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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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克拉克”瓷
1004期《中国文物报》陶瓷版有曹建文先生一篇文章，谈景德镇克拉克瓷窑址被发现的问题，让我想起近年“克拉克”瓷的研究与探讨。同一版面上，恰巧有毕克官先生对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慨叹，甚是有趣。我也谈点看法。
“克拉克”瓷引起国内外古陶瓷界重视，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福建省文物考古界尤其看重“克拉克”瓷问题的研究，1999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漳州地区召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克拉克”瓷。福建省重视本地区古陶瓷的研究，是值得一些省（区）文物考古界学习的。毕克官先生的慨叹十分有道理，江西确实应当加强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
“克拉克”瓷名称的来源纯属偶然。十七世纪初，一艘叫克拉克号的葡萄牙商船从中国贩去一大批明末的青花瓷器，途中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后，在国内拍卖获利引起轰动。“克拉克”瓷就是景德镇及福建漳州地区的民窑青花。外国人贩去的中国商品，也多是普通日用品。景德镇明清时期除官窑外，大量的瓷器是民窑生产的。贩运出景德镇的东西，国内国外并没有严格区别，只对外国人的口味即可。景德镇当时的陶瓷贸易也没有特别看重那些东西。有人说“克拉克”瓷在欧洲及中西亚、东南亚、日本有大量出土出水及收藏，国内少见。这不对。前十几年由国内贩运出去的这些东西确实不少，京沪收藏家手上的“克拉克”瓷数量也比较多。文物收藏类报刊登载的有关“克拉克”瓷的文章，不特别惹眼，是因为货色太普通了。若是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还好一些，漳州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更是逊色。国内真正有点品位的古瓷收藏家，收藏“克拉克”瓷，一定也讲究窑口的。漳州地区窑口模仿景德镇，无论造型、釉色，都不能比景德镇，即便是精品也难进艺术殿堂。我从资料上见过前两年在欧洲拍卖的福建德化窑清初青花碗盘器，不好看。比照曹建文先生文中所附彩照，景德镇与福建漳州地区的“克拉克”瓷很容易分别。德化青花比漳州地区青花还好一些。
青花瓷生产，离开了景德镇绝对没有意义。景德镇创造元青花，云南建水元代也生产青花，国家即便花大代价去研究建水元青花也是徒劳。据说浙江某地一宋塔中出土青花，有人说是宋青花，但科学依据不足。
“克拉克”瓷实际就是景德镇的明清民窑普通青花，国内也有人称作外销瓷。说漳州地区或德化的青花是“克拉克”也行，但它是对景德镇的模仿。毕克官先生有相当多的景德镇明清青花瓷标本，研究有成，文物艺术界有目共睹。毕先生的忠告值得景德镇、江西省乃至国家的重视。因为以景德镇现有的力量，研究元明清官窑都来不及，更何况去研究无可量计的民窑瓷。国家应当把相当的力量，投入到景德镇宋元明清官窑民窑瓷器研究中去，它是中国的一张千年闪烁的文化名片啊……
也说"克拉克"瓷
１００４期《中国文物报》陶瓷版有曹建文先生一篇文章，谈景德镇克拉克瓷窑址被发现的问题，让我想起近年“克拉克”瓷的研究与探讨。同一版面上，恰巧有毕克官先生对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慨叹，甚是有趣。我也谈点看法。
“克拉克”瓷引起国内外古陶瓷界重视，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福建省文物考古界尤其看重“克拉克”瓷问题的研究，１９９９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漳州地区召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克拉克”瓷。福建省重视本地区古陶瓷的研究，是值得一些省（区）文物考古界学习的。毕克官先生的慨叹十分有道理，江西确实应当加强景德镇民窑考古研究。
“克拉克”瓷名称的来源纯属偶然。十七世纪初，一艘叫克拉克号的葡萄牙商船从中国贩去一大批明末的青花瓷器，途中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后，在国内拍卖获利引起轰动。“克拉克”瓷就是景德镇及福建漳州地区的民窑青花。外国人贩去的中国商品，也多是普通日用品。景德镇明清时期除官窑外，大量的瓷器是民窑生产的。贩运出景德镇的东西，国内国外并没有严格区别，只对外国人的口味即可。景德镇当时的陶瓷贸易也没有特别看重那些东西。有人说“克拉克”瓷在欧洲及中西亚、东南亚、日本有大量出土出水及收藏，国内少见。这不对。前十几年由国内贩运出去的这些东西确实不少，京沪收藏家手上的“克拉克”瓷数量也比较多。文物收藏类报刊登载的有关“克拉克”瓷的文章，不特别惹眼，是因为货色太普通了。若是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还好一些，漳州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更是逊色。国内真正有点品位的古瓷收藏家，收藏“克拉克”瓷，一定也讲究窑口的。漳州地区窑口模仿景德镇，无论造型、釉色，都不能比景德镇，即便是精品也难进艺术殿堂。我从资料上见过前两年在欧洲拍卖的福建德化窑清初青花碗盘器，不好看。比照曹建文先生文中所附彩照，景德镇与福建漳州地区的“克拉克”瓷很容易分别。德化青花比漳州地区青花还好一些。
青花瓷生产，离开了景德镇绝对没有意义。景德镇创造元青花，云南建水元代也生产青花，国家即便花大代价去研究建水元青花也是徒劳。据说浙江某地一宋塔中出土青花，有人说是宋青花，但科学依据不足。
“克拉克”瓷实际就是景德镇的明清民窑普通青花，国内也有人称作外销瓷。说漳州地区或德化的青花是“克拉克”也行，但它是对景德镇的模仿。毕克官先生有相当多的景德镇明清青花瓷标本，研究有成，文物艺术界有目共睹。毕先生的忠告值得景德镇、江西省乃至国家的重视。因为以景德镇现有的力量，研究元明清官窑都来不及，更何况去研究无可量计的民窑瓷。国家应当把相当的力量，投入到景德镇宋元明清官窑民窑瓷器研究中去，它是中国的一张千年闪烁的文化名片啊……
明代外销第一瓷“克拉克瓷”亮相厦门
明代外销第一瓷“克拉克瓷”亮相厦门
本月底，明代沉船“南澳Ⅰ号”上的上万件瓷器可能将被全部打捞出水。据专家初步分析，出水的青花瓷主要来源于漳州平和窑。
随着“南澳Ⅰ号”打捞工程的推进，曾受宠于洋人的“克拉克瓷”，越来越被国内瓷器收藏人士关注。记者昨日获悉，从今天起，一批平和克拉克瓷精品将在裕鑫古玩城撩开面纱，向市民讲述三四百年前中国民间精湛的瓷器工艺。曾是明代外销第一瓷
“克拉克瓷”，很洋气的名字，却是正宗的中国明代造，而且其故乡在漳州平和。
昨日，“平和克拉克瓷经典民间收藏展”主办方介绍，今起在厦展出的二十几件克拉克瓷，集中了本土藏家和国外回流瓷器的精华，其中不乏受藏家关注的青花、五彩大盘、大碗。如一款五彩双龙双凤大盘，不仅器物保存完整，而且颜色焕发出跟新品一样的光彩。
克拉克瓷重新回归国内藏家的视线，与轰动一时的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工程密切相关。2007年开始打捞后，“南澳Ⅰ号”陆续出水了大量青花瓷，其后被专家鉴定为是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而克拉克瓷的主产地就在漳州平和县。
记者了解到，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见证了当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无限繁华。
民间收藏或持续升温
“明代克拉克瓷主要满足外销需要，国内长期对其关注度不高，收藏的完整瓷器也比较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叶文程教授表示，克拉克瓷属于民窑产品，在长期受到忽视后，现在正在重新焕发光辉。
据了解，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克拉克瓷总体不够精致。另外，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当时的欧洲人更多地把瓷器当做摆设，由此也造成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
不过，叶文程指出，随着这几年曝光的增加和考证的进展，克拉克瓷的真面目得以重新示人，在收藏界的关注度将不断提高，加上目前国内存量较少，未来的增值度还是很值得看好。“目前一个40cm以上口径的克拉克瓷，收藏价值在几万元。”
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
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获新生
日前，广东汕头市南澳县海域的明代古沉船“南澳1号”出水大量青花瓷器，被专家鉴定为产自福建省漳州市的“克拉克瓷”。曾经风靡海内外的漳州克拉克瓷，在沉睡400多年后重登历史舞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原漳州市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朱高健，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漳州古窑址研究。他于16日向记者介绍说，明朝万历年间，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上的中国瓷器被运往荷兰拍卖，受到包括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等人追捧，在欧洲引起轰动。由于这批中国的瓷器是从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上得到的，产地不明，在荷兰又是首次亮相，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
长时间以来，“克拉克瓷”产于何地的问题，曾经困扰国内外陶瓷考古界。
朱高健说，明万历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县志》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根据以上两则记载，专家们确信：平和县南胜一带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闻名遐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故宫博物院一个考察小组到漳州平和进行调查，意外地发现这一地区有生产青花瓷的古窑址。之后，当地文管部门采集大量瓷器标本与国外的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初步得出“克拉克瓷”原产地在漳州的结论。
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先后三次在平和县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陂沟窑址等地进行发掘。专家们发现，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其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完全一样。除此之外，还发现在日本被广为收藏却不明产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烧制窑口及标本。至此，外销瓷“克拉克瓷”产地之谜终于被破解。
朱高健说，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民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可以设想，这些窑口同时开足马力，日夜生产，火光映红花山溪，该是何等壮观。”
“克拉克瓷的盛衰完全取决于海运的兴废。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当年中国第一港的漳州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落。”
作为克拉克瓷原产地，漳州市近年来一直着手发掘保护这一“文化瑰宝”。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介绍说，早在2004年，平和县就将南胜花仔楼窑、南胜田坑窑、五寨大垅窑、五寨二垅窑、五寨洞口陂沟窑、五寨后巷田中央窑等六处明清古窑址捆绑为“平和‘漳州窑’窑址”，申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保”中，平和“南胜窑址”名列其中。
目前平和县博物馆正在积极争取资金，为五寨洞口陂沟窑修建一个永久性的保护棚。同时，平和县已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当地的古窑址进行后续的发掘、保护，推动克拉克瓷研究，再现古窑址真貌。
古陶瓷文化研究也一直吸引着漳州市一批民间收藏爱好者。漳州市民间古瓷工艺研究所所长林俊，10多年前就尝试用传统工艺烧制克拉克瓷。2008年7月，他创办漳州窑平和克拉克瓷研究基地，一步步摸索着失传数百年、近乎绝迹的克拉克瓷烧制工艺的新生路径。林俊最终不负众望，当年10月首批用传统工艺烧制而成的高仿真度克拉克瓷出窑。到2009年6月，该基地具备克拉克瓷批量生产的能力。
福建漳州“克拉克瓷”赴台南市展出
福建漳州制造的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29日启运，赴台湾台南市郑成功文物馆参展，预计将于7月1日下午抵达。
5年前，台南市对荷兰人曾经在当地的住所遗址进行考古探查，出土了大量所谓的克拉克瓷。参与当天启运仪式的台南市文化协会理事长郑道聪介绍说，克拉克瓷是早期两岸间经贸交流的一个见证，当时台湾的台南就是漳州陶瓷驶向世界的通销转运站。
郑道聪说，今年适逢郑成功开台350周年，台南市举办了成功启航2011郑成功文化节，并对17世纪船舶文物进行特展，克拉克瓷也作为其中一项展品进行出展。然而当地出土的克拉克瓷基本都是碎片，无完整的样品。
郑道聪告诉记者，克拉克瓷文物完整件要经过文物出口展览等多项手续，所以今年先采用仿古件，但其制造基本上都是用漳州出土的瓷片进行复制制作。
郑道聪介绍说，此次台南市举行的成功启航——17世纪船舶文物特展，展期从2011年4月29日至2012年3月31日，大陆方面的展品此外还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提供的船模。
该批仿制克拉克瓷的艺术品由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和漳州顺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赠予台南市，20件艺术品的类别及时期各不相同，可以从最早的草创期追溯到后来的贸易陶。
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朱东亮副局长表示，此次赠送台南“克拉克瓷”艺术品是漳台两岸以瓷为媒、以瓷会友、加强经贸文化、文化产业交流的一件盛事。
漳州向台南赠送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
12日，记者从市文化与出版局获悉，漳州向台南市赠送的20件“克拉克瓷”艺术品,已顺利抵达台南郑成功文物馆，并将在馆内永久性展出。
今年适逢郑成功开台350周年，台南市在举办郑成功文化节时，对17世纪船舶文物进行特展，并将漳州窑“克拉克瓷”列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展品。5年前，台南市有关机构对17世纪荷兰人住所遗址安平古堡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克拉克瓷”标本（碎瓷片）。因而，今年应邀组团前来我市参加“首届漳台小吃文化节”的台南市文化协会，力邀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能赴台参加“成功启航—17世纪船舶文物特展”，与更多的台湾民众见面。
此次秉承传统工艺制作的20件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由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和漳州顺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向台南市赠送，其中包括了仿“克拉克瓷”麒麟纹盘、仿“克拉克瓷”信泰瓶等漳州窑瓷器，瓷器类别及时期各不相同，但皆是表现17世纪“开台圣王”郑成功统一台湾期间的漳州窑瓷器。
据漳州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刘木进介绍，此次漳州赠送的20件漳州窑“克拉克瓷”，以仿古件的方式，根据传统工艺恢复烧制，重现美轮美奂的“克拉克瓷”，完全彰显了当年的古韵，历史内涵高于艺术品价值，丰富了郑成功文化节的展出，让台湾民众进一步了解漳州台南两地的历史渊源。
据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有关人士介绍，此次赠送台南漳州窑“克拉克瓷”艺术品是漳台两岸以瓷为媒、以瓷会友、加强经贸文化、文化产业交流的一件盛事，开创了两岸文化会展业的先河，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克拉克瓷”出产地在漳州，印证当时漳州瓷器经台湾再销往世界各地的经贸文化历史。
150件出口瓷器见证中国贸易
瓷器作为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人为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7月21日，美国长滩艺术博物馆《中国制造：里欧和桃瑞斯.霍多夫出口瓷器收藏在温图尔特》开展，150件展品都是中国历史上出口的瓷器餐饮用具、装饰用品。据悉，该展览到9月17日结束。
瓷器当初被介绍到西方后，备受上层社会的推崇，以至于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瓷器改变了西方人进餐的方式，他们开始在家里放置瓷器当作装饰品。而长滩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港，也是北美与亚洲来往的重要渠道。在这个中西交汇点，展出瓷器这个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物品，可谓意义重大。
瓷器这个中国能工巧匠们制作的价值不菲的商品、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是中西交流的物证。《中国制造》展示了自1550－1850年间，中国与欧洲、美洲之间的瓷器交易，以及中国瓷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通过展示中国贸易的历史与巨大的交易网，探寻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通过瓷器交易，展示中国商品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展览根据地理位置分成不同的主题，从小巧玲珑的茶壶到纪念性的花瓶，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一对制作于1720年的“战士花瓶”，制作细腻而精致，上面描绘了一对人骑着马打猎的情景。
展览的又一大特色是，用10幅水彩画描绘了瓷器产品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儿童到成年人，来到博物馆都能设计自己的瓷器，馆中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特殊程序，让用户通过看解说，明白瓷器和其他的陶瓷物品的区别，设计出自己心仪的餐盘等用具。
《中国制造》还展出了西方生产的产品，例如盘子、杯子和烛台。这些作品包括贵族们装饰在袖口的徽章、纪念大事的餐饮用具，例如有一套餐具上就有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此外，展品上也能看到像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等著名景点。各式的茶壶和汤盘上，都有宗教、神话等不同的主题。《中国制造》由瑞士温图尔特博物馆等主办，此次在长滩展出得到爱曼桑基金会以及长滩市的鼎力支持。
海上商旅
不容置凝，中国古代陶瓷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能道出这种影响的全部历史意义。世界上一些致力于考古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经贸史、工艺美术史的学者们，甚至包括其它一些行业的学者们不得不注意越来越多的古代中国陶瓷器碎片乃至完整器在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地被发现的事实。从公元六到七世纪以来，中国的陶瓷器就象星星一样在世界各地散布。在东南亚菲律宾的阿南巴明冈大学博物馆；吕宋岛的庇拉部落中世纪墓地；北婆罗州沙捞越首部古晋国博物馆；沙捞越河口遗址及尼雅洞六遗址；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在南亚的印度迈索尔州澶拉维利；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沼里城；阿利卡美德部落；在古称为"狮子国"的斯里兰卡科伦坡；科加拉佛塔；雅巴弗巴废址；在巴基斯坦的曼波尔废港；布腊富米纳巴德，潘贾布，马库兰；在中亚的古称为"波斯"地区有帝斯，达木巴格乌，卡拉底雅木西德，哈利勒路德溪谷，吉尔福特，沙利达基亚努斯，西拉福遗址；在伊朗的内沙布尔遗址；厄尔布尔土山南麓的列伊遗址；莎威，阿尔德比勒；在阿富汗的贝古拉莫遗址；沙里戈尔戈拉废址；在东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巴勒贝克；叙利亚的哈马；美索不达米亚的萨马腊遗址；在伊拉克的瓦吉特，库底西福哇，阿比尔塔；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沙莱博物馆有惊人的以青瓷和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大集藏；在阿拉伯半岛广袤之地，有南岸亚丁及附近卡乌德亚穆赛拉，阿布安废址；北也门的扎哈兰；阿曼的苏塔尔；石油之国巴林，在古代阿拉伯陆路交易中心圣地麦加；在东非非洲突角的加尔达非海角；沿海岸而下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桑巴给尔岛，马达加斯加尔岛；在埃赛俄比亚高原面临亚丁湾的索马里港口，吉布提，门户阿姻德，阿巴沙果格沙，以及更遍远的哈格尔，达加布尔；在埃及阿斯旺的阿布辛贝尔，亚历山大里亚，红海岸港口阿伊扎布，以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在上世纪末乃至本世纪相继在以上各地发现的中国陶瓷已经形成了世界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热"现象，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由此而产生的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东西方贸易交往史"诸问题。本文仅其中最典型、最完整、最全面的代表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遗址之一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作为论证。
从富斯塔特看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
有关福斯塔特遗址之发掘及其历史，本文不再叙述，本文仅谈谈与此题目有关的中国陶瓷出土情况。在本遗址中共发现"适当数字为六七十万片"的瓷片，其中中国陶瓷约一万二千片，占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其余皆为埃及式其它各国所出的瓷器[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陶瓷有三个特点。
（一） 种类繁多
它包括唐代的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宋代有龙泉窑瓷，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以及其它南方窑口白瓷。元代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广东褐釉陶瓷。明代与元代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五彩瓷。更为丰富。由上可知，它几乎襄括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各著名窑口所生产的名瓷，是一个典型的全面的中世纪（唐、宋、元、明）中国瓷器遗存。从唐代始，中国陶瓷贸易就到达了非洲，并且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朝。又由于比较其它遗址来看，本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数量及种类最为丰富，、以及有关福斯塔特的史料纪载，可以推测当时的福斯塔特是东北非洲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中国陶瓷是这个贸易中心持续的大宗贸易商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及收藏者的青睐。只有如此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该地发现的中国陶瓷种类齐全，品种丰富。
（二） 大多属南方窑系的产品
遗存中除唐三彩，邢州白瓷，宋定白外，多为中国南方窑系之产品，这一方面由于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相诮的陶瓷产业中心转入南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方窑系的产品便于从南方 沿岸海运，当地的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东南亚商人便是从南方各地大港口进行陶瓷贸易的。而且，从唐宋以后，中国贸易陶瓷的主要路线是海路，这一观点，本文不将于后论及。
（三） 质量优异并有大量青花。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试以同时中国输入日本的陶瓷作一比较：
埃及与日本所出土的中国陶瓷质量比较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
日本博多平台球场遗址
越州瓷黄褐釉瓷
有漂亮的篾雕，线雕花纹，少量镂花，施以雅致橄榄绿釉，多精品。
无图案，非常粗糙
如果当时福斯塔特（也即今天开罗的前身）真是国际一大贸易中心，那么，阿拉伯商人无疑对当时的大宗中国瓷器具有行家般的鉴赏力，而且，中国南方各窑场有可能专门为外销而制作一些产品。由于中国陶瓷令人喜爱并在国际市场大为畅销，这大大刺激了中国内地各大窑场瓷业的生产积极性。中外商人也因此而获巨额利润。这从元代青花大量发现也可证明。元代青花在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可谓凤毛麟角极为珍贵，在国际上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称完整的元青花器仅二百件左右[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福斯塔特却发现了元青花数百片。其纹式有花纹、鸟兽纹、人物图案等，其风格不受拘束笔锋锐利。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的铭文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热流中。元代青花瓷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毛文奇：Early Blue and White, Oriental Art, Spring 1977],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兰彩碗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宋代青花小碟[唐昌朴《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文物》1980年4期]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元青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来源于铜官窑。刘新园先生《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一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瓷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多种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他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倒解释了为何在埃及发现大量元青花碎片这一事实。过去国内学者总把中国青花发生的原因局限于中国国内来考察，而不是从国际贸易方面来考察，从中国瓷业生产与外贸的联系来考察，事实证明，这种考察是有极大局限的。应该这样看待元青花，它是中西双方进行陶瓷贸易而随之进行的文化、技术智慧结晶的产物。
中国贸易陶瓷对波斯与埃及的影响
正如中国青花瓷的发生受到了波斯陶瓷技术的影响，那么，大批的中国贸易陶瓷对西亚乃至波斯、埃及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陶磁片中，大部分是埃及产品，但是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都为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见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输入三彩的九到十世纪，模仿三彩的动脉就生产多彩彩纹陶器及线纹陶器。当中国的白瓷输入后，埃及就生产了白釉陶器。十一世纪后中国青瓷和青白瓷输入，埃及就出现青花白瓷。同样的情况也在波斯发现。八、九世纪中国输入唐三彩和邢州白瓷后，马上就有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刻文陶器）和白釉兰彩陶器，十一世纪中叶青瓷输入波斯，波斯陶器一反华丽色彩而呈现出宁静的青色，又成为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一次"青的俘虏"。象这样的情况其它地区也有。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是当时世界观陶瓷发展的一个支流，但在当时中国陶瓷无疑占领导地位。而中国陶瓷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这仅仅是因为中国陶瓷质量优异形式优美。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不仅为中国而独有，它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及仿制品就说明了这一观点。
中世纪中西陶磁贸易与中西交往
在这里，我们提到"世界"的概念。世界之大完全是相对而言，今天的"世界"不同于古代的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因为随着交通与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变小了。那么中世纪乃至古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在古代乃至中世纪东西方的人们如何为了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利益进行相互间的贸易的呢？这正是本节要论证的。许多年以来，只要人们一提到中西交往史，人们往往地想到"丝绸之路"，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此引缺乏了解而又仅有一家之说的缘故。后来，日本学者提出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使人们开了眼界。实际上，早在唐代就有比以上二说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共七条，五条为陆路，二条为海路。即"安东道，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丝道，""渤海道，海夷道"。以上七道以海夷道在商业上最为重要，它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海夷道"后来也成为日本学者所称为的海上"陶瓷之路"实际上这条路不但为陶瓷之路，也是"丝绸之路"，"茶之路"，只不过是用"陶瓷之路"更能体现这条海路的主要贸易品的性质而已。除了丝茶陶瓷之外，这条海路贸易的商品还有许多，这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乃至中世纪与西方交往是以陆路为主，还是以海路为主？一部分人持陆路意见，如过去的大部分国内学者，一部分持海路意见，这部分人较为现代，一部分人是海路与陆路折衷的。这是"调和派"。但不要因为它"调和"就看不起它，实际上，中西交往的海陆之争完全是以空对空，脱离实际。中西交往首先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交往条件：这些条件为：一交通能力：技术、设备，如航海需要航海能力，适合远洋船舶等，二交通机遇；这种机遇为政治的，经济贸易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纯为政治军事上的机遇。明朝郑和下西洋则为综合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结合的机遇。因此，考察中西交往问题切忌"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察中西方陶瓷贸易交往问题也是如此。中西方贸易交往先是以陆路为主，处于中世纪的唐代可为标志，大概唐代之前，由于航海能力有限，海路遥远，多以陆路为主。此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所云的五条陆路，和以后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希托霍弗恩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由于航海业的发达，贸易交往需要的强烈，以及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交往日渐增多，因而，中西方贸易交往主要以海路为主。又由于海路比陆路更有优点，如运输量大，成本低，安全可靠，在中世纪乃至以后，每路成为主要之路，所谓"渤海道，海夷道"即此，海上"陶瓷之路"即此。在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发现有中国古代陶瓷的遗址大部分都是接近"海夷道"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陶瓷全是中国[唐宋元明清]陶瓷产品，这足以作为自唐代以后海路成为中西方贸易交通主要路线的明证。埃及福斯塔特的中国陶瓷亦当为从海上辗转贸易而来。至于史料方面的记载更多，我们列举一二，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又据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记宋时广州海舶情形："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闲隙处。"对于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有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获其利，如《宋会要》载绍兴七年十月三日帝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又载："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市舶司全借番商往来贸易而。大商蒲亚里（阿拉伯人）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令劝诱亚里归国，往来于运香货。"从以上可知从唐宋以来，中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了，中西方商人，乃至政府无不大获其利。推动中世纪中西方陶瓷贸易的也只能是商业欲望而优美的中国陶瓷恰恰是大受西方诸国商人、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中国唐宋元明陶瓷那么多而丰富。同时 ，这种中西方陶瓷贸易反过来又推动了中西方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仅对陶瓷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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