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材料。
杜甫诗里提到的大邑瓷器，声清如玉，白似霜雪。曾有文章认为：“大邑并非产白瓷的地方，”杜甫的诗“被推断系笔误。”然而，无论是历代记载，还是考古发掘的大量窑址及瓷器，都证明大邑曾经产瓷，而且胎色洁白，声音清脆。
大邑瓷碗名传锦城taOci52.cOM
清乾隆版《大邑县志》卷二《人物·流寓·唐》中“杜甫”词条记述：“大邑距崇庆州止一舍。少陵至州治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有‘大邑出瓷轻且坚’句，详见艺文。”文中“舍”为古代计算里程的单位，一舍即30里。“邑令”指县令。杜甫《咏大邑瓷器》：“大邑烧（一作‘出’）瓷轻且坚，叩如哀（一作‘寒’）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咏大邑瓷器》一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县令韦班是杜甫友人。“哀玉”形容声音凄清如玉。诗里说，大邑烧的瓷器重量轻、质地坚韧，敲击声响如玉，名传锦城，比霜雪还洁白。由杜诗可见，杜甫向大邑县令韦班乞瓷碗在先，访大邑瓷窑在后。
《半岛晨报》曾载文《“大邑白瓷”被推断为杜甫笔误》，认为“四川大邑并非产白瓷的地方，”其遗址没有相关发现。“大邑烧瓷轻且坚”“君家白碗胜霜雪”，不能用来作为考证“大邑白瓷”的依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历代学者对杜甫咏唱的大邑白瓷都深信不疑，持肯定态度。景德镇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其卷七“蜀窑”一节记述：“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邛州志》卷37也载：“少陵至（崇）州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唐广德二年（764年）杜甫所作《寄邛州崔录事》诗，表明杜甫与邛州崔录事关系十分密切。他从崇州到邛州，大邑是必经之地。民国时，邵蛰民、余戟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云：“（蜀窑）唐代置，在四川崇州大邑。所造器体体薄坚致，色白声清，亦名‘大邑瓷’。”杜甫759年岁末到成都并居住数年，大邑置县于唐咸亨二年（671年），杜甫760年在成都写《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是大邑置县90年后所作。杜甫与大邑县令会晤，造访瓷窑，与“邛州崔录事”交往的时间，都在他寓居成都之间。
县城内外窑场密布
那篇文章还认为，大邑瓷窑没发现遗址，这也不符合事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专家杨啸谷先生在《华西文物》创刊号上讲到“大邑窑”：“最近在大邑东关场土中掘出窑王像，上刻有款曰‘大唐天宝三载六月四日唐安郡晋原县德信里永昌窑敬造窑王像’，共二十七字。有原来的白釉挂在上面，始知大邑的瓷窑，唐时有名永昌窑者，在今东关场（今崇州王场镇东关场）。又于怀远镇（今崇州怀远镇）土中掘出乳白色而带印花的中盘残片，于灌县蒲村土中掘出粉白色的素陶残片。”唐代大邑置县之初名“晋原县”，大邑县城名“晋原镇”因此而来。“大唐天宝三载”（744年）是“安史之乱”前一年，尚属盛唐时期，大邑窑就有了用白釉装饰的窑王像，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信息。窑王像是古代烧瓷从业者供奉的神像，可见大邑先民烧窑造瓷者信仰窑王由来已久。杨啸谷描述：“白釉内加牛骨灰便呈乳白色，白胎骨挂上最白的土，便叫它是‘化妆土’。如果再加上白釉，愈显得白到了不得。”
80年代以来，大邑县城附近发掘的隋唐窑址比比皆是。大邑古瓷窑已在晋原镇发现多处。1983年1月，大邑县城大南街发现不少瓷器和瓷片，并拾到一个非常精致的荷口碟。经专家考证为唐宋时期的瓷器遗迹，和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瓷器及精美的白瓷残片。这种白瓷残片瓷胎细白坚硬，其薄如纸，釉色莹润，旋削极工，酷似杜甫的描绘。
原大邑县文管所长胡亮《大邑文物考古工作二十年》中写道：“……发现并科学清理了汉代窑址6座。自1985年以来，大邑文管所先后在斜江乡莲花村、董场（镇）七宝村、三岔乡三柏村发现并清理汉代窑址6座，均保存得较为完整。不仅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烟道、窑盖保存较好，而且经过科学清理，资料齐全。据中国美术研究院研究员顾森说，汉代窑址南方各省出土甚少，特别是经过科学清理，资料齐全的更少。因此上述6座汉代窑址对于我省及南方各省陶瓷工艺及建窑技术的研究，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大邑窑究竟存不存在？其面貌如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邢窑、越窑、均窑等我国古代名窑先后被发现和发掘，大邑窑理所当然地为国内外古陶瓷专家所关注。”“1992年，文管所在东壕沟北段，县运输公司修建工地发现隋唐窑址两处，当即配合市考古队将其发掘。出土若干白瓷碗、白瓷盏、白瓷釉下绿瓷平口盂，以及青瓷碗，青瓷高足杯、青瓷注子等完整或残损的瓷器、瓷片。窑址的工作面、火膛、窑室、烟道均基本完好。窑壁烧结较厚，呈青灰色，说明这两座窑址使用时间较长。不久，又在县城西门外粮食局面粉厂发现隋唐窑址一处。除出土若干青瓷白瓷的完整瓷器外，还出土十多件柱形支烧窑具。发掘的这三座窑址，虽然没有杜甫笔下那样精美的白瓷，但足以说明，隋唐时期大邑确实烧制过瓷器。而且大邑县城附近，当时就是一座大窑场。”
1996年版《大邑县志续编·增补》篇第五章《掌故》第679页《杜甫与大邑瓷窑》记载：“1992年初月4日至11日，成都市考古队与大邑文管所在晋原镇东壕沟北段西岭旅行社建筑工地又发掘一座更为完整的隋唐窑址。窑门、火膛、窑室、烟囱基本保存完整。窑室内出土瓷器49件，瓷片若干。器形有碗、罐、壶、杯、碟盘盂等多种。釉色有青、米黄、白黄3种。胎骨有红、灰、灰白、白等4种。晋原镇西街地下水工程施工中，出土明代录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的五代瓷碗11件，八方形小白瓷碗8件，青花彩碗8件。考古专家从出土器物和窑炉的结构鉴定，此窑最早烧造于隋代，唐代继续烧造。在发掘这座窑的同时，又在附近发掘了几座窑址。初步判定，这里是一处隋唐时代的窑群遗址。瓷窑遗址是大邑重要文物。”《大邑县志续编》第23篇《文物胜迹》第2节《出土文物》第466页记载：（1992年）“6月，农业银行县支行公园坝工地等出土大量隋唐残损陶瓷器。其中瓷碗90件、瓷耳杯7件、瓷高足杯4件、瓷双耳罐2件、陶瓷系罐1件、陶擂钵2件、陶盖4件，均已修复。晋原镇西街地下水工程施工中，出土明代录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的五代瓷碗11件，八方形小白瓷碗8件，青花彩碗8件。县城水洞子和西郊戴巷子出土隋唐窑址的工作面，窑室、火膛、窑壁、烟囱保存较为完整。”
另有资料记载：县城内惠山宾馆附近，也曾发现一处窑址，由当时的文管所长胡亮主持抢救性发掘，挖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白瓷片，当时考古人员还整体搬回去一个小窑。2003年因县文管所与安仁刘氏庄园合并，县文管所迁安仁时窑包无处存放被遗弃了。此后在大邑县静惠山公园背后原五一染织厂对面山沟内鱼塘旁，曾经发现一处窑址，经文物部门发掘出很多白瓷片和一只基本完整的白釉高足杯。
大邑唐代瓷窑遗址已经发现了近20处，因而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既非杜撰，也不是笔误。
釉面纯洁瓷质细腻
大邑烧瓷目前已见的有碗、盘、炉等，瓷胎之白，几乎与现代白瓷瓷胎无甚区别，瓷质细腻、坚致，硬度强，比重轻；将瓷片彼此敲击，其声清脆悦耳；釉面纯洁，不见杂质，釉色纯白犹如堆脂，色泽温润光洁。2009年3月5日，《成都日报》《白瓷斗笠碗杜甫诗中物——大邑新场镇一工地发现三处唐宋窑址以及大量白瓷》报道：“现场考古专家告诉记者……石虎村唐宋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左右……该遗址的发掘不仅对研究大邑乃至成都地区的唐宋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让考古人员激动的是，此次新场镇石虎村发现的唐宋遗址中，他们首次发现了三处窑址和大量白瓷片。”
2010年10月17日《成都日报》刊登的《大邑白瓷不一般杜甫写诗夸过它！》也报道：省收藏家协会胡老师带来“宝物”，一个王泗出土的白色瓷碗，也即“大邑白瓷”，体薄而坚、色白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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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白瓷概述
隋代的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晚于青瓷，是在青瓷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白瓷与青瓷的唯一区别是白瓷胎釉的原料中含铁量甚少，其他生产工序并无差异。考古资料表明，白瓷的出现不是在青瓷发达的南方，而首先是在北方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白瓷在北朝时期已露端倪，烧制成功是在隋代。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 (595)张盛墓，出土了一批白瓷。这种白瓷虽然还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但较之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器物的白度与坚硬度。瓷器的造型也较前大为丰富，表明器物成型技术有明显的提高。晚于张盛墓15年的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 (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瓷器中，既有青瓷又有白瓷。白瓷胎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隋代白瓷尤以龙柄双连瓶和龙柄鸡头壶称最。双连瓶的造型奇特，制作精致。龙柄鸡头壶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青瓷的传统器形。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元年 (605)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更是隋代白瓷的佳作。以北齐武平六年 (575)范粹墓出土的初期白瓷为起始，到隋大业四年 (608)的李静训墓为止，仅仅经历了短短的30余年，白瓷的发展就已迅速地成熟了。
范粹墓出土早期白瓷
范粹墓是一座北齐墓葬，具体年份是北齐武平六年（575），距离隋代开国仅六年。这些瓷器就是“最早”的纪年白瓷了。这批瓷器还是有很多青瓷的影子在，但很明显，主观上是在往白瓷靠的，只不过由于技术难度，还没有完全排除掉氧化铁的干扰，呈色并没有那么白净，但胎是经过淘洗的，也没有施化妆土。
张盛墓出土白瓷
张盛墓出土白釉棋盘
张盛墓出土白釉贴花壶
张盛墓出土白釉四环足盘
隋开皇十五年（595），经过了20年发展过度，这时候的隋代从战乱到一统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白瓷也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白瓷已经比范粹墓的要好得多了，胎釉中的铁含量减少了，白度变高了，连烧造温度也有所提升。
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系龙柄鸡首壶
李静训墓出土双把双身壶
李静训墓葬中出土器物虽然造型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但是釉色方面与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见历经三十多年的尝试，此时的白瓷已经基本烧造成熟了，剩下的只是优化。
隋姬威墓出土束腰白瓷盖罐
隋大业六年（610），隋代制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至此，隋白瓷进入一个高峰期，大量不施化妆土便可达到很高白度的器物开始出现。 长期以来，隋代白瓷虽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很多又出土于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之中，然而烧制这些白瓷的隋代窑址却一直未能发现。1982年，继唐代邢窑白瓷窑址发现以后，在河北内丘与临城交界处的贾村发现了隋代烧制白瓷窑址一处。贾村窑既烧青瓷又烧白瓷，白瓷中又分粗白瓷和细白瓷两大类。粗白瓷一般胎质灰白，为了增加瓷器烧成后的白度，施釉之前，先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一层透明的白釉，这类粗白瓷以微微闪黄者居多。细白瓷一般胎质洁白，在胎釉之间不施“化妆土”，制作也较粗白瓷精致。 隋代白瓷窑址的发现，不仅证明隋代白瓷烧制技术已臻完善，而且也解决了隋代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白瓷的窑口问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根据《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瓯”的记载，在内丘城关发现了隋唐时代的窑址多处。内丘白瓷窑与贾村窑相类似，烧制的白瓷同样有粗细之分，也有施“化妆土”与不施“化妆土”的区别，可以看出它们同属于一个瓷窑系统，两窑有着共同特征。考古工作者在内丘隋代窑址中还发现了一种高白度的具有透明度较高的白瓷,虽然数量较少,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由此证明，在唐代邢窑白瓷以前，白瓷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并达到了一定高度。从所发现的白瓷残片看，大致可以看出是碗，平底，足心微凹，足高外撇，去一周，近底处丰满，壁斜直，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制作极为精细规整，胎洁白细腻，透明度高，断面呈油脂光泽，胎厚0.3～0.8厘米，造型与隋墓出土的碗式相同，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结果表明，胎料中含氧化铝高达26.8％，而含氧化铁仅为0.34％，反映出中国北方白瓷所具有的高铝低铁的特点。其中，氧化铝的含量大幅度增加，说明它是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的，且坯体中莫来石针状晶体生成较多。这类白瓷证明隋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高温还原烧造的技术，为唐代白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白瓷的发展概述
湖南长沙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瓷。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曾出土比较进步的白瓷，但成熟的白瓷要到隋代才出现。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隋代白瓷已较普遍，河南内邱邢窑曾发现隋代窑址。唐代达到极盛时期，已查实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窑址有河北内邱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相匹敌，世称“南青北白”，为唐杜甫赞诵的四川大邑窑，至今未查明其产地。
南方地区未发观唐代白瓷窑址。唐代广州亦曾产白瓷。唐代对白瓷的白度要求很高，因此在部分较租的瓷胎上，先施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到中、晚唐，已多数采用高质量的坯料，因而减少或不用化妆土加工瓷胎，其精品已达体薄釉润，光洁纯净地步。五代时期，白瓷生产仍以北方为主，唐代窑场大多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的黄堡镇和玉华宫窑等。晚唐、五代墓中多次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其中多数应属河北曲阳窑及辽白瓷。
景德镇五代窑址是南方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白瓷产地。宋代白瓷以河北曲阳的定窑为代表。山西介休、盂县、平定和阳城窑也都生产白瓷，四川彭县窑的仿定窑瓷，曾有人误认为唐大邑窑。此外，河南地区某些瓷窑也在烧制白地黑花器的同时，生产白瓷。泗州窑和宿州窑在南宋初已有仿定器的制作。福建德化宋代亦曾烧造白瓷。元代纯白瓷的制作已趋于低潮，景德镇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对明代白瓷的成就有很大作用。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但由于青花瓷和斗彩、五彩的盛行，纯素白瓷的制作已渐趋低落。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其特征，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色”、“象牙白”之称。
中国瓷器制作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除了高贵典雅的青花和色彩艳丽的彩瓷外。素雅的白瓷也是人们喜爱的一个品种，虽然看上去没有斑斓的花纹和艳丽的色彩，但在朴实无华中，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自然天成的美。白瓷一般是指瓷胎为白色，表面为透明釉的瓷器。在上海博物馆中珍藏了很多唐代白瓷。这些唐代的白瓷制作讲究，胎土淘洗洁净，杂质少，个胎很细，而且白度比较高，上了一层透明釉以后，反映出来的颜色很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曾推崇唐代邢窑白瓷为上品，并形容它的胎釉像雪和银子一样洁白。
清光绪 ·素烧白瓷仿铜器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６%，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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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白瓷的历史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州村，古代属定州而名。宋定窑白瓷因进贡宫廷，“白定”扬名陶瓷史，淹没了唐、五代定窑器及宋“紫定”、“黑定”、“绿定”的工艺成就。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唐定窑史，以还定窑真实面目。
定窑白瓷源于唐邢窑白瓷，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使得唐邢窑白瓷名噪天下。但唐邢窑“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几乎均属于日用瓷，后远销海外，成为唐代产量最多的出口瓷。字串6
河北唐邢窑衰落之后，河北唐定窑继而代之。进入宋代，定窑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即著名的“紫定”、“黑定”和“绿定”。其实宋定窑中的“紫定”、“黑定”和“绿定”，是中国陶瓷史上除青釉之外最具历史文化收藏价值及美学评判价值的高古颜色釉瓷，先说“绿定”，文献上无记载，仅见一件窑址标本“绿定刻龙纹花纹器”，龙纹刻法犹如“白定”。绿釉始见汉绿釉陶，而宋“绿定”却是陶瓷史上最早的绿釉瓷。次说“黑定”，黑釉始见于东汉的德清窑黑釉瓷，德清窑以黑釉瓷壶闻名，其黑釉本身枯涩，其名声在于器型。宋建窑黑釉茶盏美在于黑釉之窑变纹、窑变斑。而宋“黑定”美在于胎体洁白，黑釉晶亮莹润。再说“紫定”，“紫定”是宋以前高古瓷中唯一可以与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瓷媲美的一种颜色釉，源于仿酱色漆器。古玩市场上，民窑“紫定”器要比民窑“白定”器贵十倍以上。苏富比1997年香港拍卖会上，一件类似宋定窑“紫定”器的宋耀州窑酱色釉梅瓶，拍卖估价已达220万至280万港元，如真品宋“紫定”器，估价还应更高。
回到宋定窑白瓷。白瓷是宋定窑的主流产品，也是代表性的产品。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多为盘、碗、碟、杯、盒子、瓶等日用器。装饰有模印、贴花、浮雕、划花和刻花四种。纹饰以浮雕莲瓣纹居多，莲花瓣肥，器底刻划“官”或“新官”字铭的多为晚唐、五代的产品。
北宋中期定窑白瓷出土器不多，浮雕莲花瓣纹明显减少，葵瓣口碗也少见。“紫定”器多为北宋中期，此时耀州窑也出现酱色釉器物。
北宋晚期，定窑白瓷佳品多，刻花装饰线条有的粗犷有力，也有的纤细流畅。多以印花装饰为主，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其纹饰模本采用定代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工艺成熟。北宋晚期定窑为官府定烧宫廷用瓷，典型器为宋定窑牡丹纹大盘，印花云龙云凤大盘。
宋定窑白瓷鉴定：胎质坚实，釉面有泪痕釉，釉中有竹丝刷纹，为鉴定要点，釉色白中微闪黄色为典型特征。当代新仿品，胎质过于细腻，釉面可见泪痕及竹丝刷纹，釉色多闪青白，刻划纹呆板，凹凸生硬。没做旧之器有贼光，做旧釉面呆涩，刻有“官”字铭器，多太精细，无古朴之气。古玩市场宋定窑白瓷碎片较多，可藏几件作为鉴定标本。
可惜，北宋汝窑瓷进宫廷后，原宋宫廷“宠器”定窑白瓷被弃，原因定窑白瓷器口有芒，汝窑天青釉更完美。
白瓷似水 艺术如火
它摆放在我眼前，咧着嘴笑得很肆意，一眼半张，一眼微闭，满脸的舒适安逸。右手玩弄着石球，左手高举头顶，食指直指天空。没有明亮深邃的眼神，却散发智慧的光芒；没有严肃庄重的神态，却传达慈悲为怀的信念；没有衣冠楚楚，却不禁为之肃然起敬。更妙的是那高擎指天的食指，道出了他坦荡释然的广阔胸襟，天地又奈我何？快乐独自在哉。这尊独特的弥勒佛出自瓷艺大师陈仁海，它有个同样让人豁然开朗的名字——欢喜就好。
漫步于他所创办的中国白艺术宫，周围满是瓷光玉色。初次观赏德化白瓷，便为其内涵神韵所倾心，细看之下，更为其优质外形和精湛技艺所折服。中医总结有“望闻问切”四诊之说，现在也容我为欣赏白瓷一用。“望”：其质材纯净无暇，洁白如牛奶，又细致如丝绸，整体素净又不失典雅。“闻”：在灯光照映下，瓷体胎薄而透亮，泛着安静详和的光；用手指轻扣瓷身，声音圆润而有力。“问”：在对细腻的做工惊奇之后，一问得知，每件作品都是将捏、雕、刻、镂等多种技艺结合起来完成的，可想象费工之大，耗时之久。“切”：伸手轻抚之，瓷体表面如丝质般顺滑，又如玉器般冰凉宜人。
这就是令人惊奇的德化白瓷，以轻灵透雅的姿态，如水般涓涓细流。
他坐在我身边，微笑，沉默，思考，诉说，状态缓缓变换着，但维持着亲切感，怎么不像想象中不可触及的艺术大师？“我刻画的弥勒佛是我年老时的理想。”陈仁海这样说，也一语点破了我的困惑。正是如此淡泊乐观的心态才塑造出如此多生动饶有神韵的作品，才处世不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佛说：前世千百次的回蓦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而对于艺术家和白瓷，偶遇是为了千百次的回蓦。大概只有大师自己知道，每件作品中倾注了多少他对艺术的孜孜求索。不像白瓷表象的冷峻无情，承担着白瓷作品灵魂的艺术富有激情和感染力。它的形式多样，只有在相互碰撞后才衍生出微妙的火花。它是在完成对自我的审视、对历史的通晓、对生命的领悟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对白瓷全新的认知。
伟大的艺术总能使人进入没有休止的思考之中，正如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生生不熄。
听说，德化白瓷如清泉般不染烟尘、清润纯净，可我分明也看到瓷中跳跃着一只名为艺术的火精灵。
隋唐白瓷与青瓷
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白瓷曲折发展的身世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