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景德镇“督陶官”。
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居寄士。沈阳人，出自包衣阿哈满族家奴之家，隶属于正白旗。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唐英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端午节，天资颖异，嗜读书，年十六即供奉内廷。他先后为康熙、雍正皇帝服务了30余年。雍正元年（1723年），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雍正六年（1728年），他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这一年，他47岁。tAOCi52.cOM
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器皿等物。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如履薄冰。这时的景德镇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停滞状态后已恢复元气。尤其是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后，所生产的瓷器日见精美绝伦。
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于是他与当时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3年，熟练掌握了陶瓷生产各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掌握了陶瓷生产的物料、火候的变化规律。他不但亲身参加制陶实践，还对制陶理论及时进行总结，先后写下了《陶冶图说》、《窑器肆考》等著作。这些著作早已成为研究景德镇制陶史和唐英的宝贵资料。
熟知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宋代生产的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那时的“汝官哥均定”等官窑烧制的瓷器均被后世视为传世珍宝。宋瓷成了宋末至清初五六百年间无可企及的、无法仿制的神秘之器。
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摹古与创新始终是唐英督陶28年间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清代前期的景德镇是幸运的，因为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制瓷天才。
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的那一年，宫廷造办处将珐琅料烧造成功，景德镇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唐英的努力下，由珐琅彩发展来的粉彩瓷的烧造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粉彩瓷瓷色柔丽俊逸，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史称“雍正粉彩”。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承了康熙斗彩工艺，首创以清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经高温烧造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再经低温烧制的斗彩新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华丽之美。此外，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成功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流光溢彩，绚丽斑斓。
雍正粉彩
唐英督陶真正的辉煌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计算，总共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这些只是普通器物，至于由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巨型或异型瓷器，就更加让人意想不到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属于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还有粉青釉交泰瓶等。
唐英还是仿制历代名瓷的高手，凡宋朝定、东、钧、汝、官、龙泉、哥、弟、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及欧器，他都能仿造。唐英督陶呕心沥血，新制作品层出不穷，但依然经常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责，动辄受罚。在历经创新的喜悦和担心受到皇帝斥责处罚的诚惶诚恐不断交织的28年督陶生涯后，75岁的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以自己既老又病告退，不久便病逝于景德镇。
唐英去世后的景德镇御窑厂再也无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景德镇的御窑厂彻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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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督陶官姓氏命名的瓷器——郎窑红
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
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郎窑红是名贵品种，釉如瓷之衣一般的瓷器，是不敢露出胎质的，如同青年演员演绎老人，卸下妆容，必然露出光洁的皮肤一样。郎窑红还有一个特点:密度大，胎体重，很压手。比如对比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同样器型、色彩、规格的碗、盘，康熙的最重，雍正的最轻。
郎窑釉色异常丰富，郎窑红系列，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每一件都是在最恰当的条件下出现，每一件都不可以复制。
郎窑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极为困难，数百窑亦难烧成一件。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
而在收藏市场则有这样一句相对的民谚家有郎红，世代不穷！这样的两句民谚则真实反映了郎窑红釉极高的收藏价值。
唐长沙窑瓷器赏析
1983年唐长沙窑遗址出土青釉褐彩诗文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鹭鸶纹注子
唐长沙窑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注子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等称谓。
长沙窑与岳州窑都位于湘江上游沿岸，唐人陆羽在所撰《茶经》中提到岳州窑，并从饮茶的角度把它评为唐代六大青瓷窑的第四位。长沙窑历来被认为不见于唐代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周世荣先生在《全唐诗》中查到一首唐代李群玉所作《石潴》诗，诗文描写了长沙窑的烧瓷情况。诗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对其进行过复查。1964年冬至1965年春，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与试掘。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器物类型学、地层迭压关系、墓葬分期、器物上所书文字、文献记载和外销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长沙窑烧瓷兴起于“安史之乱” (755～763年)之际，盛于晚唐(836～907年)，衰于五代(907～961年)末期。
综合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看，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品种很丰富，大体可分为单色釉瓷、青釉色斑瓷、模印贴花瓷、釉下彩绘瓷、釉下题写文字瓷五大类。其单色釉器以青釉瓷为主，另有酱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色斑瓷器有青釉酱褐色斑、青釉绿斑等。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红)彩等。而唐代长沙窑瓷匠用褐彩在瓷胎上题写诗文，然后罩以青釉，则开创了诗文与日用器皿有机结合的先河，给人以和谐的美感。
由于长沙窑属于民窑，其产品涉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造型繁多，目前已发现数十种器型，较为常见的有壶、碗、罐、洗、盒、瓶、盘、碟、水注、灯、烛台、盂、杯、枕，以及各式儿童玩具等。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的胎质较粗，根据科学检测，其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大于1.5%，致使胎体白度不高。长沙窑瓷匠为了提高瓷器的外观质量，多在胎上施一层白色粘土，俗称“化妆土”，这可从瓷器露胎处明显看出。
1997年8月18日，笔者曾借赴湖南省湘阴县考察新发现隋代龙窑遗址之机，前往长沙窑遗址进行考察。2009年3月，笔者随故宫博物院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曾前往新加坡圣淘沙虎豹别墅区华颂馆观摩了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的部分长沙窑瓷器。下面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所见所闻，谈谈唐代长沙窑瓷器的主要品种和艺术特色。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在长沙窑遗址采集到两件题诗壶残器，诗文已不完整，经与1983年长沙窑遗址出土完整器核对后可知，一件题写的五言诗应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其内容是感慨世态炎凉。题此诗的完整壶只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另一件壶上题写的五言诗应为：“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题此诗的完整壶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3件。
由上述可知，唐代长沙窑是一个产瓷品种很丰富的瓷窑。在唐代瓷窑当中，若论烧造品种之丰富，除了长沙窑，就是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但唐代长沙窑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方面，如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大量用诗歌装饰、大量使用模印贴花装饰等。
唐代长沙窑瓷器除了内销以外，还大量外销，在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均曾出土过唐代长沙窑瓷器。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一个名曰“勿里洞岛”的周围海域，发现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经考证这是一艘唐代的商船来自中东，因触礁而沉没。后来打捞时在船上发现大量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在打捞出水的6万多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了5万多件。由此可见，唐代长沙窑瓷器销往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规模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瓷窑。近些年，唐代长沙窑瓷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因为它对于研究唐代市井文学、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唐青花”不是“青花瓷”鼻祖
中国台湾歌星周杰伦一曲《青花瓷》，曾一度引发民间对“青花瓷”的收藏热。日前，据四川省收藏家协会数据披露，成都、重庆两地的“青花瓷”收藏爱好者，从去年几百人陡增到今年的上万人。从北京等收藏重镇看，青花瓷的热度还烧到了目前认为历史“最古老”的唐青花上。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对青花瓷是否源于唐代一说，抱有自己的看法。
民间纷纷冒出“唐青花”
有学者认为，从考古发掘来看，全世界完整的唐青花瓷器只有6件：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打捞上来的一条唐代沉船曾经出水了3件，中国、伊朗等地各有1件。但近期民间收藏者却认为不止这个数。收藏家刘景宏藏有一个唐青花蓝彩飞鸽葫芦瓶。他认为这个葫芦瓶就是河南巩义窑出产的唐青花，也是青花瓷器早期的雏形。另一位收藏人士程方舟拥有一款唐早中期平足点状纹盖罐，他在大量翻阅资料后，认为此盖罐属唐代釉下青花瓷。判断依据有四：该罐胎质为陶胎胎质，粗糙易吸水，与唐三彩胎质一致；表面是类似唐三彩的釉面开片，而这样的特点在唐代之后基本消失；盖罐花纹为点状纹，而宋代及以后的青花瓷基本都是用笔画的图案。程方舟说，在放大镜下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青花在透明的釉下，而不是含混的“釉中彩”。虽然史书记载扬州曾出土过唐青花，但仅仅只是碎片，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唐青花还是寥寥无几。
唐青花还没认定是“青花”鼻祖
马未都认为，唐青花也好、宋青花也好，都是没有学术定论的事，在现在青花瓷比较火爆的情形下，好多是商家借助概念造势，试图把青花瓷的历史再进行“翻案”。
“我认为他们所说的唐青花跟真正的青花没关系，中间并没有质地、色彩等传承关系。”马未都认为，要说唐青花是青花瓷老祖宗，那就得跟青花瓷原产地景德镇瓷器做下对比，但从他在市场上看到的一些完整的唐青花看，质地上跟真正的青花瓷有很大区别。偶然的相似不能证明什么，孤立的个案也不能成立“源头说”，好多唐青花就是一些类似唐三彩的釉陶，连瓷器都不是。唐三彩里有很多蓝色，一些人认为釉底下呈现蓝色就是青花了，但青花起码得具备若干个要素才能成立。“目前还没见到哪个官方报告确立了唐青花是青花的鼻祖。如果一定要说那是唐青花，那我也只能说，此青花非彼青花。”马未都说，市面上的唐青花跟学术界认定的元代以来的青花瓷还不能扯在一堆说。
鼻祖“元青花”确立青花瓷要素马未都认为，青花瓷的要素，第一就是必须高岭土烧制，这决定了它的胎细和质地；第二，必须是以金属钴为成色剂，在高温下烧制，一次呈现蓝色，而且最低温度要达到1200度以上；第三，严格一点说，出产区域不该超过景德镇范围。
马未都认为，元青花目前才是学术界广泛认定的青花瓷鼻祖。它的存世量很大，至少有上千件，但大器比较少。从元代以后，到明清的青花瓷，能看到“血缘基因”上的衔接。
青花瓷“起源说”演变
随着对青花瓷器研究的不断深入，截至目前关于青花瓷器的起源共有三种说法。
一、“青花元代说”。这是关于青花的最早说法，这一说法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古代文人墨客多喜欢青瓷或白瓷，而不喜欢花瓷。在他们眼中，青花瓷过于花哨和俗气。所以，在中国的陶瓷历史上关于青花瓷器的文献记载很少，而最早开始研究中国青花瓷器的却是美国人。
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的一支考古队在一个宋代的考古工地现场发掘出一堆青花瓷片和几个青花碗，于是“青花宋代说”便由此产生。但经过国家考古研究鉴定发现，这几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属于明朝。所以，“青花宋代说”基本被否定。
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青花唐代说”的形成。
唐、五代陶瓷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印纹陶概述
一、概说印纹陶
1、印纹陶定义
印纹陶是指表面压印几何纹饰装饰的陶器，也称几何印纹陶器。几何印纹陶可分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两种。印纹硬陶烧成温度比正常陶器较高，远超普通陶器烧制1000摄氏度以下，达到了1150-1200摄氏度左右。因此敲击胎体有铿锵之声，有的陶器表面还有透明釉状体。
2、印纹陶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印纹陶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陶瓷，除了制作工艺有别于一般的陶器，重要的一点是，印纹硬陶（这里强调一下是印纹硬陶，不是其它的印纹陶）是陶与瓷的联结点，或者说是印纹硬陶孕育了之后的中国瓷器。
在商周时期，南方居民在烧制印纹硬陶的同时发明了原始青瓷，其后，陶与瓷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序列，各自发展，但相互也有影响，举个例子，商周原始青瓷除了原料比硬陶有所调整、外表上了釉，其它的成型工艺，包括烧制都是一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陶与瓷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二、印纹硬陶的前世今生
印纹陶是汉以前中国南方普遍使用的—种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陶器。器形十分丰富，包括有鼎、釜、甗、豆、罐、盆、尊、缸、钵、碗、盂、杯等等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印纹陶最早发现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西山背文化跑马岭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下层及广东石峡文化下层均发现有印纹陶。商周时代，印纹陶得到较大的发展。印纹陶在南方产生的同时对北方中原制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战国时开始衰退，到东汉基本被原始青瓷代替。但实际上，印纹陶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换了某种形式出现，如江南地区最为普遍使用的酒缸，水缸，米缸等等，其使用的技术很多工序延续了印纹陶的做法。在云南四川等相对偏远的地区，如傣族等少数民族他们还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印纹陶制作技术，只是烧制方面有所不同，因为数量的原因等基本不用龙窑来烧，而是用了更为简单方便的所谓馒头窑，所以在温度上就达不到印纹硬陶的1150度以上了。另外一个让人担忧的是，随着塑料，金属、玻璃等容器的大量使用，那些缸瓦器也原来越少见于生活中了，我们小时候还有见的缸窑厂几乎都陆续倒闭了。这一门手艺也许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三、印纹种种各类印纹的产生跟当时南方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个人以为，艺术源于生活是很有道理的。南方百越人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习俗，就是断发纹身，断发可能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就像我们现代人，经历了那么长的蓄发时代最终还是选择不留长发了，（爱美的女生除外）。百越人的纹身我们是看不到了，相信也会是各种各样有丰富的纹饰。陶器上的各类纹饰，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估计不下一百种，本人见过的起码也有几十近百种，里面很多如水波纹，编织纹，绳纹，云雷纹、席纹等等每一种又有很多种变体纹，这些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印纹陶上多见贴塑，有类似蛇形、鸟形、爬虫形，牛头羊头形种种。
细心的藏友会发现，在各个时期，印纹与器形是有所不同的，如商到西周的，就常见云雷纹，饕餮纹、回纹、曲折纹，方格纹，绳纹等。到了晚期就常见麻布纹，米字纹、水波纹、编织纹等。
比较有趣的是战国时期的细麻布纹，很多朋友都曾经问起过，这个纹是怎么做的，怎么浑然一体连个接缝都看不到？是不是裹了麻布直接拍在陶器上的？很早以前我看到过一个视频，有一位目前很红的鉴定专家，在央视一个节目里，主持人拿了一个麻布纹的四笔小罐问专家怎么做的，专家就煞有其事的介绍，这个工艺是代表了战国制陶最高工艺，先用极细的竹篾编好一个小罐状，然后想办法从里面涂泥巴，等干了一烧，竹篾烧没了麻布纹罐子就出来了，这个专家忘了罐子上的四个耳朵是怎么装上去的了。其实麻布纹的罐子还是与其它纹饰一样的工艺，泥条盘筑，然后一边拍捏成形一边陶车慢轮修整，等陶土半干时陶拍按印，只是因为印纹很细，稍有差落，上下纹路还是基本能对上，但我们通过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一个很清楚的印纹周边还是会有纹饰交叠的现象，只是不太容易发现，其实这个就是拍印的最好注释了。
四、赝品印纹现在作伪的印纹陶也不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遇上。下面罗列一些赝品供大家参考，大家可以自己来区别它的纹饰与真品的差别。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