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鞍山市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一个元代的青花八棱瓷罐。这件宝贝有着传奇的来历。经专家鉴定，这件元青花八棱瓷罐全世界只发现两件，最保守的估价也在2亿元以上。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此珍贵的文物，竟是当年文物站花了不到20元钱，从一个居民家里收购来的。
1977年，这件宝贝的拥有者谢大婶把青花瓷罐、一尺二寸高的紫砂泥筒、一个装头油的古代崩瓷圆盒，以20块钱卖给了文物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件文物如此不寻常，平时都用它装鸡蛋，既然有人来收，就干脆卖了。
事后，谢大婶的爱人刘大叔讲起了这件传家宝的来历。原来，刘大叔的祖籍是河北东光县东北营村，祖上曾有人在朝廷做过大官，这个青花八棱瓷罐就是祖上留下的，到他这一辈，不知传了多少代。不过，谁也没跟他提到过这个罐子有这么值钱，要知道是这么珍贵的文物，他说什么也不会卖了。
真是“家有钱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虽不是钧瓷，但元青花也不得了。
应该说，瓷器本身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全世界的人都用国宝来形容中国的瓷器，要是能有一两件瓷器来传家，那可不是一般的有面子。
晚清官窑是“绩优股”
提起瓷器，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官窑，而官窑中又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三代”瓷器为重中之重。但是，“清三代”官窑的身价动辙以千万计，根本不是普通人玩得起的。近年来，随着传统瓷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晚清官窑也跟着水涨船高，并逐渐凸现出可观的升值潜力。
在中国嘉德的四季拍卖会上，清光绪青花缠枝莲赏瓶，成交价为8.8万元。2006年北京的一场秋拍中，一对清道光“慎德堂”款识的粉彩梅花图小杯，估价12万元，最后竟以30.8万元的高价成交。可以说，晚清官窑的成交价已经不低，但其市场价值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晚清官窑一般是指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时期的官窑瓷器。这些瓷器相比“清三代”瓷器，种类较多，存世量较大，选择余地也更加宽泛。投资晚清官窑，需要重点关注“纪年款”瓷器与“堂名款”瓷器。纪年款即“大清××年制”的款识，堂名款即“慎德堂”、“大雅斋”之类的款识等。业内人士对这类瓷器的前景非常看好，从品质上来说，纪年款瓷器雍容华贵，堂名款瓷器情趣质朴，具体就要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了。
高古瓷器是“冷门股”
在股票市场中，那些交易量小、流通少、价位相对稳定但不乏升值潜力的股票，被称为冷门股。在瓷器门类中，宋朝与宋朝以前的瓷器存世量小，但文物价值非常高，堪称陶瓷中的“冷门股”。
目前，如果在传统瓷器中还有什么价值洼地的话，那就非高古瓷莫属。高古瓷存世量小，精品少，收藏门槛相对较高，但这正是它最大的亮点。
在中国瓷器成交排名前100位中，有5件宋瓷价位在500万元以上，这为高古瓷器的未来升值提供了样本。然而，更多的高古瓷价位只是在万元左右。太平洋拍卖公司2004年春拍中“瓷玉珍玩”专场推出了9件高古瓷器，除两件流拍外，价格最高的是一件宋龙泉窑青釉双螭耳炉，以9.9万元成交。
专家认为，高古瓷沉沦已久，将来必然走高。收藏高古瓷，关键在于品种，基本常识我们要知道。宋代五大名窑传世量极少，像汝窑，全世界只有68件。所以，要关注那些为皇家烧造御瓷的窑口，这里出的瓷器价格会比较高，如耀州窑就为宋皇室烧过贡品。另外，一些普通的窑口虽然多烧制一些盘子、碗等日用品，但其中也不乏造型独特的精品，故宫就藏有一件唐青釉印花龙柄壶，因为是孤品，所以定级为一级甲等文物。
民国瓷是“潜力股”wWw.TaOCI52.COm
“乱世买金，盛世藏瓷”。随着“捧瓷大军”的扩大，市场需求的增加，一些民国瓷由于价值不断攀升，正在成为收藏亮点。
民国瓷之所以受到市场青睐，与它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清末民初，由于官窑的日益衰落，一批原来供职于官窑场的工匠与民间窑的匠人结合，创烧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瓷品，如浅绛彩瓷、新粉彩瓷等。民国距今年代不远，精美完好的瓷器比例相对较大，收藏者可以以较少的资金，收到较完好的器物。
收藏民国瓷器，应将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精品作为重点。这些精品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浅绛彩名家作品，如程门、王少维、徐善琴等绘瓷名家的作品。二是“洪宪瓷”，即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郭世五在景德镇督烧了一批以水彩和粉彩为主的御用瓷器，常打有“居仁堂”款和“洪宪年制”款。三是“珠山八友”的作品，以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等八位顶级画师为领军人物的新粉彩工艺。
随着民国瓷的日益受到受追捧，赝品也会越来越多，收藏者要注意学习专业知识，必要时请专业人士掌眼，以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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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物市场鉴定乱象:互不拆台成潜规则
一张连“伪作”都算不上的学生习作，竟然成了徐悲鸿的作品进入国内知名拍卖公司的殿堂，高调地拍出7280万元的天价！两件随便找来一些玉片串起来的所谓“金缕玉衣”，就被几个著名专家“评估”为24亿元。这不禁令人慨叹：艺术品和文物鉴定的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为文物鉴定正名
近来，“金缕玉衣骗贷案”、“徐悲鸿假画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此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里经过专家鉴定的唐代“壶王”，也被指为赝品；不久前，曾经创下近现代书画拍价新纪录、以4.225亿
元成交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也被有些业内人士怀疑为赝品……
然而，还不止这些。不久前，北京一位藏家刘先生花387万元，从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鉴定专家毛晓沪手里购得“宋代汝窑碗”一只，还附带一份由“中国文物鉴定中心和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共同出具的真品鉴定证书。然而，此碗却被五位故宫陶瓷鉴定专家当场指出是假货。目前，刘先生已经向法院起诉，以维护民事方面的权益；一件在收藏品市场上以不到500元价格出售的瓷器，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鉴定机构经仪器分析检测后认定为“西晋真品”，这家鉴定机构从2009年以来已经鉴定出三四千件“真品”……论及近年来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大量的天价赝品，更是数不胜数。
虚假鉴定文物，狮子大开口乱开天价，出具鉴定证书让一般藏品穿越朝代、以假乱真，这是目前鉴定队伍中出现的乱象之一，却足以对成千上万的收藏者造成伤害，也让藏家们陷入信任危机，某些“鉴定师”在世人眼里大失公信。这不禁让人担心：“谁来为文物鉴定正名？”
有专家“浑水摸鱼”
著名青铜器收藏专家张颂斌先生说：“近年来随着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收藏投资者对藏品的鉴定需求越来越大，于是各类民间文物鉴定机构、鉴定专家也相继兴起，这对收藏市场的发展来说本是无可厚非的好事。然而，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有个别机构和个人则利用藏家迫切需要了解所藏文物真假与价值诉求的心理，打着‘鉴定师’旗号的伪专家充斥市场，导致收藏市场遭遇鉴定混乱的发展瓶颈。”
“像中国这样，鉴定组织遍地开花，以收费为目的，在国际上少见。”曾出版多部纪实作品揭露收藏市场黑幕的文化学者吴树说，普遍的做法是，鉴定专家会对被鉴定的古董估出可能比实际价值高得多的评估价，因为这与鉴定专家的利益直接挂钩。“目前在业界，不开鉴定证书的情况下，鉴定费大约为100元至500元，开鉴定证书的话，鉴定费则上升至2000元到若干万元，根据鉴定专家的名头来，名头越大，收费越贵。”
道德有瑕疵就别混了
张颂斌说：“目前在鉴定中出现的问题，一是水平不到，另一点是有些人以牟利为目的。有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鉴定往往不准确，因为会受到一些利益驱动。”他说，目前，造假技术发展很快，可以说是鉴定跟在造假后面跑。除了大量低水平的造假，还有些造假高手堪比专家，很容易蒙混过关，有些名头很大的文博专家，可能对市场上的造假情况不了解，往往在鉴定中出现纰漏。
针对市场上有些所谓专家“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普通的说成天价”的状况，张颂斌说，鉴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些藏品应该由多位专家分头鉴定，写出鉴定意见，并且要进行讨论，出证书要慎重。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说过，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国外文物收藏界，国外的文物鉴定基本采信个人口碑。比如原苏富比亚洲区主席、瓷器鉴定专家朱廉·汤普森，很多大买家就听他一句话，他说对就对，他说错就错。他不可能被一大堆人裹挟着参与鉴定，也不可能为了拿几个钱就放松鉴定尺度。技术上出错可以原谅，道德出现瑕疵，终生就不可能再在文物行业混了。
真真假假，说还是不说
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白云哲先生认为：艺术品与其他商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往往存在“你说真，我说假”的情况，有时候真说不清楚。它的标准不好界定，古玩店的东西也好，拍卖会上的拍品也好，谁鉴定了？鉴定准吗？往往会出现争议，所以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往往难度很大。有些“打眼”是鉴定专家业务水平准不准的问题，更复杂的是，有了利益驱动，亦真亦假。有人甚至知道是假的，他还去买假，因为他可以再卖出去。
对于很多收藏者来说，文化市场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促进行业自律；一方面要加强文物知识的普及工作，让藏家提高鉴赏水平，减少“打眼”的机会。
据一位业内人士称：在鉴定行业，有着“互相不拆台”的不成文规矩。也就是说，一个鉴定专家已经开出的评估报告和评估价格，同行一般在明面上不会拆台，而会选择私下沟通。在谢根荣“金缕玉衣”的鉴定上，几位鉴定专家就表示，当时是最权威的史树青先生给出了24亿元的评估价，其他专家便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在一次民间鉴定会上，记者也曾见到，对于有些专家鉴定过的藏品，其他专家即使发现有问题也不便发表意见，一位专家无奈地向记者透露：“都在一块儿混，不愿弄些得罪人的事。”据说他还因此曾被人找上门来。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难题。
自律和监管均有欠缺
目前，我国民间的文物鉴定既未形成成熟的行业自治，也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和监管。与文物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如文物保护法、拍卖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等，几乎对民间的文物鉴定没有涉及，有关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序、法律责任等也是空白。
有业内人士称，目前国内艺术品鉴定市场处于“三无”状态：首先是无法律管，虽然文化部2009年出台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文物鉴定有相关规定，但这部行政规章的内容并未涉及目前广泛存在的民间文物鉴定；其次是无机构管，省文物局只对该局批准设立的文物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管理，民间文物鉴定目前没有机构管理；再次是鉴定者无需承担鉴定责任，即使文物鉴定被确定为虚假，也难以追究鉴定者的责任，因为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对此进行明确规定。
济南市博物馆馆长李晓峰说：“前几年，在世界博物馆日，他们曾经组织专家为社会服务义务做鉴定，在鉴定中发现90%的藏品是仿品或者赝品，真正够得上文物级别的非常少。现在古玩市场上动不动就是专家，哪来这么多专家啊？”他认为，要端正文物鉴定市场的风气，既要靠行业自律，也要靠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同时还需要法制建设。“过去文物鉴定是文人圈里的雅事，现在是‘全民收藏’时代，有相关法规的规范，才能保障文物鉴定行业健康发展。”
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
数千件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瓷片在挖掘机下出土，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釉里红。虽然都是残片，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珍贵价值。釉里红，这种稀少的瓷器品种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以其卓然大气的风范，成为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
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
釉里红瓷创烧于元代，但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原因是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销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纹饰不连贯。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
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
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
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
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
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
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乾隆以后，中国瓷器烧造最辉煌的时代渐渐远去了。嘉庆初期，乾隆以太上皇身份临朝，一切与乾隆时期无二，到乾隆死去，进入清中期，嘉庆皇帝崇尚节俭，官窑生产也不断缩减，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数量开始减少，工艺开始下降，胎体渐粗，釉汁渐稀，釉里红色变暗。和世上的一切有着共同的命运，釉里红，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瓷器品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
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
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三）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
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
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
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乾隆以后，中国瓷器烧造最辉煌的时代渐渐远去了。嘉庆初期，乾隆以太上皇身份临朝，一切与乾隆时期无二，到乾隆死去，进入清中期，嘉庆皇帝崇尚节俭，官窑生产也不断缩减，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数量开始减少，工艺开始下降，胎体渐粗，釉汁渐稀，釉里红色变暗。和世上的一切有着共同的命运，釉里红，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瓷器品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收藏欣赏]瓷器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组图)
数千件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瓷片在挖掘机下出土，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釉里红。虽然都是残片，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珍贵价值。釉里红，这种稀少的瓷器品种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以其卓然大气的风范，成为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
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
釉里红瓷创烧于元代，但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原因是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销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纹饰不连贯。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
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
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
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
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
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
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乾隆以后，中国瓷器烧造最辉煌的时代渐渐远去了。嘉庆初期，乾隆以太上皇身份临朝，一切与乾隆时期无二，到乾隆死去，进入清中期，嘉庆皇帝崇尚节俭，官窑生产也不断缩减，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数量开始减少，工艺开始下降，胎体渐粗，釉汁渐稀，釉里红色变暗。和世上的一切有着共同的命运，釉里红，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瓷器品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瓷器里的那些款儿
五代 定窑白釉“官”字款碗（刻划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国古代在陶瓷上所落的款识，大致可以分为刻划款、书写款和印制款这三大类。在这三大类落款方法之中，又可以细分出更多不同形式的落款。虽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
在这三类款识里“刻划款”出现的年代应该相对最早。在陶器上用硬物刻划出痕迹的技术要求很低。烧制之前在湿软的陶胎上，树枝草棍随便一划就可以完成。就算是在烧制完成的硬胎上刻划也不算什么难事，完成的只是物理的变化。但是在陶器上书写款识的难度相对就要大一些，起码要等到有适合的颜料和类似毛笔一样的工具出现之后才能达到。经过考古发掘的研究，人类早期烧造和使用的陶器都是单色的红陶、灰陶等。复色的彩绘陶和彩陶直到新时期时代晚期才逐步出现。所以用另外一种颜料在陶器上用书写的方式落款较之刻划款的出现一定更晚。
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彩陶钵
虽然人类在陶器制作当中很早就使用了印制的方法，比如印制一些简单的绳纹或者麻布纹作为装饰。但利用印制的方法落款，起码要等到人类有意识、有要求的大批量生产同一类陶器的时候才会出现。否则为几件陶器专门制作一个落款的印章，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制的目的就是利用工具复制，提高效率，保证一致性的同时节省人力。
另外印章的出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实物就是商代的，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这两枚印章由于缺乏出土资料的证明，年代尚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普遍的认为印章的使用流行年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近了。
中国的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础之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直至东汉、三国时期才逐渐成熟。早期的瓷器也像陶器一开始那样，都只是单颜色的。要使用其它颜色的彩料在瓷器烧制之前落款，当时还是达到不了的。即使是用书写的方式落款，也只能是等瓷器烧好后用墨汁拿笔去写。不过这种方式很难长久的保存下来。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带有准确纪年款识的最早的一件瓷器，是一件越窑的青釉虎子。1955年出土于江苏省南京市赵氏岗一座东吴时期的墓葬。如今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被列为了第三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国宝之一。在这件虎子的器腹当年的工匠用利器刻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的铭文。“赤乌”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准确的记录这件虎子制作于公元251年，距今已有1766年。
至于在这件越窑虎子之前，究竟还出现没出现过书写款和印制款的瓷器，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实物证据，不得而知。目前我们只能认为，瓷器在最初落款的方法就是刻划，在此之后才又慢慢的出现了书写款和印制款。
“艺术之源,鹏成万里”瓷器投资收藏谨防误区！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组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是汉文明展示的瑰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谢肇制在《五杂俎》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称谓的史料。
一、越古越好
陶瓷是民间最广为熟知的古董，不少人认为，烧制年代越久远的陶瓷一定越值钱。不过，在专业收藏家的心里，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姑且不论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古瓷里边有多少赝品，哪怕我们假定这件古瓷是真品，其价格也未必就一定很高。譬如，在陶瓷文化里边属于比较早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虽然老，但其工艺水平和观赏价值均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相差很远，因为来自这段时期的陶瓷制作工艺、造型和装饰实在过于粗糙和简单，难以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可，更不会有多少升值空间。
二、以文物等级论价
前面说过，不是所有老东西都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把文物等同于可以用来投资的收藏品也是不对的。一件陶瓷，能够成为文物，不是因为其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而是其具有某种科学价值和历史研究的价值。我国现存文物，是按其年份长短、艺术水平高低、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等不同情况，来划分标准的。有些陶瓷，譬如仰韶文化阶段的一些粗陶，在文物评定上达到了等级标准，但流通到市场上的价值却不见得很高。加上珍贵文物是法律禁止买卖的，我不建议个人收藏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陶瓷。
三、越贵越好
不要说收藏古董，就算是到商场上去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单凭价格去衡量这件商品的收藏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不诚信的卖家有可能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高价转手一些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高的商品;另一方面，卖家本身对这件商品价值的认知能力也可能影响到其定价的标准，尤其是面对陶瓷古董这种非常特殊的商品，需要经过非常专业的鉴定才能认识其价值所在。遇到不懂装懂的卖家，他们常常会把一些赝品当成真品来卖。此外，在缺少参照系或者足够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交易价格也容易冒虚火。可见，遇到标价过高的陶瓷，我们反而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四、凡稀则贵
认为“凡是存世稀少的陶瓷，市场价值必然很大”，与“越古越好”的认定标准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影响一件陶瓷市场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收藏古瓷器，其来自哪些重要的窑口？造型是否独特？纹饰是否精美？当这些不特定的条件均具备的前提下，这类作品的存世数量有多少，才会成为市场对其进行定价的重要参考。反之，如果其它必要条件均不具备，或者大部分不具备，那么这类陶瓷就算存世只有一件孤品，也不会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五、必须完好无损
这实际讨论的是一件陶瓷上的瑕疵对其市场价格的影响。对于许多民间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他们的观念都非常传统，认为一件陶瓷只要有地方破损了，其价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收藏价值。实际上，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标准。陶瓷作为一种易碎品，虽然其保藏比书画要容易得多，但是在运输、展示和交易等各种移动活动中，都有可能因为不确定的意外而受损。尤其是对于一些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古陶瓷来说，其经历的天灾人祸、时代变迁就更多，能够流传至今已非常稀少，而能够保管得完好无损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哪怕在一些国家级的博物馆里边，我们看到的也多是一些带有各种瑕疵的残品。对于名窑精品陶瓷来说，即使是残片仍然价值不菲。
六、无款不好
没有落款，即是无名作品。有些人认为只要是没有落款的瓷品，都不会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在中国陶瓷史上的许多重要时期，即使是官窑生产出来的精品瓷品，也是没有落款的。根据考古研究，真正有官窑款瓷器始于明朝永乐年间，但因为当时是专为皇帝定烧的，产量不多，存世量更是极少，市场上也难得一见。在整个明清两代，也存在大量无官窑款的瓷器，譬如空白期(正统、天顺、景泰)、泰昌、崇祯，尤其在康熙前期，根本不允许使用本朝皇帝年号作为款识，这才出现了那时特有的“官搭民烧”的行业现象。这些无款瓷，同样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
瓷器上 春天里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唐代诗人韩愈在早春时节写的诗作正切合人们的心意，以至于千百年来吟咏至今。的确，春天是让人希望倍增又催人向上的季节，如诗如画，如歌如酒，万紫千红，青山绿水，就连瓷器上，也有万千春意，令人不禁为之陶醉。
喜鹊报春。“清泉涌处乱云堆，古柏迂曲状如梅。喜鹊昂头迎过客，声声喜语报春归。”（清·郑檀《喜鹊登梅》）喜鹊一声叫，大地春已归。图一是产于民国年间的粉彩笔筒，它高11.6厘米，直径7.7厘米，口径6.3厘米，描绘的便是喜气盈盈的春天情形。你看朵朵牡丹盛开，娇艳无比，而喜鹊站在杨柳枝头，欢悦鸣叫。在清晨的微风中，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下，杨柳沙沙作响，而牡丹绽放笑脸，喜迎春色。整幅图欢快，轻盈，热闹，和谐，春色三分醉，三分随鹊叫，四分随花开，春天的舞蹈，宛如《霓裳羽衣》，楚腰纤细掌中轻，这般曼妙多姿，将生命之美演绎得尽善尽美。
春回燕舞。“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元·乔吉《天净沙·即事》）春回大地，莺歌燕舞，美丽人间，热闹异常。图二是一只民国年间的粉彩盘，直径25.5厘米，描绘的正是春天来临之际，双燕飞舞的情形，只见一树桃花红艳艳，杨柳依依也含情。在柳叶深处，有两只燕子在翩翩飞舞，仰首相向，夫唱妇随，在这美丽的春天里，奏出一曲琴瑟和鸣的交响乐。灿烂的桃花，飘飞的柳叶，相映成趣，这是过去常见的乡间美景，只可惜，到现在也已经不可多得。
桃红柳绿。“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唐·王维《田园乐》）春天里，桃花之红，柳树之绿，红绿交映，春意无边。图三是一只民国时期的将军罐，用粉彩绘制，口径16.5厘米，底径15.8厘米，高20.9厘米，上面的盖子就像古代将军的帽子，故名“将军罐”。只见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柳叶飘飞，宛如长发，柳树上还卧着两只安静的燕子，说春天，春天宛在。在罐的另一边，有题诗，“无限鲜红嫩绿，几多燕语春声”。该罐为民国粉彩名家公兴昌所制，器形规整，釉面均匀，画面精美，实为佳作。
花艳鹊歌。“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刘禹锡《赏牡丹》）牡丹，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艳冠群芳，为花中之王。图四是一只民国时期的粉彩罐，口径7.8厘米，高18.8厘米，底径5.6厘米，描绘的正是牡丹正艳，寒梅正芳之时，喜鹊在花丛中欢歌的情形。牡丹花大叶肥，梅花香气扑鼻，喜鹊身强体壮，弥漫着青春健康的气息，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背面有题诗，“春风吹醒万物，花开莺歌燕舞”，这般传神的诗句，令人备受鼓舞。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思，春情，春愁，春意，皆在心间。春天里，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于心大好，赏心悦目，养性怡情，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