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正在认真学习制壶技艺的艺徒们
随着关注度的不断提高，紫砂行业进入一个急速发展的通道。与此同时，整个行业面临的是从业队伍日趋庞大，高素质人才却后继乏力的现状。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后人对紫砂基础技艺的继承。但是，在创新意识培养方面却略显不足。如何顺应时代和市场需求，探索一套科学而系统的人才培训方式，从而培养一批懂技艺、勤思考、肯创新的新时代紫砂人才，是整个行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创作队伍日益壮大
传世精品乏善可陈
对于现阶段的整个紫砂行业来讲，用极度繁荣和飞速发展来形容毫不为过。这种繁荣不仅体现在紫砂壶在近几年的拍卖当中，身价一再攀升；也不仅体现在制作紫砂壶的工艺师身价与地位不断提高；也不仅体现在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在为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发现，并将之发扬光大。最为基本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现象在于，从事紫砂壶制作这一行业的队伍正在日益壮大。
“陶都”宜兴正在体会着紫砂行业的繁荣带来的变化。宜兴的黄龙山是紫砂泥矿藏最为丰富的地方，也因此，“家家捶泥，户户制陶”是黄龙山脚下一道独有的风景。即使是到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已经无法再欣赏到龙窑口上升腾的壮观烟雾，但是，制壶依然是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的主导产业。据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介绍，现在宜兴市从事紫砂壶制作的人有3万左右，其中高级工艺师107人，工艺师282人，助理工艺师779人，技术员1522人，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企业上万家，而如果将炼泥、包装等一系列产业链的从业人员算在内，是一个将近5万人的从业大军。这一数字与解放初期不足几百人的从业队伍相比，可谓增长飞速。
随着制壶大军的日益庞大，竞争也日趋激烈，制壶技艺的精湛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对于一些紫砂壶的爱好者来讲，却没有从中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一位藏家收藏紫砂壶多年，对于历代经典器型和传统名品非常熟悉。他告诉记者，相对于之前的制壶技艺，现代工艺师们已经提高了许多，而且烧成技术也更趋精准高超。但是，作品当中的气度与神韵无法与老壶相比。而且，市场上现有的作品虽然品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但是总有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行业还是缺乏人才。”他这样说。
与这位藏家相比，一位自身从事紫砂壶制作的工艺师的看法也许更有说服力。他认为，若论制作技艺，现代的紫砂壶当然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成熟，但是，紫砂行情的火热也使得许多制壶者无法潜心研究创作，只是一味地追求造型醒目、速度加快，而忽略了壶本身的内涵。不过，他同时也认为，现在紫砂行业没有太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导致高素质人才缺乏的原因。
教科研一体化生产
成功模式难再复制
事实上，作为中国几大陶瓷产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宜兴对人才培养是有着非常成功的操作模式的，宜兴紫砂厂成功的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机制，当时还被教育部确认是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陶瓷专业教育人才，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与宜兴的人才培养事业息息相关。据张守智介绍，中国陶瓷几千年的历史是手工业发展史，基本上紫砂的承传是靠师徒承传。这种模式一直到解放前都没有改变过。新中国成立后，宜兴当地政府成立了合作社（也就是后来的紫砂工艺厂），力图把紫砂这一民间的手工业工艺发扬光大。在这一时期，朱可心、顾景舟、蒋蓉等7位老艺人对紫砂工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宜兴作为陶瓷产区，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独特方式。不仅有紫砂小学，还有紫砂中学，在进入紫砂厂之前，在中小学阶段就有紫砂工艺的培训，学生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紫砂厂的艺徒班继续学习。艺徒班学满3年后，已经拥有了6年的基础。这时，厂里再挑选有发展潜力的苗子进入紫砂研究所搞科研。据张守智回忆，因为紫砂厂从来没有搞过半机械化生产，一直都保持着承传传统陶瓷文化的工艺。所以学员学徒技术是非常过硬的。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轻工业部和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针对人才培养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陶瓷产区对设计人才的需求的现状，举办了全国陶瓷培训班。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结合产区持续地举办脱产、半脱产培训班，为帮助陶瓷企业的在职人员提高文化素质、设计能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国有企业的转制，以及饮茶文化的发展，现在的紫砂市场非常火热。社会对紫砂这一手工艺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有计划、有目的、成规模的紫砂培训反而减弱了。这对于紫砂后续人才的培养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现在的紫砂人才培养基本上是在职的徒工、助理工艺师、工艺师、高级工艺师等在自己的作坊或工作室，每星期脱产两天去学习相关知识，通过两三年时间的学习拿到资格考试证书，去报评职称评定。另一种模式就是高级工艺师、省级大师、国家级大师自由地吸收当地的艺徒，培养各具风格的制作技艺。
传承创新两措并举
艺人应重德艺双修
著名紫砂艺术家华建民认为，现在的紫砂人才最缺乏的是创新能力。因此，他在带徒弟的时候，都是基本功与创新同时进行。他说，不能想象一个紫砂工艺师没有创新能力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发展。
在宜兴，也有一些正在探索中的教学模式对推动紫砂技艺传承较为有益。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陆君对此颇有心得。他在沿用紫砂工艺厂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改良。他告诉记者，无论是哪一个门类的教学，因材施教都非常重要。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及发展特点，给予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他认为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学员在他的培训班里学习两年，打好基本功之后，可以到社会上进行两年时间的磨合。两年之后再回到学校进行能力提升，这时候，因为眼界有所开阔，进步就会非常快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紫砂艺术教授堵江华则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紫砂的要求逐渐提升到了艺术品的高度。面对这样一种现状，高素质的人才比例就显得非常小。紫砂行业要想能够更好地发展，还是需要探索一套符合现在社会的教育体制，既能有很好的技术传承，同时也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两方面结合才能培养出新时代的艺术家。现在从事紫砂行业的人很多，但是从实质意义上理解这门艺术的人还不是特别多，这与紫砂依然在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才储备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进入行业，提升整体素质，紫砂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张守智告诉记者，其实当代的制作工艺是越来越精湛了，但是文化含量有多少还有待考量。这些年来，紫砂行业太火了，以至于不少工艺师都是忙于生产，忙于取得经济效益，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不是太好。现代社会对于紫砂的需求越来越高，提高当代紫砂年轻人的文化素质非常重要。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自发到高等院校去进行深造，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而且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工艺师自己办短期培训班，然后将作品制成画册，拿给同行和陶瓷界征求意见，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有的陶瓷艺术大师还在工作之余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救助贫困学生，是艺德的一种体现，值得当代紫砂人学习。从长远的发展来讲，紫砂人要修的不仅是艺，更重要的是德。只有艺德双修，才能在外界利益的诱惑下专心做好艺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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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壶的行情变化史
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始于明代正德年间，明清两代，伴随着瓷器的兴盛，宜兴紫砂器艺术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唯自民初到中日抗战，乃至国共内战，因战乱深受影响，50年代初期，宜兴紫砂从业者仅存五十多人，而制壶的老艺人更只剩下二十多人。在中国人民政府的扶持下，老艺人组织起了合作社，恢复了紫砂壶的生产。这个时期出现了朱可心、王寅春、蒋蓉、顾景舟、吴云根、裴石民等一批壶艺大师，这些大师的作品，精品迭出，砂质优良，工艺规范，受到了壶具收藏爱好者的追捧与青睐。
紫砂壶收藏投资热兴起于80年代，当时一批港、台收藏家大量购藏名家作品，狂热炒作，使紫砂壶市场价格直线上涨，一些造型特殊、线条流畅的紫砂壶拍卖价高达数十万元；即使是普通技术员的作品，也能卖到上万元。但由于商人的过度炒作，透支了紫砂壶的升值空间，加之市场上名家赝品横行，到80年代末，紫砂壶江河日下，市场渐渐步入谷底。
直到这一、两年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热钱到处流窜，大陆兴起一群收藏紫砂壶的行家，由于先前有许多名家的茶壶都在港台收藏家的手里，于是出高价要购回，台湾紫砂壶行家黄世凯指出，在这波回购潮中名家紫砂壶身价上涨数十倍，即使非正厂的好壶也涨了二、三倍。至于台湾收藏家对这股回购热潮的反应，除非是为了求现或不想再继续玩壶，才会乘机出清手中的茶壶，不缺钱的收藏家大多抱持惜售的心理。
明清外销瓷回流火热升温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长沙窑就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
宋、元时期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器。
明清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