室独享的珍品，它开始进入欧洲普通百姓的家庭。
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尽管它在欧洲很为出名，但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很少有克拉克瓷的报道，它的生产窑址也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内才在福建的平和地区找到克拉克瓷的生产窑址，后又在景德镇也发现了克拉克瓷的窑址，说明大量的国外市场需求，使得这种“克拉克”瓷器成为各地争相生产的对象。
从现有克拉克瓷盘的形状观察，它往往有比较类似的盘形，完全可能是由金属模具压制生产的，因而它的器壁较薄，器形不规整，精美和粗糙并存，这是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规模生产的结果。从明代嘉靖开始至清代康熙终止的克拉克瓷，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外贸易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当然，克拉克号并不是一艘沉船，而是被俘获的商船。而1643年沉没的“哈察”号上就装载着典型的克拉克瓷器，这艘船被打捞出25000件瓷器。在世界各地陆续打捞的古代沉船上，许多都发现了克拉克瓷。
哥德堡号
瑞典的哥德堡号也许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艘古代沉船了，因为，一艘复制的命名为哥德堡3号的瑞典仿古船在2005年10月2日清早，正式远航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两位记者随船采访。
2006年7月10日-17日,记录新哥德堡号远航的大型记录片《追逐太阳的航程》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热播，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上午,哥德堡号胜利抵达广州港,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中午,哥德堡号顺利停靠广州南沙客运港,人们欢庆哥德堡号和瑞典国王王后的到访。
2006年7月21日下午,哥德堡号驶入广州内河,广州市民在洲头咀江面举行了龙舟欢迎仪式，晚上又举办了名为“哥德堡号—广州之夜”的盛大焰火晚会。在访问广州期间，瑞典国王将1906年从瑞典沉船“哥德堡”号打捞出水的乾隆时期完整的青花斗鸡图盘，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先生，张市长随即将这件两百多年后重还故土的青花瓷盘转赠给广州博物馆。
2006年8~12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上海，停靠在黄浦江边，和上海人民交流。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香港、澳门。
在中国停留的半年，中国人民对这艘瑞典古代船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哥德堡1号瑞典商船是十八世纪来中国进行贸易的。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1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之间。8个月后，“哥德堡1号”航行回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突然船头触礁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1号”凯旋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1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后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继续开展至中国的贸易。
从随船来访的打捞出水的青花瓷器上可以看出，十八世纪中国的出口瓷器已经和克拉克瓷有了明显的变化。青花盘不再是宽边，也失去了盛行的开光图案，其釉面比克拉克瓷更为精莹。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新加坡。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碗礁一号
碗礁一号是2005年6月被我国福建省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捕鱼时意外发现的一条清代康熙年间的沉船，同年的7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类似由渔民首先发现的古代沉船，在中国海域内绝不会是碗礁一号一条船，这也是各地古玩市场充斥着海捞瓷的原因。在类似沉船上出水的古代瓷器，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日常用瓷，因而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古代瓷器，所以往往会引起收藏者的追捧。
碗礁一号沉船以及被打捞出水的瓷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水下沉船的打捞，不在于沉船上的财富，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的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水下考古和艺术品投资的根本不同。沉船和沉船上的器物，可以相互印证它们所处的时代信息。在驶往欧美地区的沉船，往往有详细的航海记录和商品货物的清单，凭着这些记录和清单，就能判定船上陶瓷的年代；反过来，凭着沉船上陶瓷的器型、纹饰，特别是陶瓷上的款识，也很容易判定沉船的年代。当沉船和沉船上的货物被一起发现时，几乎没有造假的可能，尤其是深水中的沉船。只有陶瓷和沉船分开出现时，才有可能怀疑陶瓷的非真实性。
碗礁一号就是因为船上装载着康熙时期的瓷器而被认定为清代早期的沉船。
还原碗礁一号的历史，能使我们了解什么呢？
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和出水的15000件文物，隐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这是一艘运载外销瓷器的船舶。因为船上发现了许多带盖的高足杯和精美的咖啡具，这些器型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另外，一些精致的造型各异的小瓷瓶，只能是西方餐桌上的装饰用具。即使在一些中国传统的器型上，也出现了典型的克拉克纹饰，如前文所述，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
其次，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说明了，福建平潭附近有中国清代贸易港口，是福州还是泉州，还有待于证实。
第三，这艘船沉没的原因是触礁。所谓“碗礁”，就是平潭海域一些碗状暗礁，这里的风浪和海流往往会使过往的船只因触礁而沉没。
第四，出水的瓷器多数是青花瓷器，也有不少五彩瓷器。青花瓷从其胎釉、发色来看，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而五彩瓷，因是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所以出水后，表面多有剥落，这种自然剥落，将成为鉴定海捞瓷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出水的康熙瓷器，表面晶莹光亮，打破了习惯所述的古代瓷器的表面光泽。
第六，出现了简化字，这也使一些墨守陈规的“鉴定家”感到不可思议。
碗礁一号的出水对中国文博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对清代早期瓷器有了新的认识，对清代早期瓷器的釉色、光泽、纹饰和器型，都应该重新作出新的判断，否则，极有可能将真东西说成假东西。
同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文物。这样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是让外国人买去呢还是让中国人收藏呢？让外国人买去，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从海外抢购“国宝”，要知道这件瓷盘的年份比圆明园的兽头要老。给中国人买去，若干年后，我们还要为这件瓷盘的真伪争论不休，谁叫它的出身如此不正呢！
南海一号
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有一座五个不规则的大小椭圆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博物馆，这就是“南海一号博物馆”。被整体打捞上岸的我国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就在里面的椭圆形的海水环境密闭展厅—水晶宫中展出，而相关的文物整理也在可以探视的环境中进行。
这样的整理和展出可谓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0000件，其中已经发掘整理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多件。与碗礁一号的陶瓷器相比，南海一号的文物年代更久、窑口更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就更被考古学者所重视。
“南海Ⅰ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有福建的德化窑白瓷、河北的磁州窑的瓷器、江西的景德镇窑的影青瓷和浙江的龙泉窑的青瓷等宋代的著名窑口瓷器，其中许多都是可以评为国家一级或二级文物的陶瓷精品。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当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在为外贸的形式争论不休时，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接受“来样加工”这种外贸形式了。
作为一本研究海捞瓷的著作，作者当然把比较大的篇幅关注瓷器，但是，这样做很可能造成错觉。因为，南海一号的价值虽然在于它所承载的文物，在于被打捞出水的瓷器，然而，南海一号的价值更在于它本身，在于它整体的文物价值。“南海一号”对于研究海上陶瓷之路、研究我国的陶瓷史、研究我国宋代的社会生活，研究我国宋代的造船技术、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史和研究我国宋代的对外交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南海一号的瓷器全部整理完毕，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必然会发出耿宝昌先生一样的感叹：“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新安号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偶然打捞出了大量中国青瓷，从而发现了元代的“新安沉船”。1976年至1984年，韩国考古界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并最终把它打捞上岸。在这条元代中国的沉船上，总共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目前韩国在木浦建立了博物馆展出新安沉船及其文物。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呢？这从所出水的瓷器的胎釉、器型和纹饰上可以做出判断，更可以从船上出水的铜权上的铭文可以判断，元代流行铜权，铜权上往往铸有铭文，新安沉船上铜权的铭文为“庆元路”字样，这是元代对宁波地区的称谓。同时，更为可靠的是，在一块木牌上还保留着“至治叁年”的墨迹，这是公元1323年，所以说，新安沉船是一条元代早期的船舶。
在新安沉船上有元代的一万多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也高，堪称元瓷的精品，保存状况又非常完整。其中一件为宁波“使司帅府公用”铭龙泉青瓷盘，说明了这是一件元代官窑的瓷器，它对研究元代官制和地方志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浙江金华铁店窑的器物，江西赣州七里镇窑的瓷器，都使我国元代外销瓷的窑口，有了新的扩充。这也说明了元代外销瓷的规模，出口瓷器的窑口已经遍及东南沿海。可惜的是，这件沉船上没有发现元代的青花瓷器，否则，对于国内关于元青花的争论一定有所帮助。
2003年10月，宁波的“海外寻珍团”一行来到了韩国新安郡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考察这条被韩国考古工作者从海底发掘出的元代沉船遗物。当这些贵宾被数百年前的沉船上的遗物深深吸引时，他们一定感叹我们祖先的伟大。在地球的海洋之下，有多少宝物还在等待我们去打捞和发掘呢？
海捞瓷，它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所记载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信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当一批又一批海捞瓷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时，不是一句简单的盗卖文物就可以聊以自慰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海捞瓷，去识别海捞瓷，由此去认识我们还尚未认识的中国陶瓷史，耿宝昌先生说得多好啊：“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就是海捞瓷！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海捞瓷。
越南的海捞瓷：中国清代青花瓷
自康熙至雍正、干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干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海捞瓷：海底捞出来的潜力股
（编辑白頔）“海捞瓷”是收藏市场上对于从海底打捞出水的瓷器的一种称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曾经有五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从而将原本深埋在海底的一个个历史碎片重新捡拾起来。特别是近期有媒体报道称，经过7年的保护性发掘，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此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海捞瓷也再一次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日，古陶瓷鉴赏家、收藏家胡智勇在接受中国文物网采访时就表示，海捞瓷品种多样，有些精美程度堪比官窑瓷器，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南海一号”沉船中的福建德化窑白瓷和福建磁灶窑绿釉瓷
海捞瓷在国内外拍场均受追捧
经过考古识别，这次“南海一号”内发现的海捞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民窑瓷器构成，品种超过30种。对此，胡智勇表示，这些曾经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传播东方文明与智慧的海捞瓷，而今能够重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除了在考古以及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以外，对于瓷器收藏市场来说，也将是一种新的刺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诸如‘南海一号’、‘碗礁一号’等沉船的发现，再加上之前国内拍卖行对于海捞瓷器市场的不断探索，使得海捞瓷逐渐成为一种广受藏家追捧的瓷器品种。”
据胡智勇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麦克•哈彻就曾将一艘清代沉船上的2万余件中国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由此，海外市场上开始频频出现海捞瓷的身影，并且深得国际藏家们的青睐，其拍卖成交价格也在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高。2001年11月，35.6万件“泰兴号”沉船上的青花瓷器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开拍卖，总成交额高达2240万德国马克，在世界拍卖史上创下了空前记录。到了2005年，海捞瓷首次登陆中国拍卖场。在同年秋天举行的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预估价仅为100万元的200多件海捞瓷器，最终以92%的成交率，取得了2727万元的总成交额。“这样的拍卖成交结果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内藏家对于海捞瓷的偏爱。”胡智勇说。
“泰兴号”沉船古瓷
藏家最看重的就是海捞瓷的真
海捞瓷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均受到藏家们的青睐，胡智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海捞瓷虽然不能与官窑精品瓷器相提并论，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背景，从中能够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古代沉船中以瓷器为代表的船货的考古研究，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贸易等情况，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是，与官窑瓷器相比，海捞瓷的数量要庞大得多，价格也更为亲民，非常符合大众收藏的需求，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参与其中。根据过往资料显示，即使是一艘不满百吨的中国古代航船也可装载万件以上的器物。因此，海捞瓷的单件市场价格其实并不算太高。以曾经于2001年11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的35.6万件“泰兴号”沉船上的青花瓷器为例，在这次拍卖中，许多器物的单件成交价仅为10欧元左右。
三是，海捞瓷的发现过程本身就是认定其真伪的最佳证明。作为直接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瓷器，对于其年代和真伪的鉴定相对容易一些，真品率也会相对更高一些，而这些也正是那些热衷收藏海捞瓷的藏家们最为看重的一点。
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特点的克拉克瓷器
鉴定海捞瓷不能只看侵蚀痕迹
随着海捞瓷被越来越多的藏家所认可和追捧，随之而来的一大批赝品也开始相继出现在收藏市场上。胡智勇告诉记者，有些人觉得鉴定海捞瓷的关键，就是看其釉面上是否存在着常年经受海水侵蚀以及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但是，海水侵蚀的痕迹其实是可以人为浸泡出来的，类似贝壳或者珊瑚等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也是可以做上去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鉴定海捞瓷的关键呢？在胡智勇看来，即使是再高超的造假仿制技术，也仍然无法完全重现当时瓷器的本来样貌。因此，他认为鉴定海捞瓷的关键与鉴定其他古代瓷器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看一件瓷器在造型、纹饰和工艺上是否符合当时的时代。
胡智勇表示，海捞瓷多以外销瓷为主，大都是为西方市场量身订制的，所以它们在造型、纹饰及工艺上与传统瓷器也有所不同，往往会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特点。以著名的“克拉克瓷”为例，作为中国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一种以青花为主的外销瓷器，克拉克瓷大多出自福建的漳州窑。其典型特征是宽边，在盘、碗的口沿绘分格及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的生产可分为明万历至清初和清康熙两个时期，前者为开光的青花瓷，后者则为胎薄。其中，万历克拉克青花瓷盘一般使用浙料绘画，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运用分水技法，形成三至四个色阶，为后来康熙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克拉克瓷这种多层繁缛，开光分格的构图形式，源自于元青花的构图形式，即元青花莲瓣杂宝纹样，以及伊斯兰陶瓷的繁缛茂密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而这种独特的时代特征也正是鉴定这种瓷器的关键所在。
专家简介：
胡智勇，江西景德镇人，嘉德在线专家顾问，“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瓷器专家顾问，业内著名的艺术品经济人。历任央视《艺术品投资》、《寻宝》、《鉴宝》，北京卫视《天下收藏》等栏目鉴定专家，《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执行主编，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在清华、北大古陶瓷鉴定研修班主讲古陶瓷鉴定课程，擅于普及和探求文物艺术品真伪的常识。
“海捞瓷”的历史片断：出水芙蓉汉陶俑
南沙出水汉五铢钱
南沙出水汉男俑
南沙出水汉女俑
海捞瓷，中国历史上外销瓷的一个分类。在历史上，中国的瓷器就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所以这条线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过去10余年，在越南的南海岸，历史上5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失事的沉船隐藏着历史的沧桑，是埋葬在海底里的一段历史片断。
由于船的装载量大，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上万件瓷器，因此在文物市场上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是海南收藏界的经典和骄傲。说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海捞”，很多人可能会将它与海捞瓷混为一谈，事实上，“海捞”的概念远比海捞瓷丰富得多。
业内人士称，“海捞”是海捞器物的总称，海捞瓷正是“海捞”中最耀眼、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门类，除此之外，“海捞”还包括海捞钱币、象牙、香料、石雕、琉璃、铜镜、红木、兵器、药材、珊瑚、紫砂、茶碾等，可谓繁花似锦、五光时色。
一件件精美的出水“奇葩”，密藏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活动，从汉代开始至清代，每个时期的“海捞”都有，从未间断。
从今天起，海南周刊将陆续推出“海捞”系列报道，同读者一同回味那些藏品背后珍贵的历史片断。
出水芙蓉汉陶俑
这是一尊高5厘米的男俑。他头戴围巾，双手合琴于胸，席地而坐，双趾内向交叠，笑容可掬。那份其乐融融的样子，难免令人想起出土于四川成都的汉代说唱俑。男俑双唇微微开启，嘴角略微上挑的轻鸿一笑，含蓄而不内敛，舒畅而不放纵。可能是男俑一曲完毕，怡然自得，仍沉浸在余音绕梁，袅袅仙曲之中而不能自拔。亦或是面对听众的掌声，有一点手足无措，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件陶俑，是1998年琼海渔民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进行水下作业时，无意中发现的。在同一处出水的，还有铜质五铢钱。此五铢钱圆形方孔，钱文五铢，重如其文，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四周郭，“五铢”二字古雅浑厚，凸版疏朗，品相上乘。据史料载，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下诏“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由此，这五铢钱，无疑为这几件“海捞”的断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出水的还有一尊5.7厘米的女俑。她一手持瓶于胸前，另一手抚膝，席地而坐。裙摆前逸出一绣花鞋，另一花鞋置于臀后。女俑盘巾束发，仪态清淑，典型的汉代墓画像中的侍女形象。女俑平静素雅，温润感人。汉代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通过泥土的揉捏，勾融了人类上善若水，淳真豁达的人性述说。
另一尊石敢当捉鬼俑，则把中国古代万物有灵、道巫合一的鬼仙文化表达到通透。此俑高7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短褐，气宇轩昂，威武雄壮。石敢当双手倒提小鬼双腿，小鬼伏于石敢当脚上呻吟哀号的样子。
石敢当原是一人名，最早出现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篇》：“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山东泰安一带，石敢当除暴安良，敢作敢为，在民间慢慢演变为神的化身。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等，均记载了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至今，各地还有建房时安置“泰山石敢当”石刻的风俗。
可以看出，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以汉武帝为例，他的一生就同鬼怪神仙联系在一起。石敢当捉鬼俑，真实再现了西汉谶纬观念的流行，以及道家思想在彼时世俗化的形态表现。但就其艺术性而言，石敢当捉鬼俑，于方寸之间填充精彩内容，充实而不拥挤，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汉人早已到南沙
汉代陶俑和秦俑类似，以白色陶土作胎，运用塑、捏、刻、画相结合的技法，揉合成气象万千的造型艺术，然后用黑褐、土黄、大红和粉白分别着色，以700℃左右烧制。处于由陶向瓷的过渡期，因此，还不具备瓷的特征。
南沙出水的这几件汉陶俑敷设粉彩和表层铅釉，已在烟波浩淼之中荡然而去。但是，洗去浮华铅尘流露出的却是一份率真，一份不加掩饰的、令人爱怜的汉代文化记忆！
早在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成考古队，在西沙
永乐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深航岛、广金岛等，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陈述岛、北岛和东岛等地，进行了第一次文物调查，又于1975年3月至4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调查。发掘出土一批西汉至唐宋的钱币和陶瓷，填补了西汉考古的空白。自1998年12月18日至今，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会同海南省文博单位，先后赴西沙进行了10余次水下考古，都取得了丰富成果。
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宝贝”，是最好的历史印证。海南建省伊始，老一辈革命家熊向晖，在游览三亚天涯海角时，依偎在傲岸巨石“天涯”两字之旁时追古抚今，触景生情，慨然赋诗曰：“此处何必名天涯，汉人早已到南沙。”
开张恣肆的汉代造型艺术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两汉雄强轰响400多年。汉代文学作品和司马迁历史丰碑《史记》一样，彪炳千秋，流芳于世。荡气回肠的两汉文章，不仅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艺术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创作灵感。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的98件东汉“铜出行车马仪仗俑”震撼世界。其中，脚踏飞鸟的“铜奔马”，写实俊美，灵动飘逸。而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汉墓造型艺术品，如彩绘漆棺和帛画、彩绘木俑，洋溢着楚文化典雅庄重、开张扬厉之美。线条游走之间，闪现出秦汉时期沉雄古朴，静穆神秘的恣肆色彩。
建国以后，出土的汉代陶塑兵马俑，前后有三次重大发现。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出土骑兵俑500余件，步兵俑1800余件，俑高44厘米至68厘米。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出土兵马俑80余件。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兵马俑1000余件。秦朝兵马俑与真人比肩而立，汉代兵马俑则重于精微，大若尺余，小则盈握可以手。两汉造型艺术的另一朵奇葩汉简，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重大变革。西北汉简纵横恣肆，开张飞动。荆楚汉简好圆好曲，妍美流畅。两汉造型艺术的恢宏气象，浪漫唯美，和汉时民殷国富，纵横四海的大国雄姿相映生辉。
南沙帆影数中原
据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象郡治理范围包括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平定了南越王国，也就是南方三郡。在三郡故地设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设在海南岛。至此，汉朝疆域版图濒临南海。
汉武帝刘彻视野开阔，胸怀四海，派遣使臣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汉武帝派遣的船队，从广东徐闻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汉书》卷二八下记载。夫甘都卢指今天的缅甸西南部一带卑谬附近。黄支国指印度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
《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所致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磁石”意指南海水下的暗礁，航船经过会触礁沉没或搁浅不能前行。《异物志》还记载，南海诸岛盛产海龟和玳瑁。
汉武挥鞭济沧海，南沙帆影数中原。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南海诸岛，中华文明的灵光永远镌刻在南海诸岛的礁盘上。
海石榴纹和莲花瓷纹
海石榴纹
海石榴纹盏
一种典型的陶瓷（器）装饰纹样。因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被民间视为象征多子的祥瑞之果，海石榴纹遂成为一种吉祥纹饰。石榴和蝴蝶配合，“蝴”与“福”谐音，构成了“多子多福”的寓意。
海石榴系从伊朗传入，最早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有模印贴花，也有刻花施彩手法，多与宝相花、莲花、葡萄等相配。其形象是在盛开的花朵中心露出饱绽的石榴果，或花苞之中满是石榴子，有的称“海石榴花”。
海石榴纹于宋、元、明、清瓷器装饰上多有所见。宋定窑白釉盘面上的印花海石榴纹线条微微凸起，有浅浮雕之美。元代青花瓷上海石榴纹多作辅助纹样，饰于器物的肩部。明清瓷器上以榴房多子为基本寓意的纹饰也较为多见。
莲花瓷纹
青花外粉彩荷花纹碗
又称“荷花纹”，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也是典型的宗教纹样之一。莲，原指荷的果实，后世莲荷混用，佛门奉之为“圣花”。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莲便成为陶瓷器上的流行纹饰。南朝青瓷常在碗、盏、钵、罐的外壁和盘面上刻划重线仰莲瓣，形似莲花。还有在器外刻划仰莲，而在器内心刻划莲实的，则更为逼真。南京市博物馆藏南朝梁的两件青瓷莲花尊，通体的仰覆莲，器盖也似莲形，采用堆塑、模印和线刻多种技法混合制成，更是同类装饰的代表杰作。
隋代青瓷碗和高足盘上，仍有沿袭南朝风格刻划图案化的莲瓣纹。唐代长沙窑双耳罐上有褐绿彩水涛莲花画面，风格趋于写实。宋代佛教世俗化，莲纹大量出现，但宗教意味已经淡薄。
元代青花瓷器上不乏莲纹，或作主纹或作辅纹，刻绘在瓶、罐、壶等器物胫部或颈肩部，既有一定的模式，又在定式中追求细部变化。明清各类陶瓷器及琉琉器上，莲纹普遍存在，多以缠枝、串枝形象出现，写实性莲纹和图案性莲纹均为常见。明永乐与宣德青花盘上，盛行一把莲纹。宣德以后，莲纹与鸳鸯纹的组合纹饰较为盛行。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外销青花瓷发展变化和价值
盐瓶·军持
托盘 饰以酒神巴克斯
青瓷碗 镶嵌以法国镀银附件
芥末瓶 镶嵌以荷兰包银附件
2012年4月29日，海口，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广州口岸图（清代） 水彩画（CFP供图）。
两个大杯，饰以“身材修长的美女”图案，其中之一镶嵌以荷兰包银附件
“元人崇白、波斯崇蓝”，青花瓷的发展与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未都称之为“汉族文化、西域波斯文化、蒙古文化的结晶”。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中国唐代沉船，中文意译为“黑石”号，从船只结构看应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绝大部分为长沙窑瓷器，而且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铭文”。“其中的三件青花瓷器，是目前为止可以佐证的唐代青花瓷。其纹样也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传统纹样，反倒是更具波斯风格。”广州市文物总店陶瓷专家张卫星认为。
从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开始，青花瓷有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制瓷水平时刻随着不同统治者的不同对外态度而变化。
要认识这样一个因对外贸易的变化而发展的瓷器的价值，除了梳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外，还需要看当时的雇主（中东、欧洲等地）的态度。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深圳蛇口特展厅项目主管孟露夏，她称，“用微缩的瓷器来装饰房屋模型是17世纪荷兰贵妇追逐的时尚”。
海归的外销瓷
“海归”外销瓷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几乎众所周知，甚而由此在17世纪引发了“东方崇拜”与“中国热”。那么，又是怎样的瓷器，一度在欧洲价抵黄金，竞相收藏呢？近日，在瓷器藏家杨小涟先生的瓷器陈列室里，这些瓷器中的“海归”令笔者叹为观止。 明崇祯时期的青花降龙伏虎罗汉筒炉是杨先生的得意收藏。筒炉颈部微束，腹部圆鼓，腹底环收，矮圈足外撇。炉体满施白釉为地，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腹外以青花绘制降龙伏虎罗汉故事图，以深浅不一的青花表现出生动的景物。怪石林立，水波荡漾，林木茂密；罗汉体态飘逸，面部丰满，镇定自若，正气凛然；虎为罗汉所擒，面露怯色，畏缩惧怕。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是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有趋吉避凶、安民保宅的寓意，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
杨先生说，明代早期瓷器多较为粗糙，但到了明代晚期变得非常精细，并以崇祯为最，为康熙时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件欧洲购回的外销作品的水平跟官窑的水平不相上下。炉身外镶嵌着法国风格的铜镀金支架，这是欧洲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国瓷器进行的一种改良。中国人比较喜欢自然淡雅，而欧洲人则追求富丽堂皇，这种金属支架对瓷器本身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装饰，使瓷器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将海外购回的瓷器金属支架去除掉，而杨先生则认为，这框架少说也有200年了，“应保持文物原来的样子。”
另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大将军罐是杨先生在美国南部小镇的一个古董店，从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颇为珍爱。瓶身画面表现的是“太平盛世图”，有商贾，更有民情民俗与市井百态。构图看似杂乱，实际上每一幅都有主题，官员、员外、樵夫、戏婴、牧童，一组组的情节关系巧妙联接。此外大到画面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故事、动物神情，小到人物的服饰、帽饰、道具、动作都一丝不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杨先生介绍道，由于粉彩最初成熟于清康熙年代，因而这件作品成形时尚属于粉彩的“幼年”阶段，由于工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较容易脱落，保存得这么完整实属不易。加之，雍正一朝11年，非常短暂，因而雍正时的瓷器非常罕见，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从未出现，只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过。”
另有嘉庆大瓶粉彩人物瓶、清中期梧桐青花壶等都精美绝伦，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认为，外销瓷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要求，是中国瓷器在明代和康乾盛世制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中国海瓷艺术
张永庆，出生于1978年，200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霍春阳、贾广健、何家英、周午生，其作品细腻、生动、传神。2010年作品《竹林鸣归》获滨州市首届花鸟画展一等奖；2011年《故园秋意图》入选山东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现为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郝晓芳，女，山东潍坊人，1986年12月生，2009年毕业于学院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擅长工笔花鸟创作，师从学院余建荣、冯美庭教授，深得其艺术要领。作品《花鸟系列NO.2》在博览会展出并收藏，多件作品被景德镇市陶瓷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中发表学术论文三篇。现任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从事陶瓷釉上釉中工笔绘画。
山东海瓷集团位于山东无棣经济开发区，是一家集产品制造、艺术品开发、文化休闲旅游、海洋资源利用、生活家居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属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旅游饭店协会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产品主要包括中国海瓷艺术、系列旅游产品、酒店用瓷、出口瓷、礼品及家庭用瓷、航空瓷等系列，5000余个品种。
海洋贝瓷又称“中国海瓷”，是继陶瓷、骨瓷之后世界第三大新瓷种。海洋贝瓷的原料中富含大量珍珠成分，含钙量极高，有如脂似玉之感，拥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美誉。海洋贝瓷中富含的钙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而且天然抗菌、无铅无镉，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陶瓷。同时还具有白度高、透明度好、热稳定性强和机械强度高等优良性能，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最好瓷种，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