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凤纹。
“凤”又称“凤凰”，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百鸟之王、四灵之一。通常人们把雄鸟称为“凤”，雌鸟称为“凰”(古时为“皇”)。传说中还有一种“鸾”，因是雄性凤凰，所以有“鸾凤”之称。凤是古代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民间将其形容为“头似锦鸡，身如鸳鸯，有大鹏的翅膀、仙鹤的腿、鹦鹉的嘴、孔雀的尾”。凤居百鸟之首，象征美好与和平。陶瓷上的凤纹装饰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到六朝时期，是凤纹的孕育和产生时期，唐代到清代是凤纹的发展时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简单的鸟纹形象。秦汉时期，建筑用陶瓦上多出现朱雀纹，凤的形象从那时开始趋于明确。瓷器上的凤纹装饰出现于唐代。这时的凤纹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和越来越美丽的形态变化。唐代凤的形象与高冠长尾的孔雀并成定式。宋代凤多与牡丹相配，形成凤衔牡丹、凤穿牡丹等纹样。唐宋时期，凤纹的装饰大多采取刻花、印花的技法，到元明清时期，彩瓷成为中国瓷器烧制的主流，凤纹的装饰由刻花、印花变为以笔绘为主，大量形美色艳的凤纹在这三代瓷器中出现。与龙纹类似，凤纹的形象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特点，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和意愿。商周时期，凤被看做一种神鸟。这时的凤纹几乎都呈花冠状，丰满的翅膀和长长的尾羽、宽大有力的爪，显示了奴隶制社会的等级森严、风气凝重和当时的审美情趣。秦汉时期，除描绘凤凰形象以外，还有朱雀、鸾鸟、赤鸟、长离、鹏等各种神鸟，形象大同小异，都是凤鸟的变体和异化，是凤纹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形式特征在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发展，由于当时佛教盛行，凤鸟形象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理念。装饰题材扩大了，花卉缠枝纹样被广泛应用，凤多采用在清新的花卉图案之中展翅飞翔的形象。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鸟体”化，常见成双成对的“鸾凤”，和鸣祝颂，象征着美满幸福。这与盛唐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宋元两代，凤纹大量出现在瓷器上，如宋代江西吉州窑凤菊纹瓷枕、元代青花的各种凤纹罐和凤首壶等。到了明代，凤纹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造型，无论在圆形、方形还是其他形状的器物上，纹样构成都各具其内在形式，而凤纹的共性形态也进一步规范化。清代饰以凤纹的瓷器较明代增多，而且画法风格各不相同，按纹饰的组成分成双凤、团凤、夔凤、凤凰牡丹纹、龙凤纹等，此时凤纹基本上贯穿整个时代的瓷器生产，并多出现在官窑制品上。其代表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皇权的象征。相关阅读
陶瓷文化：磁州窑历代陶瓷纹饰的演变史
磁州窑纹饰(本文主要指用毛笔在瓷器上绘制的装饰纹饰)是广大磁州窑匠师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创造的。受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技法的启发，北宋初年，少数磁州窑匠师尝试着用毛笔在坯胎上点、划、涂、抹，然后挂釉入窑烧制，待瓷器出窑后，竟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个别匠师的无意而为竟变成了全体匠师的蓄意之作。历经宋、金、元、明、清直至现在，题材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质朴到精美；表现形式由白地黑花到红绿彩再到白地黑花褐彩、青花、五彩，为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按照时间顺序和艺术特点，我们把磁州窑纹饰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宋早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产生时期。从藏品可以看出，该时期的磁州窑纹饰由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植物和简单的花鸟图案构成。几何图案一般为组合点图案、线条图案；植物图案一般为麦穗、竹子；花鸟一般为折枝缠枝、花卉和喜鹊等飞禽。至此，磁州窑匠师开始像中国书画家用笔在宣纸上书画一样在瓷器上书画，使中国陶瓷由釉装饰向彩装饰转变，开创了中国陶瓷釉下彩的新纪元。装饰手法为白地黑花。金元时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辉煌时期。可以看出该阶段磁州窑纹饰已发展成熟。由简单的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发展成为完备的花鸟禽兽、山水、人物画。花卉题材以牡丹、莲花、竹子居多；禽兽以龙、凤、虎、鱼、鹤、鸭、鸳鸯居多；人物以婴戏、杂技、故事居多。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以后，大量的诗词、歌赋和谚语、俗语警句，通过书法装饰在器物上。文字装饰不仅有楷书、隶书、篆书、行书、草书，还有双钩体、飞白书等，林林总总，蔚然壮观。至此，磁州窑纹饰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国书画的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瓷画艺术。装饰手法除白地黑花外，又增加了红绿彩。明代至清中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低潮期。图5是明清时期磁州窑藏品。该阶段磁州窑装饰纹饰已趋向简约，题材内容虽然也有花鸟人物，但大多情节简单，以单个人物或禽兽为主。至此，磁州窑纹饰告别了金元时期恢宏繁缛的豪华装饰，步入了清新简朴的“小品画”装饰的低潮期。装饰手法除保留了金元时期的白地黑花、红绿彩外，这一阶段又发展了白地黑花褐彩。晚清至民国时期阶段，为磁州窑纹饰的复兴期。图6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磁州窑藏品。该阶段磁州窑纹饰，已走出明清时期的低谷。纹饰的内容，既有山水楼阁、历史故事，又有戏剧人物、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山水纹饰除反映传统的“潇湘山水”景色外，更多表现的是太行山那种雄浑壮观的景象；花卉中的牡丹、荷花、菊花图案是宋代以来，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装饰纹样；历史戏剧人物以三国宋元时期的英雄故事比较多见。
中国陶瓷上龙纹的演变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
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在陶瓷制作上使用了龙纹装饰，这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存在密切关系。到了商周时期，龙纹依然频繁出现在各种陶瓷器物上。元代时期龙纹的制作工艺水平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明清时期，龙纹制作发展至顶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龙纹形象，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两根须子，同时龙纹形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翼龙、正面龙、立龙、莲池龙、花间龙等。
上周时期陶瓷上的龙纹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蛇身，无爪的鳞虫形态龙，一般这种龙纹为一首二体型或二首一体形；另一种是眼睛圆睁，有肢体有爪子，身体像动物身体，尾巴卷转的兽体型龙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龙纹都是兽体的，爪子有三个脚趾，尾巴细且卷，龙头张大嘴巴，龙角向后卷。
秦汉时期，出现的龙纹形象是头像牛头，有须子，大耳朵，龙角细长对称，身体为蛇形，有翅膀，脚上有爪子，身体附壁，“珠联璧合”一说由此而来。
唐朝时期的龙纹形象是龙头有两个分叉的角，口角比前朝明显加深，上颚较长，上唇长而向向上翘起，过去圆形的龙眼变成凤眼，蛇身变得丰盈健硕，此前身上的鱼鳞片变成了斜方格形的网状鳞片，龙爪也从原来的兽爪变成鸟爪，爪子上的指甲的绘成略弯的三角形，看上去非常锋利。
到了宋代，龙纹形象基本定型，一直到元明清，龙纹形象都为蛇身，身体到尾巴逐渐变细，四肢上都长有羽毛，龙爪上脚趾三至五个不等，龙头上有龙角、龙发和须子。古代时候，龙纹大体相似，为做区分，元末时期，官方出台政策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纹，元末以前龙纹多为三爪或四爪，到了明清时期，五爪龙只能为官方使用。
中国陶瓷上演变着的龙纹
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长有虎须鬣尾，身长若蛇，有鳞似鱼，有角仿鹿，有爪似鹰，能走，亦能飞，能大能小，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吞风吐雾，兴云降雨。
龙在阴阳宇宙观中代表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封建时代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用来指帝王和帝王使用的东西，如龙颜、龙廷、龙袍、龙宫等。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体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自在商代形成后也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朝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文明的发展、观念的演变都对龙纹的形象及其含义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龙纹是陶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广义上的龙纹包含龙纹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而狭义上的龙纹则单指纯粹的龙纹。龙纹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陶瓷类器物上，彩绘蟠龙纹陶盆是最富有特征的器物。此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崇拜有关。商代和西周时期，龙纹也是常见的纹样。到了元代，龙纹的工艺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两代则是龙纹的全盛时期，纹饰主要采用釉下、釉上彩绘方法，亦有用印花、刻划、堆贴等工艺技法制作。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的龙纹中，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双须。同时，明清龙纹还出现了花间龙、莲池龙、翼龙、正面龙、立龙等形式，为前朝所不见。
具体来讲，商周时期的龙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鳞虫形态的龙，就是蛇体形，身体像蛇，无肢爪，有一首二体形，也有一体二首形;另一类是兽体形龙纹，张目，有肢有爪，身像兽体，尾巴卷转。春秋战国时期的龙都是兽体，爪是三趾，尾细而卷，张大口，角呈后卷状。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是：头似牛首，有须，大耳，细长角对称，蛇形体，有翼，脚有爪，身附璧，所以秦汉时期的龙纹有“珠联璧合”之说。
唐朝时期龙纹的特征是：身体是胖美健壮的蛇体;身上以斜方格组成的网状纹鳞片，代替了鱼鳞片纹;龙爪从过去的兽爪变为鸟爪形，爪甲绘成略弯的三角形，显得锋利有力;龙首的双角多分叉，口角比前期明显加深，所以上颚较长，特别是上唇，长而往上翘起;眼睛从过去的圆眼、三角眼变为凤眼。
到了宋朝，龙纹形体已有定式，直至元明清，均身为蛇形，身至尾渐细，四肢有羽毛，趾有三、四、五不等，龙首有角、发、须。宋元以前，以三、四趾龙纹居多，元末官方出台民间不得使用“五爪龙”的规定，到明清时期，“五爪龙”被官方所垄断。
龙纹的体态在宋、元、明、清也有不同的变化。宋代龙纹头小脚大身躯壮，发后冲，有须，三趾，有威武感。元代龙纹头小，颈细，肢瘦而有力，龙首无发或疏发，舌长，身绘鱼鳞片或斜格纹。明代永乐以后，龙体变粗，张嘴伸舌，上颚高突，五趾为鹰爪。成化至正德时期，龙纹多闭嘴，方首，毛发上竖，龙睛圆睁平视，风车爪。嘉靖至万历时期，龙身又趋细长，毛发增多，龙首上颚伸出，面端鼻尖绘成如意状，似猪嘴，俗称“猪嘴龙”。崇祯时期始见正面龙，俗称“老头龙”。
清初龙纹尚存明代遗风。至康熙时期，龙嘴变短，眼睛变小，身躯变肥，头发像狮子，龙须细长而卷曲，神态凶猛。雍正时期仿明代龙纹，但头部特征同清代。干隆时期龙身粗，毛发多，嘴部特征仿明代，整体有苍老感。嘉庆、道光以后，龙的身躯更为臃肿，龙纹的绘制呆滞，线条简化，毫无威严之感。
浅谈唐宋元明清陶瓷装饰中的凤纹
[摘要]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龙凤这两种“生物”从萌生到定型,都分别留下了自己的历史足迹。凤与龙一样,几千年来,一直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中,凤的精神品格也一直影响华人的生活,她的形象包含着极其丰富又深刻的内容。本文通过凤纹在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特征的展现,探讨了陶瓷装饰中凤纹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及艺术表现。
[关键词]凤,凤纹,陶瓷,陶瓷装饰
一、引言
艺术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集中反映。几千年来,中国古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纹饰与造型,这些纹饰造型往往汇入了源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艺术特征,而本文重点要谈的凤纹,正是中华民族喜爱的极具文化寓意的典型代表图案之一。陶瓷在表现珍禽类题材时,就经常选用凤凰。通过陶瓷来研究和探讨凤纹图案,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凤纹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其对社会生活和人们审美的反映。对于凤纹在现代陶瓷设计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与此同时,研究凤纹某一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对古代陶瓷的鉴定和断代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不同时期陶瓷上的凤纹
1唐宋时期
唐宋以后,受中国画影响的凤纹多与花卉纹相结合,习称花鸟纹。唐代拥有辉煌而繁荣的物质文化生话,真正跨入了瓷器时代,装饰艺术的形式感更加强烈,更加富于生活的情趣,此时的凤纹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可谓是灿烂一时,反映出盛唐升平的气象。
此时凤纹呈现各种形式,或清健、或壮美、或淡雅、或华丽,整体来说已逐步向修长秀丽的方向发展,一改过去的猛禽形象,变得和锦鸡、孔雀、山雉相似,成为后来凤造型的基础。在情态表达上,有凤凰嘴衔花枝、绶带、璎珞等,舞姿翩翩,并成双成对飞舞相戏,也有凤穿花等,用以象征喜庆欢情。如图1所示的嘴衔绶带凤纹,呈飞扬之势,凤冠明显,凤首亦清晰明了,凤翼较之汉代和魏晋时期丰满,尾羽也明显有唐代华丽隆重的韵味。另如图2所示唐代长沙窑飞凤纹彩绘壶,上面的凤纹呈现出唐时秀美隆丽的风格,与图1的凤纹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唐代以后,中国瓷器工艺更加发达,使凤纹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宋代的凤纹已定型为朵云状的头冠,修长的尾羽作飘带状,鸾(雄性)的尾羽作卷草状。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常常将凤纹和牡丹纹结合起来构成凤穿牡丹的题材。如定窑、景德镇窑的盘、碗、盖盒上就常常出现有口衔牡丹拖着美丽的长尾翩翩飞舞的单凤形象,也有拖着彩带般的长尾在牡丹花中嬉戏的双凤形象,另外还有比翼双飞、双凤穿云、双凤口衔彩带在云间对舞等题材。在描绘这些纹样时,宋代喜用柔和的线条,显示怡然自得的情调。
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凤鸟纹样便更多表现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如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凤纹形式,其典型的特征是秀巧纤细,图案新颖,凤为鸡首长尾,锦翎展翅,并多以凤穿花的形式出现。如图3所示的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宋代时期的吉州窑剪纸贴花纹盏,开口宽大,深腹圈足,上淡黄褐釉,内壁有剪纸形凤鸟桃花纹,新颖别致,极为少有。凤的刻画虽只有寥寥几笔,但双凤自然飘逸的动感极强。双凤首尾相接,以一朵花相隔,碗中心亦饰以一朵花,形象生动而传神,具有浓烈的图案装饰效果。宋代的耀州窑瓷器上同样也有凤纹的体现,并以烧制印花凤衔牡丹纹碗著称于世。
2元明清时期
元代瓷器装饰手法成熟,凤纹的种种表现都富有艺术性,有些形象随手画来,浓淡得宜,明快流畅。元代的各种凤纹罐和青花凤首壶、“凤喜牡丹”执壶上的凤纹都是极为典型的代表。1974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窑藏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凤首壶(见图4),小口、直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圈足。凤首仰头曲颈,凤尾卷曲作壶柄,壶腹绘展翅飞翔的凤纹,这里的凤纹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人所常见的凤造型的完整性,是走向明清定型时期的前奏。
明清一般看作是凤纹的定型期。
凤纹在明青花、五彩、素三彩等器物上,都有大量的装饰,其中以宣德、成化、嘉靖、万历四朝遗存器物较多。
这一时期的凤纹在官民窑中均有体现,一般来说官窑精湛细腻,民窑粗犷直率,但就凤的神采来说,民窑器物上的凤纹却丝毫不亚于官窑器物,同样形神皆肖,让人赞叹。概览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这四朝官民窑器物上的凤纹,可以得出如下总结:
明代对凤纹的描绘,喜用较大的笔墨反映凤首,而对凤翼则采取简约的画法,具体来说就是凤首描绘细腻,凤目清晰传神,凤翅圆润,展开后层次分明,凤尾一般为卷曲的花枝状,尾羽飘动,婀娜多姿,如图5所示的明青花凤纹碟。其中成化时期的凤纹一般以团凤及凤穿花的形式出现,较之宣德时期的凤纹,凤首繁复且大,凤颈粗短,凤翼顶端如倒三角,颈翼处装饰物较大、装饰味更浓。值得一提的是,万历时期的外销品种中出现的凤纹描绘有一个小细节与前朝有明显的不同,如图6所示的五彩刻花双凤纹军持,前朝的凤纹刻画,凤躯近尾处多为羽毛状,而在此件器物上则为如意状,给人以清新之感。
清代饰以凤纹的瓷器较明代增多,而且画法风格各不相同,按纹饰的组成分成双凤、团凤、夔凤、凤凰牡丹纹、龙凤纹等,此时凤纹的表现基本上贯穿整个时代的瓷器生产,并多为官窑制品。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处于清朝的繁荣阶段,由于篇幅问题,笔者将根据纹饰组成的特点就这三朝的凤纹来进行探讨。
2.1康熙时期
康熙时期的双凤纹头部较圆,眉目细长传神,颈如花枝,一凤尾如飘带,一凤尾如卷云,笔法流畅,装饰味浓。如图7所示的青花双凤纹盘的图案,即为康熙官窑的精品,这种双凤纹的装饰形态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康熙团凤纹则具有绘工精细、画面布局清秀简练而明快的艺术特色,如图8所示,一般来说具有鸡首细目、长颈鳞纹的特征。在康熙凤凰牡丹纹的描绘上,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时期所独有双犄形花朵的出现。同时,康熙龙凤纹也具有栩栩如生、注重对细部描绘的特点。
2.2雍正时期
雍正双凤纹较之康熙时期具有如下特征:头部较大,凤冠明显而不重视凤目的刻画,有时凤下额饰有须毛,飘动的尾翼均为花枝状,如图9所示。而雍正团凤纹较之康熙朝具有一种脱俗的自然风格,典型特征是线条简单,图案化倾向日趋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凤凰牡丹纹的描绘,雍正与康熙区别较大,具体表现为:康熙时期追求写实,而雍正时期则爱好洒脱的写意画风,而在对龙凤纹的描绘上,雍正官窑基本上沿袭康熙旧制,但也亦有所创新,主要表现为:凤颈和近翼处都有装饰物,凤羽的处理也较康熙时期简单。
2.3乾隆时期
这一时期的凤纹整体上都追求富丽典雅的风格,特别注重描绘凤凰万鸟之主的华贵气势,这一点在凤凰牡丹纹的表现上尤其明显。另外龙凤纹的描绘也尽显华丽,为康雍二朝所不及,如图10所示。在此时期,凤翼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翼展加大十分明显,翼的末端不是尖状,而呈圆弧状。乾隆官窑的夔凤纹更是极富特色,有变形及图案化两种,变形者极尽夸张之能事,具有富丽堂皇之感,装饰味较浓,仅见凤首而不见凤翼,凤目也刻画得非常传神。
乾隆民窑的夔凤纹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凤首虽没有过分夸张的造型,但有些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特征,而凤尾则向卷枝花的方向发展,可谓别具一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凤纹是经过历代传承而又不断创新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又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同时,从凤纹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也可以意识到,传统图案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范畴,吉祥图案的设计创造也是沿着民族传统这条路不断踏上新的里程,凤纹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陶瓷艺术在融入现代意识的同时又能表现人类整体共同化的情感形式,是陶瓷发展的突破口。我们要博采众长,培养推陈出新的能力,创造出与当代人,乃至与世界人民沟通的陶瓷艺术语言,创造出具有时代个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陶瓷吉祥图案。观诸崭新的凤鸟纹样,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同时也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事情,新的凤纹必将焕发出更美丽的光彩,为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作出贡献。
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
华夏收藏网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中国·陶瓷艺术(三)——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第三篇 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窑火凝珍西江月·颂陶 郭沫若
土是有生之母
陶为人所化生
陶人与土配成双
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
宫商角征交响
汇成陶海叹汪洋
真是森罗万象
陶器是泥土加水成型，经高温焙烧后生成的。它是人类第一次将一种天然物质经过加工将其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最早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创举。
瓷器则是用瓷土加水，经比烧陶器更高温度的火力烧成的。创造瓷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又一伟大贡献，所以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为同一单词China。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都独立地发明创造了陶器，唯有瓷器是由中国人发明，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原始人生活与艺术的写照杰出的彩陶艺术中国远古的文明渊远流长，形成于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中彩陶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这件彩陶盆便是其中代表之作。
人鱼合体彩陶是在陶器表面以红黑赭白等色作画后烧成，彩画永不掉落。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祥，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
图腾崇拜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人头上奇特的装束，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稍有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
更多的涵义此外，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但不管究竟蕴含何种奥秘，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的艺术杰作，它已然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迷”一般的画面心灵的抒发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绘画已不仅仅表现自然的形象，而将人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深层次的内容尽情抒发，以至于当我们看到那“迷”一般的画面时，不由得肃然起敬。
神秘的画卷此瓮用夹砂红陶制成，敞口深腹平底。近口处有六个钩状“系”，用以吊挂绳索。瓮的外壁画着一幅神秘的《鹳鱼石斧图》。
画的左边绘有一只神采奕奕的白鹳，眼大身壮，长喙短尾高脚，口衔一尾大鱼。右边绘有一把带柄的石斧，斧头与柄相交处画着横线和圆点，表示两者是固定在一起的，斧柄下部画着交错斜线，可能是柄套，既防滑又美观，柄中部的黑叉，则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
对首领的怀念我们来推测一下图画的涵义：彩陶瓮是当时部落联盟首领的葬具，该部落联盟的图腾就是鹳鸟，而鹳鸟口中的大鱼应是敌对部落联盟的图腾，作画者将鹳鸟画得形体硕壮，眼睛大而有神，将鱼画得身体僵直，毫无生气，用鹳口衔鱼的题材正是为了表现本族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带符号标志的石斧是首领生前所用之物，是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将石斧画在瓮上，是部落成员对去世首领的怀念。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您可懂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着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着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浅析陶瓷文化的演变
2化艺术发展史的重要佐证。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其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分不开时期。当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其实用性和观赏性均超过陶器，因而抑制了陶瓷工艺品的发展，对于陶瓷文化在这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定的影响。其主要反映在陶器在当时的功能为日用品，坚固耐用性不及青铜器，容易破碎。而青铜器则因经久耐用，再加上纹饰精美，且不易破碎，自然价值昂贵，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而陶器由于它易碎而价格低廉，为处于低层的劳动人民所使用。相反，由于青铜器在上层阶级中流传，成了达官贵人现财富及权力的象征，因而，青铜器成了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镇诸侯纷争，诸子思想文化无不以政治为目的，仅有道教文化强调个人自我意识的思想也受到了儒教思想的抑制。当时，文学艺术作品有了定装饰上有些发展，也没有被上层士大夫们所接受。人们仅仅考虑的是陶器实用功能，而没有想到它的观赏性，因此就没有考虑它在造型和装饰上的创新，致使陶瓷文化的发展进程受到了约束。
随着东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思想流派。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就多了些，在当时这思想必然影响到了陶瓷文化，佛教文化的渗人，丰富了陶瓷的现内容，先后出现了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宝相花纟厘枝莲纹等，这些陶俑雕塑材和装饰纹样直延续至今，对陶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人，使陶瓷逐步摆脱了其单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彩工艺彩陶代然而，佛教文化的渗人改变了陶瓷艺人这是由于当时佛教思想是完整的流人，使艺人的想象停留在个固定的空间内，象此时地去摆脱它的束缚，真正自由地现人们对当时生活的体验。因此，这段时期陶瓷文化人创作的主观局限性而使陈设艺术陶瓷得到了发展。
到了明初，陶瓷开始摆脱其单的实用功能而创制纯观赏性陈设艺术陶瓷。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外来思想，对陶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明皇朝为夸耀其盛世繁荣，把陶瓷作为礼品馈赠使节和贵宾。此时赠外宾和皇室摆设的工艺品了。这样就促使了陶瓷文化的发展，陶瓷不仅仅是供劳动人民的实用品，而得到了上层士大夫的青睐1从而促使了陶瓷创作思想的变革，为明清陶瓷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人们的创作思想的改变，对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发展的束缚有了定的认识，自然要摆脱它的束缚，充分地现自我。
些文人墨客也开始现出对佛教思想的厌倦，寄情于山水之间，与深山野草为友，挥毫泼墨挥写山光水色。此时所现的陶瓷艺术作品和装饰画面，也不仅仅只是佛教思想的束缚，创作设计人员开始更自觉地发挥其想象空间，此时的陶瓷出现了山水花鸟装饰画面，为清初陶瓷文化的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明代陶瓷文化，以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成就最高。它曾以其明净典雅的艺术特征，创造了世界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个高峰。到了清代，清皇室不但把陶瓷作为日用品，而且在宫廷内大量陈设陶瓷艺术品，尤其是前清发展起来的釉上古彩粉彩瓷，以其绘制精细，色彩丰富，富丽堂皇的文化特征，创造了陶瓷艺术发展的又个峰。艺术陶瓷大量地用于宫廷装饰陈列，促进了陶瓷文化的进步发展。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顺应了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审美理想的不断追求，即从单单纯，走向丰富多彩的审美过程。但陶瓷在其发展过程中，摆脱不了其适用性，否则它很难发展至今。
因为陶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人们的曰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适用性是陶瓷发展必然要求，忽视它将影响其发展。如早期的青铜器，作为种青铜文化，它曾经创造过辉煌，但铁器出现后就逐步取代了它，并阻碍了青铜器的发展，使青铜文化的发展只停留在那个历史时代。而陶瓷文化却截然不同，经历了个又个发展高峰后，至今已经具有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它之所以不断地得以发展至今，其主要原因是陶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实用性和陈列性相融合，并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以其独有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中国陶瓷发展史 南青北白的对话
陶瓷史家讲到唐代的瓷器生产，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南青北白”。
从陶到瓷的质变，标志之一就是瓷胎上施釉。自打商代出现原始瓷，淡绿色的青釉一直占据瓷釉的主流。这种玻璃质的透明釉经过两千年的历练，质地越来越纯，色彩越来越青翠。到了唐代，浙江越窑烧制的青瓷器，已经称得上炉火纯青了。大约在公元6世纪的北朝，出现了白釉的瓷器。起初的白瓷釉色中泛着青灰，直到唐代，河北邢窑烧出如银似雪的白瓷，才真正有了一个新品种跟独霸“瓷坛”的青瓷对上话。这个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窑场大宗产品是青瓷，而以邢窑为中心的北方窑场则擅长烧制白瓷。“南青北白”两大色彩，正是当时中国瓷器生产局面的形象概括。
与越窑青瓷抗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始烧于东汉的越窑，到唐代已经积累了六百多年经验，青瓷制品精致得堪称工艺品。无论小巧的茶盏、粉盒，还是高大的瓶、壶、罐，都做得造型周正，线条秀美，釉色如一汪湖水般青幽含蓄。到了晚唐，更烧制出青瓷极品“秘色瓷”。诗人们激动地称它为“越泥似玉之瓯”。
越窑青瓷虽好，毕竟是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产品，而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则是促使文化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时出现的邢窑白瓷，恰恰代表着一种富有朝气的新生力量，因此面世伊始就迅速风靡全国。当时的文献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内丘就是邢州一带。还有一个故事更说明问题：唐代大中初年的乐师郭道源，把十二只越窑和邢窑的茶盏摆成一排，分别注入不同量的水，用筷子一敲，就奏出了美妙的音乐。能用作打击乐演奏乐曲，说明这两种茶盏质量都很高超。
可是也有不喜欢邢窑白瓷的，比如生活在中唐的茶圣陆羽。他在《茶经》里谈论各地烧制的瓷茶盏时说：有人认为邢瓷在越瓷之上，我大不以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再三地说“邢不如越”，其实另有原因。当时的茶叶加工技术比较原始，煮出来的茶水是淡红色的，而文人雅士们倡导饮茶，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追求这种“绿色饮料”带来的自然天成的氛围，包括茶叶的青绿色泽。浅红色的茶汤在白瓷盏中缺陷毕露，只有用类玉类冰的越窑青瓷碗衬托才更完美。所以，陆羽褒扬青瓷排斥白瓷，并不说明它们质量的高下。
不管人们怎样褒贬，南青北白的对话，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要是没有邢窑打下白瓷的技术基础，以后的青花、釉里红、五彩、粉彩等等彩瓷，也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