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仰韶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类型，距今有５０００～７０００年的历史，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成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枝主干。仰韶时期的陶器表现了高超的技艺，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闪烁着原始人智慧的光芒。
在河南省巩义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仰韶时期的尖底红陶瓶。这件尖底红陶瓶直口、方唇，上腹近直，下腹稍鼓急收至尖底。泥质红陶，陶质较细，使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内壁有拍捏痕迹。口沿下有几周弦纹，近口处有六组捏制而成的附加堆纹，划纹布满整器，从一侧斜下盘旋至底，感觉犹如一个水中的漩涡。腹中部有一系，系上面有一不规则的圆孔，一侧有一刻划的倒“曰”字。
据专家们考证，这是仰韶时期较为常见的汲水器，它巧妙地利用了重心原理和平衡原理。使用时将尖底瓶放置于水中，等水自口流满时，尖底瓶会自动竖起。瓶身有一系，可系绳，倒“曰”字刻划文应为族徽，是氏族部落之间相互区分的标志。
在我们发现这个尖底红陶瓶时，里面有幼小的人类尸骨。这件器物除实用外，口沿处盖一鼎或盆可做葬具，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瓮棺葬。据说，夭折的婴孩放在此瓶中，埋在父母住处的房基下，寓意骨肉不分离，瓶身上的圆孔用来供灵魂自由出入。
北大前任文博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曾到巩义博物馆考察，对此瓶产生浓厚的兴趣，要求我们提供资料共同研究。这件尖底红陶瓶有助于我们研究仰韶时期的制陶技术，折射出原始人强烈的情感、思想和宗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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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红釉菊瓣瓶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20.3cm，口径5.2cm，足径4.2cm
生产时代： 康熙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豇豆红
陶瓷造型： 瓶
说 明： 清康熙
瓶撇口，细长颈，圆肩，肩下渐收，圈足。因近底处凸雕一周细长的菊瓣纹，故称菊瓣瓶。通体施豇豆红釉，釉色滋润淡雅，呈现出深浅变化的粉红色，其间夹杂少许绿色苔点。口沿露白色胎骨。底部施白釉，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
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元代始成功地烧制出红釉器物。明代永乐、宣德时烧制出著名的“宝石红”釉。清代康熙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先后烧制出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其中以豇豆红的烧制难度最大，在淡雅的釉色中有万千变化，人们赞其“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青花龙凤纹瓶烧制时期推断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波普根据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鉴别认定出一批至正型青花瓷，同时他还认为，元至正到明永乐、宣德时的瓷器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瓷器便是洪武风格，并据此分离出一些洪武青花釉里红瓷。他这种鉴定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然而，由于国内传世和出土的此间完整器屈指可数，带款器、官窑器更是凤毛麟角，以至于一些洪武时期的青花瓷器因为较多地具有所谓的至正型风格而被划分到元末去了。笔者在此介绍家藏的一件14世纪后期青花龙凤纹瓶，希望能对元末明初，特别是洪武初期官窑瓷器的分型断代有所帮助。
该瓶高35厘米，口径18．6厘米，底径15．6厘米。广口、束颈、溜肩、腹至底渐收，呈椭圆形，底部微束，器物造型端庄优美，线条浑圆。其胎色白质粗，坯体厚实，釉白中泛青灰，釉面较乳浊，近似于卵白色。因为修胎不够精细，釉层厚薄也略欠均匀，仔细观察，部分釉面隐现胎痕。器底露胎现大片窑红，同时散见一些大小不一的铁褐色斑点，坑坑洼洼的旋状跳刀痕十分醒目，中有小“脐”。圈足外壁斜削，内壁与底部相交呈圆弧状，挖足较浅，足墙较厚，底足平切，小有粘砂。外口沿以釉下青花绘如意云肩边饰，颈部的变体莲瓣肥硕、宽大，排列紧密，颈、肩之间以靥形莲组合而成的图案纹样连接成一圈装饰带，肩部又绘一层较大的如意云肩，腹部的主题纹样是团扰龙凤纹四组，每组纹样之间的空白有大有小，可见图案布局不太规整。纹样技法上，既实笔点绘，又勾勒渲染，绘画笔触清晰，少有晕散。由于青料中深褐色斑点较多，总体上看，该瓶青花发色呈深靛青，给人以浓重有余而鲜艳不足之感。
笔者认为，该器烧成于14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元末明初的几十年间，其下限年代应不超过洪武中期。因为该器显然已具备了此间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基本特征，甚至与著名的至正型青花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该器所绘的五爪龙纹虽说也颇有威仪，但与典型的元代龙纹画法不同，倒与明代官窑器上的典型龙纹十分相似。此外，香港苏富比曾拍卖过一件洪武官窑器，为青花釉里红花卉纹瓶，从其图录上可以看出，除主题纹样外，从器物造型到辅助纹饰，两器几乎相同。因此，将其定为明洪武瓷器更加合理，同时也应排在官窑之列。
作为有着600多年传世经历的洪武初期官窑瓷器，其研究和收藏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瓷器造型之康熙时期棒槌瓶
棒槌瓶也叫宝字瓶，这名字不雅，尤其是在康熙时期创烧的瓷器造型更显着俗气，因形似旧时洗衣用的棒槌而得名。康熙时期棒槌瓶胎体坚硬，胎质缜密，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康熙早期的棒槌瓶器形偏矮，但是胎质细腻，画风简单；
康熙中期以后的棒槌瓶，器形趋于细长，为了与雍正时期的棒槌瓶相区别，取名硬棒槌瓶。常见的有青花、五彩、洒蓝描金、五彩开光等品种。
软棒槌瓶，是与硬棒槌瓶相对而言，特指雍正初期烧制的一种器形，造型不及硬棒槌瓶挺拔，口外侈，束颈，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足尖圆滑。常见青花，五彩。清光绪及民国时期方棒槌瓶的仿品较为多见，然胎体较厚重，口边较薄且不规整。
清康熙 盖雪红花卉棒槌瓶
高27 口7.7 底10.5厘米
清康熙 盖雪红花卉棒槌瓶作圆唇、侈口、直颈、溜肩、长直腹、平底。胎质细白，造型规整，肩及下腹近底处各有一周青花带状鱼鳞纹装饰。该棒槌瓶的装饰主题为腹部的盖雪红牡丹花卉图案。
青花“红拂传”图棒槌瓶，清康熙，高45.3cm，口径13.3cm，足径14.7cm。
瓶盘口，短颈，丰肩，长直腹，圈足。通体青花装饰。口沿绘三角纹，颈部绘如意纹。腹部绘传奇故事《红拂传》。画面居中人物为隋炀帝的重臣杨素，身后站立二歌妓，其中一人为红拂女张凌华。她倾慕前来参谒的李靖的才华，便夜盗令箭偕李奔逃，结为夫妇，并辅李建功立业。这一典故又称为“慧眼识英雄”。
此器造型为康熙时新创，是康熙具有代表性的瓷器造型，但是随着时间和人们审美的改变这种器形也在改变，说明人的审美是不确定的，这也为我们鉴定康熙时期瓷器提供了依据。
红陶兽形壶收藏鉴赏
山东博物馆馆藏红陶兽形壶，高21.6厘米，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它是先民们盛放水或酒等液体的实用器皿。精巧的造型也是从满足这一功能出发：尾部设一筒形口，可注水;嘴巴张开，可出水;背部有抓手，便于提放;腹部鼓起，腿部粗壮，巧妙扩大了盛水容积;四足鼎立，可以放在火上加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陶兽形壶嘴部的张开角度、背部提手的设置等，已经超越了对动物具体形象的模仿，是一种出于实用性的创作了。
红陶兽形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典型器物之一。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先民们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手工业制作也逐步分离并发展起来，陶器便是当时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手工制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1000多件精美的陶器，品种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无论是原料的选择还是火候的掌握，无论器型的塑造还是图案的装饰，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发现，红陶是大汶口文化中产生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陶器，它们色泽明丽，如血灿烂，如火热烈，很符合原始人对血与火的原始崇拜，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最主要的品种。红陶的原料一般为黏土，为防止断裂从而使器物更加耐用，有时会掺入沙粒和蚌末，形成夹砂陶。红陶的烧制温度大约在900至1000℃，敞窑烧制，高温之下黏土中所含的铁元素被氧化，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还原比值低，烧成的陶器即呈现红色。在远古时代，这样的化学反应原理当不为先民们所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正确地利用这样的规律，红陶兽形壶就是这样被烧制而成，历经6000年而完好无损。它通体遍施红色陶衣，夹砂材质，为避免沙粒和蚌末引起的粗糙，通过磨光工艺对外表进行了二次加工，整个器身显得光润亮泽。
红陶高髻女立俑
红陶高髻女立俑，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高49cm。
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抹胸，外穿对襟大衣，衣外加云肩华袂，腰系丝带，长袖下垂，裳外微露出上翘的鞋头。
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象征着一位地位相当尊贵的妇女形象。在塑造手法上，它继承了唐朝雕塑的优秀传统，如敷粉、施朱、面庞圆润等，依稀可见唐朝风韵。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所以其不仅是五代雕塑的珍贵遗存，也为我们研究南唐宫廷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撰稿人：冯贺军)
名词解释：
高髻
唐代妇女发髻十分丰富，有十几种之多。这件女陶俑发髻象单刀一样高高耸起，略微偏梳一侧，大概是文献中提到的偏梳髻。
俑
中国古代用来代活人殉葬的偶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以后，殉俑之风日趋兴盛，清初以后消失。俑之质地以陶、木、石为主。形象有奴仆、乐舞态、持仪仗者等。传统考古学也将鞍马、庖厨用具、建筑模型涵纳其中。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昪
李昪（888—943年），五代南唐国的创建者。字正伦，徐州人。少孤贫，后为徐温养子，改名徐知诰。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即帝位子金陵（今南京），改年号升元，国号大齐。升元三年复姓李，改名昪，改国号为唐，史笱南唐。
宋金时期红彩描金诗文碗
宋金时期的红绿彩瓷，亦称“勾红点绿”，是我国陶瓷釉上彩绘工艺史的一种重要形态。据考古学者吕军、周高亮等人初步统计，河南省发现红绿彩踪迹的有：扒村、钧台、刘家门、老宕、鹤壁集、清凉寺、上李庄、韩庄、当阳峪、登封曲河、新安城关、庙后、淮子沟、西王封、牛庄、段店、济源勋掌村、邓州古城（内乡）、临汝、密县、安阳等20多个窑场。
这件宋金时期红彩描金诗文碗（图1），是由10块残片拼接修复而成。这些残片是2016年邓州团结路道路工程两侧下水道（古穰城西郊、今明、清土城墙内）小十字街翻土中所得。该碗口径15.8、高5.5厘米；碗底足直径6.5、足高0.9厘米（图2）；敞口，圆腹，外壁光素无纹，圈足露胎，上体施白釉，内壁勾描红彩宝相纹填金。碗心（图3）纹饰用红彩行草书诗文：“枝远蝉鸣细，堂高燕语轻。”在50倍的放大镜下看，口沿处弦纹内壁及宝相纹饰明亮的金粉，器体表显钙化土锈蚀痕（图4）。此碗白瓷釉微黄，圈足刮痕不规整，足心有两道圆纹，是一件极具民窑特征的宋金时期邓州古城窑（集散地）红彩瓷标本佳作。
关于红绿彩烧造年代，《宋会要缉稿·职官八》：“后苑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设监官一人，以内侍充任，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置。”“后苑烧朱所”，官署名。南宋周密撰《志雅堂杂钞》：“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宋金时期陶瓷工匠法效百工，创造性地使用矾红彩在陶瓷之上绘画花纹、图案、文字等，与已经成熟的黄、绿三彩、釉下黑彩等配合，制作出宋金时期的器物时代风格。
红彩，主要由青矾炒制后提纯研磨加其他元素配制，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载：“用青矾炼红，每一两用铅粉五两，用广缪合成。”即以青矾煅烧提炼后的氧化铁为呈色剂、以矿物质氧化铅（包含一些其他微量元素）为助熔剂，以广缪或其他胶水、瓷土淘炼的浆水等按照比例混合研磨使用，烧成后红彩颗粒粘结在釉面上。红彩中不含石英等玻化成分，烧成后流动性差、发色艳丽而不躁，与其他颜色不相融。书写文字、勾描边线等能细致入微而不漫漶。胎釉结合差，易磨损和脱落，无开片和气泡。古陶瓷专家从陶瓷史学的角度分析，宋（金）红绿彩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孕育着元明清釉上彩绘瓷的萌芽。
鉴赏碗心红彩行草书“枝远蝉鸣细，堂高燕语轻”对仗工整诗文，可谓绝唱。蝉鸣，典自《诗经·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唐诗别裁》：“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由于蝉栖于高枝，餐风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则其所喻之人品，自属于清高一型。李白《夏景》：“帘外熏风燕语，庭前绿树蝉鸣。”虞世南《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用蝉喻指高洁的人品。堂高，指高大的厅堂。屈原《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王逸注：“言所造之室，其堂高显。”燕语，宴饮叙谈。《诗经·小雅·蓼萧》：“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郑玄笺：“天子与之燕而笑语。”朱熹集传：“燕，谓燕饮。”亦指闲谈，亲切交谈。碗心诗文告诫人们，在高大的厅堂宴饮叙谈、闲聊，一定要轻声慢语。
据邓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洪涛粗略统计，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两侧下水道翻土中，先后捡选出49件行草书诗文红绿彩瓷器及残片（图5、6），大致有如下几大类：器皿类（碗、盏、盘、罐等）；造像类（佛道宗教造像、各类动物、人物、器物造型的玩具类等）；有日常生活用器、宗教供奉、装饰摆设、玩偶等功能用途。
康熙朝时期红釉瓷器有几种
红釉是明清时期才有的颜色釉瓷器，属于高温釉。康熙时期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品种主要有霁红釉、郎窑红釉、豇豆红釉三种。
豇豆红釉是创烧于清康熙时期的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因其呈深浅变化的粉红色，有时掺杂绿斑或色晕，恰似豇豆色泽，故名。又有“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美名。
郎窑红系以康熙时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姓氏命名，实乃仿宣德红釉，但比宣红釉更鲜亮，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质光泽，绚丽夺目，是我国名贵的铜红釉中呈色最鲜艳的一种。郎窑红的特点是釉汁厚，釉面除大片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器物胫下部至底边由于釉汁的流垂凝聚而近于黑红，器物口部釉薄露骨，多呈粉白、淡青或浅红色，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郎窑红以铜为着色剂，在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传统的郎窑红对烧成气氛和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制品十分困难，所以又有“若要穷，烧郎红”之说。
霁红釉系仿明代宣德红釉的品种，但红釉色泽多泛黑红，个别的较为浅淡鲜亮，色调都很均匀。此时的霁红器胎体坚硬细密，有的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有的因釉层较厚而呈垂流状，足边往往因垂流积釉而呈黑褐色。常见器形有僧帽壶、梅瓶、钵、盘、碗、高足碗等。或署官窑款，或无款。霁红釉釉面均匀凝厚，色泽红艳、深沉，除用作祭器以外，也做文房用具、日用瓷等。
乾隆官窑矾红彩藏草瓶
藏草瓶 亦称“甘露瓶”，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瓶式之一，为藏传佛教陈设用法器，用于盛水或插草。藏草瓶是极具藏族特色的器物。明朝永乐年间曾试烧制青花藏草瓶，清代仅雍正、乾隆官窑烧制过红彩和斗彩品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小藏草瓶还是汉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者。
矾红彩藏草瓶（高：22cm，口径：3.5cm，足径：12cm），为乾隆官窑的代表作。琢器，直口，长颈，项有两节、中凸起，鼓腹，收胫，覆盆式底座，足端平切。内壁、内底施白釉，外壁以矾红彩绘纹样。由上至下依次为回纹、朵梅纹、覆莲纹、仰莲纹、如意纹、变形覆莲纹、折枝莲纹、蕉叶纹、双重覆莲纹。底足无款。秀美的造型、精细的绘工、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此类品种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
藏草瓶虽无官款，但却是著名的唐窑作品。这与《乾隆纪事档》载：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俱不要款。”同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俱留下，其甘露瓶著唐英再烧造几件”的记载相符。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除甘露瓶外，多穆壶、贲巴瓶、贲巴壶、金釉法轮、金釉无量寿佛、仿木纹釉碗、仿雕漆碗等都是同时期的作品。
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生产藏传佛教用具，并非乾隆帝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极深奥的玄机。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始终重视、扶持藏传佛教，并以此作为保全“大清基业万年磐石之安”的重要措施。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兴趣极浓，无疑有其深远的政治原因。
据文献记载，乾隆对藏传佛教非常虔诚，而且认识很深。他每天打坐修持，甚至着三世章嘉胡土克教授他梵文和藏文。1745年，乾隆下令将其出生地雍和宫改为喇嘛寺，次年仿西藏桑耶寺于承德建普宁寺，其后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1780年，五世班禅远道东来做法事祝贺乾隆七十大寿，乾隆命人仿西藏扎什伦布寺于承德建须弥福寿之庙供其居停。此后，乾隆又于紫禁城内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筑雨花阁，具浓郁藏式佛教建筑风格。
大量的寺庙和频繁的法事活动当然需要有大量的法器和摆设配合，宫廷造办出因此制作了大量的瓷质及其它材质的藏域法器，同时亦供清帝赏赐西藏高僧之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藏草瓶无疑见既见证了乾隆帝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同时又反映了清代官窑瓷器的精湛工艺。
藏草瓶为官窑珍品，早在上世纪初即被人所知。当时，山东省泰安县城内岱庙被盗，盗走明清官窑瓷器十多件，流散在济南的文物市场，被北京古董商徐少山、张玉华买走。案发后，几费周折，将失物追回，重归岱庙。其中就有乾隆官窑粉彩藏草瓶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