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的工艺。
□文/图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张秋焱
“不管是瓷器收藏还是铜器收藏，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要是从一件东西上同时欣赏两种不同材质收藏品的外形、做工，那就必须提到瓷器上面的包镶”，市民崔建华向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个瓷罐，罐身用四道金属框架箍住，盖子完全用金属制造，十分有趣。
崔先生说这是自己家传下来的一个小瓷罐，大概是清代中早期的器物，小罐约有拳头大小，罐体乳白，罐身上用红色颜料绘有狮子图案，罐身上用金属箍住，三足落地，狮头衔环，金属制罐盖上的罐钮为狮子立雕，四周有三只蟾蜍环绕，狮子扬尾有须，五官分明，较为精细。但是罐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民窑瓷器，盖子也是瓷的。
一个普通的瓷器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个罐子原本是有盖子的，可在很早以前就损坏了。听父亲说爷爷觉得没了盖子的瓷罐不好看，就将罐子拿出去用金属包了口，做了一个金属罐盖，做工很精细。这个包铜的时间离现在也有好几十年，铜的质地很软，可能是白铜，也有可能是纯度不太高的白银，因为罐底的包铜上刻有‘纹银宣’三字。”
瓷器为什么要包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瓷器损坏后需要修复，一种是追求外形美观和使用方便，比如说包口包底。金工包口这种手工艺大致出现在隋唐，盛行于宋代，直至清代玩包镶瓷器的还大有人在。瓷器、玉器、木器等等一切都可以用铜或银，甚至金来包镶。瓷器口沿、足底包镶金银扣，一则因口沿多为芒口，其中以碗、盘、盏、碟、杯等餐饮用具为最常见。芒口太粗糙，直接与人的口唇接触，不舒适，在瓷器口沿包金银能够弥补这样的缺陷，其次，无芒口瓷器镶金银或因口沿有磕伤，包金银能够弥补遗憾。此外，在瓷器口沿、足底包镶金银扣等金属作为装饰，还可以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就像崔先生家中这个瓷器上的包铜工艺也是由此逐渐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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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一件长沙窑诗文壶
众所周知，唐代诗歌以其气势的恢宏、内容的博大，声韵的优美、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在那个浪漫与辉煌的时代，诗不但可以入歌、入戏、入画，而且还被以各种工艺技法广泛地铭刻、书写在生活器皿之上。唐代湖南长沙窑生产的陶瓷器上，就常常用诗文书法来美化外表，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笔者收藏的这只青黄釉执壶就是一件极具典型性的例证。
此壶高22.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12.3厘米。主体造型为口沿向外平折；筒形颈，较粗较长，其直径和高度基本相等，约为腹部侧视最宽处的二分之一；削肩，瓜棱形腹，瓜棱因前后左右均等对称按压四条较深阴线而凸显出来；肩部有短流斜直向上伸出，短流以刀削出十棱状，上细下粗；与流对应一侧的颈中部至腹中部贴有双条形柄，柄内可容入三指受力以持壶；釉色黄中泛青，开细碎纹片，质感莹亮柔润，透明度高；平底假圈足，胎土灰白，细腻致密。壶短流下方的腹部棱面上，釉下以铁褐彩书写诗文一首：“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从诗的体裁上看，不拘泥押韵对仗，文字通俗易懂，可以说是一首五言绝句类的打油诗；从内容上看，吟咏志向，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豪迈气势；从字体上看，楷草相间，用毛笔蘸褐彩写成，线条圆转有力，间架结构随意自然，似与不似间见有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笔法格调，也多少带出点书圣王羲之的墨色神韵。如果你整体观察一下这把壶，再连贯起来欣赏：造型饱满而古朴，诗歌简练明快，书法拙中见巧，你一定会情不自禁的感叹，这就是大唐时代浪漫而又朴实的民间艺术。你一定会为大唐时代民间艺人的自由创造力所折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把壶的形体和纹饰达到了善与美的和谐统一。言其善，是因为它腹阔能容，利于致用；言其美，是因为它沉稳中见灵动，饰诗文以抒豪情寄壮志，每用之饮，见则自勉警醒。
中国陶瓷史上，唐代湖南长沙窑瓷器釉下彩绘装饰工艺，已是先领风骚，而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更是前无古人，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把壶，就一定能深切的感受到壶里壶外所浸透着、洋溢着、闪烁着的一千多年前泱泱大唐帝国的盛世情怀，感受到制作者对美的深刻理解和不断探索与追求。
一件粉彩瓷器顶三件青花?
古玩行有“一件粉彩瓷器顶三件青花”的说法。青花加矾红彩瓷器将矾红和青花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其工艺繁复、色彩艳丽，因此受到众多藏家的热烈追捧。自从2009年11月11日，收藏家刘益谦以8344万元人民币买下清乾隆青花海水龙纹吉祥如意葫芦瓶后，青花矾红彩瓷器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其价格是一年一个新台阶。
青花矾红彩始于明宣德时期，是把釉下青花同釉上红彩(铁红)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经高温、低温两次烧成。常见图案为海水行龙或海兽，它的做法是先在釉下用青花描绘海水，留出行龙或海兽纹的空白地，高温烧成后再在空白地上用矾红彩补齐图案，然后低温二次烧成。
从矾红彩呈现的颜色上看，随着所用添加剂的不同，青花矾红瓷上的红彩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明代瓷器上的红彩多有干涩鲜艳的特点，而到了清代，工匠华们大量采用皮胶或芸香油等油性物质调制红彩，烧成后的红色具有油润感，色调也更加鲜艳。
虽然青花矾红彩瓷器自明代宣德时期出现以来，先后在明代中期和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由于明代距今时间较远，留存下来的明代青花红彩瓷器比较少，目前藏家所能遇到的这类瓷器多出自雍正、乾隆时期，从拍卖场上可以看到，现今能够拍出高价的青花矾红瓷器多为雍正、乾隆两朝的制品。
2004年11月22日，北京翰海上拍了一件雍正青花矾红云龙大盘，胎壁轻薄、釉面细腻，纹样以青花绘流云海水，矾红绘行龙，盘心海水浪花生动、传神，内外9条龙，或回首、或前行，笔画严谨。此器为宫廷陈设之用。存世极少。当时以1298万元人民币成交。
青花矾红彩瓷器在香港也获得追捧。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秋拍推出了清雍正青花矾红水波云龙图折沿大盘，该盘形制硕大周正，盘内心蓝地白花海水上，用红彩绘一条正面立龙形象：内外壁则分别绘4条行龙，或回首、或前行，龙爪有三爪、五爪之别，龙尾有花尾、尖尾之分。此盘布局疏密得宜，气势逼人。最终以2090．32万元人民币拍出。仅一年的时间，此品种同尺寸的青花矾红盘子就上涨了700多万元。
2009年11月11日，北京翰海上拍了一件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八吉祥如意葫芦瓶，备受市场关注。此瓶为葫芦形，上部呈贺形，下部为扁圆形，长方形足；颈肩两侧各置一绶带耳。该器青花红彩为饰，青花绘海水纹，红彩绘龙纹、藏传佛教吉祥图案八宝纹中的宝伞纹、金鱼纹。汹涌澎湃的海水，红彩蛟龙闹海，飞腾其问，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该器辅以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回纹等，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又称为“抱月瓶”或“宝月瓶”。明代洪武时期御窑厂开始烧制此器物，有青花器；永乐、宣德时期有青花与白釉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有仿烧，改称“马挂瓶”，为皇亲国戚骑马出行时随身携带的用具。器型庄重典雅，构图疏密有致，纹饰清晰，釉彩搭配协调，令人赏心悦目。查阅海内外之遗珍，类此者寥寥，而以其工艺精致之状，则青花红彩器中罕有出其右者。经过激烈竞标，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博以8344元万人民币买下，创造了内地高端瓷器的最高纪录。此瓶过几年再次上拍，也许内地就会迎来瓷器的亿元时代！
2010年5月15日，中国嘉德推出的“气象堂皇——宫廷艺术集萃”专场，向藏家展示清代宫廷艺术的风采。其中，清乾隆青花矾红彩云龙纹贲巴壶(高9．5厘米)，为一件具有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佛教用器。博物馆馆藏中亦有彩瓷类品种，但不同的是纹饰均以八宝纹装饰，如旧金山亚洲艺术中华馆藏清乾隆斗彩八宝纹贲巴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绿地描金八宝纹贲巴壶，而非此瓶所用纹饰——代表清代最高统治的龙纹装饰，据目前所知出版物，未见同一者，可见其珍罕程度。
此瓶采用了青花加红彩装饰技法，其制作工艺是在烧制好的青花器上，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红彩辅以描绘纹样，低温烘烤而成。在青花的衬托下，矾红彩龙纹愈显艳丽夺目，极富装饰效果。更为难得的是此件贲巴壶流传有序，曾为民国收藏大家仇炎之先生旧藏，后为收藏家张宗宪先生收藏，出版在《云海阁》一书中。历经辗转被四方斋主人收藏。
2010年5月15日，北京买家以3584万元人民币购得，创造了内地瓷器春拍的最高成交纪录。此件拍品历经3年多的时间，增值了2873万元人民币。增值速度之快，不敢想象。中国买家日益提高的经济实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认知程度的逐年深入，无疑催生了高端瓷器的高价频出。
运用以上青花加矾红工艺的瓷器，还有一件拍品值得关注。这就是香港宝龙2010年5月28日推出的玛丽及庄智博鼻烟壶清乾隆青花海水矾红龙纹鼻烟壶(高5．53厘米)。瓶身两面以矾红绘为五爪龙，一面一条，以青花绘云波纹为地。壶形庄重典雅，构图疏密有致，釉彩搭配协调，令人赏心悦目。遍查海内外之遗珍，其工丽精致之状貌，罕有出其右者。经过十几轮争夺，北京藏家终以50万元人民币购得。拍后，此件鼻烟壶受到业内广泛认可，大有“只要东西好，不没人识物”之势。此件鼻烟壶与刘益谦购买的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八吉祥如意耳葫芦瓶工艺相同，唯尺寸较小，然而价格确差了160多倍，升值潜力可观。
如何识别瓷器赝品 真坯作假方式有两种
瓷器是收藏大项。近年来，在拍卖会和古玩市场中，明清古瓷因量稀物美而广受追捧，价格屡创新高，连原先不为人关注的民国瓷器价格也不断走高。但古玩市场上所售瓷器很多都是赝品，怎样才能提防和识别呢？
新瓷旧做一种方法是将新瓷长期埋在地底下或在泥土中掺蛋白涂在瓷器表面再埋入地下一段时间，以期整新如旧；另一种是将新瓷放入酸性或碱性的溶液中浸泡，以获得作旧的效果；还有一种是用牙膏和水砂纸“上阵”对新瓷进行加工，使新瓷变得古旧，没有亮色。其实，真正的古瓷器虽然有旧色，但这是岁月沧桑造就的，是不规则的。如果通体是一模一样的旧色，就要多加注意了。
真坯作假这样的做假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取破旧瓷器的底，粘接在伪造的新瓷上，款是真的，但瓷体却是假的；另一种是取无花的旧瓷，彩绘后重烧。第一种方法用高倍放大镜细看就能看出端倪。第二种方法得从画风、釉彩上判断。
补缺饰痕有的是将破损的素洁古瓷用胶黏合，然后为了掩盖黏合痕迹，就在裂痕处画上图案来掩饰。要看出这些被掩盖的痕迹，需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并从画风和色料的品质上找出蛛丝马迹。还有的是对缺损的古瓷进行补接，比如补耳、补足、补口，然后加釉彩重烧。虽然价值可能较高，但是其风格和色泽仍会有差异。所以，拿到一件瓷器时，要对重点部位多瞧多看。
单色釉造假近年来单色釉瓷器在收藏市场里很受欢迎，但其中有很多是赝品。比如，单色釉中的胭脂红在古代很难烧，而现在科技发展和工艺水平提高了，有的造假者就直接烧制这些瓷器冒充旧物，且釉色几乎能一模一样。不过，其胎质器形可能会露馅，有的胎质过于细腻，超出了古人的工艺水平，显然就是假货。
鉴藏：元吉州窑纪年珍瓷两种
至元十六年波涛鸾蝶纹净水钵
本刊 耕生
吉州窑年代的下限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而纪年瓷无疑是解决疑问的实证。考古资料和民间藏品中目前已有两件实物可资参照。
1983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一件丁未年款釉下彩绘水波纹残罐(图1)，现藏江西省吉安县文物管理所。底径12.8厘米，高20厘米。敛口，平沿，短颈，溜肩，球腹，圈足，口及上腹部分残缺。罐外壁薄施一层白釉，器内无釉，有明显的旋削纹，足边露砂胎。罐体以褐彩绘画，共有4组纹饰，各组纹饰之间以粗细弦纹间隔，颈部饰卷草纹一周；肩部褐彩书写“□□作称心买卖答者，丁未岁下市朱有成用工”(图1-1)；腹部绘主题纹饰水波纹，中间有一个竖长方形开光，书“□入敬神会，永充供养者”(图1-2)，开光上部绘以荷叶，下部托以莲花，布局与宋元时期荷幡形落款相同；下腹部饰以卷草纹一周。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淳祐七年(1247年)、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均为丁未年，经考证，南宋孝宗淳熙年釉下彩绘在吉州窑尚未成熟，未见细密繁冗的风格出现；南宋末与元末两个年代，由于战乱，国力衰落，亦可排除；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的可能性最大。
2012年深圳举办的吉州窑展上，展出民间收藏的另一件吉州窑釉下褐彩波涛鸾蝶纹净水钵(图2)。此钵由两庆书屋提供。钵内壁绘鸾蝶，腹部以波涛为地纹，开光内书写“吉州路总府刘仕达舍入皈敬堂永充供养，至元己卯岁腊月谨题”。元代有前后两个至元己卯年，分别为前至元十六年(1279年)和后至元五年(1339年)，根据《元史·地理五》记载：“至元十四年，升吉州路总管府，置录事司，另一司、八县。元贞元年(1295年)，吉水、安福、太和、永新四县升州，改吉州为吉安路”，可见该钵制作年代只可能为前至元十六年。
将这两件珍贵的自铭的元代吉州窑褐彩绘画瓷，与元代纪年墓葬、窖藏和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一件吉州窑卷草纹长颈瓶等资料结合考查，可窥见吉州窑元瓷的一些真实面目。这两件珍瓷也反映出波涛纹是元吉州窑非常流行的纹饰。
一件明万历青花瓷器的鉴定实例
明末的民风：
稀有的青花大碗
明朝的万历皇帝（1537-1620），在位47年，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这期间瓷器烧造的质量也因皇帝的昏庸而每况愈下。
万历青花瓷的烧造，数量巨大，流传国内外。相对来说，万历青花瓷的胎釉纹饰，在这漫长的年代里，自成一格，另具一番风采，特别是分水法的描绘技术，此时已臻成熟。
不久前获得一青花汤碗，其碗口直径有22.6厘米，碗心有一仙翁乘鹤图，碗外壁画上八仙，密布篆书“寿”字纹。口外沿绘梅花纹边饰，由于釉光闪亮，很容易被当成新的仿品，但经行家鉴定，可断为典型的万历青花民窑佳品。
鉴定步骤一：
古瓷釉光的秘密
一般瓷器，如果烧造的火候足，釉光自然就悦目可人，特别是经过几百年的蕴养，更是宝光熠熠，与新仿品那种刺眼的贼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几年来，在香港有些人专门为陶瓷器上光，据说是用一种称为硅油的化学剂涂抹其上，以增加这些器物的卖相。
以前的古董界，怕新仿瓷器太亮，常以抛光方法，即用砂马铃薯或兽皮，将其摩擦，把亮度减低。这种作法，常在瓷器表面留下许多刮痕。
然而，古董界最崇尚的“真、精、新”，指的是精美如新的真品。这样的真品，自然要抹拭得如新的一样，才能卖高价。如果瓷器的釉光原来就不好，那变魔术也不能起死回生，使其光芒四射，所以说真不怕新，新不怕真。
鉴定步骤二：
造型的变化
这件大碗的造型优美，是典型正德碗的延续。明初的碗器，底部总是较肥大，有一种下盘稳固的风范，圈足则外壁向下斜削，作了向上撑的搭配，更是相得益彰；明中期以后，碗器的外壁顺着开撇的口端下溜，到腰部稍凹，形成一个动感的弧度，而圈足常是直壁，把弧度更好地衬托出来——万历碗器便秉承这样的造型，掌握时手感颇佳，除了美感，也加强了实用价值，成为后代碗形的滥觞。
鉴定步骤三：
口沿与圈足
明中期以前，景德镇的瓷土沿用附近麻仓地带所产的瓷坯，作为瓷器的胎，品质细腻精致，与釉结合紧密，因此器物坚固，很少耗损。但至明末，麻仓土用尽，只好以别地区的瓷土作胎，在烧制时便发生胎釉结合不佳的情况。器物口沿由于流釉关系，缩釉的现象便很明显，就像这个大碗，口沿有如虫咬，满是斑斑驳驳的小窟窿，在陶瓷界称其为蟑螂咬口，这是明末清初过渡时期的瓷器常出现的缺陷。无怪乎万历末期及清初，制瓷工匠总喜欢在器物口沿上一层褐色铁质的护胎釉，以防釉浆脱落。
圈足方面，明末的修胎流为草率，除了足外壁有层层垂直的刮痕，底足内常有明显的以竹刀修胎留下的辐射状跳刀痕，而且圈足与碗壁交接处，不论里外，都可以看到似蟑螂咬过的小洞洞。圈足露胎处有第二次氧化的火石红斑，这都是明末器物圈足的“注册商标”。
鉴定步骤四：
青花料的比例
明末从嘉靖始，便从西域运来回青料，再配以江西的石子青，作为青花的色料。回青料的比例若稍高，则青花便呈色鲜艳幽箐；若石子青用多了，呈色便灰蓝。由于回青价昂，所以到了万历末至天启时，多用石子青描绘纹饰。这件大碗的青花明亮活泼，可见是万历初的器物。
鉴定步骤五：
单线平涂与分水法
明中期特别是正德到嘉靖以后，瓷器上纹饰的描绘手法由勾勒渲染转向单线平涂，即把纹饰的轮廊用线条绘出，再填上青花色，因此常有上色超出轮廓用线的情况。到了万历时，描绘的技巧更上一层楼，工匠们在单线平涂的基础上，掌握了分水法的技术，用青花色更形象、更具层次地把人物、花草写得栩栩如生，其中应用了中国水墨画里墨分五色的手法，把单一的青花色，也画出多层色阶，深浅有致，纹理娇翠欲滴。
用分水绘就的各种皴法，到了清代康熙时更是发扬光大，使得青花瓷更加载誉海内外，为古董界人士多年来珍而藏之、争相竞购的品种。这种分水法，在这个大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的衣服涂色一笔而就，挥洒而成“一条衣”，其中绉摺纷陈，衣袂飘扬，达到人物写意画的最高境界；而梅花边饰就显然带了单线平涂的余韵，表现出万历瓷器从明中过渡到明末的画风。
鉴定步骤六：
图案故事的考证
这个大碗外壁画着八仙，这是明末民间最为流行的神仙纹饰，加上碗心的寿星仙翁乘鹤图，透出很浓烈的道家精神。万历前的嘉靖皇帝，对道学很入迷，整日炼丹求寿，不理政事。碗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寿字，就表现了皇帝这种长生不老的欲望。嘉靖皇帝的喜好，由隆庆传至万历，还是得到很大的承袭。因此此碗乍看时接近嘉靖风格，若不是口沿的蟑螂咬口及底足的跳刀痕，还真看不出端倪。
至于传说中的八仙，起初的成员并不确定，先后见于唐宋笔记、野史与宋元民间。由于宗教、政治、民间信仰的宣传，戏剧与绘画的演泽，逐渐形成了一个“神仙班子”：除了汉钟离、吕洞宾等我们熟悉的仙人之外，何仙姑是最后加入的一员；但之前反而是徐仙翁、东方朔先享其位。这种情形一直到嘉靖时吴元泰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出现后，才确定了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的八仙组合。
但是这八仙的定位，在民窑中并没有把何仙姑算进去，取而代之以东方朔或其他神仙。我想这也许是万历在位的前15年里，由于张居正宰相匡政，对万历管制甚严，特别是女色方面，同时因重男轻女的关系，在这个万历碗器上，我们找不到何仙姑，反而看到那一位梳着双髻的东方朔先生。
以上的核对与鉴定，是进一步说明这件碗是万历制造的器物。因为在接下来的清初至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广州增城的何仙姑拈花微笑，而那个偷桃的东方朔，只好留在万历的回忆里了。
鉴定步骤七：对比
来自窑址的一块碎片
这几年，中国内陆很流行收集古瓷碎片，作为鉴定入门的学习；同时，这些古瓷碎片还可以卖钱，价码逐日升高。这些来自窑址的碎片，由于胎部横切面暴露，若附有底足，都足以成为研究与比较的好材料，提高鉴定水平，也是判断一件瓷器年份的最佳旁证。一位朋友最近到南京花了一笔钱，买了十来片明代青花碎片，其中一块带圈足的大碗碎片，正好在各方面吻合了这个青花八仙大碗的特征。该碎片正面中心也是画了乘鹤仙翁，足底的跳刀痕、接口处的小窟窿、露胎的削刀痕及火石红斑，几乎与这个大碗同出一窑，而该碎片标明是明末窑址出土，有力地证明了这个青花八仙大碗的万历身份。
鉴定步骤八：
与日本仿品的对比
日本举世闻名的有田系（Arita）瓷器，在17世纪初崭露头角。明清两朝更替时的战乱，使中国的陶瓷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外销瓷生产也一度中断，迫使欧洲的陶瓷商转向日本订制瓷器，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客观地刺激了有田瓷的发展。
有田瓷器中，有大量是对中国明清时代青花瓷器、五彩瓷器的仿造，有些瓷商更寻求造假牟利之道，仿造的万历五彩、青花瓷器经商人带来中国，定制古色古香的锦盒，再饰之以中国式的包装，鱼目混珠，假冒中国瓷，赚取暴利。
由于存心模仿，所以这些日本器物也出现了许多“大明成化”、“大明嘉靖”和“大明万历”的手书纪年款，也有“富贵长春”、“万福攸同”之类明末常见的吉祥款。
我认识的一位收藏家，刚好就收了一个这样的有田大碗，其大小、青花图纹与这件万历大碗几乎雷同，笔笔仿到底；但是青花色调却是典型的有田釉下钴蓝（日本人称为“古染付”），而人物画工也显得拙劣刻板。这个17世纪日本青花碗的出现，却更进一步证明这件八仙碗是在万历时烧制的。
鉴定步骤九：
款识的书法特征
明末万历民窑器的底足，喜欢随意书上“大明成化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的款识，而这个万历八仙碗底的“大明宣德年制”的写法熟稔自如，勾画转折皆老辣有劲，非一般仿品的稚劣笔法可比。这正是典型明代民窑款识书法的恣肆流畅之风，可作为鉴定要点；而这件八仙碗所以是万历所产，最终就让这款识特征作一定论吧。
每出现一件特别的梅瓶都会成为话题
■元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二十多年前高调进拍场，去年再有高价成交；著名藏家黄少棠表示：
“每当出现一件很特别的梅瓶，价钱都特别高，都会特别引人注意，甚至成为话题。”香港著名收藏家黄少棠在谈及梅瓶在拍场上的魅力时，曾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佳士得一件梅瓶的成交再次验证了黄少棠的这句话，一件“明永乐 青花瑞果纹梅瓶”在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最终以5052万港元成交，梅瓶再次成为关注话题。
■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
■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卉瓜果纹梅瓶
■清乾隆 黄地青花折枝花卉梅瓶
■清乾隆 胭脂红地轧道锦纹粉彩缠枝花卉纹梅瓶
去年出现超五千万元的梅瓶
为近年来少有
在佳士得香港“2016年春季拍卖会”的“中国宫廷御制艺术精品 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中，一件“明永乐青花瑞果纹梅瓶”成为了该场的焦点，这件梅瓶通体青花纹饰，肩上绘莲瓣一周，腹饰上下两层折枝花果纹饰，上层为桃、石榴、海棠，下层为樱桃、枇杷、荔枝。近足处饰蕉叶纹，花纹间加青线。青花呈色浓艳，有深蓝色结晶斑，线条略为晕散。因估价3000万-4000万港元进入人们的视野，经过激烈的竞争，该梅瓶最终以5052万港元成交，高于最高估价一千多万港元。这是继2011年之后，少有超过五千万港元的高价梅瓶。
据了解，此件梅瓶为明初青花瓷中的名品。近似例见之于国内外公私收藏。尺寸与此器相近的有三件，其中一件就藏在日本松冈美术馆。
梅瓶受器重的程度怎么样？香港著名收藏家黄少棠在谈及梅瓶在拍场上的魅力时，曾毫不犹豫地说：“每当出现一件很特别的梅瓶，价钱都特别高，都会特别引人注意，甚至成为话题。”
梅瓶一直都受追捧
上世纪80年代已经卖得高价
根据雅昌数据，梅瓶最早在1992年，就“高调”进入拍场，那一年，在佳士得香港的“1992年秋季拍卖会”上的“中国陶瓷、翡翠雕刻”专场中，一件“十世纪 定窑盘口梅瓶”以374万港元成交，这个价格当时就轰动了收藏圈，从此，梅瓶成为了瓷器收藏的一个重要品类，不过，入行三十多年的黄少棠也称：“梅瓶一直都受追捧。在上世纪80年代刚入行的时候，梅瓶就已经卖得很高价。”
从已有的拍卖数据来看，梅瓶市场从高调入市到首次出现高峰，应该就在二十世纪末，1998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1998年秋季拍卖会”上的“1998年秋季拍卖会·私人珍藏之珍世八瑰”专场中，一件“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卉瓜果纹梅瓶”就以1102万港元成交，梅瓶价格首次突破千万港元，此后，梅瓶价格就在千万级的基础上扶摇直上。
2011年，梅瓶的市场价格迎来了又一次飞跃。在当年的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专场中，一件“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引起了当时在场的所有收藏者的关注，在估价8000万-1.2亿港元的情况下，该件藏品最终以1.6866亿港元成交。自此，梅瓶正式跻身“亿元俱乐部”。
为何一直以来梅瓶都能成为追捧的对象？黄少棠认为：“梅瓶摆设总给人一种气势、厚重、浑厚，我想这个是很多人喜欢梅瓶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11年出现过亿元成交的梅瓶之后，这几年，亿元梅瓶并未出现在大型拍卖会上。而从成交最高的价格来看，有一点却成为了疑问，雅昌艺术网数据显示，同样在2011年，就有个“元代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以8.4亿港元成交。对此，有行内专家表示：“这样的一件梅瓶，有具体故事人物，而且具体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的梅瓶，博物馆里会有，但出现在市场的可能性则很小。而至于8亿多港元的成交价，就难免不给人另一种想象空间了。据了解，目前最贵的，公认为来源有序的中国艺术品，似乎也没到这样一个价。对此，我们要理性看待。”
趣闻
当时景德镇请一个做琢器师傅
会比碗碟师傅的费用要高
有趣的是，收藏周刊记者在梳理梅瓶的历年成交高价中发现，大多是“明永乐”且是“青花”，这是否说明，那个年代的这种纹饰是历代梅瓶最好的？
对此，黄少棠解释称：“梅瓶是宋代比较常见的器物，元代已经做得很好，很厚重，不能由此就推测明代梅瓶做得最好，为何永乐青花梅瓶特别贵？这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琢器立件通常会比扁平的碗碟的圆器要贵。其次，在明朝，青花是很重要的品种，明朝早期也少彩瓷，但即便有彩瓷，也很少立件，尤其永乐永宣年间的。因此，如果既是梅瓶、立件、青花，并且又是永乐或者永宣年间的话，就综合了很多高价值因素，所以，这样的器物贵，是很正常的。”黄少棠打趣地说：“当时景德镇请一个做琢器的师傅会比碗碟师傅的费用要高。”
纵有家财万贯 不抵汝瓷一件
汝瓷残片
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其珍贵与稀有使得世界各大博物馆及顶级私人藏家都以拥有五大名窑瓷器来论英雄。而由于其传世精品主要保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尤以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为主。专家指出，能够流通于收藏市场上的五大名窑瓷器便是凤毛麟角。每每出现，必会惊起顶级藏家的一番“厮杀”。
收藏：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
“汝、官、哥、钧、定”，从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的传世器极为稀少。五大名窑传世珍品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国外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所收藏。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
记者了解到，尽管世界上的博物院数以千计，但能藏有宋汝瓷者不足10家，这几家博物馆的馆藏汝窑传世物总计为67件，也有说法认为不足百件。台北故宫是汝窑瓷器最集中的地方，现有21件，其余则存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
除了汝窑瓷器外，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所存的官窑瓷器加起来有几百件，哥窑瓷器也有几百件，定窑瓷器的数量则稍多一些。
事实上，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五大名窑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业内有说法认为，博物馆的等级高低也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拍卖：每件至少200万美元
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的口碑广为流传。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
由于五大名窑瓷器传世品大都已经归入世界各大博物馆或者顶级藏家手中，能够流通的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稀少，且主要在欧美市场出现。
大陆拍卖市场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五大名窑的身影，乾隆很喜欢五大名窑瓷器，但从乾隆朝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是到处收集。
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也是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流传有序，被香港知名收藏家徐展堂斥重金收入囊中，而目前在欧美流通的五大名窑瓷器拍卖价每件应不低于200万美元。
事实上，近两年中国大陆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中国瓷器也在国际拍卖市场上频频爆出天价，尤以雍正、乾隆时期的彩瓷最为突出，突破亿元大关的大都为乾隆彩瓷。相比之下，五大名窑瓷器的拍卖价格并不是天价。
这种拍卖价格的不同受到目前收藏风尚的影响。尽管五大名窑瓷器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但国内藏家的收藏品味偏向于明清官窑，尤以雍正和乾隆官窑为主，国内藏家喜欢色彩艳丽的审美。
与此同时，国内高古瓷器市场有很多法律限制。为了避免盗墓猖獗，高古瓷拍卖是受限的，由此国际上对五大名窑瓷器的投放量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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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出土的一件特别的陶瓷文物陶瓿（bù）
南越王古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发掘出少有的四个汉代王侯级别的古墓之一，南越王古墓出土的文物很多，陶瓿（bù）也很多，其中有一件陶瓿（bù）文物很特别不仅是南越王墓中最大的瓿（bù），而且这件陶瓿（bù）位于古墓的门楣上。这是另很多考古专家匪夷所思的。
南越王墓出土的陶器不在少数，器型众多，各室均有出土，然而在南越王主棺室出土的这一陶瓿非常与众不同，首先，它是主棺室出土的众多器物中唯一一件陶容器（其他都是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等），其次，它的摆放位置非常特别，在古墓墓道的门楣上。这件陶瓿放置在主棺室石门门楣的空隙上，当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如果不细心发现，恐怕还真没留意到它的存在。此外，这件陶瓿和墓中出土的陶瓿都不一样，甚至和南越国时期其他墓葬出土的陶瓿也不一样：这件陶瓿体积非常大，差不多是其他陶瓿的2倍，同时它没有双耳，这在广州南越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陶瓿中尚属首见。
疑问一：陶瓿（bù）为何会在门楣上？
首先，是人为的因素还是自然的因素导致它在门楣上呢？我们不排除有自然因素的可能。南越王墓曾经多次进水，在墙上也发现了明显的水线痕迹，墓中的文物多有被水冲移的现象，如西侧室的7位殉人，出土的时候发现他们摆放凌乱，其中5位在南，2位在北，并与牲畜交错一起，也许就是被水移动过的缘故。因此，这件陶瓿也有可能被水浮起来，并冲到门楣上。然而这种可能性略小，墓中的水线痕迹多在1米以下，通过水的作用让它正好卡在门楣上，几率微乎其微，因此，应该是人为有意图的把这件陶瓿放置在上面。既然如此，要知道它为何放在门楣上，我们就要从瓿中的物品入手了。
南越王墓主棺室石门
疑问二：陶瓿（bù）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古人使用瓿的时间很长，从商代开始已经有瓿了，既有青铜瓿，也有陶瓿。一般认为瓿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偶尔也会盛放酱。南越王墓的这件陶瓿出土的时候，器内盛放的物品已经全部朽烂，仅口沿之下粘附很薄的一层黑色浮积物，已无从得知放置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墓中的其他陶瓿内的物品，也许有借鉴作用：
东耳室出土4件青铜瓿，空；
西耳室出土4件陶瓿，有药物，共400余粒；
东侧室出土4件陶瓿，空；
后藏室出土1件陶瓿，空；
南越王墓的东耳室是放置饮酒与宴乐用器，后藏室放置食品珍馐，而东侧室为妃妾所在，由此可见，主棺室门楣上这一特别的陶瓿应该不是放食物或者酒水的，也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器；从西耳室装着药物的陶瓿来看，难道主棺室的陶瓿中黑色浮积物也是药吗？小编觉得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墓中的药品如五色药石等基本上都集中在西耳室，由此可见，这一关键的疑问目前还难以解答。
疑问三：陶瓿（bù）放在门楣上有什么作用？
南越王墓每一样文物的摆放都非常讲究，每个室都有自己的功能，这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体现。在同一个室，不同类型的文物的摆放也有学问：比如南越王嘴含珍珠，两耳朵各有玉璧，这应该是源于早期九窍塞玉的习俗；玉衣上下里外铺垫大小不一的玉璧，玉璧均由丝线连成一组，位置俨然有序，这也是玉殓葬的体现；南越王手握玉觽，脚下有双连璧，它们均有各自的寓意。由此可见，主棺室门楣上的这一陶瓿绝对不是随意放置的，它一定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然而器中的物品未能检验出来，器物组合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这件陶瓿的真正作用依旧是一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