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南宋吉州窑釉下褐彩跃鹿纹盖罐
青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
中国陶瓷的纹饰自宋以后才渐入佳境。早期彩陶的纹样多在传达人类文明童年时的幻想，稚嫩朴素；商周乃至汉朝，陶瓷纹饰倏然放弃了画笔，选择了利器，刻划成为主流，模印也加入装饰手段，让陶瓷表达思想开始借助形象，继而抽象，此时的陶瓷纹饰理念显然受高一等级的青铜文化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瓷偶见绘制纹样，至唐才在南方最不传统的烧窑地区——长沙异军突起，其纹样蔚为大观，惜唐代主要窑口的南越北邢都以素器著称，长沙窑的情感表达遂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随后到来的宋，陶瓷美学分野，朝廷崇尚色泽，民间喜好纹样，富于创造性的中华民族由此时开始，真正将陶瓷装饰导入绘制的轨道，让纹饰与袖色一同炫美。
一千年来，陶瓷在世俗哲学的笼罩下涂涂抹抹，刻意与随意并举。纹样的表达比袖色的表达直接，凸显生命力的顽张。在农耕文化圈，在渔猎文化圈，在游牧文化圈，多类纹饰都旺盛地表达着自我，让情感不再抽象，层次丰富地再现那个时代那个族群那个个体的内心，让隔着时空的我们能够与古人沟通。
写《瓷之纹》比写《瓷之色》就多这一道世俗的解释。它不需要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只需深入其中拨雾现真。每一个人物、动物、植物，包括宗教、图案、文字都代表着或复杂或简单的社会含义。在一件人为创造的容器上寄托情感，表达愿望，继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此乃陶瓷的大幸。这个大幸还在于它积极融进了中华文化的滚滚洪流，不孤单却耀眼，虽独特又普及，让每一个中华子孙都能享尽其便，乐在其中。
《瓷之纹》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年，许多时候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发呆。我最熟悉的陶瓷有时会因为深究忽然感到陌生，解释起来颇感费力。我无法把自己置于历史的任何阶段但我又逼迫自己潜入那个时代窥探究竟。在陶瓷看似祥和美丽的身后，有着一层又一层的社会背景，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甚至玄学的，不定拉开哪一道大幕时你会豁然开朗，会恍然大悟，会知道追究与等待的价值。
陶瓷的价值自不待言，所饰纹饰的价值在于它让陶瓷千文万华，星汉灿烂。继《瓷之色》之后，此番将连载于《紫禁城》杂志的十二个月的文章结集成书，并命名为《瓷之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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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瓷之兴
景德镇成为干年瓷都，我一直认为与两位皇帝有关。一是景德年间的宋真宗，另一位，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帝都不会想到，他们从皇家的利益角度各自为景德镇下的一道诏书，竞被最底层的中国工匠演绎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代珍宝、旷世奇迹。
中国的历史似乎永远是两条线索，一是史书上帝王将相永远打不完的天下，二是草民百姓永不被人关注的生活追求和向住，而这远比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要丰富深刻得多。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这两条线索，都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让我们回顾一下公元1363年的画面，看起来，它与景德镇毫无关联，但它与初办御器厂的皇帝，却是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
这年三月，江南春景如画。可原本风光旖旎、碧波荡漾的鄱阳湖上，竞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战，大小战船穿梭往来，搅得血浪翻滚，这天下第一大湖，成了元末两支农民起义军首领争夺天下的战场。只见湖面上高数丈，一色丹漆的是陈友谅水军，朱元璋的战船则全部为白色，小到要仰头才能看见敌人。论人力和装备，朱元璋均处于劣势。但他的战船虽小却灵活自如，加上是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所以士气高昂。
此前，陈友谅军己围困洪都（今南昌）整整85天，朱元璋部将朱文正浴血死守。陈久攻不破，不得已掉过头来，在鄱阳湖以号称60万的水军船舰，迎战亲统20万大军前来救援的朱元璋。
鄱阳湖水战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役。在决战开始前，朱元璋已派了伏兵，封锁了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了陈友谅的归路。这一次水战，据史载双方打了36天之久，当时湖面上箭如雨点，火光冲天，湖水都被双方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在激战中，陈友谅被流矢射死，全军随之溃败。朱元璋也为此次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士兵死伤无数，不少跟随他多年的骁将阵亡。为此，朱元璋在获胜后的第二日即焚香拜天，答应将来天下一统，定和将士们同享富贵。
5年后，41岁的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
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距鄱阳湖水战仅仅才过去了6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也不过刚刚一年时间，面对虽大局已定，但百事待举，北方战事也未完全平息的形势，明朝朝廷却在景德镇首次建立了由皇家掌管工艺制造的御器厂，不能说不是一项让人有点惊讶的举措。
其时政权初建，加上元代遗风，瓷器均不属年款，所以洪武初期的官窑瓷器均无官窑年款，除了文献记载，缺少实证。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1369年统一战争还处于尾声，国家尚未安定，加上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本性不喜奢侈，不太可能在此时就设置御器厂。
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贫苦佃农家，父母长兄在灾荒和瘟疫中先后病逝，他小小年纪只好出家当了庙里行童，以持钵化缘乞讨为生，因此对民间疾苦有相当了解，做了皇帝后，个人生活上仍是朴素节俭。他的夫人马皇后更是有贤惠之名，不可能于开国之初怂恿皇帝耽于享乐。国基未稳，却先去操心制造至精至美的瓷器，这事如放在宋徽宗身上，似乎顺理成章，但的确不太像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风。
但持此一说的人，忽略了朱元璋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政治才能和手腕。
就在设建御器厂的第二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封诸子为王的同时，也大封功臣。
可以想见，北方战争未断，大将需要安抚，建国之初栋梁之才急缺，皇上也要四处笼络人心。朱元璋向来痛恨奢侈之风，用黄金美玉珍奇珠宝来赏赐群臣，非他所愿。那么，用来安抚大臣用来笼络士大夫阶层忠心效力新王朝者，似乎景德镇瓷器是最好的物选。
朱元璋长期在鄱阳湖一带与陈友谅周旋拼杀，饶州一带很早就成为他的地盘。所以，对浮梁所产景德镇瓷器，他应是印象深刻的。这种相对金银来说又实用又有品位的器皿，他也一定是心生喜爱的。战火纷乱中，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闲心去关注它们，但一俟战争结束，他便立刻将景德镇瓷器纳入了他的皇家建设之中。
御器厂建于洪武二年，有了*年的生产时间，在1370年论功行赏、君臣同欢的宴席上，由御器厂精心制作的景德镇瓷器，很可能以赏赐的形式，被明太祖赠给了众多功臣。
如果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行事风格，这种设想应当是成立的。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绝不会像在深宫里长大、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和浪漫气质的宋徽宗一般，吟出后周世宗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令，让工匠们绞尽脑汁烧出碧如青天的好瓷，以供自己玩赏，最后玩掉了宋家天下。他建御器厂的本意，也许还在于以皇家名义，多用这种原料为土，烧造简易，价廉物美又备受欢迎的器皿替代金银，可以防止朝廷和贵族的侈靡之风。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又明文规定：“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和木器。”
玩物丧志，那是宋徽宗赵佶、后周世宗干的事。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可不傻。
可惜的是，由朱元璋苦心积虑创下的大明国基，二百多年后，终于还是因腐败而亡。
在元末刀兵四起，英雄纷争的岁月，景德镇地区的窑工、农民，也拥戴都昌人于光起兵抗元。于光先是接受了南方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部的领导，徐被部将陈友谅杀死后，于光则选择归附了更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朱元璋。他的选择，使景德镇地区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环境。在他的驻守维护下，景德镇窑业不仅在元末动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还吸引了各地饱受战乱之苦的一大批优秀工匠选择来景德镇谋生，使明初御器厂的建立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此之前，虽然宋朝曾设瓷窑博易务，元代曾设浮梁瓷局，但都主要是为课税以增加国家收人设置的管理机构。虽然也为生产贡品服务，却是从民窑中“百中选十，千中选十”的行为。明代御器厂的建立对于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材料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生产出比民窑更精美的瓷器而设置的官办工厂和机构，它的建立，包含了在全国提倡以瓷作为日用品的官方意图。因此，御器厂的建立，成为了明代景德镇瓷业飞速发展的契机，景德镇制瓷工匠和窑户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最终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开创出…代未有之奇，惊羡天下。此时各地的窑场纷纷萎缩，所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景德镇相抗衡，使得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中国瓷业生产变成了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
定瓷之美
陶瓷文明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国陶瓷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名窑名品不胜枚举，宋代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已名扬海内外，其中的定窑就是河北大地孕育出的艺术奇葩。 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杰出的窑场。
定窑白瓷在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北宋时期，定窑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白瓷的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定窑烧制以白瓷为主，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和之美”。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纹饰丰富多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
定瓷之美有目共睹，其釉色温润，纹饰精妙，造型精美，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注定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人们所关注和青睐的瓷器，并成为御用珍品。 随后，定窑瓷器被各地瓷窑纷纷仿烧，如山西的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和蕴藏着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高贵典雅纹章瓷
1728年城堡纹章瓷盘
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特点，又有当时西欧典雅装饰风格
纹章瓷属我国古代外销瓷的一种，其烧制始于16世纪的明代，并由此畅销欧美。史料介绍，纹章瓷应属来样加工的“订烧瓷”，由景德镇的工匠们按照欧美商人提供的种类、造型、式样、纹饰、工期等进行彩绘烧制。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特点，又有当时西欧典雅的装饰风格。因为纹章瓷上印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所以又被称为“徽章瓷”。
所谓“纹章”，是指欧洲诸国的贵族、显赫家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所用特殊标志，烧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称为纹章瓷。大约在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并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此后，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它通常是为喜庆典礼而定烧的，上有家族徽章，以餐具和茶具为多，这种需求在18世纪后期达到顶峰。1974年英国出版《中国纹章瓷》一书，收录2000件左右的纹章瓷。
纹章瓷在外销瓷中所占比重不大，却最为精美。因其多为贵族和皇室成套定制，制作要求极为严格。目前发现最早纹章瓷是一件青花瓷壶，造型为中国式玉壶春，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公元1495年～1521年）的纹章。
据统计，仅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外销瓷中，就有4000多种纹章瓷。而据瑞典统计，有300多位贵族曾到中国订制过纹章瓷。早期纹章较大，其花饰大而宽。自18世纪晚期始，纹章变小，其花饰也变得小而狭。纹章瓷制作既有直接选用景德镇的白胚瓷，按照欧美商人提供的纹章和边饰图案彩绘加工以后再开炉烧制，又有在外销瓷成品中央或四周加绘西方纹章图案重新烧制的，所以不能仅凭瓷器的胎质或器型判断其烧制的最终年代。纹章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部分可以据其考定它们的绝对年代。纹章瓷的纹饰也是断代的有力依据，例如chandos公爵的纹章瓷说明瓷器的生产日期是在1744年以前，因为chandos公爵与其第二任妻子结婚是在1714年8月4日，公爵死于1744年，瓷器一定生产于这些日期之间；又如美国老鹰纹章瓷一定是为美国生产的，因为它是由美国的有钱家族订制的。
清代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有关于纹章瓷的记述，他提到清康熙青花大盘时说：“盘中画皇冕徽章，旁有两翼之狮狗，分攀于其上。载有拉丁古文，阳历年月。”纹章瓷渐趋兴盛是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外销纹章瓷达到鼎盛，很多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公司团体纷纷委托当时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订购中华纹章瓷。
康熙年间的纹章瓷主要是彩色纹章瓷和青花纹章瓷两种，至雍正时期，粉彩纹章瓷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纹章瓷的彩绘产地也从原来的景德镇转向了外贸重地广州。一般都是从景德镇买来上好的白胎瓷，再带到广州根据外商的喜好和要求进行烧制。广州生产的釉上彩瓷被称为“广彩”。其特点是图案繁缛艳丽，因采用大量描金，视觉上有富丽堂皇之感，又被称为“织金彩”。清乾隆时期为“广彩”极盛时期，到了清晚期，因各国自己生产的纹章瓷也逐渐精美起来，中国纹章瓷的外销量日渐减少。
在明清时期，中国广州生产的纹章瓷全部用来外销，故此我国尽管是纹章瓷的烧制国，但国内纹章瓷的遗存量却非常之少。今年以来，纹章瓷在国外的身价日益高涨。
2003年，英国人大卫·霍华德将自己近30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即《中国纹章瓷》（第二卷），在第一卷基础上新增1380多套纹章瓷彩色图录，每件瓷器都标明准确的烧制年代及纹章瓷所有者的生平，可谓中国陶瓷研究领域非常珍贵的研究著作。
西方人把中国瓷器分为广东青花、南京青花、伊万力金彩瓷、广彩、纹章瓷等，其中纹章瓷是收藏重点之一。2005年，在佳士得中国外销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40年代烧制的带有菲利普五世纹章图案的外销瓷以30.72万美元创下当时纹章瓷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2008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绘有西班牙贵族奥乔亚家族徽章的粉彩描金鱼形汤盆也以62.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近年来，国内藏界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外国原产自中国的纹章瓷。
稀世之珍的汝窑瓷
五大名窑我们都清楚，是汝、官、哥、钧、定。而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魁首，自古以来流传甚广。
历史上关于汝窑的记载很多，然而以讹传讹的民间说法也很多。电视剧中偶尔也做一些表现，比如我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有个演员抱着个青花大瓶子说这是汝窑，就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烧造时间短，数量也有限
汝窑非常稀少，很不容易碰到。因为汝窑的烧造时间非常短，只有20来年。
南宋有一个人叫周辉，他在《清波杂志》中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他在南宋的时候都发出这样的感叹近尤难得，那我们到今天就更为难得了。
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在雍正七年（1729年）有过一次统计，让太监刘希文、王太平整理了汝窑，就是看看雍正时期宫里到底有多少汝窑。他统计了一次，这个档案现在有，可以查到，有31件。那时候统计的汝窑我们要注意一点，有的东西是官汝不分的，或者钧汝不分，因为它们有的颜色很接近。当时对这些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断，而是凭人去判断，所以会有一点误差，但大致不会差很多。那时候，皇宫里才有31件，很少。
那么今天，我们有多少汝窑呢？台北故宫是汝窑最集中的地方，现在精确的统计是21件。当然，汝窑现在统计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有个别的汝窑在个人手里。但是有一个统计比较精确，就是说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是67件，其绝大部分都在世界级的博物馆里，说起来这都是稀世之珍。
上供的御器，釉里加玛瑙
汝窑非常珍贵，历史上各类文献记载推崇备至，都认为它是上供的一个御器，给皇上用的。
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有一段记载，他说“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盏四只、盂子一、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一共多少件呢，16件。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汝窑最多的一次。
他说的是什么事呢？说的是宋高宗，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他在1151年的时候到清河郡王张俊家巡幸，可能出门走到他这儿就进了他们家，那他当然受宠若惊了，皇上都直接上我们家了，他就拿了一批汝窑进奉给皇帝。这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礼品，所以记在周密的《武林旧事》中了。
那么大奁一、小奁一是什么呢？在有的专业书上称之为奁。这个很巧，奁在全世界现在就有两个，一大一小，一个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它那件是大的，直径有23.8厘米。另外一件是小的，直径18厘米，小5.8厘米，在北京故宫里。所以有人认为这两件就是大奁一、小奁一。直径小5.8厘米，它的周长看着就小很多，那个奁我亲手拿过，很轻。
史书上也有记载，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中这样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段记载非常重要，就是它的釉色是靠玛瑙呈现的。中国古代对玉和玛瑙都充满了敬畏之情，一听说玛瑙、珍珠，这都是很贵重的东西，那么据说它在烧造汝窑的时候加了玛瑙末，把玛瑙粉碎以后加到釉里，然后烧制，所以它的釉色的光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巧合，就是汝州这个地方本身就产玛瑙，所以这不是空穴来风。从来没有记载过任何其他瓷器在釉中使用过玛瑙，但从科学的角度上讲，玛瑙究竟能不能对釉产生好处，至今没有一个结论。
公开卖高价，实为夹生胎
那么汝窑有没有公开卖过呢？历史上卖过。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卖过一只，这个汝窑是一个很小的盘子，直径8厘米。当时烧完了之后才发现这个盘子变形了，有点拧着，北京话叫翘棱，所以这个盘子没有通过，顺手给扔在废料堆里，就掩埋了。结果由于它小，一个巧劲儿没有碎，后来出土以后，就被人认出来。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歪歪扭扭的小盘子当时卖了154万美金。当时像我们现在特别值钱的元
今年最火的歌莫过于周杰伦的《青花瓷》，称其火不仅是因为这首歌上了春晚，更因歌中之词被《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指出的露怯之处。
歌词中唱到的“天青色等烟雨”，据说只有汝窑才是天青色。
于是有关“青花瓷”究竟写的是汝窑还是青花的争论也逐渐蔓延开来。
据传，词作者方文山作词时本想选定宋朝时的“汝窑”为歌名。可由于汝窑造型简单素雅，虽有一种朴素的内涵，却总觉得不足以形容多变的爱情。此外，除了特性，汝窑的名字也不够凄美。几经转折，最终歌名才确定用《青花瓷》。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属实，其实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什么是青花，什么是汝窑还是很难分清的。本期《晨报讲堂》为读者请来马未都老师做我们的特邀堂主，为您讲述神秘的汝窑。
青花、清代的粉彩、永宣青花等这些非常名贵的瓷器，现在甚至卖到了上亿的珐琅彩，当时也就卖个二三十万美金。
关于汝窑的特征古书上记载比较含糊，说有蟹爪纹，蟹就是咱们吃的大闸蟹。这个蟹爪纹说得非常抽象，各种书上记载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致就是说大闸蟹的蟹爪尖上都是小毛刺。再有就是鱼鳞状的开片，汝窑的开片跟所有的开片都不一样，是斜着的，正因为裂纹不是直着的，所以有折光率，看着很漂亮。
汝窑胎是灰色的，浅浅的灰色，像烧了香落下来的香灰，它的胎呢，很薄，一般情况下胎和壁都是一边厚。一般瓷器都是壁厚，边上薄，它呢，一般情况下是裹足烧，所谓裹足烧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足部一般都没有釉，它是足部有釉，裹过来，然后支很小的钉，芝麻钉，把这个东西支在空中烧，工艺非常讲究。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汝窑是个夹生胎，没烧熟，夹生馒头。为什么夹生呢？就是不能把它烧熟了，如果烧熟了，那个釉色就达不到那么漂亮了。为了釉色的漂亮就不能使胎烧熟，温度不能达到1300度，1200多度就行了。所以，在艺术追求上，有时候并不按照科学规律创作。
无纹更珍贵，款识有学问
汝窑的釉色是天青色，跟当时的其他窑口比起来它的颜色是天青色。
明代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这样说：“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这是他对汝窑一个精确的描写，说它的颜色是淡青色，有蟹爪纹的真，没有的就更好了。我们现存的汝窑器大部分都有蟹爪纹，但是有少部分的不开片，就是所谓的无纹者。
汝窑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素器，不带纹饰，釉厚，不能刻画。那么历史上是否有“无纹”的汝窑呢？英国的大维德基金会里有一个汝窑洗，椭圆的，中间刻着两个对头的鱼。
过去的书上记载，说这个东西都是花，看不清楚，釉厚，刻的鱼模模糊糊，非常不容易看清楚。以至乾隆时期的那些太监们看了半天，说这个汝窑上有如意暗花。他为什么说有如意暗花？那两个头啊，被太监们看成两个如意头了。其实这个东西，不要说看照片，就是看实物都看不清楚。就说当年乾隆时期宫廷的画谱，他画下来这件东西的时候就叫如意暗花。这件东西全世界现在也是两件，一件在英国，一件在台北故宫。
现在一般喜欢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款识，就连电视剧里演的都是很习惯地翻看后面。宋代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制度，但是它后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
汝窑的款识是这样的，第一种是甲乙丙，我们一听很简单，这是编号、序号，但这种编号都不是烧制的时候写上去的，都是后来刻上去的。
第二种就是底下写了很明确的内容，比如写奉化。奉化是指南宋时候的奉化堂，南宋德寿宫的配殿，是宋高宗赵构时的宠妃刘贵妃居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有好多汝窑写“奉化”的都是她的。刘贵妃这个人还有点才华，会画画。她自己就有两个方章，画完画以后都盖在上面。所以说，奉化款的汝窑瓷都应该是刘贵妃的私人之物。
台北故宫里有个纸槌瓶，这个纸槌瓶也刻着奉化两个字。中间留有一块空地，乾隆皇上看见了以后觉得自个儿也得刻上点什么，就写了一首诗刻在上面。乾隆是这样说的：“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
这个瓶子到了乾隆的时候，口都碎了，就镶上了一个铜圈，至今这个瓶子还在台北故宫，镶着当年的铜圈。他说“口欲其坚铜以锁”，意思是说我要让这个口变得坚硬一点，只好用铜给它包上。乾隆对一个破瓶子这样珍惜，想想后来的人，当然就更希望得到这样的东西了。
还有一种款识写的是一个字蔡。当时姓蔡的官大的都有谁呢？不用猜，蔡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过去的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蔡应该指的就是蔡京。后来因为他是奸臣，就把他换成蔡襄了。中国人还是有很强的好恶，你是一个坏人，我就把你换下去。但是，蔡京当时的地位也是可以使用汝窑的。
唐代瓷器之秘色瓷
唐代晚期出现了一种瓷器，对中国瓷器影响非常大，叫秘色瓷。秘色，意为秘密之色，充满神秘感。实际上，秘色瓷算是越窑的改进版。今天很多商品都是一代代地改进，历史上的越窑也是这样不停地改进。最早的越窑颜色叫糖黄色，有点儿像红糖的黄色。黄色肯定不如绿色好看，于是它就向绿色慢慢过渡，要追求这个绿色。秘色瓷的颜色就非常青绿了。
目前为止，明确发现秘色瓷的就是陕西法门寺。法门寺的物品入库有单，上面写着"秘色瓷"多少件。因为有了法门寺这批东西的出土，才把我们传了一千多年的秘色瓷的谜底揭开。原来谁也不知道"秘色"到底是什么色，它是一个秘密的颜色，是一个你甭想看到的颜色。
法门寺在陕西扶风法门镇，系唐高祖李渊定名，寺中供奉佛指舍利。这枚舍利是佛教的至宝，由七个函套装着，一个套一个，最里面的函装着舍利。因为法门寺的塔突然塌陷，国家在抢救性挖掘时，发现塔下有个地宫。这个地宫从埋好到发现，中间没有任何人骚扰过，埋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所有的物品都是当时埋下，文字写得清清楚楚，一共出土了2499件文物。其中，对中国陶瓷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明确了秘色瓷是什么样子。因为法门寺秘色瓷的出现，民间很多过去不能解释的事全都迎刃而解了。唐代的法门寺在做佛事的时候非常隆重，所有人都顶礼膜拜，皇上亲自主持仪式，所以法门寺里埋的一定都是最高等级的东西，比如大量的金银器。那么，秘色瓷一共埋进多少呢？14件。门口搁着1件八棱瓶，剩下13件都搁在一个大盒子里。地宫里的《衣物账》上注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写得很清楚，每一件都对得上。
到了秘色瓷的时候，瓷器开始有了宫廷特征。后来说的"官窑"的概念是宋代形成的，宋代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惟独秘色瓷，开始有了官窑的雏形。古代秘色瓷不是专门为皇帝烧的，但要为皇帝上贡，所以它带有官窑的一些特征，是官窑的一个前奏。秘色瓷很漂亮，像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
瓷塑的造型之美
瓷塑是瓷器家族中相对小众的一个品类，也是造型艺术的最佳见证。与普通瓷器通过胎、釉、彩绘的装饰来达到艺术美不同，瓷塑是以丰富的造型设计来展示外观美——匠人经过充分的事前构思，用瓷泥捏制、雕刻做成胎坯，再上釉烧制。而且，瓷塑多为纯艺术性的作品，以陈设欣赏、供人把玩为主，增添人们的生活情趣，故在设计上具有更多的美学元素，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当今的艺术品市场上，也更能吸引收藏者的眼球。
古人很早就发现烧制瓷器的高岭土，有很好的黏结度和可塑性，并有一定的承受力，故在制作日用瓷器时，会有意识地添加一些审美元素作为装饰，构成不同的视觉效果，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到了唐宋时期，瓷器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人也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瓷塑遂被分离出来，成为专用于观赏审美的艺术品。如瓷塑的唐代骏马、骆驼、瓜果、人物、亭台楼阁，其属性已经从实用性转为了艺术性，是被作为陈设品供人观赏，愉悦身心，勾起怡乐的兴致，成为雅致生活的点缀。
瓷塑的成型方式有捏塑、范制、雕刻几种。捏塑是最常见的工艺形式，工匠以瓷土为载体，以搓、揉、捏、剔、拼接等手法，做成各种艺术造型，上釉后或直接素胎进窑烧制。其特点是构图简净饱满，线条清晰流畅，从作品的设计布局、制作工艺以及反映出的文化内涵，都是制作者的文化积累、艺术审美力、灵感起点的展现。形态各异的瓷塑艺术品，实际上闪烁着制作者洞察世事的智慧。
范制是依照设计的规格、形状先做好模具，烧干成型，再把泥坯贴在模具上，获得想要的纹饰及造型，然后将泥坯烧制成瓷。其特点是巧形巧工、变化多端，而且可以大批量制作。雕刻是在半成品的泥坯上，进行二次深化加工，多种技法同时施行，为表现的题材服务，力使细节更为鲜明生动，动静的微妙变化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特点是作品的创意性强，很少会有重复，基本上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具有很强的增值潜力。
瓷塑的造型题材很广泛，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代气息。如佛道神仙、十二生肖、历史人物、静物山水，都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意象，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延续和传承。而上世纪50年代及文革时期的瓷塑作品，则有着不少的创新题材，如杨子荣、白毛女、雷锋，带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并不惟传世的瓷塑作品才具有收藏与投资的价值，近现代的瓷塑作品，很多也是出自美术大师之手，加之真实性高、赝品少、容易辨别真伪，在藏品市场上也有着不错的交易名声。越过文化的时钟，瓷塑艺术与历史、现代都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古陶瓷纹饰中鱼纹之含义——妙趣横生
中国古代陶瓷装饰图案中，鱼纹比较常见，而且丰富多彩。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更为普遍。这说明自古以来，人类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鱼纹出现在陶瓷上，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出人类的渔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心境。
古陶瓷上的鱼纹装饰，全国窑场的产品中普遍存在。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
陶瓷纹饰，历来有许多利用谐音表达吉祥的用语，鱼纹饰便是其中较多者。鲤鱼，“鲤”与“利”谐音，“鱼”与“余”、“玉”谐音，把鲤鱼与其他各种纹饰相结合，便创造出许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常见的瓷画有渔翁捕得大鲤鱼时表情欢快，即“渔翁得利”，金鱼在水中嬉戏追逐则为“金玉满堂”，鲇鱼游弋在水中是“年年有余”，牡丹花配以鲤鱼叫作“富贵有余”等等。
我们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宋元时期景德镇影青瓷和浙江龙泉瓷上的鱼纹饰有单鱼和双鱼之别，既有双鱼成对互相并行，也有首尾相对嬉戏，既有阴刻，又有阳印，还有贴塑。曾有研究者的资料指出，单鱼的时代较早，双鱼中的两鱼同向一般又早于相向者。此论准确与否，笔者不敢妄断。还曾见有报刊文章称，瓷器上的双鱼纹饰寓意“相濡以沫”这一成语，表示雌雄两条鱼在水中游弋，卿卿我我，互吐泡沫来滋润对方，表示关爱。此说虽然难以查考，但听起来很有意思。
绚烂瑰丽的刻瓷之“花”
有这样一种书画类工艺品：内容多样，有飞鸟走兽，生动活泼；有人物肖像，惟妙惟肖；有山水风景，清新隽永；还有花草、书法、篆刻等各种题材。乍一看，似乎与普通的纸质书画无甚区别；然而仔细看，我们却发现它是雕刻于瓷板之上的书画，这就是刻瓷。
刻瓷是指在瓷器上以刀代笔雕刻动物、山水、人物、花草、书法、篆刻等各种图案的美术工艺。据史料记载，刻瓷这一民间工艺源于明朝，发展于清代，但是刻瓷作品存世量却非常少。究其原因，一是瓷器釉面光滑，既硬且脆，用刀刻画，稍有不慎就会爆裂，工艺难度极大；另外，刻瓷是一门集绘画与雕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以刀法取胜，但是制作过程漫长，完成一件作品需经数千甚至数万刀的精雕细刻，要花费数日甚至数月的时间，所以，对于制作者来说，终其一生所能完成的精品也是屈指可数的。由于刻瓷的难度大，技艺要求高，这一工艺曾一度绝迹。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还可以看到如此技艺精湛、完美的刻瓷工艺品，这要感谢我们的民间刻瓷艺人袁文潮。袁文潮，别号拜石，南昌市人，出生于工艺美术收藏世家。受家庭文化熏陶，袁文潮自小酷爱各种传统工艺，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古玩、篆刻、书法等均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并拜民间肖像画老艺人万裕和为师，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在万老先生的传授下，苦心钻研刻瓷技艺，并大胆尝试多种刀法制作作品。
刻瓷是瓷釉面上的“绣花艺术”，而袁文潮正是用他对刻瓷工艺执著追求和日益精湛的技艺绣出绚烂瑰丽的刻瓷之“花”。
景德镇瓷器之皇帝瓷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多用品都是专门为皇帝生产的，瓷器也不例外。而在景德镇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几百年间，有成千上万名窑工在官窑中劳作了一生，而“景德镇”这个名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和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景德”就是宋代一个皇帝的年号，虽然那时候宋代的官窑还没设在这里，但这里所生产的青白瓷已有“冰肌玉骨”的声誉，深得宋真宗的喜爱，于是在景德年间，宋真宗下令将这里所生产的瓷器进贡给朝廷，景德镇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在景德镇关于御窑，关于皇帝的瓷器有很多传说，但流传最广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御器厂奉皇帝的旨意要烧造一批青花大龙缸，由于烧制的难度很大，所以久烧不成。一个叫童宾的窑工在万般无奈之下纵身跳入窑内，以骨作薪，赴火而亡。几天后开窑一看，大龙缸居然烧造成功了。后来，朝廷就在御器厂的东侧修建了“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敕封童宾为“风火仙师”，从此“风火仙师”就成为景德镇窑工们每年都要祭祀的一位神。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的唐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九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坏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参加绘画等等，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唐英历经了雍正和乾隆两朝，在景德镇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由他领导的御器厂被称为“唐窑”，这个时期也是景德镇为皇帝生产瓷器的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
霍华述瓷：瓷器的寿带绶带吉之祥之
霍华述瓷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从事古陶瓷研究和教学工作。
古瓷上的纹样意趣横生，随手拈来，吉之祥之，寿带鸟纹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图3是金代磁州窑的一件极其普通的瓷枕，枕面上白地黑彩，寥寥几笔，绘着一只生气盎然的寿带鸟，十分生动。它攀着竹枝，回首翘尾，二条长长的尾羽与身体等长。这绝非夸张的描绘，自然界中有的寿带鸟(图1)的尾羽比身体还长，正是这长长的尾羽受到人们的喜爱。
全世界有12种寿带鸟，其中，中国有寿带鸟与紫寿带鸟2种。寿带鸟是中国鸟类的正式命名，学名是Terpsiphoneparadise，英文名为AsinaParadiseFlycatcher，中文直译为亚洲天堂鹟，别名有一枝花、紫带子、长尾翁、长尾练鹊等，它的叫声吉利，音调似“求福——求福——求”。如此吉利的口彩，人们自然喜欢，在宋金时期的磁州窑瓷枕上有各种白地黑花寿带鸟纹，图3仅仅是其中一例。
清代官窑瓷中也有寿带鸟的形象(图2)，又例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慈禧太后专用瓷——大雅斋湖绿地黑白彩梅花寿带鸟纹长方花盆。花盆高29.5、口面37×28.7厘米，同样造型纹样的花盆有大小不同的4种规格。花盆内壁罩白釉，将花盆外壁的四面展开就是一幅手卷。画面上，老梅盘虬伸展，三只寿带鸟(花盆的正面仅看到2只)顾盼合鸣，生气盎然。大雅斋瓷中还有相同纹样、造型的黄地黑白彩花盆。
唐代铜镜上有双鸾衔绶带纹，寓官运亨通之意，此后工艺品上有绶带(鸟)纹，其形象与寿带鸟基本一致，但自然界中没有绶带鸟，这里取谐音而为绶带。古代工艺品纹样讲究谐音和寓意，寿带鸟纹着重在祝福长寿(谐音)，绶带鸟纹主旨于庆贺禄位(寓意)，这二种象征性一直延续至现代。记得小时候看电影，银幕上国民党军官升官授衔时身上都披着黄色缎带，此即绶带，但不知真实情景是否如此。现在这种绶带配到了礼仪小姐(先生)身上，以示隆重。
上世纪50年代，著名画家陈之佛先生笔下常出现题为绶带的形象(图4)，那是以寿带鸟为原形的艺术创作，雅致艳丽的画面透出对欣欣向荣祖国的祝福。从金代民窑瓷枕到陈老的祝福，串起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