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鉴别。
北京琉璃厂老古玩商中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六个子玉蛐蛐罐能换一对道光官窑粉彩龙凤碗。别小看这一只只小小的蛐蛐罐，它最能体现蛐蛐主人的身价，自古名家制作的蛐蛐罐都身价不菲，其中由赵子玉制作的在清末民初时就值百八十现大洋。
边饰辅以莲纹，纹饰严格依照左右对称，每一个细节处理以及线条使转，均能达到如镜影般完全相称、高度一致，可见工致非凡。
博山香炉也称博山炉，又名熏炉，是西汉时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图中的这个南北朝博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1厘米，上下两层，可以自然启合。
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古瓷不重彩绘，所有之器皆纯色，市肆中人呼为一道釉。其实高贵之品，自以一道釉为古雅，青花亦较五彩隽逸。
明宣德时期御器厂仿烧哥釉瓷器时，底部用青花书写款识，可谓此品种的始创。哥釉青花于明代晚期较为常见，但烧制的器皿比较粗糙。
清朝的银两多以马蹄形的元宝出现，故亦称为宝银。经过熔铸，又可分为大锭、中锭、小锭，通称银块或银锭此外还有碎银。
世风渐薄，彩瓷风行一世，不知古意既失，价值自低，唐宋人尚青，明清尚红，近日西商则重紫，均窑紫器一枚价值万金，安得起古人而正之哉虽然彼亦有说以处之矣。
吴王夫差剑 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
元釉里红是元代汉族传统瓷器烧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元釉里红是陶瓷装饰历史上重要发明之一。元代八方龙纹釉里红拔白梅瓶它为釉下铜红彩绘、拔白、打板、接胎而成，烧成难度大，氛围特殊性强
在蛐蛐罐收藏领域，有这样一个排名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由于永乐官窑以及赵子玉蛐蛐罐在目前的市场上已很难看到，因此明代的蛐蛐罐就成了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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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瓷器多少钱
我国对瓷器的真正出现时间，公认是在东汉时期，当时的瓷器是由高岭土或者是瓷石等复合材料经过加工制作而成，在1200度-1300度的高温下经过烧制，最终形成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胎体坚硬，细薄且不吸水，外面有一层薄釉，釉面要求逛街、顺滑不脱离，不能剥离，这就是最初的瓷器。
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量的原材料，因此这一带的陶瓷业发展非常快，出现了很多后世闻名遐迩的窑口。比如越窑，也被称为是越州窑，是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到北宋衰落的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窑口，它烧制的瓷器为世人所追捧，为当代所喜爱。越窑的特点是胎质比较细密，而且颜色是青灰色，釉质洁白莹润，给人一种玉质之感。
瓯窑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窑口，位于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且带有灰色，釉层非常薄，釉色为淡青色，透明度极高，胎体上有细微的开片，容易脱落。除此之外，还有洪州窑、宜兴窑、岳州窑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窑口。
南北朝时期，瓷器已经取代了部分铜器、漆器以及陶器，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必用的生活用具，也被广泛应用到文房用具、陈设、餐具以及丧葬冥器上。
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盛行，各地纷纷建造了寺庙、佛像石窟，当时的僧尼数量在很短时间内大量暴涨，一些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东西随处可见，众人皆对佛教有好感度，因此在当时带有佛教色彩的东西非常火。比如在建筑装饰方面，很多人都会选择飞天、莲花标志的团，在陶器上则是莲花尊。
南北朝时动乱不定，而莲花寓意特殊，因此，莲瓣纹纹饰在当时快速流行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在当时佛教信徒众多，众人将希望寄托在佛祖身上，期望能解救离苦大众。所以这个时期，佛教纹饰是主流纹饰。
在南朝时期，陶瓷还被应用到文具上，比如笔筒、砚等，都是当时非常常见的，而且造型非常别致，有牛形、兔形、鸟形。陶瓷文具的大力盛行也与当时的文风盛行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南北朝瓷器多少钱呢？这个与瓷器的特性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讲，官窑出产的瓷器市场价格较高一些，民窑瓷器则价格低一些。品相好的价格高，品相一般的，市场价格一般。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四系青瓷盘口瓶，市场拍卖价格是42万港元，这个就非常常见。但也有一些价值两三万，甚至几千块钱的，具体情况要根据专家鉴定来决定。
南北朝瓷器价格参考：
1:南北朝陶卧牛，尺寸：长30厘米，估价：咨询价，成交价： HKD 195,500 ，成交时间：2008.12.01，拍卖公司：长风拍卖，拍卖专场：香港长风2008秋季拍卖会。
2:南北朝青泉莲瓣钵，尺寸：13.5×10厘米，估价：RMB 80,000 ~ 100,000，成交价： RMB 85,800 ，成交时间：2006.07.30，拍卖公司：敬华（上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6夏季艺术品拍卖会。
3:南北朝/隋青釉贴塑联珠人面纹高足杯，尺寸：直径8.8厘米，估价：HKD 10,000 ~ 20,000，成交价： HKD 25,960 ，成交时间：2019.10.07，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9秋季拍卖会。
公元五、六世纪，大批西域人和西方高档工艺品源源流入北方，此风下，工艺美术常常带有异国情调，丝绸、陶瓷和金银器等表现尤为突出。高足杯碗形杯身，撇口外侈，下承高足，足底平，足心稍凹，足边外撇，杯柄与杯身相接处出节。外壁贴塑、模印装饰联珠人面纹、乳钉纹、莲瓣纹，阴刻弦纹，装饰风格具有异域风情。里外满施薄透的青釉，釉色青黄，透明玻璃质感，密布细碎片纹。足底、足边涩胎，胎色灰白。
4:南北朝洪州窑青釉盏托，尺寸：直径25厘米，估价：RMB 15,000 ~ 25,000，成交价： RMB 16,800 ，成交时间：2009.12.19，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嘉德四季第二十期拍卖会。
5:汉至南北朝陶俑（六件），尺寸：↑4-15厘米，估价：HKD 3,500 ~ 4,500，成交价： HKD 4,025 ，成交时间：2019.10.12，拍卖公司：普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第599次拍卖会。
6:南北朝青釉盘口壶，尺寸：高11.5厘米，估价：无底价，成交价： RMB 5,500 ，成交时间：2005.08.28，拍卖公司：山东景鸿堂艺术品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5青岛夏季艺术品拍卖会。
说明：盘口、束颈、鼓腹，器表施青釉。胎釉结合不甚紧密，开片密布，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之有金石声。
南北朝文化陶瓷历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rrdquo;。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这些青瓷习惯上被称为"六朝青瓷"。北方则由于连年战乱影响，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直到6世纪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随葬青瓷发现，但晚期的墓葬中却出现了白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以浙江地区最为发达，窑场广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是唐代德清窑，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宁绍平原的早期越窑水平最高。属于北朝晚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氧化铝的含量高，因此往往有因温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的现象，但瓷胎的颜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为白色或灰白色；其次，北方青瓷釉的光泽性好，玻璃质感强，釉面常有开片，流动性较大，没有南方青瓷那种失透的感觉；第三，北方青瓷胎体厚重，与六朝青瓷相比显得形体硕大；第四，北方青瓷的装饰方法较多，有堆贴、模印，雕镂，刻划等，纹饰中受佛教影响的纹样如莲花纹，忍冬纹等较为多见。
青瓷水注 三国
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丰富的瓷土，在东汉中晚期，这里的瓷器烧制工艺已基本成熟，至三国时期更有提高，并大量生产。这件蛙式青瓷水注，造型生动形象，釉色匀称，显示了当时高水平的烧瓷技术。
青釉莲花碗 南朝 直径14.5厘米
此碗敞口，深腹，假圈足，胎体上薄下厚。外壁饰双层莲瓣纹。假圈足也称饼形足，即看似圈足实际是平底，底足一般无釉，直接放在窑具上烧成。器物下部厚重，是为了防止烧窑时坍塌。早期瓷器的造型是由于时代背景，生活需求及制作工艺水平而决定的。
青釉莲瓣纹盖罐 南朝 高28厘米
直口，短颈，颈最大处偏下，平底。肩部置6个桥形纽，前后两对，左右各1个。盖面略鼓，盖纽作长方形，中有一小圆孔。此罐腹部和盖面剔刻双重莲瓣纹，莲瓣上覆下仰。此盖罐为越窑系产品。
青瓷双流鸡首壶 南北朝
盘口外侈，束腰，长颈，圆肩，深腹，底略凹。肩前端向上直伸，并排两个长颈鸡首形流，鸡首顶部有高冠，圆目凸起，作昂首啼鸣状，后端为并排两个曲圆形柄。上端龙首与盘口衔接，龙首双目前视，作饮水状。下端与肩相连。柄上端略细，下端略粗，肩左右两侧各有1个桥形纽。施青色釉，有细小冰裂纹。此器造型精美生动，为当时常用的水器。
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的特征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这些青瓷习惯上被称为"六朝青瓷"。北方则由于连年战乱影响，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直到6世纪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随葬青瓷发现，但晚期的墓葬中却出现了白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以浙江地区最为发达，窑场广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是唐代德清窑，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宁绍平原的早期越窑水平最高。属于北朝晚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氧化铝的含量高，因此往往有因温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的现象，但瓷胎的颜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为白色或白色；其次，北方青瓷釉的光泽性好，玻璃质强，釉面常有开片，流动性较大，没有南方青瓷那种失透的感觉；第三，北方青瓷胎体厚重，与六朝青瓷相比显得形体硕大；第四，北方青瓷的装饰方法较多，有堆贴、模印，雕镂，刻划等，纹饰中受佛教影响的纹样如莲花纹，忍冬纹等较为多见。
三国两晋明南北朝陶瓷
重要窑场瓷器的特征：
三国瓷器产地以窑命名始于唐代，以产瓷地所在的州为名，称某州窑，或简称某窑。现代人研究唐以前瓷窑，为保持某地某窑产品的连贯性，仍借用唐以后命名。现在，由于发现的古代窑址越来越多，假如遇到唐宋时同一州的地域内发现多处瓷窑的情况，往往用窑址所在地的地名来命名了。用州命名的窑，大多数为文献上已载，历史上已成定论者。
1．越窑：窑址分布在浙江上虞、余姚，及宁波、奉化、萧山、湖州等地。上虞等地唐朝时属越州，帮这一带瓷窑称做越州窑，简称越窑。实际上形成一个产品基本一致的瓷窑体系。
这时期越窑瓷器的主要特征是：胎呈深浅不同的灰色，坚硬细致。釉为淡青色或青灰色，釉汁纯净。西晋时越窑开始流行釉上褐色彩装饰工艺。
由于瓷业发展，此时全国各地瓷器的风格渐趋一致，从器形到纹饰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正是我们鉴定瓷器的重要根据。因此，关于各窑的瓷器的器形、纹饰等，除特殊者外，都在下节介绍，本节只讲各窑瓷器的胎、工艺等特征，便于读者们辨别器物的窑口。
2．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因窑址多分布在瓯江两岸而得名（不是以州名命名之一例）。瓯窑瓷器胎色白灰，三国西晋时胎质粗松，东晋后变得比较细腻。釉色淡青，透明度较高，多剥落现象。多用褐色彩装饰。南朝时釉青中泛黄，开冰裂纹。
3．婺州窑：分布在浙江金华一带，此处唐时为婺州。婺州窑瓷胎呈浅灰色或深紫色，较粗糙，风胎中颗粒，故多用化妆土。釉青灰或青黄，釉面开裂，有析晶现象（在胎釉结合不紧密和釉面开裂处，有奶白色晶体析出）。
4．德清窑：浙江德清县一带。德清窑以产黑釉瓷著名。胎呈砖红色、紫色或褐色。黑釉厚，好的黑釉乌黑如漆，釉面滋润，闪闪发光，釉中氧化铁的含量达8%以上。
5．湘阴窑：分布在湖南省县城关及其他地区，因县得名。湘阴县唐属岳州，湘阴境内的瓷窑，唐代就叫岳州窑了，所以有人主张，最好把南朝时期的湘阴窑称做南朝岳州窑，使这一个窑的研究有前后的连贯性。此窑在南朝时，胎呈灰白色，瓷土淘洗不精，胎质不太细密，少量胎中有气泡。秋购有青、黄、酱（即褐），以青绿为主，半透明，多开片，有流釉现象，施半釉，较易剥落。
6．青羊宫窑：位于四川成都青羊宫一带。南朝时的青瓷胎呈紫、红、淡红色，只有少量灰色和灰白色。釉多为青褐色，上半釉易剥落。釉的玻璃质较强。
7．固驿窑：分布于四川省邛崃县固驿镇一带。南朝时初创，产品不多，其瓷器胎呈褐色为主，另有少量红褐色，砖红色，胎质粗糙，胎体厚重。釉以青中泛白者为多，另有青褐、青灰等。
8．罗湖窑：分布于江西省丰域县罗湖一带。这了尺是唐代洪州窑所在地。罗湖窑瓷器胎灰白色，也有灰褐色的。胎较薄，火候不很高，较松。釉以青黄、米黄为主，开裂多，易剥落。
9．寨里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东一带。此窑青瓷器胎多为灰白色，也有灰褐色的。胎较薄，火候较高。釉青褐或青黄，厚薄不匀，容易剥落，但秋较明亮润泽。
10．中陈郝窑：这是近年来我国北方新发现的一处南北朝时期的窑址，位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故名。中陈郝窑北朝时期的瓷器胎为青灰色，胎质较粗，釉为青或青绿色，里满秋釉外半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还有一些地方也生产瓷器，但为数不多，工艺技术也较落后，有特色的，重要的青瓷窑场就是上述这些窑。我们介绍了它们各自的特征，便于从出土器物中分辨出瓷器的窑口。
军持由南北朝到宋朝的发展演变
听到军持这个名字，想必不少人会以为它是古代军队所用的水壶，然则非也，军持最早是佛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而渐渐成为古代人们日常使用的储水器。唐朝时期，中国开始大量的生产军持，而在宋元时期，军持的发展在中国达到了巅峰时期，而到了明清时期，军持的发展逐渐流行起来。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军持在我国出现的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生产的时间长达千年，品种相当丰富，并且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军持的主要外形特征有：瓶口呈喇叭状，瓶颈较直，瓶腹微扁，瓶肩处有一流口。作为一种由宗教带来的外来器皿，军持的发展和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偏爱佛教文化，大量的佛经被翻译出来并广泛流传，佛教由此本土化。首先，一座座寺庙在中国兴建起来，用于祭祀活动的军持需求量增大；其次，来往于中国各地的传教僧众日益增加，由于他们时常需要长途跋涉，都会用军持装盛饮用水。这个时候军持的主要外在特征有：瓶肩丰腴，瓶腹饱满，瓶颈较长，瓶颈上部有棱，方便手提，壶口和注口皆有盖。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而中国的佛教也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传播范围非常广泛。即使到了中唐时期，统治者反感佛教，但是并不影响它在下层社会阶级间的广泛流传，这也为军持作为一种日常用品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军持是寺庙祭祀中的一种重要礼器，为了满足寺庙的需求，大批的军持被生产出来。隋唐这两个朝代拥有大气端庄的气质，受到时代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军持器型看上去丰腴而流畅，器腹趋于圆形且微长，比较饱满，流相对以往来说更加粗短，有些流的粗细和瓶颈差不多，并且流和瓶颈之间的夹角非常小，二者几乎平行。
到了宋朝时期，理学在我国盛行，一些佛教学说被摄入理学思想体系，佛家思想更深地渗透到了我国各个社会阶层。这个时候的军持器型大有变化，风格比较清新。特别是在北宋时期，相对隋唐来说，军持的瓶腹显得更加轻盈隽秀，流依然很短，流和瓶颈夹角依然很小，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度左右，要比唐代军持要大一些。到了南宋还是器，军持的器型又有了不少变化，瓶腹比较鼓圆或者扁圆，瓶颈比较粗，流和瓶颈夹角加大到三十五到四十五度左右，和北宋军持相比，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变化，主要因为南宋主居江南地区，生产力并不发达，亦受少数民族粗犷风格和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影响较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灯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灯具发生了重要变化，秦汉以来那些琳琅满目的灯具，似乎一下变得单一了，无论从品种、质地、造型，都无法与汉灯匹敌。铜灯具仍然零星制作，陶灯具仍在继续大量生产，瓷灯具已广为普及，成为灯具的主流。从造型上看，人形俑灯明显减少，动物形灯烛相对增多，多枝灯也大大减少。
当时，青瓷灯具逐渐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由于材料、工艺以及时代审美观念等诸因素的变化，灯具造型较前代产生了重大变化。瓷灯具以瓷土为原料，以拉坯成型为主，采用拍片，模印等成型方法，使造型趋于小巧、简便、实用。
瓷油灯的造型基本上由灯盏、灯柱和底座三部分构成，但局部构架及装饰的变化是较大的。有的灯盏和底座均为大小近似的碗形，盘中的灯柱多为内空通底、上细下粗的管状。高约15-30厘米。在此基础上，一些灯具的承盘再加三兽蹄足，但灯柱相对缩短。
三国两晋时期的灯具大多制成动物的形状，如羊灯、狮灯、熊灯等等，或者用动物纹作装饰，造型新颖，风格朴素。到了南北朝时期，青瓷油灯大量进入寻常百姓人家，造型更为简化，有的在一盘形底座中置三足炉作灯盏；有的只在灯盘中心出一小矮圆台，以架软灯芯，台沿上竖一扁柱，柱上有一二个小圈；或者只在盘沿设一扁柱，作为把柄。灯盘心内的小圆台，是作为将软灯芯架上台点燃用的。
相对而言，南方地区的瓷灯生产较早。而北方地区直到北魏才开始烧制瓷器，长期以来，北朝的瓷灯发现很少。1981年1月，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宝珠覆盆莲瓷灯，造型优美，装饰华丽，制作精美，与南方青瓷灯具精巧纤细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北方陶瓷特有的艺术风格。
清代御窑厂及其督陶官简介
清康雍乾三代（1662—1795）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的一个繁荣盛世，号称“康乾盛世”，同时也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后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短短的一百三十多年之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出一批又一批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这不单与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得益于三位皇帝的亲自推动和鼓励，再加上几位督陶官的充满创意和热诚的贡献，使御窑厂不但全面恢复了明代鼎盛时期的烧造规模，更进一步推陈出新，创烧了大量新品种和大胆应用了各种中西结合的装饰手法，形成了清瓷瑰丽奇肆的风格。
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纪”载，清代御窑厂建立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朝廷委派饶州府几名守道“督造龙缸，栏板”，均不成功，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到了康熙十年（1672年），康熙帝玄烨曾为其父顺治帝陵墓定烧了一部分祭器，除此之外，官方文献中并无其它重要烧造的记录。康熙十三年（1675年），因吴三桂等煸起三藩之乱，致使窑事受到严重破坏，到了十六年（1678年）才恢复了部分民窑生产。大规模的官窑器生产则是到了康熙十九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光绪《江西通志》陶政卷载：是次由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驻厂督烧的“大造”，由康熙二十年始直至二十七年止，烧制出开国以来最大批最精美的御用瓷，即所谓的“臧窑器”。《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康熙朝另一位著名的督陶官是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在任的江西巡抚郎廷极。他监制的官窑器即所谓的“郎窑器”。除著名的“郎窑红”器外，还有水平极高的仿明宣德青花器和仿明成化脱胎白釉器。除上述两位督陶官外，另一位对康熙御窑厂的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刘源。据宋伯胤先生在《从刘源到唐英》（南京博物院《清瓷粹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中的考证，刘源其实是在康熙中已官至刑部主事，并供奉内廷，随侍在皇帝左右，故可能有机会饱览内府珍藏的历代器物珍玩，所以见闻甚广，精于鉴赏，并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是一名宫廷画家和诗人，传世作品在故宫和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而当景德镇的御窑厂一开，“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清史稿》卷五０五）笔者最近看过一件精美异常的康熙款斗彩松鹤延年纹大盘，其细致高超的写实性技法，浓郁的宫廷画风格，优美典雅的构图可媲美成化斗彩的敷色技巧，实在非当时一般窑师所能出者，后经刘新园先生之考证，推断其设计粉本就是刘源所作。这件大盘十分罕有，未见有其它传世品的记录。在1989年秋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曾以高价拍出一对极为精致罕见的康熙款斗彩贺知章醉酒图小杯，人物、景物均栩栩如生，敷色明快细致，淡雅宜人，比之成化斗彩亦毫不逊色，应也出于刘源之手，笔者至今仍印象犹新。相对于大部分官窑器上图案式的构图设计，这种纯粹以瓷面作为绢面来描绘高度写实性题材的作法，反映出刘源出众的才华和优雅的品味，也是康熙彩瓷的另一大特色。
继康熙御窑厂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雍正四年（1726年）奉任督陶官的年希尧，也监烧出一批美器，世称“年窑”。《景德镇陶录》卷五曰：“雍正年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而真正把清瓷造瓷艺术推上顶峰的则是雍正六年（1728年）往御窑厂上任的陶务官唐英。他虽以四十七之龄赴任，仍能在任内二十八年中将御窑厂的生产推上了陶瓷艺术的顶峰。在厂的二十八年内，他凭着尽忠朝廷，鞠躬尽瘁的精神，事事亲历亲为，苦心戮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终于掌握了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创造出大量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景德镇御厂在清三代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繁荣安定，国力雄盛的社会状况是天时；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丰富优质的高岭土资源，便利的水路运输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窑师技工是地利；而人和就是得到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除了几位督陶官的出类拔萃的贡献外，最重要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瓷器的浓厚兴趣和爱好，甚至亲自干预瓷器之设计与生产。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就有大量的资料详细地记载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如何亲自过问，甚至下旨设计和修改瓷器式样、釉色和花纹之事。如此一来，御窑厂自然能够不惜工本，不惜代价，集合最好的材料与窑师来为皇上烧制出最好的瓷器。所以三代的官窑器也在某一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三位皇帝各自独特的性格和喜好爱恶，这也是三代官窑器的另一大特点。
清三代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或曰厂器，是专供皇宫内府使用的御用瓷，除了由皇帝赏赐之外，即使是王公重臣，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这些珍贵的皇室艺术品，由于它们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传世稀少的数量，历来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的喜爱和珍视，证明了这些瓷器恒久的艺术魅力和收藏价值，它们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情操和意趣，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窑师们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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