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唐以前陶瓷器上的陶人款。陶人款的出现可以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秦都咸阳出土陶器上的文字。
这些陶文有六字、四字、二字和一字之分，其中以印文为主，刻纹极少；阴文居多，阳文较少；一般为正书，也有反书的。字体以小篆为主。陶文多印在板瓦的内面、筒瓦的外面，日用陶器的肩部、腹部，亦有印于器内壁的。秦代的制陶业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官府制陶业，一是民营制陶业。对于中央官署控制的制陶业，其产品的戳记一般由官署名和人名组成，官署名冠于人名之前，如右司空婴、左司高瓦、左贝、右齐、都昌等，也有的仅具官署名，如左司、右司、寺水等，但不见亭名、里名；对于市府控制的制陶作坊，其产品上的戳记，是在人名前冠以市亭名，如咸阳市于、咸阳成(城)中等，或仅具市亭名，如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不见里居名。对于民间独立制陶手工业者作坊，其产品的戳记，既不见中央官署名，又不见市府名，而是具有秦代地方行政组织者的亭名、里名和作器者的人名，标明其产品是某亭、某里、某人所制。如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瓮肩部两处印有“咸亭阳安 器”，“咸亭”为咸阳市亭的简称，“阳安”为咸亭的里名，“ ”为作器人名。又如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的陪葬墓内出土的—件陶罐上印有“咸亭芮柳婴器”，“芮柳”为“咸亭”内的里名，“婴”为作器的人名。另外，考古工作者已从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人、陶马身上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隐蔽处，发现刻划或戳印的“疆”、“得”、“系’、“ ”、“朝”等85位匠师的名字。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能在秦俑身上打印或刻划姓名的陶工，都是技艺较高的匠师。早期瓷器上的陶人款，目前所见最早的是1955年江苏南京光化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虎子腹部所刻划的“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70年8月江苏金坛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腹下部一面刻划“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 者也”。1972年南京市化纤厂东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江西南吕市区东晋墓出土的瓷钵和瓷碗外底有墨书“朱”字，当是墓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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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督陶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景德镇“督陶官”。
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居寄士。沈阳人，出自包衣阿哈满族家奴之家，隶属于正白旗。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唐英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端午节，天资颖异，嗜读书，年十六即供奉内廷。他先后为康熙、雍正皇帝服务了30余年。雍正元年（1723年），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雍正六年（1728年），他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这一年，他47岁。
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器皿等物。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如履薄冰。这时的景德镇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停滞状态后已恢复元气。尤其是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后，所生产的瓷器日见精美绝伦。
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于是他与当时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3年，熟练掌握了陶瓷生产各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掌握了陶瓷生产的物料、火候的变化规律。他不但亲身参加制陶实践，还对制陶理论及时进行总结，先后写下了《陶冶图说》、《窑器肆考》等著作。这些著作早已成为研究景德镇制陶史和唐英的宝贵资料。
熟知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宋代生产的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那时的“汝官哥均定”等官窑烧制的瓷器均被后世视为传世珍宝。宋瓷成了宋末至清初五六百年间无可企及的、无法仿制的神秘之器。
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摹古与创新始终是唐英督陶28年间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清代前期的景德镇是幸运的，因为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制瓷天才。
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的那一年，宫廷造办处将珐琅料烧造成功，景德镇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唐英的努力下，由珐琅彩发展来的粉彩瓷的烧造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粉彩瓷瓷色柔丽俊逸，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史称“雍正粉彩”。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承了康熙斗彩工艺，首创以清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经高温烧造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再经低温烧制的斗彩新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华丽之美。此外，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成功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流光溢彩，绚丽斑斓。
雍正粉彩
唐英督陶真正的辉煌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计算，总共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这些只是普通器物，至于由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巨型或异型瓷器，就更加让人意想不到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属于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还有粉青釉交泰瓶等。
唐英还是仿制历代名瓷的高手，凡宋朝定、东、钧、汝、官、龙泉、哥、弟、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及欧器，他都能仿造。唐英督陶呕心沥血，新制作品层出不穷，但依然经常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责，动辄受罚。在历经创新的喜悦和担心受到皇帝斥责处罚的诚惶诚恐不断交织的28年督陶生涯后，75岁的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以自己既老又病告退，不久便病逝于景德镇。
唐英去世后的景德镇御窑厂再也无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景德镇的御窑厂彻底关闭。
世界早期的制陶历史
陶瓷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古代埃及、西南亚、印度、波斯及希腊的劳动人民，也和中国古人一样，在辛勤的劳动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制陶工艺也都在新石器时代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后又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而发展。
生活在尼罗河两岸肥沃土地上的古埃及人民，很早就熟悉陶器的制造，最初他们生产的也是红陶和黑陶，质地较疏松，吸水率很高；后来曾出现一种方法，即用某种物质，例如石墨等，在陶罐外面摩擦，把它涂上一层，使陶罐能发现黑亮的光泽，随后以逐渐学会在陶器上描绘各种图案。他们还曾采用过一种制造彩陶的工艺，即用某种含氧化铁的泥土掺入坯料，这样烧出来的陶器具有瑰丽的红砖色。这种红陶曾普遍地流传在近东一带，当埃及进入奴隶制国家时，制陶工艺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古埃及人民很早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术。
人们曾从公元前千余年的墓葬中和干尸上发现许多玻璃器皿。古代的玻璃几乎全都带色，也不很透明，因为那时制造玻璃的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什么埃及能这么早地发明制造玻璃的技术呢？这是因为在埃及的一些湖岸上，存在着天然碱（碳酸纳），就在制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将天然碱与砂石混合，在高温中熔化后，得到一种美丽透明的物块，这就是玻璃，最初用玻璃制造珍贵的装饰品、酒杯、花瓶、香水瓶等，后来玻璃器皿才逐渐成为日用品。制造玻璃的技术也慢慢地由埃及传到邻近的西南亚各国，在纪元前又传到希腊、罗马。
罗马人对制玻璃技术进行了改革，以玻璃炉代替了烧锅，提高了熔烧温度，使其熔化成清稀的液态。进而又发明了吹管，生产出美观明亮的各种用具，他们还逐步掌握了借添加铁、铜、铅等金属的方法，制成彩色玻璃。这种夹层玻璃制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玻璃制品的工艺水平。玻璃制品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对中古时代欧洲炼金术、制药化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玻璃仪器及器皿也为近代化学实验所必需，是个有力的工具。古代的西南亚地区，主要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这一地区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公元前八千年左右，这里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也进入金石并用的奴隶社会。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制陶业是主要的手工业之一。他们生产的陶器有黄色、红色和褐色，大多数具有单柄或双柄，这是该地区陶器的特色之一。在该地区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代遗址中，曾发掘出红色和灰色的陶器，另外还有一种黄色雕花的陶器，最引人注目。同时人们还发掘出了有轴的陶轮。这说明制陶术又有了很大进步。后来陶轮传到了埃及、印度及古希腊。在埃及古城底比斯，从一个古墓中曾出土一张公元前1800年的壁画，上面绘着一个陶工跪在地上，在一个回旋着的陶轮上塑造一件器皿。这壁画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陶轮使用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一个侧面，公元前四千年，这地区的几座大都城，象古代世界有名的巴比伦，都采用了大量的砖来筑城，砖瓦是制陶业在建筑上的运用，普遍地烧造砖瓦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和繁荣。
印度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近五十年来，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很多古代城市文化遗址，这些城市文化遗址通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遗址的材料表明，当时的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制陶工艺也是这样，当时已普遍采用陶轮了。陶器上常饰有优美的图案和动植物的花纹，烧造得相当好，同时还发现一些坚硬的陶管和陶质的玩具，这表明陶器的应用已很广泛。
唐、五代陶瓷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我国早期的原始瓷器
原始瓷壶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1959年安徽屯溪出土。此件瓷壶表面呈淡黄色，釉色不十分均匀光洁，以凸起的直棱为饰。原始瓷器烧制的温度比较低，瓷质较为松软，器型也比较简单，多是尊、罐类器物。安徽在商周时期是淮夷聚居地，这件瓷壶的出土，表明了当地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原始制瓷工艺。
龙梁原始瓷壶 战国，1955年浙江绍兴漓渚出土。 此壶由夹砂硬陶制作，圆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一龙形提梁。胎质坚硬，薄釉，腹及盖顶饰指甲纹，是中国早期原始青瓷中的佳作。
原始瓷器亦称之为原始青瓷， 是中国成熟的瓷器出现以前的产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考古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但出土器物较少，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发现越加普遍，表明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器比商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的流行时期主要在商代至战国，至东汉时期，原始青瓷逐步发展为成熟的瓷器。
原始瓷器大都是生活用的器皿，器形有尊、罐、瓮、豆、碗、盂、□等；纹饰有弦纹、方格纹、曲折纹等，双乳钉或钮状的附加装饰比较盛行。其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高温釉，由于氧化气氛的影响，釉色大多呈青中偏黄或黄褐色。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型不甚规整，胎薄厚不均。战国时期虽采用轮制成型，但拍印纹饰后器物内壁凸凹不平，釉厚处呈青绿色，薄处呈灰青色。
古代瓷器：早期龙泉青瓷欣赏
小碗南朝
撇口碗唐代
五角盖瓶唐代双系盖瓶五代
盏托五代盘口长颈双系盖瓶五代五管瓶五代浙江龙泉青瓷是中国瓷品中的一块瑰宝，南朝是龙泉青瓷的初创阶段，当地劳动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开始烧制青瓷。此时的龙泉窑处于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状态，操作简单，制作粗糙。产品以碗、钵为主，釉色青黄，无光泽，多施半釉。唐中期以后，产品种类增加，多通体施釉。五代时期生产的一种淡青釉瓷器，胎质细腻、造型端巧、刻花纤细，别具一格，深受人们的喜爱。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
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l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刨，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二）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逢时向清廷上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上海道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款。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 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特璋。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款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缀。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
唐长沙窑瓷器赏析
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 (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在长沙窑遗址采集到两件题诗壶残器，诗文已不完整，经与1983年长沙窑遗址出土完整器核对后可知，一件题写的五言诗应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其内容是感慨世态炎凉。题此诗的完整壶只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另一件壶上题写的五言诗应为：“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题此诗的完整壶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3件。
由上述可知，唐代长沙窑是一个产瓷品种很丰富的瓷窑。在唐代瓷窑当中，若论烧造品种之丰富，除了长沙窑，就是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但唐代长沙窑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方面，如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大量用诗歌装饰、大量使用模印贴花装饰等。
唐代长沙窑瓷器除了内销以外，还大量外销，在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均曾出土过唐代长沙窑瓷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一个名曰“勿里洞岛”的周围海域，发现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经考证这是一艘唐代的商船来自中东，因触礁而沉没。后来打捞时在船上发现大量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在打捞出水的6万多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了5万多件。由此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销往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规模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瓷窑。近些年，唐代长沙窑瓷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因为它对于研究唐代市井文学、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年号款
宋代已经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但相当少见。明、清两代在瓷器上题写的年号，习惯上称为年号款。年号款自明永乐开始普遍使用，有六字、四字两种。明代年号款最后一字又有“制”和“造”之分，因此共有四种基本形式：
明代：□□年制；□□年造；大明□□年制；大明□□年造。
清代：□□年制；大清□□年制；□□御制等。
对于瓷器上题写的年号款，明清两代都有一些规定。宋以后瓷器制造有官窑、民窑之分。瓷器的形制、装饰、题铭都有严格的区别，对年号款更有限制。如明成化官窑用“大明成化年制”而民窑瓷只用“大明成化年造”。明隆庆、万历官窑瓷均在底面中心青花双重圈内题“大明隆庆年造”和“大明万历年制”等字样，同期民窑瓷款字相同而不加青花双圈。清处康熙、雍正年间，政府曾禁止民窑产品使用年号款。《浮梁县志》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由于这在实际上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做到，故不久即解禁。
年号款在题写书体上有篆书和楷书之分。从明朝来看，明永乐年号款全部是篆书（现在已经出土了楷书款的题铭），明宣德、万历瓷中有一小部分是篆书，其它各朝均是楷书款。清代年号款的书体大体上可做这样的概括：
1、 顺治瓷款皆为楷书
2、 康熙、雍正两朝楷书盛行，篆书偶一见之。
3、 乾隆瓷款篆、揩皆有，而篆多于楷。
4、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篆书盛行，楷书偶一见之。
5、 光绪、宣统两代除仿古瓷外，款字楷书多于篆书。
清中期民窑产品上的篆书年号款，篆字的写法往往不规范，与官窑器写法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