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窑瓷器鉴别。
陶瓷的生产和制造在我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艺在不断变化和改进，世代沿袭的古代制陶术已被现代文明的机械化生产所取代。
但是记者最近在采访中了解到，我们身边有些人正在重拾传统制陶这种宝贵文化遗产，建立起私人窑场和作坊，恢复古法制作陶瓷，并且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和追捧。他们推崇的是手工制作，追求产品的艺术性和唯一性，一些艺术家加入到了这个制瓷销售的行列。在陶瓷艺术品收藏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一只纯手工制作的陶瓷杯子在艺术品市场上已经能够卖到几千元。
新现象
自建窑场来制陶
一次聚会上，朋友掏出了自带的一只茶杯，是羊脂白玛瑙釉的，做工十分精美。茶杯的主人颇有些自得：“它是我从一个朋友那儿淘来的。这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东西，是纯手工制作品，从炼泥到成型再到烧制，都由我这位朋友亲手完成。现在这样一只杯子拿出去可以卖上千元呢。”这个小小的茶杯，就是在时下兴起的私人窑场里制作完成的。
开办私窑作坊的王忠伟，他的窑场在沈阳浑南新区附近。窑场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面积有300多平方米，王忠伟说是他租用的。楼下堆积着不少硬杂木。王忠伟解释说：“下一步我打算试用柴烧法来烧窑，这种方法烧出来的陶瓷品艺术效果是最好的。”他正在使用的是气窑，4年前花8万多元购置的。他说：“现在不仅有液化气窑，而且有更容易控制温度的电窑，因此可以实现室内烧窑，这样对环境没什么污染。”
像王忠伟这样开私人窑场的并不是个例，而且围绕着烧制、销售和使用、收藏这个链条，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体。在沈阳市铁西区一间面积有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王亮正在操控电窑。他告诉记者：“当初自己买下窑炉试着烧窑，完全是出于对陶瓷艺术品的偏执性热爱。我从小就对泥土感兴趣，用黄泥捏东西玩。后来又喜欢上了茶文化，四处买茶具，现在又发展到自己设计烧制茶具，越玩越投入。”
新动向
从玩感觉到进市场
现代私人窑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与工厂化流水线批量生产不同，推崇和遵行手工制作，就像文化工作室，所烧制的瓷器一个样式只有一件或很少几件，因此更具文化和市场价值。王忠伟的窑场叫“沐焰瓷坊”。他说自己的窑场设计既参考了古窑的技术特点，又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王忠伟从前就一直在搞艺术，“我学的是雕塑，爱人是学陶艺专业的。前几年我常陪她到全国的陶瓷产区考察，对陶瓷艺术越来越感兴趣，也学习了一些制作陶瓷的技术。”
传统烧窑业有一种说法：过手72人。从炼制泥料开始，到成型、制釉、装饰，再到施釉和烧成，一件陶瓷器要经由许多工序才能完成。但现代私窑作坊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基本是由窑主自己完成，也正因为如此，其产品的个性更鲜明。私人窑场生产的产品一般包括陶瓷类茶具、家居饰品、灯具、首饰等，追求的是艺术情趣和品位。
王忠伟介绍他所生产的天然玛瑙釉高温瓷：“使用的泥料是从国内4处著名陶瓷产区买进的深层老岩矿料，光泥料陈腐就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工艺流程比较复杂，手工捏塑、天然玛瑙制釉等，总共有76道工序。炉内最高温度可达1380℃，完成一次烧制需50多个小时，要经过三至六次反复炼烧。成品还要经过近乎苛刻的筛选和精磨，最终才能上市。”
在各大拍卖会上，陶瓷工艺品的拍卖价格节节攀升，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升值潜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设计和生产，让商业与艺术结合更紧密。这是私人烧窑现象之所以出现的经济和历史背景。
延伸阅读
陶瓷的烧制
成形后的粘土坯体，必须加以烧制，才能成为陶器。就制陶来说，烧制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松软的粘土经过烧制就能成为坚硬的陶器。不仅如此，烧制的温度还是区别陶与瓷的重要依据。
唐三彩陶器也施釉
很多人以为，陶与瓷的区别仅仅在于瓷器有釉而陶器无釉。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施釉的陶器，如唐三彩。因此，釉并不是区别陶瓷的标志。按照今天的标准，陶与瓷的区别主要在于吸水率。陶器因为孔隙较大，吸水率通常在10%以上，而瓷器因胎体致密，且表面有釉层，吸水率通常在0.5%以下。吸水率需要用仪器测量，因此，人们常用烧制温度来区别陶与瓷。陶器因为陶土自身原因，烧制温度通常不能超过1100℃，否则器物就会变形，而瓷器烧制温度通常都在1200℃以上。因此，1200℃就成为陶与瓷的分界线。
很多人以为陶瓷就是陶器与瓷器的总称。实际上，还有一类器物，吸水率介于0.5%至10%之间，称为半瓷或炻(shí)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缸、紫砂等都属于这类器物。
横穴、竖穴窑示意图
陶器烧制基本都在窑炉中进行。这种窑炉称为陶窑。据推测，陶窑出现前，古代陶器烧制可能经历过一个平地堆烧的阶段。中国古代陶窑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大类型。横穴窑出现较早，结构也比较简单。它由窑室和火膛两部分组成。烧窑时，火焰由火膛进入窑室。较长的火膛具有“吸风”作用，有利于提高烧制温度。竖穴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早期竖穴窑的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为口小底大的袋形坑，有数股垂直火道与窑室相通。后来火膛逐渐移至窑室下前方，火焰沿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与横穴窑相比，竖穴窑燃烧更充分，火力也更均匀。
红陶兽形鬲
陶窑的密封程度会对陶器的颜色产生影响。陶土中多含铁杂质，当陶窑密封性不好时，氧气充足，铁元素充分氧化，陶器就呈砖红色。相反，如果陶窑密封性好，烧造后期，窑内缺氧，部分氧化铁发生还原反应，陶器呈现青灰色。新石器时代后期，还出现过一种白色的陶器。这是因为选用了含铁量很低的陶土，烧制后呈现粘土自身的颜色。
陶瓷文化：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
耀州窑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则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沿漆河两岸密集布陈，史称“十里陶坊”。同时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场，依次排列，绵延百里。经过金元兵灾及各朝代的动荡变迁，各陶场均已停烧，惟有陈炉镇延续至今，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11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镇作坊并为国营陶瓷厂。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桢等专家的帮助下，恢复了耀州窑的传统技艺，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及剔花瓷、白釉及剔花瓷、兰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的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的储备及练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一件制品完成要经过采料、精选、风化、配比、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釉料精选、配制、施釉、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作、装窑、烧窑等17道工序。各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掌握相关技艺的人被称为“匠人”。
近20年来，在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冲击下，陈炉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加之年轻人纷纷出外打工，年纪大的“匠人”相继去世，使得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急需抢救。
陶瓷文化：古瓷明珠话建窑
建窑座落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旁；距建阳市区约35千米。水吉镇历史上曾属建州辖地（州衙驻地在建瓯）,建窑因处古建州辖地而得名。因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建窑”又有“水吉窑”“瓯宁窑”等称呼；由于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见长，故文献上又有“乌泥窑”等记载。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包括庵尾山)、大路后门和营长乾(又名社长埂，包括园头坑)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建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两宋，宋末元初趋于衰落以至停烧。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碗著称，俗称“建盏”。建盏釉色品类丰富，尤以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名贵瓷品饮誉海内外，成为建窑系黑釉瓷器的命名窑场。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窑在唐代中晚期已开始烧造瓷器。此时产品为青瓷。五代末至北宋初，开始烧制黑釉瓷。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其杰出成就表现在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釉色方面，黑釉达到极致，代表性的釉色有乌金釉、兔毫釉、油滴釉及鹧鸪斑、曜变等；器形则以碗(盏)为主，兼有少量灯盏、钵、高足杯、罐、瓶等。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坚硬，胎色灰黑；釉汁肥厚，胎釉结合致密。宋末元初建窑还生产青白瓷，胎白釉润。
两宋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彩色也。”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功能令人叹为观止，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1935年6月，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拉玛到建窑进行考察，趁当时兵荒马乱，雇佣当地村民盗挖建盏并运回美国。建国后，先后有来自国内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德国、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建窑参观考察。1960年10月和1977年5-7月，厦门大学、省博物馆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窑址进行了二次科学发掘。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大路后门、营长乾和庵尾山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摸清了建窑发展的历史脉落。考古队清理了晚唐五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址十座，其中90SJY3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亦堪称世界之最。1999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1989-1992年度)被评为建国五十年来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建盏属于古代结晶釉的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熔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这些釉面花纹与华丽的彩绘或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变化莫测，似为“窑神”之作，具有神秘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和赞颂。建盏釉层普遍较厚，釉汁肥润。由于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于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其他建窑系仿建产品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建盏玻化程度较高，釉面光亮但不刺眼，给人以宁静庄重之感。由于釉料配方的不同，窑内温度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建盏釉色呈现多种纹理。建盏的胎质含铁量较高，色黑或灰黑、黑褐；胎骨厚实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盏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建盏是宋代饮茶习俗与审美方式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它的兴起与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说到建盏，必然联想到“斗茶”。闽北地区历来盛产茶叶，乌龙茶、红茶、白茶等闻名遐迩。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成书于1049～1053年）和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年）书中，以及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都把当时的“斗茶”描写得维妙维肖，激起了世人的浪漫情怀，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乐事。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此所谓“好马配好鞍”。宋人“斗茶”以茶色白者为上品，故《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建盏的特性最适合“斗茶”。首先，建盏的釉色变幻莫测，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纹样令人美不胜收，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这种装饰纹样既依靠釉料配方的变化，又依托窑内烧成温度与气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纹理，具有无穷的艺术魄力，似为“鬼斧神工”之作，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次，建盏造型别致，边薄底厚，胎骨厚重、坚硬，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当地百姓至今流传一种说法：三伏天用建盏盛菜越宿不馊。再者，建盏口大足小底深，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汤花且便于观赏，而足小底深则易于茶渣沉淀和倾渣，以免影响茶色。建盏的诸多优点使其他窑场生产的茶盏大为逊色，因此成为宋代最佳的“斗茶”用具。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由此，建盏身价倍增，备受社会青睐。文人墨客更是不惜诗文大加赞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送南屏谦师》诗中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北宋时期高僧，精于“斗茶”之道)。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这也是建窑窑炉密布、瓷片窑具等堆积如山的原因。建盏在哪里出现，“斗茶”就在那里上演。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超过百米，有的一窑产量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视其原因，与宋代大量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斗茶”的需求密不可分。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尽的生活情趣；而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盏因茶而兴，茶因盏而荣。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福建泉州港和福州港迅速崛起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销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输出量更大。据宋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1225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记载，早在南宋时期，建窑生产的建盏就已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风靡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我国浙江临安天目山径山寺学佛，回国时带回了一批黑釉茶碗。因碗采自天目山，故称之为“天目碗”；此后，“天目瓷”逐渐演变为日本陶瓷界和收藏界对中国黑釉瓷的统称。据有关学者考证，“天目”一词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日本庆永年间（公元1394—1428年）。伴随着中国茶风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各界的喜好和珍爱，并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茶具中的瑰宝而珍藏，武士贵族间举办盛大茶事活动，往往以拥有一件建盏而荣耀。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统计，日本国内各大博物馆、寺院、美术馆和民间都收藏了不少建盏精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等。尤其是“曜变”天目碗，目前仅日本收藏三件完整器；此外，日本还收藏十几件宋代建窑油滴茶碗，其中既有国宝级的、也有重要文化遗产级的。建窑自宋末元初改烧青白瓷器，黑瓷工艺随建窑的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六百多年之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建盏的技艺、恢复建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关注。1979年，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等主持开展建盏的恢复研制工作，攻关小组在建阳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恢复研制的仿宋建窑兔毫盏的样品，并获得了有关人士的好评。此后，兔毫盏逐步走入市场。建阳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建盏的恢复制作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仿宋油滴盏、鹧鸪斑盏等建盏产品也相继在建阳恢复生产，并批量上市销售。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2月，建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宋代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其中：2011年5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宋代建窑银兔毫盏成交价1105250英镑（折合时价人民币约1500多万元），创造了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新高。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240万元。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480万元。2016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佳士得“临宇山人”专场预拍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107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创下建盏成交的最高价。
元青花是创新产品
元青花是一个创新型瓷种，是元朝打造的世界性畅销品牌产品，理应受到世人的重视。元青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类型创新三个方面。
观念创新
元青花瓷器的观念创新集中表现在瓷绘艺术的大胆变革。元青花釉面绘画题材大致有植物纹饰、动物纹饰和人物纹饰三大类。构图风格小件器物装饰纹饰简约疏朗，大件器物繁缛茂密。分为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以多层图案结构而成。色彩表现以釉下青花绘画的方式，展现白地青花和青地白花两种。
以蓝色作为元青花瓷器的主色调，中国早在唐代巩县窑、黄堡窑和长沙窑的遗址出土物中就有青花陶瓷产品。元青花瓷绘艺术以湛蓝的色彩和有力的线条，突出表现了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之美。并采用整器绘画的形式，多层次地凸显了瓷器釉面的绘画美感，与宋瓷崇尚简朴、单纯的审美标准明显不同，开创了大俗大雅的瓷艺新境。尤其是率先将许多经典历史掌故以人物故事的形式，绘制在青花瓷器上面，丰富了中国瓷器的艺术表现力和表现形式。
技术创新
元青花通过“胎、纹、型、釉、色”等五个方面的综合技术创新，创造了全新的高科技优质产品。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给“青花”作了如下定义：“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
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辑的《中国陶瓷史》考证，宋末元初起，中国已经发明了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它提高了胎土原料中铝的含量，使瓷胎可以耐受1300℃的高温，增加了瓷化程度，使得瓷胎致密度更高、可塑性更强、吸水率更低、成品率更高，这是保障元青花能够烧成大件瓷器不变形、瓷胎白薄坚挺的必要条件。
从目前国内外存世的元青花瓷器来看，其器型和釉水涵盖了诸如青花釉里红、蓝地白花、卵白釉等新技术的应用。引进国外富含钴料的低锰高铁“苏麻里青”，也使得元青花的蓝色呈色更为艳丽夺目。元青花的烧造技术在当时是世界顶尖的高科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高度。
类型创新
元青花在以青瓷和白瓷单色釉为主流的中国宋瓷基础上，推陈出新地研制出以蓝色釉彩基调为主、繁纹叠彩构图形式呈现的瓷艺新品。元青花与釉里红等色釉技术结合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新类型，为日后明清两代多姿多彩的彩色瓷创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元青花自元代至正年间成熟之日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瓷器审美标准和瓷种类型。青花瓷以湛蓝艳丽的图案、如玉似珍的釉水、细腻洁白的胎土和精美奇巧的造型，并以新瓷种类型的姿态成为后代模仿的典范。
此外，元青花产品中原创了许多新的器型，诸如贲巴壶、卧壶等。由于技术的保障，元青花系列产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大型的瓷瓶、瓷盘、瓷碗类和瓷雕产品，成为后续明初永宣时期青花官窑的烧造样板。
元青花将湛蓝色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纹饰，艳丽地涂抹在洁白的瓷器釉面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瓷艺境界，这种更加直观的艺术感染力是之前中国历代瓷器所无法比拟的。
元青花以其开创性、综合性和稀缺性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瓷代表之一，并至今保持着单件瓷器成交额的世界拍卖纪录。相信伴随我们对元青花瓷器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更多历史奥秘将逐步展现出来。
建盏：一带一路的高贵使者
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实用功能不仅令国人叹为观止，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而且，它还伴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军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风靡海外，成为“一带一路”高贵的使者。
早在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外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换取外货不得使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外销出口量很大。早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浙江天目山学佛，回国时就带走了一批建窑建盏。因此，日本人故称“天目瓷”。伴随着中国茶道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愈来愈受到日本各界的青睐。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一艘从宁波出发的元代沉船。船内出水的物品中，发现有大量的建窑建盏。据《高丽图经》载：宋代末年，中国商人频繁到朝鲜经商，除去带上武夷山的茗茶外，也带去了大量上等的茶具建盏。
建盏的外销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宋元时期，福建的泉州、福州等港口均从海运将建盏出口到伊朗、埃及等西亚、北非和中欧等国家。泉州港当时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号称“东方的威尼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2007年4月，“南海一号”沉船从广东阳江一带打捞出水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黑釉建盏。为此，笔者作了专题报道。
是何原因使建窑黑釉瓷会惊现在“南海一号”沉船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原中国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叶文程教授。他多次带领厦大考古系学生到建窑遗址调研，可以说叶文程教授是研究建窑建盏的权威。他说：“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有建窑黑釉盏，并不奇怪。前不久在‘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上探挖出的古瓷器里也有建窑黑釉瓷器。前些年，在韩国西南木浦市海域发现的一艘元代沉船，在千余件瓷器中，建盏就有117件，最引人注目。”他还说：“宋、元时期，不少商船满载着各种精美瓷器从泉州出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往东南亚，非洲，乃至古罗马帝国的市场上交易。作为黑釉瓷代表的建窑系以其状如兔毫、油滴、鹧鸪斑纹的建盏自然倍受客商的青睐。因此，迄今为止，在菲律宾、印度、马来半岛，埃及的珍宝市场上，发现有建盏就是明证。”
建盏的黑色魅力不仅使日本、高丽人叹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同样格外垂青这块小小的黑盏。
那是在1935年6月的一天，在芦花坪建窑遗址上，出现了一位蓝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外来者，当地农民看到他倘佯在一片废弃的，年代久远的瓷片堆积层上，他逐一拾起一片片发出紫色光芒的，斑纹呈现出兔毛状的残片仔细端详时，只见他的双眼发出惊喜的蓝光。他高喊道：“喏！这就是我千寻万遍所要寻找的‘天目盏’！”这位外来者就是时任美国驻中国福州海关官员的詹姆斯·马歇尔·普拉曼。
他曾到福州古董市场购得一件黑釉盏。他看到栩栩如生状似兔毫的茶盏，在艳阳下随着不同角度发出神秘的光晕，便爱不释手。经多方了解，他记住了产地在水吉一带的建窑建盏。但当时战乱，无法前行。两年后，他好不容易辗转到南平，经建瓯，来到水吉后井。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他走遍建窑遗址方圆十余万平米的四座山头，用自带的锉刀小铲，小心翼翼地挖掘出不少残碗、匣钵、垫饼及带有各式各样斑纹的残片。此外，他还雇请来7名农民帮助挖掘，当每挖到一块较为完整瓷器，他便欣喜若狂。次日，他付出高价，雇来4人用扁担挑着整整装满8箩筐的瓷件，得意洋洋地雇船水运出山。
回国后，普拉曼将建窑带回的建盏写成《建盏研究》，并发表在1935年10月26日《伦敦最新新闻插图》上，轰动一时，让他成为第一个发现建盏真正来源的西方人。而今，普拉曼带回大量的建盏考古实物珍藏在密歇根大学博物馆，吸引来全球众多的收藏家和游客。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盏经过无数次的历练，终于涅槃重生。近年来，随着一批建盏技艺传承人的涌现，建盏以其绚丽夺目的身影，作为高贵的使者重新出现在“一带一路”上。
据报载：“建阳叶兴旺、叶兴勇兄弟烧制的银油滴建盏作为南平市代表团的礼物送给意大利普拉托副市长simonefaggi”；“2016年2月29日，建阳廖设生师傅烧制的一只12厘米束口油滴盏作为珍贵礼物，馈赠给了斯里兰卡总统maitiripalasirisena。这是建盏首次赠送给外国元首”；“2016年3月3日下午，黄祥元‘贡御隆’束口七彩异变建盏被世界佛教青年僧伽会作为珍贵礼物，馈赠给南非总统祖马。”
尤其是早在2015年底，建阳建盏工艺大师黄美金父子接到迄今在世界上收藏陶瓷珍品最多的世界级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邀请函，欲将“曜变金油滴”建盏永久收藏。为增进中英两国之间友谊，扩大建盏在世界的知名度，2015年11月1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英国期间，黄美金、黄文勇父子来到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时，受到博物馆亚洲部高级研究员、中国藏品部主任刘明倩女士（mingwilson）的热情接待。当她接过金光闪闪的金油滴建盏时，爱不释手，连称：“这是来自东方的国宝！”刘明倩女士说：“来自此类建窑仿古精品金油滴瓷器，还是首次入馆珍藏。”
次日，闻悉金油滴建盏被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大英博物馆中国陶瓷馆馆长杰西卡女士迫切希望能将此珍贵瓷器馆内收藏。在香港著名收藏家严崇庆先生热心斡旋下，黄美金父子慷慨应允，将随身带来的两件口径12厘米撇口金油滴建盏赠给该馆。当这位有着研究中国陶瓷30年经历的大英博物馆中国陶瓷馆馆长、东方部资深研究员杰西卡女士接过两块金盏，惊喜万分，连称：“中国制造的瓷器非常精美！它将与先前留在馆内的中国古瓷器，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
之后，黄美金激动地对笔者说：“此次英国之行并践约，使仿古建盏首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落户两家世界顶级博物馆，非常不易！对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意义深远。感到能以一己之力为国家添彩、为民族争光，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