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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世界认同的艺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的烧制技艺自唐代传承至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本身具备的科学价值，釉下多彩的形成，拉坯技艺的产生，雕塑工艺的发展，烧成原理的掌握，都蕴含着不同的科学知识，现代《陶瓷工艺》一书已将它上升成了理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0年，德国人蒂尔曼. 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的沉船“黑石号”，其中长沙铜官窑的精美瓷器达6万余件，这些产品充分展示了铜官陶瓷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和巨大魅力。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
庞大的传承体系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家传、师传两道谱系。家传为继承祖业;师传呈自愿特征，一般三年为期，出师后帮师一至三年，再独立门户。所学技艺，开始以成型的单项专业为主，逐步兼学烧成，直至各工序操作都应知应会。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至民国时期，师承、家承脉络十分清晰。
拉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炊具、壶类成型，民国时约3000人;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2000人。至今因产品结构改变，机械化生产的替代，能操作者约300人，其中技艺精良者有熊赛王、张正斌、黄炳祥、谭志忠、冯耀云、胡武强、胡明、胡英等人。其中胡武强的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并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胡明、女儿胡英。胡英是铜官陶瓷拉坯的女传人之一。
捏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缸类产品成型，民国时期约3500人;延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2500人;现今技艺成熟者尚有400余人。
雕塑传人。民国时期有“窑状元”胡树生、‘‘泥人刘”刘子振。刘子振(1906 --1992)师从“窑状元”胡树生，解放后刘子振相传给儿子刘四泽、孙子刘坤庭。至今“泥人刘”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的作品《雄鹰》浮雕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国姑娘》壁画镶嵌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铜官陶瓷工艺流程》浮雕收藏在深圳博物馆。2006年刘坤庭被评为湖南省民间文化十大杰出传承人之一，2010年评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
画花、贴花传人。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技艺熟练者约200人，曾到突尼斯、柬博寨等国传艺的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是众多传人中的佼佼者。
烧成“看火”传人。由于先进的窑炉设备替代了龙窑，不再使用“看火”之法，但至今掌握其技能者有600余人。唐代外兴窑现保存下来还在继续烧制陶瓷，故“看火”法则仍得到使用。
“釉下多彩”传人。铜官窑彩釉基料至今仍得到应用，并在现代化工知识的使用中，将传统的色彩进一步升华，更使釉下多彩艳丽多姿。至今铜官陶瓷产业中造诣颇深的釉料技术人员不乏其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不断传承的局面。
有力措施促推发展
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组建了专门保护机构，确定了项目传承人，落实了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自筹资金26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档案，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成立了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制订了《铜官镇历史文化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奖励办法》。全力支持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还制订了《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实施方案》举办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六期，培训人员500人/次。
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引起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准备申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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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 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
长沙铜官窑遗址确查窑址76处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
多姿多彩长沙窑
褐彩印花飞蝶纹瓷枕
“器物是文化遗留在它专属时空中的痕迹”。 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县石渚湖附近，唐时称为石渚窑，兴起于约8世纪末，衰落于10世纪初。它融合了南北瓷艺，创新出别具一格的彩瓷，是第一座彩瓷之窑。此外，长沙窑还是第一座将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的瓷窑。唐代酒香盛饮，老幼嗜茶，在文人的推动下，酒、茶之风升华至文化层面，开始与诗书画艺术结合，并物化、定格于长沙窑瓷器……
白釉红绿彩写意纹壶
通体施白色釉，流左侧饰以绿彩，右侧饰以红绿彩，底部露胎。此壶同时呈现红绿彩，十分珍贵。
青釉褐绿点彩纹壶
点彩是西亚民族常用的装饰纹饰，在长沙窑瓷上常见，反映了西亚文化对长沙窑的影响。褐、绿点彩组合纹饰是长沙窑极富创意和成功的装饰手法，色泽明艳，布局大气有致，显示出不同一般的艺术魅力。
青釉褐绿彩双狮镇纸
镇纸以双狮为造型，双狮卧于一方形底座板上，头部朝向相反，双耳竖立，双眼炯炯有神，颈部均系有一带铃铛的颈圈，全身有刻划的毛发。虽为手工捏制而成，但神态非常逼真。
青釉褐绿条彩纹水注
长沙窑的条彩多以釉下褐绿彩为主，均成垂流状或浸漫状，手法为蘸彩流饰，流纹长短粗细随势，变化无定，有流动的美感，意趣天真自然。 虽然瓷器饰彩并非长沙窑的首创，彩瓷普及之功则推长沙窑。长沙窑首创釉下多彩，不仅有褐彩，也有绿、红、蓝等彩。彩瓷的普及，改变了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为代表的“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架构了青、白、彩瓷鼎立之势，预示了彩瓷时代的到来。
青釉褐彩“岭上平看月”诗文碗
通体施青釉，釉色稍泛黄，碗心釉下褐彩书写“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囗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五言诗一首，表达出诗人高标独步的人格理想。
青釉褐绿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多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五言爱情诗一首，是描绘男女因相见恨晚而造成不能相守的遗憾，诗意缠绵悲哀，耐人寻味。
青釉褐彩“仁义礼智信”题记壶
流下褐彩书“仁义礼智信”五字，其最早见于《孟子•告书上》，为儒家提倡的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长沙窑是第一座将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的瓷窑。长沙窑茶酒具上的诗文，绝大部分为《全唐诗》所不见，且有题材多样、形式生动的绘画作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较多的唐代艺术真迹。长沙窑与书画结合，自此，“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载”——瓷器艺术化，为瓷器增添了文化及艺术内涵。
青釉模印贴花人物纹壶
两系及流下分别饰以三块模印贴花的人物图案，流下为一女子袒胸披纱，纹褶飘逸流动，站于蒲团之上，扭动身体，婆娑起舞，应是唐代风行于全国的胡腾舞，右边一人吹笛，左边一人执物站立。这些纹饰均与西、南亚文化有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釉模印贴花“张”字纹壶
流及两系下分别贴三块模印褐斑。一块为坐狮，另两块为一串串硕果累累的椰枣图案，椰枣为西亚常见果树，也是长沙窑模印贴花勤于表现的内容之一。狮与椰枣互相映衬，呈现出一幅热带风光下的动物画，西域风格跃然瓷上。有一椰枣正中有一“张”字，当是作坊主的姓。
长沙窑还是唐五代时期最大的出口瓷。由于长沙窑的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能适应销往国人民的爱好和需要以及低廉的价格优势，使得它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甚至延伸到了非洲地区，出口数量之多，遍布范围之广，远在越窑和邢窑之上。1998年，德国人沃特法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勿里洞岛外海，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沉船最多的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的“黑石号”沉船，船上载有6.7万余件大多保存完好的瓷器、金银器、玻璃等供贸易及贡奉的珍品，仅产自长沙窑的瓷器即达56500件，数量之多，超过各地出土长沙窑瓷的总和，长沙窑出口量之大，可见一斑。
白釉绿彩写意纹壶
器身满布绿色写意纹，交错排列，似山峦重叠。构图活泼，运笔流畅随意。
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
多棱短流下一幅褐绿彩奔鹿图跃然画面，色彩浓重，颜色鲜明。一只小鹿双后足奋力后蹬腾于花间，神态可爱憨鲁，形体优美，笔力流畅，画面中似可见因疾奔而带动的花草的飞扬。
青釉褐绿彩凤鸟纹壶
流下腹部用褐、绿彩绘一振翅欲飞的凤鸟，鸟头转尾卷，极具动感。整幅画面构图简洁生动，用笔精准，描绘出了凤鸟“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的优美体态。
青釉褐彩“蓬生麻中”题记壶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一句见于荀子《劝学》篇，借喻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青瓷褐绿彩羊形烛台
此烛台造型奇特，座的下半部如壶，有镂空壶门；上半部为一羊蹲伏于上，背立一烛插，饰褐绿斑彩。以羊造型既增加了美感，同时还有吉祥之意。
绿釉瓜棱形瓷壶
长沙窑的绿釉分深翠与纯绿两种，色调均匀，质感莹润，基本都无任何其它装饰，这种特意保持绿色纯粹性的做法，折射出当时社会在色彩审美上的一种时尚。
黑釉瓜棱形瓷壶
施黑釉不及底，釉色漆黑。黑釉在长沙窑中数量较少但制作颇精，釉色呈色也较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