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条件下烧制出窑变铜红釉，并由此繁衍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等多种窑变色彩，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青蓝错杂，红紫掩映，宛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的一片彩霞，五彩渗化，交相辉映。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等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微妙之美。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珍珠点、兔丝纹、鱼子纹、蟹爪痕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类翠似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确有巧夺天工之美，在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钧瓷的釉料配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瓷那种单纯的以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的传统，采用了以铜、铁、磷、锡等多种元素，分别配釉，分层挂釉，加上独特的窑变工艺，即火的艺术，使钧瓷的釉层结构变得复杂。经过用光学仪器观察的结果显示，钧红釉系多层结构，大约分为四层：靠近胎体的一二层与天青釉的结构相同，天蓝釉的上部界面出现起伏很大的波浪形，并有许多气泡；第三层则是不连接交错的紫红层；第四层为表面层，是比较整齐均匀的铜氧化层，即淡蓝色层。这样的釉面结构，对各种光波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反射，使釉层含蕴光莹，犹如宝石。釉层里的气泡对光线的搅动作用，使釉中的流纹变幻无穷，形如流云，灿若晚霞，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由于铜在高温下的挥发作用，工艺上较难控制，烧制出色泽质量好的制品更为不易，所以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瓷器历来都被视为珍品。相传民国时上海大收藏家潘子良曾有葵花式花盆残片标本，有人出过高价买去当作宝石镶嵌戒指。近来也曾在古玩市场见到有民国时期制作的挂屏和座屏，中间镶有宋、元时期的钧瓷残片，一般为天蓝釉带紫红斑，国内的收购价一般为单件数千元，但遇到的机会已不多见。这种以带有紫红窑变斑的钧瓷残片做装饰物的出现，更为直接地说明了钧瓷窑变釉的烧制不易及其弥足珍贵。
钧窑瓷器丰富多彩的铜红窑变釉的成功烧制，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一览无余的单色格局，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并为以后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国青瓷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受钧窑瓷器铜红釉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启发，南方地区的许多名窑在元、明、清时期相继生产出了高质量的名贵铜红釉，如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霁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等新品种。虽然其色调和风格因胎釉成份，烧成温度和气氛以及施釉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不能就此否认钧窑铜红釉的成功运用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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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瓷器名称的演变及包含的文化
在钧瓷造型艺术中，常有简单的耳饰作为确定其品名的。如：象鼻瓶、孔雀瓶、双鹤瓶、双龙瓶、双凤瓶、三羊瓶、鹿头尊等。它们的命名相对较统一，但以怪兽作装饰的瓶，却被人们给以不同的名称，也即有虎头瓶、异兽瓶、益兽瓶、益寿瓶之别称。
据考证，该耳饰当为旧时，大门上的守护神兽——辟邪。源于唐代门神——秦叔宝、尉迟恭的沿化。该神兽凶猛威武，善驱鬼，以捉鬼为乐，有镇宅、辟邪之功能，时为道家驱鬼的方法之一。相传，小鬼判官常在深夜时分推门而入，勾人魂魄，有时会误判，让人蒙冤。故人们就在门环上附置该兽拒鬼。当小鬼看到最惧之敌时，吓的逃之夭夭，主人得以安然，故有增寿添福之功。
钧瓷最早使用此神兽作装饰的至少可追溯到宋代。宋代的一些钧瓷作品就常见到这些神兽，如：鼓钉洗、花盆托等，元代时更为常见，如双耳连座瓶、夹板炉。时称这种兽为如意云兽。
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进化，到清代尤为流行。建国后，该装饰也成为钧瓷的一大主流，因其有延年益寿之功能，当时称作益寿瓶，后人们视其耳饰为异常奇怪的怪兽，故又称异兽瓶。有人因其怪兽有延年益寿、造福人家之功能，故友好地命名为益兽瓶。
虎头瓶名字的确立源于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影响到工艺品的装饰上，要将这种有迷信倾向的装饰兽头按“四旧”破除掉。智慧的艺人把该神兽表述为虎头，取名虎头瓶。表示生龙活虎干革命，从而保持了这种传统造型的存在。
正是由于这种造型的启示，随后一批以鸟兽为装饰的钧瓷花瓶得到了涌现。造成了钧瓷艺术的丰富和繁荣。
总之，益寿瓶、益兽瓶、异兽瓶、虎头瓶是对同一类造型不同角度的称谓，较正规的名称当为益寿瓶，乃是钧瓷艺术的优秀作品之一。
钧瓷的历史及钧瓷的欣赏
钧瓷史话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始创唐代，兴盛于北宋，宋徽宗时被定为御用珍品，因朝廷命民间优秀工匠在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宫廷用瓷，故名“钧瓷”。钧台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北门里。据文献记载：夏启曾在今城南15华里的钧台坡宣誓即位，故有“夏启有钧台之享”的传说，并以“父传子家天下”而著称。从此，历代朝臣前来观瞻者络绎不绝。宾客纷至、车来轿往、兴师动众，已成为禹州地方士绅的沉重负担。唐代，禹州城北门里建禹王庙，庙前立山门台基，命名“钧台”，此后附近相继设窑烧造瓷器，因地名“钧台窑”，或谓其产品曰“钧瓷”。宋以后，禹州渐成钧瓷的中心，在发现的百余处钧瓷窑址中，无论是烧造规模或产品质量，钧台窑均为禹州诸窑之冠。
钧瓷至宋代达到鼎盛阶段，成为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窑并驾齐驱。由于钧瓷盛名一时，宋室南迁后，钧瓷又得以复苏。金元时期，北方各窑仍竞相仿制。元代，北方钧瓷逐渐趋于衰落，而江南地区仿钧瓷又悄然兴起，蔚然成风。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产瓷区，如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在南宋至元代就烧制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其呈色原理显然与宋钧铜红釉一脉相承，甚至成为明清时期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釉色品种的滥觞。明清时期，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和江西景德镇等地烧制低温釉艺术陶瓷，都是在钧瓷的影响下生产的新品种，不仅吸收了钧瓷工艺的优秀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由于历史变动等种种原因，钧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停烧。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钧瓷在她的故乡禹县得到恢复。如今钧瓷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发展旅游、对外文化交流、开发和振兴禹州经济的重要载体。
钧瓷说宝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五彩渗化，相映交辉。釉中的流纹更是形如流云，变化莫测，意境无穷。
钧窑瓷器釉色丰富多彩，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的单调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天然效果，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这种丰富多彩的特点，为后来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尤其是钧红釉的烧制成功为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祭红、郎窑红以及美人醉等新品种的烧成，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字串9
钧瓷以釉色美妙而著称，而它的完美造型更为钧瓷增光添彩，端庄浑厚的造型，简洁明朗的线条，更适于釉子的溢彩流动，经过高温还原气氛，使厚釉出现拉丝、沉积、结晶等变化，呈现出类似兔毛的色线或蚯蚓走泥的痕迹，还有立体感的色点或针尖状的星点，纵横流淌的釉色组成各种奇异的画面，鬼斧神工又自然天成，随着人们丰富的想象而成为各种绝妙的自然景观，如高山云雾、峡谷飞瀑、星辰满天、翠竹生烟、节日礼花、浪激飞舟，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堪称国宝。
钧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尤其北宋后期官钧瓷的制作，无论从造型设计、烧造工艺或品种、釉色、艺术风格、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金元明清各代仿钧之风盛行一时。由于工艺条件和审美的不同，金元以来各地仿钧窑口除继承宋钧的传统工艺，又创烧出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品种。
钧瓷谈美
钧瓷之所以备受世人喜爱，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釉色绮丽多变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其独特的窑变工艺与其他瓷器截然不同。她不采用绘画、雕刻等表现手法，而是靠严格地控制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通过烧制过程中温度、冷却等因素，使瓷器表面的釉料涂层的颜色和花纹千变万化，产生“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因而颇受青睐，身价不菲。
钧瓷颜色瑰丽，厚重鲜艳，青若蓝天，白如美玉，紫胜葡萄，红比牡丹。一件器物，可一色纯净，可几色辉映，加上变化莫测的流纹，其自然效果远非刻意追求和人工修饰所能及。体现出典雅大方，斑斓夺目、飘逸空灵的帝王之浩然之气。
钧瓷的造型线条简洁大方。传统造型约有200余种。主要有：香炉、宝象瓶、葫芦瓶、连座瓶、玉壶春瓶、梅瓶、双龙活环瓶、鹅颈瓶、出戟尊、三羊开泰尊、莲花尊、花盆、鼓钉洗、碗等。德-化-陶-瓷-总-站
新创品种有几十个品种，主要有鱼瓶、天球瓶、日月瓶、观音、弥勒、钟馗、十二生肖、动物、花插、文具、茶具、挂盘等。字串7
欣赏钧瓷要关注以下几点。
造型：古朴厚重、典雅端庄，简洁大方、线条流畅，体现着古代宫廷的崇高和法度，表露出清新练达的民族含蓄之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字串6
釉色：釉色窑变，千变万化。最为人称道的有：朱砂红、鸡血红、茄皮紫、葡萄紫、天青、月白、孔雀绿、宝石蓝、礼花彩等，可谓万紫千红。有时多种颜色集于一身，“红里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有时还会出现珍珠点。因此有“画家笔拙，丹青难绘”之说。而且“窑变无双，钧瓷无对”，绝对不会有两件釉色完全相同的钧瓷作品。窑变如画的效果，早被文人墨客所赞美。如“画家嫌笔拙丹青难绘，诗人怨词穷锦句失色”、“晚霭微茫潭影静，残阳一抹淡流霞”、“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呈岚”。
纹理：钧瓷烧造，工艺独特，在色彩斑斓的釉面上，形成千姿百态的纹路，典型的如：冰片纹，看似锤击，抚之无痕；蚯蚓纹，龙走蛇行；鱼子纹，繁星点点。此外还有兔丝纹、蟹爪痕、雨丝纹等。特别具有审美价值的是冰裂纹，俗称“开片”。纵横交错，如网状分布，历来以大器开小片，小器开大片为佳。由于这种纹路是胎质和釉面的冷热收缩率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冰裂纹是烧制完成以后开裂造成的，不是在烧制中产生的隐于釉面之中，因此在开片形成的过程中，会产生裂开的声音，一边欣赏着“创过冰河玉凝透，碧莹浅底网捕鱼”的奇妙现象，一边听着轻灵而噼啪悦耳的开片之声，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审美意境。
因此，把玩欣赏钧瓷，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画面，有声音的审美过程，其中心是一个“变”字，除了静止的诸多变化外，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观赏，还会呈现千变万化。“变”的核心是趣成天然，堪称“神、奇、绝、妙”。鉴赏要“手把、眼观、耳听、心仪”，至少从上述四个方面整体把握，常赏常新。正如古人诗云：“层卷当受益，赏钧眼更新”。
钧瓷的文化历史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始创唐代，兴盛于北宋，宋徽宗时被定为御用珍品，因朝廷命民间优秀工匠在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宫廷用瓷，故名“钧瓷”。钧台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北门里。据文献记载：夏启曾在今城南15华里的钧台坡宣誓即位，故有“夏启有钧台之享”的传说，并以“父传子家天下”而著称。从此，历代朝臣前来观瞻者络绎不绝。宾客纷至、车来轿往、兴师动众，已成为禹州地方士绅的沉重负担。唐代，禹州城北门里建禹王庙，庙前立山门台基，命名“钧台”，此后附近相继设窑烧造瓷器，因地名“钧台窑”，或谓其产品曰“钧瓷”。宋以后，禹州渐成钧瓷的中心，在发现的百余处钧瓷窑址中，无论是烧造规模或产品质量，钧台窑均为禹州诸窑之冠。
钧瓷至宋代达到鼎盛阶段，成为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窑并驾齐驱。由于钧瓷盛名一时，宋室南迁后，钧瓷又得以复苏。金元时期，北方各窑仍竞相仿制。元代，北方钧瓷逐渐趋于衰落，而江南地区仿钧瓷又悄然兴起，蔚然成风。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产瓷区，如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在南宋至元代就烧制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其呈色原理显然与宋钧铜红釉一脉相承，甚至成为明清时期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釉色品种的滥觞。明清时期，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和江西景德镇等地烧制低温釉艺术陶瓷，都是在钧瓷的影响下生产的新品种，不仅吸收了钧瓷工艺的优秀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由于历史变动等种种原因，钧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停烧。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钧瓷在她的故乡禹县得到恢复。如今钧瓷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发展旅游、对外文化交流、开发和振兴禹州经济的重要载体。
钧瓷说宝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五彩渗化，相映交辉。釉中的流纹更是形如流云，变化莫测，意境无穷。
钧窑瓷器釉色丰富多彩，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的单调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天然效果，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这种丰富多彩的特点，为后来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尤其是钧红釉的烧制成功为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祭红、郎窑红以及美人醉等新品种的烧成，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钧瓷以釉色美妙而著称，而它的完美造型更为钧瓷增光添彩，端庄浑厚的造型，简洁明朗的线条，更适于釉子的溢彩流动，经过高温还原气氛，使厚釉出现拉丝、沉积、结晶等变化，呈现出类似兔毛的色线或蚯蚓走泥的痕迹，还有立体感的色点或针尖状的星点，纵横流淌的釉色组成各种奇异的画面，鬼斧神工又自然天成，随着人们丰富的想象而成为各种绝妙的自然景观，如高山云雾、峡谷飞瀑、星辰满天、翠竹生烟、节日礼花、浪激飞舟，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堪称国宝。
钧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尤其北宋后期官钧瓷的制作，无论从造型设计、烧造工艺或品种、釉色、艺术风格、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金元明清各代仿钧之风盛行一时。由于工艺条件和审美的不同，金元以来各地仿钧窑口除继承宋钧的传统工艺，又创烧出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品种。字串7
钧瓷谈美
钧瓷之所以备受世人喜爱，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釉色绮丽多变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其独特的窑变工艺与其他瓷器截然不同。她不采用绘画、雕刻等表现手法，而是靠严格地控制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通过烧制过程中温度、冷却等因素，使瓷器表面的釉料涂层的颜色和花纹千变万化，产生“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因而颇受青睐，身价不菲。
钧瓷颜色瑰丽，厚重鲜艳，青若蓝天，白如美玉，紫胜葡萄，红比牡丹。一件器物，可一色纯净，可几色辉映，加上变化莫测的流纹，其自然效果远非刻意追求和人工修饰所能及。体现出典雅大方，斑斓夺目、飘逸空灵的帝王之浩然之气。
字串6
钧瓷的造型线条简洁大方。传统造型约有200余种。主要有：香炉、宝象瓶、葫芦瓶、连座瓶、玉壶春瓶、梅瓶、双龙活环瓶、鹅颈瓶、出戟尊、三羊开泰尊、莲花尊、花盆、鼓钉洗、碗等。
新创品种有几十个品种，主要有鱼瓶、天球瓶、日月瓶、观音、弥勒、钟馗、十二生肖、动物、花插、文具、茶具、挂盘等。字串9
欣赏钧瓷要关注以下几点。
造型：古朴厚重、典雅端庄，简洁大方、线条流畅，体现着古代宫廷的崇高和法度，表露出清新练达的民族含蓄之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
釉色：釉色窑变，千变万化。最为人称道的有：朱砂红、鸡血红、茄皮紫、葡萄紫、天青、月白、孔雀绿、宝石蓝、礼花彩等，可谓万紫千红。有时多种颜色集于一身，“红里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有时还会出现珍珠点。因此有“画家笔拙，丹青难绘”之说。而且“窑变无双，钧瓷无对”，绝对不会有两件釉色完全相同的钧瓷作品。窑变如画的效果，早被文人墨客所赞美。如“画家嫌笔拙丹青难绘，诗人怨词穷锦句失色”、“晚霭微茫潭影静，残阳一抹淡流霞”、“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呈岚”。
纹理：钧瓷烧造，工艺独特，在色彩斑斓的釉面上，形成千姿百态的纹路，典型的如：冰片纹，看似锤击，抚之无痕；蚯蚓纹，龙走蛇行；鱼子纹，繁星点点。此外还有兔丝纹、蟹爪痕、雨丝纹等。特别具有审美价值的是冰裂纹，俗称“开片”。纵横交错，如网状分布，历来以大器开小片，小器开大片为佳。由于这种纹路是胎质和釉面的冷热收缩率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冰裂纹是烧制完成以后开裂造成的，不是在烧制中产生的隐于釉面之中，因此在开片形成的过程中，会产生裂开的声音，一边欣赏着“创过冰河玉凝透，碧莹浅底网捕鱼”的奇妙现象，一边听着轻灵而噼啪悦耳的开片之声，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审美意境。
因此，把玩欣赏钧瓷，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画面，有声音的审美过程，其中心是一个“变”字，除了静止的诸多变化外，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观赏，还会呈现千变万化。“变”的核心是趣成天然，堪称“神、奇、绝、妙”。鉴赏要“手把、眼观、耳听、心仪”，至少从上述四个方面整体把握，常赏常新。正如古人诗云：“层卷当受益，赏钧眼更新”。
钧瓷今日
钧瓷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经历了久远的辉煌，既有官窑的盛誉，入主宫廷，又得平民的厚爱，家传为宝。而如今，“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得到广大民众青睐，而且走向世界。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是钧瓷本身固有的艺术魅力，养在深闺，历久弥新，终有人识。
二是从20世纪下中后期开始的世界性的传统回归意识的觉醒。钧瓷是土与火的艺术，是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其传统的凝聚和自然之美，超越时空，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群都具有强烈的亲合力。
三是国人生活水平、文化水平、艺术鉴赏水平均有提高，注重精神享受，提高生活质量，有钱而有闲收藏和欣赏。
四是当今的钧瓷产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家居特点，在工艺上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79年香港回归河南省赠送的礼品“豫象送宝”就是钧瓷创新的典型代表。
在器型上，不仅吸收其他陶瓷艺术的造型，如人物和动物造型，而且设计创新，如鱼瓶、花插，体现出现代陶瓷个性化的特点。
在釉色上，采用新的配料，烧制出以前没有的颜色，使钧瓷的色彩更加斑斓。有一件极品挂盘，上面呈现出七八种色彩，盘折曲绕，互相映衬，精美至极。
在装饰工艺上，采用了以前钧瓷没有的雕塑、雕刻和手绘山水图案的手法，尽管这种创新还略显稚嫩，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烧造设备和技术上，进行了改良。采用高速拉坯机，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废品率。烧造由煤烧改燃气，火力均匀，使釉面洁净，色彩更加鲜亮。
这些创新，给古老的钧瓷注入了新的、强盛的生命力，使钧瓷长上了翅膀，飞遍祖国，飞向海外。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已开始。后又有秦时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朝。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早已开始，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文化已为日本人了解。前面提到中日文化的亲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是维系中日文化生生不息、代代衍传的重要纽带。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画的日本学者田中丰藏所言：“要研究中国绘画必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阅读能力。”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要不然说拉丁语的国家怎么会将瓷器美其名曰“china”。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欧美学者大多是深谙汉语的汉学家或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日本学者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公元初，当古楼兰民族用亻去 亻卢 文书写他们历史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中国的青铜、铁器、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及中国的丝绸、彩陶，也读到了中国的圣贤之书。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284），王仁由百济来，献《论语》、《千字文》。这些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当时被称为“倭王”的人已能运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公文、“上表”答谢。正是汉语言文字，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也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 东汉晚期，中国发明了瓷器。在这前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金属器具和纺织品等传入日本，改变了日本人固有的日常生活观念，弥生时代的“远贺式陶器”便是例证。随即日本开始从中国输入瓷器和制瓷技术。日本史籍《书记》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从目前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看，日本开始输入中国陶瓷当在唐代。日本著名的“奈良三彩”便是模仿中国输入的“唐三彩”而制成的。现从日本出土和公私收藏的中国陶瓷分析，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窑口有：唐三彩、越窑、邢窑、建窑、长沙窑、耀州窑、吉州窑、赣州窑、巩县窑、磁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定窑、德化窑、景德镇窑等。日本对中国陶瓷的输入是全面而广泛的，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的窑口瓷器。时间从唐代到明代末间断。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清代以后的瓷器在日本很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代欧洲对日本文化广泛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1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成帝国之落日，难维生计。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主要有三个视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与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公海）的出土与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古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欧洲著名的博物馆。或新自参加遗址发掘，和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古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本国（包括近海）出土、流传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妥善的典藏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很多，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海路运来的陶瓷绝大部分在此聚散。西部地区据统计有近50处中国陶瓷遗址。在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于治市、福冈市、久米留市、西谷等地均有出土和收藏，仅鸿胪馆遗址就出土2500多个陶瓷点片。在典藏出土的中国陶瓷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京都埋藏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厅等单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编印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内容有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元明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著）、主要遗迹分布图、中国陶瓷出土主要遗迹一览表。长谷部乐尔著《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王仁波、程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从元代陶瓷、明初的陶瓷、明代中期的陶瓷和明末的陶瓷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等著《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曾丽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几个问题，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三上次男著《津经、下北半岛的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东北》（李世琮译《山西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主要叙述津轻、下北半岛遗址出土的中国陶器及中世纪中日贸易情况。熊本县博物馆编《日本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白英译《文博通讯》江苏1981年第1期）主要内容有商品陶瓷的研究、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小山富士夫著《奈良三彩和冲绳岛》（王晴堂译《文博通讯》江苏1983年第3期）主要谈到中国唐三彩出土情况和唐三彩传入日本的时代等问题。佐佐木达夫著《日本海的贸易陶瓷》（李天送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出土陶瓷器的时代特点、陶瓷器的消费与流通、日本海陶瓷贸易的诸阶段。长谷部乐尔著《日本传世的砧青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介绍了几种日本传世的著名砧青瓷，并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砧青瓷的一般特征、制作时间、制作方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鉴赏方法。此外，还有龟井明德的《14~15世纪的贸易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九州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分析》（《考古学》杂志1973年58卷4期）、《日本出土的越州窑陶瓷器诸问题》 （《研究论集》九州历史资料馆1975年1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洋陶瓷》1976~1979年卷6）；铃木重治的《京都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冲绳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铃木重治、桥本久和的《龙野市福田天神遗迹SDOI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桥本久和的《高木规 市上牧——宫田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第4期）、《大阪府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矢部良明的《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王仁波、陈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长谷川道隆的《大内馆氏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藤冈了一的《净妙寺址出土越州窑青瓷水注》（《美术史》1950年1期）。小山富士夫的《仁和寺出土的越州窑盒子及影青盒子》（《陶瓷》10卷3期）。山田万吉郎的《木幡出土越州窑青瓷》（《日本工艺美术》1950年137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组织下，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特别展览》，长谷部乐尔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详细资料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1982年出光美术馆组织的《近年发现的窑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展》系统的展示了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情况。除以上提到的以外，森村建一、川上贞雄、森田勉、金武正纪、村上勇等也为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于1984发表了《高速铁道关系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IV》等。
二、海外了出土的中国瓷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灿若群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出土之陶瓷，规模之大、品质之佳、数量之多，为世瞩目。就拿越窑青瓷来说，越窑青瓷是中国较早输出出的瓷器之一，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叶文程先生说：“浙江青瓷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有：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在非洲有摩洛亚哥、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世界拍卖市场上中国陶瓷居高不下的价格更成为人们争相竟投的典藏品。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不断发展，，海底极其丰富的陶瓷遗珍不断重见天日，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中国陶瓷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考察与走访，或参观博物馆，或参与遗址的考古发掘，或参加国际古陶瓷学术研讨会。1955年三上次男就开始对印度洋、南海等周边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为1968年参加马尼拉东方陶瓷研究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了陶瓷学界的广泛尊重。1969年完成的《陶瓷之路》一书更加奠定了其在本国及国际陶瓷学界的地位。20世经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杉村栋、重松和男、上野佳也、蓑丰等组成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其中，以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最为著名。日本出光美术馆至今还保存着1969年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福斯塔特出土的176片陶瓷片。福斯塔特出了大量中国古陶瓷碎片，据三上次男统计约有1万2千片。正如《陶瓷之路》所说：“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使人惊讶，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过中国瓷器。”
三、建立在中国本土和中日文化交流基础上的陶瓷研究。对中国本土陶瓷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全方位研究中国陶瓷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的陶瓷典籍、窑口遗址、出土器物、公私收藏、古陶瓷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有对窑口的专论、或区域瓷器的个案研究，有瓷器断代史的研究、或全史的扫描，有对工艺烧造的研究、或陶瓷艺术风格的分析，有从贸易和传播的角度、也有探计其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奥田直荣的《天目》（丁炯淳译《陶瓷资料》景德镇1978年５期），小山富士夫的《天目》（《福建文博》1984年2期，《陶瓷全集 唐宋的青瓷》（平凡社）、《支那陶瓷史稿》，长谷部乐尔的《磁州窑》（刘志国译），铃木重治等的《潮州笔架山和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日本贸易瓷研究会出版），大岳花子的《宋代仿古和龙泉窑》（《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三上次男的《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淳译）、《新中国陶瓷考古的成果》（《出光美术馆馆报》）、《宋元陶瓷的贸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铃木已代三原的《窑炉》（刘可栋等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年），监田力藏的《陶瓷文明的本质》，横河民辅的《支那陶瓷及其外国关系》，上田恭辅的《对中国陶瓷的多方面考察》、《支那陶瓷的时代研究》、《支那陶瓷研究的手引》、《支那陶瓷的染付模样》（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４年至１６年），龟井明德的《关于龙泉窑开窑时期的研讨》（《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３期1999年3月），今泽洋的《青瓷贴花纹钵的传播转迹》（《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吉田光邦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白英译《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总4集，也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期1983年6月）。龟井明德的《渡海而来的中国陶瓷》（王景圣译《陶瓷资料》1978年2期）主要内容有：唐三彩的传来、天平的青瓷、越州窑青瓷、长沙青瓷与江南白瓷、舶来陶瓷的名称、经龛与中国陶瓷、一件公凭（背签）、天目与宋国商人、青瓷与平重盛。长谷部乐尔的《日本的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内容有：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宋元时期驶往日本的中国船只、日本发现的宋元陶瓷。三上次男的《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往》（贾玉芹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探讨了各个时期中国陶瓷出口日本的情况。今井敦著《东传日本的青瓷茶碗“马蝗绊”》（《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陶瓷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中国。小山富士夫曾将1964年他在伊朗德黑兰所得的唐越窑瓷碗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总3期）作了介绍。日本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的陶瓷艺术特征及陶瓷文化背景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中国文化报：过度资本化将影响艺术的价值
国内2011年度春拍中各大拍卖行的不俗表现，似乎印证了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艺术品市场”并非浪得虚名。而事实上，中国艺术品在屡创天价的背后并没有向公众展示出足够的艺术含量，人为炒作、价格虚高、假拍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中国艺术品究竟能给人们留下什么？难道只是一些与艺术无关的惊人数字吗？
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是由“洋爹妈”带大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东南亚富商瞄准了中国当代艺术品数量大、质量高、价格低的特点，他们陆续来到中国大批购入中国现当代艺术品。而这些富商把艺术品买回去，就放在库房里静待其升值。缺乏市场认知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品升值缓慢，但这一阶段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西方资本的介入让中国当代艺术品驶上了快车道。通过一系列造势，中国当代艺术品不断升温。2004年起，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开始一路高涨，从一幅几十万元飞速攀升至近亿元的天价。今年4月，张晓刚的油画三联作《生生息息之爱》以7906万港元成交。从拍卖数据看，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升温无疑都是由海外拍卖所引领的，西方藏家也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精品的收藏终端。
在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日益膨胀和暴利的驱动下，中国买家开始寻求翻盘的机会。但此时个人创作已被集约化、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所替换，艺术品被大批量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种生产模式下的作品无任何艺术可言，在收藏和鉴赏方面，中国藏家和普通群众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品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其投资也很难以收藏为目的，更多的只是反复倒手变现。
与中国当代艺术品相比，古董书画被中国藏家广泛接受，其价格也远远超过中国当代艺术品。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亿元成交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艺术品迈入4亿元时代，相比存世量较少的精品瓷器而言，书画对于中国拍卖市场更具拉动作用。但不论价格如何，每件中国艺术品几乎都在被市场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的质疑，作伪、炒作、假拍的疑云一直笼罩着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今年6月，有记者通过暗访对天价书画的黑幕进行了曝光，中拍协也随后表示天价拍卖存在违规，将与相关部门联合介入调查。
当人们惊叹于拍卖行成交数字的巨大时，天价书画作品的艺术内涵却往往不能支撑起这一棵棵参天大“数”。那些愿意继续挖掘艺术品真正价值的人反而从拍品和其流通过程中发现了更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全部指向了艺术品市场的过度资本化。艺术资本化，是指艺术品市场通过资本运作，将艺术品当做金融资本的衍生产品，从市场中获取高额利润的过程。作为投资形式，艺术资本化本身无可厚非，但过度的资本化就会使艺术品逐渐符号化，最终将抹杀艺术品固有的艺术价值。
目前，中国艺术品强大的吸金能力毋庸置疑，但在资本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甘愿充当商人的角色，能给中国艺术品带来希望的优秀艺术家屈指可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的当下，藏界更应该关注对艺术家的培养，否则擎天巨“数”一旦倒下，中国艺术品市场将难以重振旗鼓。
论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及文化思考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卡通”潮流，这一现象是在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需要立足本土文化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1、引言
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都市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兴起与更新，使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加快了其文化转型的步伐，而在这一文化转型的浪潮中，“卡通”潮流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这主要由中国陶瓷艺术新生力量主导的陶瓷艺术“卡通”现象而影响的，但由于其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文化，既是一种流行文化，也标示着中国陶瓷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因而值得深入探索与思考。
2、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概述
近年来，随着创意陶瓷艺术的快速发展，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日渐增多，蔚然成风。从事“卡通”陶瓷艺术创作的大多为年轻一代陶艺家，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艺术流派，也从未在艺术理论上进行铺垫，但却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这些大多数为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陶艺家，所创作的“卡通”陶瓷艺术，或雕塑、或彩绘等来表现漫画卡通形象，表达着完全不同长辈的审美趣味与气质。
“卡通”化陶瓷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承载着年轻一代的美好理想，简单、亲切而充满童真。“卡通”陶瓷艺术绝大多数为人物和动物题材，许多取材于中外各种动漫和儿童读物，也有不少是陶瓷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造，人物形象多夸张变形，有趣可爱，既有颇具时尚感的形象，亦有如中国戏曲、民间玩偶类同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形象，具有一种虚拟的游戏场景。
虽然“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从表面上主要追求一种天真愉悦的童趣，但实际上其含义绝不止于幼稚的视觉快感，更不是对儿童生活的追忆，而是同时在表达着创作者的迷惘、痛苦、压抑等个人情绪，充满了叛逆精神，因而其实际思想内涵远比人们想象得要丰富。“卡通”陶瓷艺术作品普遍色彩明快、造型单纯、气氛热烈、充满活力，抛却了使命、责任等具有沉重感的字眼，具有脱离现实世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兴起时间不长，尚处在早期探索阶段，具有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卡通”陶瓷艺术并没有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因为每一个“卡通”陶瓷艺术创作者表达的均是其个人的卡通体验，具有显著的个人化特征，是完全意义上的向内视角。不过，虽无明确发展方向，但从整体而言，“卡通”陶瓷艺术更多追随的是包括欧美、日韩等在内的西方动漫艺术发展方向，缺少必要的原创性基础。
“卡通”陶瓷艺术虽然已经颇为兴盛，但与创作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冷，几乎没有专家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存在，使之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地位，这显然非常不利于“卡通”陶瓷艺术身份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也不利于青年一代陶瓷艺术创作者的成长。
3、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成因分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卡通漫画开始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风行，中国的“新人类”以及“新新人类”或曰“卡通一代”开始出现。这批主体为70末至90后的“卡通一代”的成长年代浸润于卡通漫画流行时代，“卡通”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卡通”一代已经成长并活跃于陶瓷艺术舞台，其在部分作品中引入卡通形象，以此来追忆和寄托自身的“卡通”情结，从而成为当代“卡通”陶瓷艺术的主要创作群体。创作群体的形成是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卡通一代”所成长的环境从总体上来说是稳定和谐的，与前代相比，没有经历过多少严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伴随着各类西方动画片、电脑游戏成长，因而也缺乏如父辈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厌弃世俗道德束缚，被称为长不大的一代或者是拒绝成熟的一代，其内心充满童真童趣，不大关注或无力表达重大主题，而是将更多的艺术创意视野专注于社会流行时尚当中，这其中即包括卡通动漫，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整个社会审美倾向的转变，创作审美趣味的社会转型亦成为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青年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而传统陶瓷艺术高、大、上的形象以及价格使许多年轻一代敬而远之，而以卡通形象示人的陶瓷艺术作品则给年轻一代带来亲切之感，易形成打动其心弦的魅力，而相对低廉的价格亦使年轻一代能够负担消费。因此“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具有无限的市场开发前景，市场化和商品化无疑也是促使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处于极度缺失的状态，这也使得新时期青少年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相对缺乏，使之不需要背负任何传统包袱，思想超前，思维活跃，极易接受新事物，而卡通所承载的文化非常广泛多元，大多来自于西方，易于为青年陶瓷艺术创作者所接受并将作为作品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一。因而，传统文化缺失和多元文化发展潮流亦是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内因之一。
4、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文化思考
当代陶瓷艺术出现的“卡通”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与艺术全球化潮流息息相关。在艺术全球化下，中国陶瓷艺术创作者正从传统的文化与家庭背景下走出来，开始关注自我、解释自我并希望改变和重塑自我，其思维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年轻一代的陶艺创作者尤其如此，他们通过虚幻的卡通人物，承载的是对未来的种种想象，而卡通形象本身也往往寄托了其对自身形象精神重塑。因而，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绝不是在题材上微不足道的改变，实际上是中国陶瓷艺术文化转型的开端，呈现的是一种陶瓷艺术中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化观念。
由于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是受艺术全球化和西方“卡通”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文化“殖民”问题。尽管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主流对此现象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加以冷落，但这种不正视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具有原创精神的中国“卡通”人物完全无力抵挡西方“卡通”的文化倾销，这就使得当代“卡通”化陶瓷艺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文化趣味与价值观，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一部分。
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家从未停止过对艺术本土化的固守与追求，年轻陶瓷艺术家亦同样如此，因而，在得不到应有关注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中出现的文化殖民问题仍需要通过年轻陶瓷艺术家自身的努力来加以解决。在当代“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中，已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引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显现出明显的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在这样一批陶瓷艺术创作者的努力下，许多作品已经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当然，希望这样的本土文化符号并非是年轻陶艺家反观传统的文化猎奇现象，不是用来借以寻求国际陶艺界承认的装饰性符号。
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象，中国当代的“卡通”陶瓷艺术才能够真正寻求到属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体系，摆脱自说自话的窘境，并实现与其他陶瓷艺术类型的文化融合、交流，按照自身的文化轨迹向前发展。
5、结语
当代陶瓷艺术的“卡通”现象在各大陶瓷艺术区的创意作品中日益显眼，成为创意陶瓷艺术的显著文化标志之一，也是文化全球化的反映之一，而这一现象至今仍未引起中国陶瓷艺术界的足够关注，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种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新生力量正在崛起的重要现象之一，已经成为当代陶瓷艺术中一股新的潮流，而这一潮流的未来走向则取决于年轻一代陶瓷艺术家进一步的文化变革，而我们希望这一变革所带来的是推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不是反之。
陶瓷文化：钧瓷的辉煌历史
钧瓷作为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现在，钧瓷的辉煌历史又新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钧瓷国礼已成为中国国家外交的一种赠送礼品。
图：钧窑瓷器收藏品钧瓷三羊开泰
7月12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幅图片引人注目。当日，朝鲜举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活动，出席活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向金正日介绍所赠送的国礼——钧瓷《大成盛鼎》。
《大成盛鼎》的创作者正是大宋官窑。这几年，有关大宋官窑的新闻不绝于耳：
2011年1月18日，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的钧瓷国礼《妙德吉祥》，来自大宋官窑。
2010年9月27日，胡锦涛主席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赠送的钧瓷肖像版画，也来自大宋官窑。
胡锦涛主席对中国的陶瓷文化见解独到，对钧瓷情有独钟。2009年12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大宋官窑创意的《如意尊》时，极其简练地概括了其深刻内涵：尊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钧瓷是中国陶瓷优秀的一支。
大宋官窑，已成为钧瓷国礼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2011年年初，由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收藏》杂志等联合主办的首届当代名窑评选中，大宋官窑的钧瓷与福建德化陈仁海的中国白、景德镇熊建军的珐琅彩、龙泉正聪的青瓷等一起被评为“十大名瓷”，大宋官窑荣列“十大名窑”之首。
多年来，大宋官窑在与国内众多名瓷的同场竞技中风骚独领，大宋官窑的每一次闪亮登场，每一次一枝独秀，都让钧瓷界为之振奋。钧瓷以帝王之气的伟岸身躯，披着釉具五彩华丽的盛装，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疾步前行!
在对大宋官窑的颁奖词中，当代名窑评委会有这样一段话：大宋官窑以复兴中国奢侈品品牌为己任，秉承我国宋代官窑的制瓷精神，坚持窑火凝珍、求珍去凡的制瓷理念，矢志不渝，精益求精，走出了一条陶瓷精品品牌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