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2-1宋代沥彩壶图
2-2壶底部
在四川盆地中南部的重庆荣昌县，有一个小镇因制陶业发达而闻名于世，它就是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安富镇的陶瓷业自宋代以来就很发达，从安富镇往东3公里处的垭口村，就有重庆涂山窑系成员之一的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这里宋代制作的黑釉瓷盏修胎精细，釉面乌黑光亮，纹脉丝丝如蝉翅，足部多有深色护胎釉，盏腹较深，口沿内部有唇边，是社会上层用的斗茶佳器(图1)。2005年重庆文物考古部门对刘家拱桥宋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大量宋、元陶瓷，同时在安富陶瓷厂一带发现明、清龙窑6处，阶梯窑、平窑遗址18处。从宋初到近现代，安富镇的窑火千年不熄。特别是明、清、民国乃至近现代，这里生产了许多绚丽多姿的釉陶和素烧陶制品，其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精品，安富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陶器的著名产区之一。因此，重庆荣昌跟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一起被誉为我国三大陶都。荣昌安富镇陶器(简称安陶)又跟江苏宜兴、云南建水、广西钦州陶器一起被称为我国四大名陶。
荣昌陶器制品种类很多，有民间生活常用的坛、罐、缸、盆、钵、瓶等，也有茶、酒文化不可缺少的壶、杯、盏等，还有文房用的笔洗、水盂、砚滴、笔架、高足灯等，更有民俗文化中常出现的炉、动物造型、鸟食罐等，此外还有建筑装饰构件等。有的大缸即可养鱼，又可消防，还可作为工业用容器。总起来看，荣昌陶器制品有粗细两大类，细者小巧典雅，粗者雄浑大气，都具浓厚的地方特色。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或诗文；红胎饰浅色化妆土或用白泥制作花纹，花纹有刻花、点画花、剪纸贴花、雕填和粑花(即模印贴花)、沥花等；把红胎或白胎器物做成单色、多色或彩绘釉陶，其釉色及彩色有朱砂、西绿、红丹、乳白、月白、紫、黄、黑、电光砂金、条纹黑釉、各色钧釉及窑变釉等多达一百多种，真可谓百花吐艳。荣昌陶窑炉温约900―1200℃，常用烧成温度为1100―1180℃。因此，荣昌陶器具有陶和瓷的双重性。
荣昌陶器如此绚丽多姿，除了多年的技艺积累外，还得益于丰富的优质资源，根据当地的资料，安富镇境内的陶土矿带长15公里，宽2.5至4.5公里，平均厚度1.2米，陶土总储量约为8000万吨。泥色为红色和白色。其中白泥含二氧化硅74.6%，三氧化二铝12.15%，三氧化二铁1.2%，氧化钙1.43%，氧化镁0.85%；红泥含二氧化硅61.73%，三氧化二铝17.69%，三氧化二铁7.44%，氧化钙0.57%，氧化镁0.64%。泥料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含水率、烧失率低，烧结范围较宽，可以单一原料制作成型，是极佳制陶原料，而且埋藏浅，地层稳定，极易开采。其中红色陶泥的主要化学成分跟江苏宜兴紫砂陶泥几乎一样，宜兴紫砂陶泥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51.91―64.45%，三氧化二铝17.85―24.12%，三氧化二铁2.58―9.42%，氧化钙0.22―0.71%，氧化镁0.12―0.86%，烧失量5.50―11.33﹪。也许正因为如此，收藏界有时称荣昌细陶为紫砂。
荣昌安陶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民间工艺美术陶器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010年初，安陶工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扩展阅读
明清时期泉州陶瓷历史文化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海禁、迁界，泉州港处于衰落时期，但由于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有了萌芽，私商仍然活跃于海上，加上泉州经历唐、宋、元海外交通的繁荣，陶瓷盛名久为外人仰慕，行销势头不可抑止，因此泉州的制瓷技术仍有新的提高，产品仍然大量输出，促进泉州陶瓷业向新的高度发展。
明初（1368—1398年），晋江人吴复在江苏溧阳当县令，告老还乡时，请来宜兴陶师罗明，到晋江磁灶传授制陶技术，并和磁灶原有的技艺揉合起来，研制坩、钵、缸、瓮等大件陶制品，获得成功，以后一直成为磁灶陶器特有的优良产品。
明代，德化窑炉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先出现装烧容量大、节省燃料、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式的阶级窑。
明末，蛋式窑在德化诞生。蛋式窑又称阶级窑、德化窑。阶级窑窑体高大，由4—5级组成，每级之间有隔墙，下放通火孔，窑室顶部作圆拱形。外形如蛋壳，每室均开窑门。燃料全用松柴。一座四间的蛋式窑，每次可装430担瓷器，用8个熟练工人装七天，烧68小时，耗松柴约2.85万斤（14.25吨）。
日本人铃木已代著的《窑炉》一书指出：“阶级窑在德化最早发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所以日本人把福建德化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
阶级窑的出现，使德化创于宋、元的建白瓷技术趋于成熟。建白瓷瓷色白中闪黄，犹如凝脂，宛如象牙。且因烧成温度、气氛、保温条件的不同，可得纯白如乳、白中闪红等多种瓷色。国内外根据其不同瓷质釉色，分别赋予象牙白、猪油白、乳油白、珍珠白、天鹅绒白、虾须白等雅称。其瓷质纯洁细腻致密，釉色优美柔和，坯釉结合紧密，半透明度高，在灯光背景下，更见雅致。整体腻滑若脂、温润似玉、莹明如镜、凝重淡雅，享有“国际瓷坛明珠”殊誉，成为中国白瓷的代表，欧美称为“中国白”（BLANGDECHINE）。1997年在法国打捞出来的一艘明代中国商船，从沉船中挖掘整理出1000多件明代德化象牙白瓷器，有茶壶、碗碟以及观音、弥勒佛等，现存巴黎博物馆开设专馆展示。清朝中叶，建白瓷烧制技术失传，一直到现代才又恢复。
装饰上，明代开始有贴花、堆花工艺，均属白瓷本色装饰。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用钴蓝手彩的釉下青花瓷进入装饰领域，成为德化窑一大地方特色。正德青花蓝中带黑，多作花草，绘法古朴。
德化瓷雕源于佛、道宗教的神仙佛像，始于宋，北宋即有篾划剖花技术；盛于元，至明代形成独特风格而誉满天下。明·嘉靖、万历间，德化瓷雕艺术出现了以何朝宗（1522-1600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何朝宗》）为代表的高峰。他的瓷塑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精品”。他吸收泥塑、木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博取各家之长，形成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胎釉材料以质地美取胜，美如脂玉，质感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其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代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2尊瓷观音、1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3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彩瓷、烤花，一直沿用砖瓦结构、同木炭为燃料的小炉。
至清代，德化釉下青花大量发展，达到全盛。清代青花蓝中泛青，描绘精细，浓淡分明，题材广泛。进入民国，青花色调浅淡，画法简朴，多作花鸟山水，或兰竹花草，画技逊于前代。
自清代始，德化自制多色的釉上彩绘颜料，所绘古彩瓷，画工精细，色彩考究。清末，手工彩绘成为主要装饰方法。民国间，釉下青花渐被釉上新彩所取代。但手工彩绘技术难于掌握，花样规格不一，工效较低，无法使用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明清时期，许多华侨出国，泉州沿海一带的陶瓷工匠也出国谋生，他们不仅带去当地生产的陶瓷器，而且把陶瓷制作技术传播到侨居国。晋江磁灶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制造一种叫“文奈”的中国瓮。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还具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直至清末和解放前，还有许多磁灶工匠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经营陶瓷业。磁灶工匠为中菲两国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德化窑的乳白釉瓷器流传至欧洲时，欧洲瓷业正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较多地师从了德化白瓷的风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法国人波特拉特在鲁昂设立瓷厂，是为法国瓷厂的先驱。法王给了他特许证说：（赋予）制造像中国瓷器盘、碗、壶、瓶等专利权。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蕾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也都吸收了德化的工艺技术。
据解放后考古调查，晋江地区所属10县（市），发现明、清古窑址284处，占全部古窑址440处的60.5%。其中南安境内4处、安溪119处。
从明、清古窑址分布来看，山区的安溪、德化占80%，沿海的晋江、南安仅占20%。这是因为宋、元时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为适应瓷器大量外销的需要，沿海的窑场普遍兴起。明、清以降，泉州海外交通衰落，瓷器外销受到打击，加以沿海地区的瓷土、燃料来源不足，成本高，而山区有些地方瓷土丰富，林木燃料充足，特别是德化县的浔中、三班、盖德等地，瓷业都持续发展。字串9
德化陶瓷的烧制技术，既保留历代科技成就，在明、清时期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风格独特，驰名中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灃陵并列“中国三大瓷都”。
明清时代的“中国制造”
耶稣受洗，康熙人物茶杯，1720-1730年，直径23.8cm。
雍正粉彩描金纹章瓷盘，Grimaldi家族，1735年，直径23cm。
广州口岸风景图，雍正山水大盘，1735年，直径40.64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春暖花开，蝴蝶飞舞。
《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怎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掺和一下，搞出点新玩意儿，一直是我想研究的东西，我喜欢朗士宁的国画，西方探险家画的中国题材版画，中国画家画的西洋景，还有动画片《功夫熊猫》。所以看到这本《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立刻当个宝捧了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余春明是个旅美画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收藏明清外销瓷，他写的《中国名片》内容详实，思路清晰，并配有大量珍贵的插图。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很像中国当代史的“前传”。我们看到，从汉朝开始，就有一些勇于冒险的西方人和精明的中国人搭在一起，把中国人发明的瓷器销往西方。从明代开始，广州作为少有的对外口岸之一，出现了极具时代色彩的开放特区“十三行”。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拿着西方人的订货单，找中国的作坊制作瓷器，销往西方，说是什么“文明交流”，其实和现在东莞、义乌做的事区别不大。在《中国名片》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威力。中国匠人不但能无压力地处理各种西方绘画题材，而且还把西方人发明的“粉彩”技术用得有模有样。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西方的天使长得像中国大胖娃娃（图043），希腊式的庙宇里冒出来两个中国仕女（图058），康熙年间的瓷塑圣母完全就是观音嘛，中国的和尚画成了大鼻子外国人（图143）……
看《中国名片》，让我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多少有了点头绪。中国的视觉艺术在技术上并不突出，写实绘画难以表现事物真实结构，流于装饰；而装饰艺术又上升不到几何学的高度，囿于写实。我们推崇的元明青花瓷就是这些半半拉拉的写实和装饰的杂合物，但它独特的美却是无法否定的。为什么？《中国名片》中杂陈的东西方风格让我看到了线索。中国的艺术家虽然在具体形象上是二三流选手，但对画面空间的处理往往是一流大师。中国瓷器靠大量留白来达到出色的画面效果，而这个留白是多年经验的积淀，洋人一时也学不来。书中的图171中，展示了美国国家公园纹章瓷盘的原稿和中国匠人制出的成品，中国的成品大量留白，确实比填满底色的原稿好看。
反观现在的某些“大师”的某某“印象”之类的作品，就是生吞活剥地把原本就二三流的中国视觉符号放大扔在观众面前，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画面空间，除了丑就是土。作为最早的东西方绘画艺术碰撞的成果，外销瓷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照出了传统艺术与西洋艺术各自的优劣特长。外销瓷又像一张早期“中国制造”的对外名片。不过却不像现在的“中国制造”，包涵着那么多复杂的意味。
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
明宣德青花藏文僧帽壶
明宣德缠枝莲托八宝纹高足碗
明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
清乾隆粉地粉彩八宝纹贲巴壶
陈克伦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和亲”，此后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就没有间断。公元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一直有效地行使着主权。与此同时，随着汉藏交往频繁，双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交融也愈加显著。在西藏，至今仍收藏着一些与历代中央王朝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一方面以实物证明了西藏自元朝以来，就始终置于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文物本身也反映了西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本文仅就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明确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来源试加考证和分析。
由于交通的阻隔，流传在西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自从《萨迦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书披露萨迦寺收藏有2件全世界仅存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瓷器后，西藏的官窑瓷器收藏才引起大家的重视。笔者曾四度进藏，对于明确官窑瓷器在西藏的流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清官窑瓷器是其中的精品。
明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洪武时期
景德镇自元代起逐步成为中国瓷业最重要的产地。但是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得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鄱阳湖地区备受兵燹之灾，景德镇制瓷业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因此，洪武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尚处在恢复之中，生产的瓷器数量有限（详见拙作“明初景德镇瓷业初步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能传世至今者就更为罕见了。
明朝建立伊始，中央政府即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洪武二年（1369），朝廷首次派遣管理赴藏“持诏谕吐蕃”（《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2），告知中央政府的更迭，藏区先后归附。至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朝政府建立朵甘（今甘、青、川三省藏族地区）、乌思藏卫指挥司，完成了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权设置。在这期间和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35年中，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的官员、使者往来见于记载的就有46次（据《明史》、《明实录·太祖实录》等史料统计）。据记载，在双方频繁的往来中，朝廷对西藏的赏赐除了与封任有关的官印、诏书、牌符之外，主要是钱物、钞锭、白金、白银、彩币以及各种纺织品、衣物、靴帽、茶叶等。
自唐代起，中国瓷器就举世瞩目，成为贸易的重要产品之一。虽然明洪武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尚在恢复之中，但元代以来的制瓷传统和基础尚存，瓷器制作工艺在全国独树一帜。鉴于中国的制瓷传统，洪武九年起“自是赐予……多用瓷器铁釜”（《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5），因此朝廷有向臣服于明王朝的邻国和属下赏赐瓷器的作法。如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朝廷“遣使赐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国王织金文绮各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6），数量不可谓不多。文献中虽然未见有关向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通过双方的使者将瓷器带往西藏则是十分自然的。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景德镇窑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典型代表。该壶呈玉壶春样式，长流、曲柄，口上有宝珠纽盖，盖与柄以银链相连。整器满绘釉里红花纹，盖上饰以覆莲瓣和蔓草边饰，器物自口部至足部依次为蕉叶、蔓草、缠枝菊花、如意云肩、缠枝牡丹、仰莲瓣和蔓草边饰等花纹；长流与曲柄均饰以缠枝灵芝。洪武时期，虽然釉里红瓷器得到较大发展（详见拙作“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载吴浩坤、陈克伦主编《文博研究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但如这件执壶这般完好，且器盖、银链均完整保存的也是存世所仅见，因此十分珍贵。这件瓷器在西藏发现，反映了明初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重视。从这件执壶的保存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后世传入西藏的可能性。
永乐、宣德时期
明成祖即位以后，为强化对西藏的统治，十分重视加强与西藏上层僧俗的联系。永乐四年（1406）及以后六七年间，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册封了4个地方政教首领为王，其中阐化、阐教二王在前藏，辅教王在后藏，护教王在今昌都地区。与此同时，明成祖还先后分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哈立麻（即却贝桑波）为“大宝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5），萨迦派活佛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并遣使召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进京（由释迦也失代表宗喀巴前往）（《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9）。通过这些提高政教首领和教派领袖权势和地位的措施，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统辖。
明成祖笃信佛法，十分崇敬藏传佛教。在即位之初，就遣使带着厚礼“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请他来为“……皇考太皇帝……皇妣高皇……修成解脱议轨”（详见西藏档案馆藏“永乐元年二月十八日邀请哈立麻诏”）。哈立麻抵京后，在其驻地灵谷寺内建普度大斋，大修佛事，为明太祖及皇后荐福。又受命去五台山建大斋，为成祖刚故去的皇后荐福（《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9）。
鉴于明成祖重视西藏地方事务并笃信藏传佛教，因此他历年对乌思藏的颁赠也十分慷慨、丰厚。查阅文献中有关永乐年间明成祖对乌思藏的颁赠礼单，其中有瓷器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1.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详见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2.永乐六年，明朝中央派遣使者赴藏延请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大师进京时，曾携带许多礼物，其中有“瓷杯一对”。《宗喀巴复明成祖书》，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6年版134页。
3.永乐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戒、随许等诸多佛法，……此后皇帝……还赐给了供器……茶器……等物品……不计其数”。明钦阿夏美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版238页。
从上述“茶瓶”、“茶钟”的记载看，这里的所谓“茶器”很可能是瓷器。
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证。“白磁八吉祥花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僧帽壶原是流行于藏区的一种盛放酥油茶或青稞酒的金属器具。景德镇窑自元代开始制作瓷质的僧帽壶，这应是为赏赐而专门生产的。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应该就是当时永乐皇帝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
“白瓷茶钟”应是茶具，其外表饰有龙纹，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龙纹高足碗”一致。一些器物还有原配的外套，这在西藏文物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青花开光莲花纹执壶，器身的主题花纹是缠枝蕃莲，腹部有如意形开光，肩部为一周缠枝忍冬，口沿下饰有牡丹。缠枝蕃莲作为莲花的图案式花纹，在景德镇瓷器上进行装饰始于元代青花。而在13世纪或以前的西藏唐卡上，缠枝蕃莲经常作为边饰出现。蕃莲在瓷器装饰上流行的原因除了它有较强的装饰效果之外，其宗教因素不可忽视。莲花座佛教中的特殊意味以及蕃莲图案在藏传佛教中的普遍使用，说明它在景德镇官窑瓷器上的出现乃至流行，是西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融合的结果。
1426年宣宗即位以后，也推行积极的西藏政策。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册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推进西藏地方的朝贡。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土特产，而朝廷给予的赏赐则甚为丰厚，其价值往往是贡品的数倍乃至百倍。朝廷的赏赐以各种丝织品、衣服、茶叶以及黄金、白银、钞、币为主，也有瓷器。
宣德年间的文献中不见明确对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是在流传于西藏地区的宣德官窑瓷中不难发现，一些器物是为赏赐给西藏地区而专门生产的。著名的如萨迦寺收藏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和高足碗，其口沿内侧均有一周藏文吉祥经。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宣德瓷器中也有以藏文为装饰的，如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僧帽壶、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高足碗、青花藏文高足碗等等。藏文的内容也以吉祥经为主，而且僧帽壶、高足碗都是西藏地区的传统造型，八宝也是藏传佛教的纹饰，因此它们应该都是朝廷命景德镇御器厂专门为赏赐西藏而生产的。
正统——万历时期
明宣德之后，关于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交往的记录屡见于各类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自正统朝到天顺朝的29年（1436-1464）中，仅见于《明实录》记载的西藏遣使朝贡以及朝廷赏赐就有63次之多，人数从“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发展到“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以至于成化元年，宪宗“敕谕阐化王曰：……今后仍照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为始。所遣之人……不许过多”（《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纵览正统以后的明代文献，基本不见中央王朝赏赐瓷器的明确记载。但是自永乐、宣德以后，中央对于西藏的赏赐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惯例，文献上也是永乐、宣德记载较详，而正统以后记载比较简略，通常以“赐宴并钞币等物如例”加以省略。
西藏地区收藏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不见正统、景泰、天顺朝的产品，这与当时由于政局动荡，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瓷器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有关，内地也基本不见三朝的官窑瓷器。
成化、弘治年间，朝廷几番下令景德镇减烧或停烧御用瓷器，因此，这个时期的官窑瓷器流传至今者稀少，但质量很高。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成化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不但胎、釉极为精美，而且器物里外都有花纹装饰，是成化官窑青花中的绝佳品。
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是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比较繁荣之时，因此流传至西藏地区的数量也比以前要多。西周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清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入清以后，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清政府通过支持黄教，对达赖、班禅等宗教上层人士的册封以及“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将西藏的宗教事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使西藏政务由中央王朝派人直接管理。清代初年，为了西藏的安定，清王朝曾多次出兵西藏，清除了不安定因素，反对外来侵略。可以说，清王朝对西藏地区二百多年的统治是有史以来最有效、最彻底和最完全的。
自顺治朝以降，清王朝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西藏事务，而且均笃信黄教，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十分频繁。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清王朝共册封了五世至十三世等9位达赖喇嘛和五世至九世等5位班禅。其中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受中央王朝的邀请，先后于顺治九年（1652）、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达北京和承德。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为准备六世班禅的承德之行，朝廷在承德避暑山庄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建筑形式建造了热河扎什伦布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大师的驻锡之地。同时在香山静宜园（皇家园林）建宗镜大昭寺，修整安定门外西黄寺（顺治时曾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驻地），以便六世班禅来京冬夏时节分住。对于西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王朝对于西藏的赏赐，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最常见的为金银器、玛瑙、雕辔、各种兽皮、茶叶等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赴承德朝觐时，朝廷对班禅的赏赐中包括瓷器的部分罗列如下：
1.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初四，六世班禅赴京途中暂歇青海塔尔寺，乾隆遣使“赐尔……珐琅玻璃瓷器六对，瓷瓶一只……又施恩赏（随员商卓特巴）……珐琅玻璃瓷器二对……”。（“敕谕班禅同庆元旦赏赐礼物”，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明发档。）
2.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乾隆皇帝在承德首次会见班禅时赏赐班禅“……金座磁把碗一件……瓷碗十件、瓷盘十件、瓷瓶十件……（商卓特巴等人）每人……瓷碗四件……瓷盘四件……”（“乾隆帝首次于依清旷殿会见班禅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3.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四日，初次筵宴。给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十五人的赏品中均有“瓷器四件”。另外，“八月初七日，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仲巴呼图克图第十五人进丹书克”，乾隆帝赏给他们礼品中也各有“瓷器四件”。（“乾隆帝初宴班禅及其徒弟并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将官窑瓷器作为给西藏的最高赏赐之一，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但是清代的情况与明代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从清代官窑瓷器中常见诸如“贲巴瓶”、“多穆壶”、“僧帽壶”、“酥油灯”等具有西藏特点的器物中不难看出清王朝对于黄教的信仰以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些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器物不再如明代那样专门用来赏赐，而大部分是供朝廷御用；另一方面，随着与内地的往来日益频繁，一些内地的日用瓷器也逐渐适用于西藏地区，我们从流传在西藏地区的明清官窑瓷器中清代品种远远丰富于明代而得到证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官窑瓷器质量优良、品种多样，既有多穆壶、酥油灯等西藏传统器形，更多的则是内地式样的日用瓷和陈设瓷，这也反映了清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文化的交往和密不可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