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瓷砖。
陶瓷文明是中华文明最丰富的一支，千百年来，陶瓷本身从内在到外在都有着意想不到的变化。以陶瓷装饰来看，两大基本手段——釉色与纹饰是陶瓷之美的左膀右臂，前者抽象，后者具象。
釉色是陶瓷的外衣。古人的聪明才智让白作为起点，黑作为终点，五色杂陈其中。这一手段让陶瓷一天天地漂亮起来，也让陶瓷更加实用。换一种角度解释陶瓷的成因，并充分展示瓷之色带给人们感观上的神奇变化。
瓷器之釉
一
白釉
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二
黑釉
唐代黑釉贴花执壶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塬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着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青釉
南宋龙泉窑莲瓣碗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塬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四
酱釉
北宋定窑酱釉(紫定)渣斗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五
黄釉
明成化黄釉暗刻龙纹碗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叁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六
红釉
清康熙郎窑红釉梅瓶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七
绿釉
清康熙苹果绿釉梅瓶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着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八
蓝釉
清康熙霁蓝釉药钵
唐代早期的叁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着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九
官釉
清雍正仿官釉花口尊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十
色斑
清乾隆桃花洞观音瓶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叁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精选阅读
生活是各种美的集合之景德镇陶瓷
在生活中，多数人都在注重着眼前的事物，局限在自己的小小一角中，而忽视外面的世界和精彩。生活是各种美的集合，从点滴，从细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生活美学。陶瓷作为一种承载了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它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景德镇陶瓷在我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景瓷与茶
“有茶的地方就有瓷器。”景德镇不仅有着丰厚的陶瓷历史文化，瓷文化远播海内外，同时，她还是一个茶文化之乡。瓷、茶在这个富有文化的地带，许多年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放眼景德镇，这是一个并不缺少文化内涵的城市。千年瓷文化与千年茶文化交相呼应，形成了景德镇两大特色文化。茶艺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则更要讲究，不仅要好使好用，而且要有条有理，有美感。
景瓷与书法艺术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景德镇瓷器上的书法装饰艺术开始于宋代，其表现技法为刻、镌、印，伴随着青花瓷器的发展，书法艺术在瓷器装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伴随着景德镇青花、五彩、斗彩等瓷器的发展以及款识在瓷器上的兴起，书法装饰艺术成为陶瓷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景德镇陶瓷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其深厚的陶瓷底蕴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艺术家在景德镇集结。这些书法艺术家寻找陶瓷与书法的相通之处，吸取各自优点，利用陶瓷为书法的载体，创作出了很多极具表现力的现当代陶瓷书法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形式。
景瓷与绘画艺术
所谓“陶瓷绘画”，即专指以绘画工具使用陶瓷材料或在陶瓷立体器皿表面、或在瓷板平面上的绘画表现，包括在陶瓷器物表面进行的刻划装饰。早在宋元时期，陶瓷绘画就开始呈现出占据陶瓷装饰主流的倾向。明清时期，陶瓷绘画终于完全占据陶瓷装饰主流。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处。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画家要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
景瓷与食
瓷器在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宋时期，江西景德镇所生产的青白釉饮食器普遍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景德镇窑大量烧制日用器皿，食器有各种款式的碗、盘、碟、壶(注子)、温碗(注碗)、杯、托子、台盏等。除了以釉取胜外，还以刻划花、篦点、印花来增加青白釉瓷的艺术感染力，广受民间的喜爱，全国各地窑纷纷仿烧.
景瓷与酒
酿酒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就有酒的出现。酒具作为酒文化的重要见证，集书法、绘画、风情典故、陶艺、酒艺等于一体，综合体现了酒文化的灿烂辉煌和人类文明史。酒器中最重要的是执壶，也叫注子。景德镇最早从唐代开始生产瓷质执壶，晚唐的瓷质执壶多为青釉执壶，五代和宋代，景德镇多生产白釉和青白釉执壶。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瓷酒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中，有着数量极其丰富的各式酒具。
景德镇陶瓷闻名于世界，它的美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它的美正在闪耀着无无限光芒，生活中的美学等待着你的发现噢。
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潜伏”景德镇七年，探得了瓷器制造的秘密，并在1712年写成报告寄回了欧洲，从此瓷器的制作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图为法国的瓷器厂。（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CharlottenburgPalace），这个宫殿以有一个用共计六吨琥珀装饰起来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房（AmberRoom）”而闻名，其实这个宫殿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Porcelaincabinet，room95），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一般都说造纸、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除了造纸之外，其他三种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真正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中国原创是瓷器和丝绸，特别是瓷器，比丝绸更加珍贵。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
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能拿外国人管瓷器叫“china”来作为瓷器是中国原创的证据，外国人管漆器叫什么知道吗？叫“japan”，可是漆器也是中国的原创，只不过日本产的漆器的品质更佳，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而得到了“japan”这个别名。
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gold）”，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欧洲最穷，几乎拿不出什么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欧洲找瓷器比较容易的地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荷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有钱。
这就是夏洛腾堡宫的历代主人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东方的瓷器的原因。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一位奥格斯堡（Augsburg）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荷沃夫（LeonhartRauwolff）早在1573年去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东方旅行时就知道了咖啡，在1582出版的《荷沃夫游记》（Rauwolf"sTravels）里，荷沃夫就已经告诉了欧洲人这种盛在瓷器杯里端出来的饮料。但德国人真正开始喝这种传说中的饮料，是很久很久之后。这个“很久很久”到底有多久呢？在同为欧洲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咖啡之后的18世纪初！
当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信息和物流都不太通畅，但就算是从法国或者奥地利爬着去德国，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啊！德国人喝不上咖啡并不是因为当时交通物流和信息系统的落后，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人很穷，喝不起。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有一句很愤青的名言：“当别人在忙着瓜分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只是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还没有从殖民地抢过东西的德国，比起有殖民地的国家，显得穷酸多了。
这不，德国人刚开始喝咖啡，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就开始紧张了。伟大的腓特烈大帝在面对咖啡时没有了“大帝”的风度，甚至还有点狗屁倒灶，没办法，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咖啡是一种古怪的饮料，曾经的开罗当局出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出于“维稳”的考量，曾经的中国出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立场，都禁过咖啡，但腓特烈大帝禁咖啡的理由则与众不同：德国太穷了，没有闲钱给人瞎糟蹋来喝那种古怪饮料。德国不出产咖啡，那是要花硬通货去买的。
于是，当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等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悠闲地品尝咖啡的时候，苦逼的德国人却在易北河边离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叫“迈森”（Meissen）的地方辛勤劳动，别人喝咖啡，德国人做别人喝咖啡的杯子卖。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虽然那时的欧洲不出产瓷器，但并不是说不出产其他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比如陶器、玻璃和琉璃什么的，欧洲人都能够制造，在欧洲人看来，做瓷器也就是多试几次的事情罢了。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原因很可能是德国人更适应这种筛选工艺的寂寞，现在德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人率先在欧洲制造出了瓷器，图为迈森地方出产的茶具，约1720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至于第一位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的德国人到底是一位叫契恩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叫波特格（JohannFriedrichBttger）的炼金术士，一直有争论。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契恩豪斯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服务的，反正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当然，也有英国人宣称他们早在1683年就已经制造成功了瓷器，但是那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可，因为迈森从1708年开始就成规模地生产瓷器，英国人要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这样生产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of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复杂的是，耶稣会公开了所得到的产业机密，并不是单纯地用来为自己获利，这就使得对殷弘绪的评价有点困难。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 gold）”。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陶瓷咖啡具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官窑瓷器是怎样流入民间的
中新河南网郑州9月7日电中国民间留有官窑瓷器，是被多数收藏家认可的，无论皇家采用什么手段来垄断官窑瓷，在今天看来，只能是愿望和神话。
中国官窑制度形成于明清两代，而早在唐朝后期，瓷器已走进宫先廷与王室，北宋虽有固定的官窑，其制度如何，因缺乏史载而不明。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时定、汝、钧等窑烧造的瓷器通常是先由官方(朝廷所派专员)挑选，其余的产品则由工匠上市销售。元代有元官窑，期形制如何，至今仍是个谜。明朝宣德皇帝和成化皇帝重视制器，不仅创制了五彩、霁蓝、霁红、娇黄、斗彩等新品种，而且能把青花釉里之红色烧得极其鲜艳，为明代瓷器史上的两个高峰。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制度也在此时逐步形成。
官方指定专门窑品为宫廷烧制御用瓷，而不准烧制商品瓷。这些规定其实仅为皇家的美好愿望，企图以独特、独有的礼器、日用器、赏品向人们显示独有的皇家气派，即企图垄断天下最为精美的瓷器，其实是做不到的。明代官窑通常是皇帝派太监督管窑务，而太监专制凶狠的管理，严重地盘剥窑户窑工，其中一项做法为搭烧，即强令窑户搭烧官窑器，以完成皇家的差使。搭烧就是使民窑烧制官窑器合法化，至少民窑可以在搭烧时多做出官方所索要器皿的数量，即为了保证烧制成功一件，需做三四个坯。由于搭烧，明代的景德镇就出现了被称为“官古”的窑户，即专门仿古官窑器的窑户。其中名噪一时的为陆子顺，他于正统元年进献瓷器5万余件，英宗命“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陆氏进献的瓷器可以充用，肯定其精美程度可比官窑。此例足以说明民间确实在造官窑瓷器。
督陶官的营私舞弊也是使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明宣德年间，太监张善督陶，“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官窑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张善犯有两大罪状，其一便是把官窑瓷器分赠同列，可知此为官窑瓷器走到民间的一条途径。本来督陶官以职务之便送几件瓷器给同僚是平常事，可是这个张善做得太过分，再加之“酷虐下人”，引起了民愤，才两罪并罚而至处斩、枭首示众。其后的督陶官还会不会把官器送给同僚、亲友，应该还是禁而不止的，不过做得隐晦、适当一些罢了。唐英在乾隆八年二月二日的奏章中说：“故厂造成供御之瓷，则有黄器及锥拱彩绘、五爪龙等件。此等器皿，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擅用，以滋违制之戾。”唐英为督陶官确实谨慎勤敬，不敢擅用和珍藏御用瓷器(专指黄器、珐琅彩瓷和绘有五爪龙之器)，那么，唐英的前后任怎样，则不得而知。然而在唐英辩白的背后，却说明了皇帝知道督陶官有把御瓷外赠之事。再说黄器、锥拱彩绘、五爪龙以外的瓷器又怎样，其或有流传至民间，当无疑问。
装箱、运输中的纰漏致使官窑瓷器品质降低、流向民间时或有之。乾隆六年五月，怡亲王谕字唐英：“烧造上色瓷器甚糙，釉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唐英上奏作了言辞恳切的辩解。乾隆阅读奏疏后，作朱批：“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仍缮清单奏闻。”唐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做成报销清单，结果却是“以所造瓷器釉水、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因分条核减，共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五分三厘三丝五忽二微，奏令赔补。”说实在的，这一处罚是很轻的，因为参与审核和奏议的和硕怡亲王、果毅公讷等都知道有些责任不该由唐英来负。唐英“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在出窑、挑选、装箱、运输诸环节都可能出纰漏。这也是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
更有甚者，乾隆皇帝曾下旨将不符宫廷御用器的作品在景德镇公开销售。用土窑烧造瓷器较难保证质量。康熙、雍正两朝选剩之件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唐英因要奉旨造清单奏销，于是要设法让乾隆皇帝知道落选之次色瓷与正选的上色瓷的比例：上色瓷十中难得四五；有时他又说次色脚货及破损等数几与全美之件数等。大概上色瓷仅得三到四成，难得五成，次色瓷也是如此，其余的是破损变形者。唐英以黄器、五爪龙等为理由，欲将次色瓷全部运抵京城，交朝廷处置。乾隆的朱批为“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所谓黄器，指单色釉娇黄瓷器及外黄里粉彩之瓷。所谓“仍照原议行”，即可将次色瓷在当地销售，包括绘有五爪龙图案的次色瓷。此例一开，官窑生产的次色瓷就合法地出现于市场，而且数量很大，还有可能夹杂着一些上色瓷。到光绪时，皇家干脆在景德镇创建了销售瓷器的公司。这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合法途径。
唐英是一位甚得窑工窑户爱戴的督陶官，可他也不得不感叹：“工匠之弊，又不胜防也。”工匠为了过日子、过好日子，就会想方设法占有自己所烧造的官窑瓷器，甚至占有最上等的器皿。这也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途径。
此外，由于战乱与朝代更替，一些皇族流落了普通民众，为了生计，时常拿出祖上传下来的宝贝便卖，也让宫先廷御用瓷器流向民间。
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屈辱，西方列强的入侵，至使皇宫王室储存的大量瓷器被掠夺，后经国人努力，重新回国，并流落民间。
有了上述途径，应该说民间有数量不少的官窑瓷器，只不过没被官方认可罢了。
世界的硬通货是中国瓷器
中国几千年来在世界上扬名的，正是中国的瓷器，英语"china"的本意就是瓷器。远在几百年前，中国瓷器就是欧美和阿拉伯国家皇室竞相购买的贵重艺术品。
现在，中国书画已经创出了近4.5亿的天价，这一纪录还有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攀升。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山水人物书画在中国人心目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却十分可怜，基本没有赢得一席之地。
而中国瓷器得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青睐、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巴比收藏认为，中国瓷器就是世界的硬通货！
这些年来，中国的瓷器也拍出了四五千万的高价，更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拍出了上亿的价格。但巴比收藏认为，这还仅仅是中国瓷器的低谷。想一想，中国一幅画在国内就能拍出近4.5亿，作为全世界认同的收藏硬通货，中国瓷器在世界上能不创造出让所有人震撼的价格来吗？
巴比收藏提醒，买艺术品一定要买真品，买精品，买能升值的好艺术品，只有精品才能大幅升值。
家里的摆件竟然是宋代瓷器
看看家里的摆件，竟然是宋瓷！
清末民初，广州有个收藏家许守白，喜欢收藏瓷器，尤其喜欢收藏宋瓷。他说，中国制造以瓷器为第一，历代瓷器又以宋瓷为第一。
老许说得没错，宋代制瓷工艺确实很发达，宋瓷在古玩市场上确实很受推崇。可是如果您回到宋朝请客吃饭，如果您想在宋朝客人面前摆阔，餐桌上可千万不要出现瓷器，哪怕是再精美的瓷器，哪怕是地地道道的宋瓷，也不要摆到餐桌上去。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近现代人把宋瓷当宝贝，可是宋朝人却不把宋瓷看在眼里。事实上宋朝人不把任何一朝的瓷器看在眼里。宋朝人也玩收藏，他们收藏字画，收藏古玉，收藏钟鼎，收藏青铜器，就是不收藏瓷器。在他们心目中，不管哪个朝代的瓷器，都只是一种生活用品，而且是相当廉价的生活用品。
想知道瓷器在宋朝有多么廉价，看看出土的宋瓷就知道了。河北出土过宋朝的白釉刻花莲瓣碗，碗底刻着售价“叁拾文足陌”；福建出土过宋朝的褐釉瓷瓜楞盖碗，盖底也刻着售价“叁拾文”。这两样瓷器拿去拍卖，都是上亿的价钱，在宋朝只卖三十文罢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秋天，三十文只在京城开封买一斗小麦(参见《西塘集》卷一《开仓粜米》)。
可能正是因为瓷器便宜，所以宋朝的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所以瓷器在宋朝才特别便宜。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瓷杯、瓷碗、瓷碟、瓷盘这些最常见的瓷质餐具在宋朝宫廷里并不常见，在宋朝的大饭店里也不受待见。《东京梦华录》罗列北宋宫廷餐具，只提各种各样的金银器，最次的就是红漆木盘，瓷器一个都没有。《夷坚志》描绘南宋小康之家招待宾客所用的酒具：“手捧漆盘，盘中盛果馔，别用一银杯贮酒。”坚决不用瓷器。开封府州桥下有一个王家酒楼，招待顾客分三六九等，最上等用金盘盛菜，其次用银盘盛菜，再次用木盘盛菜，最差才用白瓷盘(参见《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2月第1版)。
既然贵族和有钱人都瞧不起瓷器，那宋朝制造的瓷器都卖给谁去呢？一是卖给买不起金银器和漆器的穷人，二是出口给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穷人很多，外国人也很多，所以几大名窑仍然是生意兴隆，招财进宝
瓷器上的纹饰是如何弄上去的？
纹饰是指陶瓷表面的纹样，它可以是用划、刻、贴、印、绘画等方法来完成。纹饰有简有繁，随陶瓷工艺进步以及人们的信仰、喜好、时尚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变迁。纹饰的原始功能是美化陶瓷器和表达人们的信仰及情趣。但从鉴定的角度看，它们往往起着协助断代的参考作用。因此熟识某个朝代陶瓷纹饰的特微， 或者某种纹饰的起源、发展及消失的年代是古陶瓷爱好者应具备的知识。它们与对陶瓷胎、釉、器形等的认知一起成为古陶瓷断代的重要依据。
划、刻、贴、印纹样均是陶瓷工艺技术。它们的出现在历史上有迟有早，但往往不能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必须对具体的瓷器进行具体的分析。有时一件器物会同时出现划、刻、贴、印两种以上的装饰技法。
划花是操用尖硬的竹、木、铁杆等工具在半干的器坯上划出所需的花纹，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划花线条纤细流畅，在釉面下有一种飘逸的美。北宋定窑白釉瓷和景德镇窑影青瓷的划花装饰是这方面的代表。
刻花与划花不同，它是工匠们操用铁刀等工具在半干坯体上刻出较深的花纹。相比于划花，它的线条有宽、窄、深、浅的不同。配合深浅不同釉色的变化，纹样在釉下颜色变幻有很强的立体感，北宋耀州窑陶瓷的刻花器是最典型的器物。
印花是使用已刻好花纹的陶模，在未干的坯件上印出花纹。另一种印花方法是直接在模具上模制出有花纹的坯件，然后上釉入窑焙烧。显然，印花比起划花及刻花工艺生产效率要远远高得多。印花工艺出现较晚，约在北宋中、后期才成熟并广泛应用。宋定窑印花器及南宋景德镇印花器均是典型的精美器件。我们注意到一些器件上同时使用了印、刻两种工艺，通常是在印花坯件上进一步修饰、加刻，使之美化。耀州瓷常见这一类器物。印花刻花常混淆，鉴别方法是刻花通常较深、线条变化幅度大，特别是刻花纹样可以刻出垂直器面九十度的深刻面。而印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印花是模印，要有"拔模斜度"。不然在脱模的时候，坯件上该处花纹被模具拖出。破坏了纹样的完整性。
贴花是向素坯体上贴加装饰小坯件。通常是将模印或者捏塑出的花件、人物、动物、铺首等用泥桨粘贴在原坯件上，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因此它们是堆砌成的具有立体纹饰的器件。贴花工艺从汉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古陶瓷器物中，当以六朝及隋唐的贴花器件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