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窑瓷器鉴别。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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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长沙铜官窑？
什么是长沙铜官窑？
一艘“黑石号”沉船，揭开了铜官窑“海上陶瓷之路”的辉煌历史，船上共有6.7万件瓷器，其中5.8万件来自铜官窑。
▲铜官窑诗文执壶
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距今已逾千年历史，其产品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唐代三大出口瓷，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已过万件。
铜官窑，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遍布亚洲各地，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中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述的就是窑场繁忙的场景。
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种类繁多，造型别致，样式新颖。种类有70多种，分别为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这些瓷器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将铁和铜等掺入颜料，再覆盖上一层釉后入窑烧制，使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色彩，形成独特的“釉下彩”技术。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其中，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白釉瓷胎上绘彩，而是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烧制，一次性完成。
▲铜官窑褐釉鸟
彩绘的纹饰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这种纹饰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模印、贴花也是铜官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再施青釉，图案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
▲铜官窑诗文瓷片
铜官窑还开创了以诗文书法装饰瓷器的先河，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目前，已发现瓷器上的诗词与题句，多是流传在民间的五言诗，通俗易懂，具有意境和神韵，如：“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这些诗句朗朗上口，是研究陶瓷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铜官窑还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有的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出口到西亚等地，有的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有的是反映马球运动场景的纹饰，还有哲学格言、民间谚语。
长沙铜官窑的古陶瓷之
位于湖南省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的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民间瓷窑，１９８３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铜官窑于１９５６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后，１９５７年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复查后正式确认，揭开了世界釉下彩瓷发源地之迷。１９６４年冬至１９６５年春，１９７８年１月至于１１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１１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进行四次科学发掘，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实物证明，长沙铜官窑开创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堪称陶瓷史上里程碑。
１、最早发明釉下多彩
釉下彩发明，突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我国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分。”
２、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早在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就出口２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长沙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３、面积最大的古文化遗址
从望城县丁字镇石门矶到铜官镇誓港“十里陶城”一带，已发现窑炉９座，窑包１３处，遗址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是我国文化遗址面积最大的。
４、保存最为完整唐代古龙窑
位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中心的谭家坡古龙窑，是唐代以来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龙窑。窑址正南北方向，总长４１米，最宽处３．５米，最窄处２．８米。坡度陡处２３度，平缓处９度。
５、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
铜红釉烧制成功，成为世界彩瓷史上始作俑者，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铜红釉发明烧制时间，从宋代提早至唐代，推前３００多年。
６、最早的釉下彩绘
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
７、最早开创模印贴花
独具特色的模印贴花是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模印技术十分精湛，人物可数清根根胡须，动植物栩栩如生，建筑物富有立体感，堪称世界陶瓷史上一绝。
８、最早的“股份制”合作
长沙铜官窑属民窑，“十里陶城”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已发现９座龙窑，很显然，一家一窑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座窑可烧上万件瓷器，所以，从地下挖洞获取瓷土到家庭作坊制作、装饰、烧制等过程，必须通过多个工匠或多个家庭合作才能完成。为了减少耗费，提高成功率，一座窑有可能是多户合伙集中烧制，这一分工合作、合作分工的过程，形成了技术和劳动力合伙，达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同分红的目的，只是唐时没有“股份制”这个提法。
９、最先涉足商业广告语
聪明的长沙铜官窑经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博得市场买者青睐，便在器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恶意”等广告语。
１０、最先创釉下彩诗文题记
长沙铜官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瓷器大部分还保留着唐人的手迹——彩绘和墨笔题诗，目前整理出“七绝”和“五绝”６３首。这些瓷器上的诗，虽未落款和署名，也非名人名作，却是当时最流行最普遍的民间风格，其中有１０首出自《全唐诗》，其他５３首均不见史书记载，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书法的艺术美感，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还有大量题记，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君子喻于义”、“牛怀舐犊之恩”等在瓷器上出现。这些诗或题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思，开创了陶瓷文化品味新领域。
１１、最先涉足货主订购题记
长沙铜官窑工匠们商品意识很强，经营面向市场、把握市场，根据市场上买者喜好制造产品。如“会昌六年三月，内造此瓶，约成三阡文齐良”铭文，是世界上目前涉足货主订购的最早铭文。
１２、最先涉足商品价值铭文
长沙铜官窑抢占市场，成功之要诀是做到了价廉物美。有时甚至把卖价直接制作在器物上，实行明码标价，真是用心良苦。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经商人的商品意识。如“有钱冰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壶。
１３、最先涉足姓氏铭文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过程，为家庭作坊制。从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张”、“何”、“刘”、“王”等姓氏铭文，这些姓氏铭文有可能标明是哪家哪家制造，反映一种潜在的竞争意识；也有可能标明是为某姓所用，投其所好。
１４、最早吸收外国文化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主要销往西域大食诸国，所谓“大食”，原系波斯的一个部族名称，唐代以来，阿拉伯帝国则称“大食”。大食吸收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先进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阿拉伯文化”。长沙铜官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植物有“葡萄纹”、“棕榈树”、“铁树”、“椰枣”等，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摩羯”是梵语译音，或作“摩伽罗”，人们将它视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还有抽象几何图形，给人以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和潜在的美，阿拉伯人十分感兴趣。引进外国文化这又是一大创举，给外销更增添活力，促进市场的繁荣，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版 余耀国）
长沙窑
瓷制生活用具。隋唐已有烧制，宋代以磁州窑、当阳峪窑、扒村窑、登封窑所出为多。形状有长方形、腰圆形、云头形、花瓣形、鸡心形、椭园形等，也有塑成婴孩、虎形、龙形的。定窑孩儿枕极为罕见，有卧女瓷枕、童子荷叶枕。
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最古老的枕头是天然石块，后来开始使用初步加工过的石块作为枕头。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其他材料来制作枕头，例如竹枕、木枕，玉枕、铜枕等等，历代留存下来数量最多的则是瓷枕。瓷枕是一种生活日用品，它是中国古代瓷器中较为流行的一种造型。据说最初是作为陪葬的冥器出现的，以后逐渐成为卧室的寝具和治病号脉的工具。瓷枕最早创烧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造型非常丰富。当时较为流行的有几何形枕、兽形枕、建筑形枕、人物形枕等等，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谈瓷枕，离不开宋。我见过的宋枕十有八九是磁州窑的。形容宋枕，得用许多话，简单一点说，就是丰富。兽形枕中有龙枕、虎枕；人形枕中有孩儿枕、仕女枕；几何式样中有长方、八方、椭圆、银锭等；还有腰圆、鸡心、云头、花瓣等，随意造形……
宋朝有“张家造”，此外还有“赵家造”、“王家造”等等。今天看来，千余年前宋人生产的瓷枕仍可谓之“美不胜收”，比如一鹭鸶置身芦苇之中，双腿岔开，回首相望，用笔寥寥，一派生机；一孩童持竿垂钓，神情专注，几条小鱼欲咬欲溜，意趣盎然；两束萱草，丰满柔韧，舒展大方……
这些图案都让我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瓷枕发展总的来说是年代越早尺寸越小。唐枕中常见不足一拃长（张开拇指和中指间的长度）的，人称脉枕，是否为号脉专用有待考证。宋枕尺寸适宜，辽金以后，尺寸加大，可达尺半，显得笨拙。瓷枕为生活用器，常随亡者下葬。因历史淘汰，极少见传世品。瓷枕为平民百姓所用，皇帝老子大概嫌硬，另有所枕。于是，瓷枕中透着一股市井气，说白一点是俗气。这股俗气使后人得以窥见宋人的情趣。宋人图安逸，不尚浮华，干不出唐人那等辉煌热烈的事来。两只鹌鹑，一行飞雁；顽童蹴鞠，赶鸭捉鸟，无不流露宋人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你可以想见宋人在人口增殖、物阜民丰之际，陶醉于这种“小家碧玉”的气氛之中，自得其乐。
揭晓长沙窑蓝釉及铜红釉形成之谜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唐长沙窑
湖南长沙窑又称为：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在我们称之为”长沙窑”。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唐代长沙窑窑区的范围。它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在望城铜官镇至石渚湖，两端相距约五公里的地域内，大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铜官镇窑区位于今长沙市北三十公里处的湘江东岸，窑区分布在铜官镇北部，在沿江千余米的地带至今仍保存有4处烧窑遗址。石渚窑区则在铜官镇南面的石渚湖南岸 ，与古城窑区（即瓦渣坪窑）仅一湖相隔，约一公里左右。古城窑区位于这两者之间，在铜官镇南五公里处，地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历史上即称为“古城”。由于当地窑址密集，遍地都有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当地村民相沿俗称此地为“瓦渣坪”（以前常被划归入石渚窑区）。这里是长沙窑生产釉下彩绘瓷器的主要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北抵觉华山，西南滨湘江，东南临石渚湖。在这一片三角形地域内的数座保持着自然地貌的小山丘上，尚可见匣钵堆积的“窑包”十多处。瓦渣坪是挖泥段、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城垅（又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
1·器物的种类和造型
长沙窑彩绘瓷器的种类和比较丰富的，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
2·器物的胎、釉、彩
器物的胎壁一般由厚重趋向轻薄，晚期有些器胎趋向粗笨。胎骨结构细密坚硬。胎色呈浅灰色，犹如香灰色，或呈土黄色（也称浅褐色），这是由胎中铁的今量比较高，以及窑炉中的气氛决定了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淘洗不精。长沙窑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今氧化硅达70％左右，今三氧化二铁达1.5~2.5%，今钛也较高，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
绝大多数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化妆土不仅能增强胎体的致密度，也可以增加瓷胎的白度，在化妆土上绘画花纹，更能衬托出彩料的呈色，达到彩绘美 的预期效果。
长沙窑器物的釉是以磷灰石、方解石为熔剂的，即以氧化钙为助熔剂。由于釉层较厚，器物下部的釉多呈现滞流现象。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釉面莹润光泽。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青、乳白、褐、绿五个大类的色调。釉层厚度在0.05~0.4毫米，多数有细纹片。白釉瓷器则白中泛青，釉层较厚，色泽莹润者不多，有开片的不少。
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彩，有褐彩、绿彩两大类，还有一种红斑，但为数甚少。长沙窑的褐彩、绿彩所使用的助熔剂以氧化钙为主，其含量在14~21％之间，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主要着色元素只有铁和铜两种。如长沙窑的绿色釉彩中很少有透明的绿色，绝大多数为乳浊的湖绿或绿松石色，其中少数绿中泛蓝。而褐彩中的氧化锰高达3.8％，除了一部分是从草木灰中引入外，大部分是从某种含锰的铁矿中引入的。
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这些红色斑点或流纹，是铜 红。铜 红釉彩对温度、气氛、冷却速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 红。绘于典型釉下彩生胎上的彩绘色料支很薄，一般只有约0.1毫米厚，而长沙窑器上所施加的彩绘色料层比典型下彩的色料层要厚得多。
褐红色的釉下彩是铜和铁两种离子混合作为着色剂而形成的色调。绿色和红色的彩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砷，可能起还原的作用。釉下颜色的变化与烧成气氛和铜、铁离子在釉中的浓度有密切的关系。钴蓝色上罩以青黄色釉，即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了绿色。
3·烧制工艺技术
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大多数是以辘轳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板、贴花）等大多是用模制，分单模和分模。少数器物手捏制成。正常烧成温度为1220±20℃，其中少数的釉虽然已经玻璃化，但胎仍属生烧，烧成温度吸有1170℃左右。胎的吸水率多数介于0.8~2％之间，个别生烧的则达到7％左右。窑中气氛不均匀，多数情况下是偏弱的还原焰，但有时也出现氧化气氛，是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使用卧式龙窑烧成。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烧。两 种主法装烧的器物底部，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不留存痕迹。
4·器物装饰的主要特征
器物装饰是以釉下彩斑和釉下彩绘两种主要形式来装饰器物的。釉下褐色斑点——先在胎坯上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烧成后釉面平整，褐斑永有脱落。褐斑又可分两种：一种为大斑块或大斑点（常用在壶和罐的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大斑块或大斑点）；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接成串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釉下褐绿色斑点——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地连接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釉下褐绿彩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烧成技术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
釉下绿彩——这种装饰一般用白釉或青黄釉。白釉绿彩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纹；白釉绿彩的绿彩应是铜元素呈色，白釉柔和，绿彩淡雅，配合协调。青黄釉绿彩也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是任意画几笔，图案比较繁复的即在器物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纹。这类青黄釉绿彩器的绿彩，有的是钴蓝+青黄釉而显绿色。
釉下褐绿彩绘——是长沙窑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制法分两种：一种是用褐绿彩在胎上平画花鸟纹；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鸟的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褐绿彩，最后再施青釉。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装饰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线描装饰用笔和用色趋向规范化，常用的线条有：铁线式、棉线式、复合式。铁线式线条多用于“没骨画“，90％呈绿色，常用作填补轮廓线中的色彩。复合式线条系铁线式与棉线式两种线条的配合使用，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描绘细部，绿色轮廓与褐黄色细部相衬托。
用色以多彩为主，单彩次之。一般使用点、线、块的表现手法，而以彩线为主。点、线交替使用，块、线组合使用，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因而具有在宣纸上画水墨画的效果。
5·装饰纹样题材
装饰纹样题 材分以下几类。
人物纹样——有婴戏、竹林七贤、外国女郎、异国情侣、袒腹者。
动物纹样——飞禽有雀鸟、长尾鸟、凤鸟类、雁、鹭、鹤、孔雀、鸳鸯等。走兽有狮、豹、鹿、獐、羊。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龙、龙、摩羯。
植物花草类纹样——莲花、蔓草、水草、芦苇、宝相花、菊花、紫槿、石榴（状）、菠萝（状）、兰草或芝草、折枝（茨菰、羽状叶、荷花、蒲葵、牡丹等），是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常画于壶流下碗、盘内底中心、枕面等。绝大多数为褐绿彩绘莲花。
云气山水画类——有云山、帆船、树木、茅庐。
图案画——由圆斑点组成方块形、斜十字形、菱形。桃形、圆形以及云霞、水波等图案。多见于壶、罐上，尤以罐为多；线画图案，多为荷莲，主要绘于盘内底中心；非点非线，略同剪贴的图案，多见于唾盂上。
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的烧造工艺及蓝釉、铜红釉之谜（下）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
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长沙窑的烧造工艺及蓝釉、铜红釉之谜（上）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
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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