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位于湖南省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的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民间瓷窑，１９８３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铜官窑于１９５６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后，１９５７年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复查后正式确认，揭开了世界釉下彩瓷发源地之迷。１９６４年冬至１９６５年春，１９７８年１月至于１１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１１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进行四次科学发掘，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实物证明，长沙铜官窑开创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堪称陶瓷史上里程碑。
１、最早发明釉下多彩
釉下彩发明，突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我国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分。”
２、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早在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就出口２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长沙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３、面积最大的古文化遗址
从望城县丁字镇石门矶到铜官镇誓港“十里陶城”一带，已发现窑炉９座，窑包１３处，遗址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是我国文化遗址面积最大的。
４、保存最为完整唐代古龙窑
位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中心的谭家坡古龙窑，是唐代以来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龙窑。窑址正南北方向，总长４１米，最宽处３．５米，最窄处２．８米。坡度陡处２３度，平缓处９度。
５、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
铜红釉烧制成功，成为世界彩瓷史上始作俑者，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铜红釉发明烧制时间，从宋代提早至唐代，推前３００多年。
６、最早的釉下彩绘
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
７、最早开创模印贴花
独具特色的模印贴花是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模印技术十分精湛，人物可数清根根胡须，动植物栩栩如生，建筑物富有立体感，堪称世界陶瓷史上一绝。
８、最早的“股份制”合作
长沙铜官窑属民窑，“十里陶城”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已发现９座龙窑，很显然，一家一窑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座窑可烧上万件瓷器，所以，从地下挖洞获取瓷土到家庭作坊制作、装饰、烧制等过程，必须通过多个工匠或多个家庭合作才能完成。为了减少耗费，提高成功率，一座窑有可能是多户合伙集中烧制，这一分工合作、合作分工的过程，形成了技术和劳动力合伙，达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同分红的目的，只是唐时没有“股份制”这个提法。
９、最先涉足商业广告语
聪明的长沙铜官窑经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博得市场买者青睐，便在器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恶意”等广告语。
１０、最先创釉下彩诗文题记
长沙铜官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瓷器大部分还保留着唐人的手迹——彩绘和墨笔题诗，目前整理出“七绝”和“五绝”６３首。这些瓷器上的诗，虽未落款和署名，也非名人名作，却是当时最流行最普遍的民间风格，其中有１０首出自《全唐诗》，其他５３首均不见史书记载，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书法的艺术美感，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还有大量题记，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君子喻于义”、“牛怀舐犊之恩”等在瓷器上出现。这些诗或题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思，开创了陶瓷文化品味新领域。
１１、最先涉足货主订购题记
长沙铜官窑工匠们商品意识很强，经营面向市场、把握市场，根据市场上买者喜好制造产品。如“会昌六年三月，内造此瓶，约成三阡文齐良”铭文，是世界上目前涉足货主订购的最早铭文。
１２、最先涉足商品价值铭文
长沙铜官窑抢占市场，成功之要诀是做到了价廉物美。有时甚至把卖价直接制作在器物上，实行明码标价，真是用心良苦。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经商人的商品意识。如“有钱冰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壶。
１３、最先涉足姓氏铭文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过程，为家庭作坊制。从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张”、“何”、“刘”、“王”等姓氏铭文，这些姓氏铭文有可能标明是哪家哪家制造，反映一种潜在的竞争意识；也有可能标明是为某姓所用，投其所好。
１４、最早吸收外国文化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主要销往西域大食诸国，所谓“大食”，原系波斯的一个部族名称，唐代以来，阿拉伯帝国则称“大食”。大食吸收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先进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阿拉伯文化”。长沙铜官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植物有“葡萄纹”、“棕榈树”、“铁树”、“椰枣”等，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摩羯”是梵语译音，或作“摩伽罗”，人们将它视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还有抽象几何图形，给人以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和潜在的美，阿拉伯人十分感兴趣。引进外国文化这又是一大创举，给外销更增添活力，促进市场的繁荣，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版 余耀国）
taoci52.com编辑推荐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铜官古窑址（长沙窑）
长沙铜官窑又称铜官窑、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为唐五代时期民窑，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望城区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沿湘江东岸分布，分铜官镇和石渚湖两大窑区。历史上长沙窑并未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但据研究，它应从岳州窑发展而来，始于唐初，兴盛于中晚唐，而衰落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它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盆、碗、罐、壶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长沙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19处瓷窑，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不少遗址内瓷器碎片堆积如山（自古瓦渣坪的地名由此而来），最厚的达4米之多。其中较典型的是陈家坪窑，它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长34米，宽4米，坡度约20度。其火膛、火门和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
长沙窑附近曾有着丰富的瓷土，部分采矿洞坑留存至今。现在古窑周边的制陶业依旧比较发达，部分小型作坊还在使用传统的工艺进行生产。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深6.5米，宽3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花草、云气、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伊朗、日本、印尼、埃及也都有发现。
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简约粗犷的铜官窑
一艘“黑石号”沉船，揭开了铜官窑“海上陶瓷之路”的辉煌历史，船上共有6.7万件瓷器，其中5.8万件来自铜官窑。
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距今已逾千年历史，其产品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唐代三大出口瓷，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已过万件。
铜官窑，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遍布亚洲各地，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中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述的就是窑场繁忙的场景。
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种类繁多，造型别致，样式新颖。种类有70多种，分别为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这些瓷器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将铁和铜等掺入颜料，再覆盖上一层釉后入窑烧制，使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色彩，形成独特的“釉下彩”技术。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其中，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白釉瓷胎上绘彩，而是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烧制，一次性完成。
彩绘的纹饰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这种纹饰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模印、贴花也是铜官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再施青釉，图案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
铜官窑还开创了以诗文书法装饰瓷器的先河，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目前，已发现瓷器上的诗词与题句，多是流传在民间的五言诗，通俗易懂，具有意境和神韵，如：“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这些诗句朗朗上口，是研究陶瓷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铜官窑还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有的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出口到西亚等地，有的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有的是反映马球运动场景的纹饰，还有哲学格言、民间谚语。
知名专家为长沙铜官陶瓷产业转型发展支招
铜官陶瓷原料和产品有哪些特性？铜官陶瓷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在哪里？5日，国内陶瓷材料权威专家齐聚长沙市望城区，深入长沙铜官窑、陶泥矿点和陶瓷企业等地实地考察，并对“铜官陶瓷原料品质、产品特色及产业发展”进行评审，为铜官陶瓷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铜官是中国著名的“五大陶都”之一。长沙铜官窑曾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开创了中国陶瓷彩绘的先河，对世界陶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沙市望城区区长孔玉成介绍，该区现有陶瓷企业和工作室100多家，拥有雍起林、刘坤庭、彭望球等近20名国家级和省级大师。陶瓷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形成了以日用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园林景观陶瓷为主导产业，以炻瓷餐具、茶具、酒瓶、雕塑、陈设陶瓷、琉璃瓦为主导产品，以兴业餐具、雍起林陶艺园、泥人刘陶艺馆等众多企业和工作室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铜官陶瓷产品造型优美，品质优良，绿色环保，深受消费者喜爱。兴业餐具和府窑茶具已进驻“麦德龙”等大型超市，炻瓷餐具和礼品陶瓷出口欧美，琉璃瓦等建筑陶瓷畅销中南地区，大师创作的陶瓷艺术品成收藏市场新宠。2012年9月，铜官陶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为分析评价铜官陶瓷原料及产品的特色品质，找准铜官陶瓷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望城区政府特委托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中南大学对铜官陶瓷泥料、釉料及产品试片进行取样，完成全分析、定量分析、矿物分析、窑物理性能等检测分析。
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将铜官陶瓷原料、釉料和产品的检测数据与国内知名陶瓷产区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专家认为，铜官及周边地区陶瓷原料储量丰富，品种繁多，既有高可塑性的料土，也有高铁富硒含麦饭石的红土，还有特色功能各异的底土、枯土、梅土、连土和耐火土，用其配制的坯泥工艺性能好，烧成温度范围宽，产品性能优良，不含铅、镉等重金属，是高品质陶瓷原料。铜官陶瓷产品绿色环保，品质优良。炻瓷餐具造型新颖，装饰高雅，吸水率低，抗冲击性强、热稳定性好，釉面光润，适应于机械洗涤和微波炉。陶瓷酒瓶透气又不渗漏，对原酒陈酿过程中有很好的催陈效果。雕塑、陈设、仿古等工艺美术陶瓷的坯、釉、彩料运用巧妙，铜官传统手工陶艺特色突出，质感自然粗犷，颜色丰富多样，形象生动传神。琉璃瓦等仿古建筑陶瓷造型古朴，坯釉结合性能好，抗压、耐寒、不褪色。
专家建议，铜官陶瓷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战略，突出产业特色，培育核心竞争力，并将茶具、酒具、炻瓷餐具等日用陶瓷和雕塑、陈设、装饰等工艺美术陶瓷作为产业发展重点，把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推进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推动陶瓷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
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理事长周健儿教授、湖南大学陶瓷研究所所长肖汉宁教授、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陈冰等9名专家以及望城区政府孔玉成区长、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10多家陶瓷企业代表参加了评审会。
古陶瓷之鉴
我国陶瓷制造历史悠久，每个时期的陶瓷在胎质、器型、釉色、色彩、装饰、款识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对每一件陶瓷器，收藏者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辨别：
1.器型。从商、周、秦汉比较单一的器型发展到现在的梅瓶、盘口瓶、冲瓶、天球瓶、象耳瓶、玉壶春瓶、柳叶瓶、凤尾瓶、转心瓶等。每一种瓶型都有一个首先创烧的朝代，各个时期的瓶身、瓶嘴、肢线等都会发生变化。谙熟了这些演变的规律，就能准确地鉴别瓶类的真伪和准确断定它的年代。
2.胎质。早期的胎土没有粉碎，淘洗也不干净，所以胎土杂质多，疏松，吸水率高，强度差。我国商至东汉中期，原始瓷出现，这段时期的原始瓷和釉陶器，经测定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吸水率和强度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东汉晚期至南北朝瓷器发明，烧成温度是1200度左右。
3.釉色。自从商周的上釉原始瓷和秦汉的单色釉发明以来，颜色釉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种。我们应该熟悉每种釉色的发明产生朝代，重点掌握划时代的几种釉色，如低温铜釉绿、铜红、钴蓝、霁红、黄釉等等，并且要熟悉各种釉的演变发展。
4.色彩。鉴别色彩要用发展的眼光，一个色彩的出现，开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臻于完美。
5.装饰。装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艺术水平。每种装饰也有它的发明期，元代以前，陶瓷器的装饰主要是印花、画花、刻花、贴花、镂刻等。纹饰方面主要是花卉、动物、婴戏。釉上、釉下的彩绘只有黑、褐、红、绿等几个颜色。元青花出现后，纹饰彩绘才有了长足发展，我们应该熟悉每一种装饰艺术的产生年代。
6.款识。款识能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判断年代。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陶瓷器，款识已经非常普及。款识之所以能作为断代的依据，是由于历代的窑场成千上万，而它们落款字体都不可能是统一的。但我们鉴别一件陶瓷器的款识，不应单从款识的字体判断年代，而是要根据胎质、釉色、器型、纹饰、工艺、光泽等综合判断出相近年代，然后根据款识缩小判断的时间跨度，以求鉴别正确。
“铜官窑”：釉下彩走向成熟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体说来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发展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并逐步形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品种。唐代陶瓷工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工艺的成熟运用。虽然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釉下彩瓷为江苏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但由于同时期的釉下彩器仅发现一件，因此它很可能是偶然现象，所以唐代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瓷的成功制作在古陶瓷工艺发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又称“铜官窑”。早期的长沙窑继承岳州窑的特点，以烧青瓷为主。至盛唐以后，逐步烧制白釉、绿釉以及釉下彩绘瓷。其彩瓷装饰由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釉褐绿彩,以及白釉绿彩和白釉褐绿彩。
长沙窑的瓷器造型十分丰富，除碗、盘、壶、罐、洗、枕、盏托、盒等日常用具外，还有镇纸、滴砚、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具，以及鸟、狗、猪、羊、马等玩具。其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后期形态趋于秀丽。以长沙窑典型器的壶为例来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短流呈棱柱状，单曲柄，显得丰腴稳重。至晚唐五代时期，其腹部变为瓜棱腹，颈部细长，流呈圆管状，柄为双曲柄。而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罐一般为长圆形，鼓腹，腹的最大直径在中部，肩部与颈部间，往往对称有条形或半圆形系。
长沙窑前期器物的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的胎质细密，胎色多呈灰白或灰青色。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成分略重，胎釉结合不好，常有剥离现象。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胎釉结合紧密。长沙窑瓷器的胎质，由于原料含铁量较多，烧成后胎色略深，实际上不利于彩画，因此往往先施一层化装土，然后绘画，最后罩釉烧成，这种装饰方法，在南方青瓷中还不多见。
揭晓长沙窑蓝釉及铜红釉形成之谜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长沙铜官窑的古陶瓷之》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长沙铜官窑的古陶瓷之》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