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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窖藏、墓葬出土“官哥”窑器若干问题的探索

元明窖藏、墓葬出土“官哥”窑器若干问题的探索

出土瓷器的鉴别特点 出土瓷器土沁的鉴别 出土瓷器鉴别技巧

2020-12-17

出土瓷器的鉴别特点。

官窑和哥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一直是陶瓷史中研究的重点,但仍有较多问题,如哥窑的产地及时代,“官哥难辨”的历史疑案等。1998年安徽省繁昌县发现的元代窖藏出土的官窑贯耳瓶,为研究“官哥”两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贯耳瓶的发现及细部特征

当时现场发现三只大罐(2件青花兽耳大罐,1件龙泉窑荷叶盖罐),直接埋藏于地下,小件器物装在青花云龙纹、孔雀纹大罐内,除一对贯耳瓶之外还有造型各异的13件青花龙纹高足杯、卵白釉爵杯、霁蓝釉三足炉、瓶及配套的卵白釉器座,皆堪称经典之作(图1)。

出土贯耳瓶(图2),高14厘米,呈扁八棱形,颈部凸起弦纹两道,两侧对称贴贯耳,圈足近直微外撇且较高,从造型上看与南宋特征相似。厚胎厚釉,釉色呈青灰、月白,并不米黄。釉面温润如玉,开片纵横交错,大小不一,大开片者色较深,近黑色,小开片间隔其中,色较浅,近无色。圈足内亦施釉,肥厚,略有缩釉,露胎处呈黑色,垫烧。器口、棱角转折处、弦纹釉薄处露出黑褐的胎色,“紫口铁足”明显且自然。

相关器物的探讨

对窖藏文物的研究与断代应综合考虑,因窖藏器物的情况很复杂,可能有早有晚,不可一概而论,特别是珍贵瓷器,可能是当年的古董,存在早于窖藏多年的可能性。因此,这对贯耳瓶似不该仅因与元青花同出,而简单划为元代,这只可证明窖藏的年代下限,还是应该结合相关传世及出土的实物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一)与传世哥窑型器物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其器型、胎质、釉色等特征与传世的哥窑器物有近似之处,值得重视。传世哥窑器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等大型博物馆,对其年代的认识,之前多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属宋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对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器物,反映出学者们的不同认识,其时代和产地仍有待于研究。

检视两岸故宫所藏传世哥窑器:台北故宫两件类似贯耳瓶,分别高14、26厘米,小者釉色偏白(图3),黑色大开片,较稀疏,曾陈列在太极殿。

大者釉色偏青(图4),小开片自然,足壁对开长方形孔,曾陈列在华滋堂和燕喜堂。

两件足端皆无釉加涂赭色薄汁,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两件米色釉高足杯,系元代典型造型,亦如此,在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有见,其时代应晚一些,仿铁足,而繁昌窖藏出土者足端并未加色,不该视作一类。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收藏一组类似作品,其中高24.1厘米者(图5),八方器型与繁昌窖藏者较为接近,足两侧各开一圆孔,釉面呈亚光,颈部弦纹露胎色,时代似略早。

此外三件皆圆口,其中高13.7、14.8厘米者大开片,高17.2厘米者小开片。两件呈八方形、小开片,高14.9,14.5厘米。这些器物:(1)釉面似较亮,其中一件光泽最好;(2)开片黑色十分突出,似有人工着色,唯一一件非清宫旧藏的细密“金丝铁线”最为突兀;(3)颈部弦纹皆未露出胎色。又首都博物馆藏一件八方贯耳瓶,高14.5厘米,造型接近,但釉色偏黄,也仿金丝铁线,时代应比繁昌窖藏者晚。

(二)与考古出土的“官哥”窑器的对比

这对贯耳瓶通过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哥窑器物对比可得出一些收获外,其出土于元代窖藏的身份也值得重视,检视历年来元明窖藏及墓葬,不乏出土类似的器物。

1.器物特征

(1)安庆元代窖藏

米黄釉盘和花口盏:盘,敞口,平底微内凹,盘底有6个支钉痕,支钉露胎处可见黑色胎体。盏,花口,口微敛,圈足。皆釉质肥厚,釉色偏米黄,大小开片自然交错,大片黑,小片淡至无色,“紫口铁足”较为自然。青釉花口盏及青灰釉盏:青灰色釉,聚沫攒珠,气泡聚集,口沿釉薄处露出深赭胎色,“紫口铁足”较为明显,显得生硬,釉越往下越肥厚,黑色开片,釉面光泽度较好。青灰釉带把杯: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偏白,黑色开片,口沿露黑褐胎色,可见明显棕眼。

(2)上海任氏家族墓

胆式瓶4件:淡青色,半失透,细开片;贯耳瓶2件:仿投壶造型,“紫口铁足”明显;鱼耳炉2件:釉面呈亚光状态,釉色失透,米黄色,有支钉,炉耳位置较靠下,两岸故宫传世品中有见。

(3)南京汪兴祖墓

葵口盘11件:皆青灰釉,黑色开片。按尺寸分大、小两类,大盘直径16厘米左右,圈足露紫色胎骨,小盘13.5-15.3厘米,折腰,圈足内有6个支钉痕,制作规整,十分精致。

(4)韩国新安沉船

瓶2件:贯耳,直口,扁腹,圈足,生烧,温度偏低,釉白,胎呈茶色,釉面布满斜线长开片。香炉3件:釉色呈月白色,微偏青,釉面开片,有大小不一的棕眼,腹部弦纹及口沿内外釉薄处皆露棕褐色胎色,三足足端无釉,造型及制作皆不甚精致。

(5)北京元大都

哥窑碎片:外观精美,失透薄乳浊釉,开片,器型分别是长颈小瓶、炉和罐,胎多呈黑色,釉色粉青、米白及无色不等。

(6)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

多棱直颈瓶2件:一件有残,侈口,长颈,折肩,器身呈多棱形,平底,外底5个支烧痕。粉青釉,釉色淡雅,开片无色且稀疏,棱角转折处露胎色。

(7)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家族墓

弦纹长颈瓶:圆腹,圈足,胎体较薄,釉较厚,大小开片自然,呈冰裂纹,器身有数道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8)江苏溧水元代窖藏

长颈瓶一对:敞口,细长颈,胎质粗松,釉面多个棕眼,开片粗黑与细黄两种皆有,圈足露胎呈黑色。鸟食罐:扁圆腹,上腹部有环形把手,底部三乳足,釉面开片。三足炉(耳残):三乳足足端无釉,露胎处呈黑色。

(9)浙江长兴明墓

三足炉和贯耳瓶:釉色淡雅,微泛青,黑色开片,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十分近似。

(10)南京沐英墓

贯耳瓶一对:米黄釉。

(11)南京吴经墓

贯耳瓶一对、双耳炉、小杯:米黄釉,贯耳细小,与口齐平,口沿涂赭色汁,开片细碎,腹部可见明显接痕。

2.年代分析

安庆窖藏中的带把杯(图6),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类似的作品,亦发现景德镇白釉、霁蓝釉及龙泉窑作品。

元代金银器中有此造型,如合肥元代窖藏出土的曲柄金杯(图7),即金屈卮,卮应指一侧有环柄的酒杯,可视作其仿造的原型。结合同出的元青花花卉匜、葵口盘,因此此杯似应属元代。

青灰釉葵花口盏(图8)与老虎洞窑元代层出土的高足杯(图9)类似,皆带花口,足端加涂赭汁的做法相似,高足杯造型流行于元代,且黑色开片似有人工着色,因此,两件青灰釉盏应系元代。

米黄釉盘及花口盏,大小开片纵横交错,口沿露胎色自然,并不生硬,造型规整,盘底圆柱状支钉痕与老虎洞窑址出土物较为相似,这两件或略早。

新安沉船出土的几件器物,无论胎釉还是造型,的确不甚精细,元代的可能性大,很可能即元代的哥哥窑,系商品性质。从沉船中发现的相关资料研究表明,该船是元至治三年(1323)后出航,且无一件明代瓷器,因此是沉于元代的海外贸易船,大部分器物是商品瓷,是出窑不久就打包出海的,应属元代。元孔齐《至正直记》记载“乙未冬(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沉船中的鬲式炉(图10)而言,胎较厚,釉色也不佳,造型和胎釉与宋代仿古鼎式炉均不同,应系元代作品。此时距离宋亡已几十年,宋代官窑已不存在,不可能用几十年前的存货来外销,特别是宋代官窑“古董”。

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成群对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而汪兴祖墓出土的葵口盘(图11),葵口和折腰式皆可见于南宋官窑器,且制作规整,十分精致,似应略早,不应将其视作元末新烧的类型,明洪武四年(1351)只可视作出土器物的时间下限。

元大都中发现的碎片,因出土于遗址中,还是元代的可能性大。

汪世显(1195—1243),在其家族墓出土的粉青多棱直颈瓶(图12),釉色淡雅,接近青白釉,但其底部有支烧痕,而青白瓷不支烧,因此非景德镇制品。

这两件瓶,突出棱和菱花口的造型十分罕见,龙泉窑有瓜棱瓶,但为两片模印拼接而成,底部和口部有明显接痕一道。而类似的菱花式盏、洗,在龙泉窑和南宋官窑中皆有出现,尤以龙泉窑多见,对比四川彭州窖藏等地出土的金银器,还可见不同窑口共同仿金银器的时代风尚。类似的造型在玻璃器中亦有发现,如同出该家族墓的元代玻璃莲花托盏,结合其造型和色泽分析,它很可能是从西亚等地传入中国的。

在张弘范(1238—1280)家族1号墓出土的弦纹长颈瓶(图13),时代应属南宋,造型可能仿自玻璃器,如井里汶沉船出土的玻璃瓶,清凉寺汝窑和老虎洞窑址都有类似标本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几乎一致的南宋官窑作品,南宋龙泉窑亦有类似器物。

溧水窖藏出土物胎质粗松,不甚精致,结合同出的龙泉窑瓷器来看,应属元代。

任氏家族墓同出的还有典型的元卵白釉器、龙泉碗等,墓志可见属于元晚期,因此所出瓶及炉最多到元代,并不早,接近墓葬的年代,且可见与龙泉窑制品接近之处,如这件胆式瓶(图14)与元龙泉窑小口瓶类似(图15)。炉及贯耳瓶与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物类似。

长兴明墓,墓主人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可视作器物年代下限。这对贯耳瓶(图16),贯耳与口齐平或接近,与元大德六年(1302)鲜于枢墓出土一件元龙泉窑瓶相似(图17)。

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者类似,仿投壶式,从南宋至元代龙泉窑贯耳瓶有贯耳逐步上移的规律看,应晚于元代。双耳炉(图18),与溧水窖藏出土者类似。而宣德炉中亦有类似作品,如《宣德彝器图谱》中冲耳乳炉与之接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明早期掐丝珐琅炉亦可为例证(图19)。因此这两件可能为明代,最多到元代晚期。

沐英墓和吴经墓,分别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和嘉靖十二年(1533),这两组明墓出土物,特别是贯耳瓶(图20)几乎一致,虽也仿投壶造型,但时代要晚,应系明代,比任氏墓的贯耳瓶更迟,形状都变了,还要难看,细小贯耳,米黄釉,开片细小,白胎,加涂的“紫口铁足”,可能是明代景德镇的仿制品。

器物功用与时代风尚

从造型上分析,这对繁昌窖藏出土的贯耳瓶仿铜壶造型,仅以两道弦纹为饰,体现宋代宫廷崇尚“清新”“天工”的审美,全凭造型和釉色取胜。宋代官窑,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的造型很多,是仿古风气影响及祭祀的需要,用于宫廷陈设或礼祭。依照此对贯耳瓶的尺寸,插个花,作为花瓶,用于祭祀较为合适。

与同时代铜瓶样式对比,特别是仿古花瓶,仿三代铜器,以徽宗朝之后盛,如浙江省博物馆一件南宋铜贯耳壶较为相似。若以遂宁窖藏为例,铜器、瓷器花瓶皆有,高多在十几厘米左右,“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供养瓶花源于佛教,后逐渐汉化,并以宋代盛。鲜明的宫廷式样,多取自《宣和博古图》,造型从铜器的凝重中幻化出至简的曲线,优雅端庄,多次上釉,追求玉质感,古意盎然。从器物组合上分析,同窖藏出土元代蓝釉炉、瓶一组供器,及大罐、高足杯、爵杯为酒具一组。宋代多见两侧花瓶,中间香炉。因此,当时中间可能还有个香炉,只是在传世过程中遗失。繁昌窖藏这对瓶分置两侧以养花、一件官窑炉居中陈列以焚烟,似乎也十分贴切。

器物窑口及年代

繁昌窖藏出土的这对贯耳瓶,黑胎,“紫口铁足”特征明显,开片自然,造型端庄典雅,应系南宋官窑制品。乌龟山窑址一般认为是南宋郊坛下官窑,老虎洞窑址则有南宋层和元代层两个地层堆积,较为复杂,仍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乌龟山窑址的发掘,总体上可见其前期承接北宋官窑、汝窑等的特色,胎由厚转薄,釉由薄变厚,支烧到垫烧,证明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此件或属于窑址内的Ⅱ式即过渡期,呈现承前启后的复杂现象。

这对贯耳瓶,从南宋官窑发掘报告上可见类似的作品,而八方造型亦有发现,如瓶Ⅱ型,八棱扁腹瓶,内腹轮制,圈足另接。瓶V型,花口瓶,分片接。方形器或六方壶应是用泥片法拼接并入模子中成型后再手工修坯,“澄泥为范,极其精致”。而丽水南宋德祐元年(1275)墓所出龙泉窑六角瓶亦为相似,可为同时代器型的佐证。

传世品中亦不乏类似作品,如北京故宫清宫旧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图21),高23厘米,小开片,底足呈现特征尤为相似。台北故宫也有相似的一件,粉青釉,开片更加清晰,口沿及弦纹釉薄处露胎色。

“官哥难辨”的思考

第一,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即明清文献记载的哥窑和传世哥窑。哥窑一词的出现以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为最早,应指宋代龙泉黑胎产品,与章氏兄弟密切相关,基本特征为黑胎、紫口铁足,青釉开片、片纹大小不一,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吻合。今天我们称呼的所谓“传世哥窑”器物乃今人的命名,很多是根据直观的简单分类,并无太多依据。仿烧哥窑从宋代以后历代都在生产,其中很多器物到不了宋代。

第二,传世哥窑问题,胎质和釉色种类繁多,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从时代上讲,应有早晚之别,从产地上说,也恐非一处瓷窑的出品,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不应该作为一个标准来研究,而应将宋代的作为哥窑,将元代的仿哥,明清的仿哥都区分开来。

第三,谈到官窑与哥窑,长期以来学界就有“官哥难辨”的历史悬案。目前常言的传世哥窑特征“金丝铁线”,而这是清代《南窑笔记》中才出现的,但如从今天的分类来看,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堪称一目了然,也证明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而“官哥难辨”才正确,至于如何区分,如哥窑(指龙泉),特别是早期产品,使用泥质垫饼,烧成时垫饼与器物胎质收缩率不一致,器物圈足容易变形,而官窑多用支钉支烧或瓷质垫饼,不会出现圈足变形的情况。且相对来说,哥窑温度比官窑高,釉更透明,色偏暗,有棱角的器物多见,而官窑中则少见,今天很多哥窑被划到官窑中,当做官窑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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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哥不分”到“官哥同一”


提起宋代五大名窑,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官、哥、汝、钧、定”确实是陶瓷史上的一段辉煌,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尤其是收藏者来说真是津津乐道,备加喜爱。

可是人们对五大名窑的历史还是知道的不多,且存在许多悬案,例如北宋的汝窑在哪里?南宋有没有汝窑?哥窑的窑址在何处?官窑应该指哪个窑?……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官哥不分从何而来

无论从文献上、书刊上还是图录上看,都有官哥不分的现象。如图录或权威刊物或专门论述或拍卖图集上都会出现官窑器当哥窑器介绍或把哥窑图片指作官窑瓷,这样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多。

从文献上更是如此。诸如明人的《遵生八笺》中就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明人早就没有把官、哥两器分得开,当今人更难区别了。

在陈德富《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也是这样论述,“北宋官窑,在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省博物院……收藏有一批青瓷,基本特征是釉色粉青为主,大开片,部分‘铁足’”。在李辉柄的《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把传世哥窑特征描述成:“土脉细润,制作精细,釉色青,有深浅不同,有带粉红者,色浓者深如粉红。色淡者浅如米黄,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蟹爪纹,与紫口铁足。”从以上这些描述中其特征体现为有的是官窑特征,有的又是指哥窑。没有严格的区别,使读者很易混淆。笔者认为要搞清“官哥不分”问题首先要把官窑、哥窑的窑址搞清楚。

二、官窑与哥窑各在何处

官、哥、汝、钧、定是五大名窑,各自成体系的吗?

笔者有些怀疑!研究人员到今天没有发现汝窑的窑址。而且把汝窑定名为“官汝窑”。这个“官汝窑”的出现使我对“官”字产生了疑惑。我想知道“官窑”这个“官”字是指独立的窑名——叫“官窑”,还是泛指为官家生产瓷品的都叫“官窑”。如果是前者,有独立的窑名叫“官窑”,那五大名窑是并存的,如果是后者,无论你汝、钧、定都可以加个“官”字来称呼,那么五大名窑可能只应称四大名窑了。

如果非要认为是五大名窑那就必须找出官、哥、汝窑的窑址。

事实上要找到哥窑和汝窑的窑址都很难了。

又从许多研究者的文献中得知,人们目前只能知道官汝窑在汴京,但还是找不到窑址。南宋有没有汝窑?笔者不敢断定,但可以肯定南宋的汝瓷远比北宋的多得多。哥瓷传世品也不少,从这些数量来看,哥窑只可能在南宋。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找出答案,且应该有个答案。

从李辉柄研究的结论“南宋官窑在郊坛下,传世哥窑是修内司”。这一点笔者基本上是认可的,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三、官窑与哥窑瓷品还是有它各自的特征

笔者认为要搞清问题的关键是先必须划清官瓷与哥瓷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还要搞清这些瓷品的窑口和产地的问题。的确是官瓷与哥瓷有好多相似之处,有时让人难以区别。笔者认为其特征仍然存在。区别它的问题还不困难,尽管大多数是有共同点,如胎质、胎色、釉色和工艺造型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笔者认为主要区分点有三个方面:1、釉色官瓷是以粉青为主,同时有蜜蜡、虾青等色,而哥釉也以粉青为主,同时有月白、炒米黄和鳝血(红色)纹。鳝血纹是极少的一种哥瓷。最近北京一收藏家严宝兴先生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人说其着色是人工造的。此说法不对!严先生做了一个破坏性试验,即将一件完整的哥瓷,从底部打下一块瓷胎,当瓷胎破裂之初胎色是白的,没过多久白色胎见空气变红了,与鳝血纹一样颜色。此怪现象说明鳝血绝不是人工做的,而是自然形成,是胎土中的独有成分所决定的。

2、在开片方面官、哥瓷各有特点,官瓷是蟹爪纹,蟹爪纹是极细的丝状纹,且隐隐若现;而哥瓷开片是“金丝铁线”,铁线是很粗的黑色纹,金丝则为黄色细纹,自然形成。

3、“紫口铁足”是釉薄造成的,可有可无不是以此为区分要点。但是釉质各有不同,官釉光泽好,有玻璃质感。哥釉则为玉质感,不光亮,有时有如面容渗出微微汗水的状态,以上三方面倒是很重要的。

四、何处觅“哥窑”

“哥窑”即“官窑”。

人们都听说南宋有章生一和章生二。生一为哥,生二为弟,因而章生一主哥窑,章生二主弟窑(即龙泉窑)。

哥窑在何处至今未见发现,也很少人提到它。仅有李辉柄先生论述过:“修内司窑即传世哥窑”。此论很有参考价值,但为何没有人称它“哥窑”呢?笔者推测,南宋迁都临安府时需用祭器量大,故急忙“袭故京遗志”在临安附近建立官窑,名曰修内司窑。当以烧制汝瓷为主,后由于某些原因弃修内司窑再建郊坛下窑。修内司窑应为当时正统的“官窑”专烧官瓷(征集了许多名匠同时开发哥窑、汝瓷……)所以更能说明南宋时没有“汝窑”也不见“哥窑”,且有大量的汝瓷、哥瓷面世。这些难以解释的矛盾问题,只能用李辉柄的话来回答“修内司窑即传世哥窑。”也就证明了哥窑、汝窑都在修内司窑同一处窑址。也许是一窑烧多个品种,实质上南宋除景德镇外烧宫廷用瓷的只有“修内司官窑”一家,并不独立存在一处“哥窑”,当然也就找不到哥窑窑址了。

如果这样推论成立的话,宋朝“五大名窑”之说应当改称“五大名瓷”较为妥当,因为实质上只有官、汝、均、定四大窑口,而瓷的名品才是官、哥、汝、均、定五大类别。

陶瓷知识:何谓汝、官、钧、哥、定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安徽省安庆出土元代八件窖藏瓷器


1977 年春,安徽省安庆市反修路89 号清理旧房基时发现一个土窖穴,窖穴里一个大陶罐内盛放有8 件元代瓷器,其中两件属于元青花、五件具有“紫口铁足”且有开片纹的瓷器属于类哥窑瓷器,1 件瓷执壶散失。窖藏瓷器分别为青花菱花口盘、青花匜、青灰釉盘、米黄釉花口盏、青釉花口盏、青灰釉盏、青灰釉带把杯。

1.青花菱花口盘:菱花口,浅腹,平底。内外施釉,外底全部露胎,胎体洁白,质薄坚细。釉下施青花,色深蓝而艳丽,浓艳处显有细小铁锈斑点。盘内绘两束莲花并辅以水草纹,口沿部绘一圈卷草纹。画面布局规整,线条自然流畅,构图生动活泼,富有生机。盘高1.3 厘米、口径16.2 厘米、底径13.7 厘米。

2.青花匜:平唇,口微敛,平底。器口一侧有长方槽形短流,流根部略低于匜的口沿,流下有一卷云形小系。器内外施釉,但口沿未施釉,器底无釉。胎质洁白细腻,较坚实。釉下施青花,青花呈色较浓艳,并有铁锈斑点。内底绘折技花卉,腹内外壁各饰卷草纹一周。匜高4.3 厘米、口径13.2 厘米、底径8 厘米、流长2.8 厘米。

3.青灰釉盘:敞口,浅腹,平底,矮圈足。通体施青灰釉,不露胎。釉质肥润,釉面有开片纹。足和口沿釉层薄,呈现绛紫色。外底有六个支钉痕。盘高2.3 厘米、口径15 厘米、足径10.8 厘米。

4.米黄釉花口盏:敛口,弧腹,圈足。通体施米黄色釉,釉质肥润,有开片纹。胎体细腻,口沿釉层薄处及足部无釉处有“紫口铁足”现象。盏高3.1 厘米、口径7.8 厘米、足径3.3 厘米。

5.青釉花口盏:侈口,圆唇,圈足。通体施淡青色釉,釉层堪厚,有开片纹。足底无釉处,胎显铁黑色。口沿釉薄处呈“紫口”。盏高3.4厘米、口径8 厘米、足径3.3 厘米。

6.青灰釉盏:口微敞,圆唇,圈足。通体施淡青灰色釉,釉厚,有开片纹。足部露胎处呈铁黑色,口沿釉薄处有“紫口”现象。盏高3.3厘米、口径8.1 厘米、足径3.4 厘米。

7.青灰釉带把杯:喇叭形口,斜腹,略束腹,矮圈足。口沿与腹间置一弯柄。通体施米黄色釉,釉厚而较莹润,有开片纹。足底露胎处,呈铁黑色。口沿釉薄处有“紫口”现象。杯高3.1厘米、口径8.1 厘米、足径3.6 厘米。

安庆出土的窖藏瓷器可能与元末安庆地区频繁的战乱有关,元末安庆城有过四次城池陷落:一是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春正月丙午,

陈友谅陷安庆路,(元军)守将余阙死之”(明·宋濂:《元史》卷四十五)。二是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朱元璋军下安庆城。三是元至正二十一年“秋七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四是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戊戌,朱元璋军克安庆(清·张廷玉《明史》卷一)。

出土窖藏瓷器所在地的安庆市双井街的“卫山头”,据张健初的《皖省首府——老安庆》记载,这一地名源于明代,是当时军事守卫机构

的所在地。古代官衙地址沿用前朝类似机构的情况比较多见,“卫山头”在元末很可能也是军事机构所在地,这批窖藏瓷器很有可能是在安庆某次陷城之际,危急关头,临时用一个大陶罐将这批精美的瓷器埋藏于地下。

元代瓷器出土于窖藏的很多,多有用陶制或瓷制大器皿盛装精小瓷器,1969 年北京房山县良乡元代窖藏,1984 年浙江省青田县元代窖藏,1984 年安徽省歙县医药公司工地元代窖藏,1987 年浙江省杭州市商业储运公司元代窖藏等,都是这种窖藏形式,而且这种窖藏并没有特意挖一个地窖,只是拿一件或几件大器皿,临时盛装诸多精小瓷器后埋藏。这种窖藏形式可能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窖藏方式,或许与战争等突发事件有关。

汝、官、哥、钧、定 宋代五大名瓷解读


钧 瓷

清乾隆胭脂红轧道锦地粉彩地缠枝花卉纹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

苏富比春拍(2011年4月), 成交价59,024,200元。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红等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的烧制技术复杂,还原程度难控制;加上古代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钧瓷珍贵可见一斑。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曾被做为国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汝 瓷

汝窑粉青釉盖盒

北京中嘉国际,200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成交价:35,200,000元。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宫廷御用、“淡天青”、“蟹爪纹”为人熟知。其器形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等;“淡天青”这种冷暖适中的色调以其素雅清逸,适应了北宋时期上层社会所推崇的“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

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专家们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

官 瓷

官窑粉青釉纸搥瓶

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季拍卖会成交价:60,774,750元。

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传世作品少,令人惊叹的纹裂美著称。传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陷,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寻找,2004年5月,哥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发现。

定 瓷

北宋定窑孩儿枕

故宫博物院藏。

定瓷为五大名窑瓷器之一,民窑。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白色最为名贵,《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瓷还有个显著的特点是淋釉,俗称泪痕。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称为定窑。

哥 瓷

哥窑梅花洗

澳门中信国际2010年秋季拍卖会,成交价:20,203,775元。

哥瓷五大名窑瓷器之一,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哥窑瓷器非常珍贵,据统计,全世界大约只有一百余件,而且哥窑窑址至今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

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称“百圾碎”或“龟子纹”);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

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形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多。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年)。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村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形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约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 “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宜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窖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窖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窑,考古发掘出土瓷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明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 “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种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此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属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滕食、帐墓、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龠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司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代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会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署,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于阴鉴,取明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已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责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职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是“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供膳之政。负责供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宋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做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做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工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1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此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底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隋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的“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末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釉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模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太禧宗禋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禋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作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做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飧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凗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 “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的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国史,北宋王珪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自然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哥釉瓷


哥釉瓷

又称哥瓷、哥窑瓷,南宋龙泉青瓷窑系中—些技术力量很强的作坊,受官窑工艺的影响,生产出的一种釉面满布碎片纹的青瓷。瓷器釉层开裂片纹,是由于胎体原料受热时膨涨系数大于釉层的膨涨系数,在瓷器烧成后冷却时,胎体将表面玻璃釉层拉碎,即为百圾碎。由于胎釉密合极佳,釉层不剥落,也不划手,除了出现奇特自然的片纹,没有任何有碍使用之感。宋代龙泉窑的工匠人为控制胎釉成分作出这种奇特片纹的瓷器,为宋代瓷器艺术的百花园增添了光彩。龙泉地区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哥窑瓷器,都是灰白胎,质地比较粗,施浅灰色青釉,釉质肥润,片纹大小相错,深浅有致,装匣时垫坯工具为垫饼或垫圈、垫烧工具的质地很细腻。传世瓷器中被认为是哥窑作品的,还有铁骨胎、深灰胎、土黄色胎的,釉色有炒米黄色、浅炒米黄色等。宋代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记载哥窑,或哥釉瓷,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遗编》开始出现“哥哥洞窑”、“哥哥窑”,对哥窑特点的描写不具体。到明洪武时曹昭在《格古要论》描写哥窑器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没有说明哥窑和弟窑之间的关系。嘉靖四十年的《浙江通志》有更具体的描述。指出其产地在琉华山下的琉田镇,即龙泉的中心窑场大窑。《浙江通志》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主一窑场的事,哥窑生产开片瓷,弟窑生产不开片的龙泉青瓷。哥窑弟窑故事的完备,从《静斋至正直记遗编》到《浙江通志》成书,经历一个世纪。这个故事是逐渐编出来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多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系进行大规模的拉网式调查,197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没有发现章氏兄弟的庙、碑、墓葬及任问历史遗迹、也没有发现单独生产哥釉瓷的窑址。与龙泉地区青瓷生产情况完全符合的明人著作,只有陆容的《菽园杂记》,他在龙泉访古、谈龙泉青瓷很多,但只字未提哥窑。情况应该是这样,釉面满开片的哥釉瓷是龙泉青瓷中部分窑场的一种产品,很有特色,生产作坊不是一个独立的瓷窑体系,后人错误地把它们分为哥窑和弟窑两个窑系。明清以后的哥瓷更加复杂化,因为景德镇有专门仿哥釉瓷的哥窑户,这些仿品应该和宋元哥釉瓷区分开来。

陶瓷文化:汝、官、哥、钧、定 宋代五大名瓷解读


钧瓷

清乾隆胭脂红轧道锦地粉彩地缠枝花卉纹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

苏富比春拍(2011年4月),成交价59,024,200元。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红等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的烧制技术复杂,还原程度难控制;加上古代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钧瓷珍贵可见一斑。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曾被做为国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汝瓷

汝窑粉青釉盖盒

北京中嘉国际,200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成交价:35,200,000元。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宫廷御用、“淡天青”、“蟹爪纹”为人熟知。其器形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等;“淡天青”这种冷暖适中的色调以其素雅清逸,适应了北宋时期上层社会所推崇的“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

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专家们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

官瓷

官窑粉青釉纸搥瓶

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季拍卖会成交价:60,774,750元。

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传世作品少,令人惊叹的纹裂美著称。传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陷,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寻找,2004年5月,哥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发现。

定瓷

北宋定窑孩儿枕

故宫博物院藏。

定瓷为五大名窑瓷器之一,民窑。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白色最为名贵,《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瓷还有个显著的特点是淋釉,俗称泪痕。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称为定窑。

哥瓷

哥窑梅花洗

澳门中信国际2010年秋季拍卖会,成交价:20,203,775元。

哥瓷五大名窑瓷器之一,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哥窑瓷器非常珍贵,据统计,全世界大约只有一百余件,而且哥窑窑址至今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

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称“百圾碎”或“龟子纹”);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探索汝窑早期瓷


笔者在南方一古玩店里购得一件小形花觚,只觉得器型独特,古朴、旧气十足,根据器型、釉色和胎底分析,应该是宋早期的东西,但究竟是哪个窑口却怎么也判定不了,说法不一,有的说越窑,有的说唐代青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把它带到了北京,请教一位专家,专家称之为宋代汝窑双环贯耳觚形尊,也可以说是最早的花觚。该器釉色不是很光亮,造型还不甚周正,但恰恰说明了它的古朴之处。

从器型上看,小型,薄胎,原始的花觚型,其实是从古代青铜器的“尊”演化而来的,所以这件东西应该称作“尊”,很符合汝窑的特点,可以说,胎骨坚薄,胎质细腻雅致。

从胎质上看,正是所谓的香灰胎,胎色带有深浅不同的褐灰色,与北宋官窑胎脂相近,釉薄之处,胎骨外浮,口沿及棱线微露胎色,形成古人所谓的“弥足珍贵,紫口铁足”。这件器物不是紫口,而是白口,铁足也不明显,这就是它为汝窑早期产品的理由,因为它和后来所形成的紫口铁足有区别,说明它是在试制阶段,摸索阶段,当然可以是白口,即盘口上面有一圈月白色彩就是当时多刷了一遍釉。

从釉色上看,汝窑器用玛瑙、玉石粉作釉,莹泽似玉,厚如堆脂,即所谓宝石釉,颜色多为天青,另有粉青、豆青、月白等,这件东西应该称作月白釉,有轻微的鱼子纹和蟹爪纹开片,从釉色厚的地方和上沿下的流釉看很明显,其釉色细腻如玉,很符合汝窑釉的特点,当然因为它是早期的作品,和后来的汝窑器比起来还远远不足,但也许早期的汝窑产品尚未被宫廷所采用,也许这件器物是属不合格品,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早期的汝窑器物。

从包浆上看,它旧气十足,表面不很光亮,这是汝瓷的特点,再因它是出土之物,做工精细可带几分古朴,足底和内侧釉边沿都有明显的火石红。根据以上分析,它就是宋早期汝窑所烧的觚形尊。

该器高17厘米,上口径10厘米,底足口径6.5厘米,其表面附有很多黑点,主要因胎中含黑色杂质所致。该器乍看上去不是很上眼,因为釉色灰白,间有雀斑,但仔细品味时,你会感到那些被世人叫绝的品质。

一件新的东西出现,必然引起各界的不同反响,笔者诚请瓷器专家们发表看法,以便对此事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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