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钧瓷器。
钧彩釉瓷是禹州神垕的工匠们在借鉴各类古陶瓷的基础上，烧制出的釉色丰富的颜色釉瓷和彩釉瓷而非钧瓷
钧釉所用着色剂主要是铁和铜，釉色以紫红为主，兼有天青、天蓝、月白、豆绿诸色变化；而钧彩釉瓷所用着色剂除铁、铜外，还有多种人工合成的各色陶瓷颜料（目前一些钧瓷厂家所使用的着色元素不再探讨之列）。
在上釉工艺上，钧瓷以浸釉为主、刷釉为辅，同一坯体上同种釉。而钧彩釉瓷除了浸、刷外，根据釉色效果的需要，还采取各种不同的上釉方法，如堆涂、刻填、描画、喷洒等，可在同一坯体上的不同部位上不同的釉；也可用颜料画在坯体上再上透明釉，烧后呈现固定的效果。如老虎身上的黑色条纹、鸟类的黑色眼珠等。这就决定了钧彩釉瓷烧后是人为固定变化，而钧瓷是意料之外的自然变化。
在烧成上，钧彩釉瓷用氧化焰烧成，温度一般在1230℃~1250℃，而钧瓷用还原焰烧成，温度一般在1280℃~1300℃。钧彩釉瓷由于烧成温度较低，其成品率比钧瓷要高。
钧彩釉瓷为固定釉，一种釉一种颜色，上什么釉出什么色，窑变效果不显著，但由于温度的不同，釉色也会出现色差，有深浅不同的变化。而钧瓷为窑变釉，一种釉烧出多种色彩，有反差很大的窑变效果，即所谓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风格来讲，一般钧彩釉瓷的釉色比较艳丽、明快，而钧瓷的釉色则显得沉稳、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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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炉钧（二）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炉钧"
“炉钧”作为瓷器的一个品种，出现最早是清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和清人唐英的《陶成纪事碑》中。
《南窑笔记》是这样解释的： “炉钧一种，火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者次之?”故有人据此解释为：因在炉型窑中采用还原工艺烧制而称之为“炉钧”，但究竟何谓“炉型窑”?至今没人能够解释清楚。
《陶成纪事碑》中则将“炉钧釉”释为“如东窑、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为流淌变化过之”：据此，还有人认为“炉钧’’与宜兴仿钧有传承关系。
我们知道，雍正瓷器素以精细典雅的艺术风格而著称，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烧造品种繁多，制作精湛。炉钧釉是清代雍正时期创烧的低温窑变花釉品种之一，盛行于雍正、乾隆两朝，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从传世的景德镇炉钧釉瓷器来看，工艺精湛，釉色美妙。据分析，炉钧釉以铜、钴、铁等元素为呈色剂，烧成后釉呈红、蓝、绿、紫、青等色，釉层肥厚，釉面自然垂淌，相互熔融，形成彩斑或条纹等窑变效果。但其釉层不透明，开小细片，器足涂釉，内底一般有款。同时期景德镇还烧有仿钧窑变釉，这种瓷器内壁釉面为柔润的洁白色，其外壁多以红色为主，有浅蓝色细纹，红蓝掩映，釉水有成旋涡状，有成花朵状，开片自然，偶有流釉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景德镇所烧的“炉钧”或“仿钧窑变釉”等器物，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属于仿钧的范畴。就其风格或品相上讲，与传统宋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宋钧以蓝色乳浊釉和铜红窑变釉形成的幻化莫测的艺术形式而闻名于世，开创了颜色复合釉的先河j可以说宋钧那种厚重典稚的风格和宝光内蕴的品质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金元时期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烧制，以致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明清时期，广东的佛山所烧的“广钧”、江苏宜兴所烧的“宜钧”以及江西景德镇所烧的“炉钧”和“仿钧窑变釉”瓷器，构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仿烧钧瓷品种。
但我们今天所要搞清楚的不仅仅是景德镇“炉钧”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景德镇的“炉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查清“炉钧”的身份。我们说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因果关系， “炉钧”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今天谈景德镇“炉钧”必谈一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必谈一地：所谓一人是指清乾隆时期的唐英而言；所谓一地则是指钧瓷发源地禹州的神重而言。
唐英(1682一一1756)，字俊公，隶汉军正白旗，沈阳人。雍正六年，监江两景德镇窑务，协助年希尧烧造瓷器。雍正十二三年接替年希尧职务，任管理淮安扳闸关税务，兼领陶务。唐英在职将近三十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烧制瓷器。由于他潜心钻研，躬身力行，与窑工们同吃同住，为清代的陶瓷辉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五大名瓷来讲，康熙时期熊氏督窑期间就开始仿汝、官、哥窑烧制，史称“熊窑”。雍正七年时，唐英根据谕旨为仿烧钧瓷，专门派吴尧圃到禹州神重学习钧瓷配方及工艺。吴尧圃何许人也?吴尧圃为安徽人，长期客居景德镇，能仿古法自为窑器，产秘色瓷，与唐、熊、年三窑并称，谓之“吴窑”。足见吴尧圃的陶瓷造诣极深。临行前，唐英专门作诗赠与吴尧圃： “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钧)州路；山山水水几许长，帆墙云树愁苍茫；谷城黄石岘首泪，酒材诗料携轻装；
丈夫出¨各有道，知己情深在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lei)关国家；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君不见，善游昔日太史公，名山大川收胸巾；陶镕一发天地秘，神功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各有别，以今仿古将毋同；不惜骊驹三叠唱，内顾无忧行色壮。荆襄一水游有方，不比天涯成孟浪。荷香蒲绿掉归舟，倚闾白发yong望”。这首诗最应关注的两句，一句是“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家”，这里讲的“此行陶冶赖成功”，说明唐英对吴尧圃的钧州之行充满期待； “钟鼎尊罍关国家’’说的是瓷器造型，意思是这些造型都是关乎国家政权的礼器；再一句是： “玫瑰翡翠倘流传”，这里讲的是钧瓷自然流动所形成的的窑变釉色，即红似玫瑰，绿如翡翠。单就这种釉色而论，就是典型的“卢钧釉”而不是“宋钧釉”。因为宋钧釉的特点是“里兰外红”。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唐英希望吴尧圃到钧州是干什么了，就是要学习卢家烧制钧瓷的配方及工艺。
如是，这就为我们判断江西景德镇“炉钧”的由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卢家最起码在雍正时期，已经能够烧造“玫瑰翡翠”般的釉色，而这个釉色也正是吸引唐英和吴尧同之处。钧瓷之源在钧州，景德镇要仿烧钧窑，一定要到钧州的神垕来学习。而神重的卢家技术又最高，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难免会有“卢家钧窑”这个概念。当然，对于“炉钧”一说，有人认为是源自当年卢家所用的风箱式小窑炉，这种小窑只能装一件匣钵，匣钵里装一件或两件瓷器，周边堆满蓝炭，待蓝炭烧尽为成。此种烧制方式虽成功率极低，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但偶尔出一件珍品，其价格也相当高。
时至今日，这种窑炉在神重作为传统烧制技艺仍有保留，如当代钧瓷艺人李和振的窑就是这种窑。其实这种风箱式小型窑炉是卢家的试釉窑，因怕大窑烧坏而先用小窑试烧。所以，吴尧圃在神垕时，肯定接触到了当年卢家所用的这种试验型蜂窝式小窑炉。所以吴尧同在学习中脑子里必然会有“卢家钧窑小窑炉”的这样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概念，即“卢钧”或“炉钧”这样两个概念。当吴尧圃把在神垕所学的技术带到景德镇后，很明显，作为清官窑来讲，他不可能把烧成的钧瓷叫作“卢钧”，因“卢”为姓氏，作为皇家御窑来讲，不可能以“卢”姓来命名御仿钧窑，但他们又离不开从“卢家”所学的工艺与配方，于是景德镇所烧的钧瓷便有了“炉钧”之名，这应该就是“炉钧”之概念的南来。不客气地讲，皇家御窑能用“卢”之谐音“炉”作为瓷器定名，已经是对“卢家”最大的认可或者说是恩赐了。
由此而论，清乾隆时期《南窑笔记》所解释的“炉钧”应该是站不住脚的。何为“火炉中所烧”，请问什么瓷器不是火炉中所烧呢?那为什么景德镇的“青花”和“粉彩”不叫“炉青花”或“炉粉彩”呢?可见， “炉钧”之名与“卢家”是有很深渊源的。
钧州青瓷对钧瓷的影响
"钧州青"是"钧州青瓷"的简称，清朝初年已见文献记载;清顺治时汪介人在"中州杂俎"中道: "钧窑 、汝窑、柴窑钧州瓷器，谓之,钧州青，最为海内所重，久不制造，自寇燹后已如彝鼎不可复得。
古代文献中，青瓷常常被称为“青窑器”或“青器”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钧州青一词，意思是钧州生产的青器，或者青窑器，汪介人把钧州青与汝窑、柴窑瓷器归为一类，是因为它们在呈色和用途方面具有一致性。
从发展次序来看，钧州青是汝窑瓷器的变种，作为一种日用瓷器，它和北宋末年的汝官窑瓷器有清晰的传承关系。
钧州青的颜色分为天蓝和豆青，与汝窑瓷器的天青和豆青基本雷同，正品颜色泛蓝，汝窑称之为天青，钧窑称之为天蓝(如果温度略低，就呈现青绿色，正因为这个缘故，豫西地区陶瓷业中会有“钧汝一家”或“钧汝不分”的说法
钧州青是日用青瓷，至少在金代后期就出现了，这类瓷器往往有红色斑块，是将铜料研细，做成颜料，用毛笔涂在釉面上，烧制后，铜料经过还原，呈现为红色或紫色。
图 是河南叶县文集遗址出土的 钧州青瓷器，时间大致在金元时期
金朝后期明昌时代，禹州神垕镇刘庄窑( 或称刘家门窑) 就出现了“钧州青”风格的瓷器，这类瓷器的生产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推测金代前期的大定时期，就应该存在着“钧州青”类瓷器，但是因为实物资料缺乏，我们还不能贸然下结论。
个别“钧州青”类钧瓷，由于釉料配方中混有铜矿石，在特定环境下，釉面会出现通体闪红的现象，与宋金时代严和店窑印花青瓷出现的红斑一样，都不是有意为之， 笔者以为，探索大定时期的“钧州青”将是未来钧瓷文化研究的重点。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卢钧（一）
一．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卢钧"
“卢钧"与“炉钧”辨析
凡研究钧瓷之人，一涉及到“卢钧”或“炉钧”这两个概念时就感觉到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尤其对收藏者来说则更为如此。因此所谓“卢钧”与“炉钧”这两个概念，至今仍然是未被人们破解的两个谜洲
就“卢钧”而言，“卢”为姓氏，“卢钧”就是卢氏家族所烧的钧窑器。据卢氏家谱记载，清光绪时期，神垕镇窑工卢振太及其子卢天福、卢天增、卢天恩等弟兄三人，在钧瓷烧制方面造诣很深。他们当年所烧的钧瓷送到开封和上海等地后，古玩城都把它当成宋钧卖，价格极高。后人们得知这钧瓷均为卢家新烧的后，一些古玩商们唯恐败坏名声，挂出了“谨防卢瓷”的牌子，这足以证明卢家所烧的钧瓷存当时已达到以假乩真的程度。至今，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仍将卢家所烧的钧瓷当作宋钧收藏展示。可见，瓷界所说的“唯卢钧可与宋钧相媲美”之说还是很有根据的；如是，卢振太之前的卢家，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卢瓷”或“卢钧”也与这种说法有着直接的天系。
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卢振太的父亲、爷爷及更早的先辈们是做什么的?卢家是不是自卢振太时才从密县迁到神垕的?对于这些，不仅卢氏家谱没有涉及，而且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甚至传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谜。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卢振太父子一出道，功底就如此深厚，一下子就能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钧瓷么?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知道，从唐花釉到北宋时期的钧瓷烧成，至少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据此，如果我们大胆推测的话，至少卢家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以宋钧为蓝本烧制钧瓷。但不少研究者认为，明代为钧瓷的断烧期，也就是说明代没有钧瓷：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元末战争使神重的窑工丧失了烧制钧瓷的基本条件；二是明代第十六位阜帝为宋神宗，其名为“朱栩钧”，因钧瓷犯了君名之讳，故明代钧瓷断烧。这些理由看起来似乎无可挑剔。
明代钧瓷真的断烧了吗?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并且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学术问题。
说元末战争导致钧瓷断烧，几乎不可能，因为金元时期全闰大部分地区包括内蒙在内都在仿烧钧瓷，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虽说受战争影响，但战争影响绝不会那么大，更不会因为局部的战争而使钧瓷断烧。
说钧瓷犯了明神宗朱栩钧(1563一一1620年)之“钧”字之讳而断烧。这种说法也从未见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明代是1328年建立的王朝，而明神宗则是1563年才出生，这中间已经经历了235年的历史，所以即便是明神宗时期断烧，那么明神宗之前的235年难道也断烧了吗?要知道从明神宗出生到明毅宗1644年灭亡，仅仅只有81年的间，难道要用这后的81年来否定明过去的235年的历史吗?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一定要说避讳的话，为什么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就没有避讳呢?
宜兴仿钧始于明代中期，最初是为了弥补紫砂胎体表面粗涩的缺陷而施钧釉烧制，其釉色特点与钧窑窑变釉有相似之处，故而被称为“宜钧”。明代后期以欧子明所作的宜钧器作品最为成功：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多件明代：宜钧器物。可见，宜钧器的开始与发展，本身就经过了明神宗时期。而广东石湾窑仿钧就始于明代后期，素有“广钧”之称。请问：他们为什么就不用避讳呢?事实上明代钧瓷不仅没有断烧，而且其烧制范围还不仅仅只限于河南，起码江苏、江两和广东都在烧；其三，如果要避讳，那么是否和“栩”与“钧”相关的人名及器物都要改名避讳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
有这样一条记载，可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明末清初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方以智先生曾著《通雅》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其日均(钧)州，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也”。报国寺位于北京西城区。始建于辽代，明代早期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建，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也就是说重建的报国寺中，有一尊类似汝窑一类的五色窑变釉观音塑像，供奉在那里，而且说得很清楚，是来自均(钧)州的五色窑变釉瓷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起码说明了明代的钧州仍然是在烧制钧瓷的。
对于报国寺的观音塑像，清乾隆时期英廉所编《钦定日下旧闻考》也有记载： “(大慈仁寺)寺后有毗卢阁，为当时北京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阁下瓷观音像高可尺余，宝冠绿帔(pej)，手捧一梵字轮，相好美异，憎云得之窑变，非人工也”。可见，报国寺中的这尊窑变釉钧瓷观音塑像成于明代，至清乾隆时期仍保存完好。这就足以说明明代钧瓷没有断烧。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明代钧瓷没有断烧的事实呢?其目的就在于说明从宋代到清代钧瓷一直在传承着、发展着，只是规模或大或小。或官窑或民窑而已。如是，清光绪时期卢家能够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瓷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们本身不缺乏钧瓷技艺的传承。
另外，现在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还流传着的一些说法似乎也缺乏考证：什么卢振太是在清光绪时期从河南密县迁到神重的(有哪些记载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呢?)；什么卢振太在耕田时从地里发现了一些十分精美的宋代钧瓷瓷片，从而对钧瓷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烧制钧瓷念头等等。(相信卢振太父子如果晓得当代人是这样评价他们的，鼻子都会笑歪。)可以这样设想一下：一、如果是为了种田，卢振太大可不必带着老婆孩子从密县来集镇迁到神垕镇这靠天收的山岗地去生活；二、不管卢振太有多聪明，也不可能因为他发现地里的一些钧瓷瓷片，短时间就能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瓷器”。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这样证明，就在于要说明钧瓷从宋代到清代数百年问，一直薪火未断的事实。正是有了钧瓷这数百年的技术传承和经验积淀，至清光绪时期，卢家钧窑的烧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究竟高到什么地步，那就是可与宋钧相媲美的地步。冈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卢振太、不，卢振太的先辈们早就存神重这片热土上从事着烧制钧瓷的工艺，这个时间可以上溯明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宋代。虽然这段历史相对缺乏记载，但这并不影响“卢钧”或“卢瓷”在巾国钧瓷烧制史上的崇高地位。
钧台窑与官钧
钧瓷是我国五大名瓷之一，产于河南省禹州市，因其独特的窑变艺术而独步瓷林著称于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从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产生，到汉代瓷器的成熟，因瓷器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被后人形象的比喻为古代生产中的“重工业”。唐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瓷器更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得到了上层社会和宫廷的赏识，于是“贡瓷“在唐代出现了。随后宋代形成了早期官窑，而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则确立于宋元时期。钧窑也不例外，因其御用，长期以来人们约定俗成有了民窑和官窑之分。关于钧窑的创烧年代，大量研究资料已经证实，受唐代花釉瓷器的影响始于北宋，毋庸置疑；而官钧的年代问题，因种种原因，历来就有争议，但均缺乏确凿的文字资料，一直未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认可。如今，迎着和谐中国的太平盛世，昔日的“五大名窑”唯有钧瓷的发展独树一帜，在当今文化经济的大潮里扮演着重要角色。钧瓷这一艺术瑰宝，在禹州钧瓷人的共同努力下，正焕发着无限的青春。2004年禹州城市改造，位于钧台窑范围内的制药厂院进行房地产开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为钧瓷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同时也把官钧年代的问题推向了风头浪尖。2005年11月，禹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中国禹州钧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着钧瓷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纷纷为钧瓷的发展献计献策，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有关官钧年代的问题也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2006年11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将其“官钧年代研究”的新结论发布。该观点引起了许多钧瓷爱好者和媒体的关注，因此就钧台窑和官钧的相关问题和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结论进行简明的分析与通报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这样，认真的对待不同的观点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分析问题，才能使集数千宠爱于一身的钧窑更具有魅力。钧台窑，1964年发现，1974年进行发掘，1988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概念上“钧台窑”是指禹州城内东北隅古钧台附近的整个窑场。十几年来我们通过考古调查证实，它的烧制时间上至唐朝，历经宋、元、明、清并延续至今，几经盛衰，虽逾千年但终却未止。1977年这里发现了唐代的窑炉和大量的瓷器标本，最近几年来又有少量的唐代瓷胎三彩和唐青花出土，其中三彩和洛阳、巩义的三彩有明显的区别。宋时又为宫廷烧制贡瓷，创造了新的顶峰。金元时期仍有烧制，从扒村窑系标本“……余困居寒城（禹州）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曰也（1133年）”的款式上就可得到证实，当然更有大量的金元时期标本出土。明代《大明会典》“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记载，钧台窑范围内又有大量制作和画工精美的同类器物标本出土，相对吻合。清代时古钧台紧邻的县衙内曾置办钧窑，并有史料记载和实物出土。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的今天，钧官窑遗址得到了保护，钧瓷研究所更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保护、研究和开发的重任。钧台窑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窑场，薪火历经千年而盛烧不息，证明它瓷艺高超，制作精良，广为传播。除烧制钧瓷外，同时还兼少大量的黑瓷、白瓷、三彩、天目等其它类瓷器，为禹州瓷业的地位和繁荣中国陶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官钧是指钧台窑北宋末期为宫廷烧制的陈设类瓷器，官钧和钧台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决不能把两者之间划等号。官钧只是钧台窑上的某一时间段，钧台窑的内涵和外延比官钧大的多。因此，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正确的认识和对待来自外埠的研究结论。2004年随着禹州钧台窑范围内的制药厂院开发，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利用资金优势，前期获得了一批宝贵的文物标本，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精力进行了研究和运作。他们从明清文献、器物排比、“宣和元宝”钱范、钧瓷“奉华”铭、“艮嶽”与“花石纲”等问题上找到了诸多疑问，并一一推翻，最后通过钧台窑此次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等典型器物的排比，结合南宋和明代的相关绘画资料进行了考古调查，得出了官钧的烧制年代应集中在明永乐和宣德时期的观点。对于他们为钧瓷研究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对于他们对中国陶瓷研究付出的辛苦和痴心，作为文博界同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正如他们最后所说的那样：“当前对于官钧的研究，其目的与意义似已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坚持还是背离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才是我们首先要正视的问题。”目前，就官钧年代的问题，还有一批学者仍有疑议，故不能定论，更需大家进一步去做科学的探索与研究，但是无论官钧的年代如何，这个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到钧台窑在中国陶器史上的地位。并且，随着更多的学者的研究探索，钧瓷文化的魅力将更加迷人，钧瓷文化的推广与发展也将迎来全面的辉煌。
钧瓷故事：钧窑鼓钉三足洗的传说
钧窑鼓钉三足洗
钧窑器型中很多都有由来的典故，今天小编为大家讲的就是钧瓷故事：钧窑鼓钉三足洗的传说
相传宋徽宗赵佶，通音律好歌舞，喜欢画画儿，字却特别差，他每次歌舞和画画儿以后，总爱临池弄墨，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字始终没有长进。
有一次，徽宗演乐赏舞，宫里新选进来几个漂亮的舞女，所以身心很投人，自己亲自去鼓。妙龄少女长袖翻飞，玉足轻勾，舞姿美丽极了。徽宗不知不觉饮酒饮醉了，最后被内待扶到寝宫。睡下不久，他突然起身，大呼展纸备砚。内待听到传召，忙备齐一切。徽宗衣衫不整，龙飞凤舞一般写起字来，并且笔在纸上运走，有鼓声隐隐作响，节奏感很强。写罢，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徽宗倒床又睡。内待很累，也不在意，就找地方打盹去了。
第二天早朝归来，徽宗突然发现案上有一幅好字。字体飘逸，起笔如长袖飞舞，落笔如玉足轻勾，秀丽极了。于是忙召内待，问字的来历。内待很纳闷，对皇帝说了昨晚发生之事。徽宗忙命内待再备纸砚，可他写出的字还不如从前，气得折了笔砸了砚。
后来，徽宗有天晚上做了一梦，梦到自己手持大笔，在钧瓷洗里一蘸，又在一面大鼓上一青，在鼓面上挥笔疾书，顿时鼓面上出现清雅秀丽，刚劲洒脱的字体。这鼓和上次喝醉时所击的鼓不同，这鼓下面用三只如意支撑，鼓面大，没有鼓腰，形状像是拦腰锯开的半截鼓。
钧瓷大师杨文杰传统煤烧钧瓷直口洗
徽宗醒来后把这梦说给众臣，大晟府提举周邦彦，精通音律，很得徽宗的喜爱。他为徽宗圆梦说：“皇上梦中用的笔洗是钧瓷宝洗，鼓上膏笔。这正是取鼓中的灵气，收音乐中的韵律，融在洗中。那鼓如意相托，定能心想事成。只要让阳翟(今禹州)烧制这样的器物，皇上用了，定能写出漂亮的字体来。”徽宗听了大喜，忙命阳翟官员监造这样的笔洗。
监窑官领旨，让阳翟官窑最拔尖的窑匠赶制。窑工们费尽心血，终于烧制出一件精美的笔洗：下面三只如意足、上下沿儿各有一圈鼓钉，洗里不添水，看着总是水汪汪的。
这钧瓷笔洗送到宫里，徽宗用时，膏笔不用添水，并且每次用都能听到轻轻的鼓声，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就是后来的“瘦金体”)。徽宗随即下旨定鼓钉洗为国宝，并御书“钧官窑鼓钉神洗”几个大字。这就是现在鼓钉洗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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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不盈尺是什么意思？禹州钧瓷工艺已经突破钧
中央一套《大河儿女》的热播掀起了一阵“钧瓷热”，不少观众被剧中精美的瓷器所吸引，同时剧中很多和钧瓷相关的故事也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昨日，东方今报记者专访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志钧，解答钧瓷烧制背后的故事.
《大河儿女》中柴殿金为了给阎锡山过寿，要求贺焰生为其烧制一尺两寸高的“三戟莲花瓶”。贺焰生一口回绝，说钧瓷自古有“钧不盈尺”的定律，那么“钧不盈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志钧介绍说，“钧不盈尺”的说法主要跟成型工艺和窑的构造有关，当时主要成型方法为手拉坯和印坯，手拉坯工具为手转石轮，转速低，时断时续，所以不易拉出1尺以上的器型；印坯的工具为陶模，当时的成型原料也不易做成1尺以上高度的器型，否则容易炸裂变形。因为在当时建窑技术的限制，窑的密封性不好，烧制尺寸大的不行，温度达不到。
“烧制钧瓷的温度必须在1280℃-1300℃，而当时由于窑的密封性不好，古时又是用木柴烧火，想达到这个温度必须烧制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刘志钧说，这个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温度低于1280℃时钧瓷不会发生窑变，而温度高于1300℃钧瓷的窑变也很难实现。窑炉中上下温差的存在，使钧瓷的高度受到局限，烧瓷时往往上边过火，下边缺火，所以成功的钧瓷就局限在一尺之内。因此才有“钧不盈尺”之说。
钧瓷的烧制共72道工序，窑变色彩无法控制，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报废率，上品则更是十窑九不成，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尊贵声誉，唐玄宗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为御用珍品，并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故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非常罕见。
禹州神垕镇，“中国钧瓷之都”，是居“中国五大名瓷”之首-钧瓷的发源地，它以盛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而闻名于世,至今已有1300多年烧制钧瓷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夏商时期，这里的先民就从事农耕和冶陶，宋代时期已成为北方陶瓷中心，盛极一时，当时流传民谣“进入神垕山，十里长街观，七十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因陶瓷兴盛、钧瓷御用而致使神垕地名被四次皇封。
现今禹州钧瓷烧制工艺已远超宋钧，更是突破了“钧不盈尺”的限制，一人多高的钧瓷花瓶已然能够成功烧制，只是烧制的成功率相对较低！
东方今报记者 孙川川 见习记者 韩旭 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