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在瓷博会主展馆河北定窑展区里，有一件看似平凡的复制品，但真品却是传世极少、极为珍贵的单色釉。该作品瓷釉黝黑如漆，釉面上散布着许多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大小不一，大的直径达数毫米，小的只有针尖大小。河北定窑研究所法人杨敬好告诉记者：“瓷釉名曰‘油滴釉’，是‘黑定’又称‘兔毛花’的特殊品种之一。油滴釉极难烧制，烧制的温度极高，是最昂贵的窑变釉。这件复制品是由定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烧制技艺传承人、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副所长马会昌先生所制。”
十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瓷器创烧于唐，盛于宋，衰于元，烧造历史750余年。宋时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绿釉，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复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匀，有的下垂形如泪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瓷博会。瓷博会是一个陶瓷文化交流的盛会，这次来到景德镇收获不小，明年我打算把更多的好作品带来与陶瓷参展商相互学习交流，也预祝瓷博会越办越好。”杨敬好这样说。
精选阅读
陶瓷是促进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独创的发明之一。中国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制瓷工艺是在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发明的。瓷器与陶器的烧制过程非常相似，但瓷器与陶器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瓷器的坯料是高岭土(也称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和而成的，胎表还要施一层有玻璃质的釉，然后在12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成品质地坚硬、吸水率极低、敲击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的坯料一般是粘土，胎表多不施釉或施有低温釉，焙烧的温度在700度到800度之间，少数陶器可达到1000度。陶器的质地不如瓷器坚硬，吸水性比较强，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不清脆。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商周遗址中出土的青瓷器皿有瓮、罐、瓶、尊、碗、豆等等。它们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从此以后，制瓷工艺逐步发展，由青瓷发展到白瓷，再由白瓷发展到彩瓷，唐代青瓷发展到顶峰。唐末诗人陆龟蒙曾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来形容越窑(今浙江绍兴)青瓷动人的色泽。唐宋时期，白瓷也发展到高峰。唐宋文人是用“类银”、“类雪”、“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等语句来赞美白瓷的。明清时期，彩瓷发展起来。明代的青花瓷、斗彩和清代的素三彩、五彩、珐琅彩，都饮誉中外。1610年，有一本名为《葡萄牙王国记述》的书，赞美中国瓷器说：“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加可爱”。
上面我们极为简略地回顾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下面我们讲两个瓷器的故事。
在200多年以前，北欧的瑞典王国有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他酷爱中国的彩绘瓷器，因此不惜重金派遣专人万里迢迢到中国来定做瓷器。他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严格地按照贵族等级的标准预先绘制了成套的图案，要求中国工匠必须依照他的图案烧制彩绘瓷器。
他派遣的人乘帆船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月才到达中国，不幸的是携带的制瓷图案被海水浸湿了，周围渗出一圈淡淡的水痕。”
中国工匠接到图案后，发现了上面的水痕，但由于无法核实这水痕是否是作者的本意，只好忠实原作，把水痕也当作图案的组成部分烧制在瓷器上。
这位贵族收到成品后，起初有些不高兴。他认真地拿成品跟原稿核对，才惊奇地发现瓷器上水痕的成因，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制瓷工匠的技艺高超绝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这件由于误会造成的瓷器成了极为绝妙的珍品，如今它已经成为瑞典无价的国宝，也是中瑞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物证。
中国的瓷器驰誉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17、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用黄金一样贵重。那个时候，欧洲人对瓷器的认识简直可笑。当时有一种薄如蛋壳的“脱胎”瓷器传入欧洲。这种瓷器既薄又轻，光鉴照人。特别透明。于是有一位法国作家，装成行家，竟然神乎其神地吹嘘说中国瓷器是用蛋壳、贝壳制造的。欧洲的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强烈的占有欲，发狂地逼迫骗人的炼金术士给他们仿制中国瓷器。在18世纪初，法国人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的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半个世纪的光景过去了，仿制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中国瓷器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一个叫奥里的神父，竟然派遣一个叫安特略可的传教士到中国江西景德镇去盗窃中国的制瓷技术。
在景德镇，安特略可装成传教的使者，整天出没在窑场中，到处乱窜，搜集技术情报。1712年和1722年，他通过两封长信，把景德镇制瓷原料高岭土和瓷石的使用情况及整个工艺过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奥里，并且偷走了高岭土和瓷石的实样。这样，在安特略可到中国20多年之后，法国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
千年传承放异彩—记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
武威日报讯 19世纪初，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的大云寺里发现了用汉字和西夏文对照镌刻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化的序幕……
200年后，还是在武威这块被称为“西夏陪都”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寿龄先生耗时20多年，痴心研究西夏文化，先后“复活”了西夏泥活字印刷术、西夏象棋和西夏瓷器烧制技术，使沉寂千年的西夏灿烂文化得到传承、弘扬和应用。泥活字印刷术佐证中国四大发明
一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让孙寿龄复活了11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向世人雄辩地证明：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
1988年9月的一天，时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寿岭和同事在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细心的孙寿岭并未将这批文物收藏起来了事，而是认真地分析研究。他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此书极有可能为泥活字印本。孙寿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比对、辨析后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段关于“活字鼻祖”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活字字模等没有考古发现，以致于有人对沈括的记载和毕昇的发明表示怀疑，认为“泥不合印刷”。国际学术界也向我国印刷术提出挑战:韩国人认为自己的铜活字，是世界上最早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据，执意要“申遗”。西方一些媒体称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在公元15世纪发明的。我们迫切需要拿出过硬的实物证据，来证明最早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是中国。
1998年3月31日，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活字版文献，至于到底是否为泥活字印本，尚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为了证明泥活字印本早在12世纪就诞生在中国的观点，孙寿岭不仅撰写论文，而且亲手复制出泥活字，用这些泥活字印书。他用实践来捍卫祖先的发明权，重重回击外国一些学者的挑战，解答国内一些专家的质疑。
孙寿龄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心，运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毕昇印字之法，反复摸索实验，用3年多时间，终于在自家的小煤炉上，成功烧制出泥活字，复原了有6400多字的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孙寿龄的研究成果为确立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权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得到了国内外文物专家和西夏文化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国内学术界首先肯定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孙寿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泥活字第一人”。
2002年10月，因孙寿龄在西夏文化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被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为学术委员。2007年6月，孙寿龄的《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西夏棋子点活西夏文化
一枚西夏棋子，让孙寿龄复活了西夏“一盘棋”，揭示了在“西夏陪都”的武威大地上，党项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画卷。
2002年10月的一天，在武威文化广场上的古玩摊上，孙寿龄和同事黎大祥应邀为一名文物收藏爱好者“鉴宝”。一枚一面为西夏文，另一面为汉文的铜质象棋“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凭着过硬的西夏文功底，他们认定这是一枚罕见的西夏象棋子。
西夏王朝是11世纪初，以党项族为主体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90年，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地。1227年西夏灭亡后，文字失传，包括象棋在内的其他物质文化也逐渐失传。武威西夏铜制象棋子的发现，充分说明古代象棋不仅是中原汉民博弈娱乐的工具，也是西北边陲的西夏少数民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这种西夏文与汉字并存的象棋，充分考虑了西夏民族与汉民族、西夏民族内部或汉民族内部都可以使用的实用性，足以印证当时西夏民族与汉民族人民群众的密切往来。
2008年10月上旬，在西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由孙寿龄等专家凭一枚出土的西夏文象棋子复原的西夏象棋，代表甘肃省选送的展品参展，获得了与会专家的称赞和参会客商的赞叹。孙寿龄说：“象棋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文字记载来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但西夏建国后，是否有下象棋这种娱乐项目，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在武威发现这枚西夏象棋子之前，也没有实物资料和研究者提及。根据出土的西夏象棋子复原的全套西夏象棋，为进一步研究西夏时期的文字及文化娱乐提供了参考。”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一堆西夏瓷器碎片，让孙寿龄复活了失传700多年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西夏瓷器与地方特色文化嫁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放异彩。
瓷器制作工艺是西夏文明的一个缩影，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灵武、甘肃武威，发现了烧制西夏瓷器的窑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文物。在武威境内，除著名的西夏碑、西夏木板画、西夏泥活字版经文等文物外，出土了西夏瓷器300多件，是国内西夏瓷器出土最多的地区。特别是武威古城瓷窑遗址出土的西夏瓷器，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国内罕见，当属西夏官窑之一，仅塔儿湾出土的西夏瓷酒器就填补了我国早期酒具用品的空白。
如何让消失在成吉思汗铁蹄下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得到复生，成为明天的经济，孙寿龄在古城瓷窑遗址一带散落的一堆堆瓷器碎片中找寻、拼接、揣摩、求索……
凭借西夏瓷器和碎片，孙寿龄以顽强的意志不断探索、研究和试验，逐步掌握了西夏瓷器独特的“剔刻釉技法”制作工艺，在简陋的电烤箱内，用家乡古城瓷窑遗址的高岭土做原料，成功烧制出了包括酿酒器具、生活用品、文化用具、军事用品等方面100多件风格独特的西夏瓷器。
2010年7月，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挂牌成立，孙寿龄在有生之年终于有了研究西夏文化的一席之地。如今，走进武酒集团西夏文化研究所，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进入了千年前的西夏时代，满目是西夏书画作品和瓷器用品，就连酒壶、酒瓶、酒杯等酒具也无一不打着西夏文化的烙印。稀缺于价值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归属。中国美院雕塑系教授薛中评说孙寿龄西夏瓷艺作品：我第一次到武威，看到孙老制作的西夏瓷器，就感受到与南方瓷器的巨大差别。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南方瓷器讲究工艺精美，风格细腻；而西夏瓷器则古朴大气，图案不加修饰，完全是制作者情绪的抒发，它们也流露出非常成熟的手法，西夏瓷器有自己的套路，整体风格显明，但每个制作者也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的。
“今后，我们将利用西夏瓷器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西部最大的西夏酒瓶生产线，让人们在品味美酒的同时，感受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复活的西夏文化早日造福武威地方经济。”谈起未来，年逾古稀的孙寿龄满怀希望。孙寿龄的案头悬挂着一幅西夏古镇瓷器生产复原图：远山含黛处，一件件西夏风格的瓷器从古城瓷窑中新鲜出炉；垂柳掩映下，纳凉消暑的人们，手执西夏酒瓶，畅饮凉州美酒。也许，那正是他毕生不懈追求的美丽梦想……
朱大孔子学院举办中国陶瓷艺术与中泰文化交流讲座
5月8日，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在朱大玛哈朱拉楼举办了“中国陶瓷艺术与中泰文化交流”专家讲座。此次讲座邀请了中国国家日史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杨德保、中国国家教授级工艺美术大师曹爱勤以及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建保三位专家开讲。泰国前教育部长素察博士、泰国拉差蒙昆科技大学吞武里分校副校长SakitChantabotoke教授及朱拉隆功大学各院系师生50余人出席并聆听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三位专家首先参观了朱大孔子学院，并和素察博士及朱大孔子学院老师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中方院长韩圣龙向三位专家介绍了朱大孔子学院的概况和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专家曹爱勤大师向朱大孔子学院赠送了自己的精美陶瓷作品。
泰国前教育部长素察博士致开幕词
讲座开始前，素察博士肯定了陶瓷艺术在中泰文化交流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将来有机会能邀请中国专家在泰国国家广场开办学术讲座，让更多泰国民众认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杨德保副秘书长讲座现场
杨德保副秘书长长期在中国“瓷都”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作品国际巡展和评奖活动。他在讲座中表示，陶瓷是早期中泰文化交流的媒介，中泰两国文化由此得以传播。中泰艺术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中泰文化交流的事业继续推进，通过文化交流，造福两国人民。
曹爱勤女士出生于世家，获中国工艺美术石雕大师称号。她的讲座主要介绍了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源流与创作实践。曹女士表示，在传统本土文化题材里挖掘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表达语言，并与艺术家的生存经验理性结合，能够创作出具有一定文化深度的时代作品，在国际艺术交流中才具有真正的本土话语。
王建保副秘书长讲座现场
王建保副秘书长致力于陶瓷史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古代窑业技术对外传播及中国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他在讲座中根据现存资料对中泰两国古陶瓷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泰国北方地区古陶瓷主要受以磁州窑为代表的白釉黑花装饰风格影响，南方地区则是受到以龙泉窑风格为代表的青釉瓷器影响的结论。
专家团、素察博士与朱大孔院教师合影
三位专家的讲座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专家们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现场听众的问题。此次专家讲座是朱大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专家系列讲座之一，也是今年庆祝全球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元代青花瓷器与丝绸之路中的跨文化交流
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种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窑炉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丝绸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疆扩土，以及对中西交往的包容态度，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蒙古帝国的内部交通路线，而迎来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时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为其外销重要载体的丝绸之路这两个相关联的名词为视角，以此来试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独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俗称“元青花”，因其创烧于元代且绘画所用钴料烧制后所呈现的青蓝色的彩绘纹饰而得名。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体交相映衬，浑然一体，宛若一幅雄奇瑰丽的水墨画。它上承宋瓷，下启明清，作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艺的开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备受世人推崇。它的产生为景德镇在明代成为世界制瓷业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它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却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这与它成功借鉴了前朝历代釉下彩绘技术不无关系，所以说，它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在元青花诞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经有工匠不自觉地运用钴料于陶瓷的装饰中，但均未达到像元青花这样作为一种工艺而成熟运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镇窑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们中间还存在着较为细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迁徙时期，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汉人向北迁徙，这其中不乏一些来自南北方窑口（如磁州窑、吉州窑）身怀绝技的工匠，融汇入当时瓷都景德镇窑场做工。元代的景德镇窑工创新性的将高岭土掺入到瓷石中，创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为青花瓷能在元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对后世的陶瓷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色料上，他们开始采用来自西域波斯的“苏麻离青”（即进口钴料）代替国产青料生产高档产品，使得元青花的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这些因素使得当时景德镇瓷窑所创烧元青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发源于中国，主要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处于元代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环境之中，它蓝白相间的典雅韵味迎合了当时蒙古族统治者崇尚蓝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众多的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钴元素色料来源于西域的波斯，我们从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馆藏数量上可以惊讶地发现，原产于中国的元青花，其馆藏数量最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而中国国内馆藏最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也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05年于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图”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最后成交价为1 400万英镑，加佣金后为1 568.8万英镑。以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这一消息的传出，迅速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众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发了全球的“青花热”，就连风靡亚洲歌坛的歌手周杰伦也在其后创作一首中国风歌曲“青花瓷”来歌咏它。这使得青花瓷不仅成为各个年龄段群体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并且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上青花瓷设计元素的成功运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赚足了眼球，而上升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中国风”文化元素，而被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广泛的运用于各个领域。
二、元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与元青花的联系
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一词一经提出即被广泛采用。丝绸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道路。广泛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最早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所开拓，他带着价值贵重的金帛货物到了西域各国，开始了东西方最初的大型商贸交往。从此，商品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民族在丝绸之路上交融。丝绸之路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达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国统治者的对外扩张，在使历史上中华版图达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连年战乱而陷于停顿的丝绸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以往丝绸之路上的大量关卡和林立小国，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元朝统治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就是良好的佐证。并且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升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并举的地位，因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陆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陶瓷业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镇，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输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继承之前海路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鼓励海上对外交往，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当年即派广东招讨使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不久，又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这使得元代海上丝路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全盛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在造船术改进、指南针发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陶瓷贸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而取代丝绸、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货品，成为海上出口最大宗货物，因此有许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显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贸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这就使得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陆海丝绸之路沿线的波斯（今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国内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难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与意义
元青花，从其诞生至今的800余年间，一直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稀少，更因为青花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装饰元素绵延不息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从元代延续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国瓷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官窑或民窑所产瓷器，还是内销与外销瓷中，青花瓷数量都极为庞大。这恰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青花历来受到喜爱，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文人贵胄喜欢，平民布衣中也广受欢迎。它做到了观赏与实用装饰的并举，因而具有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从它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梳理出一个极为庞大的元帝国对外交流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古波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西亚地区，不仅现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遗迹也颇为丰富。一方面，这与来自西亚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这种来自西域被称作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东方的窑炉中幻化出了被誉为“宝石蓝”的幻蓝光泽，赋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蓝绚丽的颜色和飘逸隽永的神采，以至于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与大宝船，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啧啧称奇的富饶物产，更是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互通，使得中西方贸易、宗教、文化的达到了一个空前融合的时期，造就了西方人的“东方情结”，对之后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青花，它诞生于大元帝国那个波澜壮阔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独厚的萃取多种文化智慧的结晶，所以一经出现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随着元青花考古研究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或许隐藏在它那幽蓝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还有更多的文化之谜等着世人去揭开。
陶瓷文化鉴赏-定窑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白瓷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唐、五代产品胎色灰白，较粗，胎釉之间往往敷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器物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唇口多见。底足见有平底、玉壁形足和圈足三种，平底碗一般外施黄釉内施白釉；玉壁形足碗里外施白釉，底足无釉露胎；圈足碗则足端无釉，足内有釉。尤以印花鱼鸟纹海棠式碗别具一格。器外底有的刻划“易定”和“官”字款。（2）北宋产品：1胎薄而轻，胎色洁白。2白釉呈乳黄色，积釉处多见泪痕，隐现黄绿色。器外壁薄釉处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3器形以盘、碗、碟、盒和枕为多，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4主要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和剔花，印花以花卉纹为多，常见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整齐，讲究对称，印花定器是宋瓷中的佳品。刻划花常见莲纹、水塘双鱼和莲池游鸭等，刻划花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一面，或里或外，里外都刻划纹饰的极少见。5北宋早、中期定窑覆烧法尚未出现，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粘附着垫烧的砂粒或支烧痕。北宋后期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上多不施釉，俗称“芒口”，其它部分满釉。芒口处往往镶上金、银、铜的边圈，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6北宋定窑器底有刻划“官”、“新官”及“尚食局”等字款的，多见于盘、碗、小罐等外底部。（3）金代产品胎质细白，釉色多呈乳白色，胎釉与北宋定窑并无多大差别。但装饰大为逊色，无论印花还是刻划花，均差于北宋产品，少有佳作。纹饰流行印花石榴纹、印花犀牛望月纹及刻划花萱草纹，还有缠枝石榴、缠枝菊、鸳鸯纹等等。盘、碗内心印双鱼，器内壁鸳鸯莲花或牡丹飞凤也常见。烧造方法除一部分产品继续采用北宋后期的覆烧法，烧制“芒口”瓷外，一部分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器物的内底（以盘碗为多）刮釉一圈露胎。金代定瓷产品有纹饰，较好的一般采用覆烧法，反之，往往采用沙圈叠烧法。（4）宋代景德镇所仿定窑瓷器，称为“粉定”，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也较高，几可乱真。区别之处是景德镇仿定瓷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中俄陶瓷文化比较研究
陶瓷，一个具有鲜活形态和浓厚文化意识的艺术形式。千百年来，由泥土在炉火高温中淬炼自己，形成如衣如玉的外表，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到了现代，具有装饰风格的陶瓷作品更是将生活中对美的感悟和体会融入到了陶瓷艺术中。研究中俄陶瓷文化是为了弄清中俄陶瓷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以景德镇青花瓷和格热利陶瓷为主线，对比其陶瓷的艺术风格及特征，发掘它们在某些方面的异同点，分析陶瓷工艺与两国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密切关系，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使陶瓷艺术在全球化、经济化发展的今天，在保证自己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陶瓷的历史和发展
摩尔根说过：“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陶瓷，以粘土为主要原料，加之各种天然矿物混合后经过粉碎混炼、成型、煅烧而制得的材料以及各种制品。陶瓷艺术是艺术与科学的统一，是一种物化的文化，其造型、装饰、釉色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陶瓷艺术其装饰形式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釉下彩、釉上彩、釉中彩、颜色釉和综合装饰类。本文所要对比研究的景德镇青花瓷和格热利陶瓷则都属于装饰形式中的釉下彩装饰。
景德镇青花瓷，是用氧化钴在胚胎上描绘纹饰，施釉后经高温烧成后呈蓝色，虽然色调单一，但它着色力强、颜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无铅无毒、耐酸耐磨，故素有“永不凋谢的青花”之誉。青花瓷始于唐朝与宋朝，到了元朝渐渐发展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又渐渐走向衰落。
而格热利陶瓷则起源于俄罗斯一个名为格热利的一个小镇，位于距莫斯科60公里处。这里在16世纪出现了粘土制成的陶器，但大部分都是动物的形象（鸭、羊、鸡）。到了17世纪这一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作坊，用以制作陶制餐具。格热利当时以其良好的经济和自然条件——丰富的高品质的粘土资源，大量的森林资源，占据着莫斯科大部分的陶器市场。18世纪中期，格热利地区作坊开始生产一种由彩色粘土烧制，描绘多种颜色图案的白色乌釉餐具，通常是在陶壶上面附着釉质和彩绘，一时间风靡整个俄罗斯乃至欧洲。沿至19世纪，格热利的制陶师傅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工艺：半瓷土—瓷土—制瓷器。在当时，所有的格热利瓷器厂都采用这种方法。
格热利茶壶
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格热利陶瓷艺术渐渐滑入低谷，二战结束后，在苏联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和瓷器家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萨尔特科夫的领导下，一批学者共同复苏了格热利的手绘画、瓷器和技能，创造了很多新的产品以及艺术特色，重新确定了格热利陶瓷的传统风格。到了1972年，在格热利当地六家小型工厂开始合作，建立了“格热利”联合企业。
二、景德镇青花瓷和格热利陶瓷造型特征及装饰技法研究
青花瓷的特点是典雅、轻快、清新、装饰效果比较强。青花瓷的造型大体可分为罐类（大罐和小罐）、瓶类（梅瓶玉、壶春瓶和蒜头瓶等）、壶类（凤流壶、梨式壶、执壶）、碗类（高足碗、大碗）和盘类（大盘、中盘和小盘）。
青花瓷器造型，不论是丰满敦厚的大器，还是秀丽端庄的小器，器型均形态优美，典雅端庄。在纹饰装饰上，由人物、动物、植物为主，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彰显其独特的装饰色彩。在表现方法上，与国画基本相似，是用毛笔蘸深色青花料直接在瓷器的坯体上勾绘出纹样线条，再吸收国画泼、勾、皴、点、擦等技法在器物上绘制。
与青花瓷相比，格热利陶瓷工艺则趋向质朴，在颜色上主要以白底蓝花为主，器物造型也各具特色，体现出浓厚的俄罗斯民间气息。
格热利的每一件瓷品都是由手工完成的。其种类有花瓶、泥塑像、小玩具以及室内装饰品等。在制作过程中，艺术工作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发挥，他们用钴料描绘各种图案，经过烧制后得到白底蓝花的图案风格，给人以美丽、遐想、和谐的装饰美感。尽管是同一题材的瓷器作品，但是由于表达方式不同，色彩图案不同，所以最后呈现的作品装饰意味均不相同。因此，在格热利要想找到两件一模一样的作品，是相当困难的。
通过两者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景德镇青花瓷和格热利陶瓷的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青花瓷由于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而且大部分是官窑作业，因此在造型上更加趋向于规整性和细致性，在装饰上则采用民族绘画国画来展示，富有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而格热利陶瓷则由于是民间艺术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民间艺术风格充满着整个艺术作品，热衷于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给人以质朴、简洁、舒适、温暖的感觉。
三、现代陶瓷装饰的新发展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陶瓷艺术品，都跟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而反观现代，时代的倾向性并不明显。那么如何去体现时代特征呢？这就需要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陶瓷艺术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民族化”的装饰陶瓷
陶瓷的整体装饰效果是需要讲求“美”的，那么在现代陶瓷装饰上，什么样的装饰效果才算美呢？怎么去区分定义呢？因为我们知道，不同地区的人对“美”的要求是不同的，它会随着该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艺术情感、民族特色等发生变化的，但这也不是无规律可循的。比如景德镇青花瓷和格热利陶瓷，近几年多次在国际陶瓷展览中获奖，深受好评，这就为我们探索现代陶瓷的“美”提供了借鉴。就青花瓷而言，在装饰手法上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特色，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赋予新时代、新风尚、新内容，把中国传统装饰与现代审美要求相互结合延伸，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同和欣赏。而格热利陶瓷在现有技法的基础上逐渐加入了18世纪陶器制品的装饰风格，并融入了珐琅彩和其他一些新的颜色，使原本单调简约的格热利陶瓷又多了一份别样的魅力。所以说：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也就越有“世界性”。
（二）“生活化”的装饰陶瓷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逐渐从奢华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较之庄重、严谨、高调的生活气息而言更加喜欢追求简洁、单纯、质朴、随意的生活，因而对具有“生活化”特色的手工艺品展现出极大的热情。而相比较而言，格热利陶瓷在这方面因其具有独特的民间生活气息而极富竞争优势：首先，格热利陶瓷都是纯手工制作，这样就保持了作品的原创性；其次，作品的取材主要来源于生活；最后，格热利瓷器在完成之时，底部都会印上“格热利”的特色品牌字样，并附上各生产作坊的商号和作者的特色亲笔签名。这种标志性特色，使得格热利陶瓷大受欢迎，因其不仅具有实用和观赏性，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从近期格热利陶瓷的发展壮大形势可以看出。
四、结束语
展望未来，笔者将装饰陶瓷的发展趋势主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应着重加强陶艺制作队伍的培养，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新。
2.注重新技术、新材质的发展利用，加强艺术与技术的合作交流。
3.加强专业文化素养，注重个人艺术风格的塑造和发展。
4.增强市场化观念，搞市场创新，了解消费者心理需求。
笔者深信，这样的创新发展趋势下，中俄陶瓷产业会展现出无限美好的未来。
陶瓷文化：定窑瓷器的分类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定窑瓷器(19张)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
定窑是继邢窑而起的白瓷窑场。器型唐以碗为主，宋代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亦产净花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胎薄而轻，质坚硬，色洁白，不太透明。由上迭压复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这是定窑产品的特征之一。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视为陶瓷艺术品中的珍品而颇受人们的青睐。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禽鸟、浮鸟、云龙等为主。
定窑虽原为民窑，但北宋后期曾一度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影响较大，各地纷纷仿制。有"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
陶瓷文化：带“泪痕”的瓷器 —定窑
北宋定窑白瓷无疑是白瓷中的“大宗”，而究竟这一千古美瓷又是以怎样的艺术特点征服世人的呢？
艺术因为独特而伟大，定窑白瓷也不例外！
1、泪痕
泪痕是指瓷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
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如果认真欣赏定瓷，我们可以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
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可作为鉴定的一个切入点。
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陶瓷日用品（如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定窑白瓷壁釉垂流形成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