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用瓷器鉴别。
晚清宫廷瓷器一般指嘉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的官宝瓷器而言，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时期的瓷器一般很少有人提及，因为无论从瓷器造型、颜色、纹饰、品种、数量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能与前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瓷器相比，它是一个衰落时期。 清代官窑制度，随着最后一位清帝宣统皇帝的退位，一并退出历史舞台。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日本人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即改行“帝制”，让溥仪再次登基，改年号 “康德”。
清 宣统粉彩福寿赏瓶
清 宣统年制粉彩花卉玉壶春瓶
早在溥仪上次仅做三年皇帝期间，景德镇御窑场就已彻底停业。但前朝留下的大量精美瓷器，足以供他享用了。由于在位时间很短，加之溥仪对于传统中国瓷器兴趣不大，宣统时期的皇帝用瓷，基本沿袭前朝，即便是一类题写“宣统年制”的器物，实际上也与溥仪的宣统王朝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由光绪晚期各地成立的瓷业公司所为。
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清 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湖南瓷业公司制”的瓷器，是由一所官商合办的新式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所制。光绪晚期，由湖南人熊希龄在湖南醴陵所创办，以生产醴陵五彩瓷器名扬天下。 醴陵釉下五彩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风、画意、画境更似写意山水画妙不可言，以致其声望，甚至超过当时的景德镇，因而在历史上，它也曾被誉为 “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省博物馆之馆藏珍品 清宣统釉下五彩瓷
清 宣统醴陵釉下五彩
景德镇瓷业公司就是后来的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宣统二(1910年)，它的前身，其实是明清御窑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底书“康德二年”“康德三年”，“康德四年”款的多件瓷器。
康德四年 红彩高足杯
“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号取“康德”，意在纪念，也寄托了溥仪光复大清王朝的心愿。但是仅仅11年，随着日本投降，溥仪皇帝的光复之梦破灭了！ 不过，由于有着深厚的工艺基础与精良用科，由江西瓷业公司烧造的这些瓷器，都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以秀美的器型，细腻的胎质，精美的彩绘，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瓷水平。 比起溥仪昙花一现的帝王光复梦，堪称民国官窑的康德款瓷器的振兴之路，却表现出别样的生命力，它不仅传承了中国陶瓷艺术的血脉，还在民国瓷绘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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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昙花一现的平定紫砂
无论前后两期，民国时的平定紫砂都体现出一贯的风格。一、素。平定陶器只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多彩缤纷。红泥南北都有，可是在平定工匠手中，被锻炼得油润发紫，宝光可鉴。白泥为南省少见，更成为平定陶器抗衡同列、取得优胜的利器。红白映衬，相得益彰。以白泥壶泡祁门红茶，以红泥瓯啜西湖龙井，个中风味恐怕正是平定陶器独步当时的秘密。平定陶器的造型，多为传统所有，少见当时流行的新奇样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的艺术价值。最简单的造型，却最能反映匠人的功力，圆器婉转流畅，方器挺拔劲朗，很好地体现了匠人的造型能力。平定陶器的装饰也崇尚绘事后素的审美观，抟泥塑形，略施刀工，绝少堆贴巧染的作风，却将泥土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二、雅。在改良的初期阶段，平民工厂就延聘名师，将宜兴紫砂的优良经验，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赋予到平定陶器中来，从而奠定了平定陶器良好的审美基础。无论器物大小，都有适合的装饰方法，所选装饰题材，很能与器物的功用相契合。小者如红泥瓶，瓶身娟秀小巧，红润可爱，饰以几只风竹，更觉清雅。大者如博古人物瓶，通体满饰图案，繁而不俗，诗画相配，可堪雅玩。受当时好古风气的熏染，平定陶器喜欢用金石古文装点器物，以增加对文人士绅的吸引力。民国年间，平定紫砂曾在陶瓷界占有一席之地，堪与宜兴紫砂媲美。然而考之文献，对当时平定陶业的记载十分有限，仅有平民工厂的一点消息；证之实物，流传下来的器物也难得一见，因此很难窥探到平定陶器全貌。诸多问题，如陶业衰落的时间和原因，制陶公司的性质和规模，制陶工匠的身份和籍贯，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昙花一现冮凉官窑 薪火烛天三百年
1930年4月22日，沈阳大东边门外有一民户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与卞宗孟、王晓楼前往察看，见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31字铭文。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伏兔于草丛间四处惊顾，十分生动传神。石棺上的“开泰七年(1018)”为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且瓶上所绘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见之物。由此可以断定，这件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无疑。金毓黻发现并及时记入其《静晤室日记》中的这件青釉黑花瓶，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向学术界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金毓黻也为后人尊之为“辽瓷之父”，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开始收藏此类瓷器。然而这位“辽瓷之父”却不知道他的故乡辽阳也有一种称作“冮凉官窑”的“辽瓷”。因为“冮凉官窑”的发现，已是这位国学大师离开辽宁以后的事了。
李文信考证冮凉官窑址
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 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它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在辽瓷认定八十多年的过程中，辽瓷的收藏与研究当以辽宁最有成就，其中以著名考古学家、东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先生最为突出，他也是辽瓷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写有《辽瓷简述》、《辽代陶瓷》、《陶瓷概说》(其中对辽瓷有详细叙述)、《关于辽瓷编写的一些意见》等，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他当年确立的。如辽瓷中最典型的“鸡冠壶”，原来是称作“马镫壶”或“皮囊壶”的。后来李文信在1958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的《辽瓷简述》中纠正说：“壶上近口处都有一个鸡冠形有孔的大鼻，所以呼作鸡冠壶，有人称作马镫壶是不合适的。”同时将鸡冠壶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等五种，李文信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为陶瓷界所沿用。
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辽阳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窑”位于辽阳市东偏北约30公里的冮官屯村。 1988年古窑址确立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着李文信先生笔记中的记述，沿着他当年走过的遗迹，我曾几次到冮官屯寻访考察，站在冮官屯对面的山顶上就可以大致看清整个村庄的位置。它的西部为丘陵地带，南面为千山余脉，北面隔河与灯塔市西大窑镇相望，西南13公里与小屯镇对接，正南距弓长岭区与汤河镇25公里，东南5公里为太子河上的葠窝水库。从长白山脉流出的太子河经过本溪由东而来，绕过村北，流出村西，最终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出渤海湾。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渐宽渐深地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半岛，而村庄正处在这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中。冮官屯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北岸为宽阔的砾石和沙滩。北岸不远处为唐代的白岩州、辽岩州、金石城县遗址，俗称燕州城。据村里老人说，冮官屯原有两条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条，北街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中心。在岸边冲刷过的河崖断层中，有窑址、窑渣堆、灰坑等裸露出来，陡坡上一二百米内散落着厚厚一层瓷片、窑砖和窑具等。
如今，冮官屯古窑址边上的太子河水依然汪洋一片，虽已漫漶到岸边林中，但总是波澜不兴，碧水涟涟。村民说这一段河水不管多大，都不会波涛滚滚，年复一年，总是这样静静地流淌着。村庄离河不远，最近人家的后院墙就垒在南河沿的高坡上。河岸漫坡上散落的古窑瓷片，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泽。沿河人家那灰白河卵石砌成的院墙、菜园子墙甚至厕所墙上，不规则地夹杂着深褐色的砖石，那是八九百年前冮官古窑的耐火砖，人世间最奢侈的砌墙石。砌在墙上的块块古砖，沙粒斑驳，古色苍然，如同一幅油画上最凝重的一笔，饱含深情地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太子河边桅杆林立，冮官屯里窑火烛天的繁华旧梦。
“冮凉官窑”曾经创造了
近三百年的繁华
“冮官窑”始于辽，盛于辽金之交，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为什么辽代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繁盛的窑业？这主要是当年辽阳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在“冮官窑”繁盛的辽、金时代，也是辽阳历史上最为隆兴和繁华的时期。唐朝末年，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他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并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率军占领辽阳，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又将东丹国的都城连同民众一起迁到辽阳，同时称辽阳为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当时称为南京城的辽阳规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门，设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声鼎沸。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又将辽阳改称东京，同时还设置辽阳府，统称为东京辽阳府。公元1116年，新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克辽阳，金袭辽制，仍以辽阳为东京，为国之陪都。同时又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所以辽阳城不仅延续了辽时的繁华，而且更处于一种非常荣耀的地位。这种繁华与荣耀的具体标志，就是我们今天到辽阳见到的全国六大古塔之一的辽阳白塔。
辽阳在辽、金时代的这种独特地位，自然为“冮官窑”的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或说辽阳的繁华与荣耀更需要具备制瓷条件的冮官屯兴旺繁荣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冮官屯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没有“冮官窑”的时候，太子河还不是现在这个称呼，那时称衍水、大梁水、梁水。太子河的称呼似乎是和“冮官窑”一起诞生的，从诞生那天起，它们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冮官屯制瓷业的生命线，是它维系了整个冮官屯辽、金时代制瓷业的繁荣，这一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窑场所必须的条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考察游历，考察过后，他在给奥日神父的信中说：“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且汇合在一起，一条较小，而另一条较大，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这里水流流速大大减缓了，有时可以看到在这宽阔的水面上，并列着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日都有无数的小船停泊。”他在这里说的那条大河就是景德镇的昌江，后来瓷绘艺人代指瓷都的那条河。从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见出，冮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镇极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网交错的太子河水系为冮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备条件。因为水是制瓷业最需要的自然资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装水车带动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还是“冮官窑”水上运输的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尽是遍布的窑场，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肯定还会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船只驳运，转入辽河，出海或是进入关东腹地。从水上说，“冮官窑”具备了辽代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窑得以延续近三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冮凉官屯是当年
中国北方陶瓷集散地
从现存“冮官窑”古遗址上看，当年窑场曾遍布冮官屯一带，太子河两岸方圆数里之地。这就足以证明，当时“冮官窑”的陶瓷产量一定是巨大的。这样，在辽金之交的二、三百年间，“冮官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场而成为“五京七窑”之一，成为辽、金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的集散地。
“冮官窑”烧成不用匣钵，而是在较大的圆形窑炉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这种烧法说明在当时窑业技术和降低成本上已有很大的进步。其产品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酱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瓷、兔毫釉和三彩器。器型多杯、盏、碗、盘、碟、瓶、罐，还有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和兽首埙、围棋子、油灯、纺轮等。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这些瓷器大都胎骨厚重，含有杂质，瓷片断面呈米糠样，瓷化程度不高，或颗粒明显，基本烧结。白瓷色呈灰白或黄白，器表多施化妆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大多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极薄，几如素胎。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少光泽。由于不用匣钵装烧，瓷胎和釉面受火部分往往挂有薄薄一层红黄油污，胎质部分尤为明显，这是“冮官窑”产品重要特征之一。“冮官窑”中刻花、划花的瓷器较少，白瓷黑花器的数量也不多见。但也有少量堪称精品的瓷作。如颇似定窑的白釉碗、剔粉雕缠枝花白釉碗和颇似建窑的兔毫盏与执壶等，都让人深感“冮官窑”绝不仅仅只生产大众实用器。如窑场里发现的兔毫盏和兔毫执壶，釉色精美，窑变瑰奇。兔毫釉因以铁作呈色剂，生坯挂釉，高温焙烧时部分未熔化的铁分离出来，密集结晶，于是在黑色釉上呈现出兔毛一样的金色丝纹。“冮官窑”中的这类产品，说明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自然也学南人样，品茶用起兔毫盏，将遥远的福建建窑工艺引入到了“冮官窑”中。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冮官窑”中的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籍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从冮官窑瓷作的写实造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冮官窑”的繁华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八九百年，元、明、清都成了过程，一个空白的过程。我最为之叹惜的是当年的制瓷者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没有一丝一点的文字记载，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工匠吗？据史料记载，辽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将定窑、磁州窑和山西大同浑源窑的大批窑工掠入辽境，为其生产日用陶瓷品。这其中，会有很多关内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来到冮官屯，所以冮官窑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艺和形制上才会出现兔毫釉和明显的定窑、磁州窑特征。这些来自外乡的陶瓷艺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艰辛的劳作自古以来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烧窑、磨豆腐。他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艺术，从来都是受到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认。他们虽然为冮官窑的繁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被湮灭的命运。就是他们同时代所创造的瓷器，也只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才浮出尘埃，这还多亏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学者，冮官屯人的乡亲，是他才使冮官窑和它同时代的窑工们所制造的产品有了一个名称——辽瓷。
冮官屯烧窑制瓷工匠们的姓名虽然没有像他们创作的作品一样出土面世；为他们作品冠上时代之名的史学大师也遗憾地没有一睹冮官屯的地下宝藏，但这些都掩藏不住太子河边的工匠们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托起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一段留给我们后人追寻与赞叹的繁华旧梦。
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欲平息“叛乱”必用兵，打仗却是最烧钱的事，当时国库存银仅数百万两，要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要千万两，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国库里特供宫中使用的钱财）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内瓷器的主意。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八月二十二（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当时清廷财政状况如何呢？荫昌在出发前曾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载泽当时告诉他，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因为这时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万英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英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黄地轧道粉彩开光三羊开泰图碗
武昌起义爆发后，八月二十三（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于八月三十（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九月初六（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宫中私房钱此时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十一月十七（ 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一（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清朝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据赵尔巽的估算，价值应在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外国商人对大内藏品很感兴趣
当时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牵头。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后，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举国正在忙于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
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总是值得庆幸的。
光绪瓷器价格居晚清瓷器之首的原因？
光绪瓷器的价格为何居晚清瓷器之首？这与当时景德镇瓷器烧制的复兴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的光绪皇帝，其母是慈禧之妹，1875年光绪即位，慈禧仍然主导着朝政。1875年至1908年，光绪帝在位34年，在清朝十帝中仅次于在位61年的康熙帝和在位60年的乾隆帝，历史学者将光绪朝称为晚清王朝的回光返照期。因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被平息，光绪时期社会秩序相对进入到了一个所谓“同光中兴”的平稳期。瓷器生产方面，在光绪大婚、慈禧六十大寿、七十大寿等重要喜事的推动下，上行下效，烧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达到了乾隆以后的盛期。如光绪二十年，为慈禧“万寿节”烧制瓷器花费白银就达129963.435两。
从档案记载及传世器物来看，光绪瓷器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的传统器型，既有仿古也有创新。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景德镇始终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瓷器烧制。瓷器研究专家认为，此时期烧制的慈禧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是本朝比较少见的精品。常见器型有大缸、花盆、碗、盘、盒等等，“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器物上有“大雅斋”3字款，以及“天地一家春”“永庆升平”、“永庆长春”等闲章。装饰纹饰题材多样，以藤萝花鸟、鹭鸶莲花、葡萄花鸟等等最为常见。2002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清光绪“大雅斋”款的黄地粉彩喜鹊登梅图大碗就拍出了15.4万元。
光绪时期景德镇仿古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乾隆以后的最高峰，仿康熙、乾隆两朝瓷器最多，以仿康熙青花瓷成就最高。有学者认为，仿古瓷的大量烧造，与上层社会对清三代瓷器的好古风尚相关。虽然是仿古，但是制瓷的手工绘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本朝独特的艺术风格，纹饰丰富多彩，装饰华丽生动。《饮流斋说瓷》中有“而光绪近年仿康、乾诸制往往逼真，鱼目混珠，识者憎之，然不能不谓其美术之精进也”的记载。有研究者指出，光绪朝仿乾隆粉彩瓷的器物胎釉细致缜密，工艺精湛，最具代表性的是粉彩九桃大瓶、百鹿尊等琢器。此时期新创烧的器型也不少，比如秋操纪念杯、云蝠赏瓶等。釉彩方面仍以粉彩、青花及单色釉为主流，也出现不少新釉彩品种，如浅绛彩。光绪朝瓷器的款识种类也居晚清几朝之首，除常见的干支年款外，堂名款也较多，其中以“长春宫制”、“一善堂”、“慎德堂制”、“退思斋”、“春怡堂制”、“甘泽堂制”等款识的瓷器制作较精。
粉彩、单色釉瓷之外，历年成交价最高的光绪青花瓷器也超过了百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高40.7厘米的青花“天下第一泉”字坛以96万港元成交。这种盖罐早在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时，曾创下55万元的成交价。盖罐盘口，短颈，溜肩，圆腹，圈足，足内青花书“大清光绪年制”楷款。有意思的是，盖罐的肩部以篆书题写“天下第一泉”4个大字，罐腹以青花书馆阁体乾隆御制诗《御制试中冷泉作》全文。有藏家认为，当时这种罐是为慈禧饮水而烧制的，所盛的泉水是每日从北京西郊玉泉山运来的。当然，这仅是现代人根据记载的一种推测，但却给这种瓷器平添了些许传奇。
光绪瓷器存世量大，近年来上拍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据笔者大略统计，中国市场历年成交价超过百万元以上有十余件，大部分都在近两年创出。有藏家认为，嘉道以后，光绪瓷器因为量大，收藏起来比较容易成专题，将是未来晚清官窑瓷器收藏中的一个潜在热点。2010年北京地区拍出了3件超百万元瓷器，器型都较大。北京保利秋拍1对清光绪御制黄地粉彩百鸟朝凤大瓶以246.4万元居历年之首，对瓶高140厘米，原是民国时期上海巨贾叶澄衷之子叶贻铨旧藏品，后归上海友谊商店。该公司春拍还以109.76万元拍出一组美国藏家旧藏的六扇屏清光绪仿珐琅彩二十四孝瓷板。北京翰海秋拍，底书“储秀宫制”篆书款的清光绪黄地彩云龙大盘以112万元成交。近年来，较好的光绪瓷器价格大多在六七十万元。
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
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其瓷器早在魏晋时期已很走俏，远销各地。唐宋时期，景德镇瓷器进入宫廷，备受皇帝喜爱。明清两朝是当地瓷业的黄金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立官窑，汇集优秀瓷匠，垄断优质的制瓷原料，烧造出巨量至精至美的御用瓷器，景德镇从此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清宫瓷器档案，透过这些皇宫秘档，可从几个侧面了解到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背后的隐秘。
异彩纷呈的清宫瓷
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民窑是为平民百姓烧制日常生活用瓷的窑厂，官窑则指专门为宫廷制造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年间，这里的瓷器得到宋真宗的赏识，于是用他的年号来重新命名。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皇家指定的瓷器烧制厂，而且是这500年间唯一的御用瓷器定点窑址。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正式设立景德镇官窑。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扶植，这里达到空前的繁荣。
康熙帝十分注意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他和后妃们放下满族传统的粗瓷大碗，爱上了细腻考究的官窑瓷器。康熙时的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展现的画面极富层次。康熙五彩瓷色彩瑰丽丰富，画工考究精妙。此时外国传教士不断进入宫廷供职，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珐琅画深深吸引了康熙帝。他决定将珐琅技术用到瓷器上，康熙五十年（1711年）， 珐琅瓷烧造成功。此后，景德镇官窑又将珐琅技术逐渐运用到五彩瓷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
雍正时景德镇官窑烧制珐琅瓷、粉彩瓷的技艺日臻成熟，色泽粉润、装饰秀逸，显得柔丽高雅。这一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再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瓷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
乾隆帝好大喜功、爱摆阔，景德镇官窑在乾隆朝为满足宫廷的特殊需要，烧瓷技术进一步提升，留下了珍贵的瓷器精品。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细腻，色彩至为华艳。各式各样的镂雕瓷是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外，更有双层透雕的转心瓶、转颈瓶等，其构造之严密、构思之奇妙，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时期还流行仿生瓷，仿照动植物、特别是瓜果形态的瓷器，无不惟妙惟肖，到了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之后的清代六朝，景德镇官窑水平逐渐下滑，比较起来光绪时的瓷器在清后期算是较为精良的。
景德镇官窑每年运到京师的瓷器成千上万，这么多的瓷器，当然并不是皇帝一个人享用。宫中簿册记载，这些瓷器有的直接搬进御膳房、御茶房，有的分配到紫禁城的各个宫殿陈设摆放，还有大量向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这些皇家宫苑以及太庙、陵寝等分派，更有不少由皇帝拿来赏赐皇子皇孙以及文武百官。清朝皇帝还经常把瓷器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各国，比如康熙帝送给法王路易十四、乾隆帝送给英王乔治、慈禧太后送给美国使臣和日本皇后的礼品中，都有大量珍贵的瓷器。
皇帝亲自改画样
御用瓷器非常讲究式样，景德镇官窑烧造的大部分瓷器由承办皇宫御用器物的内务府造办处出样。这些瓷样都是根据皇帝的旨意由宫廷画师绘制的，叫画样，有的还做成形象逼真的木样、漆样。官窑接到宫里送来的图样后，严格依照式样烧制。有时内务府直接将清宫旧藏瓷器发往景德镇，叫官窑仿照已有成品式样烧造。另外，景德镇瓷匠有时也会设计出新的花色品种进呈皇帝。
清朝皇帝对官窑瓷器十分重视，常常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画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生活档案中，这样的事经常见到。这里我们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雍正帝对瓷器画样的要求是何等细致乃至苛刻。其一，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二十四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其二，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其三，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初十日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
一年烧造多少，花银多少
景德镇官窑每年要为皇帝烧造多少瓷器？督窑官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奏报，每年秋冬两季向皇宫上交瓷器总共600余桶，其中盘、碗、碟等圆形瓷器1.7万件左右，瓶、坛、尊等雕琢瓷器2000余件。乾隆六年（174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年共烧过瓷器胚胎4万多件。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一年只烧造几百件。同治七年（1868年），景德镇官窑为同治帝大婚烧制瓷器120桶，计7294件。
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的开销账目是十分清晰的。从现存档案看，自乾隆年间到宣统二年（1910年），基本上每年都有各种清册进呈内务府，银两数目极为详细，大到本年烧造瓷器所用的银数，小到捆扎瓷器稻草的花费，每笔开销都记载详尽。奏销账目中若差分毫，都要由督窑官赔补。
那么，景德镇官窑一年要花多少银子？清宫档案记载，康乾时期每年烧瓷用银的限额是1万两。晚清虽是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但慈禧太后为了个人的享受和挥霍，却是大把大把地向窑坑里扔银子。她五十大寿时烧制瓷器用银1.5万两；七十大寿时，烧瓷又耗银3.85万两。
官窑瓷器的 损坏赔补和次品处理
瓷器在烧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坏。乾隆十二年（1747年），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在奏折里说，按以往定例，烧造瓷器损坏三成以上，要由督窑官赔补，三成以下的不追究责任。他认为这个规定太宽，经他奏请，从这一年开始，改为瓷器烧造损坏两成以上就要赔补。
以往有一种说法，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都砸碎销毁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明代中期以前确实如此，官窑稍差些的瓷器，皇帝不想用，别人也不能用，都砸碎销毁了，所以后来在景德镇的窑址附近能发现埋有成堆的明代官窑瓷片。但从明朝中期之后，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就不砸了，而是进行变卖。
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督窑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万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庄亲王允禄在奏折里说，次色瓷器虽有瑕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因此按惯例变价处理。乾隆六年以前，景德镇官窑的次等瓷器都要送到京师，或是皇帝用来赏赐，或由内务府的瓷库变卖处理。由于把几百桶的瓷器运到京师还要花一大笔包装费、运输费，乾隆六年以后，次等瓷器就在景德镇当地直接处理了。但不管在哪里变卖，这笔钱都要落入皇帝的腰包，交到内务府的银库里去。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总编辑，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帝王与佛教》、《清朝十大科场案》等。
珐琅彩：高贵的宫廷御用瓷器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珐琅彩是唯一一款在宫廷烧制的御用瓷器，在所有瓷器中出身最高贵，这也为它的身价攀升提供了足以傲视其它瓷器的资本。
光绪 蓝釉珐琅彩瓜果纹盘（一对） 成交价 RMB42.483元 拍的高拍卖（国际）有限公司相传历史上在我国江西瓷都附近，曾有一产胡姓人家，时代烧瓷为生。他家的瓷制品因为精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因此惊动了官府。大臣想让胡姓人进宫专为皇上和皇宫制瓷，但他不愿意进宫，于是大臣们在宫里特设一个窑，按照胡姓人的烧制方法烧制出了精美的珐琅彩瓷器。为了区分宫里与民间瓷器，也为了显示这种瓷器的出处，有人就将“胡”字拆开，将专为宫中烧的这种珐琅彩瓷器叫做“古月轩”。
珐琅彩没有大的器物造型，绝大多数是盘、碗、杯、瓶、盒、壶，其中碗、盘最多，只是每一品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珐琅彩瓷器在胎质的制作方面非常讲究，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在如此的胎质上又施釉极细，釉色极白，釉表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的现象，确可用“白璧无瑕”来赞誉。
这几年，珐琅彩一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宠儿，一直是中国瓷器市场价格的翘楚。据记载，清宫收藏的珐琅彩瓷器约有400件，其中300件在抗战时期南迁，后于1949年运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在历年市场上流通和藏家收藏的珐琅彩瓷器则不超过50件。据悉，这些流转世间的珐琅彩瓷器则多是因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抢劫紫禁城以及晚清宫廷非法偷运而流失海内外的，其价格从晚清民国至今一直高高在上。
清乾隆 珐琅彩山水人物纹鼻烟壶 成交价RMB397.25元 北京中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珐琅彩起始于康熙后期，鼎盛时为雍正期之乾隆期。但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工艺最美。乾隆时期慢慢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同时还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彩和粉彩共存。
收藏珐琅彩要注意以下要素：
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造型：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
绘画与纹饰：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工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入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
款识：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匡，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匡形一种。
清宫御用瓷器精品南博首次亮相
红彩龙纹高足盖碗黄地粉彩描金福寿无疆纹渣斗
青花十二月花卉纹杯
里外全黄色龙纹碗盘为皇帝、皇太后、皇后使用；里白外黄色为皇贵妃使用；黄地绿龙为贵妃、妃使用……三四百年前的清廷，什么时候开饭，主子们分别用什么餐具，颜色、花纹什么样？都有森严的等级规定。
皇家食用器具和平常人家的饭碗有啥不同？昨天，南京博物院首次推出《美食美器——清宫食用器皿展》，百余件珍贵藏品让市民们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清代宫廷的“膳食”故事。据了解，该展将对外免费展览一个月。快报记者胡玉梅实习生张静文
【吃】
康熙开创小厨房
“清朝自康熙时代开始，就盛行小厨房制度，到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就整天疲于应付。”南京博物院陈列部的专家周玫告诉记者，在清朝，皇帝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
清朝初期，皇帝都有固定的“进膳”时间表，但到了末代皇帝溥仪，就打破了这种时间表，只要他吩咐一声“传膳”，皇帝专用的一套器具就会送到眼前。“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戒备下毒而设的。在菜送来之前，都要经太监尝过，确定没毒，皇帝才能用。”周玫介绍说，清朝历代皇帝日常膳食的场面差别很大，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康熙皇帝进膳时就比较简单；乾隆帝每次进膳的菜肴一般都在四五十品以上。
黄釉是皇权等级的象征
走进南博展厅，就像走进了清朝宫廷的“御膳房”。周玫说，这一百件藏品是从南博馆藏的20多万件瓷器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有63件御窑烧制的瓷质食用器具，20多件玉质的，还有一些是铜胎画珐琅。
刚走进去，一个口径40厘米的金黄色海碗就展现在众人面前。它的周边，还有一些黄釉盘。随着展厅的推进，黄色逐渐变少，进而出现了花纹，仔细观察，这些碗、盘上都爬满了龙纹。
同为宫廷用具，为什么有的是全黄？有的只有一点黄？有的一点黄色都没有？周玫神秘一笑，她带着记者转了一圈，“这个黄釉盘是全黄釉的，为皇帝、皇后、皇太后专用。这个盘乾隆皇帝曾经用过，而这个外黄釉内白釉盘，则是皇贵妃用的。再看这个黄地素三彩花卉云龙纹盘，是康熙的贵妃、妃子们用的，还有这个青花地黄彩云龙纹碗，是妃嫔们用的。”
据了解，在清代，黄釉的多少标志着使用者身份的高低，由全黄釉到以黄釉为地，再到黄釉作彩，及至没有黄色，等级规定非常严明，不得簪越。
【喝】
慈禧喝茶视季节选盖碗
喝茶是清代皇帝们都喜欢的。据说，乾隆一天早中晚要喝三趟茶，定时定量，从不间断。而乾隆之子嘉庆皇帝也是一个爱茶的主，南博的展厅内，展示了康熙、乾隆、嘉庆等用的盖碗。其中嘉庆用的盖碗上还有他亲自题的诗。周玫介绍说，这样有皇帝御诗的盖碗比较稀少，价值连城。
展厅的一角，还展示了两个特殊的茶托。“清代皇宫中的茶托多是金、银、铜胎烧制的，制成圆形、荷叶形、莲瓣形、元宝形等。1862～1874年，慈禧太后用茶具到了极致，她饮茶视季节选用盖碗，冬季饮茉莉花茶时，用黄地白里万寿无疆瓷盖碗，这种碗胎薄如纸，瓷面光洁均匀，造型纤秀精巧，纹饰五彩缤纷。到了夏季，慈禧太后喜欢用白玉金盖碗泡金银花茶，碗以羊脂白玉琢成，盖为黄金四层塔状，淡淡的茶汤与白玉、黄金相互映衬，显得清晰明快、清爽宜人，衬托出品饮者的高贵身份。”
十二月花卉杯是无价宝
酒，在清代皇宫中也是不可少的。在展出的珍品中，还专门陈列了祭祀盛酒用的“黄釉海碗”，以及青花梅瓶等等，工艺异常精湛。
展品中价值最高的当属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十二月花卉纹杯。记者发现，这套花卉杯共有12件，每一个杯子上都有不同的花纹，一月份是水仙花，二月是迎春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兰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花，十一月月季花，十二月梅花。
工作人员介绍，“12件为一套，也叫十二月花神杯，杯的一面是花纹，另一面则配了对应的唐诗。杯底还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套杯子只有在重要宴会上才会使用。几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类似的一套花卉杯拍到了上千万元。现在，这套杯子已经比几年前更珍贵了。”
【吐】
“垃圾篓”非常精致
皇帝们吃剩的骨头、鱼刺吐在哪里？在展厅内，记者看到了雍正使用过的炉钧釉渣斗，这个渣斗通身深蓝色，腹部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有点像被压扁的小痰盂。周玫说，这是清代皇帝、妃子们专用的“垃圾篓”。“你看这个渣斗，看起来很小，也很精巧，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据了解，皇帝、妃子们将渣斗放在桌上，吃剩的食物渣滓就吐在里面。明清两代的渣斗也被放在床边和几案上，用来放微小的废弃物，后来用途渐渐拓宽，材质也日渐多样起来。
幕后：皇宫珍品劫后余生
“展示的这些文物，最早来源于热河、奉天两大行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是如何流传到南京博物院的？
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周玫很是感慨。她说，1911年宣统帝退位，民国政府全面接收故宫文物。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学者们对故宫文物进行了调查和整理。但是，时逢乱世，故宫文物便开始了其漫长的南迁之路。先是从北京到上海，然后又到南京，接着又辗转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又再次迁到南京。南京博物院作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传承者，收藏了较多的宫廷旧藏，其中20余万件瓷器中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官窑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