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景瓷鼎盛时期-康、雍、乾
由于明末的战乱，清朝初期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不仅恢复过来，而且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广大瓷工和艺人们的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成就，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跃上了历史的巅峰。瓷器"品质之精，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产品畅销国内外。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当时有一个叫"殷弘诸"的法国传教士，他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洲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象是被火焰包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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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网讯（编辑穆槿）明清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彩瓷得到空前的发展，色彩丰富、纹饰精美、造型品种繁多。有业内人士称明清瓷是中国的一张名片。这一时期瓷器的制作工艺上更为考究，成为市场追捧的焦点，不断刷新瓷器拍卖的成交纪录。这其中明代瓷器及“清三代”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与十多年前相比，现在有的瓷器价格，提高了十多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有藏友感慨，“重器还是明清瓷。”近日在“2014北京大栅栏琉璃厂收藏讲座鉴宝活动”中，中国文物网采访了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博副研究员、著名瓷器鉴定专家李宗扬教授，请他为我们谈一谈明清瓷的具体情况。
明清时期景德镇窑成为瓷器烧造中心
且色釉和彩色得到了发展
明清瓷器是在前朝瓷器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在继承了历代瓷器烧造技术优点的同时，还创新出许多新品种、新技术。将瓷器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这一时段瓷器的发展主要具备两个特点：
第一个主要特点是景德镇窑空前发展并成为主流。明清之前瓷器的发展侧重于各个瓷窑，比如宋五大名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等等。而进入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窑口崛起并逐渐成为全国的瓷器烧造中心，其他很多瓷窑衰退甚至停烧，因此现代我们所见到的很多明清瓷都是景德镇窑。
第二个主要特点是色釉和彩色得到了发展。明清之前我们见到的瓷器釉色单调，最主要的品种为白釉和青釉。其他釉色极为稀少。明代瓷釉开始出现了新的品种，如黄釉、绿釉、紫釉、孔雀绿釉等等，颜色鲜艳富于变化。清代则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窑变红、豇豆红、郎窑红、天蓝、酒蓝、水绿、瓜皮绿及仿工艺品釉等等品种。在瓷器的彩色方面，除我们所熟知的青花、釉里红之外，还有相继出现了斗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一系列彩色的新品种。
至此，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进入了彩瓷阶段。
劳动人民的创造和统治者的重视
促成了明清瓷的大发展
明代取代元代之后，经济、文化比元代有了重大发展。由于统治者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改革，改变了以往的某些制度和做法，比如废除了元代的“匠户制”，使得当时的工匠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前提下，明代瓷器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当时烧制瓷器的瓷窑众多，遍及全国各地。此时较著名的瓷窑有景德镇、龙泉窑、德化窑、宜兴窑、广窑等，但尤其以江西景德镇的发展更为突出，这时的景德镇窑已经成为全国的瓷器烧造中心，明王朝每一任帝王都在这里设立官窑，专门为统治政权烧制瓷器。同时这里也进行着大量的民窑瓷器的生产，根据文献记载，当时景德镇窑状况为面积十平方公里，官民窑三十余个，形成了“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熏天”的景象，明代景德镇瓷器取得了全面的发展，成为此时期各窑瓷器生产的主流。
清朝时期景德镇窑在瓷器的烧造方面，不仅沿袭了明朝的传统风格和特点，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发展和发明，总的情况来看，清朝景德镇窑的瓷器无论在胎骨、瓷釉、彩色、造型及纹饰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在质量及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康、雍、乾是明清瓷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瓷器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而康、雍、乾时期我国经济文化达到盛极一时的昌盛时期，制瓷技术的进步也随之进入快车道。
清初的顺治时期，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恢复阶段，瓷器烧制方面也处于恢复期，数量少，发展缓慢。此时绝大多数器物都不带年款，能确定是顺治时的证据很少，一般都是推断出来的。经过顺治时期的恢复，到康、雍、乾时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瓷器的烧制方面，不但恢复烧制了明代时的各种釉色和品种，而且在胎釉、纹饰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烧造了许多釉色和彩色的新品种，这是其他任何时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乾隆之后随着国力衰退
瓷器也出现了衰退
从嘉庆开始，清王朝日趋腐败，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作为民族工业一部分的瓷器手工业也同样步步衰退，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瓷器产量大幅度减少，瓷胎、瓷釉、彩色等方面质量大减。这也使得瓷器的价格和以往相差悬殊，比如乾隆有些官窑瓷器就特别昂贵，但同类的嘉庆瓷就要逊色数倍。因此掌握好瓷胎、瓷釉、彩色、纹饰、造型、款识等瓷器烧造各个方面的特点，对瓷器收藏至关重要，只有全面掌握了每个年代，瓷器烧造的每一个特点，才能在收藏过程中稳扎稳打，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更多李宗扬教授对明清瓷瓷胎、瓷釉、彩色、纹饰、造型、款识的分析和讲解，请关注中国文物网“明清瓷鉴定讲座”电子课程。如果您有藏品想一辨真假，欢迎参加2014北京大栅栏琉璃厂每月的收藏讲座鉴宝活动，听课的同时也将得到李宗扬教授的现场鉴定，并有机会享受由中科艺融文物鉴定中心提供的科技检测服务套餐。
专家介绍
李宗扬，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博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博研究生班客座教授、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特邀专家，被业界称为“神眼”、“圣手”，是文物鉴定界不可多得的鉴宝大师。主要著述《中国历代陶瓷鉴定》一书被全国用作教科书，并一度被有关文物鉴定专业人员用作工具书。
责任编辑：木槿
唐朝是中国古代陶瓷的兴盛时期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德化陶瓷总站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景瓷与食
吃货只在乎吃啥，但是对真正的美食家来说，用餐不仅仅是吃，也是一种品。与那些只求果腹、只顾拍照晒图的人截然不同，进餐的过程也可以是视觉与精神的享受。所以说，美食要色香味美，做成菜肴后必须要考究用何种器皿最搭调。
景德镇成为中国瓷业中心后，瓷器生产的规模和品种大为增加，当瓷器飞入百姓家，大大推动了饮食业发展步伐。据记载，明朝正统年间，朝廷举办过一次国宴，招待外国宾客，宴会上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与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器同时引起了外国使臣的浓厚兴趣。宴罢一清点，许多青花酒具不翼而飞，后来才知道多数外国使臣从未见过这样冰清玉洁的青花瓷，爱不释手，顺手带回国了作纪念品。
瓷器在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宋时期，江西景德镇所生产的青白釉饮食器，普遍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由于胎质透明，釉色白中泛青，玻感强烈，有些饮食器胎之薄，隔层竟能映透出手指纹，几乎达到脱胎瓷的境地。景德镇窑大量烧制日用器皿，食器有各种款式的碗、盘、碟、壶(注子)、温碗(注碗)、杯、托子、台盏等。除了以釉取胜外，还以刻划花、篦点、印花来增加青白釉瓷的艺术感染力，广受民间的喜爱，全国各地窑纷纷仿烧。
明代经济发达，社会上追求美味佳肴成为一种时尚。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瓷食器配合色香味俱佳的山珍海味、新鲜时蔬，形成了中国美食文化的亮丽色彩。也正是这个时期，景德镇瓷器逐渐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厅堂。名门淑女伸出纤纤玉手，端起轻盈糯滑的中国瓷杯，良好的教养和娴静的性情得到了恰当的表达，而中国却赚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
清代是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地位的尊卑高低在饮食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同身份的人所使用的餐具必须有严格的区别。据《国朝官吏》记载，太后、皇后每人配备的各种细瓷盘、碗、杯、碟、蛊等可达340件之多，另外代表她们身份的黄地白里暗刻云龙纹瓷器18件……而皇帝的用数没有规定，从他们的使用实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尊严。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正值中国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可是为了大排场，慈禧力主大操大办，光是瓷器就专门生产了29170件。这个光荣的任务当然是落在景德镇身上。景德镇赶制的寿用餐具包括大海碗、二海碗、大碗、中碗、杯碗、宴碗、汤碗、饭碗，不同尺寸的盘、碟、汤勺、饭勺、羹匙等。
不管怎么样，历史已经证明，美食与名瓷，是生活艺术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英雄离不开美女一样。
近代的景瓷生产
唐窑和唐英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近代的景瓷生产
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雅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史书上的景瓷生产记录
中华向号瓷之国，景德镇历称瓷之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的瓷器称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
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武称为“瓷都”的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史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古代叫新平镇）。早在汉代，当时的这个地区就已可能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这样，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历史已有两千年。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有各种各样的瓷器生产。晋代时，有个叫赵慨的人，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世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到了3公元583年，南朝的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下诏令要这里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以供皇家使用。隋代，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地区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影响。
强盛的唐帝国建立之后，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当时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出名的制瓷人物，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他们所造的瓷器"莹如玉""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送到京都出售，被称为"假玉器"，轰动市场，皇帝下令作贡品，"于是昌南瓷名天下"。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一）
宋瓷有突破性进展
公元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事频起，北方诸名窑相继陷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瓷业生产上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的《陶记》称，当时的景德镇有窑300余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胜景。祖籍今乐平市的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斋隋笔》中就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的记载。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洁白细腻，体薄透光，青中有白，白中显光，所以有"琼玖"、"饶玉"的美称。在品种方面，有日用瓷、化装用具、弈具、博具和瓷雕等等，而且造型精巧，刻印花纹生动清晰，质量很高。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一）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景瓷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霁青釉等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装饰丰富多彩。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二）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土岑"。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明代-产瓷中心
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有更快的发展。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也很广。明时的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上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的官员王世懋，在他的《二酉委谭》中也说："在另一段记述中则显得更加形象和幽默。他说，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见证海上贸易鼎盛与衰弱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虽然，不同于景德镇的青花和德化的“中国白”，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但它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海上贸易的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 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唐宋时期的定窑白瓷
定窑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
定窑白釉执壶 晚唐
定窑白瓷小盖罐 五代
定窑白瓷划花葵口碗 北宋
唐代，定窑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定窑刻花大碗 北宋
定窑刻花碟 北宋
定窑粉盒 北宋
北宋初，定窑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制瓷技术有了许多创造和进步。至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定窑白瓷刻花枕 宋
定窑白瓷印花盘 宋
白瓷盖盒与围棋子 宋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
史学界认为，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而山东省域似乎处于附属地位。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后发现数十处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南部的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市。根据对山东古代窑址的调查和出土遗物的判定，其年代横跨北朝到明清，前后约达千年之久。据对山东省域所发掘的众多瓷窑遗址及出土的瓷器物考察，山东地区制瓷业应不弱于当时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瓷窑烧造的瓷器，釉色以青瓷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多种釉色并存，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瓷器不在少数。如青釉龙柄蹲猴盘口壶，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堪称隋代瓷器中的精品。该壶盘口稍外侈，细颈斜肩，有凸弦纹装饰，肩部贴附条状双系，从肩部至口沿堆塑单龙形柄，简括生动的龙首，张口衔着盘沿，似在吮水。龙柄高11.5厘米，龙颈细长，上贴泥丸装饰，龙须卷曲，龙眼凸起，给人一种生龙活现的感觉。与龙柄相对的一面，古代瓷塑工匠别出心裁的堆塑了一只生动活泼的顽猴。猴高5厘米，曲腿蹲坐在壶的肩部，侧着脑袋一手扶膝，一手挠头，十分逗人喜爱。壶身瘦长，自肩而上渐次收敛。平底，足根微外撇。器内外均施青绿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面光泽较强，流釉显著，凝釉处呈褐绿色，釉面有细碎开片。胎体厚重，为灰白色，颗粒较粗，有杂质斑点。此壶的造型受隋代南方流行的鸡首龙柄壶影响较深，但盘口比南方的较浅，单行龙柄也与南方常见的双形龙柄不同，此壶造型及堆塑已具有北方瓷器自身的特点。
淄博淄川区磁村窑址出土的油滴黑釉瓷葫芦瓶，瓶口呈葫芦状，斜平唇，小口细颈；内外饰黑色薄釉，折角处釉略厚，釉色黑中泛酱色，不甚光亮；釉面烧制出均匀的油滴，油滴外小内大，小者小如针尖，大者直径约2.5厘米。胎骨呈白色，较细硬。口径2.7厘米，残高3.8厘米。油滴黑釉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油滴黑釉瓷器则是我国黑釉瓷器中的名品之一。淄博地区油滴黑釉瓷器的发现，证实了本地区烧制油滴黑釉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同时也反映了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悠久历史和制瓷工艺。
《唐六典》记载：在河南道的土贡中，有河南府的瓷器；河北道的土贡中，有邢州的瓷器，这些地区所产瓷器能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其质量、造型当为上品。官窑瓷窑工匠生产瓷器的工艺风格，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窑的产品。毗邻的山东地区作为北方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小影响，所出瓷器品质自然不会太差。
山东地区瓷器作为商品，起码可追溯到隋朝。1975年秋，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大苗家村（今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发现一只隋船。该船身残长20.24米，两条独木舟首尾均残，可能每头至少还需向外延伸1~2米，因此推测该船的总长度约23米，载重量约23吨。这样的大船在内河或沿海一带行驶，若以桨为主兼施橹棹，所用船工当在一二十人以上。由于在其附近未发现橹棹、楫桨航驶工具，可推知此船可能是作为趸船使用。船体所在第五层出土若干瓷器残片。由此可知，当时山东沿海地区，商品贸易较为繁盛，海运或河运较为发达，并且贸易产品中有瓷器。
瓷器的流通，会促使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给瓷器流通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
隋唐时期，从京都到各地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日本高僧圆仁以亲身所见所历，记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当时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种“里隔柱”类似现代的路程标牌，提示行人客商的行程。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县，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县，曾住法云寺（又名“伐台馆”）、芝阳馆，并途径故县馆；在黄县，于战斋馆、乘夫馆吃斋喝茶；在莱州掖县，于图丘馆吃斋；在青州北海县则停宿芙蓉驿；在临淄县，途径淄水驿，宿于金岭驿。这些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隋代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把江、淮、黄、海四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唐代，又对大运河的永济渠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治理，并开辟了若干条支流航道，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平原及鲁西北地区的水运交通发展。在山东地区，河流交错，且在各瓷窑址附近都有河流经过，因此山东的瓷器产品运往洛阳、长安的水路交通应是便利的。
此外，隋唐时期山东沿海的登、莱、青、密诸州都设有出海港口，形成当时北方最大的海上交通网络。客货船只从这些口岸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发，或北达辽东和渤海国，或东往高丽、新罗和日本，或南下东南沿海城市，进入江浙港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路线，其中两条海上交通线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远航载运，互通有无。这条海路，大抵从登州主港出发，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然后向东沿海岸线行驶，直抵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以到达新罗国的各个港口。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说：“从赤浦（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登州黄县的大人故城港口：“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从日本难波的三津浦港口（今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登船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到达现在的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山东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也异常方便，圆仁在其著中多有记载。如圆仁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从瓷窑的分布与生产时代、瓷器的工艺与品质以及瓷器的流通状况看，足以说明了制瓷业的发展，其地位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