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的鉴别与欣赏。
德化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和广州潮州（一说为湖南醴陵）齐名。德化瓷历史悠久，历经了千年的风霜，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世界陶瓷史上“中国白”一词也就成了德化白瓷的代名词，曾在史书上记载：“‘中国白’，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
德化窑制瓷的始止时间可用10个字概括，即始于宋、盛于元明、衰于清。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碗坪仑窑在生产青白瓷的同时就生产出了白瓷，但德化白瓷成为全国制瓷业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则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德化所具有的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以及白瓷独具的优良品性和广泛的市场需求，德化很快就以生产白瓷而著称，并且成为了闽南的瓷业中心，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表明，在碗坪仓窑遗址出土有北宋至南宋初的青白瓷残片，在屈斗宫窑遗址则发现有大量元代烧制的青白瓷。历史资料记载，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的稳步发展后，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陆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德化窑在元代其实应该就已经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瓷窑之一了，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经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德化瓷器的生产和销售有过专门的介绍。而整个元代德化瓷器在海内外的一个良好的销售市场，为德化窑在后代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优越的经济基础。到了明代，德化窑白釉瓷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工艺大师们研制出一种温润乳白，如脂如玉的白瓷，这在当时全国制瓷业中独树一帜，至此，德化窑达到了全盛巅峰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的《泉州府志》云“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在明代，该窑多产观玩器品，如瓷塑等。《天工开物》故曰“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不过到了清代，还以瓶炉、文具等为多产。德化窑的瓷器在近代寻常可见，而一向以明代德化为贵。德化窑创新不断，精品层出不穷，直至沿续到清代早期。全盛时期的德化瓷器蜚声海内外，其特殊的制造工艺为德化瓷器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德化瓷器瓷塑胎质优异，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猪油白”、“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别有情趣。民国时的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后制者出德化，色甚白，而颇莹亮，亦名福窑。白者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瓷质颇厚，而青里能映见指影，以白中闪红者为贵。”这一时期，德化瓷塑造也是大师辈出，其中以何朝宗最为出名，他的观音像形态万千、丰润饱满，为广大百姓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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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与德化窑
瓷器是中国的骄傲，但就人物造型而言，以福建德化窑成就最高，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德化窑艺术家尤其擅长创作佛道人物，其中，菩提达摩更是明、清、民国直至今日长盛不衰的创作主题。由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一个真实的菩提达摩，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德化窑瓷雕艺术的鉴赏水平，也为生生不息的德化窑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为主题的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也最为丰富。
唐、宋以来，佛教界流传的菩提达摩的故事，大体是说：
菩提达摩，南天竺（古印度）人，婆罗门种姓，“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史称佛传禅宗二十八祖。
菩提达摩一生以游化为务，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历经艰辛渡沧海辗转到达中国广州，由广州刺史出面迎接，旋即被请到南朝梁国之部南京，拜见了梁武帝萧衍。萧衍问：“我广造寺宇，渡众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也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答：“并无功德。”萧衍追问：“为何没有功德？”答：“你只不过干了几件好事而矣，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功德。”说罢低眉合掌口唱“南无”。萧衍闻言，心中不悦。菩提达摩知道因缘不契，遂决意继续北上。
但当菩提达摩来到汹涌的长江边时，竟找不到渡船可乘，于是他便折断一枝芦苇踏上，渡过了长江。这枝芦苇一共有五片叶子，所以后来的禅宗产生了五个伟大人物，这就是“一苇渡江”的故事。
他到达北魏国都洛阳后，曾参访过修梵寺和永宁寺，不久，他便隐于洛阳至嵩山一带，随其所止，悔以禅教。《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叙述达摩有这样潇洒的一笔“深入惠门，津梁是寄，玄悟法宝，尝托兹山。”
冬月某夜，大雪纷飞，四十岁的神光求法安心，达摩为坚其志，令其退去并言除非天降红雪，于是神光断臂立雪，达摩遂收为弟子，并改名慧可。
其间孝明帝三次下诏，召见达摩，他都不赴宫应命。
达摩禅宗，在四祖道信以前，都是奉行的苦行僧，穿衣“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乞食，无论好坏皆受而食之，且每日正午前吃一次饭，过午不食；不住寺宇，民宅，而坐于远离人烟的林间、草地、坟冢间，并常坐不卧。“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而已。
达摩在岩穴间坐禅，面壁九年，传说连他的精气神影都透进了石壁。
达摩面壁九年后，欲返印度，众弟子前来汇报修禅心得，他对道副说：“汝得吾皮”。他对某弟子说：“汝得吾肉。”又对道育说：“汝得吾骨”。最后对慧可说：“汝得吾髓。”并以衣钵为信物传法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于东魏天平三年（公年536年）灭化于洛滨，葬熊耳山前空相寺中。
当时西行求法归国的高僧宋云，却在西域戈壁荒野中遇到已死了的菩提达摩。他赤着脚，提着一只鞋，显得闷闷不乐。宋云问道：“大师往哪里去？”回答说：“往西天去！”说完就独自向西走去，消失在茫茫之中。
宋云回到洛阳，说起此事，人人诧异，开棺验视，棺内仅一只芒鞋而已。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他那清澈澄明的伟大思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一直在中国佛教界浅吟高唱，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经二祖慧可，三祖僧，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并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至今，嵩山少林寺仍留有达摩洞，初祖殿，二祖庵和养臂台等遗址。
历史上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衣钵传人，只履西归等，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无限景仰和怀念之情。
菩提达摩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德化瓷雕艺术的创作，但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影响了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力和作品的优劣高下。胸有成竹，题材的构思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我手写我心则是作品达到的一个最高境界。
我们首先来看两件明何朝宗款达摩立像作品，一件表现的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主题，且不必谈何氏惯有的疏密有度，连绵流畅的衣饰处理风格，达摩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江水，而眼里流露的是几分愠怒和无比的坚毅。愠怒的也许是梁武帝萧衍的功利心以及不解禅宗精髓，还有这无船可渡的江水，但进一步坚定了他不畏艰难誓成大法的决心。而另一件作品表达的内容更加深远，它表现的是达摩经历了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之后大彻大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一横空出世的思想和能得其髓的人以衣钵传之。正是这种思想和代代相传的精深博大，禅宗发展成为了中国佛教最大宗门，所以它表达了禅祖一生最重要的内容。这时的达摩脚下是中岳的高岗，历历可数的胸骨，磨砺的手指，突出的门牙更加硕长，扭动S型的身材和格外饱满的胸腔给人以力的震撼，达摩的眼神既不是凶也不是苦，而是充满一种得道后的天地正气。
德化窑佛道人物我们还可以看到明张寿山款达摩，清博及渔人款达摩，当代名家款达摩以及大量的无款达摩等。但就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言。我相信，热爱德化窑瓷雕艺术的人们心中自有高下。
瓷器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但在浩翰的中国瓷器历史中，名垂千史的首推何朝宗，瓷圣之誉，实不为过。阅尽沧海的徐悲鸿先生有句不为大众所知的名言可作每一个艺术家的座右铭，这就是“尊德生，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通中庸者，其百世艺人之准则乎？”
这就是艺术，美目巧兮，顾盼生辉。
世界不能没有艺术，艺术也永将演绎传承和创新两大主题。
西方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有三件镇馆之宝，除一件为“蒙娜丽莎”的油画外，另外两件均为“维纳斯”和“胜利女神”的雕刻品。在欧美，德化建白瓷享誉“中国白”的殊荣，公认是东方艺术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把何朝宗的作品赞誉成“东方的维纳斯”，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探、断臂的“维纳斯”和无头无臂但有双翼的“胜利女神”主要都是以形体特别是衣纹的处理为胜，但就表现形式而言，“胜利女神”更胜一筹，那种不是丝绸，胜似丝绸的衣裙随着形体的变化而流动，仿佛在清晨的海风中苏醒而舒展。“维纳斯”高2.04米、“胜利女神”高2.63米，两者均以大理石雕刻而成，而何朝宗的作品一般不高于0.5米。由于材料和大小的不同，何朝宗的作品在衣纹上不能说好过“胜利女神”，但对人体的把握，特别是衣袍里人体的呼应，大有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艺术韵味。瓷雕的完成过程比直接雕刻更为复杂，小件作品更能达到一种佛在家里，禅在心中的美妙效果。但在神态和手的处理上，何朝宗的作品则好过“维纳斯”和“胜利女神。”手的处理历来是中外艺术家共有的最难处理的形体问题，也许有人说艺术需要一种残缺的美，但这种看法最多只对了一半。试问，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好在哪里？如果没有充满内心活动而神秘的眼神，让人产生不绝的联想，和那双细腻而优雅的双手，“蒙娜丽莎”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何朝宗对神态的处理，且不必再说他的达摩，我们来品味他的观音，何朝宗款的观音有一个共同特点，那是一种眼观鼻，鼻观心，微微那么一瞌的神韵，气定神闲又悠远无尽，难矣！画虎画皮难画神。自何朝宗以后，德化窑名家辈出，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复古还是创新，何朝宗都创造了人们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艺术品中表现观音和达摩的题材非常多，包括绘画，雕刻等，但和何朝宗的瓷雕相比，则高低自见。
在中外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世界上大小博物馆可称得上传世之作的珍品一般具有三个共性：一是描述一件大众化的事物；二是非凡的功力；三是划时代的创新。如是，何朝宗可入流矣！
何朝宗是否步入禅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把握以及饱含神圣的宗教情感是肯定的，尤其是他感念菩提达摩智慧坚毅的一生和清澈澄明的思想，每每或创作之中，或劳累之余，或夜半梦醒之时，他也许为此会悄然泪滴，这也是何朝宗自己一生的写照和艺术精髓。而他的观音则是追求一种“万家呼求万家应”的大慈大悲，我较推崇一件明“心默子”款的观音。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观音姿态随意地倚坐在山石之上，她略微俯首，而容俊秀，直鼻小口，双目微瞌，形貌极为慈祥。头挽高髻，并未戴华美的宝冠，素洁的长衣广袖徒垂拂于盘曲的左腿之上，右腿竖曲，赤裸的右足由衣裙下半露出来，将两手随意地放在坚起的右腿漆上。这种倚坐姿态与一般造像中的倚坐像不同，姿态极为自然悠闲。衣纹疏朗流畅，但能表现出衣料的质感，更具生活化，并不像早期佛教菩萨造像那样过分裸露躯体，呈现的是具有一定厚度而色泽雅致的衣裙，使造型端庄稳重。裸露出的前胸处又饰一朵宝相花，在端庄净洁的色调中增添了几分灵巧华美之感。而对这样一位端庄而又慈祥的菩萨，自然与面对那些威严吓人的神祗不同，信徙自然愿意敝开灵魂心扉，皈依于她的足下。整个作品清新隽永，犹如细雨润物，春风扑面……我之所以较仔细描述这件作品，是因为这是一件最值得探讨的明代观音作品，首先这也是一件最好的德化窑观音作品，但作者“心默子”是谁？人们一直不得而知，一头雾水。如果说何朝宗的作品空前绝后，那么“心默子”和何朝宗孰高孰低？笔者慎重的认为，何朝宗和心默子就是一人，这其中和菩提达摩有关系，原因有二：第一，这件作品的形神，纹饰以及太湖石的艺术手法和何朝宗的艺术手法如出一辙，而且非何朝宗莫属，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干曲而后晓音”。第二：今嵩山少林寺西北约三公里的山腰处，有一个“达摩洞”，相传是菩提达摩坐禅处，洞前有石牌坊一座，横额刻“默玄处”三字，为明万历三十二年所立。“默玄”即“默心”，正是何朝宗对菩提达摩的无限敬仰，精神上的皈依，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自谦以及文字运用的需要，他的心中隐藏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谜底，“心默子”即菩提达摩的转世之子。可见，历史上真实的何朝宗除了拥有和菩提达摩相同的坎坷人生，智慧和坚毅的性格，他也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了自己创作的理念中了，甚至浸淫进了何朝宗的骨髓，何朝宗创造的作品其实也是禅宗思想在艺术世界的完美写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何朝宗的哪一件佛道作品又不是如此。
我常常为何朝宗而感叹，历史上对他的文字记载可靠的只有一句“……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何朝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身世，他的性格，他的艺术世界，他的苦与乐，他的欣喜悲哀……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犹如白鹿过野，空谷传音，迷一样的何朝宗。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何朝宗是一个身世坎坷，智慧坚毅，善于学习和观察，身怀绝技，具有极深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是一个情感细腻丰富，具备高尚品德的大智慧者，他就是释家中的佛，道家中的仙，儒家中的圣。由此，我心感到释然，这就是艺术和艺术生活。生平一句话足矣！留下的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古今中外多少伟大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句话也是何朝宗，说不尽的也是何朝宗。
何朝宗是德化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对德化窑和何朝宗的研究和系统整理还不是很够，这和中国收藏界的主流鉴赏水平以及当地政府有很大关系。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德化窑和何朝宗的艺术价值会得到应有的提高。
衷心希望广大德化窑收藏爱好者用艺术的精神，理性的态度来弘扬这一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不仅仅是一名美好而苍白的空话……如是，善莫大焉？！
德化陶瓷历史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 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 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的发展历史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从单纯的点彩到条形绘彩，再到大块施绘，再到细细描绘，再到潇洒随意，直至衰落，体现出艺术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具有民间窑场独有的特色。
褐彩装饰是瓯窑青瓷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它突破了单纯刻划纹和模印纹的局限，使单一的青釉瓷的色调发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平添一分活泼明快。瓯窑青瓷褐彩装饰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纹样丰富，自成系列。
褐彩装饰产生的早期，三国吴至西晋，仅在器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用大小不一的褐彩小点随意稀疏装饰；东晋装饰范围扩大，在陶瓷器物的口沿、肩部、腹部、盖、流甚至周身，或者动物造型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用褐彩小点装饰，部分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呈菱形、十字形、三角垂帘形等，部分讲究对称，典型器物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永和七年（351）褐彩鸡首壶、东晋牛形灯盏等。早期的装饰手法极其单纯自由、大气而又率直，符合点、线、面的原始美学原理，在青釉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出民间实用而朴实的审美情趣。
南朝，点彩继续流行，用毛笔绘饰的条纹褐彩出现在罐的外壁或莲瓣纹碟的内壁，典型器物如温州市区翠微山出土的南朝瓜形盖罐，反映出运用褐彩装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唐代，点彩基本不见，条纹褐彩继续流行，盛行大块褐斑装饰。在直口筒形罐、敛口水盂、瓶、壶碗等的腹部、口沿等醒目部位，饰以大块褐色或黄褐色斑块，一般不讲究对称，但讲究间距。这种大块褐斑装饰，与唐代浑圆饱满的造型时代特征相呼应，使器物显得雍容富贵。
五代至北宋，保持着唐代褐斑装饰的风格。从北宋早期褐彩蕨草纹执壶来看，北宋的褐色彩绘技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盖面的蕨草叶随意而流畅，具有写意画的风格特点，腹部的蕨草纹茎叶分明，婷婷玉立，飘举摇曳，曼妙多姿，布局构图符合美学原理，仿佛是一幅绝妙的写实自然风景画，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至元初，瓷器的题材仍以自然乡村常见的云霞和花草、兰花、荷花等植物图案为主，但风格为之一变，用毛笔风驰电掣般地绘饰，抽象写意，潇洒随意，酣畅淋漓，与宋元文人画追求笔墨情趣的时代风格相呼应。
六朝瓯窑青瓷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在我国明代的陶瓷当中，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彩绘瓷之外，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陶瓷用品。青花瓷装饰是一种瓷器上的绘画，这是将中国的传统国画表现在瓷器上，虽然绘画的笔法因为在坯体上不如在宣纸上流畅，也因此装饰表现上略微粗糙，但是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装饰风格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联系，所以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传统的国画相比内容就更为丰富。
明代民窑青花瓷
明代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逐渐进入衰败的时期。使得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那时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在明中期到明末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也有了明显的人文风格倾向的转型。明代民窑青花因此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因商业的流通，文人思想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主要在青花装饰上的表现特点，便是用笔犹如书法中的行书，意达而笔到，将这种大写意中的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青花的装饰中来，具有雅俗共赏、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点。“民窑绘画意境之美犹如无声之诗，极其自然灵妙。其山水人物画往往简练几笔就绘出远山近水以及人物的动态，清新淡远，耐人寻味。”
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主要分为官窑也称为御窑与民窑两种。而这其中明代瓷器的烧造和对外销售当中，民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朝廷因为规定禁止一部分的彩瓷在民间使用，因此民窑中的青花瓷成为了民间的主要产品。一些远销海外市场的陶瓷也主要以民窑青花瓷器为主。青花瓷作为一种将绘画装饰与日用品相结合的日用工艺品，紧密地将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明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与民窑青花瓷两者中，民窑青花的传承性很强，因为民窑青花的表现能力比官窑青花的表现更加淳朴自然。这些特点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加肯定了民窑青花瓷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因此，青花瓷装饰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创作出的产品符合世俗想法的要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口味。
在明代时期，郑和七次出海下西洋，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也因此商业贸易方面与民间各个手工业方面比前代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在当时有一大批的走出思想枷锁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潮流涌现出来，这些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都有着艺术革新和自由独创的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艺术思想的崛起。因为这种文学思想精神对于人存在这个本体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是对个人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欲望的肯定，于是在民窑青花瓷器绘画装饰的表现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主要以民俗风土为主题，以情爱自由为题材，以及追求人间富贵为内容的装饰绘画开始较多的出现。艺术创作者们在原本单纯简单的花鸟作品中，有的便会加上能够反映这种写意精神的诗词与之相配。
明代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装饰以及工艺技术都超越了前代的规模。元代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厚重和繁复，到明代时期便转为轻巧与简练，明代的青花瓷品种更丰富，装饰风格有的清新雅淡，有的淋漓豪放，有的质朴简练。在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首要提及的便是“气韵生动”，其次就是“骨法用笔”，这种强调笔法韵律的审美便在文人画客中流传至今。虽然民窑艺人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六法”，但在青花瓷器装饰上的运笔和形式以及气韵的掌握上都体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
明代的民窑青花瓷器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表现特点。我们一般将明代的青花瓷艺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1、在明代早期，即从明洪武、永乐、宣德到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这是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孕育时期，从装饰方面上来看构图也较为单调，基本以单线描绘为主。这是一种简淡的风格，但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善于观察，通过识别抽象或具象的东西，将其概括出来，这是一种简约质朴的绘画风格。虽然没有明中期青花分水技法那样丰富的层次关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明早期民窑青花的装饰则也是极具特点的。一是装饰极为大气，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基本上是一挥而就的，画面概括。二是画法虽然单一，但也正是如此便造成了画法技术的高超水准，在画面中有的笔法加一笔则多余，减一笔则缺少神韵。其三，绘画的画笔造成了整体画面的气势非常连贯。
2、从明中期开始，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民窑青花得到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装饰的题材比之前丰富，二是绘制技法有了不断的创新，三是创造出与青花色泽极为和谐的胎质釉面，把青花瓷所特有的陶瓷艺术特征从单纯的绘画中完全分解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魅力的要数明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了。成化朝时期青花瓷器的精品所具有的优雅韵味是历代青花瓷无法企及的。中期的青花装饰风格较之前明早期的青花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画面的勾线来看，明中期的勾线渐渐变得圆润含蓄，没有了之前的粗犷和充满张扬的气概。但明中期的民窑青花瓷中却有着一种特有的雅拙的味道，笔法中虽然不甚流畅，却能给人一种如品好茶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深沉的东西。郑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而“雅”便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准则。而“拙”，在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他贵在敛约，在明成化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对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而民窑中的拙又影响到了青花瓷的装饰中，因为拙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造型风格。外加明成化期间，青花瓷的釉层表面乳浊的感觉更甚，透过那如脂般的釉面观赏青花瓷便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从这一时期装饰题材上来看，几乎每一类题材都有其极为精彩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便是中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发展最为全面的时期，题材从反映民间市井生活，农人劳作的情景到文人墨客，神仙题材都有，非常丰富。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作为出口最多的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陶瓷之都，而外贸的发展则使民窑青花瓷也吸收了许多西洋的文化，创作的作品中既有生活中的鲜活，又有中国传统画的水墨韵味，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更为动人的艺术形象。
民窑青花瓷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保持其淳朴活泼，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文人思想的高雅情趣和深远的意境深刻地影响了民窑青花瓷艺术的发展。民窑青花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充实的物质世界，而且以其清晰的格调、淳朴的风格，为我们营造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我国茶具的发展历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饮茶器具是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1990年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碗、杯、壶、盏等器具，在一个青瓷储茶瓮底座上有“荼”字，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所以茶具的出现最迟是始于汉代。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西晋）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止为荼菽据，吹吁对鼎铄。”这“鼎”当属茶具。
三、完备的茶具（唐代）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
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陆羽的24件茶器在王公之门正式的茶宴中不可缺少。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以中国道家五行思想与儒家为国励志精神而设计，以锻铁铸之，或烧制泥炉代用。
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具——宫廷用的。
月白短嘴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
四、兴盛的茶具（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宰相蔡襄《茶录》可以想到饮茶之风的兴盛。
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
宋代初期煎茶或建茶，器具与唐代差不多，炙茶针对于陈茶，新茶不炙拷。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
南宋时，点茶法流行，南宋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祥）《茶具图赞》画了12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名称，赐其以名、字、号。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的钟爱。它们是：韦鸿胪（烘茶炉，鸿胪司掌朝廷礼仪），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
宋代全套茶具是12件以卢仝号命名为“大玉川先生”，由此可见对茶、水、具更讲究。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
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饮茶器具：唐人喜越窑青瓷茶盏，宋人喜建安黑盏。
煮水器具：唐为敞口的（釜）宋为汤瓶。“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器具：唐代和宋代用的是呈古鼎形的炉，只是宋代质地更为广泛。
宋代茶具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推动了世界茶具的发展。
五、过度时期的茶具（元代）
景德镇因烧制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
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
六、明代时期的茶具
明朝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
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 紫砂茶具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而有史记载的是供春。《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
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
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
七、清代时期的茶具
清代：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讨人喜欢。
如今，茶具更是异彩纷呈，达到因茶制宜，各得其所。
从禅宗历史和文化漫谈德化窑瓷雕艺术
瓷器是中国的骄傲，但就人物造型而言，以福建德化窑成就最高，以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德化窑艺术家尤其擅长创作佛道人物，其中，菩提达摩更是明、清、民国直至今日长盛不衰的创作主题。由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一个真实的菩提达摩，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德化窑瓷雕艺术的鉴赏水平，也为生生不息的德化窑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他为主题的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也最为丰富。
唐、宋以来，佛教界流传的菩提达摩的故事，大体是说：
菩提达摩，南天竺（古印度）人，婆罗门种姓，“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史称佛传禅宗二十八祖。
菩提达摩一生以游化为务，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历经艰幸渡沧海辗转到达中国广州，由广州刺史出面迎接，旋即被请到南朝梁国之部南京，拜见了梁武帝萧衍。萧衍问：“我广造寺宇，渡众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也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答：“并无功德。”萧衍追问：“为何没有功德？”答：“你只不过干了几件好事而矣，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功德。”说罢低眉合掌口唱“南无”。萧衍闻言，心中不悦。菩提达摩知道因缘不契，遂决意继续北上。
但当菩提达摩来到汹涌的长江边时，竟找不到渡船可乘，于是他便折断一枝芦苇踏上，渡过了长江。这枝芦苇一共有五片叶子，所以后来的禅宗产生了五个伟大人物，这就是“一苇渡江”的故事。
他到达北魏国都洛阳后，曾参访过修梵寺和永宁寺，不久，他便隐于洛阳至嵩山一带，随其所止，悔以禅教。《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叙述达摩有这样潇洒的一笔“深入惠门，津梁是寄，玄悟法宝，尝托兹山。”
冬月某夜，大雪纷飞，四十岁的神光求法安心，达摩为坚其志，令其退去并言除非天降红雪，于是神光断臂立雪，达摩遂收为弟子，并改名慧可。
其间孝明帝三次下诏，召见达摩，他都不赴宫应命。
达摩禅宗，在四祖道信以前，都是奉行的苦行僧，穿衣“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乞食，无论好坏皆受而食之，且每日正午前吃一次饭，过午不食；不住寺宇，民宅，而坐于远离人烟的林间、草地、坟冢间，并常坐不卧。“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而已。
达摩在岩穴间坐禅，面壁九年，传说连他的精气神影都透进了石壁。
达摩面避九年后，欲返印度，众弟子前来汇报修禅心得，他对道副说：“汝得吾皮”。他对某弟子说：“汝得吾肉。”又对道育说：“汝得吾骨”。最后对慧可说：“汝得吾髓。”并以衣钵为信物传法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于东魏天平三年（公年536年）灭化于洛滨，葬熊耳山前空相寺中。
当时西行求法归国的高僧宋云，却在西域戈壁荒野中遇到已死了的菩提达摩。他赤着脚，提着一只鞋，显得闷闷不乐。宋云问道：“大师往哪里去？”回答说：“往西天去！”说完就独自向西走去，消失在茫茫之中。
宋云回到洛阳，说起此事，人人诧异，开棺验视，棺内仅一只芒鞋而已。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他那清澈澄明的伟大思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一直在中国佛教界浅吟高唱，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经二祖慧可，三祖僧，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并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至今，嵩山少林寺仍留有达摩洞，初祖殿，二祖庵和养臂台等遗址。
历史上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衣钵传人，只履西归等，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无限景仰和怀念之情。
菩提达摩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德化瓷雕艺术的创作，但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影响了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力和作品的优劣高下。胸有成竹，题材的构思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我手写我心则是作品达到的一个最高境界。
我们首先来看两件明何朝宗款达摩立像作品，一件表现的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主题，且不必谈何氏惯有的疏密有度，连绵流畅的衣饰处理风格，达摩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江水，而眼里流露的是几分愠怒和无比的坚毅。愠怒的也许是梁武帝萧衍的功利心以及不解禅宗精髓，还有这无船可渡的江水，但进一步坚定了他不畏艰难誓成大法的决心。而另一件作品表达的内容更加深远，它表现的是达摩经历了一苇渡江，断臂立雪，面壁九年之后大彻大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一横空出世的思想和能得其髓的人以衣钵传之。正是这种思想和代代相传的精深博大，禅宗发展成为了中国佛教最大宗门，所以它表达了禅祖一生最重要的内容。这时的达摩脚下是中岳的高岗，历历可数的胸骨，磨砺的手指，突出的门牙更加硕长，扭动S型的身材和格外饱满的胸腔给人以力的震撼，达摩的眼神既不是凶也不是苦，而是充满一种得道后的天地正气。
德化窑佛道人物我们还可以看到明张寿山款达摩，清博及渔人款达摩，当代名家款达摩以及大量的无款达摩等。但就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言。我相信，热爱德化窑瓷雕艺术的人们心中自有高下。
瓷器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但在浩翰的中国瓷器历史中，名垂千史的首推何朝宗，瓷圣之誉，实不为过。
阅尽沧海的徐悲鸿先生有句不为大众所知的名言可作每一个艺术家的座右铭，这就是“尊德生，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通中庸者，其百世艺人之准则乎？”
这就是艺术，美目巧兮，顾盼生辉。
世界不能没有艺术，艺术也永将演绎传承和创新两大主题。
西方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有三件镇馆之宝，除一件为“蒙娜丽莎”的油画外，另外两件均为“维纳斯”和“胜利女神”的雕刻品。在欧美，德化建白瓷享誉“中国白”的殊荣，公认是东方艺术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在中国，人们往往喜欢把何朝宗的作品赞誉成“东方的维纳斯”，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探、断臂的“维纳斯”和无头无臂但有双翼的“胜利女神”主要都是以形体特别是衣纹的处理为胜，但就表现形式而言，“胜利女神”更胜一筹，那种不是丝绸，胜似丝绸的衣裙随着形体的变化而流动，仿佛在清晨的海风中苏醒而舒展。“维纳斯”高2.04米、“胜利女神”高2.63米，两者均以大理石雕刻而成，而何朝宗的作品一般不高于0.5米。由于材料和大小的不同，何朝宗的作品在衣纹上不能说好过“胜利女神”，但对人体的把握，特别是衣袍里人体的呼应，大有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艺术韵味。瓷雕的完成过程比直接雕刻更为复杂，小件作品更能达到一种佛在家里，禅在心中的美妙效果。但在神态和手的处理上，何朝宗的作品则好过“维纳斯”和“胜利女神。”手的处理历来是中外艺术家共有的最难处理的形体问题，也许有人说艺术需要一种残缺的美，但这种看法最多只对了一半。试问，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好在哪里？如果没有充满内心活动而神秘的眼神，让人产生不绝的联想，和那双细腻而优雅的双手，“蒙娜丽莎”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何朝宗对神态的处理，且不必再说他的达摩，我们来品味他的观音，何朝宗款的观音有一个共同特点，那是一种眼观鼻，鼻观心，微微那么一瞌的神韵，气定神闲又悠远无尽，难矣！画虎画皮难画神。自何朝宗以后，德化窑名家辈出，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复古还是创新，何朝宗都创造了人们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艺术品中表现观音和达摩的题材非常多，包括绘画，雕刻等，但和何朝宗的瓷雕相比，则高低自见。
在中外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世界上大小博物馆可称得上传世之作的珍品一般具有三个共性：一是描述一件大众化的事物；二是非凡的功力；三是划时代的创新。如是，何朝宗可入流矣！
何朝宗是否步入禅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禅宗历史和文化的把握以及饱含神圣的宗教情感是肯定的，尤其是他感念菩提达摩智慧坚毅的一生和清澈澄明的思想，每每或创作之中，或劳累之余，或夜半梦醒之时，他也许为此会悄然泪滴，这也是何朝宗自己一生的写照和艺术精髓。而他的观音则是追求一种“万家呼求万家应”的大慈大悲，我较推崇一件明“心默子”款的观音。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观音姿态随意地倚坐在山石之上，她略微俯首，而容俊秀，直鼻小口，双目微瞌，形貌极为慈祥。头挽高髻，并未戴华美的宝冠，素洁的长衣广袖徒垂拂于盘曲的左腿之上，右腿竖曲，赤裸的右足由衣裙下半露出来，将两手随意地放在坚起的右腿漆上。这种倚坐姿态与一般造像中的倚坐像不同，姿态极为自然悠闲。衣纹疏朗流畅，但能表现出衣料的质感，更具生活化，并不像早期佛教菩萨造像那样过分裸露躯体，呈现的是具有一定厚度而色泽雅致的衣裙，使造型端庄稳重。裸露出的前胸处又饰一朵宝相花，在端庄净洁的色调中增添了几分灵巧华美之感。而对这样一位端庄而又慈祥的菩萨，自然与面对那些威严吓人的神祗不同，信徙自然愿意敝开灵魂心扉，皈依于她的足下。整个作品清新隽永，犹如细雨润物，春风扑面……我之所以较仔细描述这件作品，是因为这是一件最值得探讨的明代观音作品，首先这也是一件最好的德化窑观音作品，但作者“心默子”是谁？人们一直不得而知，一头雾水。如果说何朝宗的作品空前绝后，那么“心默子”和何朝宗孰高孰低？笔者慎重的认为，何朝宗和心默子就是一人，这其中和菩提达摩有关系，原因有二：第一，这件作品的形神，纹饰以及太湖石的艺术手法和何朝宗的艺术手法如出一辙，而且非何朝宗莫属，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干曲而后晓音”。第二：今嵩山少林寺西北约三公里的山腰处，有一个“达摩洞”，相传是菩提达摩坐禅处，洞前有石牌坊一座，横额刻“默玄处”三字，为明万历三十二年所立。“默玄”即“默心”，正是何朝宗对菩提达摩的无限敬仰，精神上的皈依，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自谦以及文字运用的需要，他的心中隐藏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谜底，“心默子”即菩提达摩的转世之子。可见，历史上真实的何朝宗除了拥有和菩提达摩相同的坎坷人生，智慧和坚毅的性格，他也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了自己创作的理念中了，甚至浸淫进了何朝宗的骨髓，何朝宗创造的作品其实也是禅宗思想在艺术世界的完美写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何朝宗的哪一件佛道作品又不是如此。
我常常为何朝宗而感叹，历史上对他的文字记载可靠的只有一句“……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何朝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身世，他的性格，他的艺术世界，他的苦与乐，他的欣喜悲哀……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犹如白鹿过野，空谷传音，迷一样的何朝宗。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何朝宗是一个身世坎坷，智慧坚毅，善于学习和观察，身怀绝技，具有极深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是一个情感细腻丰富，具备高尚品德的大智慧者，他就是释家中的佛，道家中的仙，儒家中的圣。由此，我心感到释然，这就是艺术和艺术生活。生平一句话足矣！留下的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古今中外多少伟大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句话也是何朝宗，说不尽的也是何朝宗。
何朝宗是德化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对德化窑和何朝宗的研究和系统整理还不是很够，这和中国收藏界的主流鉴赏水平以及当地政府有很大关系。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德化窑和何朝宗的艺术价值会得到应有的提高。
衷心希望广大德化窑收藏爱好者用艺术的精神，理性的态度来弘扬这一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不仅仅是一名美好而苍白的空话……如是，善莫大焉？！
德化陶瓷历史文化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安徽淮南寿州窑瓷器的传承与发展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中最早的一个窑口。它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该窑遗址位于现安徽淮南市大通区的上窑镇。寿州窑创烧于南北朝初期，兴盛于隋唐中期，衰落于晚期。历经多年的发展，寿州窑形成了特殊的烧造工艺和釉色。
唐寿州窑黄釉褐彩四系罐
一、寿州窑概述
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陆羽曾在《茶经》中提到“寿州瓷黄色紫”，并将寿州窑列为第五位。其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既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为唐之后颜色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寿州窑最早发现于南朝，属于典型的青瓷体系。经过隋代的技术革新和工艺的提高，到唐朝时已经开始烧造黄釉瓷器，并且达到了高峰。到唐朝中期时，窑口日渐没落，在此期间还烧制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瓷器胎体非常厚重，一般未经淘洗。在烧之前，都会在通体施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用化妆土来弥补胎质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当时并没有熟练掌握氧化焰的烧制技术，因此我们会看到釉色是泛黄的。
二、寿州窑瓷器的种类及制作工艺
寿州窑早期的产品主要有有罐四系瓶豆盏等多着淡青灰色釉青釉，胎质较细。吸水率低，釉色青中带绿，大多用还原焰烧成，釉层薄而透明，腹下部及底足不施釉。盛期产品有碗、盘、杯、注子、钵、枕、玩具等。釉色以氧化焰烧成，有蜡黄、鳝鱼黄、黄绿釉等。不同的阶段所生产的瓷器也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出品主要为碗、杯、高足盘、罐等，这期间的制作工艺相对精良，胎体细腻杂质少，使用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瓷土。其中高足盘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具有喇叭口、中空的特点。发展到隋朝，寿州窑出品的产品样式明显增多，有高足盘、碗、盏、壶、盒等，多数器物仍为平底，但胎体比南北朝时期杂质增多，颜色灰白。寿州窑在唐朝中期发展到鼎盛，所制产品主要有碗、罐、盏、工艺品、铺地砖等，这时期所制产品主要以碗类数量最多。
寿州窑瓷器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原始和简陋的。所有的器物都是用轮制法制作而成，也就是采用旋转拉坯以及慢轮制坯和修整加工等工序制作完成。刚开始先借用陶钧旋转的动力，将打炼好的泥巴拉成素坯，等到干到七八成后，再用木质旋削器来修整，切除多余的地方和加工腹部以及足部。有些特别复杂的器形，不能一次成器，必须要经过拼凑后方可成型。器物的流嘴、柄等都要采用模制而成，等到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用泥浆连接。
三、寿州窑瓷器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寿州窑由于受到时代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影响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如何更好地开发寿州窑的产品，让现代的人更加了解和喜欢它，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要解决开发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首先，寿州窑目前存在品种单一、题材过于陈旧的问题，寿州窑自形成以来，大多数的创作题材都还是以前古旧的传统纹样和造形，并没有发展出新的题材和创新之处。在产品造型上，一直以壶、注、瓶、盘这类的传统器形为主，也没能很好地紧跟时代和潮流，没有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器皿以外，很少有人会把寿州窑瓷器和艺术品联系起来，而这恰恰是当代人所需要的。
其次，材料和功能缺乏创新，寿州窑瓷器的主要制作材料便是土，制作工艺主要为刻画、划花、烧造。但寿州窑瓷器由于受到瓷土和釉料的影响，往往给人一种很粗糙的感觉。瓷土由于较粗糙，因此在上釉前要施一层化妆土，即便这样也掩盖不了寿州窑瓷器做工不精致的感觉。
最后由于寿州窑工艺厂受到设备、人力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具有现代设计思维的指导，产品的开发商只能停留在对传统产品的简单复制上，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喜好来研发新的产品，从而使寿州窑瓷器对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差。
四、寿州窑瓷器传承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寿州窑瓷器古朴厚重、色彩凝重，经过历代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底蕴，到目前为止已成为我国一项传统的制瓷工艺。1981年9月，省人民政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手工艺爱好者开始关注寿州窑瓷器。因此寿州窑瓷器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一）地方政府对寿州窑瓷器的保护和宣传
传统文化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和发展是我们现代人当之无愧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经费和人力来传承和发展传统工艺，保护传统工艺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寿州窑瓷器的宣传，制定有利于寿州窑瓷器发展的良好策略，加强与其他地方陶瓷的交流和学习。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寿州窑瓷器研究机构，并且和当地高校合作。
（二）结合市场需求开发符合当代人审美的瓷器
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无穷财富，是现代设计创新和发展的灵感来源。对现代瓷器的设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要将传统的文化与现代设计思维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现在要开发寿州窑瓷器，不能盲目的放弃原有的特色和风格，要在注重当代生活审美情趣的同时，保持原有的特色，结合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合情合理的开发。在保留原有瓷器特质的基础上，可以开发一些新的材料和工艺，然后，从寿州窑瓷器独特的文化属性出发，寻找新的文化寓意象征的图形和符号。在表现寿州窑民俗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把当代人的生活和喜好融合进去，将作品融入当代生活，引导人们去消费和购买。
（三）融合徽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设计
安徽地处长江流域，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结合安徽及淮南当地旅游业进行开发，可以为寿州窑瓷器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路。目前，寿州窑瓷器的开发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设计出的产品，形式还是比较单一，造型较老套。如果加强产品开发的整体性，结合淮南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地域特色进行开发，势必会给寿州窑瓷器的产品开发带来很多益处。
安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对非物质文化的遗传也越来越重视，寿州窑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寿州窑产品与安徽当地的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寿州窑瓷器作为传统工艺有着独特的价值。寿州窑瓷器初期主要产品为生活用具，再后来发展为民间手工艺品。不管是实用的还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产品，寿州窑瓷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用新的思维去发展和继承。
仿古瓷制作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