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别。
有人说珐琅彩瓷器最早出现于1446年法国的佛朗德斯边陲小镇，由罗丹家族的传人皮尔斯·罗丹传到中国，也有人说珐琅彩瓷器是由景泰蓝演变而来。景泰蓝是铜胎上珐琅釉而成，把珐琅釉填到白瓷上去就叫珐琅彩。
景德镇瓷器珐琅彩赏瓶工艺品花瓶摆设
珐琅彩瓷器主要产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产量极少，珐琅彩瓷器一直以来藏于故宫之中，深得皇帝们的喜爱，曾成为一种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瓷，皇帝们一高兴起来，也把一些珐琅彩瓷器赏赐给功臣们。但是宫外的人们从来就没见到过珐琅彩瓷器。那么珐琅彩瓷器又如何流落到民间的呢？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故宫遭抢，这才使得珐琅彩瓷器流入到民间。
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珐琅彩瓷器用于清宫廷用器，为清康熙晚期所烧造。在景德镇窑选用上好的素白胎瓷器，用进口的西洋珐琅彩料，在内务府造办处彩绘，再二次入炉烧成。其中彩料有几十种。因其成本昂贵，生产数量不多，传世量极少，故弥足珍贵。
有人要问，民间留下来的珐琅彩瓷器又有那么多，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欧洲人特别喜欢绚丽多彩的瓷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欧洲市场的彩瓷价格要比白瓷和青花瓷高出许多，后来欧洲人对彩瓷独有情钟，导致了珐琅彩、墨彩等彩瓷比同类瓷器又高出两倍。在高额利润驱动下，景德镇决定到欧洲采购一批珐琅彩原料，并引进西洋画法。在当时的珐琅彩绘瓷当中，享有盛誉的有王原祁、赫英、黄鼎、郎世宁（意大利西洋画家）、唐岱、钱维城、高其佩、邹一挂、张若蔼、张若澄、黄钺、李世倬、金廷标、陆遵书、沈铨、方琮、关槐、余省、余樨、弘午、冷枚、蒋廷锡、董邦达、胡有才等人。这些画家、工艺家的珐琅彩瓷器画工精细，形神兼备，各具风采。
各朝各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如宋代的影青瓷，元代的青花瓷，明代的斗彩瓷，那么珐琅彩就是清代印记，康熙时候的珐琅彩绘大都仿照铜胎画珐琅时的色彩图案。内容多为缠枝西蕃莲、缠枝秋葵、缠枝牡丹，也有写生花卉、龙云图案。构图上是讲究对称，内容简单，缺乏生气。这时彩色质地的衬托就显得非常有用，质地有红、黄、蓝、白等各种颜色，但所有色彩和绘画都在器物外面，内壁洁白。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相比康熙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都有进步，并且当时已能成功生产国产珐琅料，珐琅料不管从颜色还是品种，比康熙时期都丰富很多。所用素胎依然由景德镇御窑厂选送精品，有时也直接利用宫中的白胎瓷器，以白地彩绘。彩绘图案也日趋丰富，器内器外，从花鸟竹石到山水人物一应俱全，并配有与画意相应的题诗，成为将诗、书、画为一体的艺术珍品，瓷器风格也更趋优雅。到了乾隆时期，瓷器的绘画题材更加广泛。珐琅彩瓷绘画除继续沿袭雍正时期的风格，画面人物题材增多，如宫室、楼台、庙宇等等。乾隆皇帝才华横溢，兴趣广泛，他本身就是一位大玩家，此时的珐琅彩瓷器制作水平也更加精细靓丽。
从9世纪景德镇陶瓷开始出口到中东地区，成为了皇家贵族、富贾商人们追求的奢侈品，在元代时景德镇就设置了御器厂，并建立了瓷局。到了14世纪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再次震撼了整个伊斯兰世界，15世纪开拓了东南亚市场；16世纪景德镇陶瓷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到了18世纪景德镇的瓷器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景德镇也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陶瓷业也成为了主要的支柱产业。景德镇不仅是我国陶瓷的重要生产基地，而且还是我国陶瓷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在20世纪初和80年代景德镇的粉彩、青花瓷就获得过国际博览会多枚金质奖章。到目前为止景德镇生产的珐琅彩瓷器，在中贸圣佳夏季拍卖会上，一件高14厘米的清代“乾隆珐琅彩荣华富贵灯笼尊”瓷器拍出了7500万元的天价。加上12%的佣金，这件瓷器总成交价为8400万元，创下了中国内地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
丹青敷彩歌盛世，翰墨流彩颂和谐。现在的陶瓷作品，均来自各个层面，作品以多元化和多样性，诠释了陶瓷大师、陶瓷美术家、陶瓷非遗传承人和陶瓷工作者对生活的观察领悟。陶瓷是视觉审美之艺术，中国传统之精粹，它可以感发人心，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养，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今天，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彰显东方陶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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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陶瓷：大步跨入“黄金时代”
在第八届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展之前，欧美陶瓷强势出击，推出抛光砖“至尊翡翠”“火树银花”系列；以强劲的研发、创新能力著称的欧美陶瓷，在第八届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展之际，又推出系列抛光砖新品“黄金时代”，精彩纷呈、再次显出超强的新品研发实力。
“黄金时代”系列产品是在“魔术师布料系列”产品原有优良品质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越的更高端、更科技化的产品，“黄金时代”耀世新生，一时间便成为本届陶博会的所有陶企所展出的新品代表作，引起了行业的震动。“魔术师布料系统在现在的陶瓷市场上已经是高端产品的代表之一了，比魔术师布料系统产品更高端、更科技化的产品到底如何？”众多陶企同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和国外客商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纷纷走进欧美陶瓷展厅，一探究竟。欧美展厅新品展示区人头攒动，赞赏的声音和眼神，频频点头的姿势，无一不是肯定“黄金时代”的产品优势和市场前景！
“黄金时代”的生产技术，综合了目前国内外传统陶瓷产品的生产工艺要求以及更先进的新型复合产品生产的功能，在魔术师布料工艺的基础上，综合聚晶微粉二次布料的优点，独创多重随机布料工艺，令砖面线条比魔术师产品更加自然、流畅、细腻，真正达到自然石材变化多样的“石纹条理”。经过严谨的试产和严格的检验后，魔术师布料系列产品现已研发成功，不日即将隆重上市。立足于该系统工艺产品的优势，严守产品质量关，欧美陶瓷的“黄金时代”系列产品极具卖点：
天然石材效果。在魔术师布料工艺的基础上，综合聚晶微粉二次布料的优点，独创多重随机布料工艺，令线条更加自然、流畅、细腻，仿真石材生长基因效果，更能达到自然石材变化多样的“石纹条理”。
黄金品质。普通抛光砖光折度一般都在50度到70度之间，欧美陶瓷“黄金时代”抛光砖产品采用上等原料，表面光折度达到85度以上，使装饰效果光洁明亮，金壁辉煌。同时，产品表面右非亲水性物质组成，经试验证明，其防滑性能与企业旗下其他抛光砖产品防滑性能一样，具有超级防滑效果。几乎达到不吸水的“黄金吸水率”程度。烧成时间大幅度增加，玻化程度完全超越一般砖，产品表面颗粒之间及材料和赚坯之间的分子键结合紧密，使砖表面具有超强的耐酸、碱作用，达到50年不磨花效果。
“黄金时代”系列产品在在“魔术师”布料系统工艺基础上，综合多次分级布料优势，独创多重随机布料工艺，力求多种装饰效果，从而使产品更加自然，更接近自然石材的纹理，达到与天然石材视觉效果一致的境界，却又没有天然石材的放射性弊端，产品一展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青睐便不足为奇了。几位经销商领略了“黄金时代”系列产品的魅力之后，赞叹不已，信心十足，马上要求开单进货；听到还没有正式上市时，十分失望，当又听说正在排产，几天后就有现货时，又喜形于色，纷纷打款预定。
当代艺术陶瓷迎来景德镇新黄金时代
陶瓷曾经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征服了世界，怎样理解当代中国艺术陶瓷的收藏价值？中国陶瓷文化如何才能得以延续？如何繁荣、规范当代艺术陶瓷市场？这些始终是海内外收藏界关注、探讨的问题。
近日，由《中国收藏》杂志社与江西省景德镇市文化局共同主办的当代艺术陶瓷收藏研讨会在景德镇珠山画院举行。景德镇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中国收藏》杂志社负责人、来自北京的工艺美术界权威人士、市场人士与20多位艺术大师共聚一堂，就如何推动景德镇当代艺术陶瓷收藏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研讨分析，与会人员认为，经过改制与陶瓷艺术工作者的多年实践，景德镇新的时代特征正在形成，景德镇在不为人知中悄然完成着凤凰涅，一个景德镇艺术陶瓷收藏的全新时代正在来临。
不容忽视的艺术成就
在备受瞩目的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中，景德镇11人当选，这一评选结果令很多人都大吃了一惊。不少人对评选结果流露出怀疑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如今的景德镇只不过是在吃着祖先留在这里的名声。甚至这个名声还差一点被别人吃走——“瓷都”的荣誉光环一度被戴到另外城市的头上去。
如今的景德镇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多人感觉一片茫然。各城市中到处打着“景德镇名人名瓷”横幅摆地摊巡展似乎就代表了景德镇的现状。在“一片衰落景象”之中，这些“吃名声”的景德镇人凭什么一下子捧走11个“国家大师”？
景德镇当地人对这样的质疑自有看法。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总经理郜景苏在研讨会期间介绍说：“很多人把目光放在大师身上，喜欢谈论大师如何如何，实际上，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人才有着基础性的构成，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以历史传承来看，从元代建立基础，明代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清代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景德镇历代窑火不断，400多个御窑厂流传下来，文化传承深厚。在景德镇不到50万的人口中，有10万人在从事陶瓷行业。景德镇如今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以上的艺术大师有980多人，其中包括2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9位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此外有1000多位市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还有一些未评过大师但艺术水准很高的艺术家，大量正在成长的年轻技术人才与普通工艺美术技术人员……这是中国艺术陶瓷一块最大的风水宝地。有这样的人才基础，社会经济又在高速发展，景德镇艺术陶瓷怎么可能不爆发？”
在景德镇这块风水宝地上，从来不缺少陶艺人才，不过随着国企改制，十大国营瓷厂化整为零，景德镇的发展也出现了阶段性调整。陶瓷艺术大师面对新的市场经济需要新的适应过程，这个调整过程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景德镇正是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调整过程。现在，一个新的格局已经开始形成。
缺少品牌的力量
很多痴迷古瓷的人会将景德镇与青花、官窑等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的景德镇风格是清晰的，与这种清晰相比，当代的景德镇形象过于模糊，甚至有人用景德镇的历史形象贬低现代形象。对此，熟悉景德镇现状的专家指出，对于当今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发展，社会了解得太少，所以不可避免地停留在陈旧的认识水平上。景德镇需要新的认知，也要为自己新的品牌形象树立而努力。
本次研讨会的承办方景德镇艺术陶瓷商会会长范敏祺说：“以前提到景德镇，大家会想到日用瓷，会想到景德镇的品牌就是碗、盘质量很好。还有人认为景德镇就应该继承古瓷传统，做仿古瓷。还有人说，如今景德镇就是没有特点。实际上，如今的景德镇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完全超越了人们以往的认识。各种现代陶艺、综合装饰、颜色釉等等，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张扬。这种个性与多元的状态正是现代社会的艺术特征。可是，社会对此知之甚少。”
学院周国桢教授说：“随着社会转型，景德镇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有人曾描绘景德镇调整中的状况是‘日用瓷五马分尸，艺术瓷杂草丛生’。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甚至认为当代陶瓷艺术家还不如几百年前就大错特错了。”
从体制转型中走出的艺术工作者通过不断实践换来了今天以大师为核心的多艺术品种共同发展的格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景德镇的一些艺术家已经摆脱了最初的市场生存状态，向更高形式跨越。
范敏祺直言：“如果说艺术家的最初阶段还是个人奋斗，经济活动也由自己完成，那现在有的景德镇艺术家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他们在寻找经纪人、代理公司，以便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并且开始呼唤文化品牌。”
从生存要求到地位要求，从经济要求到文化要求，景德镇艺术陶瓷主流的声音渴望向社会传达。正如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李菊生分析认为，景德镇目前的艺术陶瓷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艺术高度与社会认知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景德镇当代艺术陶瓷所缺的是重新树立自己的品牌。
收藏高潮不可阻挡
据介绍，一个投资约1.5亿元的中国陶瓷博物馆正在景德镇建设当中。台湾商人要在这里斥巨资以品牌化运作艺术陶瓷。公司化的运作将为当代艺术陶瓷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与新的渠道模式。随着最近3到5年的加速发展，景德镇当代艺术陶瓷已经到了突破的重要时刻。
有业内人士指出，曾有一种“1度理论”说，把水烧到99度时，虽然只差1度，仍然不能使水进入沸腾状态。如今的景德镇艺术陶瓷经过了不断添柴正在接近沸腾的边缘，这个边缘也许只是1度的距离。
范敏祺说：“2001年，我们一些朋友尝试着在景德镇筹办了‘陶瓷文化第一街’，把工作室从家里面开到了市场里，同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艺术家工作室集中地。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大家走进去的时候还觉得不伦不类。”
6年过去之后，当初入驻的24家工作室已经发展到了80多家，声誉日隆，来到景德镇寻找高档艺术陶瓷的买家一定会进入“第一街”。据艺术家介绍，一些高质量的艺术品在“第一街”根本摆不住——刚刚展示出来就会立即被人买走。除了“第一街”，你在景德镇可以看到正在兴建的一个个市场以及一个个新的艺术家工作室集中地。很多陶瓷艺术家早已摆脱了转型初期的尴尬，创作水平越来越高，市场价格扶摇直上。与此同时，当代陶瓷艺术价值也被收藏界逐步认可，一些大师的作品更是被藏家重金收购。
范敏祺分析说：“放在10年、20年以前，没有人会认为国内还会有人收藏中国当代陶瓷。但是，如今社会已经从最初的生活日用需求、过渡期的装饰需求进入到收藏需求时代。”
然而，对于当代艺术陶瓷来说，收藏仅仅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这个市场的潜力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刘远长是景德镇艺术陶瓷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哈哈罗汉》已经创作很多年了，我自己都以为这个品种没什么市场了。但是，我在北京了解情况时却发现，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我的作品真品甚至都没有扩散到这里。当代艺术陶瓷的市场潜力远没有表现出来。”
对于收藏来说，当代艺术陶瓷的关注度何时会集中引发强烈的市场连锁反应很难预测，但是按照艺术市场的扩展方式与资金流向特点分析，许多专家相信，现代艺术陶瓷的市场准备已经越来越充足，这一市场的腾飞不会太远。
珐琅彩：从珐琅器到珐琅彩的进化史
我叫珐琅彩，在景德镇陶瓷大家庭里我属于最早的“洋景漂”。说起我的历史，那还真有点复杂，不过，您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我出身在遥远的阿拉伯国家，我最初的名字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我的构成也颇复杂，长石、石英是构成我的基本物质，纯碱、硼砂是我的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是我的乳浊剂，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是我的着色剂，这些材料混合后，人们将我粉碎、煅烧、熔融，又把我倾入水中急冷变成块状，再细磨又把我变粉。看啊，我是如此地复杂，又是如此的艰辛，仿佛经过九九八十一到难才修成真身。
我诞生之后，人们仅仅把我当成一种装饰釉料来使用，因为我可以防锈。我被广泛用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我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又称我为瓷胎珐琅。工艺上又将我细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一时间，我家族兴旺。
至于珐琅彩一名，那是我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有的名字。
话说13世纪下半叶，铁木真的军队横扫世界，从欧亚到西亚。他将这些地方的工匠俘虏到中国，大批烧造我的阿拉伯工匠也在其中。彼时，中国瓷业兴盛。二元配方的发明、青花、青花釉里红的问世将陶瓷的发展推向一个划时代的高潮。不过，那时我还是我，珐琅器。我和中国瓷结合，还需要慢慢等待。
时针指向清朝，康熙大帝是位开明的君主。他喜爱西洋文化，对铜胎珐琅他情有独钟，邀请法国的画珐琅艺人进入内廷造办处，并要求他们传授画珐琅的技艺。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时就携带一批画珐琅器物作为赠礼。据说当时由于铜料紧缺，康熙要求研制以瓷胎代替铜胎的画珐琅器。于是，我——“珐琅彩”正式诞生！
康熙三十五年新生的我在色彩和纹饰主要模仿铜胎画珐琅，色地以紫、红、黄、蓝为主，纹饰多作写生花卉，以牡丹、莲花最多，花鸟、山水人物暂时与吾无缘。
到了雍正时期，我完全摆脱了铜胎画珐琅的窠臼，真正开始了“中国化”。首先，工人研制出了国产珐琅彩料，其次，在装饰上广泛使用中国元素。第三，宫廷顶级画师将我描绘在来自景德镇细腻洁白的瓷胎上。雍正帝还在清宫造办处的基础上增设圆明园造办处、怡王府分别设窑烧制，极见我的尊崇。
乾隆皇帝最初也像他的爸爸、爷爷一样喜爱我。他极尽奢华的性格也体现在我的身上。和前辈相比，我的色彩更趋丰富精致、画面更趋繁复，器型从小到大，各种瓶身上都有我雍容华贵的身影。但好景不长，乾隆皇帝兴趣广泛，到他执政的中期，他就移情别恋，爱上了粉彩，我也就慢慢被人遗忘。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一直都处在深宫大院，故而民间几乎烧造不出皇宫才有的气质。我存世不多，故而极为名贵。这从近年来拍卖行传出的拍卖价可以看出。
2018年4月3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我，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纹碗竟然拍卖出2150万英镑（约1.9亿元）高价！瞬间，我，也在这波浪潮下又被推到了闪光灯下。人们开始疯狂地追逐我。在景德镇，各种打着我的旗号的瓷器大行其道。但我还是要忍不住告诉你们，珐琅彩瓷器市场良莠不齐，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那么，我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我教你一招如何区别我和粉彩的不同。
首先，从外表看，粉彩有一层玻璃白，而我没有。我的主要原料是硼，基质为铅、硼、玻璃料。其次，我的色彩繁多，色彩凝厚、鲜艳、油亮，有油画效果；粉彩则淡雅、柔和、光洁，色阶变化丰富，具有国画效果。第三，我的胎体轻薄，粉彩则较厚重。当然，你要区分我，还需要多看实物，多对比。
好啦，关于我的前世今生，我就介绍到此，希望你能喜欢。
洋彩和珐琅彩的区别
在历史上，洋彩和珐琅彩一直被混为一谈，甚至包括皇宫里的档案也难以将两者分清；有时候把洋彩归为珐琅彩，有时又把珐琅彩说成洋彩，有时候甚至还有把粉彩说成洋彩和珐琅彩的，因此，在如何区别洋彩和珐琅彩的问题上，就变得更加混乱不堪来。台湾省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的书籍，将洋彩和珐琅彩进行来了详细的区分。此后，针对雍正时期的洋彩和珐琅彩，该博物院还出了名为《金成旭映》的专著进行讲解。可即便如此，洋彩和珐琅彩遗留的历史问题，依然在多数人群之中存在。没有时间细看那两本书籍的藏友，依然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来。下面，我们提炼出此处的重点，对洋彩和珐琅彩作出一下几点区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先说洋彩，什么是洋彩呢？它出现在康熙和雍正时期，乾隆年间得到来兴起。这个时期的彩瓷一般都是洋彩。它是一种通过模仿西方绘画技术所描绘的珐琅彩以及一些中国传统五彩的画技结合。在雍正13年，一本唐英所写的叫《陶务叙略碑记》的著作就对洋彩的西洋画法做过阐述，大致说洋彩器皿中，清朝采用模仿的方式，用它替代了原来珐琅彩所画的山水、翎毛、花卉、人物等，非常细微入神。书中对洋彩的西洋画法做了大量详细的解说。在后来的乾隆8年，唐英又在《陶冶图册》内对洋彩如何作画以及瓷器如何烧制、洋彩如何调色、与珐琅彩的色彩表现都做了大量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唐英说出了洋彩在调色方面，它和珐琅彩相差不大。所以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将两者分辨。
根据唐英对洋彩的描述，以及现在收藏于故宫的《洋彩》瓷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对洋彩和珐琅彩进行区分。第一点是在绘画上，洋彩的绘画方法采用最多的都是西方的画法，很少用流传于宫廷内的传统画法；珐琅彩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采用传统画法比较多。但是在乾隆时期，因为受到宫廷画师郎世宁画风的影响，珐琅彩中也会出现一种郎世宁式的中西结合的绘画风格。
第二点是在制作地点上，洋彩多数在景德镇官窑中烧制，而珐琅彩则全都在皇宫内或者就近的京城作坊所制。第三，洋彩和珐琅彩在题诗印记上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洋彩多采用乾隆年间的印玺和乾隆御制诗，而珐琅彩则多数为青花楷款或蓝料仿宋楷款。第四，两者在纹饰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洋彩比较单一，多数都是剔锥凤尾形卷草纹，而珐琅彩则更加多样化，传统的纹饰几乎全都被采用了。
乾隆珐琅彩的特征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融合了康熙、雍正两个朝代的特征，在其基础上器型也更加的丰富，仅仅是一个瓶类就有蒜头瓶、双连瓶、葫芦瓶、双耳瓶、棒槌瓶等多种造型，茶壶、酒盅、盖碗类器皿数也有了明显的增多，不仅仅是在珐琅彩瓷器上在其瓷器的外表上的装饰纹饰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基本的山水、花卉、花鸟之外还加入了中国人物和西洋时期的人物，主要受到了西方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加入了各种洋画图案，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也不题写诗句。雍正时期的盛行的诗、书、画相结合的白地珐琅彩瓷，例如：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九秋菊花等，随之而来的就是乾隆时期出现的轧道工艺，优美的锦地开光的山水、人物、花鸟纹饰，也被称之为“绿里粉彩”。乾隆时期珐琅彩虽然继承了雍正时期的风格，但是在其制作的工艺上却没有雍正时期的严谨，出现了粉彩兼珐琅彩之间的作品，这些也是过渡时期的瓷器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平。
乾隆时期的上等的珐琅彩瓷器较少，但是市场上收藏爱好者对于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却尤为的喜爱，于是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品，通常我们进行辨别真伪时以下几个方法是最简单、可靠的，一是看其瓷胎的薄厚，完整度如何，通常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大多为小件，一般不超过一尺；其次是观其釉面，釉面光滑、釉质细腻，底釉为纯白釉，主要是因为提纯的技术和烧制的过程所决定的；然后是珐琅彩的色料，每一种图案都是由多种色料配制而成的，其瓷器的表面光滑有很强的玻璃质感，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还有很强的反光感，十分美观；有人说：珐琅彩的器画功特别讲究，大多都为工笔画，但是在乾隆时期皇帝对于粉彩情有独钟，所以对于珐琅彩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是将珐琅彩融入了粉彩之中，反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不仅仅将珐琅彩和粉彩做了结合，还加入了绘料、金彩、黑彩、青花五彩、斗彩等施于一器，几多总陶瓷工艺于一身，充分的反映了乾隆时期制瓷工艺的精湛高超。其次是在其装饰上出现了多种色地，红、黄、蓝、绿、紫以及多种色釉为地，有的是加入了西洋色彩的缠枝花、有的是加入了珐琅彩的轨道工艺刻出了精细的风尾纹，还仿制了动物、植物、瓜果等，可以精确的表现出色彩和质感，将观赏者深深的吸入其中。
其实乾隆时期的珐琅彩技艺是我国的瓷器艺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有着雍正、康熙时期珐琅彩的基础技艺，规避了其短板，还将珐琅彩融入了粉彩等多种色彩，使其在最后的成色上有了更多的光润度，色彩更加丰富饱满。
什么是珐琅？什么是珐琅彩?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珐琅”，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制造的搪瓷嵌釉工艺品称拂菻嵌或佛郎嵌、佛朗机，简化为拂菻。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1918～1956年,珐琅与搪瓷同义合用。1956年中国制订搪瓷制品标准，珐琅改定为珐琅，作为艺术搪瓷的同义词。
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
金属胎珐琅器则依据在制作过程中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品种。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珐琅彩与粉彩的区别
珐琅彩、粉彩都是我们传统的彩瓷品种。它们先后创烧于不同年代，采用不同的绘画原料和不同的绘画手法。因而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艺术和审美意境。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绿色珐琅彩棒槌瓶工艺品摆件
1、珐琅彩瓷是受铜胎画珐琅的影响 将珐琅彩用于瓷胎上，即景德镇的上等精细白瓷器，运至宫内由专门的画师进行绘画。珐琅彩中含有玻的色料，所以烧成后的珐琅彩有透明的质感。粉彩器用“玻璃白”打底，白是一种含砷的玻璃质感很强的不透明的乳浊釉。在彩内渗入铅粉，使浓艳程度减弱。
2、珐琅彩兼有西洋画法 勾染浓淡分明，立体感极强，粉彩应该说是受珐琅彩画法的影响，技法采用“渲染法”，其步骤是依照原成的纹饰廓线范围内，先填上一层“玻璃白”，由于它不透明，需要原来的轮廓线的笔痕，待干以后，再以所需的油彩在玻璃白上进行渲染，最后入炉烘烤，其纹饰效果具有浓淡明暗之感，纹饰层次多，色调莹润柔和。
3、珐琅彩的彩料是从国外进口的 颜色有红、黄、蓝等，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是玫瑰红或称其为胭脂红，它的发色是微量的黄金，所以又称金红。这种红彩与传统的中国瓷器所用的红彩铁红和铜红都有所不同。粉彩的彩料以前很多也是从国外进口的，除胭脂红外还有洋黄、洋红等色。
4、珐琅彩与粉彩的色泽有一些不同 粉彩烧成之后的纹饰色泽较柔和，因此粉彩又有“软彩”之称。而珐琅彩由于有透明的质感所以又有“料彩”之称。
详述清宫珐琅彩
我国烧造彩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的褐斑青瓷。此后经隋唐宋元，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历史的巅峰，呈现出五彩缤纷，百花争艳的新局面。在这群芳璀璨的百花园中，盛开着一株美丽典雅，血统高贵的奇葩——那就是清宫珐琅彩，它那近乎于脱胎的轻薄，来源于宫廷的彩绘，一丝不苟，细如毫芒，所有的烧造工序都出类拔萃，创造了中国瓷器彩绘的伟大奇迹，被世人誉为“彩瓷皇后”。
清康熙 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盌
就广义而言，彩瓷包括釉下彩、釉中彩、釉上彩、斗彩（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四大门类，具体又可分为青花、釉里红、素三彩、五彩、红绿彩、描金彩、黑彩、墨彩、粉彩、斗彩、珐琅彩等十多个品种。清宫珐琅彩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故宫旧藏档案和器物本身的原始标签上都是这样写的。珐琅彩是民国时期人们为了与铜胎珐琅（景泰蓝）加以区别，就将瓷胎画珐琅称为珐琅彩，久而久之珐琅彩的称谓逐渐深入人心，除专业工作者外，瓷胎画珐琅的原始名称已经渐渐被人们淡忘。
珐琅彩瓷启始于康熙末年，全盛于雍正朝，乾隆中期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它是清代宫廷艺术浇灌起来的娇美鲜花，伴随着封建帝王统治的稳固而繁盛，动荡而衰微。清宫珐琅彩的存世时间只有70多年，在近2000年的瓷器烧造史上犹如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慧星，瞬间光华万丈，继而悄然陨落……，留给人们无限惆怅情思。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康乾盛世”，三位皇帝博学多才，不仅是勤政贤明的君主，也是艺术造诣极高的艺术品鉴赏家，他们自身的审美情趣决定了宫廷艺术的发展方向，祖孙三代皇帝对珐琅彩瓷异乎寻常的喜爱和关注，是清代珐琅彩取得辉煌成就关键。现就三朝的珐琅彩烧制情况及相关问题简述如下：
康熙皇帝奠定了珐琅彩的基础明末清初，西学东进。康熙帝天赋极高，博闻强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之后，国势兴盛，天下太平。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西洋近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地理、建筑、音乐、绘画等都在此时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利用科学为媒介传教中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祖酷嗜西学，曾屡谕臣子各处查访西洋人，将有特殊技艺的传教士召进京城为宫廷效力。欧洲各国的工艺美术品随外国使臣的频繁来华和西方传教士的携带涌入国门；铜胎珐琅与望远镜、钟表、洋布、油画、珊瑚、鼻烟等大量进贡宫廷，于诸多外来的奇异洋货中，华美典雅的欧洲珐琅首先被皇帝看中，当时康熙帝的一个儿子曾对法国神父说：“父王非常欣赏这一独特的工艺品，而在我国根本不知道是如何制造的”（刘兰华 张柏著《清代陶瓷》）。据档案记载：法国传教士洪若望在抵达宁波港的一个月后，于康熙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信回国，要求后来的传教士携带一些画珐琅及珐琅物品，作为赠送官员的礼物。并坚持要“小件珍玩”。当时居住北京的意大利神父马国贤自畅春园写信给本国教皇汇报说：“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尽各种可能将其介绍进宫中御厂，由于从欧洲带回了瓷器上绘画所用的色料及数件大件珐琅器，使他们相信可以做出某些物品来”（《故宫文献特刊第七辑》633—634页）。显然，欧洲珐琅器所表现出来绚丽华美贵族风格，十分适合皇室豪华富贵的装饰需求，瓷胎画珐琅比明末清初流行的斗彩、五彩瓷器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康熙皇帝对此的喜爱达到了醉心的程度，开始命令在宫中效力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和郎士宁试着制作，而这两位神父，为了逃避艰辛的劳作，在背地里搞了一点小动作，马国贤在写给本国教会的信中谈到：“我们从早到晚和一些堕落的人呆在一起，于是借口我们不曾学会这种工艺，而且也下决心绝不想知道这些技法，我们画得糟透了，皇帝看过后便说：‘够了’，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由艺奴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两位西方传教士庆幸自己的真实才艺没有被皇上发现，郎世宁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在画院中供职，绘画水平十分精湛，只是怕“被沦为画珐琅的艺奴”，才故意画的很糟。
纵然初遇挫折，圣祖仍然没有放弃烧制珐琅彩的愿望，为了便于彩料的研制，他下令更改了三百年来御用瓷画彩统一由景德镇完成的惯例，将珐琅彩的烧造专门划归到内务府造办处的珐琅作烧造。康熙二十七年正式开始研制瓷胎画珐琅，此后反复实践，不断试烧，并把珐琅作由紫禁城内启祥宫移至内廷深处的养心殿西侧，便于皇上的巡视和督察。康熙二十九年为加强珐琅作的管理增加笔帖式一人，以后多次增加技术和管理人员。康熙五十九年，圣祖在接待罗马教皇克来孟使者嘉禄时，向他展示了造办处自己制造的数件珐琅彩瓷器。由此看来，清宫珐琅彩的烧制成功最迟不会晚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珐琅彩从试烧到成功经历了三十几年的艰辛历程，康熙晚期步入了完美的成熟时期。
康熙时用于画珐琅的原料，大多依赖西方进口，颜色有紫红、粉红、黄、白、深紫、蓝等色，珐琅彩创烧阶段曾尝试使用各种质地的胎体，有金胎、银胎、锡胎、玻璃胎、木胎、宜兴紫砂胎等，台北故宫收藏9件套康熙御制款宜兴紫砂胎珐琅彩，色泽鲜丽，十分精彩。但由于紫砂胎质密度差，疏松而有孔隙，且底色红暗，逐渐被淘汰而全部改用景德镇精选的白瓷胎画珐琅。景德镇将经过挑选的细白瓷解运进京，送皇帝御前浏览，认为质地上好的，再送珐琅作画彩烧制。西方进口的珐琅料非常珍贵，不能随便损耗浪费，所以在选择画珐琅瓷胎时极其严格，造型稍不规正、胎质略不洁净、釉色不莹润者注定要被淘汰出局。由此产生了有关珐琅彩鉴定的一个浅显的常识，珐琅彩瓷素坯瓷胎的质量和造型的优劣是我们鉴别真假珐琅彩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我们看到某件珐琅彩器，画工彩绘都无可挑剔，只是造型不够秀美，胎质不够致密，甚至白瓷胎上布满疵点或污斑，那就必假无疑，不用再找专家鉴定或者做科学检测了。可以设想，经御窑厂督窑官的层层把关，千挑百选之后呈进宫廷让皇上过眼的素白瓷，造型秀美，质地纯良是最起码的标准，不可能有太多的残次品混杂其间，如果轻易地将自己手中的有瑕之物视为清宫珐琅彩的“漏网之鱼”，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吗？
我国制作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的历史最早为元代，比瓷胎画珐琅早将近三百年。现存的两岸故宫的康熙珐琅彩的装饰风格与同期的铜胎珐琅器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康熙珐琅彩胎质稍厚、色彩浓厚，风格古朴，多为色地花卉，有紫红地、蓝地、粉红地、黄地等，所绘纹饰规矩端庄，有牡丹、西洋兰、秋葵、芙蓉、西番莲、兰花、荷花、梅花、四季花卉等，多为图案化格局，运笔拘谨稳重，讲究对称装饰。明末清初，当景德镇瓷业呈现多彩多姿绚烂热烈的艺术风貌时，宫苑深处的珐琅彩依旧为沉静保守，布局规范的色地花卉所局限，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民间艺术的豪放与创新，更不能尝试没有经过皇帝批准的装饰题材，因而康熙前期的珐琅彩瓷或多或少地带有铜胎画珐琅（景泰蓝）的几分匠气。为了提高珐琅彩的绘画水平，学有专长的欧洲传教士被皇室召进造办处任职，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清圣祖差遣户部员外朗巴哈喇，养心殿监造笔帖式佛保办理西洋人事物，前往广东传谕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康熙五十七年（1711）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奏折中写到：“奉养心殿传谕，将西洋人传圣译送京，交与养心殿”。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有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等。学有专长，有艺术才华的西洋画家被安排在养心殿造办处，使此时的珐琅彩彩绘技术大大地提高，受风靡欧洲的巴洛克艺术的影响，豪华而奢侈的风格迎合了皇室排场富贵的装饰要求。故宫收藏的康熙珐琅彩中的粉红地开光牡丹碗和蓝地黄彩牡丹碗，画面规范整齐，色彩对比鲜明，带有古朴的铜胎画珐琅遗风，与故宫旧藏的铜胎珐琅器在施彩、绘制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早期珐琅彩胎质略厚、色调浓重，彩色至多四五种；细看彩面上有许多极细小的气泡，彩料也研磨得不够细润，以手抚之有凹凸不平的涩滞感。上述两件作品尚属康熙中期试制阶段的产品。康熙晚期的成熟作品釉面匀净平滑，莹润无比，色彩增至八九种之多，彩绘技法娴熟，与宫廷工笔绘画如出一辙。
（图一）故宫博物院旧藏的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碗为康熙晚期的优秀代表作品。碗口径15.2厘米，足径5.7厘米，高7.2厘米；内白釉，外以黄彩为地，于明黄的色地之上以粉、蓝、绿、紫、藕荷等色绘数朵盛开的牡丹花；足白釉内有外宽内窄的胭脂水釉双方框四字堆料款“康熙御制”。此碗曲线优美，胎质洁白，釉面纯净，彩绘鲜丽，特别是用以补地的明黄彩浓重均匀，没骨画法描绘大朵牡丹花，或仰或俯，极尽妍丽。画师以浓淡不同的彩料将牡丹花怒放时的阴阳反侧、花重茎轻的下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似一幅工致细腻重彩工笔画，给人以雍容典雅、仪态万千的视觉感受，不禁使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美牡丹的名句：“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淀白玉房，千片赤英霞灿灿、百枝绛点橙煌煌。”此珐琅彩碗的绘画技法，已经从铜胎珐琅的规板格局中脱颖而出，变板滞为生动，更趋于写实。著名学者杨啸谷在1933年出版的《古月轩瓷考》中曾写到：“瓷胎画珐琅器之最可宝贵为当时各公卿技术集珍此辈，各公卿大都翰林出身，书卷气厚，即外人如郎世宁会赏三品顶戴，非后之如意馆画画人月给银数两，粗枝大叶、东涂西抹者所同日而语”。珐琅彩瓷是清代宫廷垄断的高档艺术品，其胎骨、色釉、形制、彩料、绘画、款式，乃至烧制工艺皆为一流，康熙时造办处珐琅作的画师一部分是原籍广东的铜胎珐琅师傅，一部分是江西景德镇来的画瓷器人，康熙末期一些在宫庭画院供职的著名画家被派往珐琅作画瓷器，负责画稿的设计和具体绘画，至此珐琅彩的瓷绘水平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于众多的彩瓷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秘玩。康熙珐琅彩的款式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胭脂彩双方框楷书四字堆料款：“康熙御制”。另一种是蓝料彩框楷书四字堆料款，“康熙御制”。二种料款均色彩鲜艳，笔道凸起，呈半透明状。还有一种就是青花双方框楷书款：“康熙御制”。
雍正皇帝带来珐琅彩的发展与辉煌雍正45岁即位，在数十年的皇子生涯中积淀了深厚的艺术造诣，审美层次极高，即位以后对珐琅彩的喜爱程度较圣祖康熙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执政之初即对清宫造办处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首先建立严格的活计登记制度，这就是遗存至今的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这份档案始于雍正元年，终至宣统三年，记录了180多年造办处活计的成造情况，详细记载有关皇帝的旨意、制作的要求和交活的日期等，每件活计的品名、皇帝的具体要求、由谁拿来，由谁做，由谁领走，皇帝是否满意……其间涉及某些作品作者姓名、设计者的姓名、管理人员的姓名，虽然看上去是枯燥无味的流水帐，但真实可靠，原汁原味。这些原始工作日志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制作情况，通过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中有关珐琅作的记载，人们可以窥见日理万机的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烧造的亲自指导，这些切实可行的谕旨对提升珐琅彩的艺术格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的管理人员除一品大员怡亲王之外，还有庄亲王、裕亲王、信郡王、海望等高层官员，具体办事人员是郎中保德、赵元、年希尧、唐英、沈喻、马尔汉等一批能书善画的翰林艺术家。为加强造办处的管理，雍正六年造办处增设六品库掌3人，八品总催9人，笔帖式9人。总管怡亲王允祥是康熙诸多皇子中与雍正关系最亲密、最没有政治野心而醉心于艺术的亲王，清宫旧藏怡亲王收藏过的古代文物都相当精彩。有这样一位学养深醇，与雍正欣赏水平相当的亲王管理造办处珐琅作，为雍正朝珐琅彩的日臻完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雍正珐琅彩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达到历史的高峰。
清雍正 珐琅彩赭墨梅竹图碗 蓝料双方框
雍正对珐琅彩的烧造格外留心，不单是管理和督察，还经常亲自参与珐琅彩画稿的设计工作，提出具体的修改要求，据雍正《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珐琅设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而等务精细成造，钦此！”又于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先前做过的三足珐琅马蹄炉与通体花样对的不准，今改做的四足与通体花样，其花样改画些亦可。”对于三足炉通体花纹对得不准这样的具体的毛病，走马观花的外行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将此器置于案前仔细地揣摩才能找出问题所在，由此可见雍正对珐琅彩绘的深入了解和精微的洞察力。又有“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持出古铜小瓶一件，奉旨；此瓶样式甚好，着此瓶做木样，烧造珐琅一件，口线、腰线俱镀金。钦此！于八月十九日做得”。绝大多数珐琅彩由皇帝亲自选定样式，依样而烧。《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又载：“八月十四日烧造得一件进呈。奉旨：此瓶釉水比先虽好，其瓶淡红地、深红花、浅绿地、深绿花、太碎，太小不好看，嗣后不必烧造此样。或锦地、或大些树叶花样，用心烧造，钦此！”对于花纹与底色过于接近，缺乏颜色的反差对比，且叶碎花小的珐琅彩瓶，雍正实在看不上，不允许再做了，要求做锦地或大叶的花样。雍正一直密切关注着珐琅彩的生产，并参与造型花纹的具体设计。珐琅彩造型是汲取和借鉴了诸多门类的姐妹艺术的营养，例如古铜小瓶因样式精巧，被移植到珐琅彩上，先旋出木头样，然后画彩烧瓷瓶。与康熙一样，雍正对画珐琅所用的优质薄胎素瓷使用十分慎重，每当设计出一件器物，需先旋木样或合牌（合牌是用纸或纸板裱糊成立体模型），在样品上画出花纹，观看整体效果，皇帝满意之后，再用真正的白瓷胎绘珐琅彩料，入火烘烧。上述提到的古铜小瓶是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持出的，遵旨烧珐琅器，直到七年八月十九日才制成，其间历时4个月零2天。珐琅作的匠师们对皇帝的旨意，丝毫也不敢怠慢，依宫中造办处得天独厚的烧制条件研制一个小瓶尚用一百多天，可以想见珐琅彩的烧制工艺是何等复杂，其漫长的周期中包含着艺匠们多少个日夜的艰辛付出！难怪乎从康熙晚期至乾隆晚期这70多年的时间里，遗留至今的珐琅彩瓷只有四百多件，其成本之高，烧制难度之大，的确异乎寻常。对此，雍正皇帝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艺术匠师实行重金奖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刺激了画师们的创作热情和烧造积极性。
清雍正 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据《清档》记载，雍正八年三月初六日，郎中海望呈进一对珐琅彩小壶时，上（指雍正皇帝）问：“画此壶是何人？”，“烧造是何人？”海望随奏：“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炼珐琅料的是邓八格，还有太监几名，匠役几名帮助办理烧造。”奉旨：赏给邓八格十二两，谭荣二十两，其余匠人等，尔酌量每人赏给银十两。钦此。”谭荣是雍正年间由南方招募进宫的供奉画家，由于画技很高而得到雍正赏识。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传旨：‘西华门外平常入官房一所，行文给南匠谭荣住’”。雍正六年，内务府在全国招募有各种专长的艺匠13人，每人月俸仅二两银，如果尽心竭力创造出一件精品，就会得到皇上十倍于月银的重赏，这无疑地激发起画师们的工作干劲。雍正皇帝偏爱珐琅彩中的水墨山水和青山水图案，擅长此技法的宫廷画师汤振基、戴恒、邹文玉等曾多次受到皇帝的嘉奖。“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内大臣海望传御：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钦此！”之后又于十一年开始“每月给邹文玉的钱量加赏一两，自本年六月起按月关领。”档案中还经常见到雍正一些幽默诙谐的词语，看到满意的作品雍正会说一些“赏给好饭吃”的温和用语，政务繁忙的皇帝对珐琅作一般工匠的关心可见一斑。
雍正朝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应当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在当时，仅仅依赖西洋进口，珐琅料供不应求，很快面临枯竭。西洋进口的颜色最多有七八种，已经不能满足多层次绘画的需求。此时的珐琅彩生产由于画院画家和西洋画家的全面介入，已经由康熙时期有花无鸟、有鸟无花的纯图案画面，演进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新境界，几种单一的色料已经不能满足瓷绘画面多层次色彩对比的需求和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装饰要求，没有足够多色调的料彩不可能圆满地完成传统工笔重彩绘画，自制珐琅料已经迫在眉睫，否则这一新兴的彩瓷品种会因彩料单调枯竭而停止生产。
研制珐琅料的事情，早在康熙朝就已经开始酝酿，但正式指定专人负责，拨专款炼制是在雍正六年，请看这段档案文字：“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珐琅料，遵此”。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炼完时，再行启明入档”。在怡亲王亲自督促领导下，艺师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费心尽力，终于在六年七月将珐琅料研制成功。“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绿色、松黄色、浅亮绿、黑色，以上共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黄色、绿色、深亮兰色、浅兰色、深亮绿色、黑色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青铜色、松黄色、共九样。”当时不仅可以新烧出9种与西洋料相同的颜色，而且还新增加了9种西洋料所没有的颜色，仅自制的彩料就达18种之多，如果把在使用过程中临时调配出来的中间色和旧有西洋料加起来，最少也有三十多种，这足以使雍正珐琅彩姹紫嫣红光彩夺目了。当时自炼的珐琅料不仅品种多，数量也十分惊人，雍正七年十一月一次就“炼得各色珐琅六十斤。”
雍正珐琅彩不惜工本，名手绘画、名工烧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都突出地再现了宫廷绘画的艺术风貌，它是以皇帝的喜好和欣赏趣味为依据，由供奉画家、画院画师、西洋传教士画家共同完成的高档艺术品，中国历史上不曾有那一个王朝的瓷绘艺术能像雍正珐琅彩这般粉润秀雅，鬼匠神工，艺术大师们十分善于表现物象的质感，能将曾峦叠嶂的整幅山水浓缩在小碗的里心；又可将千红万紫的花鸟写生再现于一件小瓶的外壁；欣赏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即可以领略英伟峰峦的苍茫，又可以观赏虫蝶那游丝般的触须；三山五岳，名川大山，苍松翠柏，飞鸟虫鱼，都被工匠们以缤纷的色彩细如毫芒的笔触表现的淋漓尽致。布局章法取自中国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以俊美娟秀的小楷诗句补白；大多数雍正珐琅彩瓷都有与画面内容紧密相关的诗词和闲章首尾呼应。宫中事先已有选好的佳句，待画家画定图样后再选择最贴切的诗句让专门写字书家写在瓷器上。画兰花图案的器物多选用“云深瑶岛开仙径，春暖芝兰花自香”，相配的闲章是“佳丽”、“金成”、“旭映”等；菊花图案的题句多为“秀摄三秘干，奇分五色葩”；松、竹、梅图案则多为“上林苑里春长在”，牡丹图案则多配以“一丛婵娟色，四面清冷风”。山水题材的常见有“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围苍海总无边”，闲章的运用突出瓷绘的意趣，像“山高”、“水长”、“寿古”、“香清”，这般优雅的文字以阴阳文篆写成印章的形式附在诗句首尾，更增添了瓷绘画面的书卷气，置于御前，可供皇帝闲暇时掌股间摩挲赏玩，读诗赏画，其景融融，其乐陶陶也。
珐琅彩绘具有浓厚的宫廷绘画风格，当时雍正皇帝十分赏识的供奉画家有清初的王原祁、唐岱、黄鼎、张宗昌、董邦达、董诰和工笔花鸟大师恽南田、蒋廷锡、蒋浦、邹一桂等。恽南田—清代工笔花鸟绘画的开拓者；蒋浦——蒋廷锡之子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花卉之作经常进呈御览；邹一桂——一代没骨画大家，恽南田之乘龙快婿，雍正五年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他的写生画法深得恽南田之真传，赋色艳丽，用笔工致，风靡朝野，在构图设色方面对雍正珐琅彩影响极大。除了采用上述职业画家画稿之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出自西洋供奉画家之手。如果说康熙末年的珐琅作仍有一些铜胎师傅兼做瓷胎珐琅彩的话，那么到雍正初年他们陆续被派回原籍，珐琅彩绘的关键工序已经由专职宫廷画师独立承担了。《清档》记载：“雍正三年九月十三日，员外郎海望启怡亲王：八月内瓷器匠人俱送回江西，惟画画人宋三吉，试手艺甚好。”屡见于清宫档案的画家还有贺金昆、谭容、林朝楷（郎世宁之徒）、邹文玉、汤振基等人。书法家戴临，虽不十分著名，但他在瓷器上写字堪称一绝，字体娟秀而不纤弱，气静神闲，与器物的绘画相得益彰。雍正皇帝曾不止一次地点名让戴临写字，雍正九年四月曾说：“……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十月又说：“葫芦上的字照朕御笔着戴临写”。这些书画大家多为翰林出身，书法功底深厚，被选中入造办处珐琅作从事艰辛的工作，伴随着无边的寂寞将自己丰富的情感倾注进每一件作品中，使之形肖神现，意蕴无穷。
珐琅彩瓷每一件器物的图案都有特定的涵义，或寓意喜庆吉祥，或寓意高官厚禄，福寿康宁、山高水长等都是常见的题材，乾隆初年曾依照雍正时的旧帐拟写器物的标签，瓷绘的内容也被写在标签上，有杏林春燕、疏柳野鸟、仙山楼阁、寒江独钓、诸子百家、寿山福海、九莲献瑞、玉堂祝寿、虎丘山水、眉寿长春、春浓图、五伦图等。五伦图是器身绘有凤凰、仙鹤、鸳鸯、喜鹊、黄鹂各一对的图案，象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五种和谐的人伦的关系。
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的雍正珐琅彩松竹梅橄榄瓶（图十）是雍正朝典型作品。瓶高16.9厘米，口径4.8厘米，足径3.9厘米。直口、溜肩、鼓腹、瘦胫、浅圈足，口足相应处均向内收敛，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底白釉内有青花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瓶胎薄如纸，釉白似雪，画面上苍翠的松柏，挺拔的劲竹，绽开的粉梅，充满无限生机。由于借鉴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使松、竹、梅的质感和形态都非常逼真，寓意岁寒三友不畏霜雪的高风傲骨。画面上方有娟秀的七言题诗：“上林苑里春长在”。句首的闲章为篆书胭脂彩“翔彩”二字，句末有阳文篆书“寿古 ”，阴文篆书“香清”胭脂彩印章各一方。此瓶造型轻巧灵秀，比例得当，胎呈半透明状，底釉细白，花纹色彩富于层次，绿色有深亮绿、浅绿、深绿、水绿之分，红色有鲜红、粉红、淡红之别；料汁浓厚处有凹凸不平的立体感。正如《陶雅》所形容的雍正官窑瓷器：“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而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艳纤丽，蝶有茸毛，且颈项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故宫旧藏一对雍正珐琅彩青山水碗 （其中一件伤璺严重），也是雍正珐琅彩的绝品，为国内仅存，图案完全相同雍正珐琅彩青山水碗（图十四）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此一对而已。台北故宫那件雍正珐琅彩青山水碗所绘图案略有不同。据《清档》记载，此碗花纹和样式为雍正所最爱，碗高 5.5厘米，撇口，圈足，足内双方栏内有“雍正年制”四字蓝料彩楷书款。胎体洁白轻薄，迎光透影，内壁光素，外壁一面绘珐琅彩通景青山水，另一面书墨彩行书七言诗：“翠绕南山同一色，绿围沧海绿无边。”句首胭脂彩长方阳文篆书印章款“寿如”，句末胭脂彩长方阴文篆书“山高”、 阳文篆书“水长” 印章款各一方。碗内光素，外壁以亮丽青翠的珐琅料描绘江南秀美风光：春雨初霁，江水转阔，奇秀峻峭的山峰间青云缭绕，雾霭濛濛；苍翠挺拔的松柏傲立山顶，一股清澈的山泉顺流而下，岸边有竹篱茅舍，山居人家。两只帆船停泊码头，远处水天一色，碧波鳞磷……。画师以娴熟的笔触在滑光如镜且带有弧度的小碗壁上绘画，方寸之间远山近水，向背分明，特别采用深浅浓淡不同的青珐琅料染色，再现了传统工笔山水画的精致神妙，犹如北宋燕文贵的山水清润可爱。山水风景绘画通常追求一种自然静谥之美，人们的审美趣味各有不同，有人喜欢雄浑壮美的名山大川，有人喜欢小桥流水的山间小景，雍正皇帝则偏爱如烟如雾的江南风光。此碗画师邹文玉以淡雅细腻的蓝料彩，勾画渲染出一幅江南的绮丽春光。《清档》记载“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画青山水甚好，嗣后照样烧造些”。邹文玉，康熙、雍正两朝宫廷画院的画家，专攻山水花鸟，康熙五十六年曾和冷枚、徐玫、顾天骏、金昆等人合绘《万寿图》。雍正时继续在宫中效力，他在纸绢上的绘画功力与其他宫廷画家一样，并没有出类拔萃之处，但由于擅长在光滑的瓷器上作画，而特别被雍正看中，所绘的珐琅彩青山水为雍正最爱，多次受到皇帝和怡亲王的点名嘉奖。
由于珐琅彩的瓷胎较一般瓷器薄的多，所以在第二次上彩烧造时极容易发生破裂，就是一流的工匠烧制也难免有破损的情况发生。据档案记载，雍正二年二月初，造办处奉旨烧造五件酒杯，二月下旬就烧坏了两件，在雍正的“尔等小心烧造”的严厉训斥下，小心翼翼地直到五月中旬总算烧制成功，其间匠师们竭尽全力，呕心历血经过3个多月的摸索和实验，才掌握了烧制薄胎酒杯的适当火候。凭借宫中造办处得天独厚的技术条件尚不能完全杜绝瓷胎破损，其工艺要求之高，烧造过程之复杂可想而知。在谈及雍正朝珐琅彩瓷的成就时，我们不能不谈到唐英这位对中国清代瓷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唐英，字俊公，康熙二十一年生，16岁供役于内廷，善绘画，工书法，诗文谱曲样样精通，是雍正帝十分宠爱的宫廷艺术家。唐英雍正六年被宫廷造办处派往江西景德镇督窑，负责宫廷用瓷的烧制，同时负责为清宫珐琅作提供上等白瓷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任职宫廷的数十年中耳濡目染，受皇家艺术的长年熏陶，使之成为历朝督窑官中以瓷业为第一生命出类拔萃的杰出艺术家。他对陶务的关心不只是一般性地过问，而是深入实际，悉心研究，“讲究陶法”、“躬自指挥”。他在所著的《陶人心语》一书中曾自述到：“杜门谢交流，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天变通之道。”（《唐英集》）唐英到任3年时间便深谙瓷器烧造之道，想见他深入实际是何等全力以赴！雍正自制珐琅料成功之后，珐琅作的生产全面展开，宫中原有的瓷胎很快用尽。而制作高档珐琅彩瓷的第一道工序就是选胎，白润坚质的薄胎瓷器是画珐琅生产的首要条件，完美无缺的造型和精纯无瑕的瓷质才能使美妙的彩绘画面充分显现。派谴唐英这样一位尽忠尽职，深谙此道的优秀内行把好第一关是十分关键的，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细白瓷是宫中珐琅彩烧制的先决条件，每年由唐英选择上好的白瓷胎解运进京，呈皇上亲选，上等好的留画珐琅用。雍正珐琅彩瓷胎细腻如脂、纯白似雪，光照之下迎光透影，从器物内壁可以清晰地映现釉面的花纹，如此成就理应有一代督窑大师唐英的卓著功勋。根据故宫旧藏的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的《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记载，当时对宫中所有的珐琅彩品种进行了详细的登记，有67件珐琅彩没有注明时代、品名，当时已经注销。这份陈设档共列出在册器物408件，康熙30件，雍正205件，乾隆173件。雍正朝的数量最多，质量也最好，而雍正执政只有13年，不足康熙、乾隆各自执政时间的1/4，其产量、质量均在康熙、乾隆之上，由此可见皇帝本人对珐琅彩的关心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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