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五代十国上乘大唐盛世，下启各业繁荣发展的赵宋王朝，是衔接两个侧重面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一环，五代十国的白瓷生产就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五代白瓷承上启下，上承隋、唐邢窑及河南以巩县窑为代表的诸窑的影响，下启宋代定窑的发展高峰。要理出五代十国时期仍在发展的南方白瓷业，就要对当时的历史，特别是杨吴国与南唐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先作一些简略的回顾。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分裂时期。十国中的杨吴国与南唐国是此期有承接关系的二个南方小国。杨吴政权由唐末的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杨行密创立。杨行密是在唐末乱世中崛起的民间武装首领，后投奔庐州官军，唐淮南节度使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封杨行密为庐州刺史。唐天复2年(公元902)，唐朝廷封杨行密为吴王，并诏令他讨伐黄河流域由朱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此，杨行密统治的淮南政权被称为“吴”，史称杨吴。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五年后，被讨伐的朱温称帝，立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中的第一代，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战乱时期；而后梁5年(公元919)，曾奉命讨伐朱温的杨吴政权正式在南方立国，辖地东到今江苏无锡，西至今湖北武昌、江西罗霄山脉一线，南达今广东北部，北接今苏北涟水。
18年后，经过政治上的较量，杨吴国君主徐知诰1确信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以唐朝后裔自称，复姓李，改名为“bian4”即李(bian4),于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天福4年(公元939)将“吴”的国号改为“南唐”，辖地在杨吴的基础上向东面的吴越国略有扩充。南唐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公元976)被宋军于吴越军队攻破首都金陵，后主李煜受降，南唐亡，历时37年。
范文澜先生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论断：
徐温(徐知诰的养父)不敢轻率行事，徐知诰经营到老年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夫凭暴力掠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见识。换姓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2。
杨吴政权经营东南30余年，阻挡了中原战火向南方的蔓延，在确立统治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并实行扬文抑武政策，为南唐受吴禅让立国后近4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杨吴与南唐统治的70余年中，北方在战乱中五次改朝换代，而这两个有承接关系的小国却偏安以隅。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经济普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南唐经济发展中，较为显著的是水稻与茶树的种植。白瓷业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然不能与水稻与茶树相提并论，但在中国古陶瓷历史上曾产生影响的一些著名瓷窑，如赣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都地处南唐的中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皖南的歙县、绩溪、繁昌、泾县诸窑在杨吴国、南唐国时期崛起，它们有的烧造青瓷，有的生产白瓷，所以杨吴国与南唐国的瓷业生产是古陶瓷史上应注意的一段历史。当然，还有待于对窑址进行更多的科学发掘，才可能勾勒出杨吴国与南唐国瓷业生产的全貌。现仅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与方家讨论。
1、新中国建立不久，南京博物院的第一项考古工作就是对南京江宁县的二座南唐皇陵进行科学发掘。根据南唐二陵的发掘材料分析，二陵中所出土的白瓷的生产窑口不止一处，分别有定窑与皖南窑的产品。南唐二陵的李(bian4)墓中有十数片胎质较薄，内有出筋、外有浅浮雕的白瓷瓷片出土。它们虽然是残破的碎片，但却是五代十国时期白瓷的典型作品，甚至是当时瓷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物。南唐中主李憬于五代的后晋天福8年(公元943年)几为继位，卒于赵宋宋太祖建隆2年(公元961年)，故南唐二陵中出土的白瓷片的时代下限是北宋初年。经上海博物馆对其中一片进行的测定，其数据与定窑数据相吻合。这些白瓷片与南唐二陵同时出土的四例可复原的白瓷碗的胎体特征、釉色明显有异3。这4件白瓷碗胎体较厚，工艺欠细，似为皖南繁昌窑烧制，即《南唐二陵》报告中所说的宣州窑4。
2、五代十国时期的白瓷素雅莹润，不仅博得皇家贵族的喜好，而且也深受民间各阶层的青睐。从二十实际五十年代以来，不仅南唐二陵出土了白瓷制品，在江苏连云港、扬州；安徽合肥的杨吴国、南唐国墓葬中也有若干质量精美的白瓷器出土的事实，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再从历史上看，隋唐时期，北方白瓷盛行，南方青瓷蓬勃发展，形成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五代十国的南唐国，由于地理位置较杨吴国向吴越国有所扩张，故瓷业生产受吴越国越窑的影响也应较杨吴时期为大。这是据现在发表的资料，在南唐国南方的墓葬中不仅有白瓷，而且有青瓷，甚至高档青瓷出现5。而在地理位置处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国与南唐国北部的今连云港市出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一件青瓷6的直接原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瓷业“南青北白”的局面在五代十国时期仍有延续。
3、五代十国时期白瓷造型圆器多而琢器少，碗、盘的造型又以花口为特色，盘往往出现折腰造型。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随葬，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反映。
4、白釉盒是粉盒，是当时贵族们享用的高级器皿，制作工艺比较讲究，皆为釉底，而碗、盘都是沙底。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瞬，但在白瓷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时，邢窑日渐衰落，定窑(还有井陉窑)逐步发展，部分业主与窑工南下开辟新的市场，从而大大推动了南方白瓷生产的发展。南方长江流域的长沙、重庆地区的墓葬、古井遗址中，虽然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白瓷出土，但此后一直是青瓷为瓷业生产的主流，五代十国时期的杨吴、南唐时期是南方白瓷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它的产地非常广泛，遍及江南，有江西的赣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安徽的繁昌窑、泾县晏(yan4)公窑(待发掘)及湖北的青山窑。其中以景德镇黄泥头窑、繁昌柯家冲窑烧制的白瓷质量最佳，影响最大。白瓷在宋代演变为青白瓷，风靡海内外。14世纪后期的元末明初，景德镇瓷匠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又新创出典雅质朴的甜白瓷。总之，有着一千多年发展历史的白釉瓷为明、清二代烧制缤纷绚丽的釉上彩瓷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多元性的，我国古代白瓷的产生与发展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南方应是中国古代白瓷的重要产地之一，许多出土资料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窑址科学发掘工作的开展，这一观点将会被更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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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及五代时期的泉州陶瓷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五代秘色瓷器概况
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要求他回去之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如今有很多秘色瓷被列为收藏品在全国各博物馆收藏。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也便有了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钧窑瓷器、定窑瓷器。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
隋代陶瓷的生产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烧制出的器物品种明显增多，日用瓷器出现了过渡性的变化，胎体一般较为厚重，胎色以灰白色居多；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时盛行的莲花纹外，还采用朵花、草叶、卷叶纹，并在布局上加以穿插、替换；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等多种技巧。青瓷仍是其生产的主流，南北各地均有生产，一般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且有不同程度的流釉现象。白瓷烧制技术日臻完善，其精品胎质洁白，釉面光润，釉中已看不见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
及至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一般概之为“南青北白"。其品种新颖多样，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碗等几乎无所不备；造型浑圆饱满，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富变化。越窑青瓷胎质细腻，釉质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邢窑白瓷胎质坚硬，胎釉洁白，具有“自如雪"之美誉。除“南青北白"之外，创烧出丰富多彩的釉下彩、挥洒淋漓的花瓷及绚丽无比的三彩等新品种。
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生产是在唐代名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造型多是沿袭晚唐风格，但制作较前精巧，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其制作工艺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件器物的烧成，表明了成型技术的提高，满釉器的烧造，是其支烧工艺提高的表现，为宋代瓷业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五代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情况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字串8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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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这时期，我国东北的契丹人建立了辽朝。辽兴起于五代而与北宋先后亡于金，而金先于南宋亡于蒙古。
五代陶瓷的主要特征为：前期造型较多地沿袭晚唐风格，从五代墓葬出土的器物造型来看，绝大多数沿袭晚唐的风格，保留了唐代的形制。但制作均较前唐更精巧优美，丰富多样。唇口碗因口沿凸出如唇而得名，晚唐时开始出现，其主要器型为：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呈斜直，宽矮圈足，瓷胎较薄，制作规整，器表光滑，给人以轻巧之感。其造型特征与各地五代墓出土碗式颇多共同之处，是五代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典型碗式，但以白釉器为多见，酱黄釉器较为少见，因而珍稀。
闽北私人收藏的一只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见图，高5.8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0厘米，造型显得宽矮、规整、轻巧，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显斜直，胎壁较薄，宽矮圈足，见坚致的灰白色胎，碗内壁底见圆形涩圈无釉，而涩圈内中心有釉；圈足及足端无釉，而圈足内又满釉，并见弦刷釉痕。内外壁均施满酱黄色釉，开细小冰裂纹。碗外壁见施釉不匀之缩釉点，釉薄处可见壁上的轮制弦削痕以及近底足处的竹片刮削痕。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五代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