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器的鉴别。
台湾之美系列
油桐花甕
本报记者 孔德
人间4月，正是品新茶的好季节。北京的马连道茶城是茶商聚集地，搭乘产业成熟的快车， 茶具店、瓷器店在早春时节迎来了交易旺季。台湾商人孙忠杰的安达窑北京分店也开在了这里。
走进安达窑位于马连道第三区的店铺，只见不大的空间内大大小小的瓷器摆满了几层货架。孙忠杰拿出安达窑出品的茶壶茶杯，给记者泡了一壶茶，在悠悠茶香中将安达窑的发展史娓娓道来。
创业之路充满坎坷
位于台湾台北市的莺歌区，发展陶瓷业的历史已有200多年，素有“台湾景德镇”的美誉。1976年，安达窑就在莺歌的陶瓷老街上创立，当时的孙忠杰，只是一个远从台南乡下北上莺歌学做陶瓷的小伙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陶瓷代工业鼎盛一时。孙忠杰说，最初是从制作陶瓷佛像加工开始，靠自己慢慢学、慢慢做，逐渐掌握了制瓷要领。经过7年的经营，孙忠杰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几年后，陶瓷佛像的竞争力衰退，他转而为外国人代工生产马克杯与陶瓷餐具。因为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孙忠杰把销售委托给别人管理。但销售商人吃准孙忠杰是新手，每次都把安达窑的产品评定为次级品，压低价格。等孙忠杰自己知道如何判断上等品、次级品时，安达窑已经到了连厂房土地都将不保的窘境了。
“虽然被骗，但也因对方蓄意且持续地挑剔我的产品，才让我的技术可以进步得如此快速，换个角度来想，这也是因祸得福。”孙忠杰事后有了这番体悟。
事实确实如此，自行接单生产不久，安达窑因质量优秀却价格低廉，被雀巢公司选中生产一款马克杯，随著全球的行销网络，订单的需求数量以百万计，因为这次转折，孙忠杰的事业起死回生。
从代工到自有产品
经历那次转折之后，马克杯及餐具的生意持续获利，安达窑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但孙忠杰觉得，虽然累积了技术、不愁没有订单，却“每天都做同样的东西，毫无自我，做得很没有意思，我不能忍受没有创意的工作。”
恰逢当时台北艺术专科学校开设釉药学的课程，仅有高中学历的孙忠杰认识到自身不足，每天不顾路途遥远坐车去学校听课。
“上了课，我才知道什么是陶土、釉药，研发的时候，我才有理论基础。”孙忠杰说。不仅是釉药课，化学、艺术课程孙忠杰都积极参与。他知道，陶瓷是门综合艺术，“我是工艺家，必须什么都懂。”
认真上了两年课，有了理论基础，孙忠杰开始着手研发自己一直喜欢的青瓷。当时台湾市场上的青瓷多用铜、铬或色釉调配出青色，而不是利用窑变火焰烧成，造成生产出来的青色色泽呆板，没有青瓷应有的温润浑厚。
为了突破这一难关，孙忠杰咬牙推掉不少外国代工订单，潜心实验。每一次，他信心满满地烧窑，结果成功率却不到十分之一。烧窑的成本高达数万元，不仅家人质疑他，他自己也常常满腹挫折。但重现青瓷之美，甚至能量产青瓷，让它走入百姓家的心愿激励着孙忠杰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最终，他成功地突破釉药中氧化铁的技术瓶颈，烧出来的瓷器呈粉青色，色泽温润正如古人所描述的青瓷。
产品生产出来了，不擅长市场销售的孙忠杰这次吸取教训，意识到只有自营通路，产品才能卖得好。于是他决定自行开店展售，让安达窑打出自己的品牌。除青瓷之外，安达窑还开发了定窑、汝窑的瓷器产品，逐渐得到市场青睐，许多星级饭店也开始采购安达窑的产品。
陶瓷上的文化记忆
从创业至今，安达窑坚持挑战难度较高的釉变创作，不管是温润如玉的青瓷色泽，或是灵幻迷彩的天目釉变，都已在业界闯出名号。而彻夜期待出窑、看到如同自己小孩的作品完美出窑，仍是孙忠杰最难忘怀的制陶之乐。
除了技术上的精进，孙忠杰对瓷画也注入了地域文化元素。
在台湾南部，生长有很多油桐树。每逢4、5月份的时候油桐花开，一大片一大片的白像雪一样，因此它还有个名字叫做“五月雪”。孙忠杰说：“家乡的五月雪飘落的时候比樱花还要美，因为油桐树长得很高，花飘落的时间长，花瓣像降落伞一样一直转。地上的落花让人舍不得踩过去。我想把这么美的景象在陶瓷上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台湾之美系列’。”
在店里展示的台湾之美系列中，记者发现，瓷器上绘的不是鲤鱼跃龙门等常见传统图案，而是台湾特有保育生物樱花钩吻鲑逆流溯溪；不是国画里的花鸟，而是象征笑口常开、苦尽甘来的苦瓜花。这些图案还包括黑面琵鹭、养鸡人家、农村景致等。“台湾有这么多特色，应该展现出来。”孙忠杰说。
每一件陶瓷产品都有设计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感受，在产品说明中会不会把设计者的初衷对顾客写明？孙忠杰说， 每个人对作品的感受不同，理解也会不一样，安达窑不会直接说明瓷器美在哪里，而是传达着一种境界，一种安静的美，希望顾客也能慢慢体会。
问到何时能制作“大陆之美系列”，孙忠杰笑着说，那要在大陆生活很久才能对大陆文化有体会，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有了。
不改变 就会倒
除了在台湾经营，安达窑前些年已在广东及北京开设分店。孙忠杰回忆，北京分店开业之初，居然创下一个月营业额仅150元人民币的纪录，这让他大感意外。
孙忠杰表示，台商在大陆做生意“胆子要大”，对自身产品要有信心，才能站稳脚步。如今大陆3个分店生意早已转亏为盈，孙忠杰也摸索出两岸不同的经营方式。
在采访之前，记者从安达窑的宣传资料中了解到，安达窑的“安达”在蒙古语中是“兄弟”的意思，为何一个台湾品牌要用蒙古语做名称？孙忠杰笑着说：“这是为了营销。”他坦承，其实最初在创立安达窑时，“安达”取“平安到达”之意，希望瓷器能够完整到达客户手中，后来了解到蒙古语中安达有兄弟、朋友之意，便在大陆宣传时强调希望瓷器能与购买者产生共鸣及连结，拉近彼此距离成为朋友，蒙古语的这层意思也被加了进来。
2011年，台湾陶瓷市场受到大陆市场的冲击，产业萎缩、窑厂锐减。孙忠杰开始思索新的突破，“品牌”是他改良的第一站。安达窑请了一家台湾设计公司重新设计其商标。新商标以“安”字强化作为品牌的核心标志，融合了文字的意涵与图腾的印象，并加入家徽形式的“烙印”设计手法，创造出了安达窑独特的全新识别标志，传达着安达窑积极接轨未来的态度。安达窑从去年开始在作品底部盖印，并在纸袋、信封、盒子上都加印品牌logo。
“我们若没做这件事，安达窑可能会不见。”安达窑的第二代，从小对陶瓷耳濡目染的孙盈馨、孙若屏、孙筑怡三姐妹， 接手父亲孙忠杰创立37年的老字号，让安达窑开始走向品牌化之路。
同时，安达窑在设计产品上也更加多元的开发新型态产品，藉由推出各种设计小物，拉近与新一代消费群的距离。学习美术设计的孙盈馨以崭新的设计概念，在青瓷上展现季节概念的“四季和茗”，初试啼音即博得满堂喝采，在2008年台湾优良工艺品评鉴会上荣获时尚奖，取得C-MARK工艺品标章；孙筑怡不仅承袭父亲对于釉药的坚持，一再地尝试、开发出新式釉药，还将创意融入生活的概念，设计出圆滚讨喜的象形创意瓷器——耳环收藏家little，入选台湾莺歌陶瓷博物馆“2009陶瓷新品评鉴展”。
两位女儿的创意在孙忠杰的指导下，将现代设计与制造量产融为一体，将陶瓷艺品更往一般群众的生活延展出去，但如何传达出安达窑这份情感呢？在推广、营销的部分，则由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的孙若屏一手包办产品DM设计与包装营销的部分。
她们3人相信，从营销、创意、品牌着手，用自己的方法带着这个老品牌突破，安达窑能代代相传，继续走下去。
taoci52.com编辑推荐
传世陶瓷珍品不少来自捐赠
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收藏是在从无到有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发展的，凝聚了上博几代专家和同仁的心血。
1951年，上海博物馆在筹备建立时，当时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胡惠春先生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为此他带头向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捐赠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成为上海博物馆古陶瓷收藏最早的一批。上世纪50年代，一批鉴定人才进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征集有了新的突破。到1966年“文革”以前，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收藏已经颇具规模，上自新石器时代陶器，下至清代的瓷器的代表性文物均有收藏。其中既有在文物市场或向收藏家征集的，也有一部分是收藏家无偿捐赠的。1980年代以后，馆藏瓷器愈益丰富，不少名贵器物陆续进入上博。由于上海博物馆的国内外声誉日渐扩大，一些收藏家慨然以捐赠或出让方式把自己的珍藏转给上海博物馆，使上博的收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如1988年，胡惠春先生偕同夫人王华云女士将留存在上海的以明清官窑为主的76件瓷器全部捐赠上博，其中不乏珍品；2004年，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将她用550万美元从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得的清雍正粉彩福寿图橄榄瓶捐赠给上博，此为传世孤品，遂成为收藏界的佳话；2008年，荷兰友人倪汉克将祖传的97件17世纪景德镇外销青花瓷器捐赠给我们，补充了我们在贸易瓷器方面的收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博物馆陆续建立了一支文物鉴定团队，在文物征集方面，依靠这些专家的鉴定把关，大量古陶瓷文物得以进入上博。
从1972年“中国陶瓷陈列”开始，经历了1980年代初的局部改造和1989年的重新改建，到1995年12月上博新馆试开放时建成“中国古代陶瓷馆”，上博的陶瓷陈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陶瓷发展体系，各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窑系的代表性文物均在陈列中有所表现，集文物艺术观赏、研究、鉴定和科学技术等为一体。而1996年新馆正式开馆时建成的“暂得楼陶瓷馆”是为香港著名收藏家胡惠春先生的捐赠文物而专门设立的，体现了收藏家与上博之间深厚的友情。
来自广州的“海贸遗珍”将亮相新疆博物馆
象牙雕人物纹名片盒十九世纪
中国传统的牙雕工艺和西方贸易常用的名片盒相结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将于本月中旬登陆自治区博物馆，98件（套）来自广州博物馆的文物珍品将和首府观众亲密接触，它们将真实反映18、19世纪广州“一口通商”的繁荣盛况，呈现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汇流的奇丽景象。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船队到达东南亚、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隋唐时期，造船技术的提高与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使广州成为唐代“通海夷道”的起点，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广州成为唐代市舶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被时人誉为“天子南库”。市舶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至1841年八十余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关闭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凭“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一枝独秀，跃升为东西方商品交流的重要门户。当时，广州出口的商品有茶叶、陶瓷、牙雕、丝绸、漆器、药材等。大量的“中国制造”随商船流入欧洲，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广州手工艺人根据欧美市场需求，创作出中西合璧的外销艺术品，无论是刺绣、牙雕还是制瓷，都自成一派，深受海外人士的喜爱，成为广州出口创汇的“先驱”，也是传播中华文明重要载体。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既有精美的陶瓷制品，也有巧夺天工的刺绣服装，中西文化交融是这些文物精品上最迷人的风景。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是自治区博物馆引进的第一个大型文物展览。“新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北两条丝路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海贸遗珍’可以让首府市民开阔眼界，对中华文明的博大有更深刻的深识。”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侯世新说。
东汉陶船（复制品）
原件于1954年广州沙河顶出土，已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浆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舵”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1958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为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访华，在广州博物馆意外发现了这艘东汉陶船，惊喜万分。此陶船证实了李约瑟之前提出的伟大推想：中国在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就发明了船尾舵，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此结论随后被李约瑟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者赵婷）
越窑和越窑窑系的形成发展和特点
越窑位于浙江省，唐代越窑的烧造地主要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以后逐渐扩展，形成越窑窑系。按越窑器型和风格可分为初唐时期和中晚唐时期。
初唐时期越窑的瓷器基本沿袭了南朝和隋代的风格，胎质粗松，胎色灰白，釉色青黄，胎、釉结合不紧密，易剥落。器型的种类也比较单一，有瓷盅和鸡首壶等，还盛行折腹碗。
中晚唐时期的越窑生产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烧瓷的窑场大量增加，器物的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瓷土经过了更为细致的粉碎和淘洗，坯泥在使用前也是几经揉炼，制作的瓷胎细腻致密，胎面光滑，浑然一体，气孔很少，胎色有灰、淡灰、淡紫等。釉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釉层匀净，开片或剥釉的现象很少见，器型中规中矩。
中唐以后，越窑普遍采用匣钵装烧，为高质量瓷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唐代晚期，制作更加精细，胎体明显减轻，圈足纤细或外撇，胎釉结合更加紧密，釉面也更加滋润光滑。
中晚唐越窑青瓷的造型在影响其他窑口的同时，也广泛吸取了它们精品的样式，又吸取玉、石、陶艺的风格，尤其是仿制金银器的工艺效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如碗，这时流行撇口碗，碗的口腹外撇，玉壁底，是中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同时还有翻口碗，口沿外翻，碗壁近于斜直，矮圈足和敛口浅腹平底碗等。晚唐时，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荷叶形碗，碗口起伏，状如荷叶;海棠形碗，曲折生姿，形若海棠。
唐人陆羽，从饮茶出发，将越窑青瓷评为第一。他有一段品评茶碗的话：“碗越窑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由此可见越瓷受青睐的程度。
从钧窑鸡心罐谈钧窑的鉴定
家有财钱万贯，不如钧窑一片。”此话在今天听来，似乎有些夸张，但钧窑瓷器身价之高昂在现实中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钧窑是宋代一支异军突起的名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北宋初期，社会相对稳定，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陶瓷业更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中国陶瓷业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经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钧窑烧制在北宋初期就已日见成熟，其产品也相当精良。到了北宋后期，具有丰富经验的制瓷工匠，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胆创新，突破了铜在釉中的作用，使钧瓷窑变釉的色彩缤纷，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境地，而且还被宫廷垄断为“御窑”，并严格禁止民间烧造。钧窑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的窑变釉，往往产生出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神奇色彩，在窑变中千变万化，自然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图画。故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窑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说。古人曾用“钧与玉比，钧比玉美”、等来称赞钧窑瓷器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
北宋宫廷钧窑御用瓷的造型，主要有陈设品和日用品两大类。陈设品有花盆（带托）、奁、胆瓶、三足炉等；日用品有碗、盘、洗、罐、碟等。北宋钧窑是北方青瓷窑系，胎子略厚，致密，色灰，先素烧后施釉，釉汁凝厚施釉均净有乳釉之称，其釉色主要以月白、天青、天蓝色为基本色调，釉中的铜分子经高温还原气氛，窑变美妙，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葱翠青，胭脂红，鹦哥绿和天青，月白等。有的多种釉色交相汇融，千变万化，釉色绚丽多彩，光亮莹润，表现出一种优雅含蓄之美。宋钧瓷的圈足多施薄薄的麻酱色保护釉。底足大多上乳釉，瓷器底刻有"一"到"十"的数字铭文，并非所有钧窑瓷器都有此铭文，这主要见于尊、盘、盆、奁和洗造型之上，其铭文在烧制以前刻上。在烧制时工艺十分高超和考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器型制作非常规整，胎质坚固，细腻缜密，敲击其声铿锵圆韵悦耳，胎釉选料优质精细，在制作釉浆用水方面也十分讲究。因为各种金属元素及矿物质在窑变时非常敏感，铜元素更为敏感，所以当时在制作釉浆时均用纯净的颖河水。其二，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分两道工序烧成，先用低温把坯胎焙烧，然后再浸釉，入窑时采用一钵一器，有的用支钉托烧，一般为3－5个细小支钉，有的采用垫饼烧法。
笔者收藏一件当时北宋宫廷钧窑御用采用垫饼烧法的鸡心罐，，高13.5厘米，腹径11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7厘米，主体造型为鸡心鼓状，亦称鸡心罐，胎质坚固，细腻缜密，敲击其声铿锵圆韵悦耳。器口薄并内收口沿微微内斜，器身挺绣，足部内敛，底上有弦纹，底及足涂芝麻酱色护胎釉，并见器物底部涂以芝麻酱色釉上聚集一块块不均匀的色青釉“蟹甲壳”。器物内外施釉，天青乳浊釉层丰厚，釉质浮浊莹润，底部施天青色乳浊釉。
该器釉层肥厚，玉质感强
稀稀疏疏明朗如珠的气泡散布在釉层中布满全器，放大镜下显得十分饱满、清晰、明亮，近看可见纷纷现于器物釉色之中的“珍珠泪痕”。釉表的棕眼甚多，大小不一。
釉薄处呈羊肝色。口沿边棱因釉较薄，出现棕色的出筋，俗称“紫口”。其器底有细小磕断釉处，从此断口处可见细腻的糯米状的灰褐色胎骨。外釉层表面有多条“蚯蚓走泥纹”。
，釉面见两小铁质斑痕。此瓷器见天青乳浊釉面，玫瑰紫窑变，还交织着蓝、灰、褐、鳝鱼黄等颜色的斑点和丝缕，犹如蔚蓝的天空中忽然涌现一片形如流云的灿烂晚霞，使人叹为观止，正如古人曾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和“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赞美的一样。这是经过窑变出现的神奇色彩，全器造型敦厚坚实，又显雅致挺秀。
在此我把"蚯蚓走泥”纹与“蟹爪纹”，“蟹行痕”“珍珠泪痕”“蟹甲壳”讲一下，有很多人这几点是不分的，被误导啦。
什么是蚯蚓走泥纹？初学者不大明白，就是有的行家也概念模糊。我记得曾在某本图册上有人介绍说是一些直线相交的裂纹（并有图片证明）。也有专家在书上解释说：“蚯蚓走泥纹是釉面开裂后又被热熔釉填满裂缝所成”。这两种论点大同小异都不正确。釉上裂纹就是裂缝，这不能叫蚯蚓走泥纹。即算又被釉填满了则裂缝不复存在。更不是蚯蚓走泥纹的标志。
据本人考察和研究，认为要说明蚯蚓走泥纹得作如下说明（结合本文所展示的图片）：宋钧瓷，胎子略厚，致密，色灰，先素烧后施釉，釉子很厚，以月白、天青、天蓝色为基本色调，由于该釉材料成份特殊，当挂釉后则器壁处和表层的釉温度有所不同。但整个釉层还是处于熔液状态，釉中的铜分子经高温还原气氛，呈现紫红颜色。因为釉子较厚，锻烧时釉子翻滚，釉中所含金属分子重量不同，有的浮在表面，有的沉在釉底，冷却时釉子上下收缩温度不一致,在温差和密度的差异下，会使釉层产生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受重力影响下从上向下流动，一种是釉层内壁与釉表层之间的内外运动。两种运动相互作用则产生一种流变力的作用。而它运动的结果是及其美丽的：釉层上漂着浅色的浮釉，釉层下都是深色的。线条流畅，圆润自然，色调柔和、靓丽。恰似蚯蚓在稀泥上爬过的痕迹。在当时，只有“御窑”烧制出的产品有“蚯蚓走泥纹”，而一般的民窑产品却没有这种现象。因此，它成了宋代宫廷御用瓷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宋钧瓷的精品或极品，一定要在其青白釉中有一根或很少几根“蚯蚓走泥纹”（不能是几只鸡爪啊）。这才叫“雨过天晴云破处，婴啼如歌新生来”。
美术大师画笔下也很难达到这一水平。
看唐、宋均窑的均瓷首先要看它的蚯蚓走泥纹。如果连这一特征都没有，就难说它的可靠性。“蟹爪纹”就不同啦，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或是在烧制过程中，刚开始温度较低，釉在低温时会产生釉层裂或缩釉，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部分釉质流入孔隙填补裂痕重新弥合所致。在釉层表面出现线条圆润自然、色调柔和靓丽、形如“丫”形大小不一的痕迹。“蟹行痕”就象蟹立行泥地，留下用足尖行走的痕迹，在釉表形成的甚多大小不一的棕眼。棕眼原本指动物表皮粗糙的毛孔。借喻到瓷器上指釉表皮细密的小坑点。宋代钧窑大多数都存在棕眼的现象,只是在不同时期器物中棕眼的大小和密度是不同的。“珍珠泪痕”呢？它大小如麻豆，有如干后的泪痕，它来原于釉色，却不同于釉色。好象人的影子，与原色具同却可区分。纷纷现于器物釉色之中。
"蟹甲壳”是指宋钧瓷器物底部涂以芝麻酱色釉上聚集一块块不均匀的色青釉，或称“龟裙色”“鳖甲裙”，这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釉块层。它如同生蟹的甲壳涂上啦一层清釉，青中有一点点淡绿，薄而清亮。是否有"龟裙"色也是鉴定真假宋钧瓷的重要依据。
在当今的国内古玩市场上，仿钧窑的瓷器屡见不鲜。仿品总体施釉层薄，无肥厚玉质感，釉表面光泽刺目，有的淌釉太明显；紫斑釉面在放大镜下不见气泡，有的经化学药水浸蚀，气泡呈模糊状；器身不见棕眼，不见铁质斑痕；有的底足所露胎色为黑褐色，胎质粗松干燥，不见细腻、温润、熟旧感；有的器皿底部所刻的数目字，用刀软弱无力，笔划线条的两壁粗糙起毛，不像真品所刻数目字那样有力、干脆、光滑。少部分的仿品釉面因弱酸蚀或涂抹黄土等做旧处理，釉色呆滞，缺少宋钧瓷釉面那种熔化流动，厚润浑拙的质感。明代以前的钧窑产品均通过还原焰气氛烧成，施釉前先将坯胎烧素胎，待冷却后再在熟胎上施2－3次釉，然后再入窑烧成。面现代仿品基本上是氧化焰一次烧成。宋钧瓷窑变自然，各种色彩过渡无固定边缘，而现代仿品大多窑变无过渡，有固定边缘，人为痕迹较明显。
现代仿品中也偶见一些传统工艺方法仿制的精品，甚至也仿得"蚯蚓走泥纹"的现象，其逼真程度高，容易迷惑大家，古瓷由于存在时代差异给人的感觉总是存在一种古拙之美，古瓷由于是按着当时的审美观点和习俗而做，看着虽然陌生，但是看着还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新仿之物由于溶入了新的文化信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看着也挺好看，但细看起来，活很粗糙，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故当鉴别钧窑瓷器时要仔细观察，从器物的胎，釉，造型，底足，成形工艺等方面综合分析和判断。
总之，宋代御窑钧瓷除色彩神奇之外，特别是其中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在我国陶瓷史上，彻底改变了以往只有高温青釉和黑釉的局面，为元、明、清三代景德镇鲜红釉的高度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它精湛高超的工艺、优美典雅的造型，色彩神奇的釉色，堪称一代精品。后世各朝代及现代的仿制品，都无法仿制出这种精美的产品。
瓷器鉴赏常识——柴窑、煤窑、气窑的区别
近年来，很多瓷器作品都会提到柴窑一词，似乎瓷器只要一粘上柴窑就身价倍增。但柴窑烧制与现在的烧制方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区别？却一直没有人能说明白。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以备大家参考，共同学习！
柴窑烧制难在何处？
一是政府明令禁烧柴窑，没有松柴供应，二是一窑下来，烧掉近2000斤松柴，成本相当高，三是烧一次窑要有一整套经验丰富班子集体协作，特别是把桩师傅，没几十年成功经验是不行的，决不是凑合几个人就行的，如果没有专门的资金保证和目的，谁也不敢轻易动火。
柴窑烧制与现代烧制方式的内在差别：
景德镇柴窑因烧松柴得名,也称镇窑.在过去,砌造技术完全由家族行帮垄断,师傅言传身教,密不外传.每次烧窑前,必须请"挛窑户"专门检修,外人无法操作.一座窑使用60-80次必须重建.每烧1公斤瓷器需松柴2-3公斤,大的蛋型窑一次可烧10-15吨日用瓷器,需松柴25-40吨,小窑烧松柴的比例要高一些,当然成本就更高了.不是什么人随便 砌个炉子就可以用几根木头烧瓷器的。
为保护森林资源，景德镇在50年代末期改烧煤、油时候，发现祖祖辈辈使用的配釉已经不适应了，高温下粘度降低很快，烧出来的釉面阴黄、沉碳、烟熏。。。，注意一下上面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粘度，一个是釉面阴黄，其实这揭示燃料改进后温度曲线和窑内物质元素已经发生变化。古老的石灰釉已经不能用了，后来改革成长石釉，又叫5311釉。
古代釉水里面的天然着色氧化物含量高，在部分胎釉接合处产生一线窑红的现象，这是一种特征。在古代老柴窑的烧制环境中，那些着色氧化物是不用担心的，老柴窑可以灭掉它的危害，甚至在灭掉危害性的同时造出釉面白里泛青的玉质效果，巧夺天工。
煤窑、气窑、电窑呢？做不到。现代那些做高仿的，如果按古代配釉技术配釉，他必须得拿柴去烧，用其他燃料他烧不出来，哪怕用计算机控制窑内温度的变化也最多解决个“粘度”问题。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搞假釉面，即用适合现代气窑烧造的釉水做点手脚，加点东西，模拟一下，然后还用气窑烧，这种并不算高仿。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系统论述（1）
我们经常听到商贩喋喋不休的说他们的仿品瓷器是“小窑”烧造，是柴窑烧造与现代液化气窑炉烧造的瓷器不同，如何如何与古陶瓷相同、“到位”。真的是这样吗？各种不同的窑炉烧成的瓷器究竟有那些不同？我不是烧成工艺的专业人员，但在景德镇二十余年研究制作瓷器耳熏目染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介绍给网友们供大家参考。
景德镇对于烧成技术有一种执着的迷信，就是“烧成气氛”只要瓷器烧成后出现质量问题找不到其他原因时便一律可以归结到“烧成气氛”这一原因，仿古瓷产品凡是“不到位”“不看真”统统归结到终极原因“烧成气氛”。因此柴窑便被说成制作仿古瓷的根本条件，用柴窑烧成瓷器就可以仿古“到位“否则就无法仿制成功“到位”的仿古瓷，这种观念一直是收藏界的主流观念，景德镇今年也宣传“今后每年烧造一窑柴窑仿古瓷器”通过这一活动让古代瓷器再次重现。柴窑烧成的产品真的具有特殊的品质吗？
还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烧成气氛”，“烧成气氛”又称为“烧成氛围”，广义的说就是瓷器坯体在窑炉内，转化成瓷器过程中瓷器周围的温度变化既烧成曲线，和窑内各种气体的环境状态，烧成曲线和各种气体的含量不同会改变瓷器胎体、釉面、发色等。（未完待续）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2）
从表面看烧成技术是瓷器这种的关键，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使用柴窑、煤窑时期同一座窑炉中，同一次烧成中所烧造的瓷器品质完全不同，这种实际存在的现象说明瓷器品质的不同“烧成气氛”绝不是根本条件，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在一定的烧成曲线和一定的气体环境下其他原因才是改变瓷器品质的根本原因，这外围窑位的瓷器则因为温度低而达不到质量要求，天热时无风多雨气压低，窑内进风量大大降低，因为缺氧木柴燃烧不好，窑内最高温度很难达到烧成所需要的温度，因此烧成质量大大下降，所以景德镇有“七死八活九翻身”的俗语，就是说七月是最热最潮湿的季节，窑炉受气压影响不能正常使用，次品率过高，制瓷厂家不能正常生产是一年中最困难的时期，九月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是柴窑最好的烧成季节，烧造的瓷器质量普遍好，这一季节是陶瓷生产的最佳时间，
待烧的坯胎在窑内的摆放位置也会对瓷器的品质造成影响，如一般的柴窑从最高温区的1320度到1170度，各个位置温度差别很大，在关键节点上5——10度的温差可能就有不同的后果，80年代末我在景德镇因为我们是景德镇最早使用液化气窑的厂家，当时有一家新加坡窑炉厂家【南光公司】在景德镇推广“梭式窑”这种现代液化气窑，由于景德镇比较保守，在加上价格较高，当时一台一立方米容积的窑炉要8万多元，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用户购买，后来经过协商南光公司在我们作坊处设置了一台窑炉，初次使用十分小心，开始烧成温度一直控制在原来煤窑的烧成温度1280，瓷器的烧成质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瓷器的品质仍然不够理想，随后采取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措施，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制坯泥料和釉料多年来都是按照煤窑烧成温度设计的，因此我们采用每次提高烧成温度5度的方法，虽然只有5度但也令人心悸，当实验进行到1300度时，问题出现了，多件瓷器因为温度过高而软化歪倒变形，后来经过多次调整泥料及釉料的配方，才达到现在的标准烧成温度1320度。（未完待续）些其他原因包括胎体、釉料、彩料的配方不同以及胎、釉的含水量，薄厚度，以及其他一些不同所造成的，当然在没有使用气窑之前，由于窑炉，特别是柴窑受木柴、天气、利润等条件的干扰不可能形成同一种烧成气氛，柴窑完全靠自然通风，普通砖砌筑不具备承受高温的条件，不能采取保温措施，天冷时窑内进风量大，木柴燃烧好，好窑位温度高，在好窑位摆放的瓷器烧成质量好，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3）差别，前3排就可以挡火，4排到18排会有多大的差距呢，再加上横向10柱，第一柱和中间的第五柱，每一柱上下四“手”因此同一窑中的瓷器品质不同主要是因为烧成温度不同而造成的，更不要说后面的20多排大器，景德镇人非常聪明，他们把窑内分成20余个温区，分别烧制不同档次的瓷器，各个制瓷厂家也按照自己产品的档次配制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长期订购自己瓷器适宜烧成温度的窑位，当年“官搭民”就是因为官窑器需要高温窑位，而在一座柴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窑位可以保证所需的高温，而剩余的窑位又不能走空，即使不烧瓷器也要摆放匣钵形成火道，明代时官窑厂同时生产民用瓷器，因此可以独立建窑烧成，而清代御窑厂只为皇家烧造瓷器，如果继续独立烧成，成本过大，因此只能长期租用民窑高温窑位。现代制作仿古瓷的厂家同样也是因为这个主要原因而无法使用柴窑完成烧成工序，80年代景德镇古陶博物馆建造的柴窑只烧造过两窑，曾经兴旺过的祁门仿古瓷厂最终因为这个原因倒闭了，因为使用柴窑，每一窑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低档普品”因此最终会亏损，同样“小型柴窑”也存在这个原因，因此景德镇后来个体户也建过几座“小窑”但都停留在试验、和表演阶段，如果真的使用它烧成瓷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煤窑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古窑址发掘结果证明早在北宋以前河北省定窑已经开始使用煤作为燃料烧造瓷器，宋代遗存残片的微观结果已经达到硬质瓷的物理指标，氧化铁还原也已经达到品质要求，说明煤窑的烧成气氛完全可以满足还原焰气氛烧成的技术要求，因为温度高瓷器的品质已经从软质瓷进化到硬质瓷，瓷器的品质，无论是胎体的密度还是釉面的透明度，大大超过柴窑烧造的瓷器，已经具备近代瓷器的品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定窑被誉为五大名窑之一。
而柴窑一般纵向总装44——46排，横向10柱，每柱匣钵一般放3——4“手”前三排因为靠近燃烧区温度过高一般放空匣钵挡火，不放瓷器，从第四排到十八排放小器匣钵，十八排以后放大器匣钵，可以想象一下即使在前18排温度也有很大的
景德镇因其保守传统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人敢于在景德镇建造煤舞台。只有建国瓷厂因烧制高温颜色釉尚留有柴窑。在推广煤窑的同时煤气窑也在研制，1967年以后开始推广隧道窑，到1976年景德镇已经拥有15座隧道窑，1976——1984年期间各大瓷厂改用重油烧制瓷器，1984年有16座燃油隧道窑，同时许多煤窑也在使用，1984年以后煤制气隧道窑开始推广，但由于煤制气的燃烧值不能保障，严重的影响窑内温度，因此发展缓慢，90年代以后液化气窑逐渐一统天下，其他种类的窑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4）
80年代以后的期间内因为各种原因也建造过柴窑，古陶博物馆的柴窑是唯一一座标准柴窑，因为成本过高只使用过两次，产品品质与其他类型窑炉的品质在同样温度和泥料、釉料配方相同的条件下没有差别，古窑博物馆的柴窑产品大多为小件仿明普品，底款为“景德古窑”四字行楷款，职工大学等单位也建造了几座小型柴窑，但从未使用过，只供教学观摩用窑，或者“镇窑”之外任何形式的窑炉，1948年由于木材短缺，烧练费用成倍增加，抚州人修建了两座阶梯窑，由于都昌人的抵制，基本没有使用便废弃了，解放后生产恢复木材供应出现了问题，景德镇每年需要四十万立方米的木柴，如果生产继续发展需要量更大，50年代初开始窑炉改革，初期采用煤柴和烧，由于温度大大提高原来为柴窑配备的匣钵严重倒塌，产品破损多而宣告失败，可以看出这次失败主要因为匣钵耐火度不够，1956年宇宙瓷厂建造了六座方形倒焰窑并烧制成功合格的瓷器，1957年使用无锡利民瓷厂的图纸在曹家岭第二合作社建成93立方米圆形倒焰窑并成功投产，1958年开始大量推广这种圆形窑，到1959年这种圆形窑在景德镇已经非常普遍，到1965年已经拥有135座圆形窑，已经达到解放初期景德镇全部柴窑的容积。柴窑彻底退出历史，90年代末有仿古作坊在景德镇游泳池附近建起一座小型柴窑，近年来也有小型柴窑建造，但都不是“镇窑”型式，90年代以后唯一仍在生产的柴窑是距离景德镇200多华里的祁门仿古瓷厂，但持续的时间也很短。
短短的60年景德镇烧造瓷器的窑炉从柴窑到柴煤混烧、煤窑、煤制气隧道窑、燃油隧道窑、再到液化气窑，走完了窑炉进化的全部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瓷器烧成技术变化对瓷器品质影响结果的完整记录，我们可以十分方便的从这几十年景德镇瓷器产品的品质看到烧成技术的改变是否会改变瓷器的品质特徵，只要我们了解几次烧成技术改变后瓷器品质的变化状况就可以知道各种窑炉究竟是否可以影响瓷器的各种品质特徵，使我们在瓷器鉴定研究中把握更好的方向。
在研究中我们的感觉是窑炉改变不会改变瓷器的品质，只是因为改变窑炉后烧成温度的提高所以造成瓷器品质的改变，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我们使用液化气窑炉烧成，只要使用柴窑瓷器的泥料和釉料，把烧成温度降低到柴窑的烧成曲线，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柴窑产品同样品质特徵的瓷器。从景德镇几十年瓷器生产的实践经验看窑炉温度是保证瓷器品质的主要因素，液化气窑之所以被接受就是因为它可以及时准确的控制烧成曲线，能够达到使胎体、釉面充分玻化的温度，而其他类型的窑炉都达不到这种均衡、可控的高温，因此景德镇进入气窑时代以后瓷器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本由于废品率大大的降低而大幅下降，瓷器品质可以随心所欲的加以控制，瓷器生产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未完待续）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6）
有目共睹几十年来景德镇的瓷器产品的品质特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有几百件古窑博物馆柴窑烧造的瓷器，因为窑位不同烧成温度不同，与大型瓷厂生产的日用瓷器品质有些不同，但在高温窑位烧成的瓷器与日用瓷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品质特徵，这些事实说明改变瓷器品质（在特定烧成温度条件下）与窑炉技术和类型没有太多的关系，使用何种窑炉与瓷器的品质特徵也没有什么关系。
使用柴窑烧成的瓷器品质与老瓷器接近是因为制瓷泥料和釉长期不变，当然不同的窑位收藏的费用也不同，生产高档瓷器的都会订购高温区的窑位，生产低档灰可器的作坊只能订购价格便宜的低温区，按照传统的方法高档瓷器的釉中添加“一盆灰”，成品釉面较白，低档产品加“六盆灰”产品釉面呈灰青色，因此人们称此类大宗低档瓷器为“灰可器”。在使用柴窑烧成的时代灰青色釉瓷器始终是青花瓷的主要产品，就是因为柴窑中大部分窑位温度不能达到预想的烧成温度，因为窑炉本身的能力不够，人们只能降低釉面的熔融温度，而降低釉面熔融温度就必须在釉料添加一些助熔剂，添加助熔剂都是凭借经验而非科学，再加上助熔剂制作工艺粗糙，成分不稳定，因此使得釉面的烧成稳定性极差，造成青花瓷正品率极低的现象长期存在而又因为无法提高窑炉的烧成温度无法改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旧时生产瓷器各种工艺完全是凭借经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眼学”而不是科学，测试窑炉温度一般都是往窑内吐口水，然后观察口水的蒸发速度来判断窑温，要知道十度的温差就会使瓷器的品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制瓷原料的采掘、加工、配制，到成型、施釉、烧成、出窑，每一道工序中都有各种因素会造成成品瓷器品质的变化，如空气中湿度大会造成坯体含水量过高而影响釉层的厚度，烧成时影响氧化过程。瓷器制作过程复杂，生产环境恶劣，基本都是人为因素，所以在旧时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因此景德镇人在生产中简单的归纳到一个人无法了解的原因上——烧成气氛。在销售中对所有的质量问题解释为“泥做火烧”，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窑炉烧成温度不够高，窑内温度不均衡，就如同在高原地区煮饭，很简单的煮饭变成十分复杂的技术，百分之百的人煮出来的饭不好吃，如果你不知道气压会造成水温降低的道理，你会认为米的质量、水质、蒸煮的时间、和灶具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到过低海拔地区的人，也许会认为米就是这种口感。料等制瓷原料必须适应柴窑的烧成曲线，如果用液化气窑按照柴窑的烧成曲线烧成同样可以达到柴窑烧成的品质，但是由于景德镇绝大部分作坊是“搭窑”烧成，因此泥料釉料的配方必须与其他在同一窑炉其他作坊制作的瓷器相同或近似，而绝大多数作坊不愿意使用低温烧成，因为使用低温烧成质量问题多多，只有个别资金较为雄厚作坊老板才会自己购置气窑（小容积的）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烧成曲线独立烧成，或者独立承包一窑按照自己瓷器的烧成曲线烧成。
旧时使用柴窑时所有“搭窑”的作坊都会购买固定的窑位，在制作瓷器时依据自己产品的烧成窑位配制不同的泥料和釉料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7）
柴窑时期一些厂家的瓷器品质较好，主要原因是配制釉料的技术水平高，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厂家因为有自己专业的配制釉料的技术人员，有条件及时调整釉料的配比，官窑产品总体优于民窑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在使用柴窑期间形成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窑温无法满足烧成的条件，虽然可以通过釉料配方的调整适应窑温，但最终产品品质下降。
使用煤窑以后，烧成温度大大提高，基本可以达到1280度左右，瓷器品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柴窑中作为低温窑位专门烧造的灰可器类产品基本退出市场，但由于需要使用匣钵和窑内温度不均匀，产品品质仍然得不到保障。开始使用煤窑初期景德镇专业人员也进行过长期试验，调整釉料配比才达到批量生产的水平。
使用液化气窑以后，烧成温度有了可靠的保障，气窑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60度，窑内温度基本均衡，电子测温与测温锥共同使用，保证窑温温度准确，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摸索，无论是烧成曲线、还是釉料配比都已经非常成熟，景德镇瓷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基本上可以保证各种瓷器要求的品质，无论是胎质、釉面、发色等等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从景德镇窑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烧成瓷器的品质可以看出窑温是瓷器烧成的关键，只有可靠的窑温才能保障窑内气体的调整，我在1995年制作【香港回归组壶】时，因为数量较大一万多件瓷器，所以包窑烧，以便控制烧成曲线，在烧成过程中我一直在场，按照景德镇惯例每烧一窑需要付给烧窑工几十元辛苦费，这样的话在烧成时不会顾及节约燃料，在氧化时段会加长氧化时间更好的保证三氧化二铁的充分氧化，在最高温时段延长时间使釉面熔融更加完全，加大釉面光洁度，这样一来品质保证系数大大提高，但燃料增加了消耗，所以一般情况下窑主不会使用这种烧成曲线，因为我这一万多件瓷器都是著名画家绘制的所以不敢大意，必须保证每一件瓷器的烧成品质。由于烧窑工认真负责，在我全程监督指导下十几窑瓷器按照景德镇青花瓷烧成标准“出青率”达到百分之百，通俗的说优质品率百分之百，当然为了保证质量我没有使用传统青釉，而使用了稳定性好的日用瓷高白釉，在这十几年烧造瓷器的经历中，窑温决定瓷器的品质，因为窑炉不能提供合适的高温所以只能增加助熔剂以降低釉面的熔融温度，如此一来釉面的透明度，白度、等品质大幅下降。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8）
但是无论使用何种窑炉都无法达到老瓷器温润的光感，关键在于釉料形状发生了改变，解放初期釉料加工改为使用球磨机，从此以后球磨机成为制釉的必备工具，制成的釉料颗粒小而且均匀，瓷器釉面在1320度的烧成温度下釉料中很大一部分成分不能熔融，仍然保持烧成前的原始状态，形成反光底板，老瓷器的釉料没有经过球磨机球磨，颗粒大小、形状各异，其反射光呈散漫反射，在釉面熔融好的情况下有一种玉石的光泽，玉石产生这种光泽也是因为其透明体中含有类似釉料中不规则二次莫来石的絮状物造成的，而球磨机加工的釉料颗粒均匀规则因此由这些均匀规则的二次莫来石形成的反光底板其反射光方向一致，所以感觉异常刺目。
二次莫来石的形状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使用球磨机就无法改变，而人工加工釉料的技术已经失传，昂贵的人工费用也没有仿古瓷制作者肯接受，因为景德镇仿古瓷制作者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品种多、产量小、产品利润低，制造釉料的厂家对于这类客户不会提供特殊服务，不会为他们专门配置手工釉料，近日来景德镇古窑博物馆开始使用柴窑烧造仿古瓷，声势浩大，请来王刚为窑炉点火，虽然没有见到其烧成的产品，但肯定与老瓷器的品质不同，因为其瓷器的釉料是球磨机加工，釉中的二次莫来石必然是均匀规则的，光感必然会与老瓷器不同，多年来景德镇生产仿古瓷一些大一些的厂家使用液化气窑炉制作的仿古瓷并不比古窑博物馆柴窑烧成的仿古瓷效果差，因为他们使用“柴窑釉”按照柴窑的烧成曲线烧成，气窑稳定准确的烧成温度使得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但只要使用现代制釉技术无论使用何种窑炉都无法达到老瓷器的光感效果。
钧窑瓷器的生产与钧窑瓷品的真伪鉴定
均窑瓷器的生产制作自元末以后渐次衰败。明代万历年间，钧瓷的“钧”字因犯了神宗朱先生的名讳，窑场被官府封闭，此后钧瓷生产一蹶不振，陷于濒临绝境的地步，尤其是钧瓷烧制过程中自然窑变的奥秘更是技艺失传，无人知晓。
直到清光绪五年(1880年)，禹州神垕镇钧瓷世家中的芦天恩、芦天福、芦天增兄弟三人，由于受古董商高价收买宋钧的诱引，在小型发掘中得到启发，立志恢复钧瓷，此后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钧瓷的烧制开始有了初步的成果，并由此展开了恢复生产，烧制出了色彩单调的孔雀绿和碧蓝相间的仿宋钧“雨过天晴”器，此后又在“天晴”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抹红、飞红等新工艺，虽然这种彩斑红暗，较“宋钧”呆板，但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1907年，芦氏第二代艺人芦光东已成为一名优秀的钧瓷工匠，其作品“折沿盘”、“乳钉罐”等，被误为“宋钧”而被大英博物馆珍藏，“两个桃子”钧品青绿挂红，形象逼真，玉润晶莹，致使开封“群古斋”古玩铺以四百块银元重金买去，误作为出土宋钧珍藏。芦氏家族烧制的钧瓷精品与宋钧相比，几能乱真，因此有“芦钧”之称，在当时古董商中间还流传有“谨防芦瓷，小心上当”之说。
芦氏仿宋钧是近代最早、也是较为成功的仿伪之作，对恢复钧瓷的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精品之作虽已达到了真假难分的程度，但还是有较为明显的破绽。如仿宋钧釉绝无“蚯蚓走泥纹”，窑变红斑发暗，且内外各半，自成片段，不及宋钧自然。这与当时人们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对钧瓷窑变釉的呈色机理和烧制过程中釉面出现的各种复杂变化还不能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
钧窑瓷器仿制品的大量出现应该是近几年来的事，这是受到收藏之风日甚于日、古董市场日趋活跃以及作伪者趋时牟利等多方面的影响。由于钧窑瓷器普遍不存在花纹装饰，故其作伪者主要是伪造真品的釉色和造型。
1、鉴定钧窑瓷器的真伪，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1)科学技术手段 如“热释光”和“火化种子分析”，这两种方法误差较小，测定古瓷的烧制年代准确率较高，但在测试时均需在器物上的钻孔，取出少量的样本，会对器物产生损害。
(2)凭借经验 这种方法虽然带有主观因素，但其简便易行，不受其它条件的限制，所以目前鉴定瓷器的真伪大多采用这种办法。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验”，不仅指的是要了解钧瓷作伪的方法，更要了解钧窑瓷器在不同时期的造型、釉色的变化及烧制情况，有时还需要用“推理”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辨别真伪。例如，现在我们在古董市场及某些私人的藏品中时不时地可以看到北宋钧窑的“官钧”产品，有盆托、鼓钉洗之类的，其制作还说的过去，并且底部还刻有证实其官钧“身份”的数字号码，这对于一些连钧瓷真品都很少有机会上手的陶瓷收藏者来讲，无疑是个“机会”。
但买到手后，请专家一鉴定，才知又交了“学费”。其实鉴定北宋钧瓷官窑产品的真伪应该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常见问题：北宋朝廷设立官窑生产钧瓷是专供御用的，严禁民间使用，凡是烧坏的一律砸碎深埋。70年代禹州钧台窑全面发掘时，钧瓷官窑产品一件完整的都未得到，由此可知官钧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不可能流散于民间。所以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接触到的宋官钧瓷器基本上都是假的。
现代仿钧的产地一般还是源于禹州的神垕镇，这里不仅有烧制钧瓷的优良传统，而且还集中了一批当今最优秀的钧瓷制作高手。神垕镇的钧瓷制作近几年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釉色的变化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它也面临着产品的销路问题。
笔者所熟识的几位钧瓷艺人就曾抱怨：现在的收藏者不喜欢新货，有些厚古薄今。在这种情况下，神垕钧瓷也开始生产仿古瓷，如尊、瓶、炉、钵、碗、盘等，其造型一般是仿宋、金、元时期的民窑器形，制作工艺和斑彩装饰也力求与之相似。仿古瓷的制作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为地将之做旧，充斥于古玩市场，不仅会对古钧瓷的形象有所损害，而且也容易使古玩市场产生混乱。
2、辨别钧窑瓷器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看其制作工艺。钧窑瓷器从初创伊始的“唐钧”，历经宋、金、元，直至民国时期的仿钧都采用的是手拉坯工艺。这种工艺特征是器物的底部较厚，然后向上逐渐趋薄，器物的口沿处胎体最薄。在器物的圈足露釉处还可以看到细密的旋纹，器壁薄釉处有轮指痕。
现代仿钧瓷器有些是批量生产，它采用某种材料作成模具，然后用“注浆法”灌注成型。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瓷器胎壁厚薄均匀，份量较轻，更有粗制滥造者，由于修坯不精细，在器物的两侧可以触摸到模具的接缝痕，这是作伪者最拙劣的一种作法，聪明一些的则在器物的内部，如瓶类的瓶体内，人们不易察觉的部位，人为地粘些其它物质(如水泥)以达到古钧瓷厚重的感觉。或者在“注浆法”成型的器物内壁故意做出轮指痕，但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与真正“手拉坯”均匀的指痕不同，仿造出的轮指痕不仅粗糙，而且每一圈与每一圈的轮指痕分布极不均匀。
其次，看其釉色和釉质。宋代钧窑瓷器的天青、天蓝、月白釉，匀净莹润，乳光内含，虽然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由于中原地区地下水含量较少，土壤中的含碱量适中，所以无论是墓葬，还是窑藏出土的钧瓷，都很少有大块土锈粘结的现象，其釉质往往产生出类拔萃的钧瓷，令人赏心悦目。现代仿钧器不管是仿宋钧的造型，还是仿金、元时期的钧瓷的特征，其釉色多为天蓝，很少有天青、月白釉。而且为了达到与出土钧瓷相近的釉质，刻意伪造土锈或作去浮光的处理，但其效果适得其反，给人的感觉是釉色发乌，不自然，看上去极不舒服。
其作旧及辨别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1)用兽皮等工具在钧瓷表面反复摩擦，以达到去其浮光的效果。虽然釉面平整光滑，但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会看到无数平行的摩擦痕。
(2)将新仿的钧瓷放入含有酸性等带有腐蚀性的溶液中浸泡，虽然也可以使瓷器表面失去耀眼的浮光，达到做旧的效果，但是釉面往往显得十分呆板，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伤痕。
(3)作伪者有时也意识到了上述方法给钧瓷釉面带来的损害，所以也采用含有油类的软布进行抛打，同样可以使釉面产生出柔润的效果，但是与真品釉面光滑细腻的手感明显不同，作伪处理过的钧瓷釉面触摸时有油质感。
(4)在酸性物中浸泡之后，马上以土覆之，作出人为的土锈，且这种土锈渗入釉中，很容易使收藏者蒙骗上当。其实根据近几年来北方出土的钧瓷，以及在钧台窑发掘所获得的大量钧瓷标本来看，钧窑瓷器面上的土锈很少，出现大块土锈粘结的现象更为少见，大都呈现出一种光洁细腻的效果。有些作伪者以粘合剂作出的土锈粘结假象，实为弄巧成拙、画蛇添足之举。
(5)人为剥釉现象。作伪者有时故意在钧瓷的底足部分剥去一部分釉层，露出胎质，以期达到给人以年代久远之感觉。由于现代仿钧与古代钧瓷真品的制胎原料源于同一产地，故其胎色十分接近。但是与真品的自然剥釉仔细对比就可以发现伪品的破绽：真品的剥釉断面基本上是直茬，伪品的剥釉断面是斜茬。
对于钧窑瓷器的辨别，除了以上几点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钧瓷真品釉面上的块状窑变斑为紫红色;仿品的窑变斑不是偏浅就是过深。仿品的胎色较之真品稍浅，同时由于古代胎泥淘练的工序繁复，所以胎质细腻致密，而现代钧瓷的胎泥淘练较为简单，胎质断面有时有杂质或产生孔隙。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钧瓷生产的观察发现，现代仿钧瓷器大部分都达不到宋钧制作工整、釉色玉润晶莹的工艺效果，大多仿品只是比较接近于金、元时期的钧瓷风格，但胎、釉与金、元时期相比又显得较单薄。
总之，钧瓷真伪的辨别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彻底掌握的学问，它需要日积月累地不断学习、观察和揣摩，更需要经常了解现代钧瓷的发展状况及仿钧生产工艺变化的新动向。
老窑瓷：长沙窑陶瓷的鉴赏与鉴定
湖南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时间延续300多年。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这些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现在古玩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仿制的长沙窑瓷器，不经意间藏家就会"走眼",如何才能在购买之前做出准确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根据长沙窑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鉴定
长沙窑釉下彩绘有两种。一是用彩色直接在坯胎上作画，然后加盖一层青釉在上，入窑高温煅烧而成。二是先在坯胎上刻划出花纹，在其上施彩色，然后罩上青釉，最后入窑烧成。彩绘的色彩，常见有褐色、绿色、粉蓝色、褐绿色或白色等。长沙窑胎釉特征明显体现在初唐时产品胎质较粗糙，欠坚硬，呈暗红色，有微微灰黄灰青色，釉层显薄，釉色青中发黄，有姜黄色倾向。唐中后期，胎色基本为深灰色或浅灰色，胎质较前坚硬精细，胎和釉粘结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瓷化程度已相当高。长沙窑的胎体，一般是粗厚的，和同时代的邢窑胎骨相比，相差很明显。釉色主要是青色釉，除此还有白釉和褐色釉等。青色釉中又分为青黄色和青绿色两种。釉质精细莹润，观察釉面可见表面布满无色细碎片，它细密、均匀、柔和分布，这也是真品的特征。釉的表面往往是不均匀的，一个器物中可见釉层厚薄不匀现象。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
长沙窑瓷器在质地的致密和成型的精巧程度都逊于越窑青瓷和邢窑、定窑白瓷，因而价格就便宜许多。比如同时代的一件长沙窑壶只标价"五文"钱(高19厘米)，浙江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刻"价直一千文"(高47.9厘米)，两件瓷壶大小相差不到3倍，价格相差却达200倍，因而在当时，物美价廉的长沙窑成为畅销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长沙窑陶瓷的纹饰来鉴定
长沙窑属于青瓷体系，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有白釉的瓷胎上绘彩，而是将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直接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煅烧，一次性完成。这种釉上彩绘一般是绘彩云、彩山、彩带、彩斑、彩树叶等纹饰，这种彩绘，由于彩、釉交融在一起，所以显得自然、生动、流畅，有水墨画淋漓尽致的生气。
彩绘的纹饰常见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之类，这种纹饰多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这些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长沙窑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其次，有些产品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由于出口到西亚等地，因而就有一些椰枣等异国风格的装饰。还有一些产品中甚至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此外，还有反映马球等运动场景的纹饰。另外，一些哲学格言、民间谚语也在长沙窑产品中有出现。
长沙窑花鸟画造型雅拙生动，逼真夸张。其造型来源现实生活，取于自然，对客观形象有细致的观察与深刻体会，画出来的物体不是简单地描摹，而是在描摹的基础上大胆取舍、提炼、夸张、变形。卓尔不凡的釉下彩绘艺术完全是写意的、游戏的笔墨，这种简约粗犷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纹样的运用具有独创性，山水、人物、花鸟大都是湘江两岸极平常的景物，窑工随手拈来，画上器具立即变得生动而有趣，既是湘江两岸自然风情的写照，也是窑工那种生存智能与意趣的遗存，表现了一种率真、质朴的美感。
模印、帖花也是长沙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往往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然后再施青釉，图案常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等。这些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均匀有力，没有繁杂多余，呆板堆砌之感。
在泥坯上作画，如同在生宣上行笔，有渗透渗开的效果。陶泥、釉彩在烧制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往往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惊喜。长沙窑釉下彩绘艺术大都先用铜红铁线勾勒，再用大笔蘸铜绿等色渲染完成，强调笔情墨趣。
长沙窑作品用笔潇洒豪迈，完全是书法技巧的运笔，力透窑坯，遒劲奔放，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窑工对深一层生命形象的构想。
郎窑红的鉴定
郎窑红，即郎窑烧制的铜红釉瓷器。
郎窑是清代的官窑之一，即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监烧的御窑。
郎窑的产品除郎窑红外，还有郎窑绿，郎窑兰釉及描金、郎窑青花、五彩等。而郎窑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明中期失传的铜红釉烧造技术，成功地烧成著名的郎窑红。
以铜原料作为着色剂，早在汉代的铅绿釉陶器上就使用过，铅绿釉就是铜在低温氧化焰中的呈色。高温铜红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另在唐长沙窑和宋代均窑中还作纹饰使用过。真正烧成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始于元代的景德镇窑，釉色为暗红色。它为后世铜红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明早期的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才真正烧成通体鲜红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到明代中期这种烧造技术就失传了。直到2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朝，在郎窑中才又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瓷器。
郎窑红是铜红釉中较鲜艳的一种，其釉面光洁透亮，有玻璃质感，开纹片并有牛毛纹，釉色深浅不一。色深者红艳，有""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特征，其釉色莹澈浓艳，仿佛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光彩夺目。色浓者泛黑，色浅者粉红，色淡者暗褐。
郎窑红器里釉有米黄色、微青色、白色三种，均开有纹片。
郎窑红器足底釉有米汤色，苹果青色，均显露红色的斑晕，偶然也有红釉底和白釉底。
郎窑红器有单层釉和双层釉两种。双层釉是没有""脱口""现象的，单层釉者其口沿釉在高温中往往下垂流，使口沿显露胎骨之色，一般呈白色、米黄色、浅红色或淡青色，形成了""脱口""。由于釉逐渐垂流，使器物上半部釉色浅淡，下半部釉色深艳，形成了""垂釉""。但因为制作工艺精湛和掌握好火候，使郎窑红器垂釉一般均不过足，称之""郎不流""。统称""脱口、垂釉、郎不流""，这是郎窑红器的鉴定要点。但是""郎不流""也不尽然，根据耿宝昌先生的调查统计，约有15%是流釉过足而稍加修整的，但与后世窑变釉的斩足现象又有程度不同的区别。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且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园式、滚园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除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福""、""寿""、""大清年制""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则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传世的郎窑器有所谓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由于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珍贵，物罕而价昂，因此后世仿造者比较多，有些仿得很高超，几乎可以乱真。但仿品是无法摆脱它的时代特征的，与真品是不同的。通常""郎窑红""仿品多为民国时仿制，也有采用雍正时的仿哥釉器再加绿釉或干脆加彩来仿康熙各色郎窑器的。其仿品一是釉面多出现白色星点；二是上半部釉色与下半部釉色反差较大，不协调；三是胎质较松不甚密；四是分量过轻或过重；五是器型没有康熙时的典雅端庄；六是口沿和圈足的工艺不一样。只要细心观察对照，仿品和真品还是可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