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釉下彩瓷器。
釉下五彩瓷清末民初时期的兴衰
1906年设在醴陵姜湾的“湖南瓷业公司”，是当时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新式瓷厂（见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瓷业公司到1913年改为官商合办。该公司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和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工艺较先进，制作严肃认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司一开办，就极为重视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艺人中，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最著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人。张晓耕（亦名张逢年，江西萍乡湘东人）既是釉上、釉下彩绘的全能艺人，又是才华出众的书画名家，金石、书画和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同时他对刻瓷、微雕和指头画，也有很深的功力。彭筱琴（湖南浏阳人）亦精通山水，花鸟，虽在技艺上稍逊于张晓耕，但由于他在醴陵的时间特别长，当时拜彭为师者甚多，所以其影响最为深远。此外，还有吴寿祺、傅道惠、游先理等几批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生。可见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力量是非常雄厚的，他们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瓷业公司在成立初期的几十年中，不惜工本制造上等瓷器（日用瓷仍多用青花装饰、陈设瓷则以釉下五彩为主）。所以出品优良、画工精美。尤其是釉下五彩陈设瓷，装饰效果别具一格，在当时就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1909年－1915年，先后参加了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分别获得了第一等之奏奖、最优奖和金牌奖、自此，醴陵瓷器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见1911年4月6日《时报》文章：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这一由粗瓷到细瓷，再由高级细瓷到博得声誉、销路骤增的飞跃，既反映了当时瓷业公司的成就，了标志着醴陵细瓷业的第一个光辉的时期。
有下五彩
可是在旧中国，醴陵釉下彩瓷只是风行一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兴盛时，前后只有二十三年。1918年间湖南瓷业公司遭到北洋军阀以及日本军触意的破坏，厂房和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被捣毁，以至场务一度停顿。后来由于整个醴陵瓷业日益凋令，到1930年前后，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釉下五彩瓷器也就基本上停止生产。在那些岁月里，艺人们“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技艺濒于失传。
延伸阅读
古代瓷器：康熙釉下三彩瓷欣赏
釉下三彩，又称釉里三彩或釉里三色，是清康熙朝创烧的新品种，集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釉下彩技法于同一器身，先在素胎上刻划花纹再加彩提亮，故烧成后纹饰清晰，富有立体感。
康熙一朝瓷业精进，上承朱明诸窑菁华，下启雍干御瓷之先声，是为中国陶瓷史上官民窑业全面辉煌的时期，其间发明创新甚多，特别康熙十九年之后有清一代官窑重新恢复，在能工巧匠的诸多努力之下，窑业技术高超，许多旷世名品遂应运而生。釉下三彩则是当中著名的一例。
在工艺上，它是对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突破，通过在钴蓝和铜红以外添加了一种豆青色，增强了器物的色彩层次。釉下三彩瓷器，纹饰部分一般先以剔地法雕出轮廓，再上色，往往主题纹饰用青花、釉里红来表现，辅助纹饰中施豆青釉。
在釉里三彩器中，价位的也是康熙时期所烧造的。釉下三彩是在瓷坯上以蓝、红、豆青三色描绘图案，然后吹上白釉，入窑高温烧造而成。
但青花以钴为着色剂，釉里红以铜为着色剂，豆青则以铁为着色剂，因三种彩料对温度及气氛要求不同，而使其烧制成功极为不易。
钴料的发色如果要达到理想效果，温度需要控制在1300度左右，铜红要1200度才能达到艳丽，豆青的颜色大致在1000度左右。不同温度下的三种颜色，需要一次性烧成，而发色要达到理想的效果，极为困难复杂。
并且这三种颜色不是平涂的，是在素坯上先薄意雕刻，把纹饰雕出来，所以它在烧造之前，比普通的瓷器，例如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又多增加了一道工艺。清代康熙釉下三彩因烧造成本和技术难度极大，故烧造量并不大，传世品更是少见，而采用高浮雕刻手法的更是极其罕见。
清康熙时烧造量不大，传世品更是极为少见。自1996年以来，近十几年中国拍卖行所成交的康熙釉下三彩瓷器不足四十件。
釉下彩丰富的历史演变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釉下彩的突出优点在于不受磨损、永不褪色、无铅无毒、光滑平整、操作简单。我们通常看到的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釉下三彩瓷、釉下五彩瓷等等就是釉下彩瓷的细分类。
釉下彩的发展历史
釉下彩瓷的出现应追溯到汉末三国时期，不过当时只是以赫色颜料简单地点彩来装饰瓷器，还没有刻意地绘制纹饰。真正的釉下彩绘瓷应出现在唐代。当时湖南长沙窑的工匠们以氧化铁，氧化铜为彩料在素坯上绘出不同的图案，或写上文字、诗句，然后施青釉经1220℃~1270℃高温烧制。其后陕西黄堡耀州窑，浙江慈溪越窑等瓷窑亦纷纷效仿，从此釉下彩广泛流行，屡屡创出惊世之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世人称为“国瓷”的青花瓷了。
目前，陶瓷考古界普遍认为青花瓷出现于宋代，也有学者认为还应更早，至少应上溯到晚唐。1983年扬州唐城遗址曾出土一批据认为是唐青花的标本，可惜实物太少，且缺乏完整器物。但宋代烧制釉下青花瓷已无任何困难。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三国东吴的青瓷器上已有成熟的釉下褐彩生产，六朝浙江的青瓷上也偶见釉下彩现象，但尚无形成连续的发展系列。唐代湖南长沙窑进一步用铁、铜两色料烧成釉下褐、绿彩。唐代河南巩县还成功地烧制了青花瓷器。元、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是釉下彩的最成功制作，也是中国瓷器的代表品种之一。釉下彩包括青花、釉里红、釉下三彩、釉下五彩、釉下褐彩、褐绿彩等。
釉下彩的分类
釉下彩分为青花、釉里红、色彩合成、釉下五彩这几大类。
青花是釉下彩的一种品种。
用含有钴的珠明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白地蓝花，故名。唐代河南巩县窑已有烧制。
元代中后期，青花瓷工艺已经成熟，典型瓷器是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文的青花海水云龙象耳瓶，名为至正型青花。传世的至正型青花器仅存二百件左右，因而特别珍贵。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发展到最高的阶段，以其胎釉洁润、彩色鲜艳的特点而成为主流瓷，并且长达六百年盛行不衰。清代景德镇青花瓷以康熙朝制品为最佳，康熙青花用国产浙江料，呈纯粹的宝石蓝，极为艳丽，青花浓淡层次多，能画出中国画的渲染效果，这些艺术效果都是空前绝后的。雍正、乾隆时期，青花已无法再烧出康熙青花的宝蓝色。
青花瓷地出现据说是陶工们曾用毛笔彩绘了黑花和釉黑红，经过辛勤的劳动实践，找到了钴土矿，陶工们又用毛笔把它彩绘在坯件上，再在绘了花纹的坯件上罩了一层白釉。这样，比以往的印、刻花更鲜明的“青花”，就在景德镇特有的瓷器上出现了，这就是青花瓷器。
釉里红也是釉下彩的品种之一。
以氧化铜为着色元素，在瓷胎上彩绘，施釉后经高温焙烧而成，白地红彩，红彩在釉下，故名。始于元代景德镇窑。釉里红瓷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代釉里红产生，到明宣德朝发展到高峰,明中期后衰退以至晚期停产。明代末年,民窑又开始试烧釉里红瓷器，但大多色泽不纯正。第二阶段从清康熙朝起恢复生产，到雍正朝发展到高峰，之后又逐渐走下坡。
色彩合成因其在一件瓷器上同时用青花和釉里红两种色彩装饰，故名。
画面由红、蓝两色组成，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俗称“青花加紫”。另外，有用釉上绿彩代替青花，或用釉上矾红彩代替釉里红的工艺，装饰效果也宛若青花釉里红，但毕竞是另一种彩釉了，亦不如青花釉里红瓷名贵。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由于烧成难度大，一直被视为我国古瓷的名贵品种。明清时色彩更加绚美，所绘龙、凤、缠枝花卉等，十分绮丽。
釉下五彩在景德镇也叫窑彩，是一种釉下高温烧成的彩绘方法。
窑彩集中了许多表现方法的特长，将点、洗染、勾、涂、空白线条等不同方法综合运用，效果良好。现在釉下五彩所用颜色有艳黑、草青、文章拷贝于华夏陶瓷网海碧、金茶、玛瑙红、紫色、大绿、墨绿、蓝绿和黄色等几十种。
釉下彩的装饰方法
一种是釉里红线绘，即在坯胎上用釉里红作线条描绘纹样，在高温条件下烧成会出现“飞红”，影响质量。
第二种是釉里红涂绘，以釉里红成块、成片地表现图案，如明代的一些釉里红“三鱼”、“三果”、“双龙”纹饰。这种表现方法，通常和胎体的模印、刻划的图案结合在一起。
第三种是釉里红作地留白，是用釉里红涂抹图案以外的地方，图案为白色(或罩上透明釉色)。这种方法，也往往在胎体上将装饰纹样刻划或模印出来。
釉下彩在现代的广泛应用
无论是瓷砖还是洁具，釉下彩这一工艺都在现代广泛地应用了进去。
近年来，瓷砖釉色新品种层出不穷，因其具有绮丽的外观与新颖的质地，为新一代的瓷砖产品披上盛装，深受国内外生产者的青睐，成为市场畅销不衰的产品。简介如下：
色彩金星釉：亦称砂金釉或金砂釉，制作工艺为将适量的氧化铁色料引入瓷砖釉料内，由于结晶剂在高温烧成后期冷凝时析出许多微细氧化铁结晶粒，形成金砂状，极细微的金粒悬浮在釉玻璃体内而闪出熠熠光彩。如果采用熔块釉基釉氧化铁的添加量可达6%以上，当熔釉缓慢冷却时即可析出饱和状的氧化铁晶体，达到成釉的效果。该釉的特征为在彩色透明玻璃釉中悬浮着金色板状晶体或金属粉粒。在光线照射下闪烁异彩。采用色彩金星釉的瓷砖主要用于装饰豪华客厅，使室内环境形成金壁辉煌的艺术氛围。
彩色无光釉：也称蜡光釉或消艳釉。其制作原理为略微生成烧或在产品冷却时采取特殊工艺使釉料中的某些成分出现极微细的晶体并均匀分布于釉内，由此获得无光的釉面。在光泽色釉料中引入少量添加剂可以制成彩色无光釉。但添加剂的引入量应酌情掌握。在减少石英含量的同时相应增加氧化铝含量，因此须提高烧成温度。但加入硼酸既可降低烧成温度，又可使釉面形成彩色无光的效果。此外以少量的钙或镁置换部分钠，或采用镁置换钾或钙，再加入少量的硫酸钡，纯二氧化钛，或锌白即可制成优美的如天鹅绒般的彩色无光釉瓷砖。
光泽彩釉：亦称金属彩釉或光泽彩釉，釉面的色调中含有黄、蓝、红、紫、绿青等呈色丰富，异彩纷呈的波纹状晕彩。光泽彩釉调古朴新颖，近来在西班牙及日本的瓷砖产品中常采用此釉色。其呈色原理实际上是在透明熔块釉料中引入少量难熔金属着色物质，宛如汤面上的油花一样四处飘散，在光线的照射下闪射出变化无常的晕彩效果。
干粒釉：干粒釉是通过二次布料技术生产研发的瓷砖装饰新品种。该釉瓷砖具有防滑、防磨与防污等使用效果。干粒釉瓷砖新产品一改抛光砖过度耗料耗能，及制作环境易造成污染等缺点，成为国际市场新一代畅销的产品。干粒釉属于无光釉系列，由于釉料中含有耐高温难熔瘠形配料，及采用独特的釉料干压新工艺，使瓷砖釉面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产生无光与防滑的使用效果。干料釉采用1200℃以上的温度烧成，瓷砖致密强度高，釉面又易形成视角上的层次感而耐人品味，具有富丽的中青年人意趣。
釉色装饰仍然是卫生洁具产品主要装饰方法。近20年来，国内外企业先后推出一批新颖的釉、色料，丰富了卫生洁具产品装饰的视野。卫生瓷产品釉色装饰越来越丰富，采用的釉料与色料也越来越多。釉料经过高温烧成之后，与卫生瓷的胎体实现了紧密结合，形成致密的玻璃釉层，发挥出光亮、自洁、易清洗等特性，提高了产品外观质量与美学价值。
卫生洁具装饰进入了一个形成系列的色釉时代。如直接采用色釉装饰就能够构筑出多品种的产品系列，满足国内外市场的不同需求。
因此，熟练掌握好陶瓷釉色装饰技术，对于提高卫生瓷的档次、丰富品种与种类，开拓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卫生洁具的釉色装饰应能满足生产线大生产工艺要求，形成预期的使用与美观效果。近年来，由于大量采用了新技术，用于卫生瓷釉使用的陶瓷颜料国际丰富。釉下彩装饰是进行釉下彩饰，上面再覆盖一层透明釉料，呈色纹饰花面处在釉下，装饰的玻璃感好。
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青花瓷(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发展历史：
唐青花：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
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
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紫砂壶清代的发展历史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湖南醴陵发现北宋窑址 醴陵窑历史前推680年
窑址群遗址位于枫林市乡唐家坳村。8月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浏醴高速公路的建设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记者在现场看到，窑址群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宏大，依山而建的龙窑，共占据了村里好几个山头。
据浏醴高速公路考古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建军介绍，窑址群现共发现3座窑，其中马冲窑的发掘已近尾声。马冲窑窑头宽仅2.2米，窑尾宽3米，窑长34米，规模不大，但规整的构造却有着精巧的设计。
“以前发现的窑都是直接构建在第四世纪网纹土上，但马冲窑的窑壁是由砖石砌成，这种窑密封性更好，保温性更强。这也是湖南发现的第一个砖砌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位于山下的窑群遗址。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考古专家发现，马冲窑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细。“在窑内发现了大量火照，又称‘试片’，它们随瓷器一起放入窑内烧，烧窑工人可以随时把火照勾出来，依据火照的成色、烧制情况，来判断瓷器是否烧制到位。”胡建军说。此外，专家还发现，烧制历史长达300年的马冲窑的废弃品堆积非常少，“正是由于有严格的质量检验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瓷器的烧制失败率。”
窑址群出土的精美瓷器也让考古专家大为惊叹，不仅壶、杯、水具、钵、碗、盏等品种丰富，而且工艺齐全，大致可分为本地瓷品系列、仿景德镇青白瓷系列、仿江西吉州窑瓷品系列三类。
记者看到，仿长沙铜官窑的草黄色瓜楞壶上的动物栩栩如生，仿商代的云雷纹杯工艺细致，描绘少数民族肖像的瓷器做工精细。“从窑的规模和产品来看，这里应该是当年有名的民窑。”胡建军说。
10月9日拍摄的湖南醴陵唐家坳村窑址群发掘现场。经过2个月的发掘，湖南醴陵市唐家坳村窑址群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出土瓷器2000多件，经专家初步判断，窑址群中马冲窑为北宋民窑，这将一直被认为“始于雍正七年”的醴陵窑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680年。窑址群遗址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此外，在马冲窑内还发现了北宋时期庆历(1041年)、宣和(1119年)两种钱币。据专家介绍，这是马冲窑为宋代窑址的重要佐证。“据醴陵县志和陶瓷研究所的资料记载，醴陵是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烧制粗瓷，而马冲窑的发现，填补了宋代醴陵窑的历史空白，并至少将醴陵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680年。”胡建军说。
现在，醴陵窑址群的发掘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修复专家也开始现场对文物进行修复。“随着窑址群文物的进一步发掘，我们将对醴陵窑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胡建军说。
湖南醴陵市享有“瓷城”美誉，陶瓷生产已有两千年历史，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
辽代三彩瓷赏析
契丹民族于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在我国陶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这种陶瓷器称之为“辽瓷”。它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故又称之为“辽三彩”。
（辽三彩胡人驯狮温碗）（辽三彩印花高座盘）（柏林东亚艺术馆辽三彩砚）辽三彩是契丹建辽期间烧制的具有独特的游牧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时代特征的低温釉陶瓷器，至于最早烧制年代到底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工艺传统承传和沿续的角度上分析，入辽以后的界庄窑和浑源窑应该具备烧制三彩的条件和能力。辽初会同五年（942）下葬的辽初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绿釉黄彩穿带瓶与标准的辽三彩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已经比较清晰，可以视为“辽三彩之雏形”。因此，辽代生产三彩陶瓷的历史，不排除早到辽代初期的可能。
（辽三彩划花龙纹盘）（辽三彩刻花兔纹小碟）辽三彩还做出了一个三彩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就是将唐三彩以明器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生活实用器为主，有如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的一个依据。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
（辽三彩印花四角方盘）（辽三彩印花盘）（辽三彩釉印复瓣莲纹花式碟）所以说，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对三彩的发展起到承接作用，更开启了一个三彩文化的新时代，并且对金、元以及之后各朝的三彩烧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三彩釉印牡丹纹盘）（哈佛艺术馆辽三彩枕）（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辽三彩印水波三花纹海棠式长盘）（辽三彩釉印牡丹纹海棠式长盘）（辽三彩鱼形壶）（辽三彩鸳鸯壶）（大英博物馆辽三彩佛像）辽代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是接受唐三彩传统的一种低温瓷式釉陶，胎质粗而较硬，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质量不如唐三彩，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虽然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制约，但是，在整个辽三彩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原文化、西亚文化的影子。某些器物一方面承袭了唐代器型、装饰技法和内容，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彩釉陶器有相似之处，这无疑是多元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构。
我国卫生陶瓷发展历史
当前的卫生陶瓷市场竞争已更加白热化，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卫生陶瓷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1925年，唐山启新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个陶瓷洗脸盆，揭开了中国现代卫生陶瓷的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卫生陶瓷基本上是处于根据国外样品进行简单仿制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唐陶、唐建陶为首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承担起民族卫生陶瓷振兴和发展的大旗，开始进行自主创新和实施体制改革，开创中国卫生陶瓷全新的发展思路，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归纳四大阶段：
从简单仿制到自主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与多年经营发展的技术积累，使中国卫生陶瓷逐渐摆脱了仿制时代，一部分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开始大胆进行自主创新，不仅涵盖了外型结构的创新设计，更是在原料配方上进行大胆突出，提出许多优良的新配方，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这个时期，牢牢占据了整个国内市场，并形成北唐陶，南佛陶的发展局面，并且卫生陶瓷产品也开始少量出口，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国有卫生陶瓷独步天下，起到了行业标兵的作用，带动了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发展起步期，并在消费者心里中形成了绝地影响的。
境外卫生陶瓷品牌进入阶段
随着1989年以美标为代表的外资卫浴陶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入，外资卫生陶瓷企业在品牌上的多次成功操作，加之当时国人浓厚的崇洋风气，而此时的国内卫生陶瓷品牌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端，从而使得外资卫生陶瓷品牌未遇多大抵抗，就轻易占据国内高端卫生陶瓷市场，成为众多星级酒店卫生陶瓷的选择。国有卫生陶瓷企业从此丧失了进入高端卫生陶瓷市场的绝好机会。不过，这段时期，国内卫生陶瓷需求巨大，加之外资品牌集中在高端发展，对国有卫生陶瓷品牌中低端市场尚未形成实质的冲击，形成了一段外资和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共存共荣，互不侵犯的局面，同时，此时的中国卫生陶瓷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开始批量出口国外，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供货来源，形成卫生陶瓷发展的井喷黄金期。但正是由于这些良好的市场机会，使得许多国有卫浴陶瓷企业放松了品牌成长的动力，最终为未来的成长危机埋下了隐患。
卫生陶瓷"国退民进"的阶段
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加之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以佛山、唐山地区为代表的卫生陶瓷产业集群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国有卫生陶瓷体制的束缚，在产品创新和售后服务上没有跟上时代需求变化。而在此时，佛山、唐山，许多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展现其灵活性，逐步在当地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产能急剧放大，成本也大大降低，设计创新的元素增加，同时也建立起严谨的产品质量作业，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大大增加。但外资品牌却同时也在向中端市场前进，在双重夹击之下，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市场大幅度萎缩，经营出现困难，加之这个时期全国兴起的合资潮，国有卫生陶瓷纷纷与国际卫浴企业合资、合作，寻求企业体制成功转型之道，四维与杜拉维特、美林与成霖、北陶与TOTO等等。许多曾经辉煌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逐渐淡出普罗大众的视野。据原四维陶瓷董事长，现美林卫浴总经理和成霖高宝总经理陈宗云说道，如果没有90年代中国卫生陶瓷新旧企业顺利交班，就没有中国卫生陶瓷今天在世界的地位，卫生陶瓷的成功过渡，老一辈企业的创导者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
国内卫生陶瓷品牌兴起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已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历炼，在市场无情的洗礼中，逐渐意识到品牌对于卫生陶瓷企业健康成长的无可替代性作用，逐渐强化品牌力的成长，注重市场渠道的建设，大力发展经销体系，同时，强化产品的创新和质量控制。这个时段，各项企业和产品认证风起云涌，为民营卫生陶瓷品牌发展奠定了基础。整个民众也开始摆脱了盲目祟洋的风气，并更加关注产品的性价比，这给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提供了市场成长的机会，许多卫生陶瓷企业开始进行产能扩充，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许多台资卫生陶瓷企业如成霖、和成也把其先进管理模式带进中国卫生陶瓷行业，从而为整个国家卫生陶瓷企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时卫生陶瓷企业管理水平出现质的飞跃，并且由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在销售上的灵活性和网点服务的完备性，逐渐开始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并因此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掀开了中国卫生陶瓷发展史上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