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工艺。
宋代的手工业水平比较高，在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管理及贸易诸方面均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官方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比唐代更为庞大，分工精细。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多数是招募而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作坊的经营则更加灵活开放。宋代的商业十分发达，城市经济日趋繁荣，手工业已经普遍成为商品生产。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店铺林立，百货云集，城市手工业十分繁荣。北宋张择端（1085—1145）的《清明上河图》生动直观地呈现了汴梁城繁忙的商业活动。长安、洛阳、福州、泉州、扬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周边有定期集市，逐渐衍生为市镇（又称“坊场”）。
宋代可谓“瓷的时代”，各种工艺中陶瓷最为杰出。名窑遍布南北，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名窑创造了各具特色的陶瓷品种，如定窑的白瓷、汝窑的青瓷、官窑的粉青、哥窑的开片、钧窑的窑变、景德镇窑的影青。此外如北方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等民窑，产品清新质朴，在民间十分流行。宋代陶瓷工艺集历代之大成，达到空前繁荣。宋代染织工艺发展水平较高，丝织品种丰富，生产中心在江南。漆器生产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民间制作也很普遍，并形成了地方中心。玉雕工艺中则突出“巧色”运用，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代定窑孩儿瓷枕。此枕塑制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贵制品。
由于宋代的理学十分兴盛，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宋代的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工艺都以简洁朴质的造型取胜，少有繁缛装饰，具有典雅平易的风格。宋代画院制度的建立，使绘画得到重视，并直接介入工艺美术的制作。例如刺绣、缂丝等工艺多以表现绘画为目的，成为以欣赏为主的工艺品，对后来明清的工艺美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汝窑三足洗，里外施天青釉，釉面滋润，色泽青翠雅丽，开细碎纹片。
三足洗底款图。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开封，宋室南下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宋王朝南迁的同时，也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能工巧匠带到南方，带动了南宋手工业的发展，纺织、印染、造船、陶瓷、造纸印刷等工艺发展尤为迅速。此外，南宋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也促进了工艺的发展。
金代玉饰。青玉，局部有紫红色，运用了巧色工艺。
通体扁平，浮雕加阴线刻纹。
宋元时期，少数民族工艺受到汉族文化和工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艺生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辽代的辽瓷、金银器，金代的钧瓷和元代的青花、釉里红，西夏和元代的染织等。辽代开国后兴起了瓷业，并设立了专管窑务的瓷窑官，主要仿定窑瓷系，品种以仿皮袋的鸡冠壶最具代表性。金代后期，陶瓷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创造，尤其是钧瓷开创了青釉中带有红斑的彩瓷装饰。皮毛工艺是西夏手工业中最为发达的品种。
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此罐造型丰满浑厚，纹饰层次鲜明，综合了绘、镂、塑、贴等多种工艺技法，是元瓷中的珍品。
元代的手工业在不断征战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元朝政府却十分重视搜罗俘虏工匠，以满足军事与生活的需要。制作兵器的工匠被编为“军匠”，其他的技艺者称为“匠户”，工匠的地位是世袭的，在监督下从事生产劳动。
元代的工艺以染织工艺成就最大。在丝织物中加金的织金技术是元代的特色，代表品种是被称为“纳石失”的织金锦，它除了用于满足贵族享受外，还用作赏赐物品，其中以回族工匠技术最为精湛。在元代，棉织工艺得到了普遍发展，实用且物美价廉的棉织品代替了传统的麻织物，广受欢迎。江苏松江（今属上海）的黄道婆（约1245—？），为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鎏金银鸡冠壶，此壶造型为典型的契丹族皮囊壶式样，但装饰技法与纹样内容则受到内地传统工艺的影响。
强悍英武的元代统治者，在游牧生活中形成了大吃大喝的生活作风，由此形成了元代工艺粗犷、豪放、刚劲的风格。陶瓷器皿厚重粗大，丝织品富丽堂皇，即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体现。元代亦重视宗教的传播，其中以佛教和道教较为盛行，宗教成为各类工艺中很常见的题材。疆域的扩大和交通的发达使元代国内各族的联系以及国际交流比较频繁，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异域风格的吸收与融合。
元“ 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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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期仿定窑白瓷的辨别
宋金时期定窑白瓷质量高、销路好，引来很多窑场仿烧，诸窑仿品各有特点，有些足以乱真。
井陉窑 窑址在今河北井陉天长镇等地，宋金时期井陉窑白瓷质量比较高，产品外观特征与定窑很相似，特别是印花装饰与定窑几无二致。可以肯定，以往断定为定窑的产品，有些应该是出自井陉窑。
磁州窑 窑址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东西艾口村、冶子村、彭城镇等处，该窑仿定白瓷从造型、装饰到仰、覆支圈烧的装烧方法皆仿定窑，胎釉都比较细，不施化妆土。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定瓷胎体细白而密度大，磁州仿定瓷胎体白而泛黄，瓷胎发糠，细度白度皆不及定瓷；釉比定瓷略黄，有些显粗，光洁度不及定瓷，有些釉质细润者有宋金定瓷所少见的开片，但无垂釉(泪痕)现象。
山下窑 窑址在河北临城城南山下村，属于广义的邢窑窑址之一。与定窑产品相比，山下窑白瓷制作稍嫌粗糙，划花、印花均不如定窑同类器物精美，图案亦不如定器清晰，胎釉的颜色明显泛青灰，胎的石质感较强。该窑的装饰技法和烧造方法明显受到定窑的影响，特别是烧造方法与定窑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龙泉务窑 窑址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这是一处辽金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胎色纯白，釉色白中泛黄，与定器相似，但胎的硬度高于定器，石质感较强，有些瓷胎呈灰白色，刻划花刀法不如定窑熟练，有的花纹粗糙，釉的亮度较大。
介休窑 窑址在山西介休县洪山镇。介休窑白瓷以碗、盘最多见，宋初器物胎壁较厚，晚期受定窑影响生产印花白瓷，胎、釉均较细，比较典型的图案有婴戏牡丹、婴孩荡舟等。
霍窑 霍窑与彭窑实为一窑，一以窑主姓命名，一以地名命名，为元代窑场。明初曹昭《格古要沦》云：“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骨董者称为新定器。”彭窑窑址在山西霍县陈村发现，产品胎土细白，薄胎，釉色洁白，有素面，亦有一些印花器，胎质比较松脆，极易碎。烧造方法有与定窑相同的涩圈叠烧，还有定窑所不见的支钉叠烧，支钉胎质很细，碗盘一类器内底多留有支钉痕迹，甚至有支钉粘连，一般是4至6个支钉，以5个最为多见。
繁昌窑 窑址在安徽繁昌柯家冲和城西骆冲，繁昌窑是宋元青白瓷系中的一个重要窑场，其产品主要是青白瓷。但骆冲窑产品在外观上很容易与定器相混淆，粗看几乎没有差别。这类器物胎色纯白，但比定瓷稍粗，釉的质感与定器相仿，白中泛青，有些积釉处近乎水绿色。碗类多为圈足，口沿作成仿定式唇口，有些器物外壁雕刻莲花瓣。这类东西应当是仿定产品，不宜名之曰青白瓷。
景德镇窑 该窑两宋时期以烧造青白瓷著称，窑址在今江西景德镇市郊，五代时期景德镇窑白瓷白色纯正，釉白中透青，胎透光，胎质较软，常有变型器物；采用支钉烧法，碗底留有支钉痕迹。南宋景德镇窑有一种近乎于白釉的器物，从装饰手法到烧造工艺都模仿定窑，这类器物不应该再属于青白瓷，很可能就是文献{己载中的“南定”。它们的胎色白于真定，但色泽柔和，而且透光性好，胎质细；釉的玻璃质较强，多为白中透青，也有些略呈黄白色，除芒口或底足外施满釉，工艺精细，无泪痕。支圈覆烧器胎壁较薄，支圈很细。盘、碗多见划花装饰，南宋至元也有一些印花。
吉州窑 窑址在今江西吉安永和镇，印花白瓷胎质与定瓷相似，但胎呈灰白色，釉质稍粗，比定瓷略显稀薄，呈乳白色，比定瓷显青灰，无泪痕。印花图案多见凤凰牡丹，图案部位凸起较薄，施釉后纹饰略有含混，不如定器图案层次清晰。印花白瓷的烧造方法有两种，一是仿定瓷覆烧，再一种是摞烧，摞烧器外底处理较粗，施釉不到底，无釉处刀痕、气孔、杂质清晰可见。内底无涩圈，但有一周以细砂间隔的叠烧痕迹，这类器物的时代可能已属于元初。
彭州窑 窑址在四川彭州市磁峰，产品精者釉色洁白，粗者釉色白中泛灰。装饰有刻花、划花和印花，刻花多见双鱼纹，也有花叶、折枝莲、莲花瓣、缠枝牡丹、萱草等，在技法上往往是刻、划并用。印花图案多见花鸟，有飞鸟衔草、凤穿牡丹、莲池鱼鹅、孔雀、鹰和各种折枝花卉等。装饰题材和图案布局都模拟定窑。彭州窑的制作工艺是先拉坯成型，坯件半干时刻划或模印纹饰全干后再施釉，制作工艺颇有特色。
宋、辽、金、西夏瓷器鉴赏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宋代著名的窑系有：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系，以生产白瓷和釉下彩绘瓷为主的磁州窑系，以生产红，蓝窑变釉为主的钧窑系，北方生产青瓷的耀州窑系，南方生产青瓷的越窑和龙泉窑系，及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和生产黑瓷及各种黑色窑变釉的黑瓷系等。除了这些为数众多的民窑外，宋朝宫廷还建立了汝官窑,钧官窑、汁京官窑,郊坛官窑，“哥窑”等官窑群。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窑定代宋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产自瓷而驰名。宋代是定窑的发展时期，产量、质量及制作工艺较五代又有明显提高。定窑瓷器多为白釉，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宋代白釉颜色偏黄，唐代定窑白釉呈色偏青，在造型曲线转折变化的积釉处，常呈现较明显的青白色。这是区别唐宋定窑白瓷的重要依据。宋代定窑白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所谓的“泪痕”。这是上釉过程中，釉浆流淌的痕迹，“泪痕”厚处均有明显的偏黄色。无论是正烧，还是覆烧，“泪痕”流向均是自上往下流淌。这是鉴定定窑瓷器尤其要仔细观察的重要特征。
酱釉、褐釉、黑釉、绿釉等品种，在定窑瓷器中占的比例不大，完整的传世品更是稀少，故收藏价值较高。定窑颜色釉品种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系白胎，即与白瓷所用胎料完全一样，只是外罩色釉不同。这是紫定、黑定、绿定与其他窑口区别的重要标志。
龙的传人 龙的瓷艺
《九龙穿西花梅瓶》
《“龙”盘》叶冬青
在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中，龙是一大系列，龙不仅作为中华民族崇尚的图腾，也是历来封建帝王的象征，与之对应的是以龙命名的身家财物，一颦一笑。
上有所好，下有所求，两千年来，艺术家以龙为题材，殚精竭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龙的艺术。景德镇的的瓷器到了明清时代成为皇家主流贡品，当地工匠艺人自然也术有专攻了。但龙是传说中的神物，即使现代技术能够复原，它的原型和艺术形象已经大相径庭，差距甚远。
《乌金釉龙瓶》胡冠群
在艺术界有种说法，画没有看见的东西最容易，因为它是主观臆想，无法考证的。但对于画龙而言并不准确，因为龙的特殊地位，它的内涵丰富高雅，你可以竭尽充分想象之能事，可以夸张，可以渲染，可以变形，但不能低俗，因此而变得难画。恕本人孤陋寡闻，时至如今，有关龙的题材的精品不多。
到了近代，艺术家们宁愿画山画水画人，画花画鸟画树，很少愿意画那吃力不讨好的龙。
到了如今，龙的绘画艺术传承更是出现断裂，这种曾经象征封建皇权的艺术题材，更少有人问津。
物以稀为贵，传统艺术反而成了珍品，有关龙的画品成了稀罕物。
胡氏父子画龙绝技
胡明正，景德镇人，生于1926年，早年供职于景德镇艺术瓷厂美研室。工笔画大师邹宝林曾是景德镇艺术瓷厂美研室的副主任，他说，胡精通西洋画技，尤其擅长画龙，在当地有“龙王”之称，可以说画龙一技，鲜有人及。当地曾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71年，胡明正所绘制了一个不到3英寸的九龙陶瓷杯，居然给人以1000元收购，而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大师每月平均工资才50元，于是在整个景德镇瓷艺圈引起轰动。
《手工粉彩薄胎龙碗》胡明正
龙本身就是虚构的，没有实物，前人有诸多描述，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皇家追崇，艺人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创作，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后人大多只能摹仿，很难突破。而胡明正是没有被前人的画龙思路所束缚，他注入了许多自己的理解。
胡明正自幼双耳失聪，因此不善和人交际，这也成了他潜心画龙技法研究的一种内在因素。
双耳失聪，更激发了他读书的欲望，他想尽办法寻找有关画龙的作品，认真翻阅，揣摩历代有关画龙的作品，除此之外，还专门攻读解剖学，了解生物的骨骼及肌肉的线条比例，意念解剖龙身的每个部位。
熊景兰是沪上著名艺术策展人，她说，画龙并非贵在点睛，最主要的是画出龙的神态，它的独特的个性，比如龙爪的张扬，龙须的飘逸，龙的凶猛和威武。
《乌金釉“凤”瓶》
胡明正画龙，个个都是威武凶猛，但威武凶猛的艺术表现手法，形状，神态并不雷同。比如胡明正有个经典代表作，《粉彩薄胎龙碗》，高25公分，直径59公分，器型大且不说，关键在于薄胎，壁厚薄于一公分，而且是手工拉坯。在这么脆弱的瓷碗上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无论拉坯，绘画，烧制都是艰苦卓绝，容不得半点闪失。
《粉彩薄胎龙碗》的正反面都画着灵动的龙，除了那威武生猛的形状，胡明正显示了其细腻精致的功力。在景通艺坊的陈列室里，记者曾经看到过胡明正那个金龙薄胎碗，龙麟的大小走向和排列，在那龙身上都是那么和谐而又不失贲张，为了证实所言非虚，熊景兰拿着放大镜照着龙鳞，龙鳞上的毛细血孔都清晰可见。
“龙父”有“龙子”，胡明正的儿子胡冠群继承父业，专攻画龙。他的作品不仅深得其父真传，而且还有创意和发展。特大《龙盘》，直径95厘米，就画了一条龙，张牙舞爪的，十分威猛，神龙好像在腾云驾雾，一路上生出许多雷云雨电，不知是自然景象，还是龙之作为，那气势是何等的张狂。
《墨彩开光“龙”双龙耳瓶》
《乌金釉龙瓶》是胡冠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作品，乌金釉很少有人选用，因为底色太沉闷，对于彩瓷设色，局限很大，通常都是黑底配金色。乌金釉龙瓶，器型端庄大气，瓶身、瓶颈包括沿口，比例和谐，黄金分割。
乌金釉在技术上很难操作，即使在其他窑区也鲜见，胡冠群是用多次施釉的方法，打好乌金底色，然后在上面绘上金龙。一条金龙在乌黑的设色下，更显大气。
一般画龙都喜欢龙头朝上，显示张扬和霸气，但胡冠群画龙却龙头朝下，意味潜水之龙，上天揽月固然霸道，下水潜行也是强势。其别出心裁的意境让人赞叹不已，脱俗推新。
正当胡冠群处在年富力强创作旺盛时期，2006年一场不幸夺走了他的生命，那年他才刚过不惑，白发人送黑发人。第二年12月，胡明正以81岁的高龄也撒手人寰，父子俩天堂相会，再研画龙艺术。
群龙善舞
熊景兰对龙瓷作品情有独钟，曾收藏不少名家画龙艺术作品，在她收藏的作品中，有叶冬青的一件龙盘精品。
叶冬青，安徽黟县人，1923年10月出生，卒于1995年11月，著名的陶瓷美术家，擅长陶瓷图案装饰，尤其擅长画龙，所绘金龙，维妙维肖，人称“画龙专家”。
有人评价叶冬青画龙特点，色彩繁而不杂，工笔精致，特别是对龙、凤的装饰画拿捏入神，有自己独特的神韵。他的画龙作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获奖多多，深受好评。
叶冬青画龙以繁杂取胜，以博见长。他能大胆借用唐宋明清的装饰语言，无论是大唐盛世的雍容典雅，风流儒雅大宋的严谨精致，还是大明的劲健挺拔，大清的华丽繁复，他都能将宝相、缠枝、洋莲、吉祥纹样等图案玩转于笔下。
而上述所有的图案或装饰语言，都是为龙凤而铺垫。叶冬青绘龙，能画出各种龙的变体，如虬、螭等，且所绘的每条龙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创作。古时绘龙，都有一定的格式，约定俗成，牛鼻、鹿角、狮毛、鲤髯凸眼、高额，这就是龙的基本特征。但在叶冬青的笔下“龙身不是如蟒蛇状之旧俗，而是根据龙头比例，用黄金分割法来进行组织，颇有新意。龙爪富有鹰爪的抓举动态，给人以强烈的力感。总之，他笔下的龙，不是传统的变形，而是自己理想的化身，不是唬人的偶像，而是具有腾云闪电，挟风镇雷富有生命的精灵”。
这个《龙盘》，叶冬青采用了张牙舞爪的夸张手法，周围配上诸多雷电云雨，其中扭曲的身姿暗藏着张力和霸气，蓄势待发，更是龙腾前的平静。
《九龙穿西花梅瓶》，初看到这个瓷瓶的名字感觉有点拗口，这也难怪，因为艺术陶瓷源远流长，特别是他注入了数个朝代诸多文人的诠释，要不拗口也难。但在作品上可以会意。西花大都指那从国外传来的番莲，梅瓶则是一种长身细脖子的花瓶器型。这件作品器型并不算很大，但画了九条龙，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在这件作品上能够充分彰显。中部有通体鲜红的赤龙，下部是浑身乌黑的乌龙，上部是能展翅飞翔的蓝龙……九龙灵动，各自形体和韵味都不尽相同。而在九龙各显神通的空间里，有五彩缤纷的图案点缀，设色鲜美，甚至还有珐琅彩点缀。这件作品曾收藏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景德镇博物馆，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至今不知其作者，但这并不掩盖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而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功力。
盛世的华丽——隋唐五代时期的工艺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重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隋唐时期，政府仍掌握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管理机构更加完备。官营手工业在规模、组织、分工、工艺水平等方面占主导地位，许多产品通过贡赐、贸易销往国外，并通过专卖形式在国内销售。隋代手工业主要由工部下设的太府寺掌管。唐代政府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更加庞大，例如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总管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分工也更细，例如将作监掌管土木建筑，军器监掌管铸造甲弩。不同工种的工匠还要接受九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技术训练和学习，如金工学习四年，乐器车辂工学习三年，竹木漆工学习一年。
唐代舞马衔杯纹银壶，陕西省博物馆藏。
唐代铜镜，镜背褐色漆地上以螺钿镶嵌一龙
飞腾盘绕在云气纹中，制作精致，形态栩栩如生。
隋唐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和行会组织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民间手工业。除了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官僚地主庄园手工业，民间手工业逐渐向城市集中，城市中的手工业作坊（又称“铺”或“作铺”）有显著发展，种类涉及染织、瓷器、漆木器、金银器、玉器、冶铸、车船、造纸印刷、粮食加工等。唐代还出现了行会性质的会社组织，协调内部关系，规定产销条例，并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行会组织对社会经济影响很大，普遍提高了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标志了中国手工业发展的新阶段。
唐代玉云形杯。
隋代工艺中，陶瓷、染织和制船业比较突出。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国家政策的开明、中外之间的频繁交流，工艺进一步繁荣，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木器等全面发展。此时的装饰风格脱离了商、周、汉、六朝以来的古朴特征，开始具有了近代装饰的风貌。装饰题材不同于以前的几何风格和现实或想象的动物纹样，而大量采用了植物纹样，面向自然与生活，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总体风格趋于博大清新、富丽丰满。装饰技法、工艺手段丰富多彩，例如：陶瓷工艺出现了多种釉色并运用洒釉、流釉、绞胎、绞釉等施釉方法；染织工艺亦有蜡缬、绞缬、夹缬、碱印、拓印等多种印染手法；漆器则有金银平脱、螺钿、描金、夹、雕漆等工艺。
浅谈辽宋瓷的分辨及断代
从法国吉美博物馆辽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被误断代为宋耀州窑青瓷浅谈辽宋瓷的分辨及断代
举世闻名的去国浪漫之都巴黎，有一间外表并不奢华的博物馆，但其馆藏了足以令世人人震撼的，数量可观、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珍贵瓷器，她就是巴黎吉美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又名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其创始人是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Emile Guimet）（1836-1918）。他在埃及、希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环球旅游中，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并于1889年正式建立这个博物馆。吉美博物馆中藏有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其中一万余件陶瓷、粗瓷、青瓷、硬瓷，反映了中国陶瓷历史的技术革新进程。
吉美博物馆的中国学研究，在世界汉学界有口皆碑，尤其该馆对中国陶瓷的研究被世界陶瓷界历来奉为圭臬，不容置疑。然而，就是这样一间中国陶瓷研究的最高殿堂，竟然在辽宋瓷断代、分辨领域制造了不少错案和遗憾。遗祸至分，流毒未散，给中国陶瓷界乃至世界陶瓷界、中国陶瓷拍卖界，都予以了令历史痛心的误导，在中国陶瓷研究史上留下个大大的遗憾。
今天，笔者不揣浅薄，拟以法国吉美博物馆辽 “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被误断代为宋耀州窑青瓷的事例，谈谈辽宋瓷的分辨及断代要领，以扭转中国乃至世界陶瓷研究专家们对辽代官窑瓷的蒙昧无知及偏见，还辽代官窑瓷在中国陶瓷史以应有的地位，使辽代官窑瓷这朵陶瓷艺术奇葩重放异彩，造福人类。
“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见图1-图20、），陈列于吉美中国陶瓷馆北方青瓷展台最显要位置（见图22、23、）。从该馆的“北方青瓷”（见图21、）说明可知该馆把这些展品，包括该“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全部认定为“五代及北宋青瓷”。
这个认定虽看似宽泛，其实质却是非常狭窄。即这个认定广义只把它的认定范围局限在中原王朝，狭义更是把它的认定确认为陕西铜川耀州窑所造。这个认定把当时中国北方最强大的国家辽契丹国摒弃在外，对辽朝高超的制瓷业只字未提，却把具有明显辽风辽韵辽官窑青瓷，误断为耀州窑青瓷，并把它们纳入“五代及北宋青瓷”之中。这不只是对辽官窑青瓷的不公，而且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肆意歪曲和践踏。这类观点对中国陶瓷学者影响极大，毒害几代人，时至今日仍有人以吉美对辽青瓷的错误判定，分辨辽青瓷与耀州青瓷的区别，可谓为祸数百年。
为什么说“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是辽契丹烧造，而不是北宋耀州窑烧造的？因为该壶有几大辽契丹独有的，耀洲窑工匠不知道或知道也不想模仿的草原特征。这些辽契丹独有的细节特征，就决定了该壶只能是由草原契丹工匠烧制，而不可能由北宋耀州窑或中原其它王朝工匠烧造。
特征之一：该壶的硕长竹节颈和壶疷的高外撇圈足，均仿制辽代惯用金银器模样。北宋早期和五代汉人执壶不见此造型。
特征之二：壶执具有明显的皮革器的痕迹，把皮条、皮扣、皮雕花、皮绳环梁都一一表现出来，清楚地保留着游猎生活的形迹。这是北宋耀州窑或中原其它王朝工匠不知道或知道也不想模仿的草原特征。
特征之三：壶流塑成双凤首形（鸡冠）非常形象。双凤一老一幼，老凤长着高高的冠子，幼凤无冠。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唯一一把把壶流塑造成双凤首形象的瓷壶。这不是契丹工匠异想天开别出心裁，而是暗寓了辽朝的一段史实，并隐秘地告知世人此壶制造的时间和用途。
凤在辽契丹是皇后、太后的象征。老凤幼凤显然是喑指当时太后、皇后并立，即享受同样尊荣。这在辽契丹并不多见。辽契丹立国218年，只有四位皇太后：1、太祖后太宗母，应天皇太后；2、景宗后圣宗母，承天皇太后；3、圣宗元妃兴宗母，仪天皇太后；4、兴宗后道宗母，宗天皇太后。皇太后都是享有与“天”（皇帝）同等尊崇的人。辽朝有没有享有和皇太后一样尊崇，能和皇太后并肩而坐的皇后呢？
有！但仅有一例。她就是圣宗第二个皇后，承天皇太后侄女（弟萧隗因女）、大丞相韩德让外甥女（妹家女），统和十九年被册为“齐天皇后”的萧菩萨哥。特殊的至高无尚的地位，造就了萧菩萨哥与天同齐独一无二的可写皇太后并立的特权。所以，此双凤流壶应是纪念萧菩萨哥统和十九年五月二日，被册为“齐天皇后”的纪念壶。设计者应即是“美有才，尝以草莛为殿式造三大殿。造九龙辂、诸子车”的“齐天皇后”萧菩萨哥。此壶的这个特征，是契丹以外任何工匠都无法知晓的奥秘，所以它只能是辽圣宗朝人设计和烧造。
特征之四：其壶腹的剔刻缠枝牡丹纹是圣宗朝特别是统和年间最流行的绞样。这与此时皇太后皇后特别喜爱“凤穿牡丹”、“富贵牡丹”不无关系。此时的缠枝牡丹纹，大花大叶，气势非凡。采用深剔刻刀法，先在坯体上划出纹饰轮廓，然后用刀将花纹以外的地子挖掉，使花纹呈微微凸起的浅浮雕效果。这种浮雕似剔花技法耀州窑器上也曾短暂出现（愚意以为应是偷艺于契丹），但气势、技法、洒脱大度的功力均相距甚远，入宋后基本绝迹。而这种深剔花卉的技法，辽契丹一直保留到灭国。只不过圣宗朝专注于花卉（牡丹、莲花），那时壶、罐、钵、瓶，基本纹饰多是剔刻缠枝牡丹纹或缠枝莲纹。兴宗朝以后，剔刻契丹文字逐渐取代花卉成为了辽官窑官用瓷器的主要纹饰。
辽代官窑瓷器这些特征，反映了辽契丹人在文化和民族基因上的一种自觉与自信。辽契丹先人惯用金属器和皮革器，祖上传下来的就是这个，所以换了材料，辽契丹工匠也要把它们做成金属器和皮革器样子。那怕只是一些元素，也坚持要保留。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执着是辽代瓷器始终区别于唐宋瓷器的最主要持点。法国吉美洋专家正是对以上辽青瓷的特证不甚了解，所以将辽“竹节颈双凤首流剔刻写意牡丹仿皮革执青瓷壶”及一批辽代青瓷器，误断为北宋耀州窑青瓷。当前世界上90%的瓷界专家因同样原因，已犯过或正在犯着和吉美专家同样的错误。究其根源，就是对辽契丹的历史，陶瓷史了解得太少太肤浅。，
契丹族是个汉化程度很深又能始终保持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奇异民族。辽代在治国方略及政治思想上，秉承“因俗而治”以及“崇儒之美”的原则，提出“唐晋文物，辽则用之”的谋略。实行拿来主义，用历代帝王法物装扮自己的统治，目的就是要证明它的统治代表“正统”，具有合法性。它处处效法中原王朝，“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 ”（《东坡应诏集》卷5《策断》）
从考古发掘实物看，契丹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技术，特别是契丹人的祖居地辽西一带，和唐王朝山西、河北一带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最迟到唐晚期，作为生活日用品和建筑构件的陶瓷生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随着太祖扩边，太宗灭晋，辽朝的拿来主义更加成效显著，大量中原工匠进入辽国，极大地促进了辽各项手工业的发展。辽代瓷器制造业地也自然而渐进地形成了辽特色的陶瓷文化。
辽瓷与唐宋瓷的分辨说难也的确很难，说容易也确实容易。难和易只在你对契丹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了解的深浅。能不能通过器物细节的剖析，发现与汉地文化有显著区别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有就可能是辽契丹器物，或受辽辽特色文化影响汉地仿造的辽代风格器物。如辽官窑与宋耀州窑都生产的倒流壶、公道杯、良心壶、转心壶，其根源都来自契丹金银酒具，都具有抹不掉的契丹文化元素，如：狮、龙、凤、牡丹、莲花、寿星等大开大阖大气磅礴的纹饰；金属器与皮革器痕迹；契丹宗教习俗文化的遗存。当然这些元素大多隐藏于瓷器的细节之中，但如果你发现它的确实存在，配合瓷胎、釉、色、工艺综合判断，就会较准确地分辨清辽瓷与唐宋瓷。
如白瓷中金银釦器、描金器，剔刻写意大花大叶莲花牡丹花卉器，底款为歪扭不正楷书“官”、“新官”、“盈”、“尚食局”、“尚药局”器，皆为辽瓷。青瓷中凡透薄（釉）瓷器，即以少量氧化铁为主要呈色剂，烧成后釉色青绿，玻璃化程度高，类似唐秘色釉。尤其是具有金属器皮革器痕迹者，纹饰以深剔花、划花、或镂空纹饰为主，其釉色从浅绿、水绿、翠绿、碧绿、青绿、到深绿者，应都是辽官窑青瓷。而厚釉，釉色青黄，黄绿几近褐色，纹饰繁复细碎，匠气十足者，定是宋耀州窑器。
当然也有耀州模仿辽秘色釉的精品，较为难辨。这时就要特别注意其器上契丹金属器皮革器痕迹，因原创真品对传统文化是用心创造，每个小小细节都认真表现。所以真品的草原风情，清清爽爽跃然器上，任何细节都没有丝毫马虎。而仿品工匠照猫画虎，对契丹文化一无所知没丝毫感情，所以他仿出的器物只有相似的外表，而没有原创的精气神，细节上尤其模糊随意。知情人可以一眼看出其破绽。近来看到几个耀州窑仿辽青瓷双凤流壶，无一不是细节粗糙模糊，徒有辽壶外表，根本无丝毫辽壶神韵的东西。
以上体会是笔者几十年研究辽契丹文化，辽契丹手工艺品，辽契丹瓷器烧造的一点点心得，作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之一，第一个敢吃辽官窑御用瓷螃蟹的人，我的研究只是在这处女地刨下的第一锄，刨出的是金娃娃还是草疙瘩？都有待历史和广大读者检验。这里，我特别祈盼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朋友们垂教指正，让我们共同为辽青瓷正名，为辽瓷正名，为辽契丹陶瓷文化正名，为辽契丹正名。
宋金时期红彩描金诗文碗
宋金时期的红绿彩瓷，亦称“勾红点绿”，是我国陶瓷釉上彩绘工艺史的一种重要形态。据考古学者吕军、周高亮等人初步统计，河南省发现红绿彩踪迹的有：扒村、钧台、刘家门、老宕、鹤壁集、清凉寺、上李庄、韩庄、当阳峪、登封曲河、新安城关、庙后、淮子沟、西王封、牛庄、段店、济源勋掌村、邓州古城（内乡）、临汝、密县、安阳等20多个窑场。
这件宋金时期红彩描金诗文碗（图1），是由10块残片拼接修复而成。这些残片是2016年邓州团结路道路工程两侧下水道（古穰城西郊、今明、清土城墙内）小十字街翻土中所得。该碗口径15.8、高5.5厘米；碗底足直径6.5、足高0.9厘米（图2）；敞口，圆腹，外壁光素无纹，圈足露胎，上体施白釉，内壁勾描红彩宝相纹填金。碗心（图3）纹饰用红彩行草书诗文：“枝远蝉鸣细，堂高燕语轻。”在50倍的放大镜下看，口沿处弦纹内壁及宝相纹饰明亮的金粉，器体表显钙化土锈蚀痕（图4）。此碗白瓷釉微黄，圈足刮痕不规整，足心有两道圆纹，是一件极具民窑特征的宋金时期邓州古城窑（集散地）红彩瓷标本佳作。
关于红绿彩烧造年代，《宋会要缉稿·职官八》：“后苑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设监官一人，以内侍充任，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置。”“后苑烧朱所”，官署名。南宋周密撰《志雅堂杂钞》：“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宋金时期陶瓷工匠法效百工，创造性地使用矾红彩在陶瓷之上绘画花纹、图案、文字等，与已经成熟的黄、绿三彩、釉下黑彩等配合，制作出宋金时期的器物时代风格。
红彩，主要由青矾炒制后提纯研磨加其他元素配制，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载：“用青矾炼红，每一两用铅粉五两，用广缪合成。”即以青矾煅烧提炼后的氧化铁为呈色剂、以矿物质氧化铅（包含一些其他微量元素）为助熔剂，以广缪或其他胶水、瓷土淘炼的浆水等按照比例混合研磨使用，烧成后红彩颗粒粘结在釉面上。红彩中不含石英等玻化成分，烧成后流动性差、发色艳丽而不躁，与其他颜色不相融。书写文字、勾描边线等能细致入微而不漫漶。胎釉结合差，易磨损和脱落，无开片和气泡。古陶瓷专家从陶瓷史学的角度分析，宋（金）红绿彩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孕育着元明清釉上彩绘瓷的萌芽。
鉴赏碗心红彩行草书“枝远蝉鸣细，堂高燕语轻”对仗工整诗文，可谓绝唱。蝉鸣，典自《诗经·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唐诗别裁》：“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由于蝉栖于高枝，餐风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则其所喻之人品，自属于清高一型。李白《夏景》：“帘外熏风燕语，庭前绿树蝉鸣。”虞世南《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用蝉喻指高洁的人品。堂高，指高大的厅堂。屈原《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王逸注：“言所造之室，其堂高显。”燕语，宴饮叙谈。《诗经·小雅·蓼萧》：“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郑玄笺：“天子与之燕而笑语。”朱熹集传：“燕，谓燕饮。”亦指闲谈，亲切交谈。碗心诗文告诫人们，在高大的厅堂宴饮叙谈、闲聊，一定要轻声慢语。
据邓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洪涛粗略统计，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两侧下水道翻土中，先后捡选出49件行草书诗文红绿彩瓷器及残片（图5、6），大致有如下几大类：器皿类（碗、盏、盘、罐等）；造像类（佛道宗教造像、各类动物、人物、器物造型的玩具类等）；有日常生活用器、宗教供奉、装饰摆设、玩偶等功能用途。
乾隆时期青花瓷的鉴赏
乾隆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制瓷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乾隆青花在继承了雍正时期的仿古之风的同时又兼具了本朝工细新巧的特点。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乾隆时期青花瓷的鉴赏知识。
首先，我们来说说器型。乾隆青花的造型端庄规整，比例适宜，制作工艺水平极高。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器型，精细灵巧而且工艺精湛，是为制瓷史上所罕见。
其次，我们来说一下胎体。乾隆青花瓷胎的胎质极其精细，胎骨洁白，在足际接近釉处多有刮削胎体留下的一圈小锯齿痕迹。器足圆滑，足脊多成泥鳅背状。而之后的一些仿制品多事整齐，机器工艺明显。
再者，釉面。乾隆青花的釉呈青色，且釉面光滑、肥腴。青花色调在不同时期虽有所不同，但还是以稳定的正蓝色居多。现代仿制品的青花呈稀薄浅淡，缺少真品的深沉，另外，真品青花浓处可见的黑色斑点仿品是没有的。
最后，我们说说纹饰。乾隆青花纹饰繁缛华丽，内容丰富，多以福、禄、寿等寓意的画面和歌功颂德的题材为主。纹饰线条娴熟流畅。
清朝的瓷器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集大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瓷器也是收藏品市场上的珍品，因而，后期的高仿瓷器制品也颇多。所以，收藏品爱好者在收藏时一定要注意辨别真伪。（石墨）
金元白地黑花瓷收藏价格高吗
白地黑花瓷器，也叫白釉黑花瓷器，是典型的磁州窑系风格瓷器。磁州窑瓷器的白地黑花装饰技法兴起于北宋朝末年，在金代尤其流行。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是先在瓷胎素胎上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即形成所谓“白地”，然后用铁颜料绘制出装饰纹样，绘制完成以后再在表面施一层透明釉，最后入窑二次烧造，就成为白地黑花瓷成品，其纹饰丰腴、美观，是彩瓷之外一种别样的美丽。白地黑花瓷器属于典型的白釉釉下黑彩瓷器，目前只见极少量先施透明釉再绘纹样的釉上黑彩瓷。白地黑花装饰技法的开创，是我国白瓷技艺的一大重要进步。在宋以后的金元时期，这种技法被持续沿用并且盛行，为民间输送了大量白地黑花精品瓷器，而它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也使得它在当今的收藏市场上备受欢迎。
根据近几年的拍卖记录来看，金元时期的白地黑花瓷器多在几万到三、五十万之间，少数精品也能拍到百万以上，而这种精品瓷多为当时的御贡。价格相对平淡的白地黑花瓷，今年的拍卖成交不少。如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出了一只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大碗，直径20.3cm，无底价起拍，最后以1.73万元成交。9月，佳士得又拍出了一件高45.5cm的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成交价1.38万元。当然也有拍卖价格比较惊人的，如2016年，一件宋至金时期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花绘纹梅瓶经由香港蘇富比拍出，其高度43.5cm，可称硕美，成交价200万元整。2018年5月，新加坡伯明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春拍上，一件高63cm的金代白地黑花猴鹿纹瓶，最终更是拍出了825万元的高价。元代白地黑花瓷中，瓷枕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收藏对象，2017年，佳士得（香港）与北京中汉先后拍出两件元代瓷枕，一件为长38.8cm的白地黑花-绘杂剧人物故事图长方枕，另一件为长42.2cm，宽17.5cm，高13.7cm的白地黑花-林和靖爱鹤图长方枕，分别获得了23.75万元和28.75万元的成交价。
由此可见，金元时期的白地黑花瓷器是具有很不错的收藏价值的。那么在选择白地黑花瓷进行投资收藏时，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一点，肯定是要注意鉴别瓷器是否确为金元时期。目前收藏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老盘新画的造假白地黑花瓷，一般是拿清代的老盘子，经由现代摹绘高手绘制一些模仿当时风格的纹样，然后假充金元瓷器。这种情况要尤其注意。其次，瓷器的品相和工艺也是疏忽不得，一般以选择当时为官家、御贡等制作的器皿为佳，这类面向上层社会生产的瓷器，普遍品相好、工艺精细。最后，瓷器上的黑色彩绘也是决定价值高低的一大因素。白地黑花瓷所绘图案纹饰受到中国画尤其是写意画法的影响居多，因此如果绘瓷之人的笔墨功底很好，那么做出来的瓷器彩绘也就画工精细，甚至有少数作品的瓷绘出自名家，那么这一类瓷器当然要比普通瓷器艺人所制作的瓷器要珍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