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武威日报讯 19世纪初，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的大云寺里发现了用汉字和西夏文对照镌刻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化的序幕……
200年后，还是在武威这块被称为“西夏陪都”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寿龄先生耗时20多年，痴心研究西夏文化，先后“复活”了西夏泥活字印刷术、西夏象棋和西夏瓷器烧制技术，使沉寂千年的西夏灿烂文化得到传承、弘扬和应用。泥活字印刷术佐证中国四大发明
一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让孙寿龄复活了11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向世人雄辩地证明：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
1988年9月的一天，时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寿岭和同事在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细心的孙寿岭并未将这批文物收藏起来了事，而是认真地分析研究。他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此书极有可能为泥活字印本。孙寿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比对、辨析后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段关于“活字鼻祖”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活字字模等没有考古发现，以致于有人对沈括的记载和毕昇的发明表示怀疑，认为“泥不合印刷”。国际学术界也向我国印刷术提出挑战:韩国人认为自己的铜活字，是世界上最早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据，执意要“申遗”。西方一些媒体称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在公元15世纪发明的。我们迫切需要拿出过硬的实物证据，来证明最早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是中国。
1998年3月31日，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中国12世纪早期的活字版文献，至于到底是否为泥活字印本，尚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为了证明泥活字印本早在12世纪就诞生在中国的观点，孙寿岭不仅撰写论文，而且亲手复制出泥活字，用这些泥活字印书。他用实践来捍卫祖先的发明权，重重回击外国一些学者的挑战，解答国内一些专家的质疑。
孙寿龄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心，运用《梦溪笔谈》中记述的毕昇印字之法，反复摸索实验，用3年多时间，终于在自家的小煤炉上，成功烧制出泥活字，复原了有6400多字的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孙寿龄的研究成果为确立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权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得到了国内外文物专家和西夏文化研究专家的高度评价。国内学术界首先肯定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孙寿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泥活字第一人”。
2002年10月，因孙寿龄在西夏文化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被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为学术委员。2007年6月，孙寿龄的《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西夏棋子点活西夏文化
一枚西夏棋子，让孙寿龄复活了西夏“一盘棋”，揭示了在“西夏陪都”的武威大地上，党项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画卷。
2002年10月的一天，在武威文化广场上的古玩摊上，孙寿龄和同事黎大祥应邀为一名文物收藏爱好者“鉴宝”。一枚一面为西夏文，另一面为汉文的铜质象棋“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凭着过硬的西夏文功底，他们认定这是一枚罕见的西夏象棋子。
西夏王朝是11世纪初，以党项族为主体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90年，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地。1227年西夏灭亡后，文字失传，包括象棋在内的其他物质文化也逐渐失传。武威西夏铜制象棋子的发现，充分说明古代象棋不仅是中原汉民博弈娱乐的工具，也是西北边陲的西夏少数民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这种西夏文与汉字并存的象棋，充分考虑了西夏民族与汉民族、西夏民族内部或汉民族内部都可以使用的实用性，足以印证当时西夏民族与汉民族人民群众的密切往来。
2008年10月上旬，在西安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由孙寿龄等专家凭一枚出土的西夏文象棋子复原的西夏象棋，代表甘肃省选送的展品参展，获得了与会专家的称赞和参会客商的赞叹。孙寿龄说：“象棋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文字记载来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但西夏建国后，是否有下象棋这种娱乐项目，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在武威发现这枚西夏象棋子之前，也没有实物资料和研究者提及。根据出土的西夏象棋子复原的全套西夏象棋，为进一步研究西夏时期的文字及文化娱乐提供了参考。”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一堆西夏瓷器碎片，让孙寿龄复活了失传700多年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西夏瓷器与地方特色文化嫁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放异彩。
瓷器制作工艺是西夏文明的一个缩影，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灵武、甘肃武威，发现了烧制西夏瓷器的窑址，出土了很多瓷器文物。在武威境内，除著名的西夏碑、西夏木板画、西夏泥活字版经文等文物外，出土了西夏瓷器300多件，是国内西夏瓷器出土最多的地区。特别是武威古城瓷窑遗址出土的西夏瓷器，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国内罕见，当属西夏官窑之一，仅塔儿湾出土的西夏瓷酒器就填补了我国早期酒具用品的空白。
如何让消失在成吉思汗铁蹄下的西夏瓷器制作技艺得到复生，成为明天的经济，孙寿龄在古城瓷窑遗址一带散落的一堆堆瓷器碎片中找寻、拼接、揣摩、求索……
凭借西夏瓷器和碎片，孙寿龄以顽强的意志不断探索、研究和试验，逐步掌握了西夏瓷器独特的“剔刻釉技法”制作工艺，在简陋的电烤箱内，用家乡古城瓷窑遗址的高岭土做原料，成功烧制出了包括酿酒器具、生活用品、文化用具、军事用品等方面100多件风格独特的西夏瓷器。
2010年7月，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挂牌成立，孙寿龄在有生之年终于有了研究西夏文化的一席之地。如今，走进武酒集团西夏文化研究所，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进入了千年前的西夏时代，满目是西夏书画作品和瓷器用品，就连酒壶、酒瓶、酒杯等酒具也无一不打着西夏文化的烙印。稀缺于价值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归属。中国美院雕塑系教授薛中评说孙寿龄西夏瓷艺作品：我第一次到武威，看到孙老制作的西夏瓷器，就感受到与南方瓷器的巨大差别。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南方瓷器讲究工艺精美，风格细腻；而西夏瓷器则古朴大气，图案不加修饰，完全是制作者情绪的抒发，它们也流露出非常成熟的手法，西夏瓷器有自己的套路，整体风格显明，但每个制作者也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的。
“今后，我们将利用西夏瓷器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西部最大的西夏酒瓶生产线，让人们在品味美酒的同时，感受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复活的西夏文化早日造福武威地方经济。”谈起未来，年逾古稀的孙寿龄满怀希望。孙寿龄的案头悬挂着一幅西夏古镇瓷器生产复原图：远山含黛处，一件件西夏风格的瓷器从古城瓷窑中新鲜出炉；垂柳掩映下，纳凉消暑的人们，手执西夏酒瓶，畅饮凉州美酒。也许，那正是他毕生不懈追求的美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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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瓷 再放异彩
河南云台山因其秀丽的风景和峡谷奇观而闻名天下。在云台山脚下，距“当阳峪古瓷窑遗址”不足200米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因其生产的绞胎瓷图案奇特，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有名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绞胎瓷亦称绞泥、搅胎瓷、透花瓷。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其可以说是“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当阳峪绞胎瓷的质量特色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当阳峪绞胎瓷的胎釉料成分主要为高岭土和皂白，它们都源于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及周边太行山脉。高岭土和皂土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它们在高岭土中的含量分别为50%和45%~48%，在皂土中的含量分别为65%和11.4%，而且当地泉水和溪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分别达到440mg/L和46mg/L，远高于其他地区泉水，加之当地空气较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67%。这些都对当阳峪绞胎瓷质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阳峪绞胎瓷的生产始于唐，盛于北宋，直至明朝还比较发达。其中绞胎技法品种最全，品质最高，具有独特风格。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的《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就记录了北宋时期当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古代瓷窑遗址。2006年，古瓷窑遗址在多次文物考古发掘中，发现窑炉6座，窑洞式作坊5孔，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有碗、盒、瓶、灯、盘等，并于当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日本大阪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阳峪瓷窑出土的部分古瓷器。“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正是对当阳峪绞胎瓷的准确描述和高度赞誉。这也是当阳峪绞胎艺术瓷不同于其他瓷类的独特之处。
绞胎陶瓷器皿因生产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所以产量极少，属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把玩的器物，能流传到今天的制品，更是凤毛麟角。如今人们对唐三彩器并不陌生，然而对同是产于唐代的绞胎器，却知之甚少。虽然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对绞胎器的发明、生产技术、产地等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该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该县还组织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资料编撰小组，当阳峪绞胎瓷也于2010年12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向酷爱收藏古陶瓷，且对当阳峪绞胎瓷的文化和历史耳熟能详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潜心绞胎瓷技艺的研究与复活，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和实验，2002年完成了第一件完整的绞胎瓷，这表明沉寂了1000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终于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
为了使当阳峪绞胎瓷生产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销售有据可寻，修武县质监局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目前，当阳峪绞胎瓷作为河南4大名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生9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先后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谈及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对绞胎瓷的意义，柴战柱告诉记者：“我们的当阳峪绞胎瓷贴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签，不仅身价成倍上涨，而且还被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及国内知名人士及馆藏机构视为珍品而收藏或馆藏。”
作为千年传承的紫砂文化也是水涨船高，日益丰富
紫砂艺术，是融陶文化、茶文化以及诗文、书画、篆刻等诸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一体，极具中华文化代表性的一门艺术。随着传统文化的普及以及媒体的助推，紫砂艺术已经日益为大众广泛地认知。紫砂艺术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在日渐升温，大师作品不断树立市场的新标杆，作为千年传承的紫砂文化也是水涨船高，日益丰富。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砂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年＿＿公元1521年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湖洑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界首彩陶 传承千年的“东方之秀”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上，“界首彩陶烧制技艺”传承人张茜文的作品《福禄》脱颖而出，获得银奖。界首彩陶这一相传千年的古老工艺再次焕发光彩——
首界彩陶烧制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烧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流传至今。界首彩陶以刻、划、堆、贴的装饰手法和黄绿白的三彩釉色，在《民间瓷器》、《陶瓷艺术》、《中国工艺美术史》等书刊中有着绚丽多姿的一页，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在业界享有“东方之秀”的美称。
黄胶泥“摔出”工艺奇葩
历史上，界首彩陶主要分布在界首颍河南岸，散布于13个村子，因每个村子的村民大都以冶陶为生，并且村子均以陶窑为名，因此，俗称“十三窑”，即：卢窑、魏窑、后魏窑、计窑、前计窑、朱窑、尹窑、高窑、盆张窑、田窑、沈张窑、韩窑、王窑，现属界首市田营镇管辖。
界首彩陶工艺最初起源于唐宋时期。在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剔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唐代三彩工艺的影响。
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取自当地的黄胶泥，窑工又称之为“黄河淤”，即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盆、盘、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当地比较盛行的木版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刻画、剔花工艺，初步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划、剔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
界首彩陶的制作采用手工拉坯、模印、刻画、剔花和彩饰等艺术技巧，通过民间艺人随心所欲、简练而遒劲的笔触，表现出的画面主题生动而传神。界首彩陶生产工艺流程由泡泥开始，经过踩泥、揉泥、拉坯、修坯、刻划、剔花、施釉等十几个步骤，一件完美的彩陶成品便俏立眼前。界首彩陶的器型多为圆腹外鼓，还采取内外施釉，适合于老百姓作日常盛储器皿之用。这种艺术和使用功能的结合，反映出淮北劳动人民在日复一日繁重劳作之中，以最原始的方式对精神艺术之美的追求。
“刀马人”创出独门技巧
说到界首彩陶技艺的发扬光大，就不得不说说如今已经逝去的老艺人卢山义。
卢山义1920年出生于界首市卢窑村一个制陶世家，由于老艺人出生的年代处在旧社会，童年没念过书，于是他就从民间戏剧人物中找素材。卢山义刻画的刀，刚劲有力、势如破竹，刻画的戏剧中的马，天马行空，不仅是战马，更像是神马。对于人物的表现，卢山义抓住京剧中的脸谱形象，画出的人物具有精、气、神综合的美感。
“刀”、“马”、“人”三者聚在一起，便形成卢山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技巧被他命名为“刀马人”。将此艺术绘制在器皿、花瓶、坛、罐上，配以界首特有的黄、绿、白三彩釉，烧制成“刀马人”工艺品，件件如同在向人讲述历史故事，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刀马人”是老艺人在国内独创一派的艺术技巧，充分体现民间艺术的风格，是民间艺术的传奇珍宝，他的作品被艺术家们评誉为：“有形不至而艺至之妙趣”，被称为“东方之秀”。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艺术重获新生，界首彩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卢山义所在的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工艺美术家韩美林的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代替了原来的铅釉，同时把陶器由低温型转为高温型，胎釉结合较前更为紧密，彩釉更加艳美，极大地丰富界首工艺陶瓷的花色品种，使界首工艺陶瓷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1984年，卢山义刻画的“刀马人·战罗成”三彩腰鼓罐在全国釉陶类评比中荣获第二名。2004年4月“酒坛·破洪州”荣获安徽省首届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奖。同年6月，“三彩刻花酒坛”荣获第三届中国民间工艺奖金奖。2006年元月，界首彩陶的烧制技艺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2月中下旬，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机构调查、认定和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单发布，全国166人获此殊荣，安徽4位老艺人榜上有名。其中就有传承界首剔花陶艺技艺的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民间艺人卢山义老人。
活态传承迎来发展春天
进入新世纪，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界首彩陶艺术也迎来了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春天。
界首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界首市委、市政府非常关注界首彩陶传统工艺的保护和产业化道路探索。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成功后，借着国家保护政策的逐步落实，界首市委、市政府逐年加大对界首彩陶传承发展的扶持力度。首先成立了“界首彩陶发展保护委员会”和“界首彩陶研究会”，对其今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提出“艺术彩陶之乡”的地域文化发展名片，为界首彩陶的繁荣发展指明方向；其次，投资建设了“界首彩陶博物馆”，使之成为界首彩陶工艺历史、演变、现状、制作流程和精品最完整、集中的展示场所，通过博物馆的现代展示手段让每位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立体地领略界首彩陶的风采。
另外，在传承人方面，界首彩陶曾经有过传承人青黄不接的困境，这也是限制界首彩陶大发展的障碍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非遗保护力度和界首彩陶知名度的空前提升，人们对界首彩陶这一古老民间工艺的认识也在悄悄转变。过去，许多彩陶艺人的子女后代因为生计所迫或远走他乡，或另择他业，而今他们中有许多已回到家乡，重新拾起了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技艺，同时，许多青少年朋友们也表现出学习陶艺的浓厚兴趣。截止到目前，长期从事界首彩陶制作的传承群体已从过去的不足十人，发展到了六十余人，涌现出了卢群山、卢莉华、王京胜、卢华、曹振亚和张茜文等一批工艺精湛的新一代彩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几年，他们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大胆创新，推出了一批精品和新品，并在国内各类大型评比活动中屡获大奖，其中卢群山、卢莉华的彩陶作品还分别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如今，13岁就跟随父亲卢山义学习彩陶技艺的卢群山，已经被文化部、省文化厅分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安徽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更深层次琢磨着对界首彩陶的再创新、再利用和再发展。卢群山告诉记者：“今后，我们要争取让界首彩陶不仅成为人们欣赏和收藏的艺术品，而且还要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常用工艺品。只有这样，界首彩陶才能更好地保持艺术生命力。 ”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风雨千年磁州窑
金代磁州窑褐彩孩儿枕 早就知道我国古代北方有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它心仪已久。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不顾大雨如注、狂风四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磁州窑遗址考察。 走进古老的燕赵大地，街头耸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很多成语典故出自这里，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黄粱一梦、完璧归赵等。 方圆百里之内，元、明、清代的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蔚为壮观。仅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已经发现的古窑场就多达200余个。位于彭城镇的富田窑遗址，依然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古井、料池、作坊、碾槽等，诉说着先民冶瓷的艰辛。我们走进“裤衩街”(俗称)，放眼望去，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圈棚等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在老乡的院落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馒头窑”，窑炉内堆放着生产工具和粮食，有的还住了人。 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这里，古代文化流传有序。”同行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北站副站长穆青告诉我，“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千年炉火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来到盐店遗址，但见元明清的馒头窑林立。馒头窑炉的外表是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古朴而美观。走进元代馒头窑，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还有古窑洞，今天仍作为仓库和生产车间使用。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听说当年盐店遗址有四条长两公里、高十几米的煤渣山，后来用于生产水泥而仅剩现在这么一段了。炉渣山上长出了绿色植物，淡化了沧桑痕迹。我们在炉渣山上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考证下来是清代的，承袭了磁州窑瓷器黑白对比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磁州窑，它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这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真、草、隶、篆、行等字体均可见到，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对研究书法艺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喜悉，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我又专程到磁县的库房里仔细品赏了磁州窑的一流精品，印象非常深刻。磁州窑不愧为我国一代名窑。
丽水古瓷诉说千年文化
蓓蕾挂枝头，花开满园闹处州。对于有着1400多年建州历史的丽水而言，民间艺术宝藏，种类繁多且弥足珍贵。“艺术之乡”的桂冠，戴在丽水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8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丽水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级市级别的“艺术之乡”。
翻开丽水民间艺术的珍贵画卷，丰富程度让人惊喜。其中有以“丽水三宝”为代表的民间工艺美术；有以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松阳高腔和丽水鼓词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和曲艺；有以处州古廊桥为代表的民间古建筑艺术；有以青田鱼灯舞、畲族稳凳等为代表的民间舞蹈和杂技；有以畲族三月三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习俗；还有以刘基、仙都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和传说。
龙泉宝剑，名扬天下。“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万里横戈探虎，三杯拔剑舞龙泉”，不知不觉，龙泉早已成为宝剑的代名词。相传春秋末期，铸剑大师欧冶子遍访江南名山大川寻找铸剑佳地，最终在龙泉秦溪山下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龙泉铸剑用材讲究，良工锻炼，工艺独特。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寓、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著称。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传统技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及社会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在我国历史上，属龙泉青瓷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龙泉青瓷起始于南朝。宋代，龙泉的哥窑为全国五大名窑之一，弟窑被誉为青瓷民窑之巨掌。“哥窑”产品釉面布满纹片，胎色灰黑，古朴而庄重。“弟窑”产品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色呈朱红，青润如玉，莹澈剔透。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为我国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丰富经验。
“国宝”青田石雕最早问世于魏晋时期，以青田本地所产的蜡石为原料，精细雕琢成为名贵的工艺品。如今，青田石雕早已名闻世界。其石材质地细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特，其中以灯光冻石最为名贵，价等黄金。青田石雕因材施艺，因色取俏，造型新颖，层次丰富，形象逼真，为石雕艺术之奇葩。
东方陶瓷艺术瑰宝之一的遂昌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艺术，具有胎质细腻、精雕细镂、纯朴庄重、无釉无彩、古色古香的特色。缙云河阳剪纸工艺精巧，带有浓郁的江南风格，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