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罐的鉴别。
细心的收藏者会发现，在传世和出土的瓷器中明代的罐多于瓶，而清代却瓶多于罐。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首先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风俗说起。
中国古代人原本就很在乎避讳，在当时社会大兴文字狱，对同音字发音格外谨慎，重要到了要命的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大兴文字狱记录，刑罚残酷，株连众多：
有一年元宵节，明太祖看见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妇人怀抱一个西瓜骑在马上，那个马的脚很大。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此画是在有意讽刺马皇后脚大。马皇后是淮西人，“淮＂与“怀＂谐音。于是开始大杀京城居民中所谓“不守本分者＂，人数达数以万计（“黑春秋＂丛书《十大屠杀》）。明代万历、崇祯至清代康熙年疠疫流行。最严重的是1641年，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疠疫大作，山东东明县等地白骨积山，遗骸遍野（《古代治疫经验》）。人们可望平安生活，希望仕途得到升迁，于是清代《平升三级图》为瓷器纹饰流行。瓷器上绘瓶（平）、笙（升）、三戟（三级），以谐音取其意。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过去的明、清代人不同的心境。应当说，古代中国既然“罐＂叫人贴心，而“瓶＂须套用三个谐音，方可“官运亨通＂。那么，经历了文字狱的明朝百姓，对龙泉青瓷罐（寓意清官）、白地青花罐（寓意“为官清白＂）等罐类器物情有独钟。
于是，颇具雄风的各类罐应运而生，在迷信谐音能带来好运的明代人中罐越做类型越多，并崇尚大罐（大官），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讲礼教的陈设品。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并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陈设的重要物品。到了成化年，宫廷居然史无前例地烧制了“天＂字罐，该罐的意味更为深远。此外，出现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孔雀纹、锦鸡纹及仙鹤纹、锦上添花纹等明示世人，说明罐的主人的社会心态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罐上装饰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驸马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动物纹（《明史·舆服志》），而这类纹饰，除了香炉上出现武官二品的狮子、九品的海马纹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他器形上，则难得一见。
另外，从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图、祥云纹、瑞果纹、婴戏图、月宫图等一些装饰题材上，亦可知晓人们对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万历时期的一件五彩开光人物罐其菱花形的四开光内分别绘“吹箫引凤＂、“举案齐眉＂、“指日高升＂、“状元折桂＂等民间传说故事，把文人的心声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说明，明代大部分罐，并非传统概念上的盛贮器，由于罐的谐音此刻代表一种境界，罐便具有了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和使用功能。
由于罐在这一历史阶段不负众望，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获得明代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同时，在明末，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状况下，莲子罐和粥罐的应运而生，对构筑当时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态，无疑是有一定的社会效应的。
相关阅读
明代民窑日用瓷器产量多销路大
历代民窑日用瓷器的品位和产量、销量，难见史料有详细记述。现在想了解那些品种产量销量，靠史料是难得解答的。日用瓷随用随破，破碎之后，可说去路只一条，就是作为垃圾埋入地下了。因而，从全国各地地下出土的瓷片，窥见历代瓷品的品种和产量销量，成为没有办法中的可行办法。
据我多年天南地北捡集瓷片的经验，印象中，所见次数最多的品种是明代后期到清初之间的青花团螭碗。这种碗从已知标本得知，始于明嘉靖年间，“大明嘉靖年制”款的瓷器多有出土，我本人也在北京、南京和景德镇检集到嘉靖年款的碗底多个。嘉靖画法，总的看较为工细，器型也有嘉靖特点，胎薄而较规矩，可视为初创期。到后来，画面才逐渐从具象向抽象演变，到崇祯时已出现完全的抽象画面了。这时有些器皿瓷质粗糙，估计产量相当多。
说团螭碗产量多销路大的依据，一是出土数量多，天南地北足迹所到之处，几乎处处能遇到这种碗底；二是出土地域广，不仅城镇闹市有，高山、海滨和穷乡僻野都有出土。例如五台山上，在山顶一个小庙周围也能捡到团螭碗残片。又如五夷山顶，也能见到相当完整的碗底。一位友人赠我从北京慕田峪长城烽火台里捡到的残片中，竟也有这种碗。南京王志敏先生曾收集到“庚午科制”团螭碗底，是当年崇祯科考考场的专用瓷。可见，城乡百姓、山中僧道、戍边士兵和科考员生，都用到这种碗碟了。
从器物纹饰看明代各朝梅瓶的变化发展
明代各朝梅瓶除以白釉、蓝釉、红釉、青釉、绿釉等作饰外，主要采用青花绘画的技法而成，个别的也采用刻划工艺。其构图主要承袭传统的二种形式，一种自上至下以排列整齐的多层图案组成，另一种则在器身随意绘画纹样，由此可知明代各朝梅瓶装饰的变化不在纹样的构图上，而在图案的具体绘画上。
明代洪武梅瓶在承袭元代图案排列满密、布局却井然有序的风格的同时，在具体绘画上则有了明显的变化，纹样一改元代大花大叶的特点，而趋向写实，画笔硬朗，画风洒脱，线条活泼流畅而不失刚劲有力之感，图案以花草树木、云龙、松竹梅及扁菊纹为典型。其中扁菊纹的花芯内有斜直纹，复合菊瓣的外层，一侧留白，另一侧填彩。胫部所绘变体仰莲瓣纹，也由元代各花瓣的独立成体，改变为合用一条公共边，由于节省了空间，所以洪武梅瓶的变体莲瓣纹瓣数较元代增多。
永乐梅瓶画风较洪武有了明显的变化，画面布局疏朗，纹样由洪武的多层改变为三层（中间一组主纹，上下二组辅纹，其间用弦纹间隔），纹样中间的空白较洪武增多，画面绘画精细，线条生动活泼，主题纹样以缠枝莲花、折枝花果及桃树等纹为主。肩部辅助纹样则为缠枝、如意云头、折枝花果纹等，胫部流行缠枝灵芝、折枝花、朵花及蕉叶纹等。元代、洪武常见的胎部变体莲瓣纹在永乐朝并不流行。
宣德梅瓶纹样和永乐相比，龙纹明显增多，以海水龙、云龙及螭龙为典型，龙纹形态变化多端，矫健而又凶猛。除龙纹外缠枝花亦颇为流行，但宣德梅瓶上的缠枝花较永乐的布局满密，朵花变小，一件瓶上往往由牡丹、菊花等多种花卉组合在一起。胫部辅助纹样又以变体莲瓣纹为常见，但较以往的莲瓣瘦长，而且多为复合莲瓣纹，第二层莲瓣一般只见尖端，有的两莲瓣间还留出一条空边，以示第二层莲瓣，变体莲瓣内的花纹亦各有变化。肩部辅助纹样除与胫部呼应的变体莲瓣纹外，还流行如意云头及兽面纹等，其中如意云头纹虽是元以来的流行纹样，但宣德的如意云头较小，一周如意云头的数量增多。肩部与胫部的纹样往往上下呼应，如肩部是变体莲瓣纹，胫部也是，肩部是如意云头，胫部也相同，只有个别是例外的。器身三组纹样一般多自然分层，不用弦纹间隔。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梅瓶的纹样在宣德的基础上又有明显的变化，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此三朝梅瓶的主题纹样主要有折枝花卉、缠枝莲花、孔雀牡丹、文人高士、莲池鸳鸯纹等等，其中文人高士往往与山水景物、云纹等组合在一起，云纹作为一种陪衬纹样在画面上占有相当大的位置，这种繁复的云纹日本人称之为云堂手，尽管这种纹样在永乐朝已经出现，但像空白期那样绘在较大形的瓶腹上作辅助纹样的则甚为少见。此三朝梅瓶肩部的辅助纹样亦变化多样，常见的图案有凤穿缠枝花卉、折枝花卉、锦地开光花卉、变体覆莲瓣、如意云头折枝花卉、云纹飞马、海水飞马纹等等。一部分梅瓶的肩部纹样一直延至上腹部，从而使腹部主题纹样的位置下移，形成了三朝部分梅瓶装饰的特有风格。这一时期梅瓶胫部的图案主要有复合蕉叶、海水波涛、变化仰莲瓣纹等，此时的变体仰莲瓣又出现了元代不合公共边的构图。尤值得一提的是宣德朝一度不流行的在各组纹样中以弦纹间隔的画法在三朝又恢复了，而且打破了以往不在瓶颈部及与颈部相连的肩上部不饰花纹的习惯，开始在颈部流行弦纹、回纹、锦纹、朵花纹等纹样，形成了三朝特征强烈的装饰风格。
明代中期梅瓶传世甚少，所见纹样的内容题材上与三朝的相似。如上述广东省博物馆藏匿梅瓶腹部所绘文人高士图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流行纹样，连人物旁点缀的山石小景、祥云等都与三朝的如出一辙，只是绘画较三朝的精细，肩部与胫部呼应的瘦长蕉叶纹及近底部所绘的一周回纹则显示了成化梅瓶装饰的风格。
嘉靖梅瓶的纹样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些许变化，如尽管空白期三朝已在瓶颈部装饰纹样，但唇口外侧多无纹，嘉靖器开始在唇口处饰弦纹，出现了不易被人觉察的区别。此外在嘉靖之前分隔纹样的弦纹多以二道弦纹为一组，而嘉靖的弦纹除以二道为一单元外，一件器物上的分隔线已不再一致，如上腹的分隔线由二道弦纹组成，弦纹内还绘有细小的朵花，下腹分隔线则由中间一条宽边，上下二条细弦组成，尤明显的特点是部分嘉靖梅瓶胫部的辅助纹样由传统的一组变化为二组（其中一组为辅一组为主）。流行的主题纹样主要有凤穿花卉、缠枝花、折枝花、莲池与云螭纹等。肩部流行如意云头纹，并承袭了前朝云头内饰折枝等纹的装饰。在传世器皿中，官窑器的绘画比较精细，一部分民窑器的绘画则相当草率，部分器皿恢复了明初梅瓶口颈部不饰纹样的特征。
万历梅瓶的装饰官民窑区别较大，其中一部分民窑的装饰完全承袭嘉靖器而来，另一部分则在此基础上又有变化，器身主要突出主题纹样，图案写意，胫部辅助纹样较以往的明显变短。如上海博物馆青花锦鸡牡丹纹梅瓶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主题纹样虽为锦鸡，但将其置身于远山近石、花草丛中，胫部装饰的图案与腹部一致，画面较短，肩部为锦地开光图，颈部饰蕉叶纹，两蕉叶间有一条直线，似复合蕉叶，又似分隔线，唇口有弦纹，画工略草，时代特征鲜明。
万历官窑梅瓶的装饰纹样较民窑精细、有规律，从传世实物看，官窑梅瓶的纹样大多由器腹、肩部、胫部三组图案组成，恢复了明初图案的布局格式，但在具体绘画上则具有万历本朝的风格。典型的主题纹样为缠枝莲花、缠枝莲龙、螭龙纹等，其中缠枝莲花与缠枝莲龙纹的布局较满密，螭龙的图案较疏朗，纹样生动，肩部与胫部往往饰上下呼应的变体复合仰覆莲瓣纹，莲瓣的画法与以往的不同，花瓣瘦长，瓣端勾线似云纹，部分器皿所饰变体莲瓣纹由于瘦长，内不饰其他纹样，好似菊瓣，口、颈及肩上部均无纹，盖上纹样多与器身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