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造型。
明代皇帝的畸恋：成化皇帝为专宠贵妃宁可绝后
成化皇帝虽然在政务上“不作为”，但现实生活里却是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人物。他对万贵妃的专宠，到了宁可不要子嗣的地步，成就一段百年畸恋。
鸡缸杯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为了取悦年长他17岁的万贵妃着意烧造的。万贵妃自小陪伴成化皇帝，与他的关系亦妻亦母。据考证，鸡缸杯的图案来源于宋代的《子母鸡图》，表现了皇帝纪念年少时贵妇照顾他的岁月，寄望家庭和睦、宜子多寿的情怀。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明朝成化瓷器是指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物华465—1487年)生产中博炼制的瓷器，以斗彩最富盛名，也不乏青花瓷器，各类单色中华釉瓷等，都各具千秋。其中大部分为景德博物镇烧造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官窑瓷器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物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鼎盛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不仅官窑产品质量极其讲究，数量有限的民窑产品亦很精细，颇中具典雅之风。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任何新的事物出现势必要受到质疑，甚至抨击和诽谤。在明朝初期，彩瓷刚出现不久，其艺术价值未获好评，因人们已经习惯并接受了宋代各名窑素雅的瓷器种类和风格，而同样清新雅致的青花瓷也很快被接受。彩瓷则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明代中晚期，人们对其的认识才有所改观，颇有“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味道。
烧制精致的成化彩瓷到了万中历年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宣德朝瓷器。明朝王士性《广志绎》中华写道“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华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尾仕。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胜。宣窑之青，真苏勃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中物盏，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等”。明《帝京景物略》载：至万历时“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清唐秉钧《文房肆考》中也有“神宗庙器，御前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五彩齐箸小碟、香盒，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清王棠著的《知新录》提及：“《蓉槎物博蠡说》云：‘官器所传，柴、禹、官、哥、定。可勿论矣，在胜朝则有永、宣、成华中、弘 、正、嘉、隆、万官窑，其品之高下，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其正中博、弘、隆、万间亦有佳者。’”的记载。
鉴于成化瓷器的巨物大成就，后世竞相仿制，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成化瓷器仿品出现，而尤以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摹仿得水平最高，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有的仿品甚至比成化瓷器本身更为精美。清康熙许谨斋有诗云：“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不过仿制品终究是仿制品，总会打上其生产时代的烙印中，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潜心研究，就不难分辨。
成化瓷器的造型
成化瓷器既保持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造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物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罐等一次性烧成的形制小巧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有如永乐、宣德年间常见的各部件分别烧制拼接在一起的大型琢器。器形较小中、形制简洁是成化瓷器的突出特征，也有人认为这是其美中不足的一个方面。传世品多中在一尺大小以内，文献上载物：“成化无大器”、“少见宣德那样大器”。风格上也一改宣德时的雄健豪放，大多数器型端庄秀丽、玲珑奇巧，轻盈雅致，精致纤细，圆润娇美。
典型器物主要有斗彩鸡缸杯、斗彩高仕杯、斗彩婴戏杯、斗彩菊纹杯、青花海水龙纹碗、物中青花婴戏碗、青花梵文杯、青花山石花卉纹盖罐、“天”字罐、葡萄杯、高足华中杯等。当然也有一些特殊器物，成化时期也有少量大型器皿，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麒麟纹盘(高6.5中厘米，口径34.5厘米，足径华博22.2厘米)，苏州文物商店藏的青花人物纹大碗(高9.2华中厘米，口径22厘米)。还有少数有别于成化时期瓷器简单特点而略显复杂的器物，如青花折枝花纹瓜棱瓶、青花缠枝灵芝双耳三足炉等，是成化时期少见的琢器。前者继承了明朝前期的器型，但比明朝前期更加清秀、足变矮，后者形制仿古代华物青铜器中的鼎，三个马蹄足鼎立，双扁耳起自口外边缘向上，呈中弧形相对，形似牛角。器型上，成化时期仿前朝的，如仿哥釉八方高足杯，体积明显减少，杯形变小，已经在前人华中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尚。
成化瓷器的胎骨
成博化瓷器大部分胎薄体轻。胎体坚实、胎质纯净精致、细腻洁白，润泽晶莹。也有少量胎体厚重的瓷器，如仿哥釉八方高足杯、明成化鲜红釉盘等。器物薄者玲珑透体，厚者质如美玉。成化时期制瓷原料为“麻仓土”，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胎体具有在光线下呈肉红色、透影为牙黄色的特点，后代因为麻仓土己用绝而改用其他瓷土制瓷，这一特点也不复存在，瓷器胎色透光一中华般为青白色的。成化瓷器底足常常露胎无釉，有较多的黄褐色或黑褐色斑点，称为“米糊底”，如青花麒麟纹盘就具有米糊底的特点。
成化瓷器的釉质与釉色
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亮洁无瑕，如脂似玉。釉色温婉柔物中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单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绿釉、蓝釉、酱釉及中仿前代的哥釉等。如明成化鲜红釉盘，盘里及足内均施白釉，外施高温铜红釉。红釉釉层肥腴，物呈色鲜艳，灿烂如红宝石，由于釉层气泡大而密集，釉面泛桔皮纹，使入射光线闪射，视之柔和悦目。口沿用高温烧成时釉料熔融，垂流而显露白色胎骨，形成一道圆润白边，口沿下釉呈黑褐物色。圈足外墙积釉处，红里透黑，宛如青蛙之背。
明朝鲜红釉以永乐时最好，产量最大，后来由于技术原因，较难生产，产量骤减，成功之作少见。后来不得不以易烧制的低温矾红釉来取代此种高温烧中制的铜红釉。传世的成化时期鲜红釉瓷器极为罕见，所以该件器物弥足珍华中贵。成化黄釉器是在已烧成的白釉上挂黄釉，色釉虽有深有浅，釉面都娇嫩匀净，色浅的施釉轻薄。成化蓝釉器釉色蓝中泛紫，较之宣德蓝釉器釉面洁净光润平中博整。成化酱釉器较之前朝釉面亦更光亮，釉质肥腴。仿哥釉八方高足物博杯，口足施酱紫色釉，以摹仿宋哥窑“铁口紫足”的效果，内外均以开片青釉为饰，釉面虽仿哥釉但釉质肥厚，平整光亮，光泽度较强，故无宋朝哥窑瓷器上所施青釉的“酥润含物华蓄之美”，另外釉色也略显规整物中，亦缺少宋哥窑瓷器釉质的自然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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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制瓷原料“麻仓土与高岭土”
麻仓土系元、明时期景德镇制瓷的一种优质粘土，元代称“御土”，明代称“官土”。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饶州“御土”，其色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文中仅描写了“御土”的外貌和所有者，未明其具体产地。据刘新园等《高岭土史考》考证，御土就是麻仓土，其使用年代不会早于“浮梁瓷局”设置之年——1278年，也不会晚于1322年。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清朱琰《陶说》也有此记载。据考证，新正都的麻仓山即今景德镇市浮梁县鹅湖镇东埠以东至瑶里一带，始采年代缺乏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要比高岭山、李黄、大洲三矿早。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载了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万历时资源渐近枯竭。《江西大志》载：旧用浮梁县麻仓等处白土，每百肋给价七分。万历十一年(1583)同知张化美见麻仓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肋加银三分。近用县境吴门托新土，有糖点者尤佳。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和使用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村的高岭土(明砂高岭)。
《江西省大志》谓麻仓山“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刘新园就上述文献印证麻仓遗址，确定“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详载刘新园、白馄《高岭土史考》1982年) 1984年7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刘桢等寻访麻仓土故址，通过访问当地老村民得知，现在的东埠至南泊之间的公路两旁一带即为麻仓山，不是梅村山，大体范围是：东面以南泊分水岭为界，西界约距东埠二公里处，北面以茅家山分水岭为界，南面以东河为界与高岭山隔河相望，凡是这个小盆地内的丘陵均为麻仓山。
麻仓山范围内岩层出露，绝大部分属花岗岩类岩石，花岗岩类岩石程度不同的都有高岭土化现象，未见到有长英岩脉(通称瓷石——蚀变长英岩)出露，麻仓范围之外则有瓷石出现，从古至今都采过制瓷胎釉的瓷石。范围内淘洗坑的尾砂堆积层，绝大部分是比较粗的砂粒，成分是石英及细小白云母片。
地质概况麻仓山在高岭山的东北面与高岭山隔东河相望，约2公里之遥。在地质构造上，它与高岭山的花岗岩体同属燕山期鹅湖花岗岩体。高岭山矿区出现的岩层在麻仓山范围内也都出现。
麻仓土与高岭土
景德镇熊寥著文提出麻仓土与高岭土是两种属性不同的制瓷原料，其理由：
1.麻仓的地理位置，根据兰浦《景德镇陶录》、康熙版《浮梁县志》以及《婺源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浮梁新正都麻仓，就是现在景德镇市瑶里公社的瑶里村(现今为浮梁县瑶里乡)。1962年“在瑶里村曹家坂发现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八召，由当时的钦加同知衔调署浮梁县郑为出示的“勒石永禁”的碑刻内称：“据民人李开广……等禀称，伊等世居东乡新正都，全赖瓷土营生，无瓷土则官窑无有烧，无山材则瓷土无有舂……”说明了浮梁新正都出产的，供官窑烧制瓷器的瓷土，其产地就在瑶里附近的山域。
2.麻仓土不属高岭土系，从朱琰《陶说》载“饶窑陶土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万历时麻仓土竭，复采于县境吴门托至祁门，而三易其地矣。”“县境内吴门托新土有糖点者为麻仓尤佳”。由此可见，麻仓土与祁门瓷土一样，均属同类瓷石矿物。
3.从原矿淘洗率来看，高岭村的高岭土淘洗率为33％，而王宗沐《江西大志》载麻仓土淘洗率高达50％，两处相邻，如此迥异，显然是两种质地不同的原料。
4.经原料加工过程来看，高岭土是砂粉状矿物，无需粉碎，直接取矿淘洗制坯，而麻仓所在的新正都出产的瓷土，要经粉碎加工无疑属瓷石矿物(按前“勒石永禁”碑刻记载)。
麻仓土虽不属高岭土，但它质地颇好，它不仅在明代作“官土”成为景德镇御器厂制瓷重要原料之一，而且在清代复行开采时，仍是官窑制瓷的重要原料。
高岭土开采历史
明砂高岭产于景德镇市区东北45公里(北纬29°28~，东经117°31~，)浮梁县鹅湖镇东埠高岭村。“玉岭”是高岭村的另一重要称谓，也是较早的称谓，“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高岭土经山脚下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东埠集中下河装船运至镇，故此高岭土称“东埠高岭”或“东港高岭”(景市东河水系运来)。至于“明砂高岭”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据当地老土工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矿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高岭土。而在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遗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书中称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在他的《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中，以高岭土原矿所含的白云母晶莹明亮，又多是砂土形态，故曰“明砂”。以后人们一直把高岭山所产的高岭土称为“明砂高岭”以区别其他地区所产的高岭土，沿袭至今。
开采历史刘新园《高岭土史考》引证了大量古代文献认为：“高岭土一词出现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至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载：“万历三十二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说明高岭土的开采时间早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当时尚是民间开采，朝廷准备列为“官土”。
明崇祯期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文中所说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省祁门县至今仍产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不出性硬的瓷用原料一粳米土，实质是浮梁县高岭山之高岭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一谓：高岭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取山产磁土，取以为业。至于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因受当地方言影响，至今景德镇陶工仍把高岭(1ing)念作高梁(Uang)，惜作者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及风情。
还有一说，高岭土始掘于南宋。据近年发掘出来的高岭《何氏宗谱》中的记载。1.“玉岭何氏世系”盈字支四四世召一公条：“祁开高岭磁土”。2.玉岭“何氏支谱卷之首”第九代召一公条：公开创高岭故业磁土者庙祀之，这条记述说明召一公系首创开挖高岭土者，他的作为已带动了其他人从事高岭土的开采，并得到其他“业磁者”的尊敬，对他进行庙祀。3.高岭《何氏宗谱》中附有“玉岭基址图”(即村址图)，图中标有“取土山”。按图中方位对照现在地形，所说取土山，正是目前考古专家勘查的高岭土古矿址，所取之土应是高岭土。按谱牒揭示，何叔信迁居高岭约在唐末，即公元900年左右。至于“初开高岭磁土”的如召一，是叔信之后的第九代，按习惯推算，应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约在1140年前后。而自南宋以至明万历期，均为民间开采，数量不会很大，万历以后，因麻仓老土枯竭，始列为官土。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国外流传，日本曾于1771年出版营生堂刊本；法国于186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古今工业》有节译；德国于1882年出版的《中国植物》也有节译，高岭之名于清早期传至海外。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国传教士恩脱雷科利斯(d’Entreeolles)，汉名殷弘绪，在景德镇逗留七年，最早向法国介绍高岭土。他在《中国陶瓷见闻录》中写道：“瓷用原料是由叫做白不子和高岭土的两种土合成的，后者(高岭)含有微微发光的微粒，而前者只成白色……”“高岭也是瓷器成份之一，其加工比白不子简单，一般直接使用自然土。”“精瓷之所以坚密，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高岭可比作瓷器的神经。”“一个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带回本国试图烧造瓷器，但他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这个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殷弘绪的《中国陶瓷见闻录》及《补遗》曾震动欧洲社会，使欧洲人士第一次谈到有关景德镇及其瓷器制作技法真实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他于1715年，把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更为国外研究高岭土提供了实物。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卜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ool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
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考察后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从此国际上把类似这样的粘土称为高岭，“Kaolin"成为国际通用名词。
高岭土的开采以清乾隆间为盛。据清《冯氏宗谱·冯光发传》载：“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冯光发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那时外县仅婺源就负人数千余，加上本地人数，其开采盛况可想而知。强取磁土引起纠纷“事延三载”，以后官方出示封禁。
经过200年的大量开采，矿源已日渐枯竭。“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载)，“清光绪时，因受星子影响，营业上便大衰落”。民国18年(1929)“采掘此项瓷土者，有汉洋、汉澄、四义、尔梅、同发、云贵、享林等镇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浮东瓷石矿，下辖3个矿区，第一矿区即高岭。为方便开采，从高岭矿区至东埠码头修筑了一条简易登山公路。高岭土矿重新开采后，规模小，产量低，直至1968年，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观赏和考察的采掘遗迹了。
高岭土是一种主要由高岭石(或埃洛石)组成并风化的粘土，它的矿物组成除高岭石外，还含有多量的石英和云母，是中国首先发现应用的制瓷原料，因为最先用于制瓷的这类粘土是产于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的高岭山，故而得名。以后国际上都称这种特殊的粘土为“高岭(Kaolin)”。高岭土多呈致密细粒状、疏松鳞片和土状集合体。晶质碎块常呈蚯蚓状，弯曲柱状和呈六片鳞片状或料状。用指甲可以划开，以舌舐则粘舌并有土味，在外观上纯者呈白色或灰白色，含杂质时呈浅褐、黄、浅红、浅绿等色。莫氏硬度近于1，比重2.58—2.60。有滑腻感，用手易捏成粉，具亲水性，渗水透易崩散，可塑性弱。煅烧后呈白色，耐火度可达1700't2以上，烧成温度在1400℃左右，烧后呈白色，可塑性和粘结力较瓷石差，不能单独成瓷。其矿物实验式为Ah03·Si02·2H20，由于高岭土含氧化铝量较高，故具有较高的耐火度；掺和瓷石制瓷使瓷胎中的玻璃相相应降低，扩大了瓷器的烧成范围，变形率大为减少；烧后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尤其是大件瓷器，高岭土在瓷胎中起骨架作用。
梅瓶的造型演变及特点
在中国蔚为壮观的陶瓷艺术海洋中，梅瓶以其型制或端庄典雅、或修长挺拔、或浑厚丰满、或朴拙天成、或精巧别致、或雍容华美为世人所称道。本文试图从梅瓶的器型特点为切入，浅论梅瓶的造型演变历程与当代的审美情趣对其的影响。从而在梳理的过程当中通过对梅瓶型制的深入认识，在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为当下的陶瓷艺术创作作铺垫。
一、梅瓶的含义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
1、经瓶：《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史载，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梅瓶”。
2、梅瓶：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型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二、梅瓶的器型演变历程
1、宋代梅瓶型制
宋代的梅瓶其造型结构特点是小口、短颈、宽肩、收腹、敛足、小底，整体比例修长，形体气势高峭，轮廓分明，挺拔刚健。梅瓶受南北瓷窑制瓷条件的影响，宋代梅瓶出现了窑系风格的差异，这也是形成宋代梅瓶造型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宋代梅瓶器型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器物的高、宽。器物的高、宽比例最能反映出器物的形态，器物形态则表现了功能要求和造型风格。北方的梅瓶普遍偏高，瓶身修长高大，并且高度变化多；南方的梅瓶则普遍矮小，尺寸相对较小，高度变化差异不大。如北宋的耀州窑刻花缠枝牡丹纹瓶，高达48，4厘米，造型优美、釉色青翠、刻花娟秀、刚劲有力。瓶身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一种亭亭玉立、挺拔颀长的感受，是典型的宋代梅瓶造型，也是耀州窑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2、元代梅瓶型制
元代梅瓶改变了宋代梅瓶纵向发展的高挑挺拔造型的趋势，转变为横向发展趋势：肩部日益宽博、瓶身渐趋低矮、重心越来越稳定。而且后面的明清阶段的发展，主要也是沿着这一趋势在变化。元代梅瓶造型的细部特征表现为：小口外折呈平口，短颈加高上细下粗呈梯形，增大了肩部的尺寸，比宋代梅瓶更显得浑圆丰满，胫部也随之增大，至足部微外撇，放置时趋于平稳，整体上显得饱满雄伟，与其粗犷豪放的风格相吻合。
3、明代的梅瓶型制
明代是梅瓶烧造的高潮阶段。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御用瓷中也包括了梅瓶造型，北京和台北故宫都收藏有不少明代官窑和民窑烧制的青花梅瓶。从明初至明末，梅瓶的造型表现出“求大同，存小异”的程式化特点。大体上，明代梅瓶的口部浑圆厚实，多为唇口，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近于垂直状，有的微向内收敛，足部微向外撇。
3.1、明代早期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最具有代表性，小唇口微外撇，短颈中部微束，丰肩，腹以下渐收敛，给人敦厚稳重之感。
3.2、明代中期，正统时烧制的青花梅瓶的基本型制是：小口丰肩、长腹下收，浅宽圈足，胎体厚重。天顺年问还曾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式样，小口，圆唇微凸，颈部比以往的器皿明显增高，呈内敛管状，丰肩，下腹部内收非常明显，使底部相对显得变小，与上部小口相照呼应，十分相称。
3.3、明晚期嘉靖梅瓶中最常见的有二种，一种承袭正统、成化的小口、高颈内敛、鼓肩的式样，然较之以往的器皿，嘉靖的肩更丰，下腹部内收部位上移。另一种梅瓶承袭宣德制品而来，浅盘口，颈部呈外侈弧线形，肩圆鼓，束胫，至底微微外侈似风尾，部分器皿的底外周呈台阶状，器物形制较小，其高一般多在15—25厘米左右。
4、清代的梅瓶型制
清代梅瓶打破了以实用为主的酒具，而是更趋向于赏玩的陈设器，因此，就梅瓶造型而言，清代御厂更趋向于小型化、精巧化发展。清代梅瓶，变化最明显的为口部与肩部，口径增大，肩部加宽且常有附加装饰。而口径的增加也有大小之分，肩部也有丰肩、平肩或溜肩。特别是在康熙、雍正时期，梅瓶的肩部较前更宽，由溜肩变成了平肩。
三、小结
中国古代陶瓷梅瓶的造型，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加之笔者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每一种梅瓶的型制都论及。通过对梅瓶的造型变化，认识到它们不是单纯的技艺结果，也不是纯工艺水平的反映，梅瓶以其独特的方式，把社会时代的风尚，社会心理，审美情趣凝固并物化，体现着中国社会每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不同时代的各种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梅瓶造型与装饰的风格。同样现代陶艺也是既要突破，又要注意对传统陶艺中的优秀内涵的传承。继承是基础，突破是在有基础的条件下的发展。应该在继承中寻求发展，把握时代审美共性，融入创作者的个性语言与情感，保证创作的恒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