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造。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
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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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晓长沙窑蓝釉及铜红釉形成之谜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是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延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的，所以称郎红。郎延极在任时积极推动和主持景德镇瓷器生产，取得很大成就，使景德镇官窑、民窑都蓬勃兴旺，故以其姓氏命名这个时期的瓷窑称“郎窑”。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1320℃以上的温度还原焰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窑红器在烧成艺术上是按照明朝永乐、宣德时期的宝石红的要求来作的。因为永宣的宝石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红是明王朝最高等级的颜色，整个明代红釉均以它为榜样，也是历代皇宫所追求的，但明朝中期以后烧造红釉瓷器的工艺步步下降，已很少烧出那种效果，到嘉靖时皇帝不得不下令以矾红代之。红釉工艺渐渐失传，失传了一个多世纪。康熙时国运昌盛，景德镇制瓷工艺得到巨大发展，名贵的宝石红瓷器终于烧成。凝厚温润，婉若红宝石的郎窑瓷器，其优美的品格超过永宣的宝石红，谈瓷家们仍然以宝石红来称呼它。鲜艳明亮的红釉颜色如初凝之牛血，故又称为“牛血红”。
康熙后期四十四年以后，这个时期整个时代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政治相对稳定，像刘源、焦秉贞、冷枚等宫廷画家和其他文人日益受到皇帝的重视，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比较浓，印刷业的发展，版画艺术、经典小说及其插图在社会广泛流传，康熙前期那种刚烈、火气旺盛的风格逐渐转变成重视文化底蕴的柔和雅致的风格，郎窑红瓷器在器物造型上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时代的特点，每件器物造型不像前期那样硬朗坚挺，比较灵活，注意转折、变化，整个气氛比较柔和，不笨拙。
郎窑红器釉层凝厚的色泽浓艳如初凝之牛血。而红釉薄的，则会出现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釉层厚薄不是判定郎窑红真伪的唯一标准，因为手工制作，施釉的次数与厚薄不能绝对一样，有的就厚一些，有的就薄一些。无论是釉厚一点的或釉薄一点的，共同的特点都是釉的玻璃质感很强，透明度高。郎窑红釉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郎窑红一般外壁施红釉，内壁施白釉、米黄色或微泛青色的白釉。红釉层是生坯挂釉，多次施釉，高温一次烧成。
康熙郎窑红器底足釉面一般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为什么圈足内釉会变成米黄等色呢？那是因为装窑时要用垫饼垫底，将坯件和匣钵分开，以免釉层流动时将匣钵粘住使瓷器报废，因此圈足内壁被封住，使圈足内壁部位的烧成气氛和坯件上端不一样，即圈足内面的釉没能烧出明亮的红釉，甚至不成红色，烧后变成颜色不正的米黄色，或米黄泛绿色等杂色，人们称为“米汤底”，或苹果底，但也有较少的红釉底。
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的“灯草边”。因为铜的胶体粒子比重大，比其它物质向下流动性大，所以红色挂不住，这样器物口沿出现一道整齐的白边，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郎窑器物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很少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如果烧成良好的还原气氛，就呈红色，如不是还原焰而是氧化焰，烧成瓷器的釉就是绿色。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传世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比较敦实，手感极好，大件作品相当厚重，精巧玲珑的薄胎作品较少，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有人为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以此来仿造“灯草口”口沿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园式、滚园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端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盘、水盂、渣斗等圆器，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琢器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写款、福、寿、大清年制。
郎窑红，祭红，钧红呈色机理基本相同，可是它们的外观状态及工艺烧成条件都所不同。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条件的要求看，钧红与郎窑红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可是它们两者的釉料组成及工艺制备情况却相距很远，与此相反，祭红与郎窑红无论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温度等均有显着的不同，可是它们的釉料配合及工艺情况都比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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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
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高温铜红釉的源流
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在陶瓷工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产生了钧窑、宣德祭红、郎窑红、豇豆红等名瓷；为装饰釉，则产生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彩绘艺术品。然而哪里才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呢？《中国陶瓷史》的说法是“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以此为前提推出了其他的论点，如“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工重要发明之一”等等，对此大家都十分信服。忽然有一天，有人指着几件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说：“这高温铜红釉怎么在唐朝出现了呢？怎么还会有釉下铜红彩绘呢？”于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需要我们重新去追溯寻觅了。
《中国陶瓷》关于高温铜红釉的创烧朝代和窑口的说法有两种。书中写道：“是因为钧窑的制瓷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在釉料之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多变的釉色，氧化铜的使用烧制成紫红釉……”但在其他章节中却说：“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这里出现了两个结论：一是宋朝的钧窑破天荒地第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二是唐朝的长沙窑最早烧成高温铜红釉，两个结论相差了300年左右，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陶瓷》书上所提的两个窑口，其中宋朝的钧窑赫赫有名，凡瓷器爱好者无人不晓，本文就不赘述了。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因此也称“长沙铜官窑”。自上世纪5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门发现窑址后，冯先铭和李辉柄都到实地考察过，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与三上次男对长沙窑也有过评价。1983年，周世荣领队在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长沙窑的瓷器。从已发表的报告《长沙窑》中可以得知，长沙窑的烧造历史大约在唐朝中期至五代。那次就发掘了一批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大都认为高温铜红釉是偶尔烧出来的，并非长沙窑的窑工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高温铜红釉的技术，因而并不予以重视。
沈从文在《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多次强调，文史研究不仅要以文献作研究对象，更要注重研究实物。经过笔者多年努力，再加上藏友提供的藏品，基本上聚集了能够体现长沙窑创烧高温铜红釉的一批实物。研究这批实物，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长沙窑的窑工们创烧高温铜红釉的过程。
这里有两个长沙窑的葫芦小瓶，一个完整无缺，一个上面半截是拼凑的，高度在9～10厘米之间。江苏镇江贾家湾也出土了一个一样的葫芦瓶，从里面装的辰石、金银合金、银铅合金等物品来看，显然是道家炼丹的用具。这种葫芦瓶在1983年的发掘中出土较多，各个地层里都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烧制该器型的年代很长，最早的葫芦瓶年代大体是中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这两个葫芦瓶的器型与最早的样品一样，也应是长沙窑初期的产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温铜绿彩绘的几笔草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很淡薄的红色。根据现代化学分析资料来看，釉中的铜离子含量如果超过了2%，在弱还原气氛中只能烧出绿色，然而这些绿彩边缘铜离子稀薄，应该低于2%，在弱还原气氛中就还原成了红色，我们勤劳聪明的先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高温铜红釉进行摸索、试烧。这里有两个试烧失败的样品，观其状可以感觉到试烧高温铜红釉的艰辛。其一是个水盏，它的器形与长沙窑早期地层所出水盂一样。水盂是古时文人磨墨盛水的器物，属于文房用品，装饰得美观市场效应就好，所以窑工在水盂上试烧高温铜红釉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水盂面上大部分显现灰黑色，这是铜釉料因温度过高而挥发后的现象，仔细看水盂的釉上还有一片深红色，尚未挥发完的铜釉料已发出了红色，显然，这是一个试烧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失败的实物。其二为一个粉盒盒盖，它的器形与唐元和年间地层的器形一样，属于闺房里不可或缺的器物。将粉盒装饰得华美无疑能讨得闺中人的欢心，长沙窑的窑工们希望自己的粉盒价高好卖，就用铜红釉装点盒盖，也把它列入试烧品，然而烧损了铜釉料而呈现的灰黑色与没有烧损的铜釉料显现的红色交结在一块，这种状况告诉我们这还是一个试烧失败的产品。
在1200多年前的技术环境下，试烧高温铜红釉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炉温、烧造气氛、釉料配制比例等等，所有的难关都只能靠经验，靠一次次失败积累的教训来攻克。
最能证明长沙窑已经完全掌握烧造高温铜红釉技术的实物是一把青釉下绿红彩绘壶。这把壶壶身矮胖，流下绘三朵君子兰状的花草，花草是用硬笔蘸铜绿釉勾勒轮廓和枝茎，用毛笔蘸铜红釉填色。这就要求烧制者必须考虑铜红的呈现条件，掌握在同一烧造条件下铜绿釉与铜红釉的区别，还要掌握烧成温度的高低及氧化还原气氛的强弱，从实物上可以看到，铜红釉发色鲜艳，不少元明清的釉里红都比不上，铜绿釉发色墨绿，作为衬托红花的绿枝是恰到好处的，罩在绿红彩上的青釉也正到火候。还有一件完整的釉下红绿彩葫芦小壶，它上面的红绿彩也是采用的同一技术，只是火候高了一点，将绿彩烧成了黑色。两件实物都显示出长沙窑的窑工不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而且还能够运用同一种金属在不同配方下发出不同颜色的原理烧制出色彩对比强烈的红绿彩。
长沙窑白釉红彩壶，唐朝时称为“茶瓶”，它不仅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烧青釉的湖南也烧白釉，而且还将高温铜红釉做大色块来装饰白釉瓷器，白地红彩，宛如一条红绸带在白雾中飘动。青釉红斑酒壶，仿大食、安息（在今伊朗高原）等地的金属 器皿而作，酒壶的流很独特，出水口在壶的底部，弯曲而上至壶肩处再有一条起固定作用的小箍，与流相对的壶肩上还有两个铰链，完全是模仿金属制品的特征。当然，本文重视的是器皿上装饰了7块铜红釉的色斑，这些红斑色彩艳丽，仿佛酒壶上镶嵌着一片片玫瑰花瓣，乍一看，还以为是元钧，而实际上却早了400余年。上述两件长沙窑实物的装饰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装饰釉料难道对宋代的钧窑没有一点影响吗？以前我们只晓得明朝的宣德才开始烧制全身通红的瓷器，现在发现了长沙窑全身高温铜红釉的壶以及带绿苔点的豇豆红，一下子将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的历史提前了600余年。
黑彩釉里红芦雁壶，铜红釉容易晕散，用以勾勒芦雁的外形，体现羽毛的质感。黑彩细描芦雁的头、眼、翅膀、山丘和地平线。让不同的金属颜料在同一烧造条件下各自呈色，为后来烧造青花釉里红打下了技术基础，这也是长沙窑的一大贡献。
总之，长沙窑就是我们心路历程的目的地，就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
铜官古窑址（长沙窑）
长沙铜官窑又称铜官窑、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为唐五代时期民窑，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望城区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沿湘江东岸分布，分铜官镇和石渚湖两大窑区。历史上长沙窑并未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但据研究，它应从岳州窑发展而来，始于唐初，兴盛于中晚唐，而衰落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它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盆、碗、罐、壶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长沙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19处瓷窑，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不少遗址内瓷器碎片堆积如山（自古瓦渣坪的地名由此而来），最厚的达4米之多。其中较典型的是陈家坪窑，它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长34米，宽4米，坡度约20度。其火膛、火门和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
长沙窑附近曾有着丰富的瓷土，部分采矿洞坑留存至今。现在古窑周边的制陶业依旧比较发达，部分小型作坊还在使用传统的工艺进行生产。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深6.5米，宽3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花草、云气、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伊朗、日本、印尼、埃及也都有发现。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
越窑瓷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越窑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瓷器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造型与装饰艺术鉴定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１０９），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３１３）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１７５）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１７５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２３８——２４９）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２６３）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 甘露元年（２６５）勺、熊形灯;凤凰二年（２７３）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３０２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
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越窑瓷
胎釉与装烧工艺鉴定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鉴定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１）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２）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１）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２）“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６６３）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９０１）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９４１）。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９９５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９９５）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１０００）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越窑瓷器各个时期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景德镇窑的烧造特色
景德镇窑的烧造特色。
中国传统的陶瓷可分为三大类：龙窑（倾斜式隧道窑）、阶级窑（倾斜式冷底多室窑）以及景德镇窑（平焰窑）。
景德镇窑为我国传统窑炉中独具风格的窑。它的烧成室型呈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椭圆形，近窑门处宽而高，靠近烟囱则逐渐狭窄矮小，故有"鸭蛋窑"之称，全长约15-20米，容积为300-400立方米，是以松柴为燃料，火焰长而灰分少，因不含硫黄或者含量极少，适宜烧还原焰，对于白瓷、青花瓷、颜色釉瓷等传统瓷的釉面呈色效果良好，可装烧高火、中火、低火的瓷坯。
因窑内腔较高（最高高度不超过6米），便于装烧大件制品，适合多品种生产的条件。因此，景德镇窑（在景德镇也叫柴窑）单位公斤瓷的燃料消耗量小。
另外，其结构简单，镇窑建筑速度快，基建费用少，产量大，周转期快，可以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适应于景德镇附近制瓷原料的特性和瓷器的传统风格。对南方某些瓷窑来说，在控制烧成气氛和瓷器质量，以及燃料（松柴）消耗等方面，镇窑均较龙窑、阶级窑和倒焰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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