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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新中国陶瓷

漫谈新中国陶瓷

新濠瓷砖 新中式瓷砖 中国古代陶瓷器

2020-12-04

新濠瓷砖。

黄昌校鱼草图盘70年代

胡光震一路锦绣瓷板65×46cm

对于中国陶瓷收藏领域的收藏爱好者来说,提起宋代瓷器的汝、钧、官、定、哥,兀代青花,明代成化斗彩,清代雍正、乾隆的粉彩、珐琅彩瓷器,那肯定如数家珍,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对于陶瓷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常常关注和研究的是陶瓷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陶瓷品种。随著艺术品收藏研究的深入,许多文献和文物出土,让我们先人的智慧结晶一一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多方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相对于我国以前辉煌的陶瓷文明而言,新中国陶瓷——这个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却成为我们收藏界最陌生不过的空白,除了餐桌上的用具和文革主席像章摆件还有印象之外,绝大多数人对新中国精美的陶瓷艺术作品几乎茫然不知,不论官方的文化管理、展览、出版、研究机构还是民间收藏群体对这个时期的陶瓷领域也极少关注和作为系统收藏来深入研究。那么新中国瓷器真的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文革瓷器吗?有什么成就呢?这个时期的瓷器在陶瓷史上有什么地位呢。为什么我们很少能看到这个时期的学术资料和相关情况的介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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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陶瓷:稀缺、精美、珍贵 成为收藏界的香饽饽


中国江西网讯在2013年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上,张松茂于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粉彩《梅花书屋》雪景图茶壶拍出115万元的高价;章鉴一件同时代的陶瓷作品也拍出88万元的高价。近年来,“新中国陶瓷”越来越受业界关注。去年年底,为展示新中国陶瓷的独特魅力并进一步探讨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九江举办了“盛世华章——辉煌灿烂的新中国陶瓷艺术展”,同时举办首届新中国陶瓷艺术高峰论坛,特邀的实力收藏家、新中国陶瓷研究专家、学者等参加了论坛。如今,“新中国陶瓷”已成为收藏界的“香饽饽”。

新中国陶瓷受热捧

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瓷作品里面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元素和诉求。陶瓷研究和收藏家张迎春说,现在所说的新中国陶瓷,一般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这近30年创作的陶瓷艺术品。

据介绍,在九江举办的“盛世华章——辉煌灿烂的新中国陶瓷艺术展”上,从全国各地调集的300余件新中国陶瓷精品,充分展现了新中国陶瓷的最高成就。陶瓷艺术家周国桢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创作的作品——瓷雕《芭蕾舞》,表现了舞蹈家在芭蕾舞中的窈窕轻盈,当时在景德镇是一项创举。艺术大师王步于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竹石八哥图》青花瓷板,淡雅清新,以脱俗气质引人注目。

稀缺精美珍贵

张迎春说,衡量一个收藏品种是否具有收藏与投资价值,就看这个收藏品是否具备“稀缺、精美、珍贵”的特点,而新中国艺术陶瓷就完全符合这六个字的要求。所以,新中国陶瓷概念一出来,立即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前后跨度30年左右。其中“文革”耽误十年,新中国艺术陶瓷实实在在的创作、生产时间只有20余年。从现存精美的艺术陶瓷作品分析,这一时期优秀的陶瓷艺术创作者不足百人,产量不会很大。那个时代,艺术陶瓷主要是供出口创汇,用作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的礼品,以及各美术馆、博物馆、高档宾馆等重要场所展览陈设用,留存在国内、散落在民间的非常少。

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的生产和发展非常重视。景德镇的陶瓷在胎、釉、彩料选用和加工上舍得下成本,组织人员攻关克难,取得许多技术上的突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代表了当代最高水平

自商代原始瓷出现以来,中国陶瓷走过了漫长路程,直至当代,树立了一座座丰碑。新中国陶瓷具有怎么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呢?

学者认为,新中国陶瓷与历代优秀陶瓷一样,属中国最高水平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其题材具有独特性。讴歌新时代、讴歌社会主义的现实题材,是新中国陶瓷相对历代陶瓷特有的题材,是新中国陶瓷艺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艺术进步。从艺术上讲,并不是年份越久就越具艺术性,而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性,谁也取代不了谁,都表达了所属时代的最高水平。比如,新中国陶瓷就有独创的高白、釉下、现实题材装饰方法。

其实,谈论新中国陶瓷,就不得不说“7501”毛泽东用瓷。张迎春认为,“7501”毛泽东用瓷具有很高历史价值,代表了当代制瓷的最高水平,后人很难超越,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官窑”。此外,新中国陶瓷艺术在国外广泛传播,国际认可度高。新中国陶瓷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精品,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必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漫谈古瓷的“蛤蜊光”


在古玩界,对一些古瓷彩釉上以及釉边出现的类似蚌壳内侧的珠光样的光晕,称做“蛤蜊光”。

尤其是明万历年间的“红、黄、绿三色的“大明彩”,不仅在彩釉上能见到这种光彩夺目的“蛤蜊光”,有时连牙白色的底釉上,也有这种令人目迷神移的光晕闪现。由于这种光晕显得珠光宝气,因此也有人把它称做“蛤蜊珠光”。

到了清初,黄、绿、蓝等釉色以及此类釉色的边缘部分,也常常可以看见这种正视难看见,侧视则分明的“蛤蜊光”。这种特有的迎光显现,避光消退的光怪陆离的光晕,成了古瓷的特征,因此也成了鉴定古瓷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一位著名陶瓷专家、鉴定家曾为此写有专著。认为这是由于釉色中一些金属元素,历经近300年左右的岁月,渐渐游离到了瓷面上,因此而形成了“蛤蜊光”。由此断言:清康熙、雍正朝以上年纪的瓷器彩色釉面,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蛤蜊光”。

问题是,在实际收藏过程中,笔者和几位藏界友人,都有相同的经历或是同感共识:不仅在清中期的嘉庆朝瓷器粉彩釉面上发现过这种带点神秘色彩的“蛤蜊光”,就连只有一百多年的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些彩瓷,也有个别出现这种光晕。

也就是说,“蛤蜊光”的出现,需要一定年纪,但不一定要等到250年以上。当然,也有的古瓷,年纪不小,却没有出现这种光晕。因此,“蛤蜊光”也不是判断古瓷的绝对的惟一依据。

但是,根据“蛤蜊光”来判别古瓷真伪,在目前来看,还算是个比较重要比较可靠的手段之一。尽管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仿古者以某种药水浸泡等手法,制造假“蛤蜊光”来仿造古瓷。但和别的制假手段同样难以避免地产生缺陷:假“蛤蜊光”也和假“包浆”、假“火石红”一样,不够自然,缺少灵气。假“蛤蜊光”显得呆板生硬,而真“蛤蜊光”在侧光下若隐若现,如虹似霞,像是具有生命一样,闪闪烁烁,显得十分灵动。说得通俗一点,假“蛤蜊光”和假“火石红”、假“包浆”一样,是死的;而真“蛤蜊光”是活的。

当然,要识别“死”和“活”,说难也不难,只要经过几次比较,就能具有“火眼金睛”,学会识别真假“蛤蜊光的本领了。

初学收藏者的手头如果没有,可以从藏友处借一件或数件具有“蛤蜊光”的真古瓷,平时多看看,多捉摸捉摸,那么以后看到那种假古瓷上的假“蛤蜊光”,立即会觉得像是老妪脸上硬涂的脂粉,和真古瓷上的真“蛤蜊光”相比,简直可以说是相形见绌,真假就可以立判了。

漫谈湖田窑变形花口碟


青白瓷因“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名满天下。湖田窑是宋时烧制青白瓷最为著名的窑场之一。相较于其他窑口的青白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色釉纯润清雅,胎质洁白细腻,胎薄而坚实致密,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清澈如湖水,莹润似玉器,素有“饶玉”之称。宋女词人李清照《醉花荫》说:玉枕纱厨。这件如冰似玉的花口碟(见图),就是湖田窑所出的青白瓷。

此器呈六瓣花口,直径12厘米,下承圈足。通体施釉,釉面不开片,釉色白中略微闪青,莹润似玉,晶莹透亮。内壁光素无纹,底心与周壁为一整体。外壁有六条纵向划痕。圈足上遗有紫金土垫烧痕迹。胎质洁白细腻,胎薄而坚实致密。迎光透视,光照见影,釉层高度透明,玻璃质感强烈。此器在入窑烧制过程中,在烈火的历练下,因胎体过于细薄,釉料相对于胎体显得较厚,胎和釉在火焰的烧灼下出现了力的不均匀分配,器壁的一面向上折起高出对面器壁4.8厘米的变形现象。因此,这件花口碟其实已经不再是常见的碟,而是一件变了形的有着独特个性的青白瓷。这样一件在烧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废品,虽器型变形,但妙处在于在胎体的变形过程中,胎釉的结合却是恰到好处,没有出现一丝的缩釉,爆釉,釉色在1200℃左右的高温下呈现了脱胎换骨的凤凰涅磐,变得极为晶莹透亮,单从釉色看这已是湖田窑精品瓷中的一级釉色。自然的神奇给这件外形上的“废品”赋予了它最美丽的釉色。

陶瓷在烧制过程中因有颗粒杂质,温度不均匀,厚度不均匀,一边重一边轻,有震动,材质达不到要求,局部膨胀等原因而使瓷器变形。该器物整体没有开裂,没有起泡等其他缺陷,可以排除因温度的变化过快这一原因。根据该物是从匣钵中切割出来,圈足的外围一圈粘连在匣钵上这一现象,笔者推测应是在匣钵中用紫金土垫片时不平,在装窑过程中发生了震动,从而使它产生了局部的变形。宋湖田窑产品瓷质优良,由瓷石一种原料制胎,由于胎土淘洗精细,加上土中含铝量较高,从而在胎的结构上可塑性很强,经高温焙烧后引起的废品率已有所下降。

这样一件废品湖田窑花口碟因其釉色之精美,意外地彰显了变形后的个性美,又因它“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清雅,成为一件极好的湖田窑器标本。

漫谈珐琅器的鉴定


据了解,珐琅器制作工艺属于中西合璧式经典,其制作技术最早于13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后经匠人加入诸多东方元素,最终开发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珐琅器。

掐丝珐琅器由于存世最多且在收藏市场的名声也最响,近几年已日渐成为备受追捧的收藏热点。

现存明清二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铸錾、掐丝和刻款三种。明宣德时期珐琅器的款识形式有铸錾款、双勾款、和珐琅釉烧成三种。款识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两种,其中以楷书占绝大多数。字数有“宣德年制”、“宣德年造”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款识排列形式有直单行、直双行、直三行和横排。这一时期的款识位置有的在器底,也有的镌刻于器物的口沿、盖沿或内边缘处。款识书体庄重隽秀,与同时期的金属器和瓷器款识相似。

明景泰款因伪款太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哪种款识可作为标准款识。但铸錾款、篆书款、仿宋体款以及双龙环抱款均被认定为伪款,可以排除。掐丝双勾款和阴刻款,目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作为景泰真款,但也只是情理逻辑的推论,尚不能枉下结论。

明嘉靖款为刻阴文直二行“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六字款。

明万历时期掐丝珐琅器的款识为双勾掐丝款(有的字内外填充珐琅釉),字数均为“大明万历年制”或“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楷书款。尤其以某年造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款识语气。字的排列顺序为直单行、直二行或横排。

清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多种多样,制款方法有铸錾,有刻,还有镂空款等。款识书体包括楷、篆、仿宋等(仿宋体始见于乾隆时期),其中以楷书居多。字数有四字和六字。框栏形式多为正方框和长方框。

据了解,掐丝珐琅器的作伪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偷工、减料、做旧等,收藏专家建议鉴别珐琅器真假优劣,主要看器胎、烧制年代与工艺。

现代仿品与古代真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器胎与釉料不同。古代掐丝珐琅器多以红铜作胎,而现代仿品多以铝、锌等取代,因此整体感觉要轻薄得多;其次古代采用的珐琅颜料主要是以石英、硼砂、长石等矿物质制成,含有较多杂质,因此烧制出的珐琅器多有细小的砂眼;而现代仿制品多以化学颜料填充,虽然通过在表面涂上一层杏干粥与胭脂可进行作旧处理,但砂眼很难做假,只要仔细观察都能发现差别之处。

瓷器收藏——侍女瓷漫谈


说起瓷器收藏,不得不提到侍女瓷。中国瓷器发展到民国,从工艺上、原料上已经没有什么突破之处了,但中国绘画在民国时期却有着辉煌的一页。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瓷业画家和绘瓷高手。他们会聚在景德镇,以在瓷器上绘画为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为民国时期的绘瓷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工写兼备、书诗画文并茂,其中侍女瓷最有特色。

民国时期粉彩重的粉质逐渐减少,但在瓷绘高手笔下的粉彩侍女仍具有滋润柔和之感,色彩淡雅、富有立体感,绘制的侍女高雅柔丽,楚楚动人。到了民国中期,粉质少得形同水彩,但凡是出自高手的都有美人如玉之感。

侍女瓷的器型有瓶、罐、缸、盒、壶、杯、盘、盆、碗、碟、笔筒、帽筒、水盂等。在质量上一般小件多于大件,小件精于大件。器底款式有红、蓝楷书,盖印章款较常见,底款内容多为名窑款、商家款、仿古款、绘画家名款等。

名窑款有“居仁堂”等雅名,也有落公司款的,如“XX瓷业公司”等。仿古款“乾隆年制”、“同治年制”、“光绪年制”的仕女瓷大多数不俗,落商家款的有“洪义泰造”、“江西余元昌造”、“新市德厚兴”等,新市德厚兴是民国初期江西景德镇一大名窑。窑主女儿嫁到新市,开了一爿瓷店,出售她娘家生产的瓷器,它们都是民国瓷中的上品。落画家名(画室名)是瓷器底款首创,这说明瓷绘在民国瓷业中的地位,如“集成昌绘”、“江西华珍画家”、“唐亿生画”、“罗仲林绘”等,他们绘制的仕女用笔细秀一丝不苟,线条舒张流畅。

把诗、书、画运用到瓷绘中是民国瓷业的突破。凡在瓷画中均有画家名款,年代款,题诗题字及赠人题“清玩”、“雅裳”等,熔书画为一炉。在仕女画上落款除了代表人物王琦,王大凡还有俞子贞、唐子建、罗仲林、洪景皓、罗宿氏、兴子明等瓷绘高手。有不少瓷业画家仿唐寅的工整巧丽,洒脱飘逸之法。

民国瓷业要在中国瓷业史上找闪光点,那就是绘瓷,当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研究瓷绘著作《瓷绘学》。收藏民国瓷绘着眼瓷绘水平,款且瓷绘与瓷质通常成正比。侍女瓷在“文革”中属“四旧”,毁掉较多,而绘有山水花鸟走兽等瓷器却时能觅到精品。民国瓷器年代短,存世量较少,仿制品较少,价格低,无文物之嫌,因此目前瓷器收藏品是比较好的收藏选择。

瓷器收藏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宽泛,目前很多喜爱古陶瓷的人们在古陶瓷收藏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些会选择到陶企做礼品瓷器定制,也算是稍稍满足了自己的收藏喜好。但是笔者还是认为,收藏是长久的事情,不能只图一时的价值升值,另外要有一定的鉴赏知识,才能收到更多喜欢的古陶瓷作品。

古瓷器收藏之官窑漫谈


律海明

律海明

有不少朋友在收藏古瓷器的时候,首选为官窑。我敢断言,在全国的瓷器藏家手中,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几件所谓的“官窑”吧。我问过不少的朋友对官窑的理解,得到的基本上是统一的答案:一是器身上写有官款的;二是做工细致,精美的。官窑瓷器以其精美和稀少确实是瓷器收藏者们的首选。但这里边有个问题,是不是精美的,器身上带有官款的就一定是官窑呢?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弄明白官窑的定义,其次是历代政府对其的管理制度。

官窑自唐,就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供器,二是指官厂。唐宋两代,采取的“官监民烧”制度。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十中选一”,献于朝廷。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有“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作有《带人进瓷器状》和《答元饶州书》等文章可证明。这说明唐无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贡品是民窑所烧制的精品进贡而来。到了宋朝,由于瓷业的发展,政府为加强管理,特设专门的机构——瓷窑博易务来管理,其行政长官为博易务。《宋史食货志》卷186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督、监押同掌。瓷窑博易务等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宋时代,“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蒋祈《陶记》)官窑,自宋开始设立,其官窑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两类。即所谓的“官窑烧造”。中央政府在京师设立的官窑只是供应皇宫用瓷,产品不得出售。而地方政府办的窑厂生产的产品除部分进贡中央外,主要是服务于其政府机构。但实际情况是,“官窑烧造”远远不能满足各级政府的用瓷数量,还必须强令一些好的民窑厂来烧造,这就是所谓的“下属供奉”、“制样须索”、“任土做贡、”“设官监窑”。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所谓的宋的官窑器,有很大的可能就是由民窑生产的。所以两者品质相差应该不大。

到了元代,则采取的是官办官烧,由于官府占据垄断了最好的资源,设局监管,所以官窑在瓷器生产中起了主导的作用,民窑则为从属地位,产品关于官窑甚精,民谣甚粗。这个对于收藏者而言只要确定了确为元代物品,官民易分。

到了明代,采取“官办民烧”。在明天启年前,由于朝廷占据了当时最好的资源和技术力量,生产的瓷器无论哪个方面都远胜于民窑。天启年以后,由于朝廷力量的衰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使朝廷无暇顾及瓷器的生产,垄断的资源和占据的技术力量得以服务民间,民窑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官民竟市”的局面,甚至民窑大有超越官窑之势。官窑的生产不得不依赖于民窑的生产,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民天启年后的带官款的产品,有相当多的来自于民窑的生产。

清建立以后,1645年朝廷下令,取消官窑制度,采取官搭民烧制度。朝廷只在好的民窑中搭炉烧造。官窑器占据窑中最好的窑位,烧损要赔偿。这对于民窑来说,仍然是一种厉害的盘剥。但对于前代相比,毕竟很大的进步。对于其宫廷用器,由朝廷的御窑厂烧制。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只供宫廷,除了帝王赏赐外,即使是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可能从御窑厂中直接获得。清代满汉贵族所用的各种优质瓷器,一般都来自民窑中的“官古器”。“此镇窑之精美者,统曰官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诸质料,精美细润,一如厂官器,可充官用,故亦称官”。此外,稍次于“官古器”的,有“假官故器”及“上古器”。尽管这些都是民窑,但它们供应的对象显然都是地主、官僚。清代的官窑制作,绝大多数为民窑所出。不论是御窑厂的瓷器,还是民窑中的这些“官古器”、“假官古器”、“上古器”等各类细瓷器,都是无数优秀制瓷工匠的智慧结晶。

综上所述,这就要求我们在收藏实践中,首先要弄清楚官窑的概念及其发展线索,再要完整的掌握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对明清两代的瓷器收藏更是如此,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官窑而不断的上当,收藏不仅要收藏其经济价值,也更要收藏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传承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收藏到收藏的价值!

漫谈瓷器收藏之婺州窑


对于婺州窑瓷器烧造类钧乳浊釉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多倾向于宋代创烧,浙江省古窑址标本中心陈列的金华铁店窑乳浊釉标本即被标定为南宋-元代。 婺州窑今人也许知道不多了,但唐宋时期它属于当之无愧的中华名窑,茶圣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评为第三位。金华在唐代初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堪称千古风流。 婺州窑在金华市琅琊乡的铁店村一带。企业礼品定制企业,多仿造龙泉青瓷,较少人仿婺州窑瓷器。

婺州窑历史颇悠久

婺州窑遗址离金华市约半小时路程,道路平坦,青山隐隐,绿水涟涟,溪流潺潺,自然生态环境不错。进入了铁店村,这里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道路由碎石铺就,路上可觅得唐宋时期的青瓷片。路口处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十分醒目。这里属于黄土丘陵地带,地势很适合建造龙窑,而且离白沙溪很近,瓷品外运十分方便。这里已发掘过的古窑遗址有三处。不少瓷片胎质较薄,釉面均匀,光泽自然,划花精细,敲打时发出清亮的声响,可以看出烧制温度应在1250℃左右。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婺州窑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在金华、武义、东阳等地。它从商周原始瓷开始,到东汉晚期烧制成熟的青釉瓷器,并有褐釉瓷;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成为普遍的装饰物;唐代早期烧制成功了乳浊釉瓷、花瓷;宋代以后出现了彩绘瓷、青白瓷、黑瓷;一直到明代生产青花瓷等。延续时间长达2700余年,共发现古窑遗址600余处,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此外,婺州窑的堆塑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早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婺州窑就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捏塑、贴粘、雕刻、镂空等技艺,在各种器物上展现人物、动物、亭楼等,逼真而生动。到了宋代出现了高浮雕,这时期以乳浊釉双龙梅瓶为代表的堆塑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婺州窑在宋代后堆塑艺术尤为精湛 .婺州窑堆塑艺术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民俗、服饰、建筑、杂技艺术等生活形态,这在越窑等其他窑口中还没见到过。婺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创造妙用化妆土

瓷器上应用化妆土,是西晋时期婺州窑工匠在制瓷工艺上的一项创新。化妆土是一种装饰原料,它是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后,质地细腻,呈奶白色。使用化妆土可以使得原来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平整,使得原先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巧妙的覆盖。使用过化妆土的器物,烧成后釉面显得光滑饱满,滋润浑厚,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人们通常认为在器物上使用化妆土,可能出现在隋唐时代,婺州窑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大量使用了。如衢州市街路村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一件瓷器碗,其表面施有化妆土;武义履坦村、王宅村出土的东晋瓷碗、盏、壶等器物的胎体表面均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

武义县博物馆库房里有此类瓷器收藏品。东晋时代浙江德清窑等处开始使用化妆土。化妆土作为一种装饰原料到唐代一直继续使用着,而且被全国各地的窑场作为先进工艺而广泛采用。在胎体上覆盖化妆土,釉层外观美丽光亮。化妆土的出现为制瓷业的普及、扩大原料范围、提高瓷器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考古学者冯先铭先生曾称赞婺州窑使用化妆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唐代烧制乳浊釉

婺州窑在唐早期就已经烧制出蓝白色的乳浊釉,至今已发现至少6座唐代早期婺州窑烧制蓝白色的乳浊釉。一直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婺州窑乳浊釉的产生,是南宋迁都临安时钧窑工匠传入的。因此,婺州窑的乳浊釉瓷被称之为南钧或仿钧。唐早期婺州窑乳浊釉瓷品的大量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对验证婺州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方方正正的蓄水池塘,面积有两亩左右,塘四周浅水处有瓷土层,应是古代的取瓷土之地。龙窑出口处堆积着大量精美的乳浊釉瓷片和垫圈等窑具。

婺州窑乳浊釉早在初唐时已创烧成功。乳浊釉纯是两液相分造成的,釉中很少有釉泡和残留晶像,釉面呈天青或月白色,天蓝色极少,具有玉石质感,晶莹美观。这种乳浊釉从初唐时期创烧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盛行不衰,使釉色进一步成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罕见的。

冯先铭先生认为婺州窑瓷器质量在唐代以前仅次于越窑,婺州窑可说是金华古代先民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婺州窑在釉色的创新上较为突出,它在西汉中期已开始在青釉上点洒褐色釉,增加了器物的观赏价值。

沉船披露新钧瓷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曾打捞出l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数百件漆器和数百件金属器物,10万余枚钱币等文物。沉船中钱币最晚的是“至大通宝”,可见出事时间应在元代。瓷器中除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许多婺州窑的产品。当时不少人认为系北方“仿钧窑”,因器皿上的乳浊釉很像钧窑。后来专家在金华铁店窑发掘出土了这种标本,才使谜团解开。台湾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三足盆式样同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基本一样,很可能也是铁店窑的产品,可见铁店窑还曾为宫廷烧制陈设瓷。

《新安沉船遗物》一书对出水的钧釉系瓷器的胎骨作了这样描述:“钧釉系瓷器有花盆、水盘、壶形水注等。因其釉药、胎土与北方的元代钧釉明显不同,故有可能是南方模仿北方的产品。胎土比北方稍微粗糙一些,在施釉上除了黑釉外还有灰色,经过两次施釉。尽管如此,没有朱砂散发出的红色,也没有内含乳白色,仅有漂亮的天蓝色。”“尽管两次施釉,但是足部、底部和周边的外底部上并未施釉,在露胎部分的衔接处可见施过两次釉的痕迹。露胎部分看起来灰色中掺有褐色,胎土粗糙,釉色也是灰白青蓝色,斑斑驳驳,釉药厚而不流,堆积部分灰白色较深,朱砂完全不发红色。”

婺州窑是如何外销的,专家认为是从杭州或转运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出口。近几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城镇建设时,均发现铁店窑的产品碎片。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1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从杭州出发的可能性较大,青瓷来自龙泉窑系,青白瓷来自景德镇,钧釉瓷来自金华地区。因当时大部分外销货物必须从杭州转运。史书上记载当时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天七夜便可到达。唐宋元时期婺州窑乳浊釉器物大量向国外出口,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金华市古瓷收藏家的家里,可见婺州窑和龙泉窑的藏品,精彩动人,印象深刻。婺州窑瓷器品种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了古婺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当时人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审美情趣。

漫谈青铜器收藏市场和鉴赏技巧


在如火如荼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青铜器收藏一直不温不火。虽然近几年略有升温,且出现了一些高价拍卖品,但与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瓷器相比,仍然处于低估值阶段。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魁杰,听他讲述青铜器收藏市场以及鉴赏技巧。

资源稀缺 买方市场巨大

最近青铜器市场有升温的迹象,但李魁杰并不认为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启动了。“对于青铜类品种,国家文物部门只允许流传有序和海外回流的青铜器在国内市场出现,所以其流通量一直不大,整体价格偏低。不过青铜器是国之重器,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这一门类一向是资深收藏家最认可的,是收藏领域的大项,由于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青铜器的收藏价值,所以其未来的保值、升值空间是巨大的。”李魁杰说。

古玩业界普遍认为,高端青铜器多数集中于欧美,国内市场上的青铜器藏品以中低档居多。而李魁杰却认为目前高端青铜器开始向内地市场云集,“不过今后精品青铜器会越来越少,因为藏家多了,交易量大了。精品进入收藏领域就藏而不漏了。资源越来越少,而需求量却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价格上涨是必然的。青铜器品种的稀缺性决定了它未来的涨幅,尤其要关注高古藏品。”

虽然近几年内地拍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高价青铜器拍品,但相比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和瓷器来说,青铜器的市场价值及其所占份额还有很大差距。“青铜文化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无不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铸造工艺。青铜器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要远远高于字画和瓷器。”

铭文珍贵 青铜器因此价值连城

收藏青铜器是一门学问,既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还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

“收藏青铜器不在于器物的大小,而在于器物上有没有铭文。即便是一件很小的杂器,有铭文也会让它身价陡增。举个例子,在保利博物馆展出的一个青铜器盘子,器形非常小,只有一个成年男子手掌那么大,而且盖儿也遗失了,但这个小小的盘子却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盘子的盘心部位有铭文,铭文由大禹的后人而写,明确记载了大禹为民治水的历史。这个盘子最初是从香港市场上购买的,那时价格并不高,但现在这个盘子只能用无与伦比、举世无双来形容了。”李魁杰说。

李魁杰认为青铜器收藏还讲究锈。“五彩斑斓的红斑绿锈,反着光特别漂亮。另外能做到系统、成套也是一个方向。总之,收藏青铜器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足,各种器形全了;第二就是铭文,即便很小的东西,有铭文也会价值连城。凡是带铭文的器物肯定是孤品,不可能再出现同样铭文和器形的东西。不过因为藏家对铭文的追逐,也导致了造假作伪的现象。”

提升眼力 从小件残件入手

在青铜器收藏领域,藏家已开始把原来聚焦在礼器上的目光,转向了青铜兵器和杂器等小件。“因为鼎彝尊卣这类青铜器中品级较高的藏品存世量不高,且价格昂贵,所以这几年有一些中小藏家开始收藏兵器、杂器。像青铜佛像、铜镜等小门类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且涨幅较大。”李魁杰认为,小件青铜器收藏热,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的存世量,且价格大众化,上手也比较容易。“对于普通藏家来说,收藏小件青铜器既可以把玩,又可以鉴赏,还能练眼力。任何机会都属于有准备的人。比如玩瓷器的也是先把瓷片玩明白了,从小件、残件开始研究收藏青铜器是不错的途径。此外,这些小门类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也是对青铜器价格体系的完善。”

尽管小件青铜器的成交价在不断上升,但和其他品种相比还偏低。“古玩行业有个奇怪的现象,好东西不一定都贵,关键是看你的眼力。收藏青铜器讲究的是眼力和渠道,只有这两样都对了,才有机会捡漏。收藏一样器物首先要自己喜欢,其次要看它未来的升值潜力,要看它是不是孤品,是不是皇家用品。升值空间与青铜器的类形和品相都有密切关系。”李魁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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