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窑瓷器。
中国陶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人这样形容，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这部文明史的每一页都与陶瓷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每次进步都会在陶瓷的身上找到影子。如古朴自然的秦汉陶瓷、雄浑大气的唐代瓷器、精致内敛的宋代瓷器、一枝独秀的元代瓷器、浓艳多姿的明代瓷器、繁缛富丽的清代瓷器、良莠不齐的民国瓷器，都是当时社会的理想、审美情趣和科技能力的体现，是时代最耀眼的光环。这就是文物收藏的史料价值所在。瓷器收藏品价值的确定，是通过对某件瓷器质量优劣的鉴别，以评定该瓷器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鉴别器物的优劣，主要看是否完整，是否有裂痕、变形等，以及是不是上乘之作、稀世珍品等，从而评定其艺术水平、收藏价值。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其中又以“御窑”和名头特别响的器件价格最高，因而也最具有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几年前相比，普遍提高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达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可对于民间广大工薪族陶瓷爱好者来说，收藏元青花和明清官窑瓷器，较高的上千万元，太过昂贵。所以，民窑精品就成了最受瞩目的投资收藏对象。
民窑即民间瓷窑，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时间上也是特指民国以前，其中以明清两个朝代最为兴盛。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比较著名的有磁州窑、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民窑瓷器的种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一是饮食器和生活日用瓷器，如盘、碟、蛊、碗、罐、壶以及凉枕、蜡台等；二是陈设玩赏器，如樽、花瓶、花盆、帽筒、鼻烟壶、佛像、瓷塑、雕瓷、蟋蟀罐、香炉等；三是文房用器，如笔架、笔筒、笔洗、水盂、印盒等。
在民窑瓷器中，有很多画工朴素流畅，器型优美，釉色晶莹，泪痕满面的精品。虽是民窑瓷器，但年份早，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又有很好的收藏价值及市场潜力。
收藏民窑瓷器要三看：一看图案。看民窑瓷器上绘画图案是否精美，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动物花鸟、简单图案四个档次。在各种图案中带字的比不带字的值钱，有诗文题赋的价格更高。有些民窑青花瓷器书有特殊的文字款识，其价格也相对较高。
二看器型。分为三个档次，第一，即陈设器和文房用品；第二，佛像雕塑、茶壶、鼻烟壶等；第三，碗、罐、盘等日用器物。近两年，市场中收藏最热门的是书房中用的印泥盒、笔架、笔筒等文房小摆件，其中以笔筒的价格升速最快。买一些康熙时期绘画水平比较高的香炉、笔筒等，比较有升值潜力。
三看工艺。在选购民窑瓷器时，要从它的工艺、装饰、窑火三个方面来考虑它的价位。纹饰因素方面，分为四个档次，即人物画第一，山水画第二，鸟兽花卉画第三，图案画第四。如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天球瓶，可以估12万元。在选择这类收藏品时，一定要选择文人气息比较浓、画法精细、器型完整的瓷器。
民窑瓷器中的明清民窑器型多样、画风活泼、题材广泛、笔法传神，比官窑更有欣赏趣味。相对于书画、邮票、竹木牙角等藏品更利于保存，更便于流通。以康熙“树叶款”青花开光娃娃罐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拍卖成交价在3000元左右，但在古玩市场上，可以远低于拍卖价的1500元买到手，而现在价位是20000元左右。再如，清代雍正和乾隆年间直径28厘米左右的龙纹盘，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拍卖成交价是500元，而现在品相、纹饰俱佳者至少要8000元才能到手。古瓷不能再生，收藏一件，流通就少一件；损坏一件，存世就少一件。从目前市场观察，这两年从农村乡镇进入城市古玩市场的明清民窑青花瓷器，在数量上已大大减少。想必过不多久，明清民窑青花瓷中的上品，将成为城市古玩店中的热门商品。目前，明清民窑瓷的价格相对很低，存在着很大的升值空间。
“真、善、美、少、精、奇”，永远都是人们选藏古瓷的共性标准。民窑瓷器收藏品切忌多而滥，要少而精。精品则在于质高、物美和稀少，只有藏有高品位的民窑瓷器精品，才具有较大的增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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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婺州窑壶
对于婺州窑瓷器烧造类钧乳浊釉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多倾向于宋代创烧，浙江省古窑址标本中心陈列的金华铁店窑乳浊釉标本即被标定为南宋-元代。 婺州窑今人也许知道不多了，但唐宋时期它属于当之无愧的中华名窑，茶圣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评为第三位。金华在唐代初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堪称千古风流。 婺州窑在金华市琅琊乡的铁店村一带。企业礼品定制企业，多仿造龙泉青瓷，较少人仿婺州窑瓷器。
北宋 婺州窑青瓷莲瓣纹水盂
婺州窑历史颇悠久
婺州窑遗址离金华市约半小时路程，道路平坦，青山隐隐，绿水涟涟，溪流潺潺，自然生态环境不错。进入了铁店村，这里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道路由碎石铺就，路上可觅得唐宋时期的青瓷片。路口处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十分醒目。这里属于黄土丘陵地带，地势很适合建造龙窑，而且离白沙溪很近，瓷品外运十分方便。这里已发掘过的古窑遗址有三处。不少瓷片胎质较薄，釉面均匀，光泽自然，划花精细，敲打时发出清亮的声响，可以看出烧制温度应在1250℃左右。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婺州窑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在金华、武义、东阳等地。它从商周原始瓷开始，到东汉晚期烧制成熟的青釉瓷器，并有褐釉瓷;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成为普遍的装饰物;唐代早期烧制成功了乳浊釉瓷、花瓷;宋代以后出现了彩绘瓷、青白瓷、黑瓷;一直到明代生产青花瓷等。延续时间长达2700余年，共发现古窑遗址600余处，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东晋婺州窑羊首壶
此外，婺州窑的堆塑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早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婺州窑就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捏塑、贴粘、雕刻、镂空等技艺，在各种器物上展现人物、动物、亭楼等，逼真而生动。到了宋代出现了高浮雕，这时期以乳浊釉双龙梅瓶为代表的堆塑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婺州窑在宋代后堆塑艺术尤为精湛 .婺州窑堆塑艺术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民俗、服饰、建筑、杂技艺术等生活形态，这在越窑等其他窑口中还没见到过。婺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创造妙用化妆土
瓷器上应用化妆土，是西晋时期婺州窑工匠在制瓷工艺上的一项创新。化妆土是一种装饰原料，它是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后，质地细腻，呈奶白色。使用化妆土可以使得原来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平整，使得原先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巧妙的覆盖。使用过化妆土的器物，烧成后釉面显得光滑饱满，滋润浑厚，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北宋婺州窑堆塑罐
人们通常认为在器物上使用化妆土，可能出现在隋唐时代，婺州窑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大量使用了。如衢州市街路村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一件瓷器碗，其表面施有化妆土;武义履坦村、王宅村出土的东晋瓷碗、盏、壶等器物的胎体表面均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
武义县博物馆库房里有此类瓷器收藏品。东晋时代浙江德清窑等处开始使用化妆土。化妆土作为一种装饰原料到唐代一直继续使用着，而且被全国各地的窑场作为先进工艺而广泛采用。在胎体上覆盖化妆土，釉层外观美丽光亮。化妆土的出现为制瓷业的普及、扩大原料范围、提高瓷器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考古学者冯先铭先生曾称赞婺州窑使用化妆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唐代烧制乳浊釉
婺州窑在唐早期就已经烧制出蓝白色的乳浊釉，至今已发现至少6座唐代早期婺州窑烧制蓝白色的乳浊釉。一直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婺州窑乳浊釉的产生，是南宋迁都临安时钧窑工匠传入的。因此，婺州窑的乳浊釉瓷被称之为南钧或仿钧。唐早期婺州窑乳浊釉瓷品的大量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对验证婺州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方方正正的蓄水池塘，面积有两亩左右，塘四周浅水处有瓷土层，应是古代的取瓷土之地。龙窑出口处堆积着大量精美的乳浊釉瓷片和垫圈等窑具。
婺州窑乳浊釉早在初唐时已创烧成功。乳浊釉纯是两液相分造成的，釉中很少有釉泡和残留晶像，釉面呈天青或月白色，天蓝色极少，具有玉石质感，晶莹美观。这种乳浊釉从初唐时期创烧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盛行不衰，使釉色进一步成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罕见的。
冯先铭先生认为婺州窑瓷器质量在唐代以前仅次于越窑，婺州窑可说是金华古代先民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婺州窑在釉色的创新上较为突出，它在西汉中期已开始在青釉上点洒褐色釉，增加了器物的观赏价值。
沉船披露新钧瓷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曾打捞出l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数百件漆器和数百件金属器物，10万余枚钱币等文物。沉船中钱币最晚的是“至大通宝”，可见出事时间应在元代。瓷器中除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许多婺州窑的产品。当时不少人认为系北方“仿钧窑”，因器皿上的乳浊釉很像钧窑。后来专家在金华铁店窑发掘出土了这种标本，才使谜团解开。台湾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三足盆式样同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基本一样，很可能也是铁店窑的产品，可见铁店窑还曾为宫廷烧制陈设瓷。
《新安沉船遗物》一书对出水的钧釉系瓷器的胎骨作了这样描述：“钧釉系瓷器有花盆、水盘、壶形水注等。因其釉药、胎土与北方的元代钧釉明显不同，故有可能是南方模仿北方的产品。胎土比北方稍微粗糙一些，在施釉上除了黑釉外还有灰色，经过两次施釉。尽管如此，没有朱砂散发出的红色，也没有内含乳白色，仅有漂亮的天蓝色。”“尽管两次施釉，但是足部、底部和周边的外底部上并未施釉，在露胎部分的衔接处可见施过两次釉的痕迹。露胎部分看起来灰色中掺有褐色，胎土粗糙，釉色也是灰白青蓝色，斑斑驳驳，釉药厚而不流，堆积部分灰白色较深，朱砂完全不发红色。”
婺州窑是如何外销的，专家认为是从杭州或转运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出口。近几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城镇建设时，均发现铁店窑的产品碎片。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1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从杭州出发的可能性较大，青瓷来自龙泉窑系，青白瓷来自景德镇，钧釉瓷来自金华地区。因当时大部分外销货物必须从杭州转运。史书上记载当时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天七夜便可到达。唐宋元时期婺州窑乳浊釉器物大量向国外出口，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金华市古瓷收藏家的家里，可见婺州窑和龙泉窑的藏品，精彩动人，印象深刻。婺州窑瓷器品种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了古婺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当时人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审美情趣。
湖田窑影青瓷器图片及价格
中国瓷器种类真的是太丰富了，每一个朝代拿出来都是一部精彩的瓷器史，因而，在收藏瓷器方面，不少人都沉迷其中，为这些古代留下来的精神文化瑰宝而痴迷。今天，小编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湖田窑影青瓷器，这也是宋代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瓷器。
说到瓷器，我们都会提到景德镇，但你知道吗？景德镇其实是一个统称，在景德镇下面还有很多细分的村落窑口，这些窑口烧制出来的瓷器各不相同，千姿百态，风采迷人，湖田窑影青瓷器就是来自于景德镇市东南湖田村。
湖田村在五代时期就开始烧制瓷器，当时烧制的是青瓷和白瓷，青瓷色青灰，白瓷洁白如玉，因瓷器精美因而备受世人喜爱。当时湖田村生产的瓷器多以碗、盘为主，非常实用。到了北宋时期，早期的湖田村窑口开始使用仰烧法来烧制青白瓷唇口和葵口碗。这种烧制方法烧制出来的瓷器造型简单，胎质较厚，釉色偏黄，没有纹饰，因而此时的湖田村瓷器还未被全国熟知。
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湖田村采用表面风化的瓷石原料，经过淘洗澄湛等工艺，逐渐制成完美瓷器。尤其是后期采用旋坯工艺，使得瓷胎更加薄细，造型规整秀气，碗口口径达到20厘米，而碗壁却不足0.2厘米。如此大口径薄胎器物，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也无法再造，足见当时湖田村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何种地步。
这个时期的湖田村在烧制瓷器的时候，用釉灰量非常大，而且釉熔融透明度高，气泡、残留物很少，釉色也慢慢转向淡青白色、湖绿色，给人纯净明澈之感，大大增强了瓷器的纹饰效果，给人一种全新美感，后逐渐形成闻名世界的湖田窑影青瓷器。
湖田窑影青瓷器最大的特点就是棕眼，坯胎以生料为主，经过高温烧制，产生气泡，并经过釉面逸出，有些釉表面没有填平，后来就形成了大小不一样的棕眼。
湖田窑影青瓷器的造型非常优美，技艺更是举世无双，尤其是在刻花、划花方面，更是后世都无法比拟的。这时候的湖田窑影青瓷器充满了生活气息，很多纹饰都与百姓的喜好、生活有关。匠师们根据构图的需要，每一个线条都有明显的变化，以此来展示各种纹饰，从而让整个瓷器看起来富有韵律美。这种线条起顿衔接自然流畅，给人一种天然之美。
正是因为湖田窑影青瓷器的高超烧制工艺，连后世都难以防制，因此，现在市场中出现的每一件湖田窑影青瓷器都价值不低。
宋代龙泉窑瓷器价格及图片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名窑，是宋朝的六大窑系，是我国汉族的传统制瓷的工艺珍品。因为主要产区在浙江省的龙泉市因此而得名，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开始烧制瓷器但却在清朝的时期停止烧制，烧制的时间长达一千六百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烧制瓷器最长时间的一个瓷窑系，在欧洲、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十分的畅销，所以说中国的瓷器史历史悠久，凭借青瓷闻名的它早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也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略薄这就是龙泉窑的瓷器特征。龙泉窑瓷器釉色苍翠，北宋时期大多都为粉青、南宋时期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釉瓷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流行使用贴花、浮雕，比如：在盘中贴上的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所以总而言之龙泉窑烧制的瓷器的收藏价值是非常高的。
宋朝因为所有烧制瓷器都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期间龙泉窑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装饰上加入了刻花、划花等还有花卉、飞鸟、鱼虫等花纹，生活用具也更加的齐全。南宋时期凭借着粉青和梅子青釉色将青瓷釉色之美发展到了巅峰时期，从其白胎和黑胎釉厚两大类，质量很好加上胎薄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所以说这一时期烧制的瓷器价格是非常高的，收藏价值也是非常之高。到元朝时期的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下，烧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而龙泉窑的影响力销售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
龙泉窑跨越的时代较多，所以每个时代所烧制出的瓷器也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北宋初期大多都是釉层透而薄，釉层表面的光泽度较高，而且胎薄较白，淡淡的青釉，但是中后期的胎呈灰或浅灰色，装饰的图案花纹一般也是对称的；但是南宋后期的龙泉窑瓷器的釉层就更加的厚，柔和淡白、深中泛灰色，花纹以划花为主。虽然是一个时期但是因为朝代的更迭所以说烧制的瓷器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而后期龙泉窑瓷器的发展造型较高达、胎体厚重缺乏了一丝的轻盈感。所以说当我们在入手一件龙泉窑瓷器时不仅仅是听其名称还要具体判定是哪个朝代所烧制的龙泉窑，流传至今的龙泉窑瓷器数量不在少下但是品种上乘的、烧制工艺精湛的却少之又少，再加上流传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却很少。
我们在进行初步选择是就是一看其胎釉，胎色呈色、质地的粗细、釉的色泽和质地都是看其表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二是看其纹饰，仿品的刻纹不如真品的线条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生动自然，这是一眼就可看出其龙泉窑瓷器的特征。
越窑青瓷价格及图片
越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之一，早在我国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烧制了，发展至唐朝时期是越窑工艺最为精湛的时期，也是烧造量最多的时期。越窑烧制出的青瓷与唐朝时期兴盛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的密切，从其瓷器造型、釉色、呈现看都深受饮茶人的喜爱，饮茶的新风尚大大的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形制，制作工艺非常的精湛，在当时越窑所烧制的青瓷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
唐朝、五代时期到宋朝窑址尤为的多，在唐代的越窑青瓷已经烧制的非常精美，得到了众多诗人的赞美以及世人的喜爱。“越泥似玉之甄”、“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等美玉。越窑之初主要制造青瓷，色泽明润如水、温润度极强、色泽中的青中带绿与茶青色较接近。
从三国时期越窑烧造瓷器上看，胎质较为的坚硬且细密，胎骨大多都呈现为淡灰色，釉层施度较为的均匀与釉汁较为的纯净，给人以干净、明亮的色泽。发展的早期纹饰较为的简单，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时纹饰走向了繁杂的趋势，出现了斜方格纹、堆塑等新类型的纹饰，主要用于日用品以及陪葬品两大类。作为代表性青瓷的发展，胎体较为的厚重，胎色呈现的较深，釉层的厚度分布的较为均匀，熏炉就是新出现的新兴产品。
唐朝以及五代时期迎来了属于越窑的快速成长发展时期，当时研制出的“秘色瓷”就是越窑当时青瓷最为出名的产品。胎质提纯度较高、细腻度较强，表面的光泽度也较高，釉色主窑呈现为半透明状态，釉层较薄但分布均匀，刻花的兴起、题材的多样化，艺术风格较为的强烈，艺术色彩也较为的浓郁。釉色的前期主窑是以黄色为主，而后期则是以青色为主，装饰的初期也是以素面为主，而后期则是以堆贴尤为的盛行，这也是唐朝时期越窑青瓷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越窑青瓷凭借着胎质细腻、造型高贵典雅、质地如玉著称于世。釉色为黄或青都没有纹片的出现，都使用的是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方法，生动性以及刻画的细节部分十分的到位。器物中常见的有碗、盘、罐等类型，还是特色的瓷器如执壶、瓷砚等实用性的器具，都深受大众的喜爱。越窑青瓷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高超的烧制技艺以及对于材料的把控得心应手。
宜兴窑紫砂瓷器介绍及精品图片欣赏
紫砂笔筒
明代以来书斋文化十分流行，清代宫廷更加讲究文房用器的制作，各种材质的文房用品均由内廷出样，一部分在造办处制作，另一部分交地方政府按样制作，地方官员需按年例向宫廷进贡文房清供。宜兴紫砂精光内蕴，含蓄温雅，不仅适合茶器的制作，也用于宫廷文房陈设。清宫旧藏的御用紫砂文房用具虽数量不多，但质量一流，均由内廷出样在宜兴烧制后再到造办处进行二次加工。
如雍正、乾隆时期，造办处漆作加工绘制的紫砂描金彩绘大笔筒既有宫廷用器的富丽堂皇又充满温馨的书卷气；雍正紫砂金漆云蝠澄泥砚砂质极细，呈色古雅。除笔筒、砚、水丞等文房用品外，更有紫砂仿生文玩、花觚、壁瓶等陈设，体现了清帝的书房情趣。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大笔筒
清雍正，高16.5cm，口径19cm，底径18.5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髹黑漆描金缠枝莲边饰一周，器底髹黑漆。附描金漆座，云头形三足。黄砂泥。通体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在烟波浩淼、奇山秀树的环境中，一高士执杖行于蜿蜒的小径，书童抱琴紧随其后。路的尽头是白墙所围的二层屋舍，摆放方桌的二楼轩敞明亮，置身其中，远山近水、白帆点点、摆渡船夫、风吹芦苇尽收眼底。一幅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完美地复制于笔筒上。
髹漆描金是清代宫廷紫砂特有的装饰手法，工艺繁复，富丽堂皇。除器身绘图外，笔筒的口边和器底也髹漆描金，做出讲究的边饰，更增添了宫廷气息。这种底髹黑漆的大笔筒是在宜兴烧好素胎以后由清宫造办处二次加工的御用文房用品。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山水人物纹大笔筒
清雍正，高16cm，口径19cm，底径19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为髹黑漆地描金回纹，底髹黑漆。附描金红漆座，云头形三足。黄色砂泥。外壁描金堆绘山水人物图。画面展示了江南渡口的生活场景，江水辽阔，微起波澜，船老大正奋力驾驭一叶坐满船客的扁舟向岸边靠近。岸边渡口有人在等候渡船的到来，通往渡口的途中一骑驴的高士正匆忙赶路，家仆肩挑行囊紧随其后，他们的前方有人推着装满行李的独轮车，有人轻装荷伞急步前行。两岸草木葱茏，风光绮丽。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打枣图大笔筒
清雍正，高16.5cm，口径19cm，底径18.5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黄色砂泥。口沿髹黑漆描金彩回纹边饰，底髹黑漆。附描金红漆座，云头形三足。外壁描金堆绘打枣图。枝叶繁茂的枣树枝干粗壮，硕果累累，枣子已经鲜红熟透。一持长竿的老翁正哄着小孙孙打枣玩耍。老翁着深色衣衫，与小童的粉衫对比鲜明。小童的表情顽皮可爱，老翁深受感染。远景为坡地、树木，使画面具有辽阔感。
紫砂胎上的髹漆描金装饰在清雍正时期做得最好。此笔筒的口沿使用黑漆描金修饰，底部用黑漆包罩，正如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所称赞：“或青坚在骨，涂髹汁兮生光。”
宜兴窑紫砂桃式砚滴
清雍正，直径7.2cm，口径1.3cm。
砚滴为连枝带叶桃实式，以黄白砂泥为胎。顶端进水孔有粉红色小桃花覆盖，茎端为出水孔。口与盖作卡口，将盖稍做旋转便会牢牢卡住，即使晃动和倒悬也不致脱落。砚滴表面于黄白之上点染褐红色斑点，周围浸染一片浅粉色，好似熟透了的鲜桃。
清雍正时期的御用文玩中不少是宜兴制作的紫砂器，如此精美的紫砂砚滴却并不多见。
宜兴窑紫砂金漆云蝠砚
清雍正，高2.6cm，直径21.6cm。
砚扁饼形。砚面突起形成砚堂，外环水渠为砚池，设计巧妙，造型简洁。砂泥呈深栗色，沉稳古雅。胎体致密滑润。口沿和外壁堆塑彩绘缠枝灵芝纹，描金彩朵云、寿字、飞蝠等纹饰，十分精致。砚底部内凹，满髹黑漆，乌黑莹亮。
此砚精工细作，采用雍正时创制的砂泥堆绘技法，具有宫廷御用砚品高雅富丽的特征。故宫博物院旧藏雍正皇帝御用紫砂砚仅此一件，原藏于清宫懋勤殿。
宜兴窑紫砂百果诗句砚滴壶
清乾隆，高5.4cm，口径1.1×2cm，足距2cm。
此壶造型以石榴为身，蘑菇为盖，藕节为流，灵芝为柄。肩部饰瓜子，底承柿子、桃子、核桃三支足。壶身上的微缩瓜果均采用果实本色，形状逼真。主体壶身砂泥呈冷金黄色，掺杂点点暗红砂。腹部刻行书“仙家瓜果四时同”七字。
作为文房用具的砚滴最早出现时为铜质，两晋时期烧造出青瓷砚滴，此后历代都有瓷质砚滴问世，但精美的紫砂陶质砚滴则十分稀见。
宜兴窑紫砂御题澄泥套砚
清乾隆，盒高9cm，长48cm，宽45.3cm。
六方紫砂澄泥砚置于大紫檀木盒内，盒面填金隶书“萃珍含润”。每方砚分别配有随形的紫檀木盒，盒盖上部均嵌玉一块，上分别刻玉螭纹、兽面纹、玉卧蚕等，下部为填金隶书乾隆皇帝御题。此套砚是在澄泥中掺进一定比例的宜兴紫砂精心制作而成，澄泥中掺紫砂不仅使砚的颜色微现深紫而凝重美观，而且会增加研墨的摩擦力，使砚膛更加“吃墨”。据砚身题字可知，六方均为仿古砚，分别是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出月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
宜兴窑紫砂三连核桃
清乾隆，高3.4cm，足距4.4cm。
核桃三联式。姜黄色砂泥。其造型、纹路、色泽、质感皆惟妙惟肖，技艺之精已臻巧夺天工之境。此类作品是专为皇帝和后妃赏玩的仿生文玩。
宜兴窑紫砂彩绘花鸟纹委角笔筒
清乾隆，高13.5cm，口径12×12cm，足径11×11cm。
笔筒方形，委角。浅黄色砂泥。外壁以白、粉、黄、绿等色设色，四面分别绘有：鹭鸶莲荷、飞燕桃花、喜鹊登梅、双蜂戏菊。笔筒色调丰富，制作技艺纯熟，所绘花树枝叶纷披，摇曳生姿，禽鸟等轻盈灵动，顾盼生辉。以紫砂胎施以粉彩的做法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出现。
宜兴窑紫砂双螭福寿水丞
清乾隆，高5cm，口径4.7cm，底径3.6cm。
水丞圆唇口，扁腹，两对螭龙托珠为座。砂泥呈黄色，质地极为细润。外口下有回纹和云头纹边饰各一周。器身堆绘绿泥五蝠及双“寿”字，寓意“五福捧寿”。此器造型精巧华丽，为紫砂文玩中的佳品。
宜兴窑紫砂描金彩绘天鸡尊
清乾隆，高15.5cm，口径5.5cm，足径10.5cm。
尊作天鸡驮宝瓶式，天鸡腹中空，与宝瓶的底部相通，鸡首口部有出气孔。通体以白、绿两色砂泥制成，以金彩描绘花纹。天鸡立于祥云之上，背托宝瓶，翅膀、鸡冠等部位施红彩。宝瓶上绘金彩祥云及“寿”字纹。
此尊砂泥极细，装饰华丽，是乾隆朝宫廷御用文房清供之一。
宜兴窑紫砂梅花鹿
清乾隆，高12.8cm，长13.8cm。
一只小鹿睁大眼睛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姜黄色砂泥制成。鹿的毛色暗黄，通体布满白色梅花斑。双眼及四蹄皆为黑色，神情警觉，聪明可爱。鹿与 “禄”同音，寓意高官厚禄，因此明清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品的装饰。
此紫砂小鹿形态逼真，做工精致，代表了宜兴窑制作皇室御用文玩的高超水平。
宜兴窑紫砂彩绘花鸟纹壁瓶
清嘉庆，高14.5cm，口径6×3.3cm，足径6.5×2.5cm。
壁瓶半圆式，正面敞口鼓腹，背部平坦，颈后下方有方形小孔，便于悬挂。紫红色砂泥，细腻光润。腹部彩绘莲塘花鸟图，池塘中水波荡漾，荷花盛开，几枝芦苇随风摇曳，一只水禽展翅从远方飞来……彩绘色调柔和，用色淡雅清疏，犹如一幅工笔绢画，令人回味无穷。
宜兴加彩工艺是在泥绘装饰的基础上吸取粉彩工艺发展而来的一种装饰艺术，清乾隆朝开始较为盛行。
磁州窑瓷器价格及图片
磁州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在北宋中期开始了烧制的历程并迅速的达到了其鼎峰的时期，甚至发展达到元明清时，仍有延续，足以看见，磁州窑烧制瓷器工艺之精美，磁州窑的工匠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并且创造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的艺术，开始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
磁州窑烧制出的品种较大，其中以白地黑花、刻花画、窑变黑釉最为的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的局限，使用了数十种的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生产出的大量青花制品，销售范围较广，兰花花碗、盘等实用性用品，具有着较高的欣赏、收藏以及实用性较强的特色。
宋朝时期是磁州窑发展的兴盛时期，着重于造型与装饰、实用之间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以及特征。例如:白化妆技法，大多的瓷器都是统一的造型以及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的风格特点。磁州窑烧制出的产品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具，有盘、碗、罐、瓶、盆之类的用具，线条感以及艺术感较为的浓郁，自由、洒脱是它的特色，注重生活是它的理念。宋代的磁州窑对于题材的选择较为的广泛，多样性较强，寓意较为的丰富，将陶瓷的制作工艺和美术融合在了一起，烧制出的瓷器高了一个层次。
磁州窑最为突出的就是工匠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以及书法艺术的技法，首创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娴熟的画工以及巧妙的瓷器制作，使其快速的占领市场。发展至元代时，迎来了磁州窑的一个制瓷的高潮，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器物的大件也多了起来，造型风格走向了厚重、器型硕大、圆润的风格，在纹饰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绘制出了云龙、云凤、鱼藻纹等多样化的纹饰。
色彩上、图案上较为的醒目，将刻、划、填彩进行了多元化的发展，并将釉色发展到了极致，有黑釉、白釉、酱釉、绿釉等出现。黑白色的对比、使其色彩上反差感十足，例如：在白色的釉地上画出黑色的花纹，其纹饰大多数是以枝叶并茂的折纸花和生动多姿的鱼为其主体，装饰的灵活性以及动感较为的强烈。
磁州窑在器型的色彩上、绘画的技法上以及首创出于中国传统的水墨进行的结合成为它的一大特色，色彩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其更加的引人注目，收藏价值较高。
北宋官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官瓷，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天蓝色釉琮式洗
北宋官瓷在引用汝瓷的制作精华设置窑口所造作品时，为了在诸方面发展和提升青瓷的烧制工艺，其独辟蹊径，自创新面，对汝瓷包括当时著名瓷种及著名窑系的尽情汲取创造，这也是北宋官瓷横空出世的基础和根本因缘。北宋凭藉举国之力设置窑口烧造瓷器使得北宋官瓷的创制从一开始就立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饱享了各名窑及窑系丰厚的制瓷经验和不传之秘，其借助皇权国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徽宗本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好古成癖且才识卓越，拥有当时帝国最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取之不尽的技术宝藏，再加上追随的天下各窑口瓷艺大师，将其自置的窑口玩至精绝，绝对小菜一碟。徽宗出手即得梅花冰片的惊世大作，其实已经把北宋官瓷极其上乘的艺术品位确立了。脂肥釉厚、温润油泽的釉质，或许也只能出自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帝王之手。在此之前，虽名窑辈出，但真正能把中国青瓷烧得如此厚重、宝光莹莹的窑口，实为鲜见，包括为北宋官瓷之源的汝瓷。徽宗为了达到使青瓷的颜色变浓这个目的，首先在釉层的厚度上下手，厚厚地挂釉，以及气氛的还原，才可使得其釉色具有深厚的感觉。确实，在徽宗独高的艺术思考和指导下，不以绘彩描金为能事，完全依靠自身自然的如玉釉质和釉色之美及如梦如幻的开片抵达瓷艺高峰的北宋官瓷，其对釉质宛如美玉的追求，实乃徽宗实现瓷艺品质的第一要素，因为玉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堪比君子，象征着纯洁、神圣、庄严和美好，其境界当然也是祭祀活动所追求的。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
儒教思想形象地以玉所喻示人的诸多美德，当深为文化修养甚深的徽宗所重视，反映到置窑烧制礼器上，徽宗也确实有着如此的心行，其仿三代古铜玉器的初衷，其中不乏追求玉之美德的理想，在其后的艺术实践中，也实成为徽宗对制瓷艺术的一种根本向往；另一方面，在以瓷釉的玉质感为保证的前提下，为使作品更臻美好，北宋官窑瓷器也特别注重釉色之美，从梅花冰片釉色的天青、青绿到异峰突起的粉青、炒米黄、油灰和月下白，徽宗在汲取各名窑瓷釉配比及施釉的精华技法和经验之上，心有灵犀，可谓纵 横开阖，发挥自如。为了使釉质更臻肥厚和温润以达到自然呈色的目的，在严格的工艺要求上，北宋官瓷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在精细坚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烧坯体的主要益处在于坯体经过900℃左右温度的煅烧，其所含的有机物质（杂质）和水分，大部分都挥发了，部分盐类在900℃以下也已经分解，这样在釉烧时，便不会有什么有机物和水分的挥发，以至于因此导致釉面生成桔釉、针孔、气泡、熔洞等缺陷而影响瓷器的釉面质量，是为提高釉面质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烧后的坯体基本已坚硬成陶了，其强度当然较泥胎坚硬的多，这对降低和减少施釉时胎体破损，以及创作薄胎作品，都极有益处。同时，由于胎体素烧后吸水率明显的提高，其不仅能极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让胎体吸釉均匀，使釉面平滑光润；再者，坯体素烧出窑后，可在施釉之前发现各方面的质量缺陷，得以有机会将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对之进行修补，从而能提高釉烧的成品率；此外，坯体经过素烧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装匣、装窑的速度，而且在坯体的搬运和循环往复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机械化程度，节约人工。
而素烧之后，北宋官瓷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并且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的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绝对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较汝瓷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除胎料就地取材，多用陈留本地所产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入釉的长石乃至玛瑙等，堪称尽择天下良材，所用材料无不是优上之优的上上之选，这自然也是帝王窑口天时地利以及天生的禀赋。毫无疑问，这等举国之力且根本不考虑产品利润的审美创作，其对釉质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当然无以伦比。终究，艺术的美，唯在远离功利以后才更能绽放出它奇妙的光辉。
石灰碱釉的创新
诚然，财力的保障以及唯美的追求，虽能担保徽宗可以在烧制条件上对北宋官瓷厚重瓷釉的以予尽情发挥，但其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至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具体的釉料配比上，这是可多次进行施釉工艺的关键所在。用现在的瓷釉理论来看，北宋官瓷为了解决釉厚而造成的流釉情况的发生，经试验和创新，一改汝瓷的石灰釉（主要成分为氧化钙，含量在8％以上）的配比工艺，而使用石灰和石灰石（其化学成分主要为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钠等，其中氧化钙的含量在8％以下，氧化钾和氧化钠等金属氧化物的总和常达4％以上）作瓷釉的主要助熔剂，制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石灰碱釉，用于北宋官瓷的烧制。
其釉料配比引入钠长石和钾长石的完美革新，以及对汝瓷和朴拙的开封东窑制釉工艺精华的汲取和发扬，也直接影响了北宋以后中国青瓷的配釉工艺，堪为中国青瓷一大技术进步。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故而汝瓷使用这类釉，其釉质一般都不敢施的过厚，否则就会发生流釉现象，严重影响作品的烧成，故汝瓷的瓷釉显得比较单薄；而石灰碱釉的特点是愈至高温粘度愈大，基本上克服了在高温下流釉的现象，这样，釉层完全可按徽宗的理想施得厚一些，使得器物的外观及瓷质显得庄重朴和，更加有益于礼器的造型和制作；这种石灰碱釉的另一优点是，不仅其釉浆的悬浮性极好，适合多次施釉，且缘于其瓷釉配比的功效，其作品在烧成之后，非石灰釉那样的寡薄和光亮刺目，而是釉面表层会获得一种柔和谈雅的玉润光芒，乃至最终形成了官瓷温厚如玉的美好品质。总而言之，得益于徽宗个人独高的审美情趣，以及皇家企业最上乘的技术、制作工艺及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因素，高屋建瓴的徽宗帝在全面提升青瓷的艺术、实践中，其对瓷釉苦心经营和历史性的创造，终将北宋官瓷深厚且晶莹剔透的釉质推向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艺术造诣的不断追求
徽宗的美学品味实有过人之处。其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鸣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是自置窑口烧瓷，对其他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徽宗自置北宋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否则也无需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正是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废汝瓷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事业。
官窑贵族气象无法仿制
当时的北宋王朝以朝廷之名，手臂一挥自然便群贤毕至，才华横溢的徽宗帝以独高的才智去摆弄自己的心爱之物，本身就是最高指示和奋斗目标，故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造型，且以议礼局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礼仪神器的既定方针和奋斗目标很容易就能确立下来。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和追求，也绝对是深思熟虑的智慧和天才的禀赋，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庄重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大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独具风范，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的贵族气象这也当然是其他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的象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后来其他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模仿北宋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大气和俊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
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专有的礼器。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其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繁华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纹饰图案，也非瓷器所能精到的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的自然开片纹面，终于成为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而又流畅的造型之美。
当然，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徽宗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去加以变化，使之沉着而又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的起朴拙深沉的重量，也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的伟大哲学。在徽宗帝的正确领导和指示下，北宋官瓷 以自身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陶瓷界所高山仰止，被陶瓷艺术家们广为接受和效仿。
文房用具匠心独运
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其不烧制或根本不需要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个人的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却是匠心独运，造型极为经典高雅，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一器形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包括蔡京等当时朝廷重臣及文士，对其艺术成就无不为之叹服。其文房用具主要器形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尤适合烧制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葵口、荷口、寿桃、兽耳等等，变化无有穷尽。
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了。故而，千百年来，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均让人有不伦不类感叹，太缺乏美感了。时至今日，徽宗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造型， 仍是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虽不乏模仿者，却始终无有能超越者。
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窑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的礼仪和尊严，绝非民间的商业利益；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玩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北宋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的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
基于这种因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礼器，造型是否规整，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和工艺了。徽宗的北宋官瓷可不是随意烧制出来的，因为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禀赋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当下古玩市场赝品充斥，各门类做旧的瓷器琳琅满目，真真假假，真让人眼花缭乱，唯北宋官瓷鲜有作假的器物现世，其终极原因在于，官瓷作为帝王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尊严，非但在世上从不买卖流通，在真正意义上，也决不可能作为殉葬物出土，当然，千百年也从未出现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了解官瓷的出身及使用和收藏范围，必会望而却步，就是真的官瓷传世品也需有清晰的来历，要仔细说明其传承，更遑论什么存疑的赝品了。 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场上哪会有什么可让人捡漏的官瓷？
洪武瓷器特征及图片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一朝共31年。自洪武二年（1369年）始，明朝政府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但是目前尚未发现一件带真正洪武官窑纪年款的器物，洪武朝瓷器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并有“洪武无瓷”的说法。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和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了洪武官窑标本，经过对考古资料结合馆藏文物对比研究后，我们已大致了解了洪武官窑的风格，初步揭开了洪武官窑器神秘的面纱。
洪武时期瓷器烧造状况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材料,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烧制手段和配方都严格保密，对器物的器形，纹饰、品种都有严格的规定，禁止民间使用。洪武时期瓷器对后世官窑瓷器的制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青花瓷作为民窑在元代主要作为出口和庙宇供奉的订烧器，人们生活中并不使用。从洪武时期或稍早，青花瓷开始大量烧造，并普遍在人们生活中使用，以后历代作为主流品种，一直沿用至今。洪武时期官窑瓷器流传很少，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可定为洪武朝的器物仅有百余件，甚为珍贵。
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传世以釉里红为多
从国内外传世品中分辨出的洪武瓷可以了解，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以釉里红为多，釉里红是用氧化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的红色作为装饰的，铜元素对窑炉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釉里红的烧造技术很难掌握，有“千窑难得一红”之称。元代只少量的制作，而洪武朝大量烧造，有些学者认为这与朱元璋的审美是分不开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他有着独特的身世经历，当年朱元璋正是投身到头包红巾的红巾军中才打出了朱明王朝。在朱元璋看来，红彤彤的红色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红色是他朱家王朝的吉祥色，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以“红色为贵”的旨意，并且朝廷规定“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洪武时期官窑大量烧造釉里红原因
关于朱元璋为什么推崇红色，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一书中曾对大明国号的“明”字做过解释，其曰‘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此外“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由此可知，朱元璋将国号定为大明朝，是希望以“火制水”。火的颜色为赤，所以朱元璋偏爱红色。
但这里要提及的是，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标本以青花为多，釉里红较少，与传世情况不同，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当时青花发色烧制不稳定，成品率低所致。但这个时期釉里红也作为主要的瓷器品种烧造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洪武瓷尺寸普遍超越元代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由于匠籍制的继续推行，此时烧造瓷器的是元代制瓷匠人的后代，因此瓷器造型、纹饰、工艺与元代一脉相承。
洪武瓷器的造型，依然带有元代古朴墩厚的风格，常见的器形有大盘、大碗、军持、玉壶春瓶、执壶、盖罐等，洪武大件器物尺寸超过元代器，如罐类，元代器高度多在30厘米左右，而洪武罐一般高度在40厘米左右，有的高达66厘米。碗类有的口径达41厘米。盘类，元代盘径多在30～40厘米，超过45厘米的较为少见，而洪武盘口径超过45厘米的较多，有的达到55厘米。洪武官窑器大件器物气势宏大，反映出洪武时期在器物成型、烧造技艺的成熟。
洪武瓷纹饰题材不如元代丰富
查阅当今我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资料后不难发现，洪武瓷器的纹饰，依然保留着元代简练流畅，豪放生动的风格，只是略显秀气。纹饰较单调，以植物花卉为主，有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莲、折枝花卉等；此时以龙凤纹装饰的器物很少见，目前只见龙纹不见凤纹。元代瓷器上盛行的极为生动的人物故事题材，以及麒麟、鱼、草虫等动物纹样，在洪武瓷器上却都已消失，这或许与当时朝廷禁令有关。例如，《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二月壬午条载：“祀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先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
洪武瓷烧造品种丰富
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土洪武白地矾红彩云龙纹盘、酱色釉碗和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的残片标本可证明这一点。其中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残片标本的发现，为识别洪武（下限建文）时期瓷器提供依据。由标本可知，此碗内壁有模印云龙纹，碗心为暗刻三朵云纹。据此可以认定，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里红外蓝印花云龙纹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里蓝外褐印花云龙纹高足杯”等都属于洪武瓷。它们共同特点是在器物内壁模印云龙纹，龙均为五爪；器内底暗刻云纹。此种装饰风格与元枢府瓷一脉相承。据此又可以判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杯及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红釉印花云龙纹盘，属于这一时期。这些说明，明洪武一朝官窑生产过釉上矾红彩，还有酱釉、霁蓝、红釉等单色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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