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釉瓷器的鉴别。
如果用碳多的火焰即还原焰煅烧含有氧化铜(CuO)的釉，这时原来结合于铜的氧之一部分或全部，就与火焰中的碳结合在一起，因而釉中的铜自然变成了氧分比例少的氧化亚铜，或不含氧的纯铜。所谓“氧化亚铜”，是由88.8%的铜与11.2%的氧所构成，呈十分美丽的红色。但若研作细粉，就呈橙色，只有将其溶于釉中时方出红色。例如埃及第18王朝（纪元前1540~1350）时代的深红色玻璃，就是用这种氧化亚铜着色的。在我国乃至日本的红釉中，几乎看不见氧化亚铜的迹象，而是含有纯铜呈一种悬浮状态。所谓“悬浮状态”，是一种非常细致的粒子，铜的微粒直径大约为千分之九毫米左右，近似胶体，颜色与普通金属状态时不同。例如普通的金原是金黄色，但在呈胶体状态时因其粒子之大小而呈赤或紫色。铜的胶体在极细小时呈黄色，稍大就呈红色，更大些时又呈青色。为了使釉现出红色，所用的铜量需要极少。最好的釉色一般是在含铜0.3~0.5%时出现的。如果超过这个分量，釉色就混浊如火漆一般。假使放入10%左右的铜，就有变成黑色。浓厚的铜在一部分青瓷中，有变作纯黑而成为所谓“褐斑青瓷”的。但这种青瓷与正常的褐斑青瓷的黑点有所不同，是在黑色与青瓷色的交界处有已被还原的少量的铜形成红圈，这一点可以用来区别。如果使用多量的铜，也可以烧出“天目釉”般的黑色釉。
用铜烧成的红釉有钧窑系统的红紫釉、明代的霁红以及清代的郎窑红等。用铜在釉下绘制图样而以还原焰烧在的，叫做“釉里红”。
关于釉中所加的铜的状态，著名的陶瓷科学研究者J．W．米勒（Mellor）氏曾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现以他所发表的材料为主，简要说明如下：
（1）牛血红郎窑中的代表作品——“牛血红”在西洋叫做Sang de boeuf，这种釉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鲜艳夺目，真好象人造的红宝石一般瑰丽。由于釉的垂流痕迹恰似滴血，因而又有“鸡血红”或“猪肝红”等别称。若将这种釉的瓷片磨薄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普通都分作五层：第一层无色或稍带一些绿色，下面紧接着的就是很狭的黄色层（有时也不见）。第三层是比较厚的红色层，这就是在釉中呈现红色的主体。第四层是更狭的青色层，最后是无色或稍带灰色的第五层，再下面便是坯体了。
谈到究竟为什么会生成这样许多层，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用强烈的还原焰去烧含有氧化铜的釉时，氧化铜就被还原而变作整个失去氧气的纯铜。假使釉中混有氧化铁或氧化锡而被还原时，铁就成为氧化亚铁，锡就成为氧化亚锡。并且釉中如果混有这些物质，对于铜的还原很有帮助，能够使其完全还原。这种完全还原的铜在乍溶于釉中时毫无颜色，即如上面所说的第五层一般。但是火焰并不能由始至终地持续其还原性，当釉已完全熔融而铜的还原也已经完全进行时，即或开始使窑冷却，也会有新鲜空气进入窑内。这时窑中薪炭的燃烧情况已超过相当的数量，不再像过去那样大量需要氧气，因此新进来的空气中的氧气并不是全部取之燃烧之用。其中一部分和热熔的釉接触，而侵袭在釉面的已经还原的铜，使其再度氧化成为氧化铜，这就是釉的第一层即无色或稍带一些绿色的表面层。至于为什么有氧化铜而几乎没有绿色，这是因为铜量太少不能呈色的绿故。
这时候火焰的氧气已将消失，但有一些残余的氧气还要向下深入，若遇到铜、铁或锡便要加以侵袭。由于将铁或锡氧化而成为氧化物，已失去将还原过的铜再变作氧化铜的力量，只能将铜碎得十分细小，因而铜变成黄色的胶体给釉增加了黄色，这就是第二层。此外，氧气仍趁其余势将下面的铜加以粉碎，恰好成为看来像是红色的粒子，并且还以其一点残余力量继续将下面的铜略加粉碎，恰成为现出青色的那般大小，这就是第四层。到此为止，新进入的空气中的氧气作用已告终。例如氧化亚铁由于接受了新袭来的氧气，自身氧化而成三氧化二铁，作成铜的胶体的红层，并且起着保护的作用。锡也与此并无两样。以上是对红色釉的制法所作的化学上的解释。
这种解释法和今日所想像的不同之点，在于这种工艺所用的火焰或窑中的空气，其中氧气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照一般人原来所想的，红色釉只是靠还原焰生成的，但是据米勒氏的研究，窑中的空气即火焰最初虽是强烈的还原焰，而到后来却稍微变成氧化焰，这样方能最后完成。关于这种解释有着各式各样的细节，如果过于详细反而容易混乱。因此在这里只能略述梗概。附带提说两三件有趣的事实。
假使将已经还原的铜釉骤加冷却，就会失去发生上述许多现象的时间，因而铜被分散不再变作红色的胶体，釉也几乎没有颜色，或稍带浅黄色。但若将这种骤然冷却的釉再放进窑内徐徐加热，这时再度熔融的釉中的铜被粉碎，使釉变成红色。如果将釉的表面磨去，只留下紧贴着坯体的无色层（即第五层）而加热使其溶融，残留下来的釉仍会变成红色。若是釉具有充分的厚度，仍然可以很明显地变成和以前同样的五层。因为火焰中的氧气照样同以前一般，是对釉中已还原的铜起着作用的。
郎窑的盆或花瓶的口边，普通都没有红色而呈白色，并且在花瓶的头部等挂釉较薄的地主，往往多有颜色很浅而略带白色的（即文物界所谓“脱口”）这是因为釉已经流得很薄，其中铜的一部分由于高热而变作气体从釉中外逸。后来在最后完成时进入的空气里的氧气，将釉中仅存的铜全部氧化，所以第一层十分发达，只是因为铜分少而颜色较浅，几乎很难用眼睛感觉到。
（2）桃花片与豇豆红
这是与郎窑牛血红的深红色相反，而呈一种幽倩的浅红色，恰似朝霞里的桃花一般幽雅的色釉，普通叫它作“桃花片”，或“海棠红”、“豇豆红”等等。在西洋名之为“peach- bloom”，可以说是为数极多的红釉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就连在陶瓷工艺技术上号称空前的康熙名工，也认为制作桃花片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施挂这种色釉的器物为数不多，形状也比较小，只限于笔洗、小瓶等一类的作品。如果仔细观察桃花片，就会发现它并不只限于一种颜色，而是在紫色朦胧的浅桃色中有深桃色的斑点密集着，或者一部分呈深桃色，逐渐晕散为浅桃色的部分。并且因品物之不同而在桃色以外一部分微带绿色或黄色。这种釉调历来都把它当作郎窑的一种，而且是极其微妙的窑变之物。但若仔细加以研究，其作法是与郎窑红截然不同的。在显微镜下面看来，在某些部分虽也像牛血红釉那样具有五种色层，然而并不似郎窑那般层次分明。仔细观察其浅绿色部分，以表面的第一层与最后的第四层比较发达，而第三层比较缺乏或仅仅残留着一些痕迹。在深桃色的斑点密集所在，其第三层非常发达，散布着红色的斑点。若观察其深绿色的斑点部分，固然可以看了是由氧化铜着色而成，但其中也有的是含着金属铜的。
缺乏桃色而呈浅绿或浅黄绿的部分，是因为铜接近釉的表面，或者非常淡薄地散在釉内，于是最后完成时进来的少许空气中氧气将铜大部分加以氧化，所以无色或稍带绿色的第一层便直接与第四层（即由比较大的胶体粒子组成的青色）相连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若是釉中含有铁分，就变成三氧化二铁而使釉色稍带一些黄色。另外在某些部分由于铜的分布状况很适当，铜很少在釉的表面而大多散在中间，因此即使完成上所用的氧气是在这时候进来，也失掉了氧化的力量，只能将已被还原的铜粉碎，变成能够呈红色的那样大小。至于深绿色部分，是由于分散的铜胶体多数密集在表面并且凝固，当完成时被进来的氧气所氧化，变作氧化铜而熔于釉内，所以将釉染成了绿色。假使这里的氧气不充分，就会使一部分已经凝固的铜得不到氧化，而以金属铜的因有状态残留在富有绿色的氧化铜釉内。换句话说，桃花片虽然也是和郎窑红基于同样原理而产生的，但在这里的铜分并非一致地散布在釉内，而是在各层各部分或浓或淡地错综分布着。像这样使铜分复杂地分布，是需要非常繁琐的工序的。
铜一般在烧到800℃以上的温度时，就有着容易挥发的性质。我国的陶瓷工人非常善于利用这种特征，先将性质不同的釉挂上两三层，在最底下挂的是专门挑选的比较难熔的釉，并且使其含有铜分。表面上所挂的是比较易熔的釉，在其中混入少许像锡或铁一类的帮助铜起还原作用的物质（2%以下）。然后加热至1200℃左右，这时下面的铜便行挥发而浸透至上层，并且被还原。其次又受到氧化的侵袭，因氧气的强弱、铜的浓淡以及锡、铁的多少而被氧化，或被粉碎成各种不同的大小，分散在釉中而现出那样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色。这便是应用了所谓铜分挥发的难以想象的现象。先进行复杂的铜分分布，并用还原焰煅烧，跟着就放进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这种空气只有放进一点点，而且要巧妙地调节氧气量，才能够使非常容易变化的铜色保持美丽的红色。同时还不能使釉过熔而流下，因此加热的适当也是要控制得十分有把握才行。就钧窑和郎窑来说，釉的熔流反而增加了妙趣，然而桃花片却绝对不能流釉。像这样一层尚且难以完成的工艺，必须重叠至两三层方能成功为桃花片，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了。因而历来都将桃花片推作铜红釉中的第一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类似如此复杂的工艺，毫不借重于有理论的科学力量，仅凭长期实践的结果而能有这般了不起的成就，实在不得不令人对我国古代陶瓷工人由衷感到敬佩。
在桃花片的烧成上固然需要少量的氧化焰，但是如果氧气超过所需的限度，铜分的大部分就被氧化，而使桃花片的浅桃色部分以及深桃色部分大半变成绿色。其结果变成了桃色与绿色相混，现在所谓“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奇趣；或者成为在浅绿色的地上杂有深绿斑点的美丽色釉，即上面所提到过的“苹果绿”。清人洪北江有咏苹果绿的诗句说：“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像这样富有诗意的釉调真是难能可贵。假使不用还原焰而始终用氧化焰来煅烧，铜的胶体便不会生成，从而也不会有胶体的分散和凝固，当然更不会使一部分釉聚有铜分造成的深色斑点。因此只能变作通体一样的浅绿釉，而难得成功美丽的苹果绿，这也就是苹果绿之所以不容易制作的原因。
（3）钧红钧窑的种类很多，釉色是以具有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主。在上面杂有红色乃至紫色，或深、或浅、或呈斑状、或呈放射状，其变化真可说是复杂微妙得难以形容。我国古诗中曾有称赞它为“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而在西洋学者中间也有所谓“即使是对于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看见它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一类的称道。构友钧窑基调的青色，主要是由还原的铁和多少混在釉中的磷酸所生的乳浊现象组合而生，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详加说明。其红色也和“牛血釉”一节里所说的同样，是由于还原的铜呈胶体状态进入釉中所致。紫色是由红色与青色两者所组成的。红是铜呈胶体状态的红。青是在乳浊现象的青中加铜的胶体，而稍带一些还原铁的青色。此外，在紫色釉的表面还有带暗绿色斑点的，这是因为冷却时进入的空气将铜氧化，所以生成和郎窑红的第一层相仿佛的釉调。而且还有类似由这种胶体的铜色与还原的铁色，以及蛋白石一样神秘的青色等复杂组成的溶合两种釉的产物，使复杂微妙、新鲜夺目的釉色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钧窑里面时常有和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这些叫做“蚯蚓走泥纹”给钧窑平添了一种美感。其生成方法与黑釉油滴的生成方法大体相似，是在坯体挂釉干燥的过程中釉发生裂隙，然后就这样去烧成。裂隙虽然被釉流塞，但因为裂隙中早已流进了比较其他部分粘力弱的成分，所以唯独此处釉的成分多少发生些变化。若是乘其尚未与其他部分的釉充分混合的时候使窑冷却，就会单独使此处变成和其他部分不同的颜色。
钧窑中还有一种是在具有蛋白石光泽的美丽的淡青色地上现出鲜艳的紫红斑。这种紫红斑的生成，一般多有故意加入铜分而使然的，不过也有偶然出现的。因为这种红色只要极少量的铜就够了，所以说即使在釉内没有故意加铜，例如在窑的天井或窑壁乃至邻近的器物上附有铜分，而其中极少量飞散在这种瓷器上时，也会生成紫红斑。
像这样故意使铜蒸发并使胶体的铜着于器物表面而现出红色的方法，无论是在我国或日本的古代都很少发现其遗迹，然而在古代波斯的釉内却是一种普遍应用的方法。现代作品中用时也会看到用盛着氯化铜液的器物，放在挂白釉的器物旁边用还原焰煅烧，使铜蒸发而着以红色的。但是作成的东西和历来的红色釉相比，显得非常浅薄而缺乏深厚的趣味。如果放在显微镜下来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红色并没有像在牛血釉中所见到的五层，表面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用铜着成的红色，再下面就是不含铜的无色釉，而且是直接罩在坯体上的。（4）火焰红在清代的铜红釉中，有一种夹杂着闪青闪红色的紫色的瑰丽釉色，那种在纯红的颜色上如青紫色烟一样挂着的，看起来好象是燃烧得极旺盛的火焰，在我国普遍都把它叫作“火焰青”、“火焰红”或“火里红”，也有的一概名之为“窑变”的，在西洋大家都称之为 “Flambe”。这是由于郎窑的窑变而产生的。其红色和上面所讲的同样，是铜的胶体颜色，闪青的紫色是由铜的胶体青色与乳浊现象的青色以及红色组成的。但这种乳浊现象却和钧红之由于磷酸造成的不同，而是因为釉中生有小的针状结晶所致。假如在釉中有小的结晶发生，就好象在空中的尘埃与水蒸气的作用一致，将釉所遇到的光分散而发生乳浊现象，反射出一种特别的青白色来。这种小的结晶在釉中加入锡等物质时最易出现，但在釉中含铝较少而硅酸多的时候往往也会产生。清代的窑变大约就属于后者的。所谓“窑变”，有人说是因为还原焰和氧化焰的不同作用，是由还原的铜红与氧化的氧化铜的青色两者组成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无稽之谈。如果将窑变的碎瓷片用显微镜去观察，便可以一目了解。其青色部分呈也有只靠氧化铜生成的，然而特别多的却不是氧化铜，而是极明显地有着许多小的针状结晶，这些都起着呈现青色的主要作用。
现在综合前面所讲的要点如下：
（一）铜的颜色极不稳定，因烧窑的火焰性质不同而现出绿色或青色，以及各种色调的红色乃至闪紫色。
（二）绿色和青色是在用氧化焰在烧含有铜分的釉时现出的颜色，这些都是由釉中所熔的氧化铜变来的。
（三）青色比较绿色的呈色困难。如釉中碱金属过多，虽然可以成为青色，但碱金属多的釉其缺点是抵抗湿气的力量较弱。
（四）红色是由于未化合的铜变作红色胶体散布釉中而成。
（五）现出红色只要少量的铜就够了。当铜的掺和量在0.5%以下时所出的颜色最好。
（六）烧成火焰是用还原焰，最后只需要一点点氧化焰。
（七）最后引进来的还原焰，是在作成红色胶体上不可缺少的。但如果超过限度，就会使红褪色而倾向绿色。
（八）釉内若加入锡或铁的氧化物，将有助于铜的还原和红色胶体的生成。
（九）牛血红釉中的某些部分，其红色的铜胶体层几乎是在同样地扩展着。
（十）桃花片的柔和颜色，是因为铜胶体错综复杂地散布在釉中而造成的。
（十一）为制成桃花片，要用性质不同的釉挂上两三层，在最下面的釉应使其含有铜分，然后加热挥发而将铜复杂地分布在釉的每一层内。
（十二）在烧成桃花片的时候，如果氧化焰超过其完成上所需的限度，桃花片将会转变成苹果绿。
（十三）钧窑的红色是由铜胶体生成的，紫色是这种红与青的混合产物；青色是以磷酸所生的乳浊现象的青色为主，另外再加以铜的青色胶体而成。
（十四）郎窑窑变的颜色，与钧窑紫色的呈色方法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这种场合下所生的乳浊现象，并非因为磷酸引起的，而是由于釉中铅分不足，以致在釉内发生小的结晶所造成的。
（十五）如果在窑的天井、窑壁或邻近的器物中含有铜分，往往会因其铜分的挥发而使原来不含铜分的釉表面生出红色斑。
以上主要是根据J W 米勒的研究结果所作的解释。此外小森忍在这方面也作过多次实验，他曾就桃花片、美人霁、娃娃脸一类的所谓“红色釉系”的上下层釉加以分析，并且指出下层釉较比上层釉熔融度要高，其成分大体为：
上层釉中需要加入一些有效的还原剂如锡盐，铁盐或灰类等，其成分大体为：
这种釉色的变化，当还原作用适合时呈红色，过度就会使色调发暗。在用中性焰或氧化焰烧成时呈紫、青、绿色。如未能完全熔融，便呈灰鼠色乃至暗紫色。若熔融过度便褪色成为橙黄色和白色。至于有所谓“绿苔”即发生绿色或黑绿色的斑纹时，并不是因为结晶作用，而是由于釉泡的现象。红釉中的鲜红色无疑是最上乘的，一般名之为“美人霁”，“桃花片”、“宝石红”、“娃娃脸”等。色调稍暗的称为“豇豆红”、“乳鼠皮”等。其余红紫、绿、青等色也各有所谓“葡萄蓝”、“苹果绿”等美丽的名称。小森分析明代红色釉的成分不外下面数种：SiO2 73.90 Al2O3 6.00 Fe2O3 2.10 CaO 7.30 K2O 3.00 Na2O 3.10 CuO 4.60 关于郎窑红的制作方法，有的文献曾认为是应用了“西红宝石的粉末”，事实上可能是指的南欧所出的红色玻璃。虽然这种釉的成分十分复杂，一时还不能断然肯定，但是从来在一般高火度釉的成分内，大多可以看到有硼酸质或铅质的痕迹。而西城和西藏地方一向盛产硼砂，当时作成一种玻璃而应用，或自南欧输入了红色玻璃而应用到釉料中去，这些可能性都不能说不存在。因此根据这种技术观点来推论，有人主张即或将郎窑的名称看作是介绍西洋美术有功的郎世宁，似乎也不无道理（实际上“郎窑”是因康熙时期的督窑官郎廷极而得名的）。
此外尚有所谓“积红”，过去多把它看作是郎窑的一种，然而近来在景德镇地方，从制作方法上常与郎窑加以区分。
普通在烧制铜盐的红色釉时，本来是应该用还原焰烧成的，但因坯体成分不同而往往发生氧化作用，从而使色调受到妨碍。这是由于坯体所含的粘土成分，挥发其机械水及化合水而使铜盐氧化的缘故。换言之，当坯体硬化至某种程度时，釉便失去还原作用。所以在一度硬化的坯体上，如果施以此种釉，就会因其还原作用完全而使釉的变色减少。乾隆以后的红色釉，多采取这个方法在一度烧至瓷化的坯体上施釉，于是才有所谓积红的出现。
这种积红系的红色调，其产生固然比较稳定，但是缺乏霁红和郎窑红那样的胎与釉溶合而出的深厚滋润之感，同时没有苹果绿或绿苔的出现，而且釉光不足（对于郎窑的宝光而言，似乎可以称这种釉为浮光）。釉色近乎牛血红的色调，缺少光泽的较多，而釉的垂流也少。至于这种釉的成分很类似炉均的红紫釉。广东石湾窑中还有一种所谓“广东郎窑”。这种仿郎窑的作品具有过度的红色釉，溶融度也较其他的低，在红色釉中属于最普通的一种。特点是坯体为灰黄色的所谓“炻器”胎，所以很容易与其他红色釉作品区别。总之，我国的铜红釉起源于宋代，至元、明、清各朝都有新的方法出现。据目前所见，不仅有出土的大量实物，而且有文献可考。例如早在著名的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碑（建于北宋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元），碑文内就曾有所谓“当阳铜药真奇器”、“铜色如朱白如玉”的明确记载。可以说依靠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逐步提高、多次改进，终能将最难制作的铜的鲜红釉调，用简单的方法获得成功。难怪后来中外陶瓷界要大为惊异，并且不断在努力探索其中的奥秘了。
例如，1848年是L。A。萨尔维达(Salvetat)在对我国明代的霁红釉作过一番化学分析后指出：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因而在调合成分时，较比所要的铜还需要多量的铜盐。后来如法国Th。狄斯克(Deck)、德国贝安祖利(Buenzuli)都曾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
1879年在法国的塞握尔(Sevres)制瓷厂有Ch，雅夫(Yauth)G 。杜太利(Dutailly)二人继承萨尔维达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说：“铜红釉是因氧化锡的存在和强度的还原焰而出现的。氧化铜被还原成金属铜，溶解在釉内依靠缓冷而呈色”。对于这种说法，德国的塞格尔(Seger)博士反驳说：“釉的红色并非只靠强度的还原焰烧成，而是以使还原焰与氧化焰相互发生为主要条件。对于呈色来讲，其影响最大的却是在于烧成时气氛的适当组成”。他并且指出：“氧化铜在0.1~0.15%时呈暗红色，0.5~1.0%时呈鲜红色”；又说：“因为将暂时还原的金属铜变成了氧化亚铜，所以添加2%以下的氧化锡或氧化铁，这样可使红色的呈现比较容易。”又说：“若将釉组成钡釉，可以便于获得纯红色”。另外，在日本许多陶瓷学者的研究里，也明显地证实了钡釉的效果。
1889年，罗兹(Lauth)发表见解，认为红色釉之呈色是由于金属铜的存在。塞格尔曾证明红色釉的呈色是因为Cu2O所致。现将这种釉料录之如表13。表13 原 料浓红红色釉淡红红色釉带蓝色红彩红色釉白色瓷釉75.00 75.0 70 高 岭--- 5.0 5 Cu2O 0.1 0.5~1.0 1 SnO2 1.00 2.0 2 Fe2O3 0.50 --- 1 钡釉0.5Na2O 2.5SiO2 0.5BaO 0.5B2O3 23.35 22.0 21 表中三种配合除白色瓷釉外，最好都用还原焰烧成熔块，Cu2O含量少，则透明性强而且色浓；含量多，则透明性弱而色淡。瓷釉之加入，可使熔块生成温度降低。一般Cu2O含量在0.5％时，便生成不透明的红釉，在0.1~0.15％时生成酷似金红色的透明红釉。其烧成方法比较组成尤为重要。如果还原过强则成金属铜，所以需要时时烧以氧化焰。SnO2及Fe2O3还原后极容易氧化，可以促进Cu2O的生成。塞格尔是用薪柴作燃料，采用以下的烧成法，即烧火初期使用氧化焰，自暗赤热至SK010时用强还原焰。自SK010~05每15分钟约烧氧化焰1~2分钟，其次用氧化焰烧之，至SK4以后用氧化焰或还原焰烧化。
1930年，F．乌尔兹（Wurts）根据试验指出红色釉的呈色是由于铜的胶体溶液。其最适当之烧成法为：自赤热初期至烧成温度，始终均宜用强还原焰。但如煤烟过多时，可间断地使用氧化焰数分钟。SnO2的作用为还原为还原触煤，且使红色浓厚，加入少量的Fe2O3可使之成为闪蓝紫色的色调。B2O3也能使之销带紫色。高硅酸釉则生成美丽的淡红色。
还有一种铜红釉，其作法只是将釉的表面还原而现出红色，在釉料熔融后使用油类、瓦斯或锯屑以使其发生还原焰，然后再加入马弗炉（烤窑、隔焰窑）内烧成而现出鲜红色。这个方法曾经塞格你(Seger)和佐尔奈(Zolngy)研究和发表，后来在英国的皇家多尔顿(Royal Dalton)工厂大肆生产。
此外，法国的弗郎切特发表其研究结果，认为“在碱金属铅釉内含有多于铜分的氧化锡时，其呈色作用较好。必须用还原焰以后再用氧化焰去处理，这样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哈达尔认为：“在釉的组成分中，使其含有碳化硅而用氧化焰烧成，也可以获得铜红釉。”
总而言之，红色釉系的铜红釉不能只靠釉料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烧成阶段。因为在烧成时用还原焰将釉中游离的金属铜变作胶体状态或亚铜盐，使其扩散于釉内而得出红色。尤其这种还原的程度必须恰到好处才行，否则将会功亏一篑，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
延伸阅读
传统陶瓷中艺术珍品 釉下彩绘釉里红瓷
·釉里红瓷
釉里红瓷是传统陶瓷中的艺术珍品，属于元代中期景德镇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釉里红瓷制作工序与同时代的青花瓷大体相同。它是以氧化铜作着色剂，于胎上绘画纹饰后，罩施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因红色花纹在釉下，故称釉里红瓷。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一种釉下彩绘。釉里红即釉下的红色，它以氧化铜在瓷坯上着彩，然后施透明釉，1300℃还原焰烧成。但真正色彩鲜艳的极为罕见，这是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复杂。这一工艺始于元代，明代达到成熟阶段，清代以后，更有所发展。元代釉里红大多呈灰白色，器物以碗、罐居多。装饰简单，有缠枝莲、缠枝牡丹、草叶纹等。
·釉里红瓷
明洪武年釉里红较为盛行，呈色浅红而带灰色。当时的器物釉面有的有纹片。除了玉壶春瓶、玉壶春执壶及口径在20厘米的大碗为釉底外，其它均为糙底。装饰以线描为主，纹饰有缠枝菊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与元代的人物故事、动物、鱼藻等图案相比，就显得简单了。器型除了瓶、壶外，还有盘、碗、罐等。清雍正时的釉里红呈色鲜红且有层次，烧造得极为成功，可谓历史高峰。当时器型有盘、碗、瓶等，纹饰以三鱼、五蝠为多见。
·釉里红瓷
釉里红瓷是指用铜红料在胎上着彩，然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现有的出土资料和传世实物表明釉里红瓷器首创于元代景德镇。由于釉里红以铜红料为呈色剂，铜红釉在烧造技术上难度很大，正常显色不仅与彩料中的铜含量和基釉的成分有关，并且对烧造的气氛和窑温的要求都十分敏感，配方和烧成条件的任何细小变化都会导致色调不正，因此发色纯正的釉里红瓷在元代很少见，大多是灰红色。明代洪武时期釉里红仍然较少，发色多是比较淡的红色或偏灰的红色，但较之元代有了很大提高，永乐宣德时期的釉里红发色极佳，浓厚鲜艳似宝石，也有淡红色的，这与当时的透明白釉提炼已达到极高水平有关。宣德以后釉里红走下坡路，直到清代康、雍乾三朝才得以复苏，这时的釉里红发色较为纯正艳美。
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
浅谈青花釉里红的发展及应用
青花釉里红瓷是景德镇的传统釉下彩瓷，其画面是最富民族特色的中国国画。它把国画与精美的瓷器相结合，从而成为中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瓷之一。因此，它为各国人民所喜爱，具有广泛的国际性。青花釉里红瓷从元代（公元1338年）创制以来，不断创新，历久弥兴。
一、青花釉里红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界定为异族入侵和外来政权，在政治上是极其残暴和黑暗的，在文化上与正统的汉文化即儒家文化又时刻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正所谓“政教之旨趣既殊，人民之心理亦变，其影响于艺术也，顿成特殊之现象。”这是一种历史的悖论，正如中世纪的欧洲，当政治上处于极其残暴和黑暗时期，在科学、文化、艺术以至工艺上往往极富创造性，元代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为什么青花釉里红会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元代呢？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元代统治者的重商主义传统，是催生青花釉里红的社会原因。当时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大宗贸易货物即包括瓷器。其次，元代统治者对于工艺手技之生产甚为重视，招募各地的工匠以供其造作，同时颁布相关的法律规定：凡系官匠户之地位皆世袭，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技术的积累提高。这种对手工业者的特殊政策激发了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是催生青花釉里红的政策原因。第三，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达，是催生青花釉里红的行业原因。从元代开始，凡皇室内廷宗庙官府所需的瓷器，都是由政府派遣官员到景德镇监督制造。当时的景德镇已成为瓷业发达的大都会。青花烧制工艺在元泰定年间（即1324—1327年）已完全成熟并形成规模化生产，为青花釉里红的创烧奠定了工艺技术基础。此外，由于宋代统治者尚文，在艺术上追求恬淡静穆的美，折射到瓷器上，主要表现在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无不表现静态的、收敛的、淡雅的美，从而抑制了釉下彩的发展。而元代统治者尚武，在艺术上则表现为热烈张扬、反叛扩张，这种反叛扩张的世代精神必然会选择与之匹配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结果是促成了釉下彩瓷的灿烂绽放，而青花釉里红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朵奇葩。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的时装秀或许透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画中的元世祖忽必烈骑黑色骏马，身披纯白色羊羔皮大衣，里着大红色龙袍，头戴红帽，脚蹬红靴。整个画面透露出的信息是元世祖忽必烈偏爱白、蓝、红、黑四色，和谐而热烈，构成了元朝色彩审美的主调。在此，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画面中元世祖头戴红帽、身着大红色龙袍、脚蹬红靴的套装打扮，视觉冲击力尤为强烈，白、蓝、黑三色退居次要成为点缀，红色则居于中心突出地位。作为元代开国之君的元世祖的这种色彩偏好有其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心理基础，传达的审美信息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导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大众，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激发底层老百姓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青花釉里红这种划时代的釉下彩装饰手法何以会创烧于元代的原因了。
二、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情况
青花釉里红是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是青花、釉里红二者同施于一器烧成的装饰方法。青花的着色剂是钴，釉里红的着色剂是铜，“釉里红”瓷器的烧制难度极高，由于铜元素甚为敏感，制作过程中无论是底釉成分、铜元素比例或焙烧温度，都必须达到最精确的水平，稍有偏差，便往往导致其不能达到预期的一抹艳红。所以二者性质不同，烧成温度以及对窑室气氛的要求也不同，两者同为釉下彩，唯呈色红蓝各异。两者同样用笔在胎上绘画，但用料铜、钴有别。两者同样需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青花对窑室中气氛的要求也严格，但比釉里红对窑室气氛的要求稍宽。这对于青花釉里红烧制成功殊为不易。而要把青花与釉里红组合在一件瓷器上，成为一个新的艺术精品，这不是两项制瓷工艺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掌握了两项制瓷工艺的基础上，怎样在制瓷工艺上统一起来的问题，其中特别是在烧成工艺上，要把不同的烧成气氛统一起来，对工匠而言更是极大的挑战， 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直到清雍正时期才成功烧制出青花釉里红器物。唐英《陶成纪事碑》：“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即指青花画叶，釉里红绘花（果）的青花釉里红品种。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色调稳定鲜艳，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
三、青花釉里红在瓷器装饰上的广泛应用
传统的青花釉里红装饰方法运用非常广泛，传统的青花釉里红作品都构思严谨，手法写实，图案性强，作品给人朴实、稳重之美感。青花釉里红瓷的画面，是最富民族特色的中国国画。它把国画与精美的瓷器相结合，其艺术价值显然大为提高。在富于变化而又优美的瓷器造型上，在洁白的瓷胎表面，绘制精心设计的高雅画面，青红对比绚丽多姿，罩上玉质感很强的釉色于一器，再经过难于驾驭的火的洗礼，可称为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青花釉里红艺术瓷是素雅与艳丽的和谐统一。它犹如牡丹，叶青花红，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它的色调比重具有广泛的可变性，或浓汝淡抹，或写实写意，都意境深远，巧夺天工。青花釉里红艺术瓷对瓷器的造型有广泛的适应性。艺术瓷的造型多为瓶类，其造型变化无穷，一般有大小、高低、宽瘦之分。同一器型，其上下的直线与曲线交替运用。其中以小口矮领丰肩下收，挺拔小底的梅瓶，饰以青花釉里红画面，更是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它的俊俏秀丽宛如俊美的少女，能超越时空界限，历经千百年一直为中外人士所喜爱。现代各种夸张变化的造型，甚至残缺美的造型，饰以青花釉里红画面无不妙趣横生。自元代创造青花釉里红艺术瓷以来，历经明、清以至现代，在这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艺人辛勤探索，从起步阶段的釉色不够纯正，造型、图案的比较单一，发展到釉色纯正，造型、图案日趋丰富多彩。正由于这个艺术瓷品种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中外人士所青睐。但是，釉里红瓷对烧成温度要求极为严格，烧窑师傅完全是靠经验掌握火候，产品质量不稳定，正品率不高。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没有现代专利制度，烧窑技术与釉里红的配方长期严格保密，只是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如传子不传女）师徒相传。因此，青花釉里红艺术瓷的作品一直很少，其中精品则更少。民国时期，历经长期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瓷业严重衰退，各种艺术瓷也呈严重滑坡的趋势。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青花釉里红艺术瓷也伴随着景德镇制瓷业迅速的恢复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大家喜爱，同时被众多爱好者所收藏。此外，青花釉里红瓷的造型与画面，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使这一艺术瓷中的奇葩可以超越时空永放异彩！
陶瓷讲堂--说釉之祭红釉
《景德镇陶歌》中有一首描述祭红的诗歌：“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
这首诗主要是谈论祭红烧造之难。官古窑是指民窑中烧的最好的作坊，品质不输官窑，仍觉“最难”。精工细作且不论，还要看天，晴雨、冷热、气温高低，都要恰到好处。但就算万事俱备，结果仍是“百不同”。所以民谚有云：要想穷，就烧红。实际上，自永宣创祭红，有明一代，民间根本不得一见，甚至永宣之后，官窑也几成绝响。直至清康熙后，方始重烧。民间也只有极少数顶尖的高手能够烧造。即使御窑厂，每次烧红亦是大大挑战。这些当然还都是表面现像，是结果。深究一下过程，祭红的烧制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祭红属铜红釉，铜红的呈色必须在高温流动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但祭红并不流动，或极少的流动。这在现代科学的逻辑中，是个悖论。另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是烧窑。古代柴窑，一窑之内，温度、气氛差别很大，而祭红的烧造极为敏感，适合烧造的位置很少，只有一两个匣钵，故被称为“寸金地”。民间古代更有凄婉的传说：民女为烧祭红，跳入窑中祭窑，方始烧成。尽管当代科技昌明，工业发达，祭红的烧造技术比之以往，已有大大的提升，但仍非轻易能为。在传统制瓷的品类中，仍是难度系数极大的一种。
不过祭红的闻名，最根本的原因，仍是红釉之美。乾隆帝有诗云：“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可谓鲜而不过，娇而不艳，沉静自然，芳华内敛。不过历代文人所述甚少，也难怪，几人得见？
祭红与郎红的区别：由于都是以氧化铜着色而且是一次烧成，外观也相差不太远，所以人们往往错把“郎窑红”当“祭红”，其实仔细观察“祭红”与“郎窑红”无论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烧成温度均有显着的区别，如“郎窑红”呈色极为鲜红，透明度强，具有较大片裂纹，器件上部略有流釉现象。而“祭红”的红色则较深沉安定，釉面列裂纹，无浮光也没有流淌现象。最大区别就是郎红釉会流动，而祭红釉却不流动。（祭红与郎红对比）
抹红釉的介绍
抹红亦属低温红釉，为珊瑚红的一种。它不是采用吹釉法上釉，而是刷抹釉，故称“抹红”。抹红釉层不均匀，并有刷痕，并色泽显得清丽温润。抹红出现于明代，而以清康熙时的成就最为突出。
珊瑚红釉的介绍
珊瑚红也是一种低温铁红釉，始于康熙，盛于雍、乾两朝。它是将红釉吹在白釉之上，烧成后釉色均匀、光润，能与天然珊瑚媲美，故名“珊瑚红”。雍正时釉色闪黄，乾隆时则颜色深而釉层厚。在康、雍两朝，珊瑚红曾用作底色，上面绘以五彩或粉彩，器物的造型、制作、彩绘都极为精细 。乾隆时多在珊瑚红上描金，或用它来装饰器耳。但仍以珊瑚红器物为贵。
釉里红工艺详解
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名，系用铜红釉在坯胎上描绘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经窑内1200℃高温中一次烧成。釉里红创烧于唐代长沙窑。
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名，系用铜红釉在坯胎上描绘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经窑内1200℃高温中一次烧成。釉里红创烧于唐代长沙窑，元代由景德镇发掘并成熟发展，盛行于元、明、清。纯装饰形式有线描、拔白和涂绘。明代宣德窑烧造的“釉里红三鱼”高足杯最富盛名。清代雍正窑釉里红制品达到极致，不仅发色艳丽，而且器物宏大。尤其是青花和釉里红配画于一器之上，形成釉下彩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至今。由于青花与釉里红所需的窑内还原气氛差距较大，能在一窑一火中获得靖灌二妙，足见绘制者技艺之高超。各朝代釉里红工艺详解 元代 元代釉里红呈色多种，鲜红的较少，大多趋灰，有明显晕散，有温度失控而铜红料“烧飞”的变白现象，这是由于釉里红瓷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所以大多数元代釉里红瓷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元代釉里红大多呈灰黑色器物以碗、罐居多。装饰简单，有缠枝莲、缠枝牡丹、草叶纹。手法除采用铜红彩在胎体上绘画纹饰之外，还有用铜红单线勾勒，涂抹色地及斑块等其他装饰方法，并经常与青花、刻划花、印花堆塑等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但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这些特征都说明了元代釉里红的原始状态。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所以每一件元代釉里红都是价逾黄金的珍宝。 明代 1、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釉里红的胎骨有粗松和致密两类。粗松的一种手感稍轻，瓷化程度差。致密的一种断面细腻、紧密，白中略灰。据理化测试，釉层氧化钙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钾量较低，属钙碱质，高温烧成时粘度变化不会太大，较少流釉。釉面具明代青花器的特点，釉质肥厚、滋润，釉色发青白。釉层有两种：一种肥厚莹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状或长条状开片；另一种肥润致密，釉表有极细微橘皮纹，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见缩釉点或缩釉线，露胎处见窑红。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20厘米左右的大碗底部施釉，但是底部釉的光泽感不强，与器身玻璃化程度较高的釉面色调不一样，为白浆釉，薄处微泛黄，厚处呈乳白或青色。器身往往有开片，尤其是一些器物，大概是因火力不足，有类似浆胎的现象。釉里红呈色红艳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趋灰。洪武初期釉里红颜色还很难把握，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其有赭红色（局部有绿苔点）、酱红色（有晕散）、赭褐色（有绿苔点和晕散）、黄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极不稳定。后期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器的烧制技术都已经成熟，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线绘装饰多了起来。当时的器物釉面有的有纹片，纹饰有缠枝菊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与元代的人物故事、动物、鱼藻等图案相比就显得简单了。器型除了瓶、壶外.还有盘、碗、罐等，但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洪武釉里红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这时釉里红由官窑烧制，在技术的改进上有了财力的保证，使明初釉里红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到了洪武中晚期，釉里红的颜色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 2、明代釉里红技术上的改进完成于永乐和宣德两朝。到永、宣时，釉里红呈色已娇艳欲滴，釉面油润晶莹，纹饰绘画趋向简约和灵动，达到了釉里红制作的巅峰。明代永乐时景德镇窑创造成功色调纯正的鲜红釉。色泽鲜艳、匀润。而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更好，红釉制品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而且较之永乐鲜红更胜筹，出现了宝石红、祭红、积红、霁红、醉红、大红、鸡血红、牛血红等名目繁多的新品种。 以色泽而论，宣德红釉有深、略深、浅、淡四种。深者色为黑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质肥厚，釉内气泡较多。略深者色艳丽，釉层略薄，亦有小气泡，并伴有隐约显露的细小血丝状与小斑点。浅者釉色分外匀净，可与红宝石的晶莹相媲美。淡者呈现桃花般粉红色，俗称"桃花面"；而且釉面不滑，无桔皮纹。宣德釉里红胎质细腻，釉面甜白滋润，有桔皮纹，釉层内大小气饱分布疏朗，晶莹带浊，犹如大小珍珠，红釉呈深浅淋漓斑驳现象。正是这晶莹的桔皮纹白釉与明艳的釉里红纹饰的配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显示了这一时期釉里红瓷器的成就。宣德釉里红三鱼、三果器，均采用的没骨绘法，由大笔涂抹，看不见勾勒轮廓线条。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偶尔会造成边缘部呈蟹甲青，红釉明艳且微泛青晕，更添花趣。除了传统的白地上用釉里红绘画外，还出现了红地白花等新品种，最为成功的是一对称为宝石红的三鱼纹和三果纹高足碗。这种碗的外壁有三条小或三枚果子，以红釉填涂，红宝石般的艳红而闪亮，又微微高出白釉釉面，成为宣德官窑的一代绝品。清代 釉里红工艺明代后期几乎失传，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时，官窑很注重釉里红技术的恢复，这三朝官窑中都有上乘的釉里红作品。和明代相比，清代釉里红呈色有了改进，呈色红中透紫，既无元明釉里红的红艳，也无因烧制不好而出现的灰黑或烧飞。同时，清代的釉里红呈色已能分出浓淡色阶，这是又一个重要进步。清康熙时期釉里红的制作取得了仅次于青花瓷的卓越成就，基本上能掌握高温釉下铜红彩料的发色效果，釉里红发色比明代有所提高。呈色稳定，鲜艳明丽，纹饰精致，线条细劲清晰，与青花配合浓谈相宜，和谐悦目，康熙早期釉里红的色调将深浓与浅淡两种，深浓者有凝厚感，浅淡者呈粉色。细笔线条的描绘细致清晰，有的清新，有的深沉。平涂绘就的釉里红三果，三鱼可达明代宣德时期的水平。这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主要为官窑烧制，且烧造较为成功。传世品有青花釉里红摇铃尊、青花釉里红鱼藻缸、青花釉里红山水纹盘等，均为康熙时期代表作。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是雍正釉下彩中烧制的特别成功的品种。釉里红从康熙朝恢复烧造后，至雍正朝达到了历史的顶峰。釉里红在雍正朝又称为“宝烧红”，制作工艺比康熙时更为精细，器物呈色稳定，色调红艳。雍正御窑品种有“一仿宣德宝烧，三鱼、三果、三芝（灵芝)、五福(蝙蝠)四种。”由于釉里红的呈色技术运用娴熟，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釉里红瓷器的纹饰内容较康熙时表现的题材更为广泛，所绘纹饰均清楚明晰，造型优美，同呈色鲜亮艳丽。特别以青花和釉里红同施一器的“青花釉里红”更为突出。青花釉里红艺术
青花瓷是陶瓷艺术里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分支，它可清新典雅，亦可大气磅礴，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对其宠爱有加。青花釉里红则是在此基础发展而来的更为综合性的装饰手法。本文试图从其发端、工艺等多方面着手，较为深入地探讨釉里红的艺术魅力。
花卉青花釉里红鸡心瓶
一、青花釉里红定义及追溯
陶瓷在中国艺术门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时它甚至能直接代表“中国艺术”，因为在世界眼中，中国亦是“瓷之国”。在这样的艺术国度里，青花又是最为耀眼的明珠，自元明开始，它甚至作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最重要的方式。
学术界认为，青花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广义的概念是，以钴元素着色、呈现蓝色花纹的瓷器都可称为青花瓷，它包括釉下青花瓷、釉上青花瓷器或釉中青花瓷器；狭义的概念是，是人们用含钴的矿物原料在瓷坯上进行彩绘，然后罩以透明釉在1300度左右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在釉下呈现出蓝色花纹或相近颜色的瓷器。
传统的青花瓷通常是指狭义的釉下彩青花瓷。它大致可以总结为四个基本过程：白瓷坯胎的成型；用钴料在生坯上彩绘；罩一层高温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在这四个基本过程中，钴料的配制技术、釉下彩绘技术和高温烧制技术又是构成青花瓷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
青花釉里红，又称“青花加紫”，是在青花的基础上，用釉里红加绘纹饰的一种陶瓷装饰手法。因为它是用铜作着色剂的色料在坯体上描绘各种纹样，然后施透明釉经过高温还原气氛烧成，在釉里透出铜红色的纹样，故称“釉里红”。由于青花着色剂是钴，釉里红着色剂是铜，二者性质不同，烧成温度以及对窑火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两者施于一器，达到呈色均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釉里红相对于青花而言，是一种烧制工艺的挑战，也是艺术意义的添加。将二者组合在一件瓷器上，成为一个新颖的艺术装饰手法，可以说是元代陶瓷艺人的一项创造性成就。据《宋史》记载，在宋代已有“紫花坐墩（即釉里红）的生产，但至今未见有宋代釉里红产品出土或传世，元代也不多。青花瓷发端于唐，釉里红起源于元，二者组合的历史有据可查：据文物资料，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公元1338年），既是釉里红器有明确纪年的瓷器，又是青花釉里红器起源的物证。
二、釉里红的工艺发展与讲究
青花釉里红被陶艺界称之为“火中凤凰”。其工艺复杂，并且要求严格，在明朝中晚期官窑和民窑作坊都生产很少。至康熙年间，釉里红工艺得到极大提高，尤其对铜元素成色肌理有更为科学的了解，运用在瓷器的制作工艺上，把握比较准确，烧成后在釉下显色很清楚。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几乎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
如雍正时期一件青花釉里红《凤穿花纹》壮罐，圆口、短颈，直腹、圈足。造型端庄沉稳，纹饰布局合理严谨，内外施透明白釉，釉面温润。画面中青花发色沉稳，釉里红发色纯正，青与红互为映衬，俨然官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
青花釉里红工艺的繁杂性和严格的讲究，表现在青花与釉里红难于协调把握。因为釉里红颜料的涂抹只有达到一定厚度才能呈红色，而且一旦呈色，颜色均较浓，便不能有深浅层次。青花的呈色，随着颜料厚度的变化，有“青分五色”的浓淡效果。因此，青花弥补了釉里红呈色层次变化的不足，而釉里红则丰富了青花瓷的色彩。
从烧成技术上看，要得到好的釉里红和青花颜色，各自都需要在特定的烧成气氛下进行。而这个气氛往往是最难把握的，它不仅表现在古代，就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也依然如此。如用柴窑烧制青花釉里红，仍然需要熟练的烧窑师傅才能掌握窑火气氛，并且只能小批量生产。现代用煤气烧制青花釉里红，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专家科研课题组才完成的项目，仍然不能大量生产。
三、青花釉里红的艺术审美
青花釉里红瓷不仅在工艺上体现它的名贵与成就，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青花素雅大方、清新脱俗，而釉里红则沉静、内敛、明媚而不浮夸，具有含蓄深沉的特色，两者通过特殊工艺、以陶瓷为载体而结合，形成了一种青红相生、冷暖相映、动静相宜的整体性审美感知，达致绝佳的艺术效果。
一件事物的产生必定有其环境氛围，瓷都景德镇好的艺术亦是如此。从江西说起，唐、宋八大文学家，江西便有王安石、欧阳修、曾巩三家，以及临川才子之乡、南昌八大山人朱耷的书画。景德镇与徽州、江浙接壤，均是文化艺术繁盛之地。自元世祖忽必烈在珠山设浮梁瓷局始，至辛亥革命止，景德镇御窑厂缔造了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御窑文明与荣耀，一度问鼎世界瓷业巅峰地位……
在诸多先进文化艺术的熏染下，景德镇跨越了御窑三支笔、珠山八友以及大批瓷画精英。到新中国建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陶瓷美术兴起，改变千百年师徒传授技艺的传统，用现代科学方法培育了大批陶瓷美术人才。试想，拥有如此众多优秀的文化氛围和陶瓷艺人，绘制出精美绝伦的青花釉里红艺术便是情理之中了。
青花釉里红可谓素雅与艳丽的和谐统一。它犹如牡丹，叶青花红，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它的色调比重具有广泛的可变性，或浓汝淡抹，或写实写意，都意境深远，巧夺天工，这正是中国儒、释、道以及伊斯兰等各大文化融合的自然体现。
青花釉里红的画面，是寓意深刻、极富民族审美特殊的中国画面。它把国画与精美的瓷器相结合，其艺术价值显然不可小觑。在多样的陶瓷造型上，在洁白的瓷胎表面，青红对比绚丽多姿，罩上玉质感釉色美等于一器，再经过难于驾驭的火的艺术的洗礼。便是真正的火中凤凰，有风景如画的江南风光，有广袤无垠的西北大漠，装饰手法洒脱自由，艺术效果魅力迷人。
四、结语
如果说青花瓷是优雅的君子，那么青花釉里红宛如秀气的少女，能超越时空，历经千百年一直为人所钟爱。它不仅是完整的美，有时甚至残缺美的造型，饰以青花釉里红画面也无不妙趣横生。青花釉里红的造型与画面，甚至工艺的变革，均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这也是其可永久性传承发展的缘由和魅力所在。
珍贵红釉“美人醉”
“美人醉”(又称“桃花片”)是景德镇传统红釉的珍贵品种之一。明宣德年间，就已出现这种品种而以清康熙时产品最有名。美人醉的色调与钧红、祭红、郎窑红及其它铜红釉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深红色而是一种浅红色，颇似桃花及海棠色调，所以又称它为桃花片或海棠红。此外还有称为美人霁及美人祭的，其实都是一个品种， 由于烧成上特别困难，其生产多为一些小件样品如印盒，笔洗，石榴罐、柳叶瓶等，虽然如此，但是真正好的样品无论是古代或现在烧制的都不多见。
由于烧成气氛的影响，美人醉的色调千变万化。有的在朦朦的粉红色当中有深红色的斑点密集；有的一部分为深红色在其周围逐渐晕散为浅红色调；有的在深红之外的较浅部分又微泛浅黄或浅绿色，．有的在深浅绿色当中泛现着不同的红晕，出现“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奇趣。真是变化多端，微妙无穷。清代诗人洪北江吟道：“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真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富有诗意的美丽釉色。
据说“美人醉”的名字是当朝一位皇帝在酒席间即兴取名的，当这位皇帝与他那美丽的贵妃饮酒作乐时，有人拿来一件景德镇刚问世的红釉花瓶，其动人的釉色酷似贵妃酒醉的美丽脸色，皇帝当即命这釉色称“杨妃色”，又叫它为‘娃娃脸‘，后来逐传开为“美人醉”。
美人醉色调的变化主要是受铜的着色特性及工艺烧成条件不同影响所致，当然配方中所引进的基础釉原料和熔剂也有关。铜既可以作为分子着色，也可以作为胶体着色。前者受浓度的影响较大，与粒度的大小关系较小；可是后者呈色情况与粒度大小有密切关系口在烧成过程中，由于温度气氛，釉料组成特性及釉料粘度变化情况不同等一系列固素影响，便使铜在釉料中所获得的粒度大小有所不同，因而色调千变万化。“美人醉”与其它红釉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同，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联系，都是由于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仅仅是工艺操作上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而已。
青花呈色鲜蓝青翠 清顺治时期精美青花花卉纹缸
青花纹缸
宋代时，景德镇诸窑场已有“官窑”产品供御。但宋元时期的所谓官窑器，其实是民窑精品，是从民窑中百中选一，千中选十筛选的贡品，并按“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方式组织生产。当时，全国除了北宋时的汴京和南宋时的临安有官窑外，其他地方还未设置专门机构以生产官方用瓷。
清青花纹缸
明代洪武年间，景德镇始建御窑厂，万历时，御窑厂被毁，至明末时也未见恢复。顺治时期，景德镇仍沿袭宋元以来“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供御形式。到康熙朝，才启用民末“官搭民烧”的办法，并恢复了明初御窑厂那种专为皇室烧瓷的旧制。所以，顺治朝署官款的器物很少，正而八经像官窑器物的亦不多。
青花纹缸微观
顺治时期，由于钴蓝料的提纯、焙制及制作工艺有所提高，青花“已开始能分浓淡和阴阳面的层次，为康熙青花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青花的色调，大致可分为四种”。（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有些精美的顺治瓷，青花呈色鲜蓝青翠，色调上同康熙青花中发正蓝色的相近。属于精品。
瓷器上的红色-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将元代发明的釉里红与青花装饰技法进行完美的结合。青花釉里红的出现，改变了青花瓷白底蓝花，清幽素雅，色调单一的状况，釉里红也是人们在瓷器上看到的红色。
景德镇瓷器手绘青花釉里红仿古官窑将军罐
花鸟题材是文人画中常用的题材，这种题材源自于大自然，有许多的发挥空间，并且根植于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陶瓷绘画通过借助陶瓷材质，对泥土料性的把握，花鸟题材在陶瓷绘画作品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陶瓷中的花鸟题材有着雅、远、韵、逸、空、奇等审美特征，并且营造出丰富而妙美的意境。青花釉里红在视觉效果上有着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若结合花鸟画的艺术审美，将创作出既有视觉冲击，又有审美内涵；既有工艺的复杂性，又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的作品。
一、青花釉里红概述
青花釉里红的画面结构一般由青花和釉里红两种颜色组成。青花与釉里红均属于釉下彩瓷装饰技法。青花是以钴为发色剂，而釉里红是以铜为发色剂，这是两者发色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创作技法上，都是同样用笔在胎上绘画，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很低，人们经常对完美的青花釉里红作品用“万里挑一”来形容，可见其倍受珍重。
在元代以前，瓷器上是没有红色的，而红色是受人们欢迎的色彩，特别是红色自古以来就有欢乐、喜庆等象征意义。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人们对色彩有着强烈的敏感度，那种“靠天吃饭”的时代，图个吉庆实在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红色都情有独钟。釉里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红色”意味深处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釉里红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曾经是一个历史难题，但也为陶瓷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后来铜红釉的发明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青花釉里红陶瓷作品不仅在工艺上体现它的名贵与成就，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青花釉里红陶瓷结合了青花的素雅与釉里红的艳丽这两个特点，并且是将这两个特点融于一器，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业界有个精辟的比喻：青花釉里红就好比是牡丹花，叶子是青绿色，花朵是红色的，正是“红花还需绿叶衬”，因此牡丹显得雍容华贵，国色天香。青花通过一定的施涂技巧可以实现浓淡的渐变，如青花分水技法；而釉里红一般都是一种浓艳的红，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可以实现画面的色调比重的可变性，或浓汝淡抹，或写实写意，都意境深远，各赋天禀，这种彼此之间的包容、转化、融合，正是中国儒、释、道所阐述的精髓所在。
景德镇瓷器青花釉里红福禄瓶
二、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
以花鸟题材入画始于我国纸本绘画，形成花鸟画科，并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三大画科，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在一代代艺术家的研究探索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也延伸到陶瓷绘画中。我国陶瓷绘画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领域，走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色到复色的漫长的演变过程，青花釉里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艺术创举。之所以说它是里程碑式的创举，主要从技术和艺术方面来看：从技术方面分析，青花釉里红的发色剂包括钴和铜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对窑炉温度及气氛是不一样的，而且同属于釉下彩瓷，需要同时在窑炉内实现两种发色，因此解决青花釉里红的烧制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从艺术方面分析，通过把青花与釉里红组合在一件瓷器作品上，改善了以往青花瓷的发色单调的问题，并融合得那么和谐、自然，往浅显一点讲，是两种装饰工艺的科学嫁接，实现新的产物；往内涵一点讲，是两种艺术审美境界互相提携、互相推进，是一种互相包容、融合提升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两项制瓷工艺的简单相叠加，而是在掌握了两项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两种制瓷工艺统一起来，实现的是有机结合，而不是机械式堆积。
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比起釉上粉彩创作和釉下青花创作，虽无釉上粉彩创作的耀眼色泽，也无釉下青花的纯一，但它正是以其不媚不俗的雅致深受人们的欢迎。青花弥补了釉里红呈色层次变化的不足，而釉里红则丰富了青花瓷的色彩效果。
在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的创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以花鸟形象进行艺术表现。在传统诗词、书画中，花鸟都是文人借以抒发胸臆、表达意绪的绝佳题材，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等，为诗如此，作画亦如此，花鸟是反映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晴雨表”。在青花釉里红花鸟创作中，由于釉里红不便于实现颜色的渐变，一般适合于点缀某些花朵的色彩，而青花则适合表现鸟的情态、动作，这样就能够很好地表现青花釉里红花鸟的整体效果。
以花鸟形象进行艺术表现，需要善于将一花一鸟深入表达微妙细腻内心的情绪，将这种情绪渲染在整个画面上，这样便可合理营造出具有现代审美内涵的花鸟空间、花鸟思维、花鸟审美这些维度。
第二、注重表达花鸟画的文人情怀。花鸟题材历来都是文人墨客自拟的对象，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花鸟能够巧妙地传达一种源自内心的文人情怀。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对釉里红发色的把握以及青花料性的把握，在花鸟创作上，具有一定的绘画用笔，但大部分画面都是出枝简洁，笔力运转刚柔相济，合理借助青花淡雅之特色，对整个画面进行谋篇布局，形成格高脱俗，布局匠心独运的良好效果。
景德镇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三、青花釉里红花鸟题材的审美
1、清新高雅，别具一格
青花釉里红是将青花与釉里红在陶瓷坯胎上加绘纹饰的一种装饰技法。今天大多数人说到釉里红，都会立即想到青花釉里红，其实，釉里红可以单独成为一种装饰技法的，只是这种装饰技法也显得色彩单一并且难以表现所画内容的绘画性罢了。
花鸟题材作为青花釉里红常见的外在装饰题材之一，不仅增添了陶瓷的外在美，而且更好地契合了人们的审美理念。因为青花釉里红既有青花的“幽靓雅致、沉静安定”的特色，又增添了釉里红的“浑厚艳丽、热辣活泼”。不仅丰富了色彩效果，而且形成了清新高雅、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外在的秀美，内在的高雅，成就了不一样的青花釉里红。因此，青花釉里红花鸟画能够成为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2、和谐统一，形神兼备
陶瓷艺术家通过青花釉里红装饰技法，以极具文人雅韵的花鸟题材入画，青红对比绚丽多姿，再罩上玉质感很强的透明釉，真是集造型美、胎质美、国画美、釉色美等四美于一器，再入窑经过火的淬炼，成就了凤凰涅槃般的壮美。
在青花釉里红花鸟作品中，赋予了花鸟性格化的灵性。陶瓷艺术家从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捕捉花鸟富有性情的瞬间，根据不同的物象采取不同的技法，寄情寓意，摄花鸟之神、绘心中之情。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形式美会使装饰的主题表现得更加得体，达到和谐统一、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青花的素净雅致与釉里红的深沉艳丽和谐地统一在画面上，这正是中国画艺术中对花鸟文人题材的更好诠释。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艺术美，传统的装饰创作，重视写实，对花鸟的形色特征，出现的时间，空间都有讲究，在主题内容及艺术形式表达上，都要比照不同器型加以考虑，使器型转折明显，轮廓清晰，结构严谨，在线形上协调，在形状上形成对比，从而取得挺秀、大方、庄重的统一整体效果。而现代青花釉里红花鸟装饰要把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见解，贯穿整个陶瓷创作的全过程，其主题思想可以跨越突破现实生活的真实，展开丰富的联想，表现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创新、创造新的美感，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相比其他花鸟瓷画显得更难得、更具特色。通过对青花釉里红工艺上的不断探索、研究，寻求青花釉里红花鸟瓷画创作中的新的突破，不断吸取各种画种的艺术语言，触类旁通，博采众长，把青花釉里红花鸟画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