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产于黔南州平塘县的牙舟陶，相传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平塘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牙舟陶就已经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在近、现代史上，牙舟陶也曾经辉煌一时，甚至因为有了牙舟陶，让许多人知道了贵州、知道了黔南、知道了平塘。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牙舟陶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府各级部门都在采取措施，力图让牙舟陶重振雄风，但是如何突出重围，仍然是个难题。
就在7月底记者到牙舟进行采访时，又获悉，已经有外地人正在抢注“牙舟”陶的商标，这引起平塘县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开始就这一抢注事件与国家工商总局进行交涉。
600年历史成就牙舟陶
牙舟陶器产于黔南州平塘县牙舟镇。牙舟镇位于平塘县境中部，距离县城26公里。牙舟镇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资源丰富，是陶瓷制作的理想环境。
据平塘县志记载：“牙舟陶始于明洪武16年”，至今已有600年历史。当时，明朝为了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大量屯军进驻贵州。后来屯军与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入当地布依民族，牙舟的制陶技艺就是这个时期从汉族地区传入的。由于牙舟有着丰富的陶土资源和独特的制釉原料，加上布依族丰厚的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牙舟陶技艺。
到了清朝末期，牙舟陶已具相当规模，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民国时期进入鼎盛期，产品*人背马驮大量销往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地，并有传教士将牙舟陶带到欧洲。这时候，小小的牙舟镇，就有100多家制陶的小作坊。
解放后平塘县成立了“牙舟陶器生产合作社”，将制陶业全部集中于牙舟镇内，“大炼钢铁运动”时，有人砍倒了两人才能合抱的一棵大树，在大树根下发现了用于烧陶的古窑遗址，有大量的陶片出土，印证了牙舟陶技艺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记载。
1959年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贵州向北京赠送牙舟陶礼品花瓶、茶碗等10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牙舟陶器多次作为贵州陶瓷工艺的代表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展出。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间，牙舟陶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978年在北京“全国第二次工艺美术展览会”展出时，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梅建鹰教授把牙舟陶誉为“全国工艺美展陶瓷展品中最有特色的展品”。牙舟陶以展出、订购等形式与美、英、法、加、澳、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交往。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旅游会上，经44个国家1000多名代表推荐，牙舟陶“鸡纹双耳罐”获得金质奖章。1984年，国家轻工业部把牙舟陶出口产品列为部生产品种之一。
牙舟陶以造型古朴敦厚著称，工艺精湛，很具观赏价值，牙舟陶器在中国陶瓷界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工艺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美术馆民间部已经先后收藏了100多件牙舟陶作品。
60岁老陶工苦撑牙舟陶艺
在牙舟陶走过了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的辉煌后，平塘县力图做大牙舟陶。1984年在县城组建“平塘县工艺美陶厂(牙舟陶瓷厂分厂)”，由于烧制时采用倒烟窑、推板窑，抛弃了传统工艺，实行半机械化生产，使得制作成本大幅增高，同时机械生产烧制技术不过关，被强制搬迁到县城的牙舟制陶艺人又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又思念家乡，不能安心工作，加上厂领导不懂技术等原因，致使新厂倒闭，而老厂又没有资金投入，生产工艺和规模都上不去，最后导致新厂和老厂全部倒闭直至今日。
如今，在距县城26公里的老厂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烟囱和布满灰尘的厂房，昔日的繁忙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牙舟陶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产品没有了市场。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粗犷的陶制品逐渐被制作精细的瓷、玻璃、塑料、金属制品等代替，原来比较广阔的市场已经萎缩直至消亡。产品没有市场也就失去了平台。
记者与平塘县政府办黄副主任和牙舟镇镇长陈子微一道，走访了牙舟镇一些制陶人家。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牙舟镇只有汪家街和冗平街的8户人家还在惨淡地从事陶器生产，并且都为零星的家庭小作坊，制作的陶器也只有盐辣罐、烟杆斗、茶罐、香炉等简单的生活用具，已经无法与牙舟陶在外享有的名气相适应。同时，在牙舟镇制陶艺人已经出现断层。据介绍：牙舟陶的珍贵之处在于全部是手工捏制，在于烧制时火候的掌握，因此产品质量也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由于牙舟陶产品市场的萎缩，牙舟当地年轻人已经不愿学制陶技术，全是几名60多岁的老陶工苦苦支撑，牙舟陶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
现在，仍然在制作陶器的几户人家，制作产品只是销往当地农村和小集镇，制陶也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而已，谈不上艺术。
牙舟陶特点
牙舟陶以黄、白、绿、紫、棕、褐色为基调色，以玻璃为基础釉，各色互相配合，形成多种光泽莹润的色调，在烧制中，表面釉层自然裂变，形成各种和谐的裂纹，有如蜡染、刺绣中的美丽图画，带有独特的民族地方特色。陶器无毒，盛放食物不易变味，且经久耐用。被列入贵州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牙舟陶如何突出重围
牙舟镇冗平街的青年张禄麒在广东打工已经有14年了。去年10月他返回家乡，投资8万元创办了“牙舟工艺美术陶瓷厂”，在牙舟开始第一家以“厂”的名誉进行陶瓷生产。7月26日，记者在采访他时，他说出了回家办厂的初衷，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制陶人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摸牙舟陶了，以前的老艺人也只有六七个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牙舟陶就真的失传，牙舟陶就再也没有明天了”，张禄麒决定回家接过老父亲的手艺，把牙舟陶传下去。经过快一年的摸索，张禄麒的牙舟陶厂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他满脸笑意地说：“现在根本就不用我出去找市场，有人上门来收，只怕做不出来。贵阳、甘肃、香港的客商都有。”但同时，张禄麒说，光有自己一家办厂还是不行，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办厂，共同做大牙舟陶的品牌和规模，“我不怕竞争，竞争就会有市场，就会了质量”。
现在整个牙舟镇只有两个阶梯窑，一个是四户合资经营的五洞窑；另一个是五户合资经营的九洞窑，这两个窑的窑炉已经严重破损。在牙舟陶发展最好的时候，阶梯窑和龙窑就有近70个，陶器年产量达30万件。
正如张禄麒所言，一枝独秀不是春。牙舟镇镇长陈子微说，该镇在巩固的基础上做大牙舟陶，正在策划引进1300万的资金来做牙舟陶。目前，平塘县已经制定了关于牙舟陶的五年保护计划，把保护老艺人和培养牙舟陶艺后继人才都列入了计划之中，还计划在2009年和2010年建立牙舟陶传统工艺作坊、建立牙舟镇牙舟民族传统工艺生产一条街、建立牙舟陶瓷博物馆等。
然而，就在牙舟人为振兴牙舟陶寻找出路的时候，却传来了有外地商人正在抢先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牙舟”陶的注册商标。一旦注册成功，这将意味着牙舟的陶器不能称为“牙舟”陶了，这一延续了600多年历史的牙舟陶面临着重新更名的危险。
7月26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抢回“牙舟”陶的注册商标，平塘县政府、县工商局、平塘县牙舟陶瓷商会等部门已经与国家工商总局取得联系，就外地人抢先注册“牙舟”陶商标一事作交涉。平塘县政府也已经将牙舟陶向国家文化部申请，请求将牙舟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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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风烟的五彩罐
仿清乾隆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象耳转心瓶
仿清乾隆黄地粉彩轧道花卉纹梅瓶
仿永乐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曾红极一时的《青花瓷》仿佛还在耳边轻唱，周杰伦用轻柔低沉的歌声诉说着青花瓷的故事。
那时，青花瓷对于我们只是种梦想，很少亲见。而今，只要我们愿意，走进7坊街创意园区B区，随时可欣赏到各种形状不同、色彩鲜艳、品质优良的景德镇瓷器。
仿品赏析 严格按照原作1∶1再现
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1955年出土于北京东郊，为明代的陈设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五彩瓷罐，天地式盖，宝珠形钮，短颈丰肩圆腹，内圈足，底部书“大明嘉靖年制”。该罐形体硕大，纹样构图饱满、画法古朴生动，色彩明艳。
中国人喜爱鱼纹，鱼与余同音，人们常用来比喻“年年有余”，以求吉庆和幸运。罐通体五彩装饰，设色以黄、红、绿、褐和青花蓝色为主。盖钮上多层莲瓣纹，盖面绘八宝璎络纹，盖边为莲池游鱼纹，罐的肩部一周变形莲瓣纹，腹部绘莲池游鱼，八尾红、黄色的大、小鲤鱼，在红花绿叶的莲池中上下穿游，姿态各异，空隙处水绿、黄、蓝色多种水藻，近足部饰以双重蕉叶纹，此器上的莲池游鱼构图饱满，以鲜艳的色彩衬托，更为生动。
此罐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识。此罐高仿，严格按照原作的胎质、外形、尺寸、釉色、工艺等进行高度一致的仿制，也称作1∶1再现原作。
背景介绍 景德镇陶瓷之历史
据中华仿古瓷第一人、景德镇古陶瓷研究员黄云鹏介绍，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距今1800多年，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距今1600多年。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自宋代起，景德镇瓷器就成了皇家宫廷的御用瓷器。元朝统治后进一步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专门监造供朝廷使用的御用瓷器并为官府机构枢密院定烧印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瓷。元代时期的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景德镇窑在宋代青白釉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创烧了成熟青花、釉里红及各种单色釉品种。在制瓷工艺上采用了瓷石泥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瓷的温度，大件器物应运而生。
明代是景德镇的鼎盛阶段的开始，陶瓷艺术集历代瓷艺之精华，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宣德年间是明代青花瓷烧造的黄金时期。清代，中国瓷器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雍正产品，以其胎细釉润，纹样典雅精美而独树一帜。最著名的有典雅素净的青花瓷，明净剔透的青花玲珑瓷，五彩缤纷的颜色釉瓷，幽静雅致的青花影青瓷，古朴清丽的古彩瓷，万紫千红的新彩瓷，明丽隽秀的窑彩瓷别开生面的总和装饰瓷等。这些珍贵的名瓷，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瓷国之瑰宝”。
前世今生 明嘉靖独创，谐音“皇上红”
明代发展到嘉靖朝，对外交往和贸易拓展开来，瓷器作为主要外销产品而大量流于国外，从而刺激和促使其品种和花样迅速创新。尤其是五彩瓷器，开创了一代彩瓷制作的新局面，质量和数量都蔚然可观。
五彩瓷是一种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绘出多彩图案，再入窑炉中低温二次烧成的装饰技法，属釉上彩绘。嘉靖五彩，在五彩瓷器中较为独特。它色调纯正，绚烂之中又以红浓绿艳取胜。五彩瓷器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内的明代五彩瓷器大为流失，所以这个明代五彩瓷器精品极为可贵。
在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引人注目。此器引得世界各地藏家竞相争夺，最终以高达4400.00万港元成交。此器采用“黄上红”釉彩套叠工艺，为嘉靖时独创，谐音“皇上红”。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瓷器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嘉靖官窑五彩器的盛行，可能与嘉靖皇帝本人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辟邪有关。这件五彩鱼藻纹盖罐属青花五彩工艺，是明代影青瓷中的精品。
国宝级藏品带你穿越时空
清雍正柠檬黄地青花缠枝花卉仿汉壶尊
清乾隆白玉浮雕山水高士诗文图屏
明崇祯青花夔龙寿石纹花觚
明嘉靖铜爵杯正面刻款；嘉靖丙寅年季冬吉日赐进士弟知东莞县事漳浦扬守仁置背面刻章；文庙
东莞第三届收藏文化联展暨珠三角收藏精品邀请展昨开幕
由东莞市文广新局、东莞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东莞市第三届收藏文化联展暨珠三角收藏精品邀请展（以下简称“联展”）昨天在东莞艺展中心开幕。本次联展将持续至11月12日，分别在东莞艺展中心、旗峰山艺术博物馆和东莞报业书画院三个场馆举行，10天的展期内，将展出收藏精品3000余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联展期间，组委会还会组织全国艺术展销会、三场藏友交流会、两场拍卖会等系列活动，全部对公众免费开放，为东莞市民提供了一次“足不出户”就饱览到众多收藏精品的机会。
展出作品五分之一为宫廷器物
据悉，本次联展经过民间征集、市收藏家协会会员藏品征集、特邀珠三角名家藏品等途径，最终确定进入展览的藏品总数为400余件。藏品整体质量较高，其中宫廷器物约占1/5，有几件是价值超过千万元的宫廷重器，是历届联展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最高的一次。
除了价值连城、美轮美奂的众多官窑瓷器和玉器外，本次联展展出的画作也是名家大作汇聚。除了关山月3米长卷、清代名家黄璧的24米四季长卷、杨善深十几幅书画精品等不可多得的大作之外，还有居廉、高剑父、赵少昂、黎雄才、何香凝、范曾、黄永玉等名家之作，绝对可以让爱好书画的市民一饱眼福。
各地收藏名家热捧东莞联展
据了解，作为本届联展的一大亮点，与前两届相比，除了继续挖掘东莞本土收藏家资源外，还增设珠三角精品邀请展，扩大了藏品征集范围，力求将珠三角乃至全国的收藏精品“请进”东莞。
最终，珠三角及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大收藏家都拿出了自己的重量级藏品，所征集到的收藏精品共计100多件，包括书画、陶瓷、杂项的收藏门类，其中不乏国宝级珍藏，这些珍品都是第一次亮相东莞。比如由广州求友堂提供的“康熙官窑十二月令花神杯”之一的石榴花杯，素来被视为康熙官窑瓷器名品。另外，还有一向受东莞藏家追捧，与东莞颇有渊源的“明嘉靖铜爵杯”，该铜爵杯由明代东莞知县杨守仁命人铸造，并供奉于文庙，寓意“加官晋爵”，后来杨守仁政绩官声俱佳。铜爵杯辗转流传至今日，藏于广州一位收藏家手中，此次“回乡”参加东莞联展，实属难得。
11项活动促进交流与学习
此外，本届联展组委会特意安排了11项系列活动。东莞本土的昭德拍卖公司、大千拍卖公司将于联展同期举办两场艺术品拍卖会，分别征集拍品248件与200件。联展协办单位东莞市玉石协会组织的“交结四方——两岸三地玉石收藏交流研讨会”，吸引了全国各地100多位玉石藏友参加，许多珍贵奇石雅玩将集体亮相。另外，被收藏圈尊称为“翟帅”的著名华人收藏家、鉴赏家翟健民，广东省文物学会常务副会长楼钢，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站长林锐都将在联展期间举行藏友交流会，是一次欣赏与学习收藏文化的难得机会。
藏品一：清雍正柠檬黄地青花缠枝花卉仿汉壶尊
规格：高34.5cm
价值：约3000万~4000万元
收藏地：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本品取南宋官窑穿带壶的造型，外表装饰宣窑黄地青花釉彩，胎釉精良，抚之似玉，笔意细腻，点染深沉。敷设黄彩，匀净明亮，与青花上下辉映。底部青花双圈内留白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楷款，笔道有力，工整俊秀。
黄地青花者是雍正御瓷名贵之品，始自明代宣德御窑，其中琢器尤为珍罕，公私收藏之中仅知数例。雍正时期御瓷的烧造，许多隽品大多是孤例，很少见到成对之作，因为雍正皇帝强调“同形而异彩”，相同的器型装饰不同的釉彩和纹饰，每一品类往往仅烧造一件，越是名贵的品类越是体现明显，绝少重复。
藏品二：清乾隆白玉浮雕山水高士诗文图屏
规格：长19.5cm高11cm
价值：未定价
收藏地：广州市文物总店
此件白玉插屏，充分展现了乾隆时期玉作工匠精湛绝伦的制玉工艺。
其玉面光泽莹润，玲珑剔透。雕琢层次分明，正面图案中的人物、山水刻画细腻生动，山间景致闲逸悠远。背面刻李白诗文，整体画面宁静祥和，使观者有如亲临其境之感。
这块硕大且纯净无瑕的玉料极为少见，而乾隆朝以前也极少见到白玉制作的插屏。此类玉料一般质地细腻透白，在光线的映透下亦能确保构图的完整及雕刻层次的立体性。
藏品三：明崇祯青花夔龙寿石纹花觚
规格：高45cm
价值：未定价
收藏地：广州市文物总店
花觚是一种仿青铜器造型的陈设用具，也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花觚通常是三段式，上面为喇叭口，中间鼓腹，下部外撇呈凤尾形，造型古朴典雅。此花觚喇叭口，束腹，圈足外撇。其釉色莹润，青花发色青翠，上段描绘牡丹、寿石、蝴蝶等纹样，中段描绘卷草夔龙纹，下部画倒蕉叶纹。
青花的烧造到明代晚期，已经开始注重青花绘画的浓淡和层次。即使青花一个颜色，通过绘画的技法来呈现立体生动的物象，此花觚就为我们呈现出娴熟的青花“分水”画法，是明代晚期青花民窑精品中的精品。
藏品四：明嘉靖铜爵杯
正面刻款；嘉靖丙寅年季冬吉日赐进士弟知东莞县事漳浦扬守仁置
背面刻章；文庙
价值：未定价
收藏者：广州某收藏家
这是件和东莞有关的文物藏品，这件铜爵杯背后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来历。这件铜爵杯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广东东莞知县的杨守仁命人铸造的，杨守仁命人铸造了这个爵杯后供奉于文庙，取“加官晋爵”之意。果然，杨守仁之后加官晋爵，政绩官声俱佳。这只铜杯就这样流传了下来，现在藏于广州一位收藏家手中。此次他专门拿出爵杯参展，也是为了让东莞人了解这段历史。
“合作之舟”再啟航
中國與東盟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經濟和社會往來，共同構筑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紐帶。著眼於中國在新時期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需要以及東盟國家的共同發展，黨中央站在歷史高度，著眼世界格局，面向中國與東盟合作長遠發展，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戰略構想。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曾為繁榮亞非歐國家經濟，推動東西方溝通作出重要貢獻。今天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的歷史選擇。目前，中國和東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區，中國連續5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通過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致力於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這是沿線各國人民的共同意願。如今，中國-東盟博覽會再次發力，緊緊圍繞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內容，對博覽會的形式和內容進行全面整合，打造升級版博覽會，作為先行者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搭建獨具特色的平台。
從萬裡使節到同台共“舞”
早在西漢時代，南海諸國派遣使節，不遠萬裡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前來中國。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之所以能夠成為天然的合作伙伴，正是得益於海上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為雙方之間的交流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千年潮未落，風起再揚帆。在中國-東盟合作“黃金十年”的建設中，中國-東盟博覽會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通過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部長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友好交流，增進政治互信，促進了政策溝通，為雙方經貿等多領域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
10年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等系列活動的成功舉辦，建立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東盟合作機制，還有一系列磋商對話機制落戶廣西，形成了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南寧渠道”，為深化中國與東盟合作發揮了特殊作用。
中國-東盟博覽會不僅立足於中國與東盟合作，而且面向全球開放。（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世界銀行、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工發組織等國際負責人出席歷屆博覽會，每屆博覽會邀請RCEP成員國等在內的區域外國家和地區企業參展參會，舉辦“10+6”企業家交流會等一系列活動，促進了中國-東盟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交流合作。
第11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將於2014年9月16-19日在廣西南寧舉辦，新加坡擔任主題國。本屆博覽會將突出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通過一系列舉措來進一步推動中國-東盟各領域合作。
從“絲綢瓷器”到“電子電器”
“南珠之鄉”合浦，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2000多年前，我國商船從這裡出發，把中原和沿海的陶瓷、布匹、絲綢帶往南部海岸沿線的馬來半島、緬甸、印度等地，並運回東南亞甚至歐洲的毛織品、玻璃器皿等異域珍品。
合浦始發港古時的輝煌是今天的鋪墊，時至今日，廣西既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積極參與者，也是最早受益的省區。目前，東盟已連續14年成為廣西第一大貿易伙伴。在新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對東盟開發的重要橋梁，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已經逐漸向出口機電產品、電器，進口橡膠等大宗農產品的方向轉型升級，從“絲綢瓷器”進入到“電子電器”的巨大轉變。
而在過去10年中，中國和東盟貿易成績斐然，由2004年的1059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4436.1億美元。中國-東盟博覽會推動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成為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助推器”。
在第11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將重點展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東盟國家的商品，組織契合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需求的中國名優商品參展，集中推介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政策和環境。另外，還將推動構建海上絲綢之路產業帶。舉辦產業園區招商大會，以中馬“兩國雙園”建設為典范，推動廣西與印尼、泰國等更多東盟國家建設“兩國雙園”。
從“七下西洋”到互聯互通
昔日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以單向輸出為主，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更強調雙向互動和互利共贏。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和東盟緊密相連，它串聯起來的是當今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經濟體。通過互聯互通、港口城市合作以及海洋經濟合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串聯起亞洲、非洲、歐洲乃至全世界。
互聯互通是中國與東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先領域，也是一直以來中國-東盟博覽會優先倡導的合作領域和重點方向。
過去10年，通過中國-東盟博覽會平台，中國與東盟10國加快了互聯互通，進行了多層次、寬領域、跨區域的全方位合作，保持著10%的年均增長率，正成為全球經濟拉動主要力量。
中國-東盟博覽會舉辦系列論壇、會議和相關活動，建立了港口合作和信息通信合作等互聯互通機制，參與承辦了中國-東盟互聯互通戰略合作會議，積極推進雙方互聯互通建設。
借力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成功舉辦，中國與東盟經貿聯系加強，中國與東盟陸海空交通基礎設施等“硬件”聯通成效顯著。今年，中國-東盟博覽會將圍繞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舉辦南新經濟走廊重要節點城市市長圓桌會、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絡建設工作會等活動，為這條古老海上絲綢之路再現昔日輝煌增添活力。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了中國、東盟國家，輻射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裡蘭卡等國，延伸至沙特、伊朗、埃及，最終與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歐洲國家聯系貫通。在收獲了“黃金十年”的合作成果之后，在中國與東盟合作“鑽石十年”的開局之年，新一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正沿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續寫新的輝煌。
介休窑薪火相传千余年
2004年6月17日，介休市老城南街在旧城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处古瓷窑遗址。坑中散布着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可以确认为古代的一处烧瓷窑址。大楼基础距今地表深6米，地表2米以下即为古瓷窑烧造时期的堆积，堆积厚约4米。
采集到的标本以白瓷为多，兼有黑瓷，还发现有少量红绿彩。白瓷以施化妆土者为主，分印花与素白两类。印花者所占比例为大，但花纹多模糊，都是在青坯上印花而后施化妆土再施透明釉入窑烧成的。胎色或黄白或灰色。胎土淘洗纯净的细白瓷则所见不多，器形有碗、盘、深腹钵、罐、杯、盆、洗、器盖等。通常概念上的白瓷黑纹式介休窑器物此次未发现。黑釉器物中有罐、盆、碗等，虽历经数百年釉色依然黝黝乌亮。黑釉中的油滴釉器物，油滴作不规则析出，有的还在黑花间画以筋脉纹样。其烧造工艺独特，支烧时采用了白色锥型支钉支烧，但支钉较粗，支钉有3、4、5、6、7等多种，这是以前在其他地方未曾发现过的，为以往所见不明窑口的此类白瓷找到了归属。从特征看，时代当在元中期以前。
虽是烧瓷窑址，但由于发现瓷片处为一座楼宇之一角，开挖范围十分的有限，所以尚未发现窑之炉口。但从介休城南门外旧时堆积得比城墙还高的灰渣山判断，隐约可感觉到它的规模。而位于县域东南狐岐山下洪山镇介休窑的名气却实在不小，它曾是宋之九大名窑之一。之所以未进入五大御窑系列，有种说法是，宋廷在设立御窑时，介休尚属北汉之地，还未“解放”。
九大名窑之说名实相符。1957年，当地因进行水利建设而发现了介休窑宋窑遗址。从遗址发现看，其以白瓷烧制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瓷和褐彩瓷等。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平切。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则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等，碟型多为花口状，内饰以直线凸纹，产品还为盘、罐、盆、盖碗等日用器皿。偶尔拾得的一些精细白瓷，白度经仪器测试为78.3度，胎质细腻、透亮，敲击清脆如罄，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画花、剔花等，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似定窑产品那样太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折枝叶纹、婴戏牡丹等。器物普遍敷以化妆土，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者亦不少，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饰缠枝纹。盘、洗四周则饰以孩童荡船纹饰，这种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介休窑的原料为白坩、垆坩、黄坩。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我在上海博物馆曾见到一块介休窑瓷品的残片，白地黑花，走笔类于磁州窑风格，具有"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怀素《自叙帖》语）的狂放。山西多名窑，平定窑、介休窑、霍窑、大同窑、浑源窑、怀仁窑、阳城窑、盂县窑、蒲州窑、长治窑、交城窑、榆次窑……但能达到介休窑出品者，尚不多见。
酿酒须美泉，制瓷亦然。狐岐山因有源泉，而“浓泉百道，绿柳千株，异鸟吟吟，祥花熠熠”（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此泉“如万斛珠随地而涌，又如鸥如鹭，腾骞于烟汀沙渚。其声泠泠然，锵锵然，若理丝桐、鸣环佩也。而澄流百步，派分三河，漰湱澎湃，则又风雨骤至，雷霆乍惊，铁骑突出，有荡胸之势焉。”（见明万历十九年《新建源神碑》）泉水所到之处，水磨轮转，浣纱捣衣，稻田秧长，鱼池鳞跃，一派江南景致。介休窑的白度极高，国内罕有，大概就有泉清水洌、池澈流湛的原因吧。白色正是宋瓷之主流。古时画家好绘雪景，而其中又以宋时丹青大家李成、范宽、郭熙为突出，雪具有和画家心灵一样的高洁，士大夫的喜好也影响到了民间，雪之白也影响到了瓷之白。
介休窑的熊熊炉火从唐宋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薪火相传千余年。
陶的传说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凡是古代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把这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这一点，在《考工记》里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宁封子：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以上就是专家摘录的有关陶器的传说，欢迎大家来预订陶器。
穿越百年的瓷蕴:从“大雅斋”到“富贵牡丹”
2015年10月8日，演员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盛大婚礼。这场“世纪婚礼”的诸多细节至今仍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从媒体拍摄到的婚礼内场图来看，现场童话般的城堡装饰与水晶灯比比皆是，浪漫非凡。婚礼上大牌嘉宾云集，沪上最有名气的100位大厨组成的厨师团队主理菜品，从全球空运了高档食料，摆设了百桌美味佳肴。
婚礼之上细节之处尽显心思，连婚房餐具也是大气雍容，婉约华贵。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是华光为黄晓明婚礼专门定制的，同款样品至今还摆放在华光的展厅里。传闻早在2015年5月份与Angelababy在青岛领证之后，黄晓明就曾属意经纪人黄斌前往华光国瓷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并精心挑选婚庆餐具，最终选定了这套《富贵牡丹》釉中彩餐茶具。
这套餐具画面出自APEC国宴用瓷设计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庆萍之手，她介绍说，《富贵牡丹》画面的思路来源于清代的“大雅斋”瓷器。
光绪年间，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画室的斋号，以大雅斋为名的瓷器也就是慈禧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大雅斋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纹饰题材多描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等，是比较少见的精品。在此设计元素上，孙大师做了精心的再创作。她以国色牡丹为主创元素，辅之以紫藤花蔓，倍添妩媚柔美，一只调皮的报喜鸟跃然其上，栩栩如生，与静宜的画面相互映衬，一静一动，勾勒出喜庆和吉祥，而独具匠心的淡粉底色则溢满了浪漫的气息。
富贵牡丹系列餐具与中式婚礼格调相互呼应，整个装饰以粉色为主色调，衬托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如意云头纹，以中国传统特色装饰纹样做巧妙点缀，象征着富贵吉祥，于细节处流露出雅致古朴的中国味道，给人甜蜜和煦的家居感与高雅恬静的艺术享受。
选取的水韵西子器型，设计灵感来自西施与范蠡的千古传说，两人同泛五湖之上的美好爱情为世人所传唱。设计师将水漾的浪漫与缠绵寄托于器物之上，传递出水逝情在的悠悠爱意。
“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华光将传统的美好寓意与健康材质相结合，使《富贵牡丹》穿越百年，成为一段浪漫爱情的见证。
汉代时期的陶豆
这个陶豆包括上边的钮下边的圈足有30厘米高。豆本身的直径近20厘米，造型古拙敦厚。特别说它是汉代的陶豆，是因为豆作为一种食器，古已有之，如同鼎，鬲，敦同为古代食器；尊，斛，觚同为古代饮酒器，它们都曾经是青铜器，只不过随年代变迁制作工艺制作材料不同而略有调整变化。
《说文解字》解释说：“豆，古食肉器也”，据说最早放置肉酱。豆有两部分组成，上方有盘，盘上有环钮；下边有校，上下合在一起，就可做盛器。铜豆在商代还很罕见，至西周形象为浅腹，无盖。春秋时期，出现了腹部带有双环的豆，数量大有增加，做功也日渐精细，有的还错些金银，嵌上红铜做装饰，甚至还装饰着狩猎图像。战国时代的豆，又不一样了，豆的腹部加深。至汉代，就有了图上这样的陶豆了。
青铜制作变成泥陶制作，固然是时代不同了，可是尤其陶食用器，饮酒器，常常令人疑惑，陶器不会渗水吗？而且还有陶器的蒸煮器，能用来盛水蒸煮吗？还是仅仅作为明器用作墓葬呢？
有一日喝茶，我对手中的宜兴紫砂壶忽然解疑释惑了，紫砂壶也是陶器，不是一样用来盛水泡茶吗？转而又想紫砂是特别的细腻的细泥，渗透性特高，才能制成壶，汉代的陶制品未必都用那么好的泥制作。可是，可能就是发现了陶制品的缺憾，所以东汉时期才有绿釉黄釉的出现，后代也才有防水的瓷器呀，宋代竟然有宋瓷，元代竟然出现了元青花瓷器，不仅实用，更是艺术化起来了。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无限的创造和无限的可能。
陶与瓷的区别
陶瓷是用具有塑性的泥土加工成型之后经高温烧制而成的器物总称。陶和瓷是相互关联而有不同的两种物质。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所用的原料不同。
陶器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制作，而瓷器则采用含氧化铝较高而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瓷土或者瓷石为原料。
2、烧制的温度不同。
陶器的烧制温度一般在800-1000℃;而瓷器的烧制温度通常达到1200℃以上，瓷胎已经烧结，用手敲击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3、施釉的不同。
釉就是罩在瓷器表面的那一层光亮外衣。它主要是以粘土、石英和长石为原料。经研磨、调制后上于胚胎表面，在高温焙烧后熔融，冷却后即形成玻璃质晶体。它可增加胎体强度，并有效地隔绝气体、液体。抬起通常不施釉或只施低温釉;瓷器表面施有一层高温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并可起到美化、光洁瓷器的目的。
除以上几点主要区别外，陶和瓷在胎体强度、吸水率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同的特性。
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的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哲学、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据此勇敢而极富睿智的意大利人深深地明白将物质产品直接上升到精神领域，非常具有思想→思维→思路性实现产品，从而得到产品实现。
笔者有位老友就是意大利一间建陶企业的美术工程师，此人是该企业备受尊重的人物。他每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规划产品、设计产品、应用产品，不定期地走访本国米兰的时装设计大师、美国纽约及法国巴黎的时装设计大师，共同演绎建陶文化走向，并与世界级别的建筑设计师等文化艺术人士形成圈子探讨建陶文化的归宿。在他们眼中大力主张“天下无料(原材料)”、“天下无备(设备)”、“天下无砖(瓷砖)”纵情上游、衷情上游。具体说来，他们紧密地与上游企业的原材料商、设备商、设计商团结在一起，采用精益思想、精益文化、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做足产品，形成体系，成为方法，为之可操作化。
而国人的建陶文化，借考古学用语来说,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装、用具、同样的制作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据之建陶产品缺乏产品文化，自古及今将“产品”俗称为东西，缺乏产品的人格化提升和包装塑造，建陶企业容不了创造性人才和偏激性及固执性的本位本质主义人才，特别是学养、阅历、经验与判断型属边缘型的文化人才，这是差距的病根。于是乎，就文化而言判断有下几点：
人的思想、思维、思路的差异导致人人可以做建陶，致使年年做砖,年年难向前、进不了，向下、就撒手企业产品种类多，但做不精做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急功近利，不知品牌是何物做产品沙文主义做市场只推不拉盲目跟风、失身又失信。
这，可能就是中国陶企与意大利陶企在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我国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的发展历史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