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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召开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透露：富平银沟遗址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该地区的窑业成就填补了陕西唐代制瓷史的认知空白，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还为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及破解纷争不息的悬案“柴窑”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富平银沟遗址是一个没有文献记载，被历史埋藏了一千多年的重要遗址。2011年12月，陕西省文物局委托陕西省文物勘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经过勘探，在该遗址范围内发现各类遗迹共1910处，其中窑炉遗址318座，灰土坑832处，矿物质遗迹（多种不同颜色的矿物质混合土）242处，古井145眼，采集各类器物标本984件。由于该遗址年代久远，地层复杂且多已被破坏。作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一定的困难。2015年，陕西省文物局委托浙江大学和陕西省文物勘探公司合作研究，以课题组的形式组成研究团队，在前期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采用科技考古的先进技术手段，就银钩遗址古陶瓷科学考古项目开展合作研究，对遗物、遗存和遗迹进行了科技考证和科学定性研究。
《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项目课题小组经过对该遗址多次实地考古调查，采集标本，寻找烧制各类瓷器的原料，窑炉遗存遗迹。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技术手段，从考古学、材学学、工艺学等不同角度，对银沟遗址当下发现的古陶瓷标本以及相关的遗物和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对典型标本进行热释光年代测试，用以断源、断代的科学分析。同时，结合文献资料查考、探求遗址的性质。
研究成果表明：富平银沟遗址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该地区早在唐中晚期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品种多样、技艺高超，产品质量领先的北方制瓷窑群体系。在中国陶瓷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地区的窑业成就不但填补了陕西唐代制瓷史的认知空白，而且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银沟遗址的科学考古研究，还为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及破解纷争不息的悬案“柴窑”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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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考古研究与鉴赏的扛鼎之作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明了瓷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科学出版社)收录了20世纪以来通过考古工作出土的古代瓷器，时代上起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夏代，下迄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所收录的器物时代上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主流产品，地区上体现了帝国时期各个王朝和各个地区的不同品类器物，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面貌，是20世纪陶瓷考古产生以来规模最大、收录最全面、资料最可靠、体现陶瓷文化和艺术最丰富的煌煌巨制。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涵盖了几乎所有与古陶瓷相关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出土了数量较多、种类丰富的瓷器的塔基、窖藏；出土了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要学术价值的瓷器的墓葬，尤其是纪年墓葬，这些考古单位中出土的瓷器都曾经对古陶瓷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重要的古窑址发掘工作中出土的代表性器物等等。因此可算是对考古发现古代瓷器的大盘点。
第二，全面体现了中国陶瓷生产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主要成就。本书所收录的器物覆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产品，既有生产地点的产品，又有使用地区的精品。如周代的原始青瓷，有产地浙江出土的产品，也有山东、安徽等地出土的精美器物。又如明代的官窑瓷器，既有景德镇御窑场发掘中出土的残、次品，又有使用地北京出土的精美器物。因此，这套书在手，可以掌握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品，把握时代的特征。
第三，反映了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总体面貌。以往我们从陶瓷著述中看到的只是少数中心地区的名窑产品，忽视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生产区域，如沿海的闽广以外销瓷为主要产品的区域，四川、东北的十分有特色的瓷器产区等。本书按地区编辑，所以各地的当地产品，本地窑址发掘的资料均有收录。比如在一些大部头的陶瓷专书中都难以全面反映的诸如邛崃窑、寿州窑、繁昌窑、漳州窑等窑口的器物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正因为此书具有全部为出土品和不以精细做为选择收录标准的鲜明特色以及宏大的规制，其对于古陶瓷研究与鉴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会使人们对中国古代v的生产状况有更接近现实的认识。比如，当人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还常常局限于所谓的五大名窑时，我们可以从出土瓷器全集中看到，精美薄俏如定窑的产品其实在河北、河南的许多地方都有生产。又如，当人们认为越窑的生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半壁江山的时候，我们却可以从福建卷中看到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地区也生产了质量与浙江不相上下的原始青瓷。其次，出土瓷器有力地挑战着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当传统的观念认为定窑最精美的器物都是北宋时期的产品时，大批金代墓葬和南宋、金代遗址出土的定窑瓷器有力地挑战了这一观点，我们今天已可以将所有带有繁密印花图案的定窑器物都断为金代的产品。第三，由于陶瓷器做为古代艺术品，价值不扉，而且不断升值，因此仿旧作品泛蓝成灾，成为收藏者和投资者的杀手。而时代完整、品类全面的《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提供了各个时期古代瓷器的标准器，必定成为古陶瓷爱好者们最可靠的对比、参考资料。
故宫与景德镇开展陶瓷考古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人民政府共建的“修复与研究中心”“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及“故宫学院（景德镇）”1月26日揭牌。这三大研究合作平台的建立将有助于我国陶瓷考古和古陶瓷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随着陶瓷研究的深入和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现，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都意识到，故宫收藏的传世文物和御窑遗址出土的标本不仅有很大的可比性、共性，也有很大的互补性。只有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研究御窑、御窑瓷器和景德镇与宫廷的关系，以及景德镇御窑在宫廷物料造作体系内的价值。
三个研究机构在景德镇的设立，对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瓷器的修复与研究、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乃至全国及国际陶瓷考古研究人才的培养和合作交流都具有积极意义。据悉，2014年故宫博物院曾与景德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5年双方合作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反响热烈。
怎样研究古陶瓷
对古陶瓷，通常是研究其编年，即什么年代烧制;造型，即什么器形;工艺，即用什么方法烧;成分，即为什么会产生各种胎釉特征等。上世纪20年代开始，古陶瓷专家陈万里率先将考古方法用于陶瓷研究，这种采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今，科技方法的介入为古陶瓷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比如，由于各地的瓷土资源不同，其化学成分亦不同，使用科技手段对胎釉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把已有定论的瓷器的成分数据作为参照，通过比对，可以推测甚至确定产地、窑口。
分析方法分为有损和无损两种。沈岳明介绍，对于数量较多的，比如南宋官窑出土大量碎片，可以采用取样分析方法在标本不显眼的地方钻取或刮取一定量的粉末进行检测，对文物本身是有损伤的;而对于存量少、器物完整的珍贵文物，就应采用无损的方式如红外线探伤、光谱仪分析文物矿物成分等。
传世哥窑总数不过百余件，比元青花存世量还低，目前主要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基本是宫廷旧藏。由于宋以后历朝历代均有仿哥窑制品，因此，宫廷收藏品中亦可能有后代仿品。这些仿品做工极为精致，仅用肉眼无法完全甄别。鉴于此，结合先进的科技手段，对文物逐一进行无损分析，成为目前通行的研究手段。
无锡越国贵族墓改写中国制瓷史
CCTV.com消息（午夜新闻）：继续关注无锡越国贵族墓葬考古。10号，专家证实了这次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意义，我国成熟瓷器的制造史至少被提前了700年。
记者现场：这是刚刚发掘出土的500多件战国乐器中的一组编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2500年前制作的编钟的声音，和以往考古发掘出土的乐器不同的是，这组乐器是用青瓷制成的。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只零星出土过用青瓷制成的乐器陪葬品。而这次出土的近千件瓷器中，瓷乐器就有10个品种、500多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瓷制乐器队，而且把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晚期提前到了战国早期，至少提前了7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部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这1000多件瓷器，它的胎质非常纯净，它的釉应该说非常匀称。而根据测定它的烧成温度在1000多度以上，因此从这几个条件来看，它确实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把成熟的中国瓷器提前了几百年。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证据就更充分了、更为确凿了。
陶瓷史研究的里程碑
现代陶瓷史研究队伍可分众多流派，但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或方法，则不得不提。一是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陶瓷考古派，开创了陶瓷考古的先河，奠定了第一块里程碑，使陶瓷史研究步入科学考古的轨道。为什么说是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呢，因为陈万里先生是时代的产物，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应用现代考古学研究陶瓷史的，但都不及陈万里先生成果辉煌，陈万里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１９２８年的《调查龙泉青瓷报告》，而张厚璜、李详耆合著的《钜鹿宋器丛录》初版于１９２３年，该书是１９２０年发掘钜鹿城的报告集，收录出土陶瓷文物资料，详加考证，注重科学考古，该书至今仍是研究磁州窑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如果从时间上判断，张、李之书当是应用现代考古学研究陶瓷史的第一部专著。而陈万里先生则以他个人具有的艺术才华，又于１９３６年出版了《越器图录》，１９４６年出版了《瓷器与浙江》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陶瓷之父的权威地位。陈万里先生解放后调入故宫博物院专门研究陶瓷史，如鱼得水，其成果令世人瞩目。陈万里先生多才多艺，他的个人摄影集，曾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摄影集，他的考古论文，旁征博引，文笔流畅，与其说学术论文，不如说文风清新的散文，读后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结合，造就出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周仁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将科学化验引入陶瓷史的研究，从而使陶瓷史的研究沿着科学化验的道路进一步发展。１９５８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仁等著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后，沿着周仁开创的道路，科学工作者对耀州窑、钧窑、定窑、汝窑、龙泉窑及历代青花、色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化验。其学术成果成为陶瓷史研究的科学依据，被广泛地应用于陶瓷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周仁先生本人没有躲过十年浩劫，１９７６年以后才平反昭雪。
从陈万里到周仁，是陶瓷史研究道路上的两个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也开始被应用于陶瓷史的研究之中，并且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回顾学术发展史，我认为这两位大家的学术成就，应该让所有的陶瓷史研究者们景仰。
四川乐山出土千年白瓷 改写中国陶瓷史？
昨日，乐山市五通桥区陶瓷收藏家曹洪打进本报新闻热线称，在乐宜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挖掘机挖出不少古代瓷器，其中许多精美的白瓷碎片和瓷具更是吸引了一些收藏爱好者前去寻宝。
乐山收藏届人士表示，这些瓷器的发现，为乐山西坝窑遗址的考古提供了有力证据，并有可能由此改变中国陶瓷史上“彭县（今彭州市）是目前在四川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的说法。
大量瓷器吸引村民“寻宝”
昨日下午，记者冒雨来到乐宜高速路施工路段———五通桥区西坝镇建益村，工地上随处可见一些破碎的瓷器碎片。工人李某说，在12月底和本月初这里的确挖出过很多瓷器之类的东西，完好的瓷器已经被附近村民拿走了。
记者随后走访了几个捡回“宝贝”的村民。在建益村一组，村民张德平家的院坝里堆放着近百件残缺的瓷器。据他称，小时候他就听长辈说过这里以前是个窑址。这次乐宜高速路开建，大家都想看看地下到底有没有“宝贝”。结果，12月30日那天，挖掘机竟真的挖出了一些瓷器。听说工地里挖出了“宝贝”，近百名村民赶来寻宝，“大家都往家里捡，好的瓷器差不多都被一些陶瓷爱好者买走了。”
精美白瓷改写陶瓷历史？
昨日下午，记者找到了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乐山市收藏家协会理事曹洪。听说乐宜高速路施工现场发现瓷器后，他曾连续十多天挨家挨户去村民家中筛选。他指着收集回来的残片告诉记者：“从碎片的切面可以看出，这些瓷器有可能属于宋、元、明时期，但具体情况还有待文物专家鉴定。”而更令他兴奋的是，他竟从中发现了此前在西坝窑陶瓷产品中从未发现过的白瓷系列。
“你看，这个白釉褐花的瓷瓶釉面光亮，釉色呈乳白色，瓶身布满了盛开的牡丹花，多漂亮啊。”曹洪激动地说，“看到白瓷瓷品，我很震惊，这堪称陶瓷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据曹洪介绍，为了稳妥起见，1月19日在乐山市收藏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他特意请众多陶瓷爱好者现场鉴定，从碎片的质地和风格大家一致认可，这些出土的陶瓷瓷品及碎片属于白瓷系列。
据曹洪介绍，此前西坝窑盛产黑釉、紫金釉系列陶瓷产品，从未记载过出产白瓷。而在专业的陶瓷鉴赏书中，也称只有彭县是目前在四川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记者随后找到了1990年7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陶瓷鉴赏》一书，在其中一节中明确写道：“彭县专烧白瓷，是目前在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在另一本1993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第六章也明确写道：“彭县窑是四川已发现的古代唯一生产白瓷的窑址。”
52岁的陶瓷收藏家贺德平收藏有近千件西坝窑瓷品。昨日，捧着这些质地和图案都非常精美的白瓷，他啧啧称奇。“我收藏了十多年，还是第一回看见在西坝出土的白瓷。”据他讲，1996年至1999年，他曾用四年时间在西坝窑旧址蹲点收集，淘回了近千件西坝窑，但从不知道西坝窑还生产有白瓷系列产品。
西坝瓷窑期待得到有力保护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乐山市五通桥区志》上有这样的记载：“西溶镇（西坝镇旧称）庙沱古窑址，是五代时期遗迹。约一万平方米，前临沫溪，后为斜坡、高山，左离西坝三千米。该窑址是五代时期烧制土陶和瓷器的民间烧窑。至今陶片随处可见。”
贺德平说，由于没有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他不敢确定，不过从出土的瓷器、瓷片的数量判断，两宋时期应是西坝窑的鼎盛期。但不知何故，乐山西坝窑遗址自发现以来似乎一直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修建乡村公路，西坝庙沱子一带大面积破土动工，古窑遗址终于面世，大大小小的瓷窑竟然断断续续绵延四五公里，堪称西坝古窑遗址群，有的地方窑渣堆积物厚达五米多，其中有数不清的各色瓷器、残器、瓷片和窑具。贺德平表示，这属于乐山的文化遗址，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以重视。
如今西坝窑又出土了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白瓷，有关部门是否会对这里加以保护呢？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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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坝窑位于距乐山市约20余公里的五通桥区西坝镇。该镇原名西溶镇，因境内有溶江而得名，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是南方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窑址分布于岷江支流沫溪河右岸的瓦片山、窑头、谢家山、曾家山、圆通寺等地，绵延约5公里，主要集中于庙沱村一带。
战国青瓷研究
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元素成分不同。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现代仿品胎和釉的成分差异较大，釉是单独配制的，多用粉碎后的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作替代品。
其次是釉质。战国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有的专家称其为“麻癞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现代仿品的釉面较厚，麻癞现象也不典型，有专家称其为“豆腐脑”釉，上釉方法也多采用蘸釉法。它说明仿品的制釉工艺与古代有明显差异。
三、成型工艺。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现代仿品的器型都过于规整，螺旋状压痕也显得十分做作不自然，底足上留下的不是割线痕，而是刀痕。
四、自然旧貌。自然旧貌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如果釉面是用氢氟酸和高锰酸钾作旧处理过，表面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油光。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器物表面，真品会有一种土壤的清香气味，用酸加工过的仿品会有一种辛辣味。器物表面的“土锈”也不容忽视。真品上的“土锈”较为坚实，必须用力才能抠下来，掉下来的“土锈”也为片状。仿品上的“土锈”十分松散，用手指一抠就成粉末状向下脱落。也有的作假者为使“土锈”变得坚实，便向泥土里加一些胶质物，如虫胶、107胶等。用手指抠它会留下一道白印，如用小刀向下刮，刮下来的“土锈”会向刨花一样打卷。真正的“土锈”则不会打卷，而是一片片向下蹦。
五、科学测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古陶瓷的真伪是最可靠的方法。无论造假者的造假手段如何高超，在现代科学面前都会原形毕露。目前采用的无损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釉子的老化鉴定；另一种是元素成分鉴定。仿品的老化系数在0.10以下，真品的老化系数要远远高于它。
四川乐山出土千年白瓷 将改写中国陶瓷史
乐宜高速路施工现场挖出三朝瓷器,收藏家称,这可能改写“彭县是四川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的说法。
昨日,乐山市五通桥区陶瓷收藏家曹洪打进本报新闻热线称,在乐宜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挖掘机挖出不少古代瓷器,其中许多精美的白瓷碎片和瓷具更是吸引了一些收藏爱好者前去寻宝。
乐山收藏届人士表示,这些瓷器的发现,为乐山西坝窑遗址的考古提供了有力证据,并有可能由此改变中国陶瓷史上“彭县(今彭州市)是目前在四川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的说法。
大量瓷器吸引村民“寻宝”昨日下午,记者冒雨来到乐宜高速路施工路段———五通桥区西坝镇建益村,工地上随处可见一些破碎的瓷器碎片。工人李某说,在12月底和本月初这里的确挖出过很多瓷器之类的东西,完好的瓷器已经被附近村民拿走了。
记者随后走访了几个捡回“宝贝”的村民。在建益村一组,村民张德平家的院坝里堆放着近百件残缺的瓷器。据他称,小时候他就听长辈说过这里以前是个窑址。这次乐宜高速路开建,大家都想看看地下到底有没有“宝贝”。结果,12月30日那天,挖掘机竟真的挖出了一些瓷器。听说工地里挖出了“宝贝”,近百名村民赶来寻宝,“大家都往家里捡,好的瓷器差不多都被一些陶瓷爱好者买走了。”
精美白瓷改写陶瓷历史?昨日下午,记者找到了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乐山市收藏家协会理事曹洪。听说乐宜高速路施工现场发现瓷器后,他曾连续十多天挨家挨户去村民家中筛选。他指着收集回来的残片告诉记者:“从碎片的切面可以看出,这些瓷器有可能属于宋、元、明时期,但具体情况还有待文物专家鉴定。”而更令他兴奋的是,他竟从中发现了此前在西坝窑陶瓷产品中从未发现过的白瓷系列。
“你看,这个白釉褐花的瓷瓶釉面光亮,釉色呈乳白色,瓶身布满了盛开的牡丹花,多漂亮啊。”曹洪激动地说,“看到白瓷瓷品,我很震惊,这堪称陶瓷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据曹洪介绍,为了稳妥起见,1月19日在乐山市收藏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他特意请众多陶瓷爱好者现场鉴定,从碎片的质地和风格大家一致认可,这些出土的陶瓷瓷品及碎片属于白瓷系列。
据曹洪介绍,此前西坝窑盛产黑釉、紫金釉系列陶瓷产品,从未记载过出产白瓷。而在专业的陶瓷鉴赏书中,也称只有彭县是目前在四川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记者随后找到了1990年7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陶瓷鉴赏》一书,在其中一节中明确写道:“彭县专烧白瓷,是目前在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在另一本1993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第六章也明确写道:“彭县窑是四川已发现的古代唯一生产白瓷的窑址。”
52岁的陶瓷收藏家贺德平收藏有近千件西坝窑瓷品。昨日,捧着这些质地和图案都非常精美的白瓷,他啧啧称奇。“我收藏了十多年,还是第一回看见在西坝出土的白瓷。”据他讲,1996 年至1999年,他曾用四年时间在西坝窑旧址蹲点收集,淘回了近千件西坝窑,但从不知道西坝窑还生产有白瓷系列产品。
西坝瓷窑期待得到有力保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乐山市五通桥区志》上有这样的记载:“西溶镇(西坝镇旧称)庙沱古窑址,是五代时期遗迹。约一万平方米,前临沫溪,后为斜坡、高山,左离西坝三千米。该窑址是五代时期烧制土陶和瓷器的民间烧窑。至今陶片随处可见。”
贺德平说,由于没有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他不敢确定,不过从出土的瓷器、瓷片的数量判断,两宋时期应是西坝窑的鼎盛期。但不知何故,乐山西坝窑遗址自发现以来似乎一直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修建乡村公路,西坝庙沱子一带大面积破土动工,古窑遗址终于面世,大大小小的瓷窑竟然断断续续绵延四五公里,堪称西坝古窑遗址群,有的地方窑渣堆积物厚达五米多,其中有数不清的各色瓷器、残器、瓷片和窑具。贺德平表示,这属于乐山的文化遗址,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以重视。
如今西坝窑又出土了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白瓷,有关部门是否会对这里加以保护呢?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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