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窑瓷器鉴别。
窑址位于福建省南安东北、西南部。为宋代窑场，已发现窑址53处。主要烧造青瓷和青白瓷。器形以盘、碗等日用器皿居多。青白瓷碗多由碗里刻花或蓖划纹饰。胎质细洁，致密。
南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曾一度为闽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南安所生产的大宗丝绸、陶瓷、茶叶和其它农副产品，曾远销亚、非、欧各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之一。南安的陶瓷生产，自唐代兴起，宋元是其最辉煌的时期，可称为泉州的主要瓷业基地。南安发现的古窑址遍布境内各地，有的绵延数里，其范围之广、面积之广、堆积层之厚、品种之多却极为罕见。其中以东田镇南坑村为最多，现有宋元窑址20处，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福建闽南地区迄今保留最为完整及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安现有唐代窑址3处，宋元窑址51处，明清窑址4处。南安窑烧造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各窑中以烧青瓷和青白瓷为主，或两者兼烧。烧造器物的种类有碗、洗、壶、瓶、碟、杯、罐、盒、盘、炉、灯盏、器盖、动物玩具等，且以碗最为大宗。器物除素面外，流行刻划及模印花式的装饰手法，风格活泼奔放，线条流畅刚劲，带有自由即兴的韵味。常见纹样有莲瓣、草叶、缠枝、菊瓣、折枝、团花、篦划、弦纹等。其产品的胎骨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个别有滴油现象。
南安窑大多是依山坡而建，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虽未经科学发掘，但多处窑址尚能看到窑砖的走向迹象，堆积层一般在1－5米之间。从目前采集的窑具看，它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钵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法等。釉色繁多是南安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人称为“珠光青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的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白瓷。
该窑产品臭气特征是：
造型：以盘、碗居多。少量盖罐、炉、瓶、壶、洗等。碗的造型与同安窑类同，但口径略大，达25厘米。
釉色：釉色有青釉、青白釉两类。
装饰：碗里多饰划花间篦划纹、碗外刻复线纹的珠光青瓷，里饰卷叶、莲瓣、草花、水仙、折枝花纹。还有划草花纹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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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县窑（巩义窑）
唐巩义窑白釉执壶
古代瓷窑。在今河南巩县白冶河两岸，故名。1957年经调查的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三处窑址。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历史渊源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1957年经调查的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三处窑址。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据《国史补》、《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河南盛产的白瓷和向长安进贡的白瓷，多产于此。器形有碗、盘、壶、瓶、罐、枕等，以盘碗为最多。白瓷碗的特点是侈口，有的口缘作四花瓣形，碗里壁沿花瓣口凸起四条直棱，底足有浅圈足、圆饼状实足和玉壁形足数种造形。盘类以直口，平底浅盘多见，装饰与碗相同，口缘四花瓣形，缺口处凸起成四条直棱。黑瓷有瓶、壶、碗、盘等器，瓶的胎体很白，平底轮旋极其规整。修坯之精细，在北方唐代黑瓷中很少看到。盘胎厚重，里施白釉，外施黑釉，唯口缘露胎，为巩县窑的特色。
巩县窑特征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烧瓷于隋、唐，隋代烧青瓷，唐代以烧白瓷为主，此外还烧三彩陶器，黑瓷、绞胎与茶叶末釉也有一定比例。其唐代产品特征是：
1、器形有碗、盘、壶、瓶、罐、枕等，以盘碗为最多。白瓷碗的特点是侈口，有的口缘作四花瓣形，碗里壁沿花瓣口凸起四条直棱，地足有浅圈足、圆饼状实足和玉璧形足数种造型。盘类以直口、平底浅盘多见，装饰与碗相同，口缘四花瓣形，缺口处凸起成四条直棱。
2、白瓷胎色灰白，釉色白腻，质量较好，黑瓷胎白釉黑。
3、黑瓷态体较厚重，碗以平底大碗为多，里施白釉，外施黑釉。盘的造型与白瓷盘相同，施釉亦是里白外黑，但口沿不施釉露胎，为巩县窑的独特制法。瓶类器物修坯精细，制作规整，在北方唐代黑瓷中少见。
4、所制绞胎特征多模仿漆器纹理。
5、器物装烧垫具有三岔支具和长方形或圆珠形托珠，碗盘器内或足端一般留有3-4个垫具痕。
巩县窑唐三彩烧制成功，在我国陶瓷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对后来的宋、辽三彩和元、明、清的珐花、素三彩、五彩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有学者认为是唐代巩县窑首创用钴料烧制蓝色，带蓝色的三彩器开创了元明青花器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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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窑址
【概述】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总体特点】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历史沿革】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建窑窑址
在今福建建阳县，故名。是宋代福建烧造黑釉茶盏的著名窑场窑址有芦花坪、牛皮仑、大路后山、营长乾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万平方米。晚唐、五代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和青瓷。
陶瓷：南宋建窑矅变盏残器
晚唐五代时期，在芦花坪、牛皮仑等处窑址均开始生产青釉和酱青釉瓷器，器形以碗、碟、盏为主，此外，尚有执壶、盘口壶、罐、盒、盏托等。两宋时期，建窑窑工们的杰出成就主要是生产了一批批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黑釉瓷器。代表性的作品有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黑釉器型制以碗为主，有大、中、小型之分，敝口、敛口之别，俗称“建盏”，这一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建盏还流传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外友好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烧造品种
建窑烧造的瓷器品种有青釉瓷器、黑釉瓷器，以黑釉瓷器为主黑釉瓷器又以兔毫盏为主，是宋代最佳“斗茶”用具之一。此外，还有油滴、鹧鸪斑、曜变等釉均是宋代黑釉瓷器的代表作建窑黑釉瓷盖一度曾是贡品，受到宫廷青睐，并还流传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地位。
建窑遗址
烧瓷年代
“建窑是宋代新兴的黑瓷窑之一”；其他较为权威的专家著述，也只有“宋代江南较为著名的黑瓷窑”之说，很少论及建窑烧瓷的起始和下限年代。根据九十年代初对建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在水吉镇芦花坪窑址黑瓷堆积层的下面有青瓷层存在，出土物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特征，因此，“宋代新兴黑瓷窑”之说，显然有误，应予纠正。考古发掘又发现，在建阳城关附近的源头仔村有一处烧青瓷、青白瓷的元代窑址：源头仔附近的碗窑发现一处烧青瓷的明代窑址；水吉镇大路后门东侧发现一处烧青花瓷的清代窑址。因此，从广义上的概念来说，建窑烧瓷的上下限年代，：建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历宋、元、明、清四代，烧瓷历史长达千年，而且对福建地区和江南广大地区都有很大影响，以至在全国已发现的宋瓷窑址中，有1/3以上都见到黑瓷。
建窑以宋代盛产的黑釉瓷器最为闻名，所制供饮茶用的兔毫盏最受人欢迎，北宋后期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以后黑釉器停烧。其黑釉茶盏的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体厚重坚致，胎色紫黑。
2、釉色黑而润泽，器内外施釉，底部露胎；釉汁垂流厚挂，有的凝聚成滴珠状。釉面呈现黄色或褐黄色的细毛状花纹，俗称“兔毫盏”。
3、产品多为碗盏类，造型口大足小，形如漏斗。有敞口和弇口二种，以弇为多。
4、底足为浅圈足，可见旋坯纹。
5、有的器物底足内有“进琖”、“供御”等字，是朝廷贡品。
龙泉窑三大窑系：金村窑、大窑、溪口窑
龙泉窑源于三国两晋，宋朝鼎盛，结束于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有着“质如玉、亮如镜、声如磬”的美誉。龙泉窑烧制的瓷器不仅是皇宫的贡品，而且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世界性商品。龙泉窑在漫长的一千六百多年的制瓷历史中，可以分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几个阶段。魏晋至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这期间瓷窑发展快，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宋中期开始龙泉窑进入了鼎盛时期，开始烧制两种精美瓷器：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元朝建立，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内需外销的迅速增加，龙泉窑瓷业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品质和工艺均已不如南宋时期。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质量较高，并出现了洪武和永乐官窑，这个在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到清代，龙泉窑走向了衰落。龙泉窑烧制精品瓷器的主要瓷窑都集中在龙泉市南边，其中最出名，烧制的瓷器最精美的三大窑系就是金村窑，大窑，溪口窑。金村篇：在北宋早期，瓷业主要集中在龙泉市金村和庆元县两县交界处的溪流两旁的山坡上，共发现生产淡青釉瓷器的窑址近八处。到了北宋中晚期，在龙泉大窑、金村、大白岸、庆元县上垟、丽水市石牛等地发现窑址二、三十处，瓷窑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广阔，为南宋瓷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阶段，尤以龙泉金村窑系烧制的瓷器质量为最佳。金村是一个村，地处龙泉市小梅镇东南边陲，村庄所在地海拔400公尺，距离市区50公里，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一遇雨天，雾气常于半山中缭绕，开晴后，即变幻成彩虹，美如仙境。在北宋时期金村窑烧制的刻划花工艺瓷器是龙泉窑这阶段最精美的器物，刻划工艺精深，纹饰引人醒目，这时期的刻划花常常用刻刀刻出各种花的轮廓线，刻时刀面倾斜，刻线一面浅一面深，为俗称的半刀泥工艺，并且很多瓷器内外壁都有刻划工艺，俗称双面工。釉色已淡青釉为主，釉面大多呈现玻璃玉质感，精美绝伦。是龙泉窑北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精品瓷器。南宋前期金村窑仍有在烧制，而且器物更加精美。至南宋中期，龙泉金村窑基本断烧，而此时的龙泉窑，也已经进入最光辉灿烂的时代。龙泉金村村北宋龙泉金村窑刻花盘大窑篇：南宋中期始，在皇室、官僚的支持下，龙泉窑的制瓷匠师学习吸收南宋官窑先进的制瓷工艺，从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到装窑烧成都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类高级瓷器，供皇室和官僚使用。以后，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不断得传播到金村、溪口、八都、安福、安仁口、周垟和庆元县、云和县等地的许多瓷窑，产品畅销国内外，龙泉窑名闻中外。此阶段，龙泉窑瓷器已经没有了北宋时期精美的刻划花工艺，而以釉色取胜，这种转变是跟当时南宋的文化、审美观息息相关，瓷器变的更加内敛和素雅，而龙泉窑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产区就是大窑，大窑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位于龙泉市南约50公里的琉华山下，明代以前称“琉田”，因山而得名，今称大窑村，相距金村约5公里。在大窑村附近，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大窑生产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高，为同时期龙泉窑其他瓷窑所不及，是当时龙泉窑的中心，一直到明代末期，大窑都是龙泉窑的代表性瓷业中心。大窑在南宋晚期也曾烧制过黑胎精品瓷器，俗称“铁骨”或“铁胎”，更出现了枫洞岩等高级瓷窑，专门生产宫廷和官府用瓷。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南宋龙泉大窑官款折腰洗溪口篇：而在南宋中晚期，距离龙泉市以南也是约40公里，距离大窑约5公里处，有一个村落叫溪口村，就是宋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窑址所在地，溪口村四周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同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溪口窑系窑址不多，不足5处，其中最著名的瓷窑是溪口瓦窑垟，在南宋后期溪口窑系烧制了顶级的黑胎哥窑瓷器，俗称“铁骨”或“铁胎”，当地人谓曰“夹心饼干”，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1938年9月，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此地“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遗址已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在此烧造宫廷用瓷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出土的陈设品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受到赵氏帝王倡导的复古风气的影响。在2012年11月9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20多位专家经过两天的分析论证，正式确认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窑址就在龙泉市溪口窑。大家都传“哥窑无整器”，原因其一是哥窑烧制的时间不长，其二当时检验标准及其苛刻，少数好的直接进贡，一点缺陷都是直接砸碎，并传有官兵把守监烧，导致存世完整器极其稀少，如有发现也是国宝级重器。另此处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据我对龙泉窑的了解，个人认为目前所记载的“传世哥窑”并非龙泉溪口的宋哥窑，事实上，对于“传世哥窑”是否属于龙泉宋哥窑，争议一直存在。早在1943年，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就曾对“传世哥窑”的命名提出怀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也曾认为当年登记造册的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导致了一些错定。这“传世哥窑”指的是流传有序的而非出土的“哥窑”器。1932年，民国政府在接收清宫遗存的文物清点造册时，发现了一批前所未有且缺乏任何产地、烧造时间等记录的瓷器，便以“传世哥窑”称之。据了解，“传世哥窑”与“龙泉宋哥窑”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釉质，釉色，开片等特征都差异明显。可以说“传世哥窑”与“龙泉宋哥窑”毫无关系，且有可能并非宋代烧制。 云南珍俊堂陶瓷博物馆 郑峰华
哪些窑称为“官窑”？哪些窑称为“民窑”？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器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赿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一生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三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钧州窑 钧台窑与钧窑
钧瓷是我国优秀的民族遗产，起源于丛林秀水、矿产丰富、四面环山的神后古镇，以其神奇诡秘的窑变工艺，展现了五彩斑澜的绝妙釉色，开启了颜色瓷的先河；以其独特新奇的迸片行纹理化特征，折射了美的对立和统一，开创了缺陷美学的新思路；以其幻化多变的釉色组合、聚色成型，再现了江河山川、日月星风、四季时节、芸芸众生，成为天地灵性的物语；以其钧不成对、窑变无对的唯一性，昭示了唯吾独尊的王者风范，丰富了艺术瓷的政治文化思维，从而入主宫廷，成为陶瓷艺术皇冠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人传颂和向往。因此，解读这一古老文明成为当代瓷业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诞生了诸多理论观念，其中钧州说和钧台说是其突出代表。
钧州说、钧台说都是在试图解说当今钧瓷界的历史、文化、发展、成果和方向的，在某种程度上并取得了成功。但是双方的立论的不同，导致二者许多阐释钧瓷的差异，造成钧瓷界的更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钧州窑、钧台窑的理论综述，以期共建钧瓷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钧州窑之说
钧州窑这一名词较早出现在明代。如明代张应文所著的《清秘藏》卷二《论窑器》中有载：“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
明代高谦在其著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一书中记载：“钧州窑，有珠砂红、葱翠青（俗名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少变露者为上品；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
再者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有载：“钧州有五色窑，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像也。”
清代也有较多此论，如朱琰《陶说》一书卷二载：“钧州窑今河南禹州。”
这些支言片语，虽无确切理论体系，但都彰显着一个信息，钧州产钧瓷，钧州窑就是钧窑，钧州窑简称钧窑。
真正将钧州窑的理论体系嫁接给钧窑的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
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建国伊始（1950），便亲自到河南禹县、临汝，进行了调研，确立了钧州窑理论。他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陶瓷窑口取名有个传统，即以地域所属州府而名之。如定窑，因起源于河北曲阳县的磁涧，燕州、灵州等村镇，唐时属定州，故名之；汝窑因起源于河南临汝县县城、宝丰县的清凉寺，旧属汝州，故名之；建窑因起源于福建建阳县的水吉镇古属建州而名之；越窑因起源于浙江余姚上林湖、慈溪、上乔湖、白洋湖一代，唐时属古越州，故名之；至于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更为明显。以此类推，钧瓷的故乡是神后镇，神后镇一直隶属禹州，而禹州古时又称钧州，钧窑当是因钧州而来，同时历来有文献记载钧州窑这一史实，可见钧州窑就是钧窑，钧窑是钧州窑的简称。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便有了他的阐述：
“钧窑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未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的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后镇十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
这段论述详见其著作《中国青瓷史略》之异“军突起的钧窑”一节。
在这里，陈万里先生清楚地知道钧州之名当在阳翟之后，即公元1184年，也即金大定二十四年。故以此地名演化为分水岭，强调了钧窑的诞生、继承、发展和成就。
支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钧瓷学者关松房先生。在他的专论《金代瓷器与钧器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了窑口当以地名为据，认为钧窑就是钧州窑，创烧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后）之后。文中讲到：“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未三年以阳翟县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州，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
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更是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观点。书中写道：“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方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
正是基于述论证，钧州窑就是钧窑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今钧窑理论学说之一。
二、钧台窑之说
钧台窑之说也有其早期的舆论，多出现在清代一些陶瓷学者的文论中。如清人蓝浦在其《景德镇陶录》卷二中载：“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初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地。”
民国时期，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之《说窑》中也强调：“钧窑、宋初禹州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
郭葆昌《瓷器概说》一书载：“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
真正构建钧台窑理论体系当推近代陶瓷大师冯先铭先生。
冯先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多次对钧窑遗址考察的同时，对故宫传世钧瓷也进行了研究。认为钧窑创烧年代不应在汝窑之后。钧窑是为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至少和汝窑同时期，甚至更早。这样就否定了钧州窑的因钧州得名而命名的观点。至于为什么称钧窑，他解释道：钧窑所建位置因近于当时阳翟县县城的著名钧台遗址附近，故命名之。
他认为，钧窑位于北方的钧州，此时已被金人统治，在种族歧视下，是绝不可能为南宋皇帝烧制瓷器的；其二钧窑瓷器特有的数码底款及“奉华”文字底款，在金王朝高压统治下，也决难存在；其三，底款中的“奉华”二字实际上是北宋宫殿之名，很可能为同时期作品；其四，传统习惯使金人喜欢用木制器皿，与钧窑造型的仿古造型也不一致；其五，钧窑瓷器特有的造型，又多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书画作品中，如《子会图》、《消夏图》、《听阮图》、《十八学士图》等。
一九六四年，禹州市对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有力地支持了钧台窑理论的产生和完善。
王熙兆在一九六四年《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一文将钧台窑推向成熟。
考古“结论之三‘钧瓷’因‘钧台’而得名，县城内的古迹‘钧台’建于夏朝。《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禹县在古代是夏国的国都，大禹治水有功，舜封禹于此，称谓‘夏国’。禹的儿子即位后，曾在此台大会诸候，夏末，桀把商汤囚禁于钧台，钧台又成为我国第一座监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国家发生的两件大事，都和钧台相联系，使钧台成为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现在又在钧台附近发现古钧窑遗址。所以前人以钧台命名这种很名贵的瓷器是极有可能的。”
故宫博物院的李辉炳先生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也倾向这种理论：“由于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宫内传世陈设钧瓷正是钧台窑所出，从而对钧窑创烧年代提供了科学依据。”
钧台窑的理论，因钧窑遗址的发掘，似乎有理有据，从而超越钧州窑的理论渐入人心，并成为当今钧窑理论的主流。
三、钧窑之说
实质上，调和钧州与钧台说之争在民国时期已经见于书典。如刘锦堂在《续皇清文献通考》卷九《窑业门》一书中讲：“作禹窑，其地在北宋，属颖昌府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为钧州，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年（1575年）避讳改为禹州，故今日瓷学专家称窑器造于北宋者名阳翟窑，以造于南宋时的金朝瓷器，始称之谓钧窑，清人或称禹窑。”
这种折衷主义，试图调和钧窑理论体系内部的分歧，然而却没有人更多地重视。相反，大都认为此种解释过于肤浅。
随着陈万里先生的去世渐久，冯先铭先生的辞世，一部分钧窑研究者试图推动钧窑理论的完善，认为钧窑的许多独特性应放到时代的文化氛围中去理解，如索宗剑先生在其《宋瓷二十四品》一文中，试图通过徽宗时期的文人际会，审美角度来理解钧瓷的王者气息；润雅斋在《道之愈深、行之愈道》、《惚兮恍矣，其中有象》等审美三论中，提出要依据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人物情感、特定地域因素、特定精神气息等方面去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期对一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
如：
1、钧瓷中的钧是否通“君”？是否有尊贵之意？
2、钧瓷开启了颜色瓷的意义在当时是否引起轰动？
3、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王朝，是否对瓷器的地位进行排队和选择界定？
4、钧窑为何独具数字底款？并且数字仅限十个数以内呢？
5、钧瓷造型特有的如意云兽足及鼓钉装饰，就没有深刻的含义吗？
6、钧瓷特有的美学意义为何鲜见宋金元记载？就没有深藏的含义吗？
7、钧瓷作品的最高成就是否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作品为代表呢？
8、钧瓷特有芝麻酱底是否仅仅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吗？
9、钧瓷的创烧是有意识的，还是偶然的？创烧人何以见证呢？
10、钧瓷的创烧成功之时，是否就命名为钧瓷呢？
总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盛行时期，在程朱理学形成之初，在文化气息浓郁的赵宋王朝，钧瓷的命名绝对不会仓促而随意的，毕竟，钧=jun=君，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试想明神宗万历三年能轻而易举地改钧州为禹州，而对钧瓷的行为就不会三思吗？
一种理论的存在，是允许争鸣的，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健全和完善他的体系。任何的盲从或拒绝讨论，势必会延缓这一事业的发展，我们期望钧窑理论的发展，而不是权威下的固步自封。
龙口越窑窑址
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
时代：唐末至南宋
发掘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清理出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类瓷器三万余件（片）和大量窑具标本。其中南宋龙窑窑炉、作坊遗迹系越窑遗址中首次发现。窑炉由窑床、窑墙、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组成;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平面呈方形,有东西、南北各一道匣钵墙,残高近1米。这两处重要遗迹的揭露,将会展示越窑制瓷工艺的整个生产流程。发掘首次确定了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温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等,其风格与北方汝官窑颇为接近,应为供器或宫廷用器;此外,南宋层还出土一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了此地为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五代地层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计有姓氏类、方位类、纪年类、用途类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本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对越窑中心窑场的第二次大规模揭露,再现了越窑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进一步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
窑系、窑场和窑址的区别
窑系、窑场和窑址的区别。
窑系是瓷窑体系的简称。民间众多瓷窑中，以一个窑口为代表，产品的胎釉成分、工艺、造型、釉色、装饰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一批瓷窑，往往被划分为一个窑系。窑系形成和繁荣于民间制瓷业空前发展的宋代，元代继续但已逐渐衰退。重要的窑系有越窑系、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龙泉窑系。各窑系多精于一种或几种产品，如越窑系的青瓷、定窑系的白瓷、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瓷、耀州窑系的刻花青瓷等，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色。窑系的形成大多与其产品的分布和流向有关，如隋唐之后，江南地区的窑口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等沿海地区；北宋时耀州窑经过广州、泉州港出海，影响了广东、福建两省；景德镇的青白瓷影响了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定窑影响了江西和四川两省。
窑场一般不仅指陶瓷产区，有时还往往包括附近的原料产地。如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古代即有所谓“十里窑场”之称。一个窑场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原料、作坊、窑炉及废品堆积等区域划分。
窑址一般是指烧造陶瓷器物的窑口遗址，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窑场遗址，也可以是一个较大的窑群遗址。我国幅员辽阔，全国2/3以上的省区均发现过古窑址，发现窑址最早的是浙江省绍兴和肖山两县，专家鉴定是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六朝青瓷的窑址以浙江发现最多。已经发现的遗址大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主要烧青瓷，少数为青釉褐斑或青釉绿彩绘，白釉则仅发现长沙窑有白釉绿彩装饰。北方地区瓷器出现较南方稍晚，主要以白釉为主流，还有黑釉、茶叶末、褐黄釉等，青釉也有少量发现。就目前出土物来看，瓷史上南青北白”的说法基本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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