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收藏。
清康熙黄地素三彩双龙戏珠纹折沿大盘。
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
乾隆绿松石地粉彩花卉纹菱形粉盒。
近年来，历代官窑瓷器的升值速度和幅度都令人咋舌，官窑无疑成为了瓷器收藏投资的“硬通货”。
在一个月前举行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件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亿港元的成交价创下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最新世界纪录。而据统计，中国瓷器拍卖最高成交前十二位排行中，除了一件是元青花外，其余都是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
《伦敦艺术新闻报》每年都会就陶瓷市场的行情指标做出评鉴，从指标中可以看出，中国陶瓷行情从1975年逐年攀升，至1990年直追9000美元，成长约九倍。之后，中国陶瓷的价格在海内外典藏家的追逐下扶摇直上，迭创新高，尤其在海外拍卖市场上，明清官窑瓷器，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官窑升幅令人咋舌。
《岭南私家藏珍》的编著者、著名古陶瓷鉴赏家、广州市文物总店总经理曾波强表示，古董是不可再生的，并呈递减状态，随着国力增强，古董收藏队伍将进一步壮大，官窑还会继续升值。
曾波强指出，官窑是皇室御制珍器，产品限于皇室百官所用，因此流传至今的量少而珍贵，成为目前各大博物馆及收藏家极力争取的品项，故而价高。就以《岭南私家藏珍》中介绍的一些陶瓷而言，其中有不少价格已经翻了几倍。
《岭南私家藏珍》收录了239件古陶瓷，都是精选自岭南地区私人藏家的珍藏，时间跨度从明嘉靖到民国时期，以清代瓷器最多。除顺治外，从雍正到宣统的每个朝代的官窑瓷器都有，共140多件，品种丰富，多为精品。这批官窑瓷器中有不少是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会或是海外国际拍卖行上竞投回来，也有从本地国营文物店里购买。按目前的市场估价，书中收录的藏品价值过亿元。
如书中收录的清康熙黄地素三彩双龙戏珠纹折沿大盘，其52厘米的直径和完美的品相在拍卖市场上难找同类。据曾波强介绍，今年北京匡时拍卖会上一件42厘米直径的黄地素折沿大盘已拍到675万元，且品相不够该藏品完美。
又如书中收录的乾隆绿松石地粉彩花卉纹菱形粉盒，此藏品是藏家在2007年底在香港苏富比上以60多万元竞买。当时，藏家还担心粉盒里面的瑕疵或会影响以后的升值，现在该粉盒的市场价已升至200万元。
书中还收录了一件雍正仿哥釉螺形洗，长只有12.5厘米，是藏者2001年以2.8万元从广州市文物商店购买的，最近，广州市文物商店想用30万元向其回购但遭拒绝。
因此，曾波强提醒说，不要迷信所谓的捡漏。最正规的渠道是在有信誉和实力强的大型艺术品拍卖行以及国营文物商店等，并找到好的引路人和圈子，先决条件是引路人不能唯利是图，要有过强的专业水平和对艺术市场发展态势把握的前瞻性。另外，在购入藏品时不能忽略的是它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记者 赵旭虹）
中国瓷器拍卖成交前十位
名称 成交价
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 2.5亿港元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 合2.3亿元人民币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1.5亿港元
清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 1.1548 亿港元
乾隆珐琅彩荣华富贵灯笼尊 8400万元人民币
清乾隆年间的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 8344万元人民币
明釉里红玉壶春瓶 7852万港元
清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母子图笔筒 6750万港元
清乾隆粉彩八仙过海图盘口瓶 5280万元人民币
清雍正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碗 5072万港元
taoci52.com小编推荐
收藏瓷器风险大:所谓出土官窑十有八九是仿品
官窑是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官府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开设的瓷窑场，官瓷代表着汉族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属于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由官府直接营建，所生产的陶瓷供宫廷所用，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地位和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庭所需的高档瓷器，其高超的烧造技艺和不朽的艺术价值，成为汉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官窑始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乾隆之后开始没落。
官窑鉴定方法：
（1）产品有薄胎薄釉和薄胎厚釉青瓷两种，胎质较松，呈紫灰色。
（2）薄胎薄釉青瓷采用支钉支烧，通体满釉，外底留有3至4个或更多支钉痕。
（3）薄胎薄釉青瓷采用垫饼垫烧，釉多开片不透明，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淡黄和青灰色，纹饰少见，有紫口铁足现象。
（4）器形有碗、盘、洗和各式瓶、炉等，仿古铜、玉器造型较多见。
怎么去确定其的价值观跟研究价值呢？
第一：看其窑口，是官窑、名窑还是民窑；
第二：看其年代，是高古瓷还是宋元瓷还是明清瓷；
第三：看其制造工艺，除了本质上的工艺之外，是否有为了美观而加工的工艺；
第四：看其文化底薪及其传承历史；
第五：目前市场对其的认知程度，以及近期的一些市场走向。
官窑瓷器具收藏价值
在通常情况下，瓷器件的价值大小决定了价格高低，而不同的价格则对应了瓷器件的价值档次。从目前的市场实况看，古今瓷器的价格结构大致可作以下分档。来自西陆军事http://
古旧瓷器越来越少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其中又以“御窑”和名头特别响的器件价格为高，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官窑之外，各种带堂名款的器件则次之；工艺精湛的民间窑器又次之，其市场价格也相应依次往下。
再从瓷器件的胎体、釉质、烧结、纹饰来看，一般收藏家认为，彩色釉、低温单色釉的价格比青花高；器形特殊的器件，例如官窑的灯、瓶、炉等杂件瓷价，比一般碗、盆、碟等常用器件的价格高；精工细作或器型特大、特小者，价格往往高于寻常物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岁月流逝，明、清及以前的古旧瓷器件已越来越少，而且因为市场价格越来越高，其赝品也越来越多，因此，对于缺乏经验和眼力的初入行者来说，如没有把握，还是不要轻易介入，改为购藏现代瓷为好。须知，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也是明天的昨天，所谓古瓷是相对而言的。
当然，现代陶艺家的作品，也是按其价值、价格分档次的。首推者，自然是国家与省市级工艺大师的作品器件；或者起码是这些大师签名的复制品；其次为几可乱真而数量有限的高档仿品；再便是为重大事件、纪念日由名人定制、定烧的瓷器器件。
官窑瓷收藏热度不减
中国官窑瓷器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明清官窑瓷器收藏有6个特点：
第一，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
第二，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康熙、乾隆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
第六，西方收藏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钱经）
“红色官窑”收藏行情看涨
近年来，“毛主席用瓷”、“红色官窑瓷”的市场关注度不断升温，在瓷器收藏市场上，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厂的老瓷器目前已经高价难求。据一位资深藏家介绍，许多藏家都认可的“红色官窑”，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或直接投资办厂的瓷器企业，所产瓷器提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使用外，也为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生活用瓷及出口创汇。而“毛主席用瓷”、“主席瓷”是对红色官窑瓷器一个直接的称谓。而“红色官窑”收藏热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而这波收藏热，更多的还是新瓷器推动起来的。1954年醴陵瓷器公司成立，釉下五彩瓷恢复生产并且发展迅速。随后，醴陵瓷业的群力、国光、永胜、星火四大瓷厂开始为中南海生产国宴瓷、生活瓷、礼品瓷等，从1974年至1978年间因烧制釉下五彩双面月季碗等精瓷，即后人所称“红色官窑”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瓷器中的极品都是呈送到北京的，其余略有瑕疵的则是被当时的党政军领导及老干部收藏。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群力等瓷厂停产，直到2000年前后恢复生产，组建成现代体制的企业并且冠名“红官窑”，其大量生产、仿制此前“主席用瓷”样式的新瓷器也迅速引起了广大瓷器收藏爱好者的目光，收藏的热度这才逐渐升温。笔者的一位藏友周先生，收藏了大量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醴陵瓷。周先生表示，老的“红色官窑”瓷器如今已经高价难求。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市场上冒出不少仿制品。对于普通的收藏人士来说，收藏的难度是很大的。而通过多年的收藏研究，周先生对醴陵瓷有颇为深刻的见解。周先生说，醴陵釉下彩瓷主要明显特征是胎细、釉白、彩凝重不透，但是不同时期生产出来的瓷器，其间又有一定的差别。周先生表示，收藏醴陵瓷要准确辨识是有难度的。普通收藏者千万不要在自己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或是单纯地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进行收藏。
大量官窑瓷器是怎样流向民间的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是皇家专用的，按理说，所有官窑瓷器都要送到皇宫。可是，一直以来，民间确实留存着大量的官窑瓷器，这是为什么？透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皇家档案告诉我们，民间的官窑瓷器大约有这样几种
唐英 石像
一是御窑厂次色瓷器的处理。次色瓷器变价是清代御窑厂特有的一种瓷器处理办法。官窑中的次色瓷器，是与正品中的上色对应而言的。变价就是将次色瓷器出卖以换取现银。瓷器作为手工业产品，在烧造过程中必然有正品、次品及破损之分。乾隆时期有个著名的督陶官叫唐英，他在乾隆八年（1743 年）二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曾说：“所造之器，出自窑火之中，不能保其件件全美，每岁每窑均有选落之件。”这选落之件就是次色瓷器。官窑中的次色瓷器，在雍正六年（1728年）之前是散贮在御窑厂的库房里，雍正七年（1729 年）至乾隆七年（1742 年）这段时间是解送京城。到了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就奉旨将次色瓷器在景德镇就地变价了。道光以前的黄釉瓷和祭祀用瓷，即便是次色，也是不能变价的。道光以后，所有次色瓷器都在景德镇变价处理了。所以，在民间见到的有些瑕疵但却印有清代皇家落款的官窑瓷器，大多应该是景德镇御窑厂变价处理的次色瓷器。
二是皇宫库储瓷器的变卖。宫中的瓷器为什么会变卖？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缘由。据档案记载，在乾隆早期，曾将库储康、雍、乾三朝有款瓷器中破损的或釉水不全的 14 万余件变卖。乾隆中期，又将康、雍、乾三朝无款瓷器 8000 余件变卖。乾隆还将存量过多并无用项，或釉水浅薄，或花纹不全，或式样平常的 11 万余件瓷器也拿出皇宫变卖了。嘉庆皇帝倡行节俭，将皇宫六库存贮的物件全面清理，除了必须留用的，其余久贮库内并无用项以及用少存多者全部变卖。在嘉庆时期，共变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瓷器多达 44 万余件。按理说，官窑瓷器只有破损或久存不用，才作变价处理，但是到溥仪退位后的小朝廷时代，由于经费不敷，竟然也打起了变价的主意，只不过与老祖宗不同的是，这时变价的不是什么破损和平常之器，而是专门挑皇宫值钱的物件变卖，不但变卖清代御窑的瓷器，还有明代的官窑瓷器，甚至还变卖了元代青花白地瓷葫芦瓶。让人惊愕的是，在当时还采用了投书竞买的方式。
三是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官窑瓷器是皇帝常常用来赏赐的物件，赏赐的对象既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也有皇子公主、贵族命妇和身边的侍卫，此外还有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等。每次赏赐瓷器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两件，多达数千件。清宫档案反映，皇帝赏赐瓷器的品种有很多，如雍正时期既赏瓶、盘、碗，也赏珐琅彩等瓷器。乾隆时期赏赐的瓷器，除了瓶、尊、盘、碗外，还有小件的如鼻烟壶、瓷扳指、瓷带钩、瓷翎管等。晚清时期赏赐的瓶、罐等大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琢器，其品种较为固定，主要有哥釉四方杏元双管瓶、钧釉四方杏元双管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霁红玉壶春瓶、青花起线玉堂春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天青釉四方太平有象瓶。光绪朝还增加了五彩百蝶玉堂春瓶、五彩红百蝠玉堂春瓶、天青釉描金皮球花玉堂春瓶、红云蝠太极纸槌瓶等。清代晚期赏赐用的碗、盘、盅、碟等小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圆器都有哪些？举个例子，在光绪八年（1882 年）赏赐用的圆器共有 14 种，分别为白地红云龙尺六大盘、五彩八吉祥串花尺二大盘、青双龙尺四大盘、五彩白地里外红百蝠尺六大盘、里外霁红七寸盘、里外霁青七寸盘、里外霁红五寸碟、里外霁青五寸碟、里外霁红大碗、里外霁青大碗、五彩八吉祥中碗、青云鹤八卦中碗、里外霁青墩式中碗、红龙酒盅等。可见，清朝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是花样繁多的。
四是洋人抢掠走的皇家瓷器。晚清时期，清王朝国势衰败，西方列强先后两次攻入北京，第一次是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第二次是 1900 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列强两次进京大肆抢掠，皇家瓷器自然也是在劫难逃。然而，遗憾的是历史文献中少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以圆明园为例，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焚烧，历朝精心制作的陶瓷器皿更不能幸免。对于圆明园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损毁了多少瓷器，100 多年来始终是个谜。现在，根据景德镇官窑的进贡清单，对划拨到圆明园的御用瓷器数量作了个统计：乾隆时期督陶官进贡陈设在圆明园的瓷器有 1746 件，嘉庆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2015 件，道光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2452 件，咸丰时期进贡瓷器陈设在圆明园的有 152 件。所有这些瓷器，都随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并遭劫，或被砸碎再也见不到了，或被劫掠而流散到世界各地。
五是从皇宫盗出的瓷器。皇家大院表面来看戒备森严，但是家贼难防。尤其是清朝晚期，宫里偷盗之事屡有发生，作为存放瓷器的广储司瓷库也不安全。宫中太监杂役等家贼里外勾结，作案手段不一，或挖墙行窃，或揭瓦偷盗，或顺手牵羊。清宫档案留下这样的记录：光绪三年（1877年），紫禁城内广储司瓷库的西墙被挖了一个窟窿，发现丢失瓷器 101 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广储司瓷库的西墙又被挖一大洞，盗走盘、碗、盅、碟及小瓶多达 1000 余件；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时，宫中瓷库又被盗，丢失了雍正年间制作的瓷器 40 多件，甚至连被人们称为库神的馗瓶也一起被盗；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以至宣统朝，瓷库被盗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这样说来，不论是官窑中次色瓷器的处理，还是皇家库房所存瓷器的变卖，也不管是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还是洋人抢掠、宫中偷盗的，这成千上万的清朝皇家瓷器终究是流落民间乃至世界各地了。
古瓷器收藏之官窑漫谈
律海明
律海明
有不少朋友在收藏古瓷器的时候，首选为官窑。我敢断言，在全国的瓷器藏家手中，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几件所谓的“官窑”吧。我问过不少的朋友对官窑的理解，得到的基本上是统一的答案：一是器身上写有官款的；二是做工细致，精美的。官窑瓷器以其精美和稀少确实是瓷器收藏者们的首选。但这里边有个问题，是不是精美的，器身上带有官款的就一定是官窑呢？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弄明白官窑的定义，其次是历代政府对其的管理制度。
官窑自唐，就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供器，二是指官厂。唐宋两代，采取的“官监民烧”制度。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十中选一”，献于朝廷。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有“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作有《带人进瓷器状》和《答元饶州书》等文章可证明。这说明唐无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贡品是民窑所烧制的精品进贡而来。到了宋朝，由于瓷业的发展，政府为加强管理，特设专门的机构——瓷窑博易务来管理，其行政长官为博易务。《宋史食货志》卷186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督、监押同掌。瓷窑博易务等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宋时代，“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蒋祈《陶记》)官窑，自宋开始设立，其官窑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两类。即所谓的“官窑烧造”。中央政府在京师设立的官窑只是供应皇宫用瓷，产品不得出售。而地方政府办的窑厂生产的产品除部分进贡中央外，主要是服务于其政府机构。但实际情况是，“官窑烧造”远远不能满足各级政府的用瓷数量，还必须强令一些好的民窑厂来烧造，这就是所谓的“下属供奉”、“制样须索”、“任土做贡、”“设官监窑”。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所谓的宋的官窑器，有很大的可能就是由民窑生产的。所以两者品质相差应该不大。
到了元代，则采取的是官办官烧，由于官府占据垄断了最好的资源，设局监管，所以官窑在瓷器生产中起了主导的作用，民窑则为从属地位，产品关于官窑甚精，民谣甚粗。这个对于收藏者而言只要确定了确为元代物品，官民易分。
到了明代，采取“官办民烧”。在明天启年前，由于朝廷占据了当时最好的资源和技术力量，生产的瓷器无论哪个方面都远胜于民窑。天启年以后，由于朝廷力量的衰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使朝廷无暇顾及瓷器的生产，垄断的资源和占据的技术力量得以服务民间，民窑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官民竟市”的局面，甚至民窑大有超越官窑之势。官窑的生产不得不依赖于民窑的生产，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民天启年后的带官款的产品，有相当多的来自于民窑的生产。
清建立以后，1645年朝廷下令，取消官窑制度，采取官搭民烧制度。朝廷只在好的民窑中搭炉烧造。官窑器占据窑中最好的窑位，烧损要赔偿。这对于民窑来说，仍然是一种厉害的盘剥。但对于前代相比，毕竟很大的进步。对于其宫廷用器，由朝廷的御窑厂烧制。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只供宫廷，除了帝王赏赐外，即使是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可能从御窑厂中直接获得。清代满汉贵族所用的各种优质瓷器，一般都来自民窑中的“官古器”。“此镇窑之精美者，统曰官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诸质料，精美细润，一如厂官器，可充官用，故亦称官”。此外，稍次于“官古器”的，有“假官故器”及“上古器”。尽管这些都是民窑，但它们供应的对象显然都是地主、官僚。清代的官窑制作，绝大多数为民窑所出。不论是御窑厂的瓷器，还是民窑中的这些“官古器”、“假官古器”、“上古器”等各类细瓷器，都是无数优秀制瓷工匠的智慧结晶。
综上所述，这就要求我们在收藏实践中，首先要弄清楚官窑的概念及其发展线索，再要完整的掌握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对明清两代的瓷器收藏更是如此，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官窑而不断的上当，收藏不仅要收藏其经济价值，也更要收藏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传承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收藏到收藏的价值！
重温经典：动乱中依然屹立的文革瓷
我国拥有悠久的瓷器收藏历史，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1037粉彩花鸟瓶50-60年代
但如今，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艺术家等，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小编也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1038粉彩和平盛世玉壶春60年代
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特定的历史时期，充满“文革”特色的题材，成就了“文革瓷”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无论是造型、绘画艺术以及制陶技术都突显出时代的烙印。
1040粉彩五老四少瓶50年代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1042古彩开光人物福筒瓶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
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
现代陶瓷，是收藏也是投资
作为青年陶瓷艺术家刘嘉鸿的首场个展，刘嘉鸿陶瓷艺术作品展正在深圳景亿山庄典范别院艺术馆举行，展览不仅带来了70余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的陶瓷艺术作品，而且聚集了一个深圳现代陶瓷收藏群体。而作为收藏现代艺术陶瓷长达20余年的资深收藏家，景亿山庄典范别院艺术馆主人李强和艺术家刘嘉鸿的相遇，也掀起了一个现代艺术陶瓷市场在暴冷暴热之后回归理性的收藏话题。
中国缺少专业艺术经纪人
对于从事金融行业的收藏家李强来说，对现代艺术陶瓷的关注，既是一种高雅的收藏爱好，也是一门收益可观的生意。“就是市场情况最不好的2015年，我拿出10年之前收藏的作品，仍然有20倍的收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有赖于精准的艺术眼光；另一方面，则离不开李强与他的收藏伙伴们的精心运作。
20年前，李强偶然在一次前往南昌出差的时候，在一家店里看到一个青花釉里红的笔筒，他从这个瓶子上感受到了陶瓷之美。此后，他开始关注现代艺术陶瓷，尤其是看到一些大师的作品，更是赞叹不已。那时候，他每年都要跑几次景德镇，在那里寻找心仪的瓷器，开始摸索收藏之道。后来，很多朋友知道他去景德镇，都会托他带一两件瓷器，久而久之，他意识到，这是一门好生意。李强联合了几个喜欢艺术陶瓷的朋友，大家一起到景德镇考察，成批量地购买大师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市场运作。
“陶瓷收藏需要以时间换空间，我们关注一个艺术家，一般要5到8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跟踪他的发展，甚至有时候会对他的创作给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积累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李强和他的朋友们会在价格涨起来之后，出手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会留下一些精品作为艺术馆的收藏。在这其中，李强用运作金融的方式运作艺术品收藏，对于他们这个收藏群体关注的艺术家作品，他不仅给出销售、宣传上的指导，甚至会在拍卖会上通过举牌的方式，影响这些艺术品的价格，在他看来，这就像买卖股票一样，对于自己看中的股票，要进行“价值维护”。“有的艺术家作品有价值，但价格总是起不来，这就是因为他不会维护自己的品牌。资本的关注，对于有好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式的艺术家是一件好事，这可以让艺术家安心进行创作。可惜，目前的中国还缺少很专业的艺术经纪人。”
从中青年艺术家开始关注
刚开始跑景德镇的时候，李强收藏的都是在景德镇排名前十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那时候这样的作品也不过一两万元。但从七八年前开始，随着现代陶瓷的价格不断上涨，特别是江西景德镇的名人瓷，价格涨得让人咋舌，一些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过十万元，这让一些人开始慨叹：“现代瓷也收不起了。”这时，李强把目光转向了中青年艺术家，从中挖掘有潜力的“原始股”。此时，对艺术品及艺术家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确定购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之前，他和藏友们会广泛地收集资料，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一方面要有专业的陶瓷知识，一方面也要了解市场动向。而确定关注一个艺术家之后，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成长，他和藏友们都会根据经验给艺术家提出建议。“这就好像你手中有了一支原始股，作为智囊团，要帮助他成长。”李强得意地告诉记者，有一年，他们收了四个艺术家的作品，很快，其中三个就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作品价格上涨了一大截。
此次展览的主角刘嘉鸿就是一位李强关注三年多的陶瓷艺术家，刘嘉鸿从小生长在景德镇，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何叔水先生，并为恽派（恽南田）花鸟第11代传人谢懿祚先生唯一弟子，学习花鸟没骨画法，他将恽派花鸟的技法运用于陶瓷花鸟创作，作品笔法灵动，赋色浓艳，高雅富贵。在李强看来，刘嘉鸿一方面在传统技艺上技巧精湛；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创新之处。他此次参展的作品《鸣春》，为2013年江西省工艺美术“杜鹃杯”金奖作品，其中运用了难度颇高的传统技法水点桃花，这种技法为人们广泛了解，源于著名的“7501毛瓷”。刘嘉鸿介绍：“‘水点桃花’是从恽派没骨花鸟画发展而来的技法，在保留国画的韵味之外，充分挖掘陶瓷的工艺之美，使得画面不再冷淡幽隽，而是变得更加温暖，花鸟争奇斗艳。”而另一方面，刘嘉鸿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用新彩、粉彩来表现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江南水乡，又体现了他在陶瓷创作上推陈出新的探索，他创作的一批江南水乡瓷画作品，浑身散发着古朴、厚重、浓郁的乡村气息。在刘嘉鸿的陶瓷创作中，作为收藏家的李强没少出谋划策。
近几年，由于现代陶瓷市场的降温，火爆时有10万~15万人从业的业冷清了不少，作为陶瓷学院的老师，刘嘉鸿明显感觉到学生在减少，不少店铺生意寥寥。在此背景下，价格高、大件的陶瓷器皿成交也相应减少。面对这种情况，李强建议刘嘉鸿创作一些小而精的作品，比如从创作圆形陶瓶，改为创作方形器皿，把最精湛的技法运用上去，李强说：“陶瓷界有‘一方顶四圆’的说法，因为方形器皿不能拉坯，创作难度大，废品率高，所以这些小而精的作品，一出来，就大受藏家的欢迎。”
泡沫挤掉之后
精品显现价值
喜欢陶瓷的李强，之所以在踏入收藏行业之初，就选择了现代陶瓷，而不是价值更高的高古陶瓷，是因为现代陶瓷收藏的门槛较低。“收藏高古陶瓷需要很高的眼力，一些摔跤货，连专家都拿不准，真假也很难说清。而且高古瓷价格高，一旦走眼，就难有翻身的机会了。反观现代陶瓷，只要收藏路径对，风险要低得多。”
近两年，经过了前几年的一轮暴涨之后，现代陶瓷市场正在从狂热回归理性，“大师热”正在逐渐降温。在2014博览会的拍卖会上，追捧大师、只认大师的现象改变了。李强介绍说，以前，只要是大师作品，就能拍得高价。而现在，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可能相差很大。经过了前几轮的盲目炒作，收藏爱好者的审美眼光越来越高，从拍卖会成交表现来看，老藏家更加关注精品，藏家从原来只看大师名头，到如今更关注作品本身是否真的优秀，有价值。李强去年在拍卖会上拍出了自己的一件收藏，“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平时不太好卖，但因为我拿出的是代表作，最终以远高于平时的价格成交了。”这说明，当前艺术瓷收藏市场正逐渐趋于理性，而在市场泡沫被挤掉之后，真正的精品佳作价值凸显出来，得到收藏家认可。这种理性的回归有助于现代陶瓷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而按照国际惯例，收藏中青年艺术家作品，看似有一定风险，实际上却是最具价值回报的一项投资，这也是李强不遗余力推广景德镇中青年陶瓷艺术家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