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 窑 青 瓷 对 世 界 文 化 的 影 响

怎样鉴别出土影青釉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并且源源不断地运销海外，对世界文化起到巨大的影响，因而博得了“瓷器之国”的雅称。在清代以前一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名窑遍布全国各地，各类瓷器争艳斗妍、灿若群星。而烧造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当首推越窑。

越窑遍布山阴、会嵇(山阴、会嵇今绍兴市)、余姚、上虞、肖山等地。越窑从商代烧造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起直到东汉时期，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重大发明，上虞县小仙坛、帐子山一还发明成熟瓷器，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瓷器的源地。

越窑瓷器之所以著称于世，是因为她不但釉色类玉、类冰，而且造型高超精湛，雕塑精美、器物众多千瓷百态，深受国内外人们所喜爱和珍视。越窑瓷器从东汉创造成熟瓷器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直至唐、宋近千所繁盛不衰，唐、宋时期已形成一个庞大制瓷系统，吴越王时期还专设了官窑“秘色窑”，秘色窑在民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青绿美丽的釉色、精致的造型，奔放的线划花纹，被称为青瓷中的精品为世人所珍视。促使越瓷大发展，不但是国内需求量增大，而且是越窑瓷器的大量对外输出国外。从目前世界各地出土陶瓷器中，越窑又可以居首位。越窑青瓷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越窑青瓷在世界各地出土和发现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遗址和港口往往发现有越窑的青瓷器，现根据发表的有关资料试举几例。

在日本发现越窑青瓷很多，仅在鸿胪馆遗址就有2500多片，在奈良法隆寺，保存着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平城京出土了越窑青瓷碗，于治市发现了双耳执壶，其他如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久米留市山本等地发现了越窑青瓷和瓷片。

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沙特越印度尼西亚等国和地区，都大量出土和收藏越窑青瓷器和瓷片。自本世经20年代以来，收藏在菲律宾的国家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的菲律宾大学等处，以及许多著名收藏家争相收藏中国陶瓷，建筑家罗库信一人搜集中国陶瓷七千年以上，但收搜的中国陶瓷从九世纪的越窑从九世纪的越窑，越窑系的陶瓷开始。

印度、泰国、伊朗等国近年来均出土和发现越窑青瓷器和瓷片。伊朗出土中国陶瓷器极为丰富，著名的古代海港西拉夫是出土中国陶瓷重要遗址，英国别致造型、各种镂空雕刻、划刻、堆塑等艺术装饰。使胎质、釉色、装饰副为独雎的艺术精品。如上述在陶史上划时代发明恰恰是越窑所发明，越窑瓷器问世，不仅受到中国人民嘉爱，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倾倒。

中国陶瓷大量输出，对世界人民生活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陶瓷未进入之前，当地人民无饮食器皿宋赵汝适《诸蕃志》登流眉条，记载当地饮食习惯“饮食以木癸为碗，不施匙筋、木菊而食之”。《诸蕃志》苏吉丹条：“饮食不用器皿，以竹编、贝叶为器，食毕则弃之”。随着我国瓷器输入，东南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找到理想的生活用具。如上述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土和发现那么多越窑青瓷，越窑青瓷输出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文明起到巨大影响。非洲北部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中国陶器一万二千片之多，在这些陶器中数量最多又是越窑青瓷，而越窑青瓷质量非常优良，品种又是精品。在这遗址发现越窑青瓷里面装饰刻划花纹，有葵花瓣纹，有镂空等制品，感兴趣的是在距今800多年前毁灭的福斯塔遗址中，无论原是官府、民宅、商店到处发现中国陶瓷片，可以推断为当时越窑青瓷对古开罗人们生活起到重大影响。

目前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非洲、欧洲以至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争相收藏越窑青瓷，军政要人、个人收藏家也富豪地争相收藏中国陶器，投集中国陶瓷又是从九世纪的越窑，越窑系开始。可见越窑青瓷的问世、不仅对世界物质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精神文化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越窑青瓷发明也推动了世界陶瓷工艺发展。埃及较早生产陶器的，那里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已经生产了铜绿色的、闪烁着绿色光泽的碱性釉陶器，但在福斯塔遗址的仓库里收藏六、七万件陶瓷片，其中大部份是埃及的制品，但竞有百分七十到八十都是在某一点仿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其中也有越窑瓷、埃及的仿越窑制品为黄褐线刻的陶器。越窑青瓷也被其他国家所仿制，特制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翠晶莹的釉色，“园似月魂坠，轻如云魂起”的胎骨，和千瓷百态的造型，被世界人们所欣赏、所追。

佛教在汉以前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当时统治阶级和人们并不十分注重，其时教义并不甚显，信奉者大致知道对佛像顶礼膜拜以求得佛道。佛教到南北朝和唐朝才在中国兴起，佛教发展给封建统治者增添了一种统治工具，给人民带来一种新的精神枷锁。上到皇帝士大夫，下到庶民百姓，到外造寺院、庙堂成千上万的人们却顶礼拜以求神灵。统治阶级并派高僧去西天取经同时随带来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中亚等国的绘画、雕塑、音乐艺术等知识。佛教文化“宝相”装饰以荷花为母体，意为佛像庄严端正。南北朝唐越窑匠人们也吸收了，这一外来文化，装饰到瓷器物上，如有的碗与盏的造型为荷花形、碗的内底划刻莲花瓣纹罐或瓶器物上划刻上莲花瓣纹，有的是仰莲覆莲，甚至连较小的粉盒上也有莲花瓣纹。南北朝、唐朝越窑瓷器主要花纹就是刻划莲瓣纹，莲瓣纹也成为鉴定这个时期纹饰主要特征之一。莲瓣纹的越窑青瓷一方面为国内人们信仰佛教所需要，或当死人后明器，或为膜拜佛像祭器，另一方面也为东南亚信仰佛教国家和地区外销的需要，促进了瓷业生产发展，唐宋时期，烧制瓷器的地域和范围相当广，在绍兴、上于、嵊县、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奉化、象山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越窑窑址，而且其分布区域和数量都空前超过了前代，仅余姚上村湖一带就分布着窑址二十余处，越窑青瓷生产在唐朝和北床发展成为鼎盛时期。

南北朝和唐代越窑青瓷出现的莲花瓣纹装饰以及造型，使越窑青瓷装饰更丰富美丽，造型更别致，加上釉色“类冰”“类玉”，唐代越窑青瓷成为我国古陶瓷一颗明珠。显示了中国陶瓷艺术家融汇外来有益文化的能力，而且更广泛的范围内反映出唐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盛况。中国陶瓷艺术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实践，恰好体现了中华民族融汇世界先进文化智慧和技术，也是中华民族艺术不断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越窑青瓷对外的输出，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人们生活习惯，提高那里的物质文明，埃及以及非洲等国家对越窑青瓷欣赏和追求，并全进行仿制，丰富这些国家精神生活和陶瓷业的发展，越窑青瓷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越窑青瓷在南北朝、唐代出现的莲花瓣纹，融化了外来文化，形成中华民族自己的特突艺术风格，使越窑青瓷更加鲜艳夺目越窑青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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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越窑瓷

在运河里抓鱼的苗老伯。胡龙召摄

行走到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我们见到了运河通济渠还在流淌的河段，虽然只剩下47公里长，昔日漕运的主干线也已萎缩成一条窄窄的小河，可是她仍然在造福于民，灌溉着沿线的一方土地。

《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采访团第16站来到安徽宿州，在这条“活运河”的沿岸，曾经因运河而生的10里长庄依然如故。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水上陶瓷之路，浙江的越窑瓷当年就是通过这里进行外销，开始流动的。

记者程鑫

“活运河”依然在造福于民

一路穿村越镇，我们来到宿州泗县泗城东段曹苗村。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穿村而过。小河两岸是金黄的麦穗，微风吹过，掀起层层麦浪。

“这就是隋唐运河通济渠段唯一活着的运河。”大运河泗县段保护申遗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伟的介绍让我们甚感意外。史书记载，通济渠“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而眼前的这条小河窄了很多，水面几乎被浮萍覆盖。

“可别小瞧了她。她虽不是什么风景，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指着小河沿岸长长的一排老屋，张伟说，这就是宿州有名的10里长庄。运河开通后，人们傍河而居，渐渐聚集，形成了延绵10里的村庄。数百年来，这些村民靠着这条运河生生不息。

中午时分，76岁的苗老伯在河里抓鱼。老人家住在河边不到10米远的老房子里。同村里所有村民一样，苗老伯祖祖辈辈都以种植小麦为业，灌溉用水就是取自这条还在流淌的运河。

运河沿岸，随处可见白色的小羊懒散地啃着青草，时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河里则放养着大白鹅，悠闲地觅食。放眼望去，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穗。

浙江越窑瓷外销的水上通道

活着的这段运河是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据介绍，宿州段运河自安徽濉溪入境，全长112公里，而泗县境内的运河则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城内的运河如今已被填平，只剩下了这段大约47公里长的活运河，向东流入淮河。

正是隋唐大运河连接了中国内地的五大水系，从而为瓷器的运输创造了条件。

古时候，瓷器的陆路长途运输风险极大，有个传说可以了解陆路运输瓷器的艰难。当时，瓷器商贩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草种或麦种，再把瓷器一件件叠起来，用绳子扎紧。接着在这些土柱上不断地洒水……慢慢地，撒播在沙土里的种子生根发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这时候，就可以装车起运了。

隋唐运河开通后，内地各窑口的瓷器开始流动，浙江的越窑瓷当时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开始销往外地，宿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1999年后，宿州和淮北在大运河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瓷器，成为隋唐大运河是当时水上陶瓷之路的实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开始升温，不断有淮北一带的农民拿着唐宋瓷器到城区兜售，引起了收藏界的关注。

考古部门开始集中发掘，在宿州大运河遗址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绝大部分都是瓷器，出土瓷片数以吨计，窑口达到20多个，涉及朝代有隋、唐、五代、宋、辽、金等。瓷器数量之大、窑口之多、年代跨度之大、分布地域之广，以前从未碰到过。

这些瓷器虽然在水中和地下经过上千年的岁月，但色泽仍然光鲜如初，有些甚至完好无损。其制造的窑口多为官窑，包括安徽的寿州窑、陕西的耀州窑系和浙江的越窑系等10个窑系。这一切，都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大运河的辉煌历史。

古运河承载的文明源远流长

行至今日，我们走完了隋唐大运河，虽然因为黄河泛滥，淤积的黄沙将大运河掩埋于地下，遁入地下的大运河，携带着大量的文物，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但这些文物记载了运河往日的信息，并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

隋唐大运河是一条血泪之河。隋炀帝即位后，征夫数百万，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隋炀帝因此成了人们眼中的暴君，民间戏说他修建运河，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乘龙舟、看琼花、赏美女的私欲，但历史是公正的，隋唐大运河不仅是国家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盛，它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展现着古人的聪明才智。用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来评价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地位，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条被埋藏在地下的古运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将像泗水运河仍在流淌的活水一样，源远流长。

丽水古瓷诉说千年文化

蓓蕾挂枝头，花开满园闹处州。对于有着1400多年建州历史的丽水而言，民间艺术宝藏，种类繁多且弥足珍贵。“艺术之乡”的桂冠，戴在丽水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8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丽水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级市级别的“艺术之乡”。

翻开丽水民间艺术的珍贵画卷，丰富程度让人惊喜。其中有以“丽水三宝”为代表的民间工艺美术；有以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松阳高腔和丽水鼓词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和曲艺；有以处州古廊桥为代表的民间古建筑艺术；有以青田鱼灯舞、畲族稳凳等为代表的民间舞蹈和杂技；有以畲族三月三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习俗；还有以刘基、仙都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和传说。

龙泉宝剑，名扬天下。“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万里横戈探虎，三杯拔剑舞龙泉”，不知不觉，龙泉早已成为宝剑的代名词。相传春秋末期，铸剑大师欧冶子遍访江南名山大川寻找铸剑佳地，最终在龙泉秦溪山下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龙泉铸剑用材讲究，良工锻炼，工艺独特。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寓、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著称。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传统技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及社会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在我国历史上，属龙泉青瓷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龙泉青瓷起始于南朝。宋代，龙泉的哥窑为全国五大名窑之一，弟窑被誉为青瓷民窑之巨掌。“哥窑”产品釉面布满纹片，胎色灰黑，古朴而庄重。“弟窑”产品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色呈朱红，青润如玉，莹澈剔透。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为我国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丰富经验。

“国宝”青田石雕最早问世于魏晋时期，以青田本地所产的蜡石为原料，精细雕琢成为名贵的工艺品。如今，青田石雕早已名闻世界。其石材质地细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特，其中以灯光冻石最为名贵，价等黄金。青田石雕因材施艺，因色取俏，造型新颖，层次丰富，形象逼真，为石雕艺术之奇葩。

东方陶瓷艺术瑰宝之一的遂昌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艺术，具有胎质细腻、精雕细镂、纯朴庄重、无釉无彩、古色古香的特色。缙云河阳剪纸工艺精巧，带有浓郁的江南风格，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解说陶瓷上下五千年文化（中）

宋元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是陶瓷工艺,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 它在唐、五代“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受当时商品流通、城乡庶民生活及宫廷御用的推动，产量激增，质量提高，在花色品种和纹饰图案上也有所改进和创新，形成了自由奔放、简练潇洒的时代风格，并出现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等五大名窑，而当时的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名窑也以其清新质朴的瓷器闻名于世。

汝窑

汝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宝丰宋代隶属汝州，故简称汝窑，又因其是烧宫廷用瓷的窑场，故也称 "汝官窑"。其烧造时间不长，仅从宋哲宗到宋徽宗烧造了20年。汝窑瓷器胎均为灰白色，深浅有别，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故俗称"香灰胎"，这是鉴定汝窑瓷器的要点之一。

汝窑碗 宋高6.7cm，口径17.1cm，足径7.7cm。

碗撇口，丰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开细小纹片。制作规整，足内有五个支钉烧痕及乾隆御题诗一首。

汝窑三足樽，宋，高12.9cm，口径18cm，底径17.8cm。

此樽仿汉代铜器造型，直口，平底，口、足径度相若。外口及足上各凸起弦纹两道，中部凸起弦纹三道，下承以三足。底部有5个小支钉痕。里外满施淡天青釉，釉面开细碎纹片，莹润光洁。

汝窑盘，宋，高3.5cm，口径19.3cm，足径12.6cm。

盘口微撇，圈足外撇。盘身满釉，开细碎纹片。底有5个支烧钉痕，并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

此器制作工细，釉质纯净，开冰裂纹片，是宋代汝窑瓷器中的上品。其题字表明此器为当时供奉宫廷的器物。

汝窑圆洗，北宋，高3.3cm，口径13cm，足径8.9cm。

圆洗敞口，浅弧壁，圈足微外卷。通体施偏蓝的淡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的片纹，胎呈香灰色，外底有三个细小如芝麻粒状的支钉，并有镌刻的“乙”字。此洗工艺精湛，釉色莹润。

官窑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官窑贯耳瓶辽宋西夏金时期 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

宋代瓷器的质地、釉色、式样、产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这件官窑贯耳瓶即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与足部两侧长方孔相对应，可以穿系绳带。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官窑弦纹瓶高33.6cm，口径9.9cm，足径14.2cm

瓶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穿带。颈至腹部有凸起弦纹7道。瓶通体以青釉为饰，釉层肥厚，呈粉青色，釉汁莹润，具有凝厚深沉的玉质美。

此瓶体仿汉代铜壶式样，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官窑圆洗，高6.5cm，口径22.6cm，足径19cm。

洗直口，微敞，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此洗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片纹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其上纹片粼粼，愈显高洁古雅。这件官窑圆洗是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同时，借助于烧成后期的二次氧化作用，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官窑葵瓣洗，高4.8cm，口径18.7cm，足径11.2cm。

洗八瓣葵花式，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官窑大瓶，宋 高34.5cm，口径9.9cm，足径14cm。

瓶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釉面开有冰裂状纹片，上部开大片纹，近底处纹片细碎。

“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粹”，这是《饮流斋说瓷》中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赞美。

宋 官窑琮式瓶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哥窑传世品均为宫中藏品，目前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国外一些大博物馆中。

哥窑弦纹瓶高20.1cm，口径6.4cm，足径9.7cm

瓶广口，细长颈，扁圆腹，圈足，颈及肩部凸起弦纹四道，器里外及底心满釉，通体开金丝铁线纹片，底足露胎处为酱色。

釉面开片原因釉与胎的收缩率不一致，冷却时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错落有致的开片，顺其自然，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釉。哥窑釉质凝厚，釉色沉稳，其胎体中含铁量较高，烧成时口沿处釉下垂，形成酱口。

南宋 哥窑五足洗

跻身于宋代五大名窑之列的哥窑因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而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这件传世五足洗内外施米黄色釉,器身布满深褐色和浅黄色的大小开片,这种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开片被古代文人称为"金丝铁线"。这件作品造型别致,制作极为精美,是一件稀世珍品。

哥窑碗，高7.5cm，口径19.8cm，足径5.6cm。

碗敞口，弧壁，浅圈足。里外满饰青釉，釉厚润如脂。釉面布满细碎的开片纹，深浅不一，如网如织，深纹片呈黑色，浅纹片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纹。

哥窑鱼耳炉，高9 cm，口径11.8cm，足径9.cm

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Ｓ”形轮廓线上收下凸，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两侧对称置鱼耳，下承圈足。炉的外观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烧钉痕。

哥窑八方碗，高4.2cm，口径7.8cm，足径2.8cm

碗呈八方形，口微外撇，弧壁，瘦底，八方形圈足，足微外撇。碗里外满施釉，外壁施釉较厚，开片较大，为冰裂纹；内壁施釉薄，开片细小而密集，形成一种无规则的蜘蛛网线，即百圾碎。口沿因釉下垂呈现出紫色，足边无釉，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高14.9cm，口径4.6-3.7cm，足径4.8-6.4cm

瓶仿青铜器式样，为八方形，口微外撇，颈部凸起两道弦纹，两侧各有一筒状圆形直耳，中空，俗称“贯耳”。腹下部丰满，高圈足微外撇。底足一周无釉，呈黑色

哥窑葵花洗，高3.5cm，口径12cm，足径8.8cm

洗呈葵花瓣式，洗心微向内凸起，底有6个支钉烧痕。通体施灰色釉，釉汁厚润，釉面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间，大片的纹线呈铁黑色，小片的纹线呈金黄色，故有“金丝铁线”之称。

此洗造型玲珑小巧，典雅可爱，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精细之作。

定窑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定窑白釉刻花直颈瓶 宋 高22cm，口径5.5cm 足径6.4cm

瓶平口外折，颈细长，圆腹，高圈足外撇。腹部刻螭龙穿花纹饰。

此瓶造型优美，胎体洁白，螭龙纹刻划得矫健生动，刀工遒劲有力，线条自然清晰，为定窑的上乘佳作。

定窑印花螭龙纹盘，宋，高4.7cm，口径23cm，足径10.8cm

盘敞口，口沿无釉（俗称芒口），浅弧壁，圈足。通体施白釉，外壁釉垂流形成泪痕。碗内模印螭龙纹。胎体轻薄，胎色洁白。

印花装饰是宋代定窑所采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芒口”是这种工艺所留下的特征，覆烧可以充分利用窑的容积，大大提高产量。

白釉刻花折腰碗，高5.5cm，口径16.8cm，足径9.4cm

碗敞口，浅式，斜腹，近底处内折。通体白釉，口部镶铜。碗内、外壁及里心划刻莲花、莲叶纹。

此碗白釉纯净，所饰莲花线条自然流畅。碗之内、外壁均有刻划纹者较为罕见，此碗是定窑瓷器的精美之作。

定窑白釉盏托，宋，高6.5cm，口径8.6cm，足径8.2cm

盏托上呈杯形，口沿无釉，托镶铜口，圈足外撇。里外施白釉，杯口与托口沿各饰回纹一周。

此盏托造型规整，釉色温润，纹饰简洁，具有美观而实用的特点

定窑白釉刻花梅瓶，宋高37.1cm，口径4.7cm，足径7.8cm

瓶小口折沿，短颈，丰肩，肩下渐收敛，圈足。俗称“梅瓶”。通体施白釉，釉色柔和洁净，白中闪黄。肩部刻菊瓣纹一周，腹部刻缠枝莲纹，下部刻上仰蕉叶纹，刻花清晰婉转，深浅不一，莲花简洁典雅，线条流畅，显示出定窑刻花技术的娴熟。

此瓶造型挺拔，是宋代定窑梅瓶的标准式样。

孩儿枕，高18.3cm，长30cm，宽11.8cm

枕作孩儿伏卧于榻上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榻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枕身釉作牙黄色。底素胎，有两孔。

定窑紫金釉葵瓣口盘，宋，高3.5cm，口径17.9cm，足径5.9cm

盘口外撇呈六瓣葵花状，腹部渐敛，近底处呈折角状，故称“折腰盘”。器里外施紫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足墙露胎，足底心有釉。

此盘造型规整，是宋代北方地区常见的器形。其釉色匀净，折角线清晰，堪称定窑瓷器中的精品。

钧窑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北宋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盆托、洗、盘、炉、钵、碗、尊等。花盆、盆托、尊等器物底部往往刻有一至十的数目字，表示一套器物的大小序号，还有的刻有“奉华”等字样。

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高15.8cm，口径22.8cm，足径11.5cm。

花盆六瓣葵花式，折沿，口沿边起棱，深腹，圈足。盆内外施釉，口沿以内呈灰蓝色，外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处釉薄呈酱色。

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高14.7cm，口径23.3－18.6cm，足距8cm。

花盆托通体呈海棠式，敞口，折沿，腹上阔下敛，平底，四云头足，盆底有5个圆孔。底面刻有“重华宫”、“金昭玉翠用”八字楷书及“四”字。盆内壁施月白色釉，外壁施玫瑰紫色釉，釉层厚润，上有“蚯蚓走泥纹”。

钧窑鼓钉三足洗，高9.4cm，口径23.5cm，足距9.5cm。

洗作鼓式，亦称鼓式洗。器身上下饰鼓钉二周（上22枚，下18枚），其下承以三如意头足。洗内施天蓝色釉，外为玫瑰紫色釉。底刷黄褐色薄釉，绕底一周有支烧痕，并刻有“一”字标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曾发现刻有“一”至“十”数目字的钧瓷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钧窑瓷器相同，此类数目是同类制品从大到小的编号。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宋，高18.4cm，口径20.1cm，足径12cm

花盆撇口，长颈，圆鼓腹，圈足外撇，足底开有五个渗水孔，并刻有数目字“六”。通体内外施窑变釉，各部位釉色有所不同。口沿至颈部以天蓝色釉为主，又散晕着玫瑰红色釉，犹如晚霞；腹部釉色以玫瑰红色为主，明亮艳丽；外底施酱色釉。此器造型端庄，色彩变化丰富，堪称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钧窑天蓝釉八角龙首把杯 宋 杯高5.1厘米，口径10.3---8.2厘米

杯作八角形，直口，浅腹略鼓，腹以下渐收，平底。一侧附一环形把，把上塑龙首。胎质紧密。器内外施天蓝釉，釉色乳浊失透。口沿釉薄，下腹部及底露胎。此杯造型特殊，制作精巧，为钧窑中的少见之作。

钧窑天蓝釉紫斑罐 宋元

蓝釉红斑是钧窑瓷器中常见的品种，虽不如“海棠红”、“玫瑰紫”那样名贵，但也是铜红釉的成功之作，故颇受世人珍爱。

钧窑天蓝釉红斑贴花双耳三足炉 宋元

形制高大凝重，胎骨厚重，胎质坚硬颇粗，呈灰色。通体施天蓝釉，釉面肥厚莹润，局部添饰红斑，红蓝相映。为元钧瓷器中少见的大器。

磁州窑 北宋、金代北方地区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窑址位于河北磁县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宋代属磁州，故名。产品以白瓷、黑瓷和白地釉下黑、褐彩绘瓷为主。白瓷装饰有划花、剔花、绿斑、褐斑及珍珠地划花等。白地釉下黑、褐彩划花器是磁州窑的优质瓷，器物除瓶、缸、罐、碗、盆等日用品外，以瓷枕颇为著名，枕底往往有张家、李家、王家和陈家造等印记。

磁州窑白地黑花八方枕，宋 高12cm，枕面长32cm，宽23cm；底长31cm，宽21.5cm。 枕八方形，面、底出沿，枕壁棱角处有八条竹节状突起，背面有一通气孔，素底无釉。枕面白地上以黑彩描绘折枝牡丹一枝，并在花瓣、花叶上刻划出筋脉。枕面周边描绘黑彩边框。 此枕采用的竹节出筋装饰是宋代磁州窑的典型风格，枕面画面精细生动，为磁州窑的高档产品。 磁州窑白地黑花竹纹枕，宋，高10.5cm，长28.3cm，宽19.8cm。 枕呈长方多边形，枕壁有八面，枕面和底部均出边。枕面与枕壁均有白地黑花装饰，枕面为篁竹一丛，枕壁为卷草纹。 在宋、金、元时期，瓷枕是磁州窑的主要器形之一。此枕采用简笔画法，笔触自然流畅，形象地表现出篁竹的挺拔与柔韧，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枕的底部戳印“张家造”款识。 磁州窑白地黑花鹡鸰图虎枕 宋元 枕作卧虎状。胎呈灰色，敷化妆土，虎身施赭黄釉，毛发斑纹以黑彩画成，耳、眉、眼和嘴则以白釉点缀，虎耳各有一小圆孔。枕底露胎，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家”一行。耀州窑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1959年发掘，窑址以今陕西铜川黄堡市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等处，宋代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曾使用化妆土。玉璧底碗及堆酱彩朵花小盖盒是其典型器。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宋，高8.5cm，口径20.8cm，足径4.8cm 碗敞口，宽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内刻婴戏莲花纹饰，一肥胖的婴儿戏于三朵莲花之间，两手腕各戴一手镯，憨态可掬。 青釉刻海水鸭纹碗，高7.4cm，口径17.8cm，足径4.9cm 碗敞口，腹为六花瓣形，近底渐收，圈足。内壁蓖划海水纹，碗心刻划一游鸭，外壁光素无纹。通体以青釉为饰，釉色深沉，青中泛黄。 此碗造型优美，纹饰清晰，鸭纹的刻划生动传神，海水纹宛转自然，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工们娴熟的技艺，是耀州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吉州窑 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剔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吉州窑叶纹三足炉 宋元 平沿，肩、颈部各饰凸弦纹一道，附三足。平沿处饰褐彩回纹。肩、颈部以褐彩作地留出白色回纹。器腹饰主题纹样，是在白地上绘褐色叶纹，花纹规整、细腻，色彩对比鲜明。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 宋，高19cm，口径5cm，足径6.8cm瓶小口，圆唇，短颈，丰肩，内凹足。通体施黑釉，器身剔折枝梅花，纹饰部分露黄色胎，花蕊用褐彩勾画，装饰效果极强。龙泉窑 宋元时期中国南方最大的民间窑厂，窑址在今浙江省龙泉市，故名。窑址已发现上百处。始烧于北宋前期，南宋至元为其鼎盛时期，瓷窑数量成倍增长，其产品质量提高。南宋中期烧成了著名的粉青釉，器型也更加丰富，尤以鬲式炉、堆塑龙虎盖罐、双耳瓶、八卦炉为典型器。器物胎色灰白，釉质滋润，造型多种多样，在生产白胎青瓷的同时，还仿造官窑的黑胎器物。元时在烧制大件器物上成就突出，近三尺的大盘、大瓶，烧成后不变形。明中期后渐衰落。龙泉窑三足炉 高12.4cm，口径14.5cm，足距9.2cm 炉折沿，短颈，扁圆腹，下承以三足。肩部饰凸起弦纹一道，腹部与三足对应处饰有三条凸起的直线纹。通体施青绿色釉，三足底部显露酱黄色。青釉弦纹瓶 高31cm，口径10cm，足径11.3cm瓶洗口内敛，细长颈，斜肩，扁圆垂腹，圈足外撇，颈上凸起弦纹3道，腹中部凸起弦纹4道。里外满釉，胎体洁白，圈足露胎处呈现火石红色。通体所施的粉青釉，青翠碧绿，汁水莹彻，温润如玉。龙泉窑堆塑蟠龙盖瓶 宋元灰白色胎，底足露胎无釉，泛显火石红色。施粉青釉，釉层匀厚，色泽莹润。在拉坯成型的同时，结合雕塑装饰，生动、典雅，是龙泉窑青瓷中的精品。龙泉窑青釉贴花龙凤纹盖罐 宋元 盖呈荷叶形，全器端庄敦厚。通体施青绿釉，釉面肥厚莹润。主题纹样贴花而成，在器腹饰云龙戏珠纹，器盖饰云凤纹。无釉处呈赭红色。景德镇窑 江西景德镇市我国著名产瓷地区,自唐以来就烧制青瓷.宋代景德镇的突出成就是制成著名的“影青”瓷，釉色呈一种半透明的淡青色，胎料采用高岭土，胎薄质细，装饰方法大多采用划花和刻花。青白釉刻花梅瓶 高26.6cm，口径5cm，足径8.5cm 瓶小口出边，溜肩，肩下渐收，内圈足。通体施青白釉，腹部刻缠枝花卉。 此梅瓶造型比宋代较为典型的修长形梅瓶略显粗短。所刻花纹在匀净的青白釉面上若隐若现，青白相映，素雅恬静。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胎质洁白，声音清脆，因此有专家认为传说中对“柴窑”的品评，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很可能是指这种青白釉而言。青白釉双狮枕 高15.5cm，长17.5cm 枕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枕面为如意形，其上刻缠枝花纹；中部雕塑双狮作搏斗状；下部为腰圆形，枕底胎厚重无釉。其整体施青白釉，釉色匀净。 青白瓷是宋、元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生产的一种重要瓷器品种，是古代窑工仿照青白玉的外观而制作的，又有“假玉器”之美称，以景德镇地区的产品质量最佳。

越窑与秘色瓷浅议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

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 "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 "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 "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