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上独尊儒术，按儒家经典拟定朝仪、丧葬制度等，就陪葬人俑数量也按等级给予丧礼规定。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旧式陶礼器显著减少以至绝迹，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明器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模型大量出土。其中陶制楼阁的数量和形式很多，主要出于东汉墓内，其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为明器，而且由于地区、墓主和时代早晚的不同，随葬陶器的形制、种类、数量也有差别。江南的广东地区，汉武帝消灭南越以后，随葬于东汉时期大量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差别明显缩小。该楼阁高27厘米，底座为16×18.5厘米，共分两层，由上下屋身、屋顶、底座和平座栏杆四部分组成。下屋身设一前门和一刻划后窗；上屋身设一门三透窗，屋壁上印有麻布状方格纹和绳纹。上下两层以横竖梁插栱支撑屋檐，出檐大，四周有回廊。屋顶为庑殿式，屋面平直。四个屋角和屋顶横脊略有起翘。楼阁门前捏塑有两位侍卫俑，阁内塑坐一官吏俑，用利器刻眼、鼻、嘴，用木片划阴线表示衣纹，用手捏成身躯，体态合理，造型生动。楼阁的整个结构技术满足了大出檐屋面遮阳、避风、防水和凭栏眺望的需求；向上逐步缩小的框架结构，使楼阁造型稳固，收进与挑出的轮廓线节奏分明。总之，高层楼阁的出现，逐步替代了西汉及汉以前夯土筑台建屋的建筑形式，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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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期的陶豆
这个陶豆包括上边的钮下边的圈足有30厘米高。豆本身的直径近20厘米，造型古拙敦厚。特别说它是汉代的陶豆，是因为豆作为一种食器，古已有之，如同鼎，鬲，敦同为古代食器；尊，斛，觚同为古代饮酒器，它们都曾经是青铜器，只不过随年代变迁制作工艺制作材料不同而略有调整变化。
《说文解字》解释说：“豆，古食肉器也”，据说最早放置肉酱。豆有两部分组成，上方有盘，盘上有环钮；下边有校，上下合在一起，就可做盛器。铜豆在商代还很罕见，至西周形象为浅腹，无盖。春秋时期，出现了腹部带有双环的豆，数量大有增加，做功也日渐精细，有的还错些金银，嵌上红铜做装饰，甚至还装饰着狩猎图像。战国时代的豆，又不一样了，豆的腹部加深。至汉代，就有了图上这样的陶豆了。
青铜制作变成泥陶制作，固然是时代不同了，可是尤其陶食用器，饮酒器，常常令人疑惑，陶器不会渗水吗？而且还有陶器的蒸煮器，能用来盛水蒸煮吗？还是仅仅作为明器用作墓葬呢？
有一日喝茶，我对手中的宜兴紫砂壶忽然解疑释惑了，紫砂壶也是陶器，不是一样用来盛水泡茶吗？转而又想紫砂是特别的细腻的细泥，渗透性特高，才能制成壶，汉代的陶制品未必都用那么好的泥制作。可是，可能就是发现了陶制品的缺憾，所以东汉时期才有绿釉黄釉的出现，后代也才有防水的瓷器呀，宋代竟然有宋瓷，元代竟然出现了元青花瓷器，不仅实用，更是艺术化起来了。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充满无限的创造和无限的可能。
浅谈先楚时期的古陶
一
楚渊源甚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黄帝时代。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楚就成为一支与立国中原的商人均势力敌的劲旅。《诗经·商颂》篇中记载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和“维女荆楚，居国南下”等语。这证明商时确有“荆楚”，而荆楚又以强大的社会力量居处于我国南部。据《左傅》（照公十三年）记载：“楚右尹子革对楚灵王讲到他们的祖先熊绎是“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就清楚地说明最先是辟处于荆山。而楚的祖先源于我地区的当阳至枝江一带之说，可见证于唐代张守节《正义》引《左传传例》中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也”。按照古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种文化的发展总是沿着河流而发祥的。熊绎的“辟在荆山”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当今宜昌地区当阳县至枝江一带，丹阳可能在此附近。
根据目前宜昌地区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及古窑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陶片、陶器等，已经找到了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文化。这就是湖北省宜昌地区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即大溪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3825~2405年）、屈家岭文化、（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2550~2195年），以及一种发展阶段类似于龙山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宜昌地区称为“季家湖文化类型”。
这三个文化层的内涵实际是个时间的观念（距今约4500~6000年）—新石器时代，它们实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系列，文物界因其时间早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而从其分布的情况及器物的型制风采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国文化的祖先，本文把这文化系统的陶瓷称之为“先楚古陶”。
二
宜昌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系统中的每一文化层，从器物的造型、工艺制作及装饰手法上，一方面继承和保持了前一文化层的很多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随着生产的发展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和特点。而这些又都是下阶段广泛发展的东西。
1． 各文化时期古陶的主要特征及工艺情况
① 大溪文化时期：
早期陶胎厚，陶胎泥质结构颗粒粗大。绝大多数为红陶并上了鲜红陶衣，且陶衣层厚，易剥落，器型比较简单，彩陶数量少。
中期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有所增加，彩陶较多，并出现薄胎彩陶。陶土经过陶洗后，细而纯净的用作饮食器等，为细泥陶。大型器物或炊具等渗以粗砂以提高制品的强度及改善其成型性能和烧成性能，称为夹砂陶。对炊具类器皿有的还渗以植物碎末或稻谷等，使制品通过烧成后，坯体具有一定气孔率，而提高其热稳定性，适应使用性能。
晚期仍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显著增加。出现薄胎小型黑陶和橙黄色的陶器，彩陶大量出现，且纹饰精美，其风采与仰韶文化相比迥然有别，而大放异彩。
制陶法：早期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及手捏法，后期多为轮制法。器壁厚薄均匀，器体内外有制陶时留下的同心圆的痕迹。这种轮制法的普遍出现，大大提高的生产的效率，并由慢轮逐渐转为快轮制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质量也不断地提高。
装饰手法：有刻划法、戳印法、弦纹法、附加堆纹法、浅浮雕、镂孔法或画彩来进行装饰即彩绘法。彩绘有黑泥绘于红胎、白泥绘于黑胎、红泥绘于黑胎或三者兼绘。
烧成温度较低，一般为700~800℃，所以胎质结构疏松，强度较低。发展到中晚期时，火候逐渐提高，胎质微密度增加，出现薄胎器型。
典型器型有：碗、豆、钵、盘、杯、彩陶直筒瓶、器盖、鼎足、罐、缸、圆足镂孔器及陶珠、陶杯等。
② 屈家岭文化时期：除尚有泥质红陶外，多为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并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蛋壳彩陶。其中薄如蛋壳的彩陶器，陶胎仅1~2毫米厚。外饰以精美的彩绘纹样，其艺术之精湛，制作之精美，不难看出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制陶工艺，在大溪时期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并且灰陶大量出现。
制陶法：一般器物均为轮制法。
装饰手法：因袭了大溪时期的部分装饰手法，如戳印法、弦纹法、镂孔法、附加堆纹法及彩绘法等。一般由两种纹饰组成各案刻划在器的颈部或腹部上。彩绘以黑红两色为主，常多为内彩；彩纹有网格纹、棋盘格纹和旋涡纹等；有些彩绘不用线条而用晕染的办法显出浓淡层次。
烧成火候较高，一般达1000℃以上，胎质结构致密，陶质坚硬。器物有蛋壳彩陶碗、杯、盘、高柄杯、豆、钵、盆、瓶、盖钮器物、把、釜、甄、鼎、罐、壶形器、缸、瓮、陶球及纺轮" target="_blank">彩陶纺轮等。纺轮一般为泥质黄陶，有米黄色陶衣，素彩兼有。其纹饰有：八挂纹、同心放射纹、几何纹。彩陶纺轮是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
③ 季家湖文化时期：
目前在所发掘的古遗址及古窑址中，该文化层的陶瓷被破坏较多，故出土的陶瓷数量不及前二者丰富完整，尚且无系统的整理。但就其主要特征仍因袭于大溪时期和屈家岭时期的文化特征。此时期的陶器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制陶工艺不断地提高，在高温时能采取一定的方法。如渗碳法、还原法已普遍使用，使陶坯中氧化铁还原陶质变为灰色。所以此时期以灰陶为主，但仍有红陶、黑陶等产品。一般器型以快轮法成型；装饰手法仍多采用拍印法，附加堆纹法；纹样装饰趋于简单，但图案细致规整，器型趋于规范化， 以提高其生产效率；火候高质地坚硬。典型器物有：竹节把豆、高柄杯、瓦纹罐等。
现列表概括说明如下：
2． 先楚古陶的器型及装饰特点
先楚古陶初期造型简单、粗糙、不规整。随着社会的发展采用轮制法后，器型趋于规范化。厚薄均匀，圈足器发达，平底器较少，把耳器少见；造型线条挺拔有力，并富于变化，圆中有棱，稳重大方。
器型表面打磨光滑，早期多为素面饰以红陶衣。中晚期纹饰由简单到复杂，纹饰的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分为十类：①弦纹；②划纹；③压印纹（拍印纹）；④附加堆纹；⑤镂孔；⑥戳印纹；⑦浅浮雕；⑧绳纹；⑨方格纹；⑩长纹。
一般多是由几种纹饰组成各案，施加在镂孔圈足器、瓶、缸、罐等器皿上。如斜方格几何纹、篦纹、戳印纹与弦组成各案；弦纹与方格纹组成各案；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组成各案；镂孔、几何斜方格与弦纹组成各案；圆镂孔和连点纹组成各案。
彩绘多数是红底黑衣，朱绘黑陶，也有少数黑、白、红三色绘等。彩绘的纹饰母题有平行线纹、宽带纹、草叶纹、平行线夹“人”字纹、圆点勾叶纹、谷稻纹、弧形纹及波浪纹等。
这三个文化时期的陶器特征既是一脉相承的，即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延续了本地区大溪文化的传统，宜昌地区季家湖文化又延续了宜昌地区屈家岭文化的传统，但它们又代表了各时期的不同个性。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吸取了其它氏族部落的陶器特点或其它部落吸收了它的。如宜昌大溪中期的彩陶直筒瓶、折口圈足盘、彩陶钵、圈足豆等，及部分彩陶纹饰，如采饰的平行条纹、平行线夹“人”字纹、亓叶纹、弧纹等，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同类器物很相似。而如圈足加两组对称的“梅花”镂孔盘、筒管圈足豆形器、颈部和顶部加有一大一小三组对称的长方形镂孔盖钮、小圆锥形鼎足、扁铲形加未透镂孔盖的鼎足、尖底深腹缸等等、及由弦纹篦纹镂孔与编织式的“人”字纹组成各案、镂孔斜方格几何纹与弦纹组成图案等。以上这些特点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又如敛口圈底钵、曲腹盆、尖底瓶口状盖钮及彩纹纹饰中的圆足勾叶纹、花瓣纹、三角纹等都具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特点。宜昌地区屈家岭时期的部分器物，如蛋壳彩陶碗、杯、镂孔圈足器、彩陶纺轮等与汉江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而敞口仰腹碗、壶形器、鼎、罐等都接近京山屈家岭。季家湖文化时期的高柄杯是山东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但竹节把豆、瓦纹罐及其陶器纹饰，如方格纹、附加堆纹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特点基本相同。
另外，以先楚古陶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的陶器相比较，不难看出人们对美的喜爱，色彩、纹饰、图案、器物造型的风格等诸方面的崇尚都受着各自的材料的特点、各地区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原因而表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
以胎质色彩而论，先楚时期的陶器胎质多是红、黑、黄、灰等并多色饰红衣；仰韶文化陶器则多红、橙红色、灰色和黑色胎质，施红或白色陶衣；青莲岗文化陶器胎质红色，晚期有黑灰陶施红色或者白色陶衣。
以纹饰、图案的艺术特色来看，先楚时期的陶器喜用弧形纹、方格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绳纹、镂孔、人字形纹、戳印纹等等。其中戳印纹较流行，花样组合多变，一般都是由几种纹饰构成图案。其艺术特征为意蕴含蓄，纹饰图案格局合理，手法巧妙而见长。仰韶文化的陶器喜用象生纹、几何纹。象生纹有动物纹、植物纹，如鱼纹、鸟纹、蛙纹和人面纹等等。艺术上则以其图案、纹饰种类丰富，富于变化，线条园润流畅，典雅大方而取胜。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喜用指甲纹、划纹、弦纹、园点勾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细线组成的网格纹等等。艺术风格上以其端庄秀丽，简洁大方而别树一帜。
再以器物的形制特征来分析，先楚时期陶器器型主要特征为：器物最大腹径一般都居中或偏下，造型多用直线，所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是挺括、俊丽、浑厚扎实的独特风格。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型特征是一般最大腹径都偏上，造型线条富于变化，多用丰富的曲线，表现出其独有的厚重丰满、雄浑有力的器物造型的艺术个性。青莲岗文化的陶器器型乃以其秀丽端庄、灵巧华美、简洁概括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而区别于仰韶文化。
可见先楚古陶既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但又与其它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后来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背景。
三
从宜昌地区先楚时期古陶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奔腾万里的长江它所经过的地方和古老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哺育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如何对待继承优秀的民族精华已成为我们圣神的职责。
根据宜昌地区陶瓷行业的情况，有部分是继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工艺，如至今生产的缸、罐类等，仍沿用拍印纹、附加堆纹、弦纹压印纹、线浮雕等，及陶胎施色泥、彩绘等装饰手法。在成型工艺上，轮制法以其用现代机器所不能取代的优越性，仍然保持着其一席之位。在原料的配制中，大型器型仍需渗入石英砂等脊性原料，以改善其成型性能及烧成性能；对于热稳定性要求高的制品，仍要通过工艺处理使其保持坯体的气孔率等。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工艺已失传。如很多精湛的装饰纹样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提高和应用；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继承发扬的，如蛋壳彩陶的精湛工艺制作等等。
明清时期的重庆荣昌陶器：安陶
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东汉青瓷与原始瓷器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该生产于东汉。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依旧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陶瓷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郎窑红,郎窑红的历史,红釉瓷与郎窑红,郎窑红的特征
郎窑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郎窑红的历史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制瓷工艺达到我国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品种不仅都能烧造，而且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由于有一个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酷爱艺术，在他的倡导下，郎红器比康熙更成熟和多有极精的产品问世。另有，乾隆时期郎红中的薄釉器，色如鸡血，称为“鸡血红”；釉层较厚，色彩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称为“牛血红”。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红釉瓷与郎窑红中国清代景德镇窑红釉瓷。系因江西巡抚郎廷佐在景德镇监造瓷器而得名，另外还有豇豆红和霁红。郎廷佐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任职中烧制郎窑红的。郎窑一名最早见于刘廷玑《在园杂记》，书中载有"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比摹成、宣、黝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紫垣为郎廷佐的别号，他在任期间监督匠师模仿宣德、成化时期瓷器，能达到乱真的程度。郎窑红的特征郎窑红是模仿明宣德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烧制的。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较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棰口直颈者为硬棒棰，撇口圆肩者为软棒棰）、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有通体呈菊瓣形的。郎窑红器皿的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瓷器的灯草口特征相似，器皿的底部有白色、米黄色者称为米汤底，浅绿色者称为苹果绿。郎窑红瓷器底部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但数量不多。为什么郎窑红会变成绿郎窑郎窑红在烧成过程中变成绿郎窑，古人视为奇事，故称窑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绿郎窑的形成机理大体上和苹果绿差不多。从工艺角度找原因，也是由于器物上局部地区铜的富集所致。虽然郎窑红不用喷釉法而是采用浸釉法施釉，但由于古代对釉浆的细度和均匀化处理一般都不太讲究，铜在釉浆中常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有些铜的粗颗粒会沉降于釉浆桶的底部，所以即使采用浸釉法施釉，仍有可能发生铜富集的情况，铜富集的结果便出现绿郎窑。
陶的传说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凡是古代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把这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这一点，在《考工记》里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宁封子：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
以上就是专家摘录的有关陶器的传说，欢迎大家来预订陶器。
秦汉时期的陶瓷发展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秦汉茧壶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