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瓷器窑址承德有吗】
据了解，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至城关门之间一段坍塌宫墙的施工现场，发现了多块刻有“五窑”字样窑印的青砖，专家分析认为，避暑山庄宫墙所用的大青砖都生产于五窑沟皇家古窑遗址，而不是从外地运来的。这再次证实了五窑沟皇家古窑在修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证了五窑沟皇家古窑遗址珍贵的历史价值。
承德兰义和老人和老伴王枢坤是当地对五窑沟研究最全面的专家，十几年来，对五窑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据兰义和老人介绍，8月22日，他和老伴在避暑山庄丽正门至城关门一段抢修坍塌宫墙的施工现场经过时，发现部分大青砖上刻有“五窑”字样的窑印，约有20多块。这一发现让他感到十分震惊，在他十几年的古窑研究中，在一个区域、一个建筑物上发现这么多相同的窑印，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兰义和此前的推断，充分说明丽正门至城关门之间的宫墙所用的大青砖都生产于一地，即五窑沟皇家古窑遗址，而不是从外地运来的。
兰义和说，此前“五窑”窑印在两个地方发现过，第一次是在五窑沟皇家古窑遗址，第二次在碧峰寺遗址。然而，此前两次“五窑”窑印的发现，从数量上很少。如今，一次发现这么多“五窑”窑印还是第一次。“这一发现，更进一步证实了五窑沟皇家古窑是伴随着避暑山庄的建设需要而产生的理论。”
兰义和介绍，避暑山庄宫墙修建时间在相关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均没有准确或清晰的记载。他综合《钦定热河志》(民族师专校定本)、康熙朱批的奏折、《清史稿》等文献的记载认为，避暑山庄宫墙的始建年代应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或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这两者之间，兰义和倾向于后者。taocI52.coM
依据兰义和多年对避暑山庄文化的考察与研究，五窑沟皇家古窑的始建年代与避暑山庄宫墙的始建年代是一致的，都属于当今所称呼的项目施工前的准备时期，或称其为前期工程。由此，兰义和推断带有“五窑”字样窑印的大青砖，应当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用罚两广总督噶理的赃款修建宫墙时使用的，所以这砖一定是当时已经窑火鼎盛的五窑沟皇家古窑所生产的，绝不是从外地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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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龙泉窑遗址
大窑龙泉窑遗址是中国宋代至明代龙泉窑的代表性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10里的大窑村一带。大窑龙泉窑遗址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历时七、八百年。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是宋元时期著名窑场之一。早期受越窑、瓯窑和婺窑的影响，烧制与三窑特征相似的瓷器。南宋中期以后，烧制了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青瓷釉色的质地达到完美的程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从此窑场数量成倍增长，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影响遍及江西、福建等地，产品远销东亚、东非、阿拉伯诸国，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窑窑址生产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高，为龙泉窑其他窑址所不及，是龙泉窑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龙泉窑窑址已引起人们的关注。陈万里于1928～1940年间曾多次对龙泉窑窑址进行调查。1958和1981年两次文物普查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1959～1960年对大窑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发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和窑具 窑炉有龙窑和阶级窑两种，上部已残。宋元时期的窑炉均为龙窑，依山坡建造，窑身狭长，前后倾斜。前端为火膛，中间为窑室，后部为排烟室。火膛平面呈半圆形。窑室前墙正中开狭长的火门，火门下有进风口。窑室似斜长的甬道，宽2米左右，窑底呈斜坡状。两侧窑墙用砖或匣钵砌筑，墙中开设窑门。窑门和投柴孔的数量，视窑的长短而定。排烟室由烟火柱墙和后墙组成，烟火柱墙有出烟孔，排泄窑内的烟与废气。在大窑遗址发现一座南宋时期的龙窑，共有9个窑门，其中8个开在东壁，1个开在西壁，且与烟囱接近。可以看出当时装窑和出窑都集中在一边。这和场房、出入道路有关。至明代，窑炉结构有了变化，出现了半倒焰式的阶级窑。已发现的一座早遭破坏，仅见尾部两室和一个烟囱。窑体前宽后窄，室与室之间有二堵挡火墙，前一堵下部砌有烟火弄7个，后一堵挡火墙用匣钵砌成。有了挡火墙，使火焰的流向由平焰改为倒焰，使窑内温度均匀，延长保温时间，宜于烧制大件器物。
海沧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
近日，海沧区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有关部门首次进行了考古挖掘。这次考古，揭示了厦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揭开了马銮湾古窑群形成的地理成因，也充分展示了厦门市民和有关部门保护文物的意识和热情。在考古现场，本报记者亲睹了那些埋藏千年的古窑器物，并请专家解读，试图给广大读者呈现出一个缤纷多彩的古窑世界。
重见天日的千年古瓷。
流光溢彩的瓷片。
刻有文字的支架。
古窑址出土的古灯
首次发现瓷器陶器共烧一炉
我们沿着二十多米的探沟，进入黄牛山古窑址深处。这里距离地面已经有五米多深了。经过科学发掘的地层切面清晰的展现出来，分别是现代填土层、历史淤积层、古窑器物堆积层和原始生土层。
负责这次挖掘工作的厦门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陈文先生告诉我们，这些深藏地底千年的古窑址器物堆积层相当丰富，令人可喜的是出土了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我们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碗、罐、壶和灯盏，甚至还有一些不知道用途的器物，我们拿起一个筒状形的器物请教专家，才知道这原来是当年烧制器物所用的支架，支架上面还刻有文字。专家说，从窑址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看出，当年烧造器物的质量品位是较高的，瓷器属于青瓷类，其中还有一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尽管这些出土的器物还没经过细致的清理，器物上还沾有泥土，但还是掩盖不住其光华，就连一块瓷片也显得流光溢彩。
陈文先生说，这个古窑址的年代可以明确断代为唐到五代。碎片之多，分布范围之大，说明其不小的规模。出土器物既有精品，也有较为普通的器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地区的制陶烧瓷技术是十分先进。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次考古以大量的实物证明了当时古窑陶器与瓷器是用同一个窑炉烧制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工艺特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一个窑炉可烧制陶器和瓷器，这在厦门还是首次发现。
环马銮湾畔藏着古窑群
在现场采访中我们得知，黄牛山所处的马銮湾畔曾经发现过多处古窑遗址。对这一带史迹颇为熟悉的专家郑东先生说，环马銮湾畔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东窑、周窑、许厝窑等十几个古窑址。马銮湾畔不仅窑址多而且历史都很悠久，这无疑是厦门地理人文绚丽的一页。
唐五代时期，闽南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却有如此发达的陶瓷业，而且大部分古窑都是龙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环马銮湾畔的古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郑东先生向我们解释说，马銮湾周边的泥土里蕴含着丰富的高岭土，这是制陶的主要原料，至今海沧的许多地方还有高岭土矿蕴藏，这里山体植被茂密，为烧造陶瓷提供了充足的能源。马銮湾是许多溪流河流的出海口，利用水上工具内可通向附近州县，外可通往大洋，为陶瓷成品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当年的古窑址大都位于临水处，就拿这次发现的黄牛山古窑遗址而言，这个古窑址就位于距一条溪流不足一百米的地方。这条溪流也流进马銮湾，陶瓷的制作与运输都需要水，可见古人在选择窑址时注重到多方面的因素，从这些古窑遗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厦门陶瓷业的兴盛。
村民自发守护古窑遗址
在古窑遗址的挖掘现场，有一位名叫邱大昕的老先生，他是附近新垵村的普通村民。在整个黄牛山窑址发掘的过程中，他一直担负着守卫人的角色。因为窑址就在路边，考古人员下班后，需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看护，因此他负起了看护现场的责任，经常是彻夜守卫。
在考古发掘现场，市博物馆副馆长蕲维柏先生说，黄牛山和马銮湾畔的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以前也曾多次发现古窑遗址和有关史迹，但由于文物保护意识不高及种种原因，都没能像这一次这样得到及时的保护，往往在发现时，现场就被人为破坏或填埋了。这次考古挖掘则不同，这和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施工单位的积极配合以及海沧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次出土的器物和发掘的记录都是很有价值的。海沧文化馆领导黄达绥则指出，发掘出土的器物既为厦门的文化增添了许多亮色，也为今后有关专家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据了解，黄牛山古窑挖掘工作至11月19日已基本完工，但对厦门古瓷文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专家们指出，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进一步探索。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潮州市城东笔架山西麓。是北宋时期我国南方陶瓷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是研究我国南方陶瓷业生产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址之一；也是宋代潮州陶瓷制造业达到高度水平的标志。其生产技术如阶级型窑体结构和漏斗状匣钵，为后人提供了广泛的研究课题，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遗址1953年发现后，省考古研究部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至1986年在笔架山区域先后发掘清理了11座。窑址均系长条式斜坡型或阶级型龙窑，其中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十号为阶级型龙窑。建窑时依山势挖一条长条斜坡深沟，两侧用长方形砖砌墙，单隅。全窑长在30米至100米上下，其中三号窑室残长65．5米，十号窑室残长78米。窑灶总倾斜度为14~17度之间，窑床一般分为3至15段，宽2.15至3.16米不等，从出土瓷器看，窑温约在1000至1300度左右。
笔架山窑遗址出土、采集的陶瓷器，釉色多样，品种繁多，且分别或综合采用通花、划花、浮雕、剔雕等各种先进手工技艺。釉色有白釉、影青釉、青釉、黄釉和酱褐色釉等五种。器形有碗、盏、茶托、盘、碟、杯、灯、炉、瓶、壶、罐、孟、水注、粉盒、人像和玩具等。
笔架山宋窑遗址规模宏大，反映宋代潮州以至我国南方陶瓷生产发展已达到高峰，且成为水运外销，对外交流的基地。
长沙铜官窑遗址确查窑址76处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
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瓷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爱好和性格特征，是我国的文化象征。而窑址作为古人生产和制造瓷器的工作场所，则是承载这一历史的文化载体。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窑址在遭受自然侵蚀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破坏，它们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部分古窑遗址保护规划的研究，并参考其它相关规划，试图对窑址这一类型的遗址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总结、探讨和反思。
1.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现状 截至2006年，我国共颁布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51处，其中古遗址总数约占1/5，古遗址在每批名单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出递增的势头，这表明国家对遗址保护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大。窑址类遗址作为大型古代手工业遗址的代表，其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目前，国保单位中的窑址类遗址共40处，占古遗址的比例约7.9%。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0处中，仅有少数几个窑遗址已出台或正在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其它遗址遭人为或自然破坏的状况仍然十分严重，如上林湖窑址、龙泉窑址、禹州窑址、汝州窑址等均数次遭人为盗挖。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国保单位的窑遗址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数量众多且尚未列入国保单位窑遗址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因此，古窑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2.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特殊性 相对于列入国保单位中其它类型的遗址来说，窑址类遗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址遗存较为丰富 由于瓷器烧制的技术与火候难以掌握，因此在烧制时会产生较多的次品与废品，同时烧制时使用的匣钵也被废弃，经过日积月累这些废弃物便大量堆积在窑址的周边地区，形成堆积层。堆积层覆盖在窑址的四周，埋藏较浅，便于考古工作的探查，相对于城市遗址类埋藏一般较深、不易探查的特点，窑址类遗址的可识别程度相对较高。 其二，遗址分布相对密集 由于瓷器烧制的原料较为特殊，且烧制的环境与工艺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在某一片适合烧制的地区可能会集中分布数量较多的窑址。 其三，窑的区域类型比较复杂 城市遗址的研究对象较为单一，而窑址类遗址研究对象的类型十分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陶瓷的时代跨度较大，差异显著。由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各个时代审美情趣的差异使陶瓷的类型变化较大。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彩陶与黑陶，陶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占据主体地位。原始瓷器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唐宋年间白瓷和青瓷成为当时的主流，到了元明清三代青花瓷逐渐为人们所热衷。其次，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类型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特点在宋、辽、金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有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等多种瓷器类型，其中有的同属一个谱系，有的则差异相对较大。窑遗址是瓷器的文化载体，瓷器的复杂类型也就决定了窑遗址时代差异与区域类型的复杂性。
其四，人为破坏愈演愈烈 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收藏品市场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瓷器的收藏。受到利益的驱动，加上窑址堆积层丰富便于盗挖者识别的特点，窑址遭人们盗挖的现象十分突出。 新闻中也不断传出窑址遭盗挖的消息。如河南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3年遭盗挖，长沙铜官窑遗址2006年遭盗挖，福建建窑遗址2004年遭盗挖等。对于城市类遗址，由于没有利益的驱动，人为的有目的的盗挖则相对较少。窑址的盗挖不仅盗窃了重要文物，而且破坏了窑址内部的文化层，给今后窑遗址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由于窑遗址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遗址显著的特殊性，因此可以将其当作一个类型来加以研究。对于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也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 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直是保护规划的核心问题，窑遗址的保护规划也不例外。在大窑龙泉窑保护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准范围的划定与批准 国务院2003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完成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的“四有”工作。在制定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是由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划定的，其中没有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同时在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以后，报请浙江省政府又迟迟未能获得正式批准与公布。文物主管部门单一划定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对文物本体之外环境的关注，同时在划定范围后又没有及时公布，缺少相应的法律效力。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协同地方的各个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下，最终确定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在范围划定之后，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批准，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使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对于由文物保护部门划定、已经获得正式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要重新评估其保护范围的有效性，修订后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划定时应针对不同的对象。对于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和其实施条例中已有相关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窑遗址中的文物本体是指窑址及其生产瓷器的场所，即窑址及手工作坊遗址等。在保护范围划定中，要使窑址、手工作坊遗址与保护范围边界间距恰当，部分重点窑址要考虑其所在的地形环境，保护范围的边界要适当外扩。窑址中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则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下窑址的可能分布区、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当地的经济情况等。其中，还要特别注意窑址周边的现有遗存，包括交通方式、交易场所、古村落遗存等。交通方式、交易场所的遗存反映当时陶瓷的交流方式与对外关系，而古村落遗存则反映了当时窑民的生活场景，这两方面内容都是窑遗址文化遗存的有益补充。 保护范围内是否分级 一般来说，大遗址的保护范围面积都相对较大，因此多数都在保护范围内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中也明确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情况相对特殊，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3处窑址经过考古发掘，其余约40处窑址仅探明了位置，其它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根据这种情况，在保护规划制定的初期，我们将这3处窑址划为重点保护区，其它则划为一般保护区。但是，考虑到区别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依据之一就是是否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而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范围中尚有大量窑址的情况不明，无法判明其确切价值。因此在后期修改保护规划时，我们没有对保护范围进行分级。今后在经过具体的考古发掘，有了确切的评判依据后，可以对保护规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边界的可操作性边 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边界在图纸上很好表示，但是如何将其准确落实到实际中，这就牵扯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丘陵、山地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大窑龙泉窑地处浙西南的山区，遗址区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采用界桩的方式来划分其边界，这种方式也有其利弊。图纸上界桩相连成为一条边界，在总图上易于区分遗址区的内外。但是，图纸仅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落实到三维的具体地形中如何操作？在三维地形中具体操作的准确度如何？多数规划中边界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如沿某某等高线南向延伸20米，这种方式在具体操作中的准确度也值得考虑，等高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实际操作中工人如何能识别这条等高线？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能否在规划中引入相对高度的概念。在规划时，先确立易于识别的一个三维坐标原点以及几个固定的坐标点，其后以这几个点为依据，引入相对高度，确定边界的三维控制点，然后将三维控制点相连形成边界。 这样做可以较为准确的控制边界的形状，同时由于高差较小易于工人实际操作中的感知与测量，操作的准确度也能大大提高。当然，这一方法需要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前期调研工作，其操作的可行性也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制定保护规划中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必须重视基础工作 窑址的特殊性和类型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规划中必须重视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包括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遗址现场的调研评估，以及对窑址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利用价值进行评估的工作。由于人为破坏严重以及保护不得力， 窑遗址的现场一般都较为散乱，因此，在现场调研中必须对重点窑址进行深入探查，查明现状，如窑床走势、风化损毁情况、人为盗挖情况等，对于一般窑址也要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列表显示其所处位置、出土文物、考古发掘、具体损毁情况等，以供今后的不时之需。前文已提及瓷器的类型十分复杂， 因此在搜集基础资料的同时有必要研究该窑所属瓷器的类型以及该窑与其它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烧制的来龙去脉、区别于其它窑的显著特点，以及对其它窑的影响等。只有踏踏实实的完成基础工作，才能对该窑的类型与特点、历史底蕴，以及遗址区内窑床的分布情况与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下一步规划的编制工作。
即将被吞噬的桂平窑址
必须重视环境的整体保护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西安宣言》中强调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除实体和视觉方面含义外，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的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用或活动，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前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环境对瓷器的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燃料以及烧制的场所，同时也为周围的窑民提供了居住的场所， 可以说环境与烧制瓷器各个环节与要素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大窑龙泉窑遗址四周环境良好，琉华山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和燃料，大窑溪蜿蜒数里提供了水源，大窑村依山而建是古代窑民居住的场所，这样就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窑、村共生的自然风貌，同时遗址区内还遗存有一条砖石小道，作为古代大窑及附近区域瓷器外运的重要通道，它见证了古代遗址区内生产与生活的场景，是环境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窑遗址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的价值在于它不但可以展现给人们一个瓷器烧制的环境氛围，而且还可以将与窑遗址价值相关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景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周围的历史信息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
必须重视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烧制瓷器的传统工艺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因素使传统工艺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如窑址周围取土点的消失使原料来源匮乏，林木缺乏影响了传统燃料的来源，环境污染使水质发生变化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传统工艺价值的认识，在保护规划中往往对有形的文物本体保护加以重视，而忽视了对无形的传统工艺的保护。因此，在保护规划中有必要将瓷器烧制的传统工艺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将其作为窑遗址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加以保护，最大程度的提高传统工艺的历史地位，使其得到有效保护，以免陷于失传的境地。 必须确立相关管理机制 大遗址由于覆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往往由众多行政部门齐抓共管，窑遗址也不例外，一般会涉及到文化、林业、城建、交通、旅游等相关行政部门，部分窑遗址还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县、市。在这种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机制下，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于窑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成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一方面加强对遗址区的管理与保护，另一方面负责协调各个县市、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以避免管理的盲区。同时管理机构的人员相对稳定，各人分工明确，业务相对独立。对于面积较广的遗址区，还可以设立分片、分区域的管理站，由遗址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的保护、监测等工作。最终，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使其成为窑遗址保护全过程的主持者和监督者。
保护工程的探索 由于窑址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广加之部分窑址情况较复杂，因此有必要将窑址的保护工程作为一个专项的系统课题来加以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及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才能使窑遗址能够得以切实保护。其保护工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保护工程应有针对性 窑址由于数量众多，价值高低不等，因此多数窑址可采用回填的方式加以保护，对部分有突出价值的则需要重点保护。 保护时要考虑其所处的小环境，如周围的地理地质、当地的环境气候、窑址的遗存与损毁状况、匣钵的堆积情况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保护工程。 （2）保护工程应有合理性 由于窑址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差异等特点，保护工程不能生搬硬套其它地方遗址的保护方式， 应具有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性。如我国传统的瓷器烧制方式分为龙窑和馒头窑两种，龙窑依据山形，产量较大，多用于民窑，而馒头窑讲究少而精，官窑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根据窑址的具体分布特点，采用不同的点状或条状形式来加以保护。 （3）保护工程应有有效性 窑遗址保护工程应防止人为的破坏，同时降低遗址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保护工程应具有有效性。这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将盗掘者阻在遗址区之外？在堆积层的栈道上，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控制游人捡拾瓷片？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防止遗址表面的风化速度？处于山谷地段的窑址，如何有效的做好防水、防洪措施？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古窑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古窑址的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它也是一项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课题，需要多专业、多部门的人员通力合作加以探讨，并不断的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而摸索出一条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使窑遗址的保护切实可行，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添上浓重的一笔。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闽北宋代古民窑——大口窑
大口窑，是宋时闽北闻名国内外的民间瓷器作坊之一。其窑址位于浦城县九石渡景区境内的水北街镇黄碧村。
走进村境，让人惊异的是，全村上下的泥表里掺杂着大量的青白色碎瓷片，从村内的路面、泥墙一直延至村外的菜地、山表。目之所及，全是这样的堆积物。初步估计，堆积范围约达5万平方米。堆积层厚一般都在1-2米以上。
据村民余开兴等介绍说，这个村原名就叫“大口窑”。当年兴盛时，瓷窑总数共达六六三十六座。后因其中一窑烧出一张玉凉床，窑主怕泄露消息被皇帝知道而惹祸上身，便连夜将所有瓷窑封闭，逃之夭夭。大口窑从此荒废。
1961年大口窑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有碑记。
根据《八闽古邑浦城》一书相关文章记载，该窑以烧制青白釉器为主，兼烧青、酱色釉器。器物造型以轻盈秀丽，小巧玲珑见长，品种极为丰富。从日用器皿碗、盘、碟、壶、罐到妇女梳妆用的粉盒；从生活用品灯盏、香炉、净瓶到文化用品水注、洗、镇纸、印章；从随葬瞑器龙虎魂瓶到儿童玩具、人物俑等，应有尽有。有些碗、碟类器皿除了构思精巧，用来盛放食物还具有久放不馊的功能。
日本陶瓷专家矢部良明在《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器》一文中写到：“日本古代的经冢里，往往收藏着小件的瓷或青白瓷作品……其绝大部分是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作品，这种数量最多的盒子，大多数为浦城大口窑所出产。”日本陶瓷专家、《世界陶瓷全集》作者藤冈了一先生，于1989年参观大口窑后评价很高，他说：“想不到大口窑制品如此丰富，很有可能是浦城的作坊主聘请了景德镇的工匠来烧制的，又由于烧制时间较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 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