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钧窑瓷器鉴别陶瓷】
带你走进从大唐穿越而来的那条时光隧道…
公元8世纪·石渚湖边长沙窑
大唐开元盛世之后有安史之乱
北人南迁，岳州窑后遂有长沙窑
在湘江之滨的潭州石渚湖边，丘陵起伏的古城村中
常年烟火冲天，人车喧嚷——
一道道龙窑依坡雄起，山柴塞进窑内，瓷器堆积如山
我长沙窑窑火正炽。
这个世界釉下彩的创烧地，开创了陶瓷业的一个伟大时代
公元8世纪·焰红湘浦口
那个曾给大唐皇上献诗三百首的来自澧州的李文山
面对此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石渚》
就这样成了史上记载我长沙窑第一人：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公元9世纪·繁花似锦釉下彩
长沙窑，大唐文化的奇葩一朵
靠的就是——繁花似锦釉下彩
中华陶瓷史上，在青瓷、白瓷之后
我长沙窑成为唯一的彩瓷窑口
冲天窑火烧出了持续两百年的创新传奇——
传奇一：创造发展釉下彩，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传奇
二：始创高温铜红釉，彩瓷史上开先河的创举传奇
三：开创模印贴花术，陶泥模印花纹施以彩釉传奇
四：湖湘唐诗的宝库，大唐诗意在彩瓷上纵横……
公元9世纪·“世界瓷器工厂”
北方战乱，海运渐兴
长沙窑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非的海上“陶瓷之路”打通
那就是传说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长沙窑、越窑、邢窑成为唐代三大出口瓷窑
我长沙窑成了瓷器生产的“世界工厂”、“中华外销第一窑”
几乎有唐代外销瓷出土的地方都有长沙窑
公元9世纪·一艘单桅帆船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载着5万多件中国瓷器的单桅商船从广州开来
它要往西亚、北非去
印尼附近的勿里洞岛外海，一块黑色大礁岩
成了一个黑暗灾难的目击者
船沉了……
公元1956年·长沙窑重见天日
这一年，长沙窑遗址重见天日
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从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
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面积最小的300多平方米，最大的万余平方米
堆积厚度最薄为0.4米，最厚约4米。
公元1988年·“国色天香湘妹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考古学家周世荣研究一辈子古陶瓷
他说：长沙窑就“像一位绚丽多彩、才华横溢、国色天香的湘妹子”
公元1998年·“黑石”号归来
一个德国水泥厂的老板，来到印尼附近海里寻找宝贝
在勿里洞岛外海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他发现了一条独桅帆船
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黑石”号讲述了一个隐没已久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这条船上有5.6万多件长沙窑
一个刻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铭文的瓷碗
揭开了“黑石号”器物身份之谜
“草市”是指唐代因当地的某种特产而兴建的交易市场
“盂子”是这件器物的名称
“湖南道”是当时的行政机构
“石渚”是当时长沙窑的烧制点——今望城区铜官石渚湖
公元2011年·文化遗产
长沙窑陶瓷烧制技艺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长沙窑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
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
舜帝之时，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
公元2012年·南青北白长沙彩
中国陶瓷学会及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在长沙研讨
对长沙窑进行了重新定位
首次提出并肯定了“南青北白长沙彩”
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是唐代并驾齐驱的三大民窑
看，他们我长沙窑的评价：“长沙窑是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里程碑，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就是千年长沙窑的故事但有关它的故事还在继续千年窑火不会熄灭今天的长沙窑，又焕发青春，正在再创辉煌。
【长沙窑简史】
长沙窑始创于唐“安史之乱”后，鼎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以后，渐趋衰落，前后经历了200多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早在东汉时期，岳州窑的早期青瓷就已向长沙窑区扩展。“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的促进了长沙窑陶瓷产品的外销，形成一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
延伸阅读
元青花：一个盛世的文化追忆
“元代文化有极为包容的特点，从青花瓷上看，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器型上都很丰富，儒释道文化的题材都有，也有来自西域的纹饰。正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奠定了后来青花作为国瓷的地位。”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说。
日前，“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国内外73件元代青花珍品，被称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的一次空前团聚”。王春城认为：“它基本体现了元青花的主要风貌。”
青花盛世
“就青花瓷来说，元代是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光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和青白釉，都有几种风格。儒家风格的方壶也有，佛家的观音也有，还有元代本民族的纹饰，西域来的纹饰，包容性非常强。”王春城说。他认为，把元代的其他功过放到一边，光就青花瓷而言，元代乃是盛世。“一般来说，创制新的品种，限制会很大。比如说釉料对了，但是器型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彩绘，方方面面都有限制。但是元代青花一旦研制成功，不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等都很齐全。看器型，有玉壶春，圆的八角棱的都有，圆盘浅盘高脚盘都有。”
不仅在器型上如此，而在彩绘方面，元代也是一个爆发期。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被认为能够产生比较深的颜色，容易晕染，而国产的蓝料则能够描绘精细的局部，“景德镇的匠人们已经对运用不同的彩料得心应手了，不但能够成功烧出青花，而且能够对青色的浓淡过渡进行非常自如的处理。同样的氧化钴，在器物上有浓有淡，还有浓淡相间，会根据景致、诗文等等背景来灵活设置，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王春城还推测，在元代，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文人加入到了青花瓷的生产制造当中，“元青花的精品瓷器当中，绘画的技艺非常高超，连叶子脉络被风吹扭动都描绘得非常到位，一看就是多年积累的修养。”展览当中，来自山西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还有先刻出纹路再上色的痕迹，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同样在纹饰上，元青花也兼容并包，不但有传统的“寿”、牡丹、凤凰、龙等等汉文化图案，也有“番莲、十字纹”这些来自西域的图样。“都同时出现，同样被接受，”在他看来，元代这种很强的包容性带来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元代的开创，很难说现在青花瓷会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青花之谜
元青花的基础是釉下彩。王春城说：“釉下彩这种烧制技术，其实早在东吴就已经出现了，南京雨花台曾经出土过釉下彩的彩绘罐。而青花釉下彩技术有上千年历史，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宋代青花是一个断档，虽然五大名窑十分发达，但是青花基本没有。唐代的青花从生产地到考古发掘都已经确定了，主要是在河南巩县窑。但是宋青花，虽然有的地方说出土了碎瓷片，但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疑惑。
元青花是一个繁盛的时代，元青花目前比较确切的产地是景德镇，然而繁荣一时的元代青花，传世的数量却一直被认为十分稀少。旅英学者刘奇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统计过世界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瓷数量，认为只有300件左右，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比如蓝料的产地，有说法是新疆发现了钴矿，但王春城表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涂料就来自新疆。”还有当时青花瓷的使用情况，在他看来也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元青花出土大部分都是窖藏，很少有墓葬的。因为元代葬俗和汉族人不一样，墓葬发现的就很少。到底那时候元青花瓷是什么阶层在使用？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
展览当中来自伊朗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菱花口大盘，一直深藏在伊朗阿迪比尔陵寺。“元青花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土耳其、伊朗、叙利亚、越南、泰国、印度……”来到首博展厅的伊朗藏的青花瓷梅瓶，肩部有阿拉伯文，底部也有阿拉伯文，“可能是祭祀用器”。但是究竟是怎样旅行到那些地方的，也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元代文宗为了得到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支持，送了他很多青花瓷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和当时往来于各地做生意的回族人有关系，钴料也有可能是回族人带进中国的。”王春城认为这些都还需要考古、历史、技术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深入研究。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确定，王春城还是认为，元青花对于元代人本身就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元青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关注它，也不是因为它稀少，而是因为在元代，它就已经是让人喜爱珍惜的艺术品了。”
宋代：一个瓷器的青春岁月
也许是因为宋朝是文人治国的时代，也许是因为统治者偏居一隅，因此宋人的心思多是敏感细腻，追求精致的。他们将更多的心力倾注到对文化思想的追求，对生活美学的坚持上，因而才造就了灵秀脱俗的龙泉青瓷和那个时代含蓄灵性的美。
16世纪时，巴黎市长的女儿结婚时收到一件优雅温婉、翠绿剔透的瓷器，惊艳了所有人。然而大家却不知其名。刚好舞台上正在演唱《牧羊女亚司泰来》，市长发现男主角雪拉同（译：Celadon）穿的碧绿衣裳与青翠的瓷器相似，大喊，“雪拉同！这是中国的雪拉同！”于是，这种青瓷在欧洲有个独特的名字：Celadon。其实它的中文名更美：龙泉青瓷。
哥窑与弟窑，各占江山
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好，于是弟弟嫉妒了，就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但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
瓷器之所以会显青色，是因为釉里含有铁元素。龙泉青瓷因地制宜，采用了当地独有的紫金土原料，里面含有石英、长石、含铁云母和其他含铁杂质矿物，所以龙泉窑的颜色特别青翠润泽。南宋时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梅子青釉色，更是将青瓷推向顶峰。青釉和梅子青釉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
梅子青，釉层厚而透明，釉色莹润如玉，温润泽和，远看如树枝上挂着的梅子，“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故得此名。青色的梅子很快就会变软发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情谊可能被岁月冲淡，那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青春易逝，龙泉青瓷却将这份青翠剔透定格下来，想来也是件极浪漫的事。
不过按马未都的说法，梅子青与青梅并不同，“它重嫩不重青”，它在青色调里渐渐揉进蓝色调，可是，“让蓝欲言又止，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有人评价“景德镇瓷器是穿着华丽的美女，龙泉青瓷是裸体美女”。因为景德镇瓷器偏于绘画，而龙泉青瓷偏于器形。先要品造型，其次看釉色，最后看做工。
用生命烧瓷器，对完美的强迫症
宋朝时期，陶瓷工艺已炉火纯青，官窑鼎立，民窑峰起。龙泉地区有三百多处窑址，可见曾经的鼎盛。虽然龙泉窑属于民窑，但据考证，南宋龙泉青瓷的器形多是传承古代青铜器，带有官窑的影子，所以很可能当年龙泉窑不仅是当时政府收入来源，还可能为皇帝做贡品。
当地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窑工师傅叫叶老大，正烧制一批宫廷用品。如果再不烧制成功全家和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叶老大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叫叶青姬，为了拯救父亲和大家，她纵身祭窑。最后，叶老大终于烧出了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青瓷。大家都说这是叶青姬的化身。“青瓷”在龙泉方言里也谐音“青姬”，也是对她的纪念。
那时候为皇帝烧制贡品，如果一批里面有一个不合格，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或许正是这种严苛至极的制度，逼着工匠们对瓷器追求极致的完美，在技艺上不断精益求精，才有了陶瓷青春而巅峰的时代。
自古陶重青品
青瓷能够仅凭颜色而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艺术，离不开皇帝的喜好、文人的推崇。清朝蓝浦曾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总结道，“自古陶重青品”。宋朝是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期，美学追求是“意境”。龙泉青瓷的美，是“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是“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它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深沉。它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
一个韩国考古博士的中国青瓷情结
七月骄阳，浙江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五十多吨碎瓷片正在接受考古队的分析、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抽调专家组成考古队于去年九月开始对枫洞岩窑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表明：在明王朝时期，著名青瓷产地、浙江龙泉窑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
在这支考古队中，有一名特殊的成员，他就是来自韩国首尔、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申浚。作为唯一一名参与此次考古研究的外国人，他吸引了众多目光。而他却埋首在成千上万的龙泉青瓷碎片里，浑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学瓷器考古还是中国好
“我父亲很喜欢瓷器，家里曾经有过一些朝鲜王朝时期的高丽青瓷非常漂亮，让我记忆深刻。”申浚说话的时候，白白净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如瓷器的莹澈剔透，柔和明净。
今年三十五岁的申浚，看上去就像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纯朴腼腆。来中国快七年了，他的普通话已经很流利。
在韩国读历史系的时候，申浚深感陶瓷课上学到的知识不够，便主动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去找瓷器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有很多瓷器，为了更容易、更方便地欣赏到瓷器，读大学的时候，我会在寒暑假里去那里打工，学习更多关于瓷器的知识。”申浚说。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申浚就决定要到中国来学习陶瓷考古专业。他告诉记者，因为痴迷瓷器，大学时期攻读历史专业的他希望读研究生时能够学习陶瓷考古专业。
到国外留学，申浚当时考虑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的英文就是瓷器的意思，学习瓷器考古当然还是到中国来最好，而且目前在韩国研究中国瓷器的人不多。”申浚说。
大学毕业后，申浚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的足迹也遍布陕西、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参观学习中国瓷器文化。
“在中国学习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中国文化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申浚动情地说。
让世界都知道龙泉青瓷
从去年九月开始，申浚跟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到龙泉，参与了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一层一层往下挖，无数精美的瓷器呈现出来，实在是太神奇了！”对于第一次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青瓷考古研究，申浚感到非常兴奋。考古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个探索美的历程是最奇妙的。
“龙泉青瓷非常了不起，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而且自宋代起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熟知龙泉青瓷历史的申浚说道。他告诉记者，对韩国的研究者来说，龙泉青瓷并不陌生。
早在一九七六年，韩国新安地区道德岛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龙泉窑瓷器达九千余件。从这些瓷器可以看出，龙泉青瓷在当时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占首要地位。
申浚说，目前韩国在瓷器方面和日本交流比较多，和中国接触不多。我以后要让让更多韩国的青瓷爱好者到龙泉来参观青瓷，促进双方交流合作
当代陶瓷洼地掘金：做一个人的收藏
一位艺术家曾对我说，因为人们对某类藏品普遍不理解，导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藏家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买遍该类藏品里最好的作品，这个现象被称为“一个人的收藏”，历史上偶而会出现，一旦把握住，将受益无穷。比如在当代陶瓷方面，目前就存在这种可能。
学院派坚持现代化探索
当代陶瓷是指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和景德镇传统名家瓷以及中国其他著名窑口的当代陶瓷有着明确的区分，创作者以中国各大美院陶瓷系毕业生、讲师、教授为主，作品脱离了传统的器形、色彩和笔墨技法上的规矩套路，讲究创意设计、当代造型语言和国际视野的审美理念，表达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但是由于传统陶瓷的影响力太深，至今，藏界仍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只有少数都市新兴收藏人群开始抛弃传统陶瓷关注当代陶瓷，因此当代陶瓷从市场方面看，还在培育阶段，这就给“一个人的收藏”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花个几百万上千万元买画，最多只能买张大名家的普通作品，但是在当代陶瓷里，却可以很轻易地将排名前十位的名家精品每人买一件。
当代陶瓷成气候的时间并不长，最早是一批1980年代美术学院陶瓷系学生受西方现代派美术冲击后，在理念上引发的裂变和探索；其后，这批美院学生通过长期实践摸索，渐渐与当今那些仍坚持传统路数、并以“世家传承”为特征的陶瓷艺术主动划清了界线；即便在收藏界开始“大师崇拜”的近10多年来，这些当代陶瓷的探索者们也没有受利益诱惑，仍坚守学院派阵地，秉持国际化理念，默默致力于中国传统陶瓷的现代化探索，其学术价值类似于当年国画界的林风眠、吴冠中和油画界的赵无极。
社会认知相当初级
但是，相对于国画、油画以及当代艺术界，当代陶瓷的探索力度、学术研究、市场挖掘、社会认知都非常初级，或许，这四者本身就是互为因果的。
曾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学生的景德镇人熊璟兰初来上海时，藏界对于景德镇大师瓷的收藏也还刚起步，但是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前瞻性的收藏理念，使得她渐渐意识到学院派当代陶瓷的巨大潜力，在新老艺术观念的冲撞中，她终于悟到当代学院派陶瓷比传统陶瓷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五六年前，景德镇大师作品被资本一路追捧后，出现了天价泡沫，最高达到了上千万元一件。
熊璟兰说，就在这个阶段，她的收藏机构璟通艺术开始转向挖掘更多学院派陶瓷新人，她率先向社会推广从景德镇走出的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家白明、白磊兄弟的作品。当时，白明虽然创作了不少被台湾藏界资深人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抽象油画，但市场始终没有反应，反而是他的陶瓷作品因为充满新锐之气而被个别藏家悄悄收藏，熊璟兰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藏界大多数人对兄弟俩的作品还是不屑一顾。
经过多年的推广后，白明的陶瓷创作目前已经在欧洲走红，进入了法国最主流的艺术馆展出，并被法国主流美术界广泛认可；白磊的作品也在拍场上多次创造百万元纪录，最近还被一家欧洲的著名艺术机构看中，大肆购藏。熊璟兰说，一批早期藏家因此而获益良多。
和传统陶瓷界势如水火
白明白磊兄弟所代表的中国当代陶瓷目前仍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陶瓷在艺术观念上严重抵触。传统陶瓷界认为，当代陶瓷的艺术家们是在乱来，根本不懂陶瓷工艺，在瓷上绘画没有几十年功力是不可能画得好的；而当代陶瓷的新锐们认为，传统陶瓷技术守旧，艺术观念非常落后，几乎是一种精神癌症。两边在理念上掐得非常厉害，这也导致当代陶瓷长期没有获得学术上的支持，更谈不上社会的关注。
但这个时候，它的收藏价值就越发明显起来。在国际上，中国当代艺术早已是一门显学，如今，没有人再敢于不认可了(但是在10年前人们却完全不认可)；中国当代水墨接棒当代艺术而迅速崛起，显示了一种文化软实力，价位也大幅度跳升；而中国当代陶瓷却依然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阶段，这个属于中国文化基因里的品种，不会被长期冷落。
而相比于传统陶瓷，当代陶瓷在价位上落差巨大。国家级陶瓷大师的传统陶瓷作品几十万上百万元一件的比比皆是，而当代陶瓷界排名靠前的名家目前几万元一件的作品还很多，几十万元完全可以买到代表作级别的精品。
当代陶瓷价值洼地特征明显，藏界有心人不妨对此进行深度研判，在学术认知基础上与合理价位上进行购藏，等到中国当代陶瓷获得国际认可并价位飙升时，才醒悟、追购，就为时晚矣。（记者詹皓）
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
唐代重要瓷窑。窑址在长沙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发现于1955年，据调查烧瓷时间为唐、五代。烧瓷品种之丰富，在唐代其他瓷窑中尚属少见。器形有碗、碟、杯、钵、洗、瓶、坛、罐、壶、乳钉纹高足杯、托盘、灯盏、水注、筒形罐、鼎及玩具。产品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白釉、绿釉器。青釉有光素器及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装饰。釉下彩绘盛行于长沙窑，主要是在青釉下描绘以铁、铜为着色剂的褐、绿彩纹饰，有褐彩与褐绿彩两种，装饰于碗、盘、盒、壶、罐、枕、泡菜坛等器物上。碗、碟采用叠烧，器里心有圆形、方形、多边形露胎，坯上先施化妆土，然后用褐彩绘画。彩绘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游鱼等。釉下彩装饰除绘画以外．还有题诗，内容选用民间喜闻乐见的俗言、谚语、警句、通俗诗，书写于壶的腰部，少量见于碗、碟里心及枕面。字体以楷书、行书为主。仅湖甫省博物馆收集的瓷器题诗即达50种。彩色斑点装饰比较普通，最初为4组大块圆斑，逐渐过渡到小斑点组成的纹饰，有的单用褐色，有的褐、绿并用。江苏扬州出土的褐绿彩云纹双耳罐，釉色泛淡黄，用成串的褐绿彩点勾勒出精美的云纹，是唐代长沙窑高水平的作品。印花装饰出现在晚唐，主要见于碗、碟里心，纹饰以花卉居多，也有花鸟、云纹。模印贴花装饰于中唐偏晚出现，多饰于壶、罐肩腹部及系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椰枣、叶纹，纹饰凸起，罩以酱色圆斑。长沙窑继唐代岳州窑而起，迅速发展，影响邻近地区一批瓷窑。其釉下彩绘工艺对我国古代陶瓷装饰产生了深远影响。产品不仅内销，而且大量外销。有些器形及纹饰为西亚风格，显然是订烧器。目前集中出土长沙窑器物及标本的地区有湖南长沙、江苏扬州、浙江宁波以及安徽、广东、广西、陕西、江西、河南；还有日本、菲律宾、泰国、韩国、伊朗、伊拉克等国。
陶瓷文化：一组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
图1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武士纹执壶
图2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盆内底
图3唐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出土了不少唐代长沙窑瓷器，后被收藏在镇江市博物馆。今择选其中三件简作介绍如下。
图1所示为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纹三足盆：高10.8厘米，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水鸟纹，一只长尾水鸟站在河塘中的荷叶上栖息。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
图2所示为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高4.4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
图3所示为镇江市胜利路侨源开发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彩斑武士纹执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厘米。卷沿，直颈，深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条形扁平短柄，两侧设条形扁平系。腹部饰四组模印贴花褐彩武士纹，其身着武士服，双腿盘屈；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剥落。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均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等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江苏镇江刘丽文）
陶瓷文化：千年古窑将再现大唐神韵 长沙铜官窑考古工作启动
千年古窑将再现大唐神韵长沙铜官窑考古工作启动
(与会领导为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仪式剪彩。)
(长沙铜官窑遗址中心一角遍地是瓷片。)
(将建成的国际陶艺园规划图。)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规划图。)
长沙铜官窑，开创了世界釉下多彩先河，也刻下了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今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暨长沙铜官窑研究中心开工奠基典礼举行，此举标志着这座千年古窑将以崭新容貌，惊世出俗。长沙铜官窑位于望城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距今1000多年，始于中唐，衰于五代，大约经历了200年之久。唐代的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彩技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望城铜官窑遗址上发掘出几座极具考古价值的“龙窑”，“龙窑”拱起于山坡之上，逶迤壮观，堆积厚度达3.7米。长沙铜官窑的装饰方法与题材丰富多彩，褐、绿、蓝、白等多种颜色艳丽富贵，点彩、条彩、斑块彩等釉彩异彩纷呈。目前尚存的遗迹遗物有46处，如烧窑遗址（龙窑）、窑具、挖泥洞、作坊，还有大量的出土陶瓷器文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掀起湖湘文化的热潮，让更多人能一睹芳容也成了长沙铜官窑的新课题。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长沙铜官窑先后经历了1946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共4次正式的考古挖掘，出土文物已过万件。但由于当年各种局限，发掘成果不能满足现在国家考古遗址的要求，有限的考古资料也制约了学术界对于长沙窑的深入研究，致使长沙铜官窑的面貌至今依然模糊，其价值没有被充分揭示。今天，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依据科学谨慎的考古工作规划，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大限度的从田野考古工作中获取有关长沙铜官窑的信息，让陶瓷工艺上彰显出大唐盛世风采的长沙铜官窑必将再次容光焕发。湖南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说，长沙铜官窑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铜官窑遗址博物馆，以世界一流遗址公园的姿态，再现当年铜官窑“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繁荣兴旺生产景象。此次考古工作规划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0-2015年。主要任务是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区域的边界、遗迹内涵与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保存较完好的、有展示价值的窑炉、窑业堆积和窑址作坊区进行发掘，以期解决长沙铜官窑龙窑的整体构造、热工技术、制作工艺流程等学术问题，为遗址公园提供展示本体。同时对发掘出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发掘报告，公布研究成果；第二阶段：2015-2020年。为中长期考古发掘计划。将对长沙铜官窑的市场区、码头区、墓葬区进行系统发掘，出版发掘报告，为复原长沙铜官窑遗址真实的历史景观提供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