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沉船瓷器。
南海沉船中发现的古瓷器
中国水下考古有新进展宋代沉船遗址发现十余处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沉船遗址十余处。
从目前发掘的古沉船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很高。专家认为，如果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不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新发现的沉船遗址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
探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
记者目前正在广东阳江海域“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采访，众多考古专家云集海陵岛，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为何宋代沉船多？
广东阳江的海陵岛，距“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只有18海里的路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站在岛上新建的观景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能清晰地看到海上的打捞现场。中国许多考古专家云集岛上，正在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
宋代古沉船“南海1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对研究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我国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古沉船中为什么宋代船只最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在广州、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密州、华亭海，共设了7个市舶司，从大量的进口货物中获得税收。1131年到1162年，南宋海上贸易税收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木帆船远航，翻沉几率自然也多。考古专家告诉我们，他们从大量文物中得到证明。
宋代建船业是怎样的情景，这些船只又是从哪个地方造出来的？一些读者关注这些历史，有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史料记载，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中国南海发现大量古沉船
1987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当时英国海下探测公司3名队员正在阳江寻找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声呐技术仪器颜色突然变深，“肯定水下有东西！”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抓上来100多件瓷器、铜器、镀金器等等，还有一条1.8米长的鎏金腰带。这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消息震惊了中国考古界。考察中国海域古沉船，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1996年由我国渔民发现的。华光礁在西沙群岛范围，位于永乐群岛南部。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对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古沉船南北长大概20米。从已经发掘出水的瓷器器型、图案看，这些文物都是外销瓷器，如画有仙人、仙鹤，并镶有小龟的碗等，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在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有一座礁石，当地渔民称之为“碗礁”。渔民们捕鱼时，他们的渔网里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瓷碗被打捞上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的祖上从何时起就在这里不断地捞起过瓷碗了。2005年5月，渔民发现了海底有一只木沉船。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海底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沉船呢？对水下考古学来说，即使是一艘普通的古代沉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然而，第一次的水下调查，就让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按照水下考古惯例，沉船遗址被定名为“碗礁1号”。“碗礁1号”最后清理发掘完毕后，出水文物达到了15000多件，连同失散、被盗、被毁的，这船货物估计至少应在5万件以上。有专家推测，“碗礁1号”应该是转口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这是一只宋代古沉船。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沉船遗址10处。其中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
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
专家介绍，从海底几只古沉船的发掘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巨多。陶瓷器大部分是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生产，按照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中国海域里的这些古沉船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均见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宋代古沉船的发掘，使“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为考古人员提供了充足的佐证。福建博物院几位瓷器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文字记载虽然表明，福建在整个海上瓷器之路所占比例很大，但掌握实物并不是很完善。从“华光礁1号”及“南海1号”古沉船中，有大量福建生产的瓷器出水，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实物资料。从全国水下考古来看，南宋时期的古沉船数量上占优势，而船内瓷器大都以福建生产的为主，可证明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没有发现这艘船前，福建博物院不少瓷器专家在研究本地窑口瓷器时，都会在结尾写上“与福建某地瓷器有相似之处”。他们从东南亚考古杂志、日本等地博物馆看到过类似瓷器，但不能肯定是中国福建生产的，因为没有福建陶瓷外销的实物！经过“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才有确凿证据证明南宋时期福建瓷器是外销的，今后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进行直接对比。
考古人员仅从“南海1号”外围清淤及其中一个船舱里，已经打捞出金、铜、铁、瓷类等器物5000多件，以及南宋以前历代皇朝铜钱10000多枚。沉船所载瓷器分属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著名窑系的外销瓷器。考古人员除对瓷器生产地本身进行扩展研究之外，还将对生产之外的运输、当时行政机构等进行扩展性研究，弄清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不同海域古沉船及遗址的发掘，也无形标出了中国商船的航海图。
史料和文物勾画了航海图
“南宋中期的某一天，一艘从福建地区驶出的货船，在西沙群岛附近借着北风向东南亚行驶，突然海面上狂风大作，这艘排水量在60吨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风与巨浪的驱使下，漂至华光礁北边。这里水浅礁多，船搁浅，慢慢沉入海底。”这是考古队员以现在掌握的情况，向新闻媒体描述“华光礁1号”沉船时的情景。从大量文物中能判断这条古船的航行方向，是东南亚地区。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华光礁1号”是一艘迷失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当时的中国商船主要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途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有的学者进而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从现在的古沉船出水的文物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瓷器，所以称其为“海上瓷器之路”更为确切。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古代科技和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开拓了多条海上贸易通道。从发掘的古沉船情况看，“海上瓷器之路”南海段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区段。伴随着大量的航海活动，中国古代有相当多的船舶及其物品沉没海洋，形成了无以计数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沉没在海洋的遗物成为“海上瓷器之路”线状分布的一处处遗珍，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华光礁1号”考古队共有31人，福建省占6席。有福建博物院的楼建龙、羊泽林、王芳，福州市考古队的张勇、朱滨，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星。他们说：“一出水，我们就发现四分之三的器物都是福建生产的，窑口几乎囊括了福建省从南到北的所有产地。”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楼建龙介绍，这艘沉船肯定是在福建沿海的港口停*并装货上船，估计船上发现的江西、浙江瓷器，极有可能是通过发达的闽江、乌龙江、晋江水系或古驿道运输到港口，一起装船。该船在福建出海后，也不排除在其他港口停*过。中山大学历史系宋代史专家曹家启教授分析：“史料中曾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福建考古专家普遍认为：“南海1号”上绝大多数瓷器来自福建，可以作出“南海1号”就是福建船只的判断。这几年在福建沿海陆续发现大量古沉船，年代从宋元到明清都有，船上都装载着大量的瓷器。从目前打捞出水的大量德化瓷器初步断定，“南海1号”商船应该是从泉州刺桐港远航的。
宋代远航的沉船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广东的史学家们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印发给前往“南海1号”打捞现场采访的各地记者。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县、镇江、平江、温州、江阴军、秀州澉浦镇和秀州上海镇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是远航的主要起点。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船往哪里去呢？史料记载，当时与中国通商的有欧亚58个国家，并有详细的记录。目前从宋代古沉船上发掘出来的文物，均能给予充足的佐证。史料记载和沉船文物，勾画了一幅完整的“海上瓷器之路”航线图。
考古将揭开历史面纱
打捞“南海1号”宋代古沉船的消息，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国家地理》在内的美、日等外国记者，也都赶到现场要求采访。
福建海域中发现的“碗礁1号”古沉船，它所载的货物是否外销瓷？它要远航到哪里？考古人员从发掘的瓷器中才找到了答案。瓷器中有许多器物的盖子，高脚杯有了盖子后，明显地表露出了异国情调。还有一种精致的小瓷瓶为数不少，造型各异。经过专家考证，它将作为一种典雅的装饰品来到西方人家的餐桌上。有些是精美的咖啡具。几乎所有瓷器上的纹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但是，专家在一种瓷盘上却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故宫古陶瓷专家陈华莎介绍，这个盘子这次发现了很多，非常薄，它是花口的，另外它的这个图案，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花卉，在当时，中东和西方把这几种花卉看作是天堂的花卉，是幸福之花。
这类瓷盘虽然是中国的装饰，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外国名字叫“克拉克”瓷。考古专家栗建安介绍说，“克拉克”瓷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器物面上画成了一朵花瓣形，在花瓣里面又画上各种纹样，这种就好像在开着窗户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开光”样式的瓷器，在16世纪后期，这一类瓷器已经大量传到了欧洲，在一次拍卖这批瓷器的时候，当时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批瓷器叫什么，所以就把当时葡萄牙人运载这批瓷器的船叫“克拉克”船，把这类瓷器就叫做“克拉克”瓷，从那以后，“克拉克”瓷的名称就流传下来，成了中国这类外销瓷的一个别称。毫无疑问，为这船货买单的将是欧洲市场。
中国将海疆考古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项目，积极开展我国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伴随着更多古沉船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面纱将逐渐掀开，古代航海贸易的许多秘密将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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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古庙、千年陶器 南海文化遗存见证海上丝路
随着三沙市的设立，潜藏在碧波之下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文化遗存再一次聚焦人们的目光，那些沉落海底的商船、跨越千年的陶器瓷片、与珊瑚礁融为一体金饰铜钱、岛礁上残存的古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人民自古经略南海的足迹。
我国开发三沙历史渊源流长
资料显示，我国人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渊源流长。据考古发现，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无可辩驳地证明，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我国人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和生产，早已经是西南中沙群岛的主人。
及至明清时代，我国人民在各岛屿上保留了大量遗迹。包括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金银岛、珊瑚岛、东岛、北岛等岛礁相继出土一大批明代和清代的铜钱、瓷器及其他生活用品;还包括在西沙群岛的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我国渔民所建的古庙遗存。仅赵述岛、北岛、南岛、永兴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甘泉岛就有古庙14座。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南钥岛、西月岛等也都发现有古庙遗存。这些庙宇有些是明代建造的，大部分是清代所建。同时，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还挖掘有多块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石碑。
沉船印证“海上丝绸之路”
从1996年至今，海南先后7次参与对南海水下文物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文物约2万件。截至目前，海南已在16年间确认水下文化遗存122处，其中北礁沉船遗址、甘泉岛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光礁1号沉船顺利发掘出水。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南海沉船量为124艘，按船货平均运载量计算可达5万件，目前发现的沉船总量在不断增加，据国外数据不低于1000艘。通过对船载文物研究发现，海底沉船大多是从内陆沿海出发，驶往海外的商船。
2007年发掘的华光礁1号沉船，经勘查，船建造于南宋福建地区，船载文物绝大部分是青白瓷器间或有褐釉、白釉器，从产地上看均来自福建闽南一带的民间窑场，据此推断华光礁1号沉船是一只古代贸易商船。该船满载着中国瓷器等货物前往东南亚进行交易。
华光礁1号沉船是中国第一次在远海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珍珠”，有了它，海上丝路的中国段才趋于完整。
2007年以来的南海水下文物考古工作，为全面认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实物，充分证明唐宋时期已有中国居民在西沙附近生产、生活。
国家南海博物馆选址陵水
目前，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国家南海博物馆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南海基地将毗邻而建。国家南海博物馆选址在海南陵水县黎安港片区，将主要陈列展示南海水下考古成果。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基地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立项申请和项目建设，主要方向为针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整理。
“海上丝绸之路”重兴鼓舞中国瓷器产业焕发新光彩
新华网广州４月２７日电（记者王攀 谈昦玄）作为一家陶瓷企业的“掌门人”，玛戈蒙特骨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阳被选为一次全亚洲区域高峰会议的礼品用瓷设计主持者。再三考虑后，他推翻了原有构想，说服了会议主办方，郑重其事地将“丝绸之路”图案刻画在了精美的瓷器上。
在２７日闭幕的第１１５届广交会二期展会现场，这位企业家展示了自己的图样：人们在瓷器上可以看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巨大宝船、宝塔装饰的泉州港口以及波涛汹涌的马六甲海峡、如云汇聚的海内外客商……
“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复兴，在我看来，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中国陶瓷产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他说。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目前，这一倡议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出席本届广交会的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有关负责人说，对于有着千余年辉煌历史、当下正在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的中国陶瓷行业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全行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新的机遇。
“眼下中国的陶瓷企业正热切期盼相关规划和政策尽快出台，大家都深信中国与‘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会给全球市场带来更加积极有利的变化。”这位负责人说。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源自于中国的瓷器，始终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全球多个海域内发现和打捞的沉船中，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陶瓷产品，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６世纪到１０世纪的中国唐宋时期。
“作为中国陶瓷业者，我们对这段历史特别骄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没有侵略和战争，只有瓷器、丝绸和茶叶给全世界带来的美好生活。”赵春阳说。
但在中国轻工商会的相关负责人看来，当下的中国陶瓷产业，和“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中国陶瓷业相比，已经逊色了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的陶瓷产业规模虽位列全球之首，但土地、材料、劳动力资源的多重限制制约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经销渠道的建立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陶瓷已经失去了在世界陶瓷市场上的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完全弥补了技术差距。和国外生产的瓷器相比，中国陶瓷质量、效用都可以让人满意，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还不够美，自己的品牌也没有做大做强。”赵春阳说，中国陶瓷在外形设计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且需提高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一背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构想，被众多中国陶瓷企业视为“天赐良机”。中国轻工商会表示，目前一批中国陶瓷企业正在纷纷加入到搭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平台的工作中，把现代家居生活理念融入到传统陶瓷产品，从寻求“贴牌出口”转为“品牌出口”，进而推动中国新兴陶瓷品牌与国际知名陶瓷品牌置身同一舞台。
东盟市场因此也备受期待。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陶瓷贸易规模持续增长。２０１３年，东盟市场规模首次超过欧盟和美国，占中国陶瓷出口总额的１８．４７％。据商会介绍，目前有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加紧和东盟地区企业展开投资与合作。
“中国陶瓷行业兴盛或衰败，不应该单纯以出口量为衡量标尺，应更多考虑出口知识产权和出口品牌的情况。”赵春阳认为，中国陶瓷行业应该利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面向世界输出中华陶瓷文化，提升中国陶瓷品牌的影响力。
赵春阳说，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了宝贵的本土产品，丰富了更多人的生活，也为全球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他期待，中国品牌陶瓷的创新能再次在世界上引领陶瓷文化的潮流，并以此刷新人们对陶瓷艺术的生活体验。
“南海I号”表层淤泥清理完毕 大量宋瓷真容初现
“南海I号”表层淤泥清理完毕大量宋瓷真容初现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时间：2014-05-2205:22
考古工作者在“南海I号”勘察羊城晚报记者郑迅摄
德化窑大盘国内传世不多
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宋代商船“南海I号”上，一排排古瓷器装满船舱。21日，羊城晚报记者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的考古现场看到，“水晶宫”中的古船表层淤泥已清理完毕，这艘宋代古船的真容已初步显现出来——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商船。
羊城晚报记者夏杨
船舱内的瓷器成排堆积
羊城晚报记者昨日上午进入水晶宫“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看到，沉船表面的淤泥已全部清理掉，古船的大概轮廓线清晰可见。在满是泥泞的工作面上，瓷器数量惊人，其中表层的大多已破碎，尤其船尾部分破碎最严重。其他地方，透过残器间隙，可见船舱中一排排码放整齐的碗碟……
古船的器物中以瓷器为主，碗碟盘罐、大小酒壶、酒杯都有，也可看到有锈蚀的钱币散落其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I号”考古队领队孙键说，首期发掘只清理了表层淤泥和打捞时灌注的黄沙，基本不提取文物。“这是一条满载货物、出航状态的商船，所载为民用瓷器，主要产地是景德镇、德化窑、磁灶窑、龙泉窑系等，前期探查时已出水6000多件，目前判断整条船上大概有6至8万件。”
水密舱比欧洲早几百年
记者来到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时，考古现场的工作人员正把一条条白布从木质船舷上取下。“这是保湿用的，木质遇到空气很容易腐朽。”工作人员随后用加湿器对着古船已露出的部分进行喷水加湿。
记者围着发掘现场看了一圈，只见古船的左右船舷和隔舱都已显露出来，船头还在，但船尾破碎得很厉害。“1987年打捞公司在找其他沉船时，用抓斗抓到了这条船的尾部。”孙键说，除船尾外，目前整个船体基本完整。
古船船头耸立部分已损毁，因长期浸泡，船两侧的松木板有的也已散开，但大致还在原来位置。整条木船的轮廓线很清晰。从残存情况推算，该船宽在9.5-10.6米间，长22米，“这在宋代算是中等规模的大船了”。
“宋代这种船一般有13个隔舱，目前有12个可见轮廓。”孙键说,这艘商船已有水密舱设计,提高了不沉性，这比欧洲要早几百年。
船上当时可能有外国人
羊城晚报记者看到，“南海I号”沉箱从船头向船尾依次开出了两排共12个考古发掘探方。去年11月“南海I号”沉船考古发掘与保护项目正式启动至今，已全部完成首期发掘保护任务。
在考古现场的中部，分布着一条由凝结物组成的突起物，有海底贝类生物附着其上，但凝结物中具体还包含哪些物品，目前还不清楚。孙键说，金属器，如铁锅、铁器等经海水腐蚀最容易形成凝结物，这些凝结物分布在船体的生活面上，里面还会裹挟一些木器、船板等物。
“目前尚未发现有人或动物的骨殖残存。”孙键说，不过在接下来的发掘和文物提取过程中将会非常小心。“一条船就是一个小社会，除货物外，船上的人还要生活。”他分析，船上除了瓷器，一定还会有一定量的其他文物，如金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朱砂等。
“这样规模的商船，除了船员还可能有随船商人。这条船可能是从泉州驶出，当时泉州有大量阿拉伯人，船上很可能有外国人。”孙键说，目前所见船上一些器物，如德化窑大盘，口径达到三四十公分，国内传世不多。
“器行天下”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这艘沉船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白釉绿彩陶瓷，其中，打捞出的3件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器备受瞩目。“黑石号”沉船中发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而沉船中的瓷器组合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与类别，亦可看出当时漂洋过海的外销瓷的规模与盛况。
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不断，尤其是晚唐以来渐趋繁荣。瓷器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港口出发，扬帆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地区。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
唐、五代时期，特别是晚唐以后，瓷器开始大批输往海外，其由扬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销往东亚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并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如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东南亚沙捞越地区、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前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处于我国南海贸易航线上的西沙群岛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闽粤沿海地区窑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是当时的外销品类之一。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也掀起了中国瓷器外销新的高峰，尤其是南宋和元代。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名窑产品广泛行销海外，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贸易港口附近，还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外向型制瓷窑场，产品以仿烧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等名窑瓷器为主。这一阶段，海外发现的区域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超前代。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具代表性的有南宋时期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定海白礁一号、元代西沙群岛石屿二号、韩国新安等沉船，均载有数量庞大的瓷器，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的外销。外销瓷器品种以青瓷、青白瓷为主，也有不少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酱釉瓷、钧釉瓷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等。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与瓷器品种较之前代大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直至清代晚期仍有一定发展，产品则以青花、白瓷、五彩瓷器为主。随着海外贸易模式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纹章瓷等，这也促使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销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地区。贸易航线上的一批沉船也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广东汕头海域南澳一号明代沉船，菲律宾吕宋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等；清代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印度尼西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52年）、“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等。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居多，五彩瓷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拉克瓷”，以青花开光图案为代表；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而成的广彩瓷器，图案多见西洋题材；德化窑白瓷的外销规模也较大，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Chine），有些则专为西方烧制，如西洋人物雕像，独具特色。
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受到不同阶段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如，晚唐五代南方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明清时期时断时续的海禁与开海政策，明中叶以后西方人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
“器行天下”，中国瓷器销往海外地区，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器形类别、装饰风格等传入了海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如品种、器类、纹饰等方面，瓷器风格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菱形花草纹图案等，都受到了阿拉伯风格的影响，有些还直接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宋、元时期的军持，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等也受海外地区影响。明、清时期，国外订烧瓷器甚多，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中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还有一类独特的带有西方徽章图案的“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与此同时，“技传海外”，中国的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影响和流传到了国外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虽属釉陶器，但制作方法源自唐三彩陶器。9~10世纪，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后，陆续烧制出的白瓷、青花瓷，以及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等窑炉技术，均受到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6~17世纪，日本出现了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这应是受到福建德化窑、漳州窑的影响，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相竞争。欧洲地区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19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离不开明清时期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浮梁知县沈嘉徵所写《民窑行》，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制瓷手工业中心景德镇对工匠能手的吸引力和瓷器的生产状况，也描绘了瓷器行销的广阔市场。世界各地和四大洋各海域沉船中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中国瓷器的发现，再现了“佳瓷”之器成而行“天下”的盛况。
唐代以来，海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市场，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所反映出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与北方陆路贸易“丝绸之路”遥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亦谓“陶瓷之路”，即是从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由福州、明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非洲东海岸、西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
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和象征之一，漂洋过海，畅达世界，这也正是悠久而绵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五大德化陶瓷古沉船
德化窑瓷器自宋代开始大量外销，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运载德化外销瓷的船只遇难沉入海底。随着世界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有部分运载德化外销瓷的沉船陶瓷器浮出水面。
一、南海1号
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队在广东省阳江市海域发现一艘宋代沉船，定名为“南海1号”。2001年对该沉船进行搜寻定位。考古发掘出水的大批陶瓷器，经专家鉴定，大部分是德化窑的产品，器物以碗坪苍窑的碗、洗、盒、罐为主。
二、泰兴号
1999年5月，由迈克哈彻领队的澳大利亚水下打捞公司，在南中国海的贝尔威得暗礁附近发现了一艘装满瓷器的沉船。经英国的海难研究专家确认，该船为道光二年(1822年)一月自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途中触礁沉没的“泰兴号”。船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经过打捞公司的定位发掘，出水了35万多件的陶瓷器，其中以德化窑青花瓷数量最多。器物主要有杯、盘、碟、罐、碗、瓶、人物瓷塑等。2000年11月17日，这些瓷器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城内戈尔拍卖行拍卖，总成交额2240万德国马克。
德化县政府也在拍卖现场购回72件。2002年8月，台湾程子朋先生向德化陶瓷博物馆捐赠了“泰兴号”上的236件瓷器。据英国史料记载，当时船上载有近2000名乘客，该沉船事件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
三、哥德马尔森号
“哥德马尔森号”，又称“南京号”，沉船遗址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南中国海海域。该船是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经专家考证沉没时间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1984年7月，迈克哈彻的水下打捞公司调查发现，并组织实施打捞工作，共出水14万多件陶瓷器和125块金锭，其中有一批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和白瓷，产品有碗、碟、杯、瓷塑人物等。这批出水文物于1986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拍卖。
四、哈彻大帆船
哈彻大帆船沉船遗址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南海海域，足明崇祯十六年至清顺治三年(1643～1646年)间沉没的一艘中国大帆船。1983年7月，英国迈克哈彻第一次发现并组织水下打捞，在欧洲被称为哈彻大帆船。当时船上出水了2300多件陶瓷器，其中有一部分是德化窑生产的白瓷，产品有觚、杯、炉、壶、碗、观音瓷塑、人物瓷塑等。这批文物于1983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拍卖。
五、泉州湾沉船
泉州湾沉船遗址位于泉州湾后渚港。1974年，国家、省、市考古工作者对该船进行考古发掘，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后长度30米，宽10.5米，载重量200吨，船体结构为尖底造型，呈“V”字型，共有13个隔舱，现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古船馆内陈列展出。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出水了许多陶瓷器，其中有一些是德化窑宋代的器物，有碗、盒、碟等。
越南出水陶瓷做工精美生动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原标题：通讯：越南出水陶瓷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跃然眼前的灵动鱼儿，釉色渲染的花团锦簇，明净素雅的水墨山水，韵味深长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越南打捞出水的陶瓷制品上所绘内容，尽管这些瓷器年代久远，可如今看来仍精美生动，引人注目。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越南科学家先后在越南附近海域发现了6艘古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一批品相相对完好、套系相对完整的陶瓷制品。它们来自于中国和泰国等地，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遥远年代里的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又被称为“陶瓷之路”。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与内地的陆路往来不易，所以沿海居民自古积极开发海上商路。而中国东南沿海夏、冬两季均有季风助航，海路通往欧陆更为便捷。
“这些文物的发现不仅证明古代有很多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经过越南，也证明了越南在古代海上商路中占据重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也曾对当时越南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越南考古专家阮庭战说。
60岁的阮庭战现任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曾直接参与了三次古沉船的打捞和整理工作。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一部分中国瓷器文物便经过了他的手。
“在金瓯省发现的沉船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15世纪时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越南。他的船队从海南出发，可能在越南港口补给过食物和饮用水。”
据阮庭战介绍，在越南出水的陶瓷制品大多产于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器型包括碗、盘、瓶、盆、壶等，做工精美。这些外销瓷所绘纹饰既有中国传统装饰花纹，也有欧洲人喜欢的景致和图案。
“那时，很多商船从越南经过，不仅促进了越南的制陶工艺，也促进了越南商贸活动的发展，”阮庭战说。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期刊》主编杜进森说，习近平主席将“21世纪”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说明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加强经贸关系。
杜进森说，21世纪被认为是“海洋世纪”，这说明大部分贸易活动都离不开海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东盟在提升双方贸易投资和文化合作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新“海上丝绸之路”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战略和安全互信。
他表示相信，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的确立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