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纹饰。
鹿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种瑞兽，有祥瑞之兆。《宋书·符瑞志》载：“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由此可联想到，聪明活泼的群鹿，不只讨人喜爱，还极具品位。因而，有人认为，“古代鹿纹只出现于皇家之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不可多得的明人《百禄图》。此画佚名，用笔极其细腻（图1）。“卷首描绘山峦叠嶂及瀑布溪流，松石掩映的岸边群鹿或奔跑嬉戏，或觅食小憩，神态各异，充满著生机勃勃的气象。画面几组采芝童子肩披叶裳，手提竹篓，负锄行走於山间。采集灵芝、仙草服食，可以长寿延年”。 对于画面出现100只鹿的这幅明代卷画，院方在说明文字上称：“百有多义，鹿与禄谐音同，‘百禄’取其吉祥富贵之意，传达出人们向往美好、吉祥之祝愿。此卷虽无名款，从其主题与画风来看，应是明代中期宫廷画家所作。”
（请横屏观看）
明代瓷器上的百鹿图
应运在瓷器上的“百鹿图”，据现有资料可知，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而且，仅见于官窑器物。带有“大明万历年製”官款的百鹿图五彩罐（图2），可以为证。笔者这样说，其实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有了“明代中期宫廷画家所作”的“百鹿图”蓝本，始有装饰在官窑瓷器上的“百鹿图”，这源和本的关系，以及先后顺序，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二是，台北故宫所藏明人《百禄图》，尽管佚名，院方认定其出自于“宫廷画家”之手，不无道理。画作如此精到，又是画栩栩如生的群鹿，显然为取悦于皇上。就凭其功力或创作目的，亦可知当属宫中画师所为。
万历瓷的百鹿图，有五彩和青花二种，形制皆为罐。
万历五彩百鹿图罐，器形浑圆，日本松岗美术馆所藏万历五彩百鹿图罐（图3）高度为34.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36厘米。广平底，中心内凹施白釉，釉下落青花 “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这两件五彩瓷，器身纹饰饱满，绘画用笔直率朴拙，主题纹为体态各异的百鹿，辅助纹绘松、石与山溪。施彩浓重，给人以强烈视觉反差：洞石、树叶施浓绿，赭色画树干；仙鹿设枣红、杏黄、青花、淡米黄、赭紫等五色。百鹿造型古拙：或漫步于林间树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整器主题鲜明，色彩绚丽，属万历时期五彩瓷器代表作。
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传世不多，高度约60厘米上下，所知三件，均无款。此青花百鹿图罐高59.5厘米、口径27.3、肚径52、足径34厘米。造型敦厚，胎质坚实，画面纹饰繁密（图4）。青花为回青料，色泽蓝艳泛紫，当属万历中期之物。未看到器物之前先得到图片。较五彩器，因其“纹饰精细程度明显超越了时代”，令笔者甚感迷惑。待上手细察，那做工、那胎料与火石红（图5）、那蓝中微微泛紫的青花色泽以及那数百年下来的使用留痕，表明此件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绝对假不了。对于明代瓷器，笔者情有独钟，明青花瓷看似画意简洁、信手得来，其实画功飘逸，极具品味。但是，明晚期器物的纹饰，通常画得粗犷或过于草率，颇有明代玉器“粗大明”的风格。可眼前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纹饰细微堪比康雍瓷，动物与景色层次丰富：山峦叠嶂，浮云溪流，井然有序；群鹿形象生动，不但雌雄有别，还可窥见公鹿母鹿携小鹿之“合家乐”欢情。而罐上的欢腾鹿群，密布全器，经细细盘点，那神情并茂的梅花鹿达105只，是名副其实的百鹿图（五彩瓷上的鹿纹，数目稍有不足）。
在瑞典斯特哥尔摩亚洲艺术馆，也有与此罐造型、纹饰完全相同的明代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图6），罐高60厘米，连盖达72厘米，同样亦不带款。总而言之，与五彩罐相比较，青花百鹿图罐的尺寸更大，气势更恢弘，且“构图饱满、纹饰精致，所绘鹿的神态更生动，山峦的层次也更明显，较署款者均有过之而无及”。
万历百鹿图罐制作年代
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万历五彩百鹿图罐的制作年代，估计在万历早期至中早期；青花百鹿图罐，纹饰较五彩罐繁复、尺寸亦大，其生产年代当略晚。鉴于青花回青料于万历晚期已基本告罄。所以，青花百鹿图大罐的制作年代，应该不会晚于万历晚期。而御窑厂于万历中晚期时，曾出现过一次工潮：“万历二十七年，太监潘相督造龙缸，由于逼迫严紧，窑工童宾跳火自焚，激起工匠们的反抗（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据说，愤怒的工匠们当时还放火烧了御窑厂，致官窑生产自万历后期起，受到了影响。为此，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谈明五彩时特意提道：“万历以后，五彩器渐趋衰败，至明末，昔日济济葳蕤之态势已不复有”。综上所见，可以认定，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的生产年代，大致在万历中期的短短的十数年间。
明嘉靖、万历时期，有些明显为官窑器的青花瓷或彩瓷，器身上下却不见有款识。比如明代嘉靖和万历时期生产的一种青花云龙纹小口瓶［1］，龙为五爪，制作精美，却不见署款。当然，此器虽然无款，却可从龙的造型和青花用料上明确断代：双龙作闭嘴状、青花色泽深浓泛紫者为明嘉靖朝（图7）；双龙作张嘴状、青花色泽蓝中泛灰者为明万历朝（图8）。还比如1973年于陕西绥德马如龙夫妇合葬墓出土、被国家定为一级品、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明代斗彩饕餮纹鼎（图9），亦无款。此器造型系仿商周青铜方鼎，器体四角与外壁中间凸起八道扉棱，制作规整，色彩凝重，纹饰繁复精细，为万历斗彩之稀有品（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录·一级品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官窑不署款的现象，清代康、雍、乾三朝，亦时有发生。“康熙不尚尊号”，故早期常有不署款或只署寄托款的官器。据《浮梁縣誌》载，直到康熙十六年，朝廷仍“禁镇户瓷器書年號及聖賢字蹟，以免破殘”。所以，康熙早期时官窑多无款，有的则署寄托款。《唐英瓷务年谱长编》载：雍正朝“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故时有不署款者。台北故宫的一件青釉笔筒，系清宫旧藏，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定为北宋官窑青瓷（见台北故宫1989年版《宋官窑特展》之图62）。其实，乃是雍正时期之无款官窑器，此误断，近年才已得以纠正；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一些器物，也有故意不署款的现象。据载，乾隆皇帝曾多次传旨：“仿旧做不要款”，有的“不必落款”。至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一些器物为何不署款，原因不详，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万历早期，《百鹿图》首先在五彩器上亮相，当是有原因的。其一，五彩瓷在明代是与成化斗彩、永宣青花比肩的瓷器品种，系明嘉靖、万历时期最著名的品牌。尤其在万历，“五彩器的制作达到了鼎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堪称空前绝后（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其二，“万历是明代十六个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在位四十八年…道教纹饰也较嘉靖时运用更加广泛（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道”。而“‘仙道贵生’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宗旨”，道教的教义思想和神仙方术无不发端于此。于是，生产年代晚万历五彩百鹿罐的青花百鹿罐，便在其颈部，出现了仙鹤纹。这仙鹤仙鹿纹，正是道教教义思想的体现。既然万历早期已有绘五彩的百鹿罐，继而以带有仙鹤纹的青花百鹿罐更完美地再现道教信仰，当属一个新的发展与提高。再说，工潮之后，万历五彩器已进入衰败期，以青花绘制百鹿罐，乃属无奈之举。
清代瓷器上的百鹿图
倘若论及绘画水准，清乾隆粉彩百鹿图尊，较明万历百鹿图罐，则更为精致，更为写实。
清乾隆粉彩百鹿图尊（图10），在国内博物馆如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和景德镇博物馆均有收藏，“部分西方和日本的藏家手中，亦可觅得其踪影”。勿庸置疑，乾隆粉彩百鹿图尊，在公家博物馆里，绝对属于重器；于私家博物馆，当是镇馆或压宅之宝。而且，众多百鹿尊在传世的同时还表明，乾隆时期对粉彩百鹿图尊的烧造十分重视；粉彩百鹿图尊一定为乾隆帝所钟爱。
说起清代百鹿图，得提到一位取汉名为艾启蒙的洋人。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由他主笔，创作了一幅中西合璧之作《百鹿图》（图11）。此幅长卷，材质为纸本，纵42.5厘米、横423.7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艾启蒙（1708－1780）系波希米亚（今属捷克）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乾隆十年奉旨進京，初在造办处画画行走，后入值如意馆”。艾氏工人物肖像、走兽、翎毛，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他们带来了西洋派画法的凹凸阴阳理论和准确的透视画法，形成新体画风，对当时宫廷绘画，有一定影响。”艾启蒙所绘《百鹿图》长卷，以塞外草原风光为景，“满山丹枫黄叶群鹿遨游其间，或行走游水，或跪卧憩息，或抵角而斗。艾氏运用西洋技法表现皮毛质感，麋鹿脚部轮廓笔力较为柔弱。山水树石则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属于合笔之作。”
历史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明、清两代名闻遐迩的“百鹿图”彩瓷上，不难发现，它们各有各的蓝本。如果说，明代万历“百鹿图”罐，借用了“明代中期宫廷画家”所作“百鹿图”的蓝本，那么，清乾隆“百鹿图”尊，用的则是本朝蓝本。庋藏在众多博物馆的清代乾隆粉彩百鹿图尊无不让人可以明辨，乾隆百鹿图尊之梅花鹿用笔工细缜密、注重解剖结构，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富有立体感和毛质感。画面中，尽管苍松翠柏与山石均为中国的自然景象，但梅花鹿的画法及其表现出的透视感与阴阳凹凸的光感，同中国水墨画的笔墨，均有明显区别。而此幅洋为中用的构图，原本就是中西“合笔之作”《百鹿图》之本意，亦即艾启蒙所擅长的“西法中用”的本色。
关于乾隆粉彩百鹿图尊的烧造，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乾隆年间，皇帝密旨，要求景德镇御窑厂推陈出新制造人间至‘尊’珍瓷。景德镇御窑厂数千名窑工苦心研究，耗时十年，经过上万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盛极一时的皇家最大瓷尊器型‘鹿头尊’，并将‘祥瑞百鹿图’纯手工首次绘制于皇家经典器型尊上，地位尊贵至极。乾隆六十寿诞，群臣祝寿，乾隆谕旨只允许三品以上官员才能进宫拜谒‘百鹿尊’，足见其地位尊贵，被誉为‘千古第一瓷’”［2］。
艾启蒙与沈铨
艾启蒙，年长乾隆3岁，于“乾隆十年奉旨進京”，时年38岁。艾启蒙受业于郎世宁，画法与其相近。因“西法中用”，得到朝廷器重和皇帝欣赏，被赐三品衔，诏入内廷供奉。“乾隆二十年（1755）曾制作紫光阁武功图中《准噶尔战功图》；二十七年（1762）与郎世宁、王志诚同绘《得胜图》铜版画稿；三十二年（1767）以精于绘事、授以奉宸苑卿。三十六年（1771）孝圣皇后（乾隆的母亲）八旬万寿，命绘《香山九老图》，著录于《国朝院画录》；三十七年《十骏图》。七十寿辰，乾隆赐绸六匹，御赐‘海园耆龄匾额’；四十五年卒于北京，依郎世宁之例，赠侍郎衔。”
著录称：“艾启蒙传世作品有《驯吉骝图》《百鹿图》等，分别藏于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见在中国清代绘画史上，艾启蒙与其《百鹿图》，皆占有一席之地。2008年7月16日，台湾省邮政还以“清艾启蒙百鹿古画”为主题，发行了艾启蒙百鹿图古画邮票一套（8枚）。这似乎又表明，《百鹿图》绝对是幅不朽之作。
有关乾隆粉彩百鹿图尊之蓝本，有研究者称，“此图的粉本出自清初宫廷画家沈铨《百鹿百鹤图》”［3］。
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沈铨，字衡之，号南苹。浙江德清人；一作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约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少时家贫，随父学扎纸花。20岁左右，从事绘画，并以此为生。其画远师宋代黄家画派，近承明代吕纪，画花乌走兽，工整浓丽。雍正九年(1731)，受聘往日本长崎，留寓三年。日人重其画，学他的颇多。晚年寄居于苏州，继续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书画艺术之研究。
沈铨东渡日本，据说与《百马图》有关：“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中国经商，在市场上偶然见到沈铨画的一幅《百马图》，画面上一百匹骏马，构思奇妙，栩栩如生。这位日本商人非常喜欢这幅画，把画买下来，带回了日本。说来也巧，日本宫廷正在招募画师，准备开设画馆。商人就把《百马图》呈献上去。日本天皇见到《百马图》，非常钦佩沈铨的绘画本领，决定派特使到中国聘请沈铨到日本任教”。
沈铨的名作有《百马图》、《锦鸡秋花图》、《松鹿图》、《黄甲联蝉图》、《仿林良芦雁图》、《梅鹤图》、《梅花绶带图》、《鹤群图》、《柳阴惊禽》、《秋花狸奴图》、《盘桃双雉图》、《双鹤图》等，却不见有《百鹿百鹤图》。
《松溪群鹿图》与《百鹿图》
沈铨另有幅不见经传的十二条屏《松溪群鹿图》，近年从日本回流后两次出现在拍卖会上。第一次在2008年中国嘉德秋拍的古代书画专场上，这幅作品的估价为300万。“画应该是嘉德从日本重要家族手里征得”。由于“这幅画品相太好，很多人都认为是新仿”，全场就一个人在举牌。最后破例以295万落槌价敲给了举牌者马德光。第二次是2010年年底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5周年秋季拍卖会上，经过10多次激烈竞价，最终以2800万元落槌。马德光“2008年买画，2009年提货，2010年卖出，仅两年时间增值10倍。时间如此短，增值如此快，至今都是古代书画拍卖中的一个传奇。”
乾隆“百鹿图”尊的蓝本，会不会是《松溪群鹿图》（图12）？
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亦非常小。《松溪群鹿图》上的题识为：“丙午天中节摹吕振廷笔意于西溪小筑。吴兴沈铨”。丙午年，即雍正四年(1726)。此时，沈铨的名气不大，他是在“应日本天皇之聘，偕弟子东渡日本，历时3年，深受日本人推崇，被称为‘舶来画家第一’”的东渡归国后，才“声誉大震，传至京城”。由于这幅《松溪群鹿图》，画面上不见有其他收藏者的鉴赏章，于是，存在一个谜：《松溪群鹿图》十二条屏，是否会在他“偕弟子东渡日本”时，一块去了日本？
据马德光分析，这件作品，“自从画好后就没有挂过，保存得非常好，因此看起来跟新的一样”，以至竞拍时，“全场就一个人在举牌”，让他捡了个漏。
假若280年来，《松溪群鹿图》始终没有回过国。那么，乾隆粉彩百鹿图尊，又如何以它为蓝本？即便《松溪群鹿图》没有出过国门，这幅“摹吕振廷笔意”之《松溪群鹿图》，能否为乾隆爷所赏识？显然也是个未知数。
而艾启蒙之《百鹿图》（图13），却盖有《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和《乾隆御览之宝》（参见图11）四方印章，可见乾隆之宝爱。据查，艾启蒙《百鹿图》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4］，系奉命而作。当时，乾隆帝年方39。若为祝寿，不管是四十、五十，还是六十大寿，确实都可派上用场。
从艾启蒙的生卒年月及“诏入内廷供奉”的情况来看，艾氏《百鹿图》的问世，同乾隆密旨烧造粉彩百鹿图和六十寿诞之说，恰巧能对得上号！甚至可以说，《百鹿图》的创作，同乾隆粉彩百鹿图尊的面世，未必属巧合，而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何况，受到乾隆器重的艾氏，自“入内廷供奉”到去世，事业始终如日中天、一番风顺。鉴于此，可以肯定，乾隆粉彩百鹿图尊之蓝本，非艾氏《百鹿图》莫属。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乾隆御用瓷上，遗有鲜明西画印痕的美瓷并不少见（图14）。这些，足以证明乾隆帝的艺术品味与个人嗜好。
罐与尊
作为时代珍品的百鹿图瓷器，明代器型皆为罐；清代器型皆为尊。这并非偶然。因为，罐与尊，在明清两个时代，各有各的涵义。
罐
作为远古时代重要的盛貯器，我国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作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图形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属当时代表作。唐宋至元代，是我国瓷制罐，走向全面发展的輝煌时期，各地名窑都有建树。元代后期，景德镇窑青花瓷异軍突起，以亮丽的釉下彩绘，奠定了其一统天下的局面。可是，作为盛貯器的罐，它的功能始终没有变。但是，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狱”，让人了们大长见识。
既然字的发音，那么重要，以至见刀见血！那么，与“官”的谐音相同的“罐”，真得太诱人（瓶的谐音，与“病”有点纠缠）！试想一下，天地间诸多好事，岂不都因了一个“官”（罐的谐音）字？莫说“做官可发财”，就为能造福一方、能替天行道和光耀祖宗，走“官”场仕途，也是大丈夫立身处世的人生正道。于是，颇具雄风的罐，在明人心目中，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劝人讲礼教的陈设品（图15）。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出现的频率，也就大大高于瓶，最终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摆设的重要物品，并成为景德镇明代瓷器生产的大宗。这些，从明代刻意制作的圆罐、扁罐、四楞罐、六楞罐、八楞罐到四方罐、六方罐、八方罐等各类罐式上，以及明代罐多瓶少的遗存上，都可得到印证。
譬如，成化斗彩天字罐（图16）。“天”是什么意思？以笔者理解，“天”，即天子，代表“替天行道”的皇帝本人。“天”字罐，寓意“天下第一官”。成化斗彩天字罐底部的署款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与“天”字款两种，大凡署“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必带双圈，凡是署“天”字款，必无拦无圏！天下第一官！怎么可以加拦加圏呢？康雍时期加了圈，那是因为没有读懂。
至嘉靖、万历年间，明代人比以往更加注意器物的寓意，想出了许多名堂。譬如，一种小罐，主题纹绘三友图（松竹梅），却于纹饰内暗藏“福、禄、寿”三字。这种以花枝盘绕成字的装饰方法，始于嘉靖，至万历时多见。而此小罐肩部锦地开光内，又再分别铭“福、寿、康、宁”文字（图17）。还譬如“长命富贵”钱币形吉语款，那长命富贵之“富”，宝盖头上大多数缺一点（图18），寓意富贵不出头、子子孙孙永远富贵！万历皇帝热衷于道教，企求长命百岁、长生不老。于是，作为官窑品的极致，颈部绘有仙鹤与祥云纹的“百鹿图”，当然要在罐这一制式上，大大地表演一番。
尊
再讲讲尊。“尊”在古代作祭器和礼器，商周时专作酒器。其形制为侈口、粗颈、折肩、腹部下收。南北朝青釉莲花尊器身加高，造型宏伟（图19）。宋代时尊盛行，汝窑、钧窑（图20）、官窑烧制的尊，专供宫廷陈设用。“但明、清时期有些大型、敞口的瓷瓶，习惯上也称为尊。（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 例如康熙的观音瓶、柳叶瓶、萝卜瓶等，都以尊呼之。为什么，人们当时仍很在乎谐音，出于“趋吉避凶”的心理，故以尊代替瓶的称呼。但是，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人们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比如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图21）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瓶）安”，同“平（瓶）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于是，瓶器名正言顺得到宠幸，罐则被贬去重当盛貯之用器。这就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然而，从罐、瓶、尊三者的演泽中，人们可见出，“尊”的地位历来显赫。所以，乾隆六十大寿时，才会密旨“景德镇御窑厂推陈出新制造人间至‘尊’珍瓷”。乃致“景德镇御窑厂数千名窑工苦心研究，耗时十年，经过上万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盛极一时的皇家最大瓷尊器型‘鹿头尊’”的传说。
“鹿头尊：收口，腹上敛下垂，夔耳，倒置器身若鹿头或牛头，故称之为‘鹿头尊’或‘牛头尊’。始见于清康熙，至乾隆朝盛行。当时粉彩器多以青绿山林为景，绘十鹿或百鹿奔跑、穿行于山林之中，故亦称‘百鹿尊’。青花器多绘缠枝莲纹，以青莲谐音‘清廉’，因而又名‘青莲尊’”。
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乾隆百鹿尊，形制有两种，一种肩部附双耳（图22），一种肩部无双耳（图23），似乎可佐证上述之传闻：无双耳的百鹿尊，“器身纹饰的近景是一群鹿聚集在草地上，远处的岩石上也有一群鹿，与远景的山峰呼应”，所落“乾隆款属于乾隆早期，不同于其他类似器型和其它的百鹿尊上出现的款识”。可见，乾隆时期最初设计的百鹿尊，原本无耳，“为了形成更受欢迎的器型”，才在肩部配置有螭耳。
结语
由上可知，明代官窑“百鹿图”瓷，器型皆为罐；清代官窑“百鹿图”瓷，器型皆为尊。明、清两代皇帝，尽管赋予百鹿图瓷外观之人文精神，有明显不同。但是，器物各自的内涵与功用，却完全一致，都是寓意长寿吉祥，都是特殊等级和身份的象征。
瓷器上的百鹿图，创绘于道教盛行的万历年间，当然有其必然性。相传鹿是极其长寿的仙兽，“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于是这仙鹿，应该获得企盼长命百岁的万历帝的青睐。可是，这又何尝不是“十全老人、古希天子”之追求？
对“百鹿图”表现出极大兴趣的万历皇帝与乾隆皇帝，还有一点，居然亦完全相同。即，在明、清两代，他们都属于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是明代十六个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在位四十八年”；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注释
［1］：高阿申《瓷器收藏实鉴· 罐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3］：范光花《“千古第一瓷”：乾隆粉彩百鹿尊》、《收藏快报》、2012年9月4日。
［4］：百度-《清 郎世宁 弘历平安春信图轴》载：“乾隆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王致诚奉命再画圆光美人图一幅，丁观鹏仿画丁云鹏《十八罗汉手卷》二卷、《罗汉手卷》一卷。传旨着郎世宁用新宣纸画《百鹿图》手卷一卷。（按《百鹿图》手卷，在刘逎义与石田干之助两位所开列的郎世宁作品表中，均无此项画名。）”
高阿申家庭生活照
笔者认为：艾启蒙“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多次一块作画。查“郎世宁作品表中，均无此项画名”，而艾启蒙传世作品中，却有“用新宣纸画《百鹿图》手卷一卷”。况且，上面还盖有《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和《乾隆御览之宝》和四方印章。鉴于此，可以认定，上述关于乾隆十四年七月十五日记载中的所谓“传旨着郎世宁用新宣纸画《百鹿图》手卷一卷”，当系“传旨着艾启蒙用新宣纸画《百鹿图》手卷一卷”之笔误。同时，还可以认定，作于乾隆十四年的《百鹿图》，当系艾启蒙奉旨而作的。
附图说明
编号
名称
备注
明 百禄图 全图及局部图
台北故宫藏
明 万历五彩百鹿图大罐及底款
台北故宫藏
明 万历五彩百鹿图罐
日本松岗美术馆藏
明 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
欧洲回流、私人收藏
明 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局部图
欧洲回流、私人收藏
明 万历青花百鹿图大罐
瑞典斯特哥尔摩亚洲艺术馆藏
明 嘉靖青花龙纹小口瓶
笔者藏
明 万历青花龙纹小口瓶
笔者藏
明 万历斗彩兽面纹方鼎 《中国文物定级图录·一级品下卷》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清 乾隆粉彩百鹿图尊
上海博物馆藏
清 艾启蒙纸本《百鹿图》长卷
台北故宫藏
清 沈铨十二条屏《松溪群鹿图》
2008年中国嘉德秋拍
清 艾启蒙纸本《百鹿图》之局部图
台北故宫
清 乾隆珐琅彩西洋人物瓶
日本永清文库藏
明 万历五彩富贵功名图罐
私人收藏
明 成化海水龙纹天字盖罐
北京故宫藏
明 万历青花松竹梅盘“福、禄、寿” 铭小罐
笔者藏
明 青花“长命富贵”飞凤小碟 实物拍摄
笔者藏
北朝 青瓷莲花尊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北宋 钧窑紫红釉尊
北京故宫藏
清 平（瓶）升（笙）三级（三戟）图
张慈生、邢捷《文物图注》
清 乾隆粉彩百鹿图尊（无双耳）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清 乾隆粉彩百鹿图尊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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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瓷器上的纹饰
明清瓷器的纹饰中，常有故事题材或寓意题材，有些题材耳熟能详，有些却鲜为人知。这些瓷画题材越来越受到陶瓷学者和收藏家们的关注，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今日将一些题材尝作浅析，以期引玉，与诸家交流。
青花象纹笔筒
明崇祯年间 1634-1643年，高 19。5厘米 口径 19厘米 足径 18厘米，巴特勒家族藏。
笔筒的绘画具有典型的转变高峰期风格：以一簇簇V型符号表示草地，多层次的山石，也有常见芭蕉和松树。具备这些特征并带有纪年的器物，制作于1634-1643年间。
笔筒器身所绘为大象洗浴的仪式称为“扫象”，流行于明代晚期，象征净化心灵之意。
苏武李陵故事明崇祯年间 1635-1640年，高 30厘米 足径12。5厘米，巴特勒家族藏。器腹绘汉李陵和苏武会面的场景。李陵是汉代一名年轻有为的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因寡不敌众被俘。武帝将其全家抄斩。李陵因而不愿返汉。后武帝遣苏武出使匈奴，却为单于所拘。单于以李陵作说客劝降苏武，十八年后方获释。画面所表现正是苏武和李陵第二次会面的场景，李陵对苏武的忠贞不渝表示敬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亏于心。
明末遭受满人的侵袭，盖罐的故事反映了对明廷忠心不二的政治意愿。
布袋和尚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20。8厘米 口径 17。3厘米 足径 11。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器外青花画面应为布袋和尚，周围有六童子。或拉念珠，或爬上他肩头挠耳，或拉他衣服。另外一只鞋被穿走了，禅杖也被抗走了。面对这帮淘气的小顽童，和尚不气不恼，依然乐呵呵。这是布袋和尚的本色和可爱之处。
据文献记载，布袋和尚为五代梁时明州奉化（今属浙江）人，名契此，号长汀子。传说常以仗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端坐岳林寺磐石，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文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遂入灭。后现于他州亦负布袋而行。长期以来，有关布袋的绘画作品时有发现，明末和以后清代景德镇瓷器上，这样的题材屡见.
竹林七贤故事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1厘米 口径 18厘米 足径 17。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伯夷叔齐故事
青花伯夷叔齐故事图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21。9厘米 口径 18。4厘米 底径1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直身，平底 青花山水人物展现了山水掩映下的城墙外，两名平民打扮的人物，正向由武士和侍女簇拥的帝王装束的骑马者拱手致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拱手者为伯夷和叔齐，帝王装束者为周武王。
青花丙吉问牛故事缸
明崇祯 168-1644年，高16。6厘米 口径：21。1厘米 足径：10。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外壁绘青花山水人物图。在湖光山色的景致映衬下，一名农夫手牵一头水牛，面对一位朝廷官员，官员身后有执旗幡和扇，牵马，捧物的三名侍从，此图为丙吉问牛的故事。
文王求贤故事
五彩文王求贤故事图盖罐
明崇祯年间 1640-1643年，高：19厘米 口径：17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器身绘画采用红、绿、黄、紫、松石绿以及黑色多种彩料，表现周文王访求姜太公的故事。罐盖绘八婴游戏图。其中一个在放风筝。盖与器身多处以淡松石绿色敷彩，使此罐更显珍贵。
二仙故事图碟
明崇祯年间：1640-1643年，高：5厘米 口径：21厘米 足径：8。5厘米，巴特勒家族收藏。碟胎体厚重，弧壁。口沿涂有一周酱釉。圈足无釉粘砂，底施釉。碟内以红彩，两种不同色调的绿彩，以及黑彩描绘了八仙中的铁拐李和蓝彩和。背景为山水图，二仙衣服飘扬，一小鬼从李铁拐的葫芦里冒出来。二仙所走的地面淡施红彩，使画面显得非常写实。此外，画中可见多层次的岩石和V字形草地。具有明显转变高峰期的特征。
五彩海水龙纹盘
明崇祯七年（甲戊）1634年，高：5。6厘米 口径：26。3厘米 足径：16。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敞口，深圈足。足外端内敛。器内画五彩文饰两组内心为云龙纹，内壁一圈饰海水，有对称礁石松树四处。外壁绘赶珠龙两条。五彩用彩浓重，手感十分明显。底心釉下有青花双圈款，内书“甲戊春孟赵府造用”。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后，曾分封了许多子孙为王。此盘应为末代赵王朱慈瀚定烧作品。在明代许多王府用祭器都是由朝廷提供。如宣德时期，皇家曾为赵王府定造磁州窑瓷器。在崇祯7年五彩海水龙纹盘上，再次出现与赵王府有关的瓷器内容，这在瓷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事情。因为许多王府用瓷都没有年款。
严格地说，此盘具有明代官窑风格。五彩彩料与明代晚期万历时期的官窑五彩器十分相似，绘画风格也十分接近。只是制作水平稍显粗糙。龙纹也显得苍老，似乎预示着明朝的衰弱。
青花钱塘梦故事盘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6。5厘米 口径：33。3厘米 底径：19。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盘所描绘的是苏小小和司马才仲的离奇爱情故事。
司马仲才为北宋时期文人，曾在苏东坡的举荐下，于秦观幕为官。年轻时在洛阳曾经梦见一美人擎帏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黄金缕》。苏小小是南齐时期钱塘的名妓，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后红颜薄命早卒，被葬于西泠之畔。但以后人们却常见苏小小出现在西湖边。若干年后，司马仲才前往杭州西湖苏小小墓前拜谒。当天夜晚，梦见苏小小，并与之相爱。三年之后，司马仲才死于杭州并葬于苏小小墓侧。这是一个超越了时空，地域的爱情故事，两者时间上相隔百年，在人鬼之间产生了凄美委婉的爱情，惊天地而泣鬼神。
蟾宫折桂
4111 清康熙 青花蟾宫折桂图罐一对
4346 清顺治 青花五彩蟾宫折桂图将军罐一对
蟾宫折桂寓意登科及第，此两对拍品画面构图相似，蟾宫之中，嫦娥及侍女正将手中桂枝给予青云直上的三名书生。
相传月中有蟾，故名“蟾宫”。《淮南子》中记载“羿妻姮娥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折桂”最早用来形容出众的人才，《晋书·郤诜传》中记载“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至唐代由于科举盛行，又因相传蟾宫中有桂树，逐渐将“蟾宫折桂”一词用来比喻登科及第。
和合二仙
4121清雍正 青花加彩和合二仙摇钱树图观音瓶
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主婚姻和谐的神仙，常以蓬头笑面形象出现，手持荷花和圆盒，寓意和合美满，因寓意美好，深受喜爱。本品以通景绘和合二仙立于巨大摇钱树之下，具有和谐美满、财源广进的双重寓意。
关于和合二仙的传说有不同版本：一说唐代高僧寒山和拾得，二人情同手足，至雍正时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由此扬名；一说唐代僧人“万回”，一日往返万里带回远方兄长的家书，亦称“和合”。
桃花源记
4322 清雍正 粉彩人物纹盘口琵琶尊
本品画面中，一男子居于左侧，身旁有船桨。与之对立四人，其中一高士呈迎接姿态，老妪侧坐，身后女子正在与小童玩耍，一派安宁和乐景象。四人身后洞石旁更有一株桃花，为确定故事主题提供重要线索，即为《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陶渊明代表作，为《桃花源诗》序言，借武陵渔人（本品画面中男子即为武陵渔人，身侧船桨为身份标识）行踪，引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将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画面中高士或为作者陶渊明，身后老小共享天伦，体现出桃花源中和谐美满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桃花源记》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麻姑献寿
4355 清光绪 洒蓝釉描金麻姑献寿图观音瓶
本品以洒蓝地描金技法绘制麻姑献寿图，金彩保存较好，颇为难得。
麻姑献寿是非常常见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寓意美好，故而备受喜爱。葛洪《神仙传·麻姑传》中有关于麻姑的记载，麻姑应东汉时仙人方平之召唤，降于蔡经家，自称见过东海三次桑田变化，故而由此以麻姑比喻高寿。另外，还有西王母寿辰时其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故有麻姑献寿之谓。
羲之爱鹅
4072 清康熙 青花淡描羲之爱鹅图高足杯
本品以淡描之法绘高士端坐，相向一童子捧鹅前行，画面简洁明快，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幅羲之爱鹅图。
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尤爱鹅，据说其精研书法体势，得益于鹅之体势。而其爱鹅之事广为流传，是因为他曾给一位山阴道士书《黄庭经》后“笼鹅而归”。而“羲之爱鹅”属于“四爱”之一，关于“四爱”之说有多种不同说法，主流者有两种，其一为“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其二为“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苏东坡爱砚、米芾爱石”。
伯夷叔齐
4082 明崇祯 青花伯夷叔齐人物故事图大笔筒
本品画面中心二人着长袍，跪地拱手致意，应为伯夷与叔齐，相对一年轻者骑于高头大马上，意气风发，是为周武王，旁一老者亦骑于马上，伸手点指，似与武王交谈，是为姜子牙。
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故事，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后人多颂扬伯夷、叔齐为忠烈之士。伯夷叔齐的故事也是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这与《封神演义》在此时之流传甚广也不无关系。同时伯夷叔齐这种具有“殉节”精神的故事，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流行，也颇为值得玩味。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中便有一幅伯夷叔齐叩谏周武王的版画，可引而对读。
清籁阁藏《封神演义》伯夷叔齐图
饮中八仙
饮中八仙指唐代嗜酒好仙的八位文豪，即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杜甫为八人作《饮中八仙歌》，广为流传。瓷器中常以饮中八仙为题材，将不同人物特点跃然器上，别有风趣。
4311 明崇祯 青花饮中八仙图围棋罐
本品所描绘场景为二人对饮，一人举杯进饮，而对坐之人早已不胜酒力，昏睡过去。画面所呈现的是酒仙的豪放姿态，对照《饮中八仙歌》中，或为描述李适之一段“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木兰秋狝
4317 清雍正 粉彩木兰秋狝图大盘
通过本品画面中的大帐、旌旗、侍卫和马上男子手上的猎鹰，可以判断此图为围猎场景。画面中人物均着清装，由此可进一步判断应为木兰秋狝的场景。
木兰秋狝，是清代皇室权贵秋季围猎的盛事，木兰为满语，意为猎鹿。古时四季围猎均有不同称谓，春日称搜、夏日称苗、秋日称狝、冬日称狩。而猎鹿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为了举行“木兰秋狝”，清政府还专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的接壤处设置了木兰围场。
竹林七贤
4441 清康熙 青花竹林七贤图盘一对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七人因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宗师。竹林七贤也是康熙时期较为常见的瓷器装饰纹饰。
耕织图
4446 清康熙 青花耕织图之择茧图大碗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详细记录耕作与蚕织过程的系列图谱，最早由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此后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清康熙帝南巡时见到《耕织图》后，感慨于耕织劳作之苦，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氏基础上，重绘《御制耕织全图》，并亲撰序文，于每图上亲笔题写七言诗，首开清代皇帝亲颁《耕织图》的先河。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共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本品所绘择茧图为织图第十一图，焦秉贞所绘之图与器上所绘十分相似，可资比较。
《御制耕织全图》·织图·择茧图
西厢记
众所周知，《西厢记》是一部受众很广的戏曲，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元人王实甫撰，也是明清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而且每一折均深入人心，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清晰明了。
“墙角听吟”
4293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
这一折所描绘故事为莺莺与张生隔墙对吟，互诉情愫。张生所吟为“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喧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小姐闻声动情，对吟“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二人以诗传情，传为佳话。成书清代的《绣像西厢时艺》中有这一幕的版画，场景相似，可资比较。
《绣像西厢时艺》墙角听吟图
“长亭送别”
4297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折沿大盘
这一折讲述张生为了使得老夫人同意其与莺莺成婚，进京赶考前，莺莺于长亭为其送别的场景。二人依依惜别，又有对吟“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所吟诗句与二人月下传情之诗句颇有前后呼应之意，情浓意重。
《绣像西厢时艺》长亭送别图
玉簪记
4306 清顺治 青花玉簪记人物诗文笔筒
本品描绘画面为一男一女，二人月下佳期，画面简洁，背题诗曰“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凡心，无奈凡心转盛。”
《玉簪记》为明代戏曲作家、藏书家高濂所作，被誉为传统十大喜剧之一，脱胎于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故事描述了开封府丞之女陈娇莲为避靖康之乱，于金陵城外女贞观皈依为尼，法名妙常。书生潘必正落第后不愿还乡，因其姑母为女贞观主，故寄寓观中。二人在相处中冲破礼教和佛法，终结连理的故事。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最为耳熟能详的古典文学作品。作者罗贯中以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百余年为时间背景，以描写了魏、蜀、吴三个势力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同时也反映了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二乔并读”
4321 清雍正 粉彩二乔并读人物故事图盘口瓶
本品画面中描绘两名妙龄少女，共坐同榻，共读一书，是为颇为常见的瓷器装饰题材——二乔并读。
二乔指东汉末年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大小二乔常以并读形象出现，历代也有不少诗篇赞颂江东二乔，如明人高启有《过二乔宅》中提到“二乔虽嫁犹知节，日共诗书自怡悦。”便是描述二乔并读的场景。
“三英战吕布”
4342 明崇祯 青花三国演义之三英战吕布人物故事图花觚
本品所描绘画面中吕布在前，策马飞奔，手持方天画戟，且走且战，身后刘关张三人各持兵器，驱马追赶，是为广为流传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情节。
三英战吕布的情节出自《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曹操联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上将吕布一连打败众将之后，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在虎牢关与吕布大战的故事。
除了上述外，还有一些作品题材未能辨识，现也一一奉上，供大家一同研究探讨。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19.9厘米 足径: 18.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明崇祯 1628-1644年，高 17。2里面 口径：10。4厘米 足径：10。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笔筒细长，直身，平底。底微内凹。底部露胎。有放射状跳刀痕。内外器白中闪青的釉色，器外上下花朵纹，水波纹暗花边饰，均显示出明确的崇祯产品特征，各位研究研究是什么故事吧。
4359 清晚期 粉彩人物纹瓶
画面绘亭台楼阁，三男子于高楼上向下望，楼下多位女子策马扬鞭，娇柔与英武之气并存，颇具特色。
4360 清光绪 五彩人物纹罐
画面以五彩绘制，内室二人掩面而泣，其中一人正欲自缢，外厅则有一和尚模样者意欲拦阻。画面内容颇为少见，应为某长篇故事一折。
4362 清中期 五彩人物纹大盘
画面以河岸为场景，三位高士立于岸边，几位随侍正手持长钩，营救一落水之人，河里一仕女怀抱婴儿作于木盆之中，几只喜鹊正奋力抓住盆边使其不沉。画面人物众多，内容颇为奇特复杂。
4363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碧珊绘粉彩人物纹铺首尊
作品一侧录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一首“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同治甲戌（1874年）季冬下浣劳欣碧珊”款、钤印“碧珊”。画面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侧绘一高士端坐于车上，前有人拱手作揖；另一侧一将军骑于马上，前有数人屈膝跪拜。整个画面绘制颇为细腻，人物数量众多，且生动形象，但故事内容似乎与诗文并无关联，颇为值得研究。
明清瓷器上的梵文纹饰
明清瓷器上有一种常见的纹饰是梵文字。这种文字没有一定的梵文知识，很难识别。许多玩瓷器的人，碰到这种纹饰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望字生义瞎扯一气，很少有人能把它讲清楚的。事实上，明清瓷器起初以梵文作为纹饰有它宗教上的用意，但瓷画工匠未必真正懂得梵文，因此后来写错、瞎写一气也是常见的现象。所以，要弄清楚明清瓷器上梵文的含义，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本文对这种瓷器上的梵文谈不上全面解读，只是一种浅谈。
要研究梵文纹饰，有必要先对梵文文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梵文原本是古代印度地区产生的文字，也是印度佛教使用的文字。梵文的书写方式自古以来发生过较多变化，作为常识，我们需要知道它有三种影响较大的写法：悉昙体、兰札体与天城体。
梵文悉昙体是一种古老的字体，使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六世纪到十二世纪。南朝时期这种梵文开始传入中国。到唐代开元年间，随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教僧人的到来，悉昙体书写的密教佛经在中国传播。唐后期，日本留学僧空海来中国学习密教，又把密教和悉昙体梵文传到日本。唐末、五代时，佛教在中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悉昙体梵文也随之消亡。但空海传到日本去的悉昙体梵文却一直作为国宝传承了下来。所以今天，正宗的悉昙体梵文，印度学不到，中国学不到，只有日本能学到。
瓷器上的梵文纹饰
瓷器上的梵文纹饰
梵文兰札体出现于十一世纪左右。大约十世纪时，印度密教再次传到西藏地区形成藏传密教，藏族密教信徒书写梵文时创造了兰札体写法。元代时，随着藏传密教传入汉地，兰札体梵文也在全国流行起来。藏传密教在元、明、清三朝一直对中国社会有影响，尤其是对皇家影响巨大，因此兰札体梵文也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明清瓷器上的各种梵文字，基本上都是兰札体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兰札体梵文在西藏地区仍然广泛使用，比如密教寺庙的壁画、转经轮上的六字大明咒等等，都用兰札体书写。
清代瓷器上的纹饰故事
蟾宫折桂
4111 清康熙 青花蟾宫折桂图罐一对
4346 清顺治 青花五彩蟾宫折桂图将军罐一对
蟾宫折桂寓意登科及第，此两对拍品画面构图相似，蟾宫之中，嫦娥及侍女正将手中桂枝给予青云直上的三名书生。
相传月中有蟾，故名“蟾宫”。《淮南子》中记载“羿妻姮娥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折桂”最早用来形容出众的人才，《晋书·郤诜传》中记载“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至唐代由于科举盛行，又因相传蟾宫中有桂树，逐渐将“蟾宫折桂”一词用来比喻登科及第。
和合二仙
4121清雍正 青花加彩和合二仙摇钱树图观音瓶
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神话中主婚姻和谐的神仙，常以蓬头笑面形象出现，手持荷花和圆盒，寓意和合美满，因寓意美好，深受喜爱。本品以通景绘和合二仙立于巨大摇钱树之下，具有和谐美满、财源广进的双重寓意。
关于和合二仙的传说有不同版本：一说唐代高僧寒山和拾得，二人情同手足，至雍正时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由此扬名；一说唐代僧人“万回”，一日往返万里带回远方兄长的家书，亦称“和合”。
桃花源记
4322 清雍正 粉彩人物纹盘口琵琶尊
本品画面中，一男子居于左侧，身旁有船桨。与之对立四人，其中一高士呈迎接姿态，老妪侧坐，身后女子正在与小童玩耍，一派安宁和乐景象。四人身后洞石旁更有一株桃花，为确定故事主题提供重要线索，即为《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陶渊明代表作，为《桃花源诗》序言，借武陵渔人（本品画面中男子即为武陵渔人，身侧船桨为身份标识）行踪，引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将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画面中高士或为作者陶渊明，身后老小共享天伦，体现出桃花源中和谐美满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桃花源记》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麻姑献寿
4355 清光绪 洒蓝釉描金麻姑献寿图观音瓶
本品以洒蓝地描金技法绘制麻姑献寿图，金彩保存较好，颇为难得。
麻姑献寿是非常常见的瓷器装饰纹样，因其寓意美好，故而备受喜爱。葛洪《神仙传·麻姑传》中有关于麻姑的记载，麻姑应东汉时仙人方平之召唤，降于蔡经家，自称见过东海三次桑田变化，故而由此以麻姑比喻高寿。另外，还有西王母寿辰时其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故有麻姑献寿之谓。
羲之爱鹅
4072 清康熙 青花淡描羲之爱鹅图高足杯
本品以淡描之法绘高士端坐，相向一童子捧鹅前行，画面简洁明快，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幅羲之爱鹅图。
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尤爱鹅，据说其精研书法体势，得益于鹅之体势。而其爱鹅之事广为流传，是因为他曾给一位山阴道士书《黄庭经》后“笼鹅而归”。而“羲之爱鹅”属于“四爱”之一，关于“四爱”之说有多种不同说法，主流者有两种，其一为“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其二为“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苏东坡爱砚、米芾爱石”。
木兰秋狝
4317 清雍正 粉彩木兰秋狝图大盘
通过本品画面中的大帐、旌旗、侍卫和马上男子手上的猎鹰，可以判断此图为围猎场景。画面中人物均着清装，由此可进一步判断应为木兰秋狝的场景。
木兰秋狝，是清代皇室权贵秋季围猎的盛事，木兰为满语，意为猎鹿。古时四季围猎均有不同称谓，春日称搜、夏日称苗、秋日称狝、冬日称狩。而猎鹿一般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为了举行“木兰秋狝”，清政府还专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四旗的接壤处设置了木兰围场。
耕织图
4446 清康熙 青花耕织图之择茧图大碗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采用绘图的形式详细记录耕作与蚕织过程的系列图谱，最早由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此后受到历代皇帝的推崇。清康熙帝南巡时见到《耕织图》后，感慨于耕织劳作之苦，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氏基础上，重绘《御制耕织全图》，并亲撰序文，于每图上亲笔题写七言诗，首开清代皇帝亲颁《耕织图》的先河。康熙《御制耕织全图》共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本品所绘择茧图为织图第十一图，焦秉贞所绘之图与器上所绘十分相似，可资比较。
八仙图纹饰瓷器鉴赏
八仙图是中国瓷器中常见的纹饰，这与传统文化中追求“福寿”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各朝对于八位神仙究竟是哪八位各有说法，直到明朝定下“八仙”乃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韩湘子、铁拐李、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这八仙，八仙图瓷器上的人物才确定下来，所以在明以前的八仙图瓷器中对八仙的描绘是不同的，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既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则在八仙图瓷器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各个人物描绘的各具特色，虽然人物众多，细节却很考究，特别是在明清八仙图瓷器中，非常注重人物须发、衣袂、手中所持宝物的细节刻画。而因为八仙的所持之物都较为夸张，所以在绘制手法上也体现着人物性格特点，如人物所持的鱼鼓、葫芦、宝剑等就表现得夸张大气，而扇子、花篮等则描绘得秀丽飘逸，非常符合八仙各自的形象。这是因为八仙图的八件宝物被民间称之为“暗八仙”，和人物是相呼应的，所以八仙图瓷器中的宝物绘制是判断其成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而从八仙图瓷器的纹饰特点上来说，唐宋时期重线条勾勒，而在明清时期的彩绘上则更具张力，毕竟是人物纹饰，数量又较多，彩绘的八仙图瓷器画面更为明丽。但无论是哪朝的八仙图瓷器，在人物的容貌、纹饰、姿态上都很下功夫，体现出了“八仙”的性格特点，风格迥异，生动形象，并且在清代八仙图瓷器中，珐琅彩的运用为八仙图增色不少，金彩辉煌，再加之清中期纹饰繁琐，更形成了与前朝相比颇有特点的八仙图瓷器。
从寓意上来说，八仙图人物众多，但每个神仙对应的都是一种人，即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八种，所以当八仙共同出现在瓷器上，甚至加上各种场景，如“祝寿”、“过海”等，都蕴含着民众对于吉祥、长生的美好愿望，这也决定了八仙图作为纹饰较多地被民窑所采用，绘制风格也以喜庆、饱满、华丽为主。同时在八仙图瓷器的色彩选用上，除青花外，大部分都非常明亮、丰盛，比较常见的是明清两朝都大面积使用的明黄、榴红等高饱和度的颜色，让八仙图瓷器整体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效果。
清乾隆青花鹿鹤图灯笼尊
人们都知道山道有其崎岖坎坷，同样青花的历史也有着它的此起彼伏。早在唐宋时期的民间彩瓷就给了青花瓷以最初的启蒙。到了蒙元帝国时期，元青花又以它颇有气势的造型，深沉浓艳的青花发色，繁缛有序的纹饰布局，赏心悦目的纹样及精湛的工艺赢得了世人的青睐。在成化时期，青花又以其纤巧的造型，淡雅的青花发色，如抚玉般的手感，再一次赢得世人的推崇。经历了2000年窑火的锤炼，三百多年青花的渲染后，清康、雍、乾三朝官窑的青花瓷终于以数千年中华文明为底蕴而登上了古瓷工艺史的巅峰，在制瓷工艺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青花制作方法是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下(1200摄氏度以上)一次烧成。其特点是明快、清晰、雅致、大方、历久不衰，装饰性强。素为国内外人士所珍爱，并且在世界的制造瓷器的工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件青花鹿鹤图灯笼尊，也正是清乾隆时期的珍品。此器因形似灯笼而得名，吉祥纹饰，高53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15厘米。尊口微撇，筒式腹，上下渐收，圈足。青花纹饰，口沿下和肩部各饰如意云头纹，颈饰缠枝牡丹纹，腹绘松树、仙鹤与梅花鹿，点缀以山石及花草，近足处饰变形莲瓣纹，足墙饰回纹。以鹿谐“六”音，鹤谐“合”音，既有“松鹤延年”的美意，又有“六合同春”的祝愿。
瓷器上的纹饰有何特点？
瓷器上的装饰花纹的总称。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适合纹样、隅饰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等。不论东西方艺术，想了解装饰纹样，就必须探讨纹样根源。从陶瓷的装饰到器物的装饰，都是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从图像学或符号学角度而言，其装饰纹样的真正价值，为纹样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若忽略的器物上的装饰价值那纹样将变成无意义的抽象线条组合排列。所以对于装饰纹样的研究重点着重于：装饰纹样的意义；装饰纹样主题形成背景；装饰纹样的造型与风格。以西方图像学研究方法来了解中国纹样的内涵，乃至于形成的背景，在以图像造型风格观点，藉由纹饰主题的造型风格了解装饰纹样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的传承与如何的改变，使之更具有民族传统风格来作为此纹样研究的方法。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
瓷器上梵文纹饰的含义特征
梵语是在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颗活化石。梵文在我国的明清瓷器上一种常见的文字纹饰，在公元六世纪到十二世纪盛行，而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梵文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所以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唐代开元年间随着印度密教的大量僧人到来，“悉昙体”的书写方式在我国开始传播，到了我国的唐朝末年佛教在我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悉昙体梵文”也遭到灭亡，直到明朝时期再次发展受到了关注，所以在瓷器上外部加入了梵文来修饰，梵文在瓷器上有着传播藏传密教的意义，因为明朝时期因统一全国的需要，所以藏传密教的地位很高，所以在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上出现了许多与藏传密教的有关纹饰，然后民窑的瓷器在进行大量的模仿，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就是“兰札体梵文字”。
在瓷器的梵文上，信徒的最基本的修行方法就是对佛、菩萨显现的形象，在进行诵经时将自己融入到佛、菩萨的境界当中去。当时制作瓷器的工匠也懂不梵文，所以在进行雕刻是字体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在我国的明清时期的瓷器瓷器上梵文的内容一般有两大门类，一方面是“种子字”，有着清净觉海的比喻，象征的独一无二、与世无争的一种超脱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真言咒轮”，所谓的“咒轮”就是指密教所看重的佛、菩萨所说的真言咒语，有着随身佩戴就可以带来福气，避灾，四处张贴还可以消除不好的事物，在当时平民百姓的心中有着很高地位，因为在密教看来，咒轮中的咒语是佛、菩萨所说的真言，对于佛、菩萨所说的话就要一丝不豪的执行，后世的信徒就要照着去诵经和想象，而且文字要与最初的文字相近，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融入到佛、菩萨的境界当中，这是我们俗称的“口蜜”加持法。
所以至今在我国的明清时期的瓷器中梵文纹饰受到很大的关注度，同时在现挖掘的已有瓷器中梵文纹饰的瓷器受到许多收藏者的喜爱，具有极其强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而且明清时期的梵文纹饰的瓷器存世量比较少，做工精细的、用料上乘所烧制出的瓷器又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瓷的明清梵文纹饰的瓷器，在瓷器烧制的用料方面、梵文的雕刻方面都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外观上看，看不出显著的差别，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仿制的梵文纹饰瓷器就会出现开裂、颜色变化的现象。现在在我国明清时期的梵文纹饰瓷器较为稀少，而且有着很大的收藏价值和珍藏价值，许多收藏爱好者都会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走访去寻找自己心仪的梵文纹饰的瓷器。
瓷器上常见的九种纹饰
在收藏一件瓷器时，纹饰是决定其价值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瓷器的纹饰不仅决定了自个儿的颜值，而且还充分地给人们传达出了藏品蕴藏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玩收藏，玩的是情趣和高雅，这些纹饰可并不是空有颜值，其中包含的内涵可不少呢！今儿咱来聊一下九种瓷器上常见的纹饰。
1.婴戏纹
婴戏纹是陶瓷上非常常见的纹饰，瓷器上装饰的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在注子的流下用褐彩绘一肩负莲杖、手挽飘带的胖娃，外罩青釉。装饰方法为刻划、印花、绘画等。图案有童子戏花、婴戏三果、双婴划船、骑竹马、抽陀螺、钓鱼、玩鸟、蹴鞠、赶鸭、放鹌鹑、攀树折花等，笔划简练流畅，构图生动活泼，天真可爱。所谓婴戏，即以婴儿为画面的主角，描写儿童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攀树折花等种种活动，着墨不多而情趣盎然。古人认为婴戏图可以象征多子多福、生活美满。 特别是青花瓷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各式婴孩不仅数量多，题材也层出不穷;儿童形象生动活泼，稚趣可爱，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犹如一幅画平民百姓的风俗画，形成“平淡天真”的艺术格律。
2.缠枝纹
缠枝纹是瓷器上最常见的纹样。盛行于元代以后。以植物的枝杆或蔓藤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循环往复，婉转流动，变化无穷。缠枝纹在明代时也被称为“转枝”，是最为常见的装饰纹样。它以植物的枝干或蔓藤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或用以填充装饰面。有的还转变为散点式的二方连续形式。二方连续形式的缠技花，在景德镇陶瓷纹样中所占比重最大、用途最广。它的循环往复，变化无穷，婉转流动、节奏鲜明的特点，既适合陶工们挥洒自如的用笔，又利于大量生产。
3.莲花纹
莲花是最早用来装饰瓷器的花纹之一，从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莲花在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南北朝以后流行的瓷器装饰纹样之一。南北朝至唐代，莲花纹常作为瓷器的主题纹饰，碗、盏、钵、盘的外壁或内划复线仰莲，有的盘心还饰蓬莱纹，酷似盛开的莲花。也见雕刻成立体状的莲花，如：南北朝的仰覆莲花尊，五代的莲花形盏托等。莲花被誉为“佛门圣花”，具有宗教意义。元至清代，莲花纹的变化较多，有缠枝莲、把莲等，并常于动物纹样组合在一起，如：莲池水禽、莲池游鱼等。
4.牡丹纹
元代青花瓷上多见，牡丹往往画成缠枝花，花瓣不填满色，留白边。牡丹叶多画成葫芦形。明代：变化多而迅速，各朝几乎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几句话所能归纳得了的。较为显著的特征是多同各式凤组合成凤穿花，寓富贵无边的吉祥意。清代：也有牡丹与凤同画的。清代中晚期往往把牡丹插在花瓶里，寓“一品（瓶）富贵”之意。牡丹，自唐以来，被人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并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应用在各种工艺品上。宋瓷中的瓶、罐、盘、盆、缸、枕等器物上均有构图多样的牡丹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工匠们因器施画，千姿百态，极尽其华丽妖娆之美。
5.山水画
在元青花、釉里红中，山水画开始显露头角。明代民窑青花，山水装饰已矗立于陶瓷艺术之林。山川乡气、楼台亭阁、田园风光、庭园小景均饶有情趣，且笔势洒脱，意境深远。清雍正、乾隆以来，多仿宋、元、明、清诸名家绘画笔意。在画风上，康熙青花、五彩山水画中的山石，山石呈劈开的片状，系南宋画院派的风格，而雍正时期，则逐渐改用“披麻皴”，这是绘画界追随元代四王画派对制瓷工艺的影响。乾隆时期山水画的题材大量减少，而常以西湖十景及私人园钵之类，用写实的手法画在瓷器上。
6.八吉祥
八吉祥图案为：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八吉祥始于元，流行于明清时期。它们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元代瓷器上八吉祥的排列无一定规则。明永乐开始按轮、螺、盖、伞、花、瓶、鱼、结为序，清乾隆以后亦有不按顺序排列的。有印花和彩绘两类，印花多见于元至明永乐年间，宣德开始以彩绘为主，有青花、斗彩、五彩等，清代出现粉彩、珐琅彩品种。
7.福禄寿图
福寿禄图在明清时十分流行，又被叫做“三星”。画面绘蝙蝠、鹿桃或松、鹤、寿星老人等内容。蝠、鹿音同“富”、“禄”，分别代表富贵和高官厚禄，松、鹤、寿桃、寿星均寓有长寿之意。瓷器上装饰此图，象征福、禄、寿三星高照，表达了世人的美好愿望。
8.海水龙纹
瓷器纹饰之一。流行于宋代。海水布局为圆圈形式，多为八至十圈，中心为海螺纹或饰一朵花。各窑均有，而风格不同。海龙纹瓷器装饰纹样之一。流行于明清时期。画面为游龙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斗彩海龙纹龙身用青花勾勒，填以黄彩，行云与海水均以青花和绿彩组成，浪涛则不施彩，显出浪涛天的气势。
9.花鸟纹
花鸟纹宋代北方民窑常用的装饰题材，笔触流利生动，风格活泼豪放。如磁州窑残荷秋叶纹枕，枕面画野塘芦鸦、残荷败草，大雁南飞，呈现一派深秋景色。格调与此相反的竹雀图，只是草草几笔，便描绘了白头鸟停落在挺拔的竹枝上，竹枝似在微微摇颤， 充满逗人情趣和盎然生机。其余，小鸟琢果、鹊噪枝头，以及双系瓶上的草花飞燕等等，都各具特色。面师们抓住了瞬间的动态，意到笔随，情景交融，颇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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