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瓷器款识鉴别诀。
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瓷器的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明代
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寿”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因此，永乐官款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体式。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款式仅见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见。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未见有印款。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款识还见有“大德吉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景泰朝一件未见。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另两件书“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一件书“天顺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炉。
成化：以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为主，款识外，有的加双圈，有的加双方框，也有无圈框的。官窑罐类，还有在底足写“天”字款的。民窑款识有写“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两行款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为刻款。尚有以红彩写“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窑器。民窑器有写干支年款的，如“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款的。
正德：正德官款主要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款，其中以四字款居多。有书写款，也有刻划款。除了用汉文外，此时亦有用阿拉伯文和红彩梵文书写的款识。民窑器常见“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还有“长命富贵”、“天下太平”等吉语款。
嘉靖：嘉靖官款一般都在底足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两行楷款，并带有双圈；器口边书写六字横款者少见，但大盘、大缸等的口沿处也见有。款式有青花、红彩、刻字涂金等数种，均为楷书，未见篆书。款字的排列形式，有两行直款、单行横款，也有环形和十字形六字款的。民窑器中有写“嘉靖制造”、“大明年造”年款的。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东书堂”等。人名款激增，如“陈守贵造”、“邓奎自造”等等。吉语款也增多，如“富贵佳器”、“福寿康宁”、“国泰民安”等等。另有写“金〓大蘸坛用”款的器物，系当时的道教用器。
隆庆：所见官窑年款都写“大明隆庆年造”六字两行楷款，“隆庆年造”四字两行款少见。款外常围以双圈或方框。隆庆款识有青花和红彩两种，红彩款多用于彩器上。
万历：官款以“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四字两行款少见。有的款外带双圈，也有不带圈的，或六字款呈环形。有青花和刻划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增多，如“徐〓庆堂”、“纯思堂”、“程廷梓造”、“万福攸同”等等。
天启：官款以“大明天启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也有书“天启年制”的。民窑中书纪年款的见有“天启元年”、“天启八年”、“天启三年唐氏制”以及“大明天启米石隐制”等等。
堂名款、吉语款有“竹石居”、“白玉堂”、“同乐佳器”、“仁波佳器”等等，还常见图案款，如兔子、灵芝、方胜等等。
崇祯：崇祯时期署官款的器物少见，有“大明崇祯年制”及“崇祯丁丑”(崇祯十年，1637年)等。民窑盛行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如“翔凤堂”、“甲戊春孟赵府造用”、“富贵佳器”等等。
清代
顺治：顺治官款少见，有“大清顺治年制”六字两行楷款，款外有双圈。署“顺治年制”四字的，一般无圈框，均为青花款识。民密器署干支纪年款多见，如“顺治丁〓年”(1657年)“庚子年制”(1660年)等，堂名款、吉语款减少，见有“继善堂”、“百花斋”、“西畴书院”“玉堂佳器”等等。
康熙：官窑瓷器的纪年款主要有两类：一是“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一是“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写于珐琅器上。官窑器中也有写干支纪年款的，如“康熙辛亥(1671年)中和堂制，”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居住之所，因此，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是宫内御用之器。康熙朝瓷器款识种类繁多。按书体分有：楷书、篆书、行书，官款绝大部分是楷书，少有篆书款。按颜色分有：青花、釉里红、金彩、红彩、紫褐色款以及紫、黑、黄、蓝等料款。按款外线框分有：双圈、单圈、元圈、双边正方框等。按排列形式分有：六字两行、三行款，四字两行及四字环形款等。民窑一般无年款，但其它种类款很盛行。
雍正：官窑年款较多见的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也有六字三行的，款外有双圈或方框。珐琅彩器款识有“雍正年制”与“雍正御制”四字，一般为两行竖写并围有方框的楷书款。在茶叶末、炉均及仿钧器上，则见“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雍正年制”四字古钱形款，则主要见于花盆一类器物底足。雍正朝的堂名款不及康熙时期多，著名的有“朗吟阁制”楷书款，为雍正未登极之前烧制的，朗吟阁是当时雍正的读书处。堂名款还有“养和堂”、“希范堂”、“致和堂”等；人名款则见有“江鸣〓制”、“冯宅”、“松年”等；吉语款少见；图案款有一定数量，如灵芝、鼎、花押等等。
乾隆：乾隆朝的官窑年款，有楷、篆两种书体，但以“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主。多数不加圈框。以青花款为多，还有金彩、红彩、蓝料彩与刻款等。堂名款之多，较康熙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名款中，以“唐英”、“瑶华道人”等有名，唐英为督窑官，瑶华道人为乾隆的王子。
嘉庆：官款以篆书为主，少有楷书，大多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民窑款识篆、楷均有，六字或四字，但字体草率。出现图章式的篆书款。
道光：官款与嘉庆时体式大致相同，大多为“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款。以青花和红彩写款。
咸丰：咸丰朝又兴起以楷书署款的风气，官窑大多署“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篆书款减少。除青花款外，还有红彩款与刻款。民窑器中十分盛行图章式篆书款，并影响后世。
同治：官款以楷书为主，大多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两行和“同治年制”四字两行楷款。以青花、红彩或金彩书写。民窑器大多用红彩图章式篆书款。
光绪：官窑款识楷、篆并用，以楷款为多，署“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款，也有四字两行款，多数不饰圈框。有青花、金彩、红彩及刻款等体式，大体同于前朝。民窑款识较草率。
宣统：官窑款误解有青花、红彩与墨彩款等，署“大清宣统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多，一般无圈框。民窑款识与前朝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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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瓷器的款识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瓷器款识
纪年款 纪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写、刻、印等不同方法，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我国古代瓷器款式，大部分属于纪年款。
纪年款可分为两大类：书以当时的帝王年号者称年款；用六十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者称干支款。明清两代的年款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六字款常书二行，首二字为朝代名，中二字为年号，末二字则为“年制”或“年造”二字。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
四字款则缺朝代名，首二字即为年号。如“成化年制”、“雍正御制”等。干支前加上当时帝王年号，如“大明成化元年乙酉”款。单纯使用干支的并不多。另外，也有只书朝代，而缺年号者，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款，属于特殊现象。
纪年款的款字，多用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圈、双线方框或单圈，个别也有无圈框或用双长方框的。无论何种形式，款字均为竖写，极少横排书写的。
纪年款以官窑瓷器运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尤其是景德镇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略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康熙御制）
堂名款 以典雅的堂名、斋名和“清赏珍玩”之类的文字烧在瓷器上，作为私家烧藏的标志，这种铭款就是堂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室名款、斋名款。堂名款内容包括堂名、居名、斋名、轩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制品之人有封建帝王、皇亲显贵、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和少数良工名匠。
堂名款在明代以前极其罕见，明代的亦多见于后期。入清以后则各朝皆有，尤以康熙、乾隆时盛行，且形式多种多样。同纪年款一样，堂名款也多见于官窑制品。（翠竹轩信卿）
吉言款 在瓷器上烧上具吉祥意义的词句或短语，以表示祝愿的款识，称作吉言款。早在三国西晋时的青瓷上，就可以见到“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宋元时期则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佛光普渡”、“家国永安”等吉言款。
明代的吉言款多出现于晚期，且以民窑器上最为流行。如正德时的“天下太平”；嘉靖、万历时的“万福悠同“、“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食禄万钟”、“三元及第”等等。还有只题一、二字的，如“双利”、“吉兴”、“福”、“寿”、“万”、“贵”、“善”等。
清代吉言款，一般沿袭明代，也常见于官窑器，如康熙六旬庆典七寸碟，四周围以淡赭饰纹，分嵌万寿无疆篆字。有的礼器，则题“喜”字款，以有署以“庆”字或以蒙古文作吉言款识的。
吉言款款试亦多种多样。像“福”即有单、双线方框或双圈内草书“福”字的，有无圈框而用粗笔道在碗内底大书一“福”字的。“长命富贵”款写法也有两种，一是双圈内书写两行；一为钱形，四字对书于穿孔四周。“万寿无疆”、“永庆常青”款则往往采取以花捧字的形式。（福）
赞颂款 赞颂款即赞颂、欣赏瓷器的款识。虽然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赞颂款铭，但它的流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明代的瓷器上有“玉堂佳器”、“上品佳器”、“昆山美玉”、“昌江美玉”等四字款；也有“美玉”、“雅珍”等二字款；一般都在款识之外环以单圈或双圈，圆圈大小各异，个别也有无圈者。晚明赞颂款，多带“佳器”二字。清代有赞颂款的瓷器，多属私人，故又称私家款，如“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珍藏”、“雅玩”、“玉”、“古”、“珍”等；字数比较多者，则有“奇玉宝鼎之珍”、“其石宝鼎之珍”等等。（从来佳茗似佳人 仲芳 ）
花样款 用含有寓意的纹样图案作为款识，呈“花样款”，亦称“记号款”。
花样款多为民窑所用。明代已流行，到清代则形式更为繁多：一、博古图案。如八卦、太极图、八宝、琴棋书画、八音器、及礼服上所绣的十二章等。二、佛教符号。如八吉祥及转轮王的七珍。三、道家符号。最著名的为八仙所持物，汉钟离的还魂扇，吕洞宾的宝剑，李铁拐的葫芦，曹国舅的绰板，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韩湘子的笛子，何仙姑的荷花（笊篱）。
四、“豆腐干”款。在双圆圈中心绘双线方框，框内再绘横竖相间的线条。五、“四朵花”款。在双圈内绘不太规整的“四朵花”，简单的仅绘四个“×”或四个有如眼睛的“花”。六、其他花样。动物类的如龙、凤、鹿、鹤、龟、还落，植物类如松、竹、梅、蟠桃、瑞草、灵芝、树叶等。
陶人款 在瓷器上署以陶工、作坊主、店主姓名、或陶店名号的款识，称“陶人款”。
陶人款在早期青瓷上即已出现，但常常与纪年、赞颂、吉言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铭文。单独陶人款，直到明清时才可见到，而且比较少，特别是官窑器上更为少见。清初官窑器可偶见督陶官的款识；乾隆以后，督陶官形同虚设，陶人姓名才见于款识。
陶人款的格式，一般是在匠人姓名后加一“造”字。也有光书姓名、姓氏或店号的。（时大彬制）
仿款 仿款，就是在当代所制的瓷器上，仿写前代的款识。有些仿款并不一定是存心作假，而是因羡慕前代著名瓷器或其他原因。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两朝曾有过仿写前代款识的旨意。仿款由明正德年间开其先河，
以后无论官窑民窑，仿者越来越多。入清以后，制瓷技术迅速提高，为仿古瓷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当时统治者嗜古成癖，使仿古之风更加盛行。
要分辨仿款和真款，必须仔细观察款识的风格、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并结合器物的造型、胎质、釉色、装饰等方面互相印证，认真推敲。
辨伪，首先可以从研究各代款识不同风格入手，将真假款识相互对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其款字的书写笔法、字体结构、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应当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
其次，注意款识的用料和颜色。以青花写款为例：元代和明初的颜色深厚下沉，有黑色结晶斑点和凝而不舒的现象；尤其宣德时，蓝色中有黑、灰等色杂夹其中。成化款则舒展清晰，蓝色优美；嘉靖事青中泛紫，十分浓艳；万历以后色调匀净，但发色不深，清初作品也大抵如此。康熙款色调明快，幽倩艳丽；道光以后则蓝色涣散，浅淡上浮。(实烧年代：明代嘉靖年)
明清朝代款识有什么特点？
明清朝代款识有什么特点？所谓瓷器款识是指刻划或书写在一件器物的身部或底部，用以表明器物的时代、用途及工匠姓名的文字，亦称铭文。制瓷业很早就采用这种做法。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有所谓“瓷器有款肇始于宋”的说法。黄矞的《瓷史》提出：“瓷器之年不自宋始，并见过三件带‘乾元年制’的器物。”
历朝款识沿革
事实上瓷器上面刻铭文最早始于东汉。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带铭文的瓷器是三国孙吴时代的青釉谷仓，它的主体由大小两个罈重叠而成，仓身堆贴多组纹饰。在大罈的肩部凸起一龟，背驮碑，碑面刻“永安三年”等二十四字铭文，说明此物为公元二六○年孙吴时期的青瓷器。
到了唐代，工匠的姓名开始出现在瓷器铭文中，如唐代白釉刻花小壶，腹部划刻“丁道刚作瓶大好”七字。唐代邛窑青釉小碟，在碟的边缘处刻有“徐家沉”三字，还有的刻有“丙午岁造蒋应”六字。从这几件唐代器物的铭文中不仅可以知道陶工的姓名、器物的制作时代，还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欣赏和宣扬自己的作品。
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各地出现许多新的瓷窑，瓷器的款识也有了新的变化。有的有模印标记，有的划刻宫殿名称等。如磁州窑白地黑花竹纹枕，底印“张家造”三字；景德镇影青印花盒子，底印“吴家合子记”。定窑、汝窑、钧窑的器物因多属宫廷用品，器物的底部则刻有宫殿的名字，如“奉华”、“聚秀”、“重华宫”等（有的字是宫廷玉工后刻的）。从宋代瓷器的款识，可以了解到当时瓷业的生产状况：已经出现了单一的专业作坊，有专烧枕头的，也有专烧盒子的；瓷器中并有许多是宫廷用品。
元代有款识的瓷器比较少见，国外有一件元至正十一年青花双耳大瓶，还有少数瓷器有模印标记或工匠的姓名，如“古相张家造”的枕头，有龙泉窑工匠“顾氏成”姓名的瓷器等。从上述各时期瓷器款识的简单状况，可知款识是鉴别、鉴定古瓷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重点谈谈明清两代的瓷器款识。
明清两代，由于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除为官府烧造大量瓷器的官窑外，民窑也广泛兴起。瓷器款识不仅继承、发展了前代款识的风尚，而且更加丰富多样。从款识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七种，即朝代款、干支款、供养款、花样款、室名款、吉言赞颂款、人名款等。书写方法以楷书和篆书为主，也有划刻阳文或阴文的。写款的彩釉，大部分使用青花，也有用墨彩、金彩、红彩、珐琅彩书写的。总之，明清两代的瓷器款识比较复杂，每个朝代又有各自的特点。
明清朝代款识特点
朝代款又称年款，即以朝代的年号为主，有四字或六字的，最后二字一般是“年制”或“年造”。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隆庆年造”、“正德年制”等。这种款识标明了器物的朝代，不同朝代的款识写法又各有特点。
明永乐时期瓷器一般无款识，真品中只见青花压手杯杯心有四篆字小款及薄胎白釉器的暗款（把字刻在器胎上，然后上釉烧造，通过透视可看出器物上面的款识，称暗款）。青花篆款与白釉暗款的笔法基本一致，都是四个字。明正德以后开始仿永乐青花款，清代有仿永乐白釉暗款的，但从笔法、颜色、胎、釉等方面对照，差别都很大，不能乱真。
明宣德款识的特点，孙瀛洲先生编有：“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无，晋唐小楷最出群”四句话，《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二期）有过详细叙述。这里再补充几点：（一）笔法工正、清秀、刚劲、自然；一件器物上青花款的颜色深浅不一。（二）基本写法是：“大”字多数写成撇短、捺长不相称；“宣”字第一笔写成斜点的多，偶有直点，第二笔写一竖道的多，有少数写重点，第三笔软匀少肩，末笔多数右边长，少数左边长或左右相等；“德”字第一、二笔有少数向下撇，一般都向外撇；“心”字第一笔写一立道的多，写一点的少。（三）青花楷款无论六字或四字，圆器带款的多，琢器带款的少。（四）器身各处的款识均无边线，其中只有茶壶在流上写款，带双边线。
明成化款识的特点，孙瀛洲先生云：“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日尖年肥胖，成字三点头肩腰”。
明弘治款识特点是，笔道均匀、清秀，大多数写在器底。笔法有两个特点：（一）“弘”字第二笔要长出第一笔。“治”字第八笔要过于第七笔，但也有少数例外。
明正德款识特点：（一）孙瀛洲先生云：“大字横短头非高，明字日月平微高，正字底丰三横年，德字心宽十字小，年字横划上最短，制字衣横少越刀”。（二）“正德年制”四字款的“年”字多为四横年。（三）用阿拉伯文或回文写款识，其他时代少见。
明嘉靖款识特点：（一）比正德时期字体刚劲有力，有的字形瘦高，撇短、捺长、勾大。（二）款识的位置遍器身，都带边线，与宣德时期特点正相反。（三）早期笔体与正德相接近，晚期笔体与万历相接近。（四）彩瓷上面出现“大茶房”、“外膳房”红彩款，为御膳用品，是此时代独特款识，其他时代没有，有则后仿。（五）黄地绿彩器物为此时代特殊品种，均为两行六字刻款。（六）此时代的新产品，黄地红彩器物的款识均无圈线，有则可疑。
明隆庆款识特点：多数写“大明隆庆年造”，笔道较细，字样清秀。
明代官窑题“某某年造”款识，是成化时期出现的，到隆庆时期应用较广泛，但同时也用“制”字。而清代则概用“制”字，罕见用“造”字的。
明万历款识一般笔力很硬，捺笔较长。“万”字有两种写法，即“羊”头万或“草”头万。“年”字有时也写四横年。万历早期的笔体与嘉靖晚期相似。
天启、崇祯已到明代晚期，传世品很少，器物本身及款识都较粗糙，有四字、六字楷款。总之，明代年款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的说法。
清代顺治时期瓷器传世品少，款识多数带干支，少数为“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款。到了康熙时期，瓷器就丰富多样起来，早期作品多无款或仅有干支款，中晚期大量楷款，晚期出现少量的篆书款。其基本特点是：（一）“康”字下半部的“水”多用半水或楷水；“熙”字有所谓“一撇三臣二笔已”之说，下面四点多为顺点或直点；“製”字的“衣”无上点，衣横越过刀，最后三笔都用二笔写完。这些特点一般出现在青花器物上面。（二）天蓝釉、豇豆红釉、釉里红、苹果青、釉里红加彩等器物的青花款识外均无边线，有则可疑。（三）出现堆料款，即用料彩堆写成图章式四字款“康熙年制”、“康熙御制”，款字外围双边线，一般外线宽、内线窄。
清代雍正款识的特点是：（一）楷书多于篆书。无论楷款或篆款，笔体都非常规正，楷书中只有用六字三行的写法时，字体不太规正，但它也是官窑作品。（二）有的器物用黑彩写款，其他时代少见。
清代乾隆款识开始篆书多于楷书，它的篆书款非常整齐，横平竖直。要注意的是后人仿乾隆篆款较多，破绽处为“乾”字左下边的写法与真款相反；“制”字下半部笔道连起来没断开。嘉庆以后篆书款逐渐成为主流，很少见楷款。道光、咸丰时期楷款又渐渐出现，它们的笔法基本一致，写得很规矩，仔细观察整个款识有点倾斜。道光时篆款写得流畅、圆滑，不同于乾隆篆款那样方方正正。同治、光绪时才又大量书写楷款。光绪青花楷款突破过去仅能表示年代的四字、六字款框框，丰富了款识内容，即表示年代的同时，把作者姓名及器物的画意都写在款识中，如“光绪辛卯素云送人制三友图”十二字。还有一点应提出的是乾隆以后普遍应用红彩书写款识，但是各种色地的粉彩描金花卉器物的底部，都为金彩篆书四字款。
明清两代瓷器的款识有什么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 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 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陶瓷文化】明清两代瓷器的款识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和“正和年制”。钧窑器底内有一二三四......数目字。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民窑有款者甚少。
明代瓷器款识种类很多，官窑款“某某年造”字样，亦有“某某年制”的。清代普遍用“制”字，用“造”字的极为罕见。
题款位置，以在底足内居中者为最普遍。高足者有题在足内层之边际，也有题在足外层边际的，都是横书款，又有题在口沿或腰腹部位的，亦属横款。
清代资器款识种类更为复杂，现将清代各朝瓷器款识汇录如下:
康熙瓷器款识
单圈、双圈。元圈栏、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凹雕、凸雕。地挂白釉宇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兰字，白地写红字，绿地写红字。楷书、篆书，半行书、宋堑体、欧玉体。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方栏内不可辩认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秋叶、梅花、团花，园鹤，团蜗，花形物形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
雍正朝瓷器款识
形式较之康熙为少，但较之康熙也有些变化，有: 六字双圈、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 六字、凹雕四字、凹雕六字、单圈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地挂白釉字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红字、白地写兰字。楷书、篆书、宋集体、图书款、方栏内不可识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雍正时之无字者除双圈、秋叶、团龙、团鹤、团蜻外。
其余款识，大抵与康熙时款识不甚相远。康熙、雍正又多不书写本朝代款，而书写明代款，康熙时书写“宣德”者居多，雍正书写“成化”者居多，宣、成两朝为明代瓷器最盛时期。
乾隆时瓷器之款识
六字双圈、六字单圈、六字无边栏、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双线正方形。凹雕 地与字统挂一色釉。白地兰宇、白地红字、绿地红字、绿地黑字。楷书、篆书、欧王款 宋案体、宋体书、图书款、砂底不挂釉凹雕，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西洋文(以上有字者）印花、团花、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凡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或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这三种款识，历朝皆有。六字分两行者，大都是官窑。字以端楷庄整重者为贵。
嘉道以后，一般都沿袭前朝款式，有减无增，渐有趋于一致之势。篆书之款，自乾隆至同治均居其大部分。篆书有两种:一种无边栏，字或红或兰不等；一种有双边， 红字居多，即所谓图书款。图书款以道光末年、咸丰、同治之间最为盛行。
康雍两朝是楷书盛行时期，篆书很少，乾隆篆、楷皆有，而篆多于楷。嘉庆至同治为篆书盛行时期，而楷书很少。光绪、宣统两朝除仿古外，则又楷多于篆。
紫砂款识与瓷器款识的差异略述
紫砂陶器与一般瓷器的款识有所不同。瓷器上一般无制作者的印记，而加明帝王年号，称纪年款识。而紫砂陶器上一般帝王年号，目前只在故宫藏品中发现少量纪年款识，而大多是紫砂制作者的印记。
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是一脉相承的。印陶，是古代人们用印于陶胚未干之前，用以表明器主姓名或工匠姓名，也有表达地名、官职，以及纪年的。如明代的城砖，其侧面就有烧造者、监制者的名姓和时间纪年。
紫砂陶不挂釉，直接用刀(竹)划刻在紫砂胚体上，或将印记盖在胚体上。用刀(竹)划刻的绝大多数属阴文，泥绘堆画、印板为阳文。印记则有阳有阴。
紫砂陶器型最多的是茶壶，其历史总体不太久远，它不必瓷器，一件作品需几道工序，多人参与，紫砂每件作品一般多为一人完成，故多用个人印记，其时代风格和艺术特征区别不明显。因此，历史上一直以印记的真伪来判别紫砂作者的真伪，然而自从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电脑刻图章以来，仅以印章来鉴别紫砂壶的真赝，就不完全可靠了。
综述越窑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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