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本文从我国陶瓷产业的出口规模、出口种类、出口区域等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区域陶瓷出口的状况，然后通过显性优势指数、国内出口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来研究我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通过分析我国陶瓷出口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提高我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中国区域陶瓷的出口现状
自2008年以来，中国陶瓷的出口量稳步上升。据统计，2017年前9个月的陶瓷产品出口数量为1765万吨，出口额为132.98亿元，同比下降23%。但10-12月三个月陶瓷产品出口额为57.7亿元，2017年中国陶瓷产品出口额同比去年增长11.23%。自2008年开始陶瓷出口持续增长态势至2016年出现下跌后，2017年又呈增长态势，这说明我国陶瓷出口产业正处于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我国陶瓷出口主要集中于七大地区，为广东、景德镇、泉州、淄博、唐山、醴陵、宜兴，并以广东陶瓷出口量最大，知名陶瓷出口品牌最多。自2009年到2016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由原来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发达国家，证明我国陶瓷质量处于不断提高，出口产品也愈发受高端消费者的喜爱。
二、中国区域陶瓷竞争力比较
（一）显性优势指数比较
根据原始公式结合广东统计年鉴、南京海关、江西统计年鉴等数据，计算求得七大陶瓷产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知广东、泉州、唐山的陶瓷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上升趋势且陶瓷出口竞争力较强；淄博、宜兴两地陶瓷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两地陶瓷出口竞争力逐渐减弱；景德镇、醴陵两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不稳定的波动状态，说明这两地陶瓷出口不稳定。此外，陶瓷种类的出口结构变化和不同种类的陶瓷竞争力变化相互影响，如广东主要出口建筑用瓷，泉州主要出口装饰用瓷，因其用途广泛因而出口量较大，但景德镇主要出口日用瓷，宜兴出口紫砂壶用量较少因而出口量较少。
（二）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
广东、景德镇两地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处于稳定的波动状态，2016年广东陶瓷出口占有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9.4%，泉州、唐山、醴陵的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情况呈V字形，且泉州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后又出现回落到8%的水平，说明泉州陶瓷的出口量整体保持在8%左右但具有发展潜力，泉州陶瓷有能力突破现有的出口规模。同时，淄博、宜兴两地陶瓷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两地陶瓷企业应尽快采取措施防止陶瓷产品出口的进一步萎缩。
三、影响中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的因素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陶瓷技艺传承陷入困境，培育了无数陶瓷名家的德化、宜兴等地均出现陶瓷技艺传承不完整甚至断代的现象。
我国陶瓷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技术创新意识缺乏是造成这一窘境的主要原因。例如我国的建筑陶瓷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有差异，如我国由于企业技术原因增大了大规格产品的尺寸偏差和变形允许最大误差，使得这类产品出口时由于不符合国际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国内很多陶瓷企业经营管理粗放，重视产品，忽略品牌的经營，导致企业产品质量上去了，品牌知名度却不高。依据中国陶瓷数据整理得出，2017年中国陶瓷行业10大品牌有7个属于广东，相比之下七大陶瓷产地中的其余六大产区却无一上榜，因此，国内陶瓷企业也应向此类陶瓷企业多多学习，吸取经验。
四、提升中国区域陶瓷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一）保护传统技艺传承，加强技术研发
德化、宜兴、醴陵等地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归根结底要从源头做起，当地民众应该以民族传统文化高度来认识它们，使得传统陶瓷在新的时期发挥新的价值和作用，而不能因时代的变化使传统技艺被埋没。同时，对于手工技艺的保护应向景德镇学习，景德镇产学融合得较为完整，景德镇有专属陶瓷大学，这是一所以陶瓷为特色、多学科的高等院校，因而不仅培养陶瓷技艺人才，也注重对学生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在技术研发方面，应向广东学习，能带动陶瓷产品技术的全面提高和升级，增强陶瓷的出口竞争力。
（二）进行品牌建设，优化陶瓷出口结构
首先，我国陶瓷企业应以上海斯米克、诺贝尔瓷砖及广东陶瓷企业为标杆，实施标杆战略，对比自身企业的生产、销售模式进行改进，以其不断地提高产品生产质量。同时，通过借鉴其他产地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进行改革，从而实现建立自主品牌。德化、淄博、宜兴等地陶瓷企业还应向景德镇陶瓷企业多取经，获得有利的经验。根据自身发展现状选择陶瓷企业发展模式，合理调整陶瓷出口结构，使得当地陶瓷企业提高出口竞争力，实现陶瓷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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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考察铜官陶瓷 建议实行差异化战略培育核心竞争力
(专家在考察铜官陶瓷原料品质。)
红网长沙5月5日讯（记者喻向阳）是什么能使铜官窑火延续千年生生不息？铜官陶瓷原料和产品有什么特性？铜官陶瓷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今天下午，国内陶瓷材料权威专家齐聚望城，深入长沙铜官窑、陶泥矿点和陶瓷企业等地实地考察，并对“铜官陶瓷原料品质、产品特色及产业发展”进行评审，分析和解答了上述问题。
专家建议，铜官陶瓷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战略，突出产业特色，培育核心竞争力。建议将茶具、酒具、炻瓷餐具等日用陶瓷和雕塑、陈设、装饰等工艺美术陶瓷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将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推进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推动陶瓷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
长沙铜官窑曾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开创了中国陶瓷彩绘的先河，对世界陶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千余年的传承发展，而今，铜官形成了以日用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园林建筑陶瓷为特色的陶瓷产业体系，铜官陶瓷成为长沙城市名片。
此前，望城区政府委托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中南大学对铜官陶瓷泥料、釉料及产品试片进行取样，完成全分析、定量分析、矿物分析、窑物理性能等检测分析。
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将铜官陶瓷原料、釉料和产品的检测数据与国内知名陶瓷产区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专家认为，铜官及周边地区陶瓷原料储量丰富，品种繁多，既有高Al2O3含量、高可塑性的料土，也有高铁富硒含麦饭石的红土，还有特色功能各异的底土、枯土、梅土、连土和耐火土，用其配制的坯泥工艺性能好，烧成温度范围宽，产品性能优良，不含铅、镉等重金属，是高品质陶瓷原料。铜官陶瓷产品绿色环保，品质优良。茶具含铁、锌、硒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和保健功能。炻瓷餐具造型新颖，装饰高雅，吸水率低，抗冲击性强、热稳定性好，釉面光润，适应于机械洗涤和微波炉。陶瓷酒瓶透气又不渗漏，对原酒陈酿过程中有很好的催陈效果。雕塑、陈设、仿古等工艺美术陶瓷的坯、釉、彩料运用巧妙，铜官传统手工陶艺特色突出，质感自然粗犷，颜色丰富多样，形象生动传神。琉璃瓦等仿古建筑陶瓷造型古朴，坯釉结合性能好，抗压、耐寒、不褪色。
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理事长周健儿教授、湖南大学陶瓷研究所所长肖汉宁教授、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梁叔全教授、全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叶国珍教授、国家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陈冰等9名专家以及望城区政府孔玉成区长、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10多家陶瓷企业代表参加了评审会。
中国瓷器龙纹研究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第一龙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龙纹是祖先崇拜的图腾，是几千年来人们崇拜的偶像，并且，中国人一直以龙的传人而自居。龙的文化博大精深，龙纹传承到现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大量广泛出现在我国玉器，石器，铜器，漆器，绘画，瓷器等几乎是所有的器物上。龙的形象从瓷器诞生就出现在了瓷器上，一直直到现在，未曾断绝。那么瓷器上的龙纹不是一呈不变的，每个时代，甚至是每个朝代，龙纹都会有不同之处，有各自的特点，下面，就中国瓷器龙纹的演变予以介绍。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龙纹少见，多为堆塑，捏塑，范印以及龙首壶等，而且此时的龙纹常常和人物，走兽，花鸟，花纹等堆塑组合使用，与道教，佛教相关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三国西晋时期，龙凤等珍禽异兽所组成的花纹带便被用于印在瓷器的肩部；在堆塑罐上堆贴龙以及其他一些珍禽异兽，这在当时是一种审美的时尚。
六朝时期，龙普遍成鳄鱼的形态，神态凶猛到唐朝时期，龙的的形象渐渐有了生气，跟一般动物差不多，没有神圣威严的气势。
五代到宋辽朝时期，还是继承了前面朝代的风格，基本上仍是以堆贴，捏塑，模印为主。在此期间，龙纹并不多见与瓷器器物上。宋代时期，龙纹经常会出现在定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等窑口。
宋代龙纹的特点是矫健雄奇，看似异常迅猛，龙犄角分叉较早，龙角曲度大，多云纹环绕，龙嘴大张，露齿，吐舌，眼睛不明显，龙发龙须均为几缕，飘向脑后。此类龙纹大多出现在定窑印花器物上，龙凤纹在宫廷用瓷上大量采用，民间则不得使用，特别是在定窑印花云龙纹洗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类器物，盘心是矫健蟠龙，印纹清晰，线条流畅，釉色柔和，白中微微闪黄，口镶铜口。早期定窑用匣钵装烧，不见芒口碗，宋代之后，定窑器物开始为宫廷烧造，产量大，多采用复烧工艺，因而多芒口器，并且多在口沿镶上铜银等材质，方便使用，瓷器显然是当时的进贡器物，因此表明，龙纹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代表了皇家的威严。宋代时期，耀州窑由于质地及纹饰精美，成为地方朝廷常年例供的供器，在黄堡镇烧制，《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土供瓷器五十事”的记载，窑址出土了龙纹盘残片，是当年烧造贡瓷的遗存，1951年北京西郊曾发现一处专门储藏耀州贡器的窖藏，器皿为盘碗之类用器，纹饰以龙凤纹为主，再次说明，龙纹在宋代已经是皇家专用纹饰，在民用瓷器基本上见不到龙纹，龙纹的皇家威严在宋代已然确立，在宋代，龙纹一般多为三爪，四爪龙，龙矫健迅猛，龙爪有力，张口吐舌。南宋吉州窑烧制的剪纸贴花瓷器，也出现了双龙的剪纸纹饰。但是次非贡器，可见宋代龙纹的皇家威严并不是绝对的。
元代龙纹特色很鲜明，元龙纹龙形蜿蜒细长如蛇，头比身躯小，头呈扁长形，上头鼻梁前端有尖挺形和平整形两种，平整行鼻尖两侧有龙须，但是很短，尖挺形则无。龙光头无发或者有几缕飘在脑脖处。龙张口，露齿，吐舌，额头高凸，两眼凝视前方，角和发朝向后方，龙角与鹿角相似，背脊朝上状如火舌，四足肌肉结实，关节弯曲，爪张而有力。有三，四，五爪不等，五爪罕见。尾部渐细而尖，也有少数火焰状尾，一部分龙纹腹部呈环节状，犹如蛇腹，鳞片有多呈鱼鳞状，网格状，胸部和身躯间绘有火焰状条带纹。双龙戏珠纹珠子比较小。
元朝官方规定，五爪者为龙，五爪下者为莽；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下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舆服》)，是龙纹最终变成封建帝王权威象征的开端。
明朝的龙纹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总体的特征是龙的形态整体看起刚烈凶猛，龙纹极具威严之气，散发出浓重的皇家气息。龙爪呈风火轮状，五趾间距几乎相等，第一趾与第二趾呈蟹钳状，后四爪同向。龙鼻多数上翘，特别是表现在夔龙上，夔龙鼻高翘并且翻转。
龙发明显，有一簇清晰可量的长竖发，状如火焰，有的倾斜，但是很僵硬。鼻端有两根龙须飘扬，少数龙的龙睫毛比较明显，并且上扬。龙眼睛渐渐的清晰起来。龙嘴一般，上颚要长于下颚，俗称猪嘴，龙大多是尖尾，并且五爪龙居多。前期多数龙纹的龙角描画模糊。
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龙身比元代要粗大，其他方面基本承袭了元代的方格，在宣德时期，有一种双翼龙纹出现，此后各代知道清朝都还有。弘治之后，龙眼逐渐描绘清晰，龙两眼平视。嘉靖龙纹的睫毛写实，一般用数根短竖线来表示。嘉靖龙纹新题样，
有常见行龙，穿云破雾，威风凌凌，霸气十足。 有一种正面龙，龙体不作弯曲状，而是竖直的伸张开；还有一种螭虎龙，描画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明晚期，龙画得比较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面容枯槁，老态龙钟，了无生气，更无威严之感，反映明王朝气数已尽。
清朝龙纹继续流行，清朝的龙纹整体特征比较秀美，端庄。龙头的龙发增多，长披发或者多簇短发。龙的睫毛形态多样，不少被画成倒竹叶形，龙身依然雄壮，但是更显得平和，没有明朝龙纹的那种威压霸气，龙爪与明朝龙爪截然不同，第一趾和其他四个龙趾距离较大，特别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呈直线型，趾尖比明朝短，非常尖锐，看起来特别有力道。龙的下颚普遍比上颚要长，鼻子也没有明朝的那么翘了，比较平整(夔龙纹和羽翼龙除外)。龙身多为鱼鳞片纹，并且腹部多有明显的环节纹，形似蛇腹，饱满充盈。
龙须大多数向两侧伸展，长且翻转，乾隆以后，眼睫毛现象普遍。龙身曲度大，题材有云龙纹，龙凤纹，云涛龙纹，海水龙纹，蟠龙戏珠纹，双龙抢珠纹等其中，蟠龙戏珠纹和双龙抢珠纹在清代尤为盛行，与民间传说“龙爱珠宝”相契合，宝珠一般个体较大，状如火球，尤如火珠。
清朝早期龙的形体和
形象具有明朝的遗风，比较威严。康熙朝始见过墙龙纹。乾隆时期，龙的神态变得和善，少了神圣不可侵犯之感，多见于凤合画，意为龙凤呈祥，多二龙抢珠纹。
嘉庆以后，龙纹大量出现于瓷
器上，大大世俗化，婴戏舞龙，龙穿花等，龙大大失去了神圣威严的权威形象，龙纹越是到后期，越彰显出老气横秋之意，代表清朝日益衰微的国力。龙身变得稍细，没有三代的那种生动，富有神采之感。
龙纹是瓷器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于瓷器历史，富有意味，极具品味的题材，了解了瓷器上龙纹的发展变化，对于增加对瓷器的了解大有裨益，同时也是欣赏瓷器和鉴定瓷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审美比较
中国瓷器对土耳其瓷器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审美研究，可以得到审美变化给瓷器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审美的发展与土耳其瓷器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何种密切关系。
本篇论文关注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审美比较，以及他们在形式、材料和造型内容之间的关系，介绍包括造型，色彩，文化，图案纹样等工艺美术材料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表现能力。探讨为什么土耳其瓷器和中国瓷器会有不一样的审美观；雕塑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材料的改变，是否随之而来所表达的内容、想法也会有所改变。
土耳其瓷器
中国瓷器的美丽让奥斯曼艺术家创作瓷器时得到灵感和借鉴。丝绸和陶瓷的质量让奥斯曼人羡慕，瓷器上图案纹样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艺术家。在后来过程中，奥斯曼艺术家做瓷器时受到了中国瓷器图案的影响。从15世纪，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影响奥斯阿曼的陶瓷。在土耳其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制品已成为代表土耳其文化特色产品。在土耳其，会发现很多瓷器和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如此相似，又极具异域风格，原因就是，土耳其瓷器和中国之前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拥有一条陆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景德镇瓷器皇室玫瑰英式描金骨瓷咖啡具
中国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陶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文化是其中精彩的一笔。尤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陶器就像一个淳朴的母亲。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陶器一直都很重要。陶器是人类真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水、火、土、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化学成分，创造出的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物品。1300多年以来中国瓷器除了欧洲国王以外，阿拉伯君主国王也表示赞赏。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蓝色和白色瓷器里如果有中毒食品，瓷器转换为黑色。
每个朝代瓷器上有一些变化，有的朝代色彩有变化有的朝代是造型有变化。 商代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瓷器。至西周晚期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制作精良、纹饰细密，可以说进入了南方早期青瓷器的鼎盛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而且其纹饰也趋多样化。这情况来说；在中国各个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瓷器的造型有变化。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几个方面的关系
瓷器是因其透明、易碎、耳鸣、耐热的特点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的瓷器都收到别国艺术家的喜爱。中国是英文翻译便是“陶瓷”的意思。 这是因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感兴趣。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是唯一和无价的。这情况来说中国瓷器的美丽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画家。奥斯曼帝国坚持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不断创新。
1.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 距中国遥远，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中亚地区，与中国为邻，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而这种情结代代相传。中国与土耳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时，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中国瓷器输往奥斯曼帝国经海路者为多。这情况表明中国瓷器影响了土耳其陶器。
2.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文化交流
土耳其画家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美丽。这情况来说；中国青花瓷符合伊斯兰教的艺术审美， 受到奥斯曼苏丹和皇宫贵族的宠爱， 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奥斯曼苏丹经常用青花瓷盘、瓷碗进餐，并宴请外国使臣。奥斯曼苏丹苏菜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 他在位期间，托普卡迫皇宫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 专门服务于苏丹。皇宫至今珍藏着上万件中国瓷器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古代的青花瓷。
3.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瓷器的传入对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中国的新工艺技术，使得土耳其瓷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传统的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之后并未受到欧洲人的欣赏。17世纪后，随着中国瓷器运销西方各国，中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风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结论
一直以来，中国瓷器和土耳其瓷器在不断发展。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从瓷器的角度，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历史、技术等。这篇论文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形式更表现了一种行为艺术和一种人生态度。“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如果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应该理解这个国家的艺术。瓷器艺术和当代的艺术，为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开拓了道路。
梳理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打开亚洲视野
不久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谢明良在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就日本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番检视，介绍了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书籍、杂志和相关学者。
古染付水瓶
赤绘茶碗
磁州窑钵
法花茶碗
五彩盘
三彩女子
我想就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做些报告。我起先想到欧美地区有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尽管很杰出，但（关于）整个社会的一些交叉学科，在中国方面并未引起太多公认和共识，而反观日本的中国陶瓷史研究，累积的成果非常多。理解日本的研究历史，对今后陶瓷史的发展、研究的倾向、应注意的方向应有所启发。我一直相信唯有在掌握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才能酝酿问题意识，评估问题的可行性和自己研究的位置。因此以下我将介绍日本的研究状况。
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套书
《景德镇陶录》。该书是中国嘉庆年间的一本关于陶瓷尤其是的专著。日本在光绪年间就已翻刻，可见日本对中国陶瓷的喜好或好奇很早就有。特别是江户时期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的“汉籍”，其中不乏有关中国文物的叙述。他们很积极地吸收图书中所涉及古物的信息。
《陶器讲座》，1930年代。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欧洲等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当时日本就已经积极地对陶器进行整理，并且已表现出他们的特色，即所关心的议题都很前沿；现在也依然如此。
《世界陶瓷全集》，1950年代，河出书房出版。全16册，其中一册主题为现代陶艺（第16卷现代篇），中国的部分占其中5册，分为上代篇（上代指从史前至隋唐以前，第8卷）、隋唐篇（第9卷）、宋辽篇（第10卷）、元明篇（第11卷）、清朝篇（附安南、泰国，第12卷）。还包括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陶瓷器。这是日本陶瓷史研究最好的年代，高手云集，当时诞生的许多成果至今都难以超越。
《陶器全集》，1960年代，平凡社出版。按专题分成多册，如元、明初的青花、釉下五彩、青瓷、陶俑、辽代陶瓷、唐三彩等。
《陶器讲座》，1971年，雄山阁出版，用了与1930年代的《陶器讲座》一样的名字，并且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也有一部分重复，但内容是全新的。中国第二阶段（主要是宋代）的部分由著名的小山富士夫先生执笔。小山富士夫是日本在中国陶瓷史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陈万里先生，对中国青瓷下了很大的功夫。
《陶瓷大系》，平凡社出版。内容包括日本、东南亚、中国等亚洲地区而无欧洲。第47册是东南亚（安南、泰国），第48册是伊朗那边的波斯陶器；第33至46册则是中国的部分，由不同的作者执笔。这是日本编写此类套书的一贯做法，就是一位或几位作者担当一册，很少有研究中国陶瓷的日本学者书写通史。
《世界陶瓷全集》，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小学馆出版。这套书是按照1950年代河出书房编排的方式编辑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案头经常参考的书籍。当初这套书编成时，他们曾发出豪言，认为五十年之内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套书出现。1970年代至今，刚好50年，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能超过它的套书。
《中国陶磁》（《中国的陶瓷》），1990年代。这套书大家可能更熟悉，因为现在活跃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弓场纪知等）参与了编写工作。与平凡社的《陶瓷大系》类型相似，只是仅包括中国部分。
日本关于陶瓷的专业杂志
《陶磁》，1927-1943，小山富士夫等人创办，刊登了不少不错的文章，持续了十多年后停刊。十几年前有复刻版。
《烧趣味》（陶瓷的趣味），也是一本早期的陶瓷史学者经常投稿发表的杂志。
《茶碗》，也有一些关于中国陶瓷的文章。《茶碗》、《烧趣味》等杂志内容以中国、日本的陶瓷为主，偶涉西洋。虽然这些杂志很老，但经常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很好的著作，然后发现自己想出的好的点子或是想做的议题往往早就有人做过了。当然我们现在能用的材料比当时的学者多很多，但原创性很多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
《陶说》，月刊，现在仍在出版。
《东洋陶磁》（东洋陶瓷），年刊，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主编，创于1973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学术性很强。
《贸易陶磁研究》（贸易陶瓷研究），年刊，三上次男等创办于1981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贸易陶瓷，也即我们常说的外销陶瓷，是日本陶瓷学者关心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的许多遗址出土了中国陶瓷，数量极多，至1990年代，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点已有七千多处，而发掘报告就在该刊物上发表。许多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中国陶瓷不一定有特别的见解，但一旦发掘到中国陶瓷，为了书写一篇好的报告，会自己作一些研究。所以日本的陶瓷研究有很多人在进行，有时他们并非专业，只是因为发掘到材料后，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与他人的报告有所不同，“不同”意味着必须关注一些细的项目，因此他们的分工非常细致。但脱离了那些材料后他们可能就（对陶瓷史）兴趣不大，有些像半兼差的性质。
《白水》，三上次男教授及其友人、学生等创办。这些学生和他欣赏的年轻人常在他家聊天，交流关于陶瓷的一些意见，由此有了这本杂志。三上逝世后停刊。载有三上的旅行记。
《亚州古陶瓷研究》，龟井明德先生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下创办。由于资助有一定期限，原本就计划只出版三四期，事实上确实在四期后停刊。但杂志的印刷很精良，附有彩色图片，收录了不少他的调查，特别是对元青花的一些资料性的报道。
日本学者
为便于介绍，我按自己的理解对日本以往的陶瓷史学者作了分类。这些学者各有不同背景，因此就有不同学风、不同陶瓷史的操作技艺。
A类：主要是历史学者，包括历史考古学学者。
爱宕松男，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宋元史，熟知宋词，精通文献，对陶瓷也很有兴趣，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景德镇陶录》，对后者所作的注释很精良。中文的《景德镇陶录》注释可以找到两三个版本，傅振伦先生的版本就体现了较强的功力，但也不如爱宕松男的译注详细。并且他很早就关注到宋代文化与陶瓷的关系，以及唐三彩等议题。从宋代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研究陶瓷史，爱宕松男做得很好。他的研究都是从文献出发。我们今天认为仅根据文献，或以文献为主、以考古为辅，虽然不错但过于倾向文献；然而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考古材料，有时也很缺少文献方面的资料，爱宕先生等人的成果就提供了莫大的补足。
佐久间重男，主要研究明代史，后关心景德镇，也作了一些景德镇的研究，同样精熟文献。中国学者讨论明代官窑何时产生，有人说是洪武，有人说是建文，而佐久间先生认为是洪熙；他们从文献也可以作出一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判断。
吉田光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科学史。对世界博览会很有兴趣，对陶瓷也颇具见识。虽然他不如一些陶瓷史学者来得专业，但他研究的广度和观察的深度甚至超过了不少陶瓷史学者，像他写的《工艺与文明》（工芸文明）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后来出版了新版，叫做《工芸社会史》，从包括使用在内的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了写制陶工艺中的辘轳，他整理了世界各国的与陶冶有关的书和画册，共找到约60版本，因此熟悉各种辘轳的构造。而且他对伊斯兰陶瓷也很熟悉，写过《西亚（波斯）的陶瓷》（）等，考证过青花瓷器的颜料、早期玻璃的化验。当时日本的科学史学界就以他、薮内清和稍后的山田庆儿（山田庆児）为翘楚，他们是可以和英国的李约瑟直接对话的重量级科学史专家。
岡崎敬，考古学家，龟井明德、弓场纪知教授等是他的学生。他参与过冲之岛遗址的考古，对东西交流很了解，写过不少关于陶瓷的东西交流的文章。
B类：非专业的陶瓷史学者。
中尾万三，药学博士，在中国生活过很久，在大连和朋友组织过“陶雅会”。其所著《西域系统的中国陶瓷》很有名，讲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到汉绿釉、唐三彩、铅釉陶系和玻璃。他也写过有关青花颜料，写过茶道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讨论中国陶瓷与茶的关系，涉及茶、茶器、斗茶、吉州窑的叶纹天目，很有见地。还考证过《茶经》中的记载，是什么样的茶会有《茶经》所说的颜色。另外对高丽青瓷也很有心得，所作的年代区分今天看来也基本准确。
小林太市郎，是个哲学家，早年留学法国。他最重要的业绩是在佛教艺术方面，也写过关于王维的著作，对日本陶瓷（如乾山）也有所关注。他对陶瓷史领域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并注释了不少17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作品。有一本很好的著作是《中国与法国的工艺美术》。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与法国的交流，提到壁毯、家具、玛丽王后的收藏，而这些问题他早年都已研究过。他也同样精熟文献，著有《中国陶瓷见闻录》，收集了所有与名窑陶瓷相关的诗文（包括越窑、建窑、唐代白瓷）。诚然，他的作品晚于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陶瓷史略》；陈万里在《中国陶瓷史略》和《瓷器与浙江》中整理了有关越窑的文献著作。但小林太市郎不仅继承了陈万里先生整理资料的用心，还作了一些关于诗人的考证，对我们很有帮助。
水野清一，考古学家，与长广敏雄所作的云冈石窟的调查最为闻名。对佛教艺术、商代玉器和铜器等也很有见地，曾带领京都大学考古队到中东地区作调查。陶瓷对他来说好像是个兼差，但他写过陶瓷方面的著作，如《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卷）、《隋唐陶瓷的源流》，后者是1950年代《世界陶瓷全集》收录的文章，至今看来仍是经典。水野先生在当时材料很少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几乎全都得到后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这就是一个研究者的才情。
C类：米内山庸夫，外交官，曾在杭州任领事，对中国陶瓷很有兴趣，在中国进行过德清窑、越窑等窑址的调查，采集过南宋官窑的标本。他对中国的文史也有深厚的感情，曾翻译过陆游的《入蜀记》，也写过一些满蒙的游记。（我到日本念书时，在青森乡下，资料缺乏，但米内山庸夫是青森人，他把他的书捐给了县图书馆，根本没人去看，只有我在那个空旷的馆舍里幸福地看他的书，书上还批注了不少意见，所以他对我来说很亲切。）
小山富士夫，谈到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必定要给他很高的评价。小山先生本身是陶艺家，自从看到中国宋瓷后，放弃了制作陶瓷，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陶瓷了，于是干脆转而研究中国陶瓷，这是他有趣的经历。而且他在早期是社会主义者，家境富裕，战后日本很穷，他就烧热水给街上的流民洗澡。他在早期搜罗、介绍了很多西方和中国的文献。写过一些重要的书，包括仿照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而写的《支那青瓷史稿》，也去越窑遗址作过考察。日本有些学者将定窑的发现也归功于他；当然我们知道应该不是他，而是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在1930年代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已提到曲阳县涧磁村。另外，他的弟子长谷部乐尔也是一位重要学者。
三上次男，原本是研究北方金史的学者，后来对陶瓷也有兴趣，主要关注外销瓷。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陶瓷之道》，有中文译本。他对伊斯兰陶器也有所涉猎，所以常将中国陶瓷与之作比较。由他书写的报道性的旅行记也很有价值，介绍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的东南亚和中近东地区的情况，其中也间杂着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虽然今天看来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主要是翻译或编译欧美学者的研究，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早期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其实是英国，其后转向日本，现在可能已回归到中国；日本现在活跃着的学者较少，境况也比较困难。）
佐藤雅彦，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书。他是专业的陶瓷史学家，著有《中国的陶俑》、《中国陶瓷史》等；很少有日本学者能写中国陶瓷史通史，而他能做到。
长谷部乐尔，是目前健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学者中可誉为最有陶瓷史观的学者。很多陶瓷史专家没有什么史观，有专题研究的能力，但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陶瓷史的脉动，长谷部乐尔就是个特殊的例外。但日本学者有个特殊的学风，就是很少有人只研究某一个类别（如青瓷、白瓷、宋代），他们要求能掌握通史，而且是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在内的亚洲陶瓷的通史。所以他们那一辈懂中国陶瓷的人，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陶瓷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素养，有的甚至能就全部这些方面写书。像长谷部乐尔也写过高丽青瓷，前阵子写了《印度支那的陶瓷》，都写得很好；对越南五彩的分期、编年，也做得不错。这种广及全亚洲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此才能评估中国陶瓷的位置。中国陶瓷可能很好，但口说无凭，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优劣；或者，有时中国陶瓷已经看不见的一些现象出现在国外的陶瓷上，礼失求之野，这种情况常见。有了亚洲的视野和对学术史的掌握，就能设定议题，并且评估自己将来的地位，甚至写作前就知道即将写成的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价值是否持久。
三杉隆敏，在日本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在一个小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但他对中国陶瓷的输出尤其青花瓷有极大的热情，曾亲自到伊朗和土耳其拍了很多图片，也写了很多著作。“陶瓷之路”的概念其实是他最早提出的，虽然大家可能只想到三上次男。有些学者以前写过很好的作品，但竟然没有被发掘出来，假设我们有能力把它们发掘出来，与大家共同欣赏，那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
亀井明德，早期从事考古学，在九州整理越窑青瓷，其间受小山富士夫的赏识。他在日本其实不算主流，因为他说他太想和太多人接触，所以辞掉了很多工作专心研究。他最近编写过非常重要的元青花资料集。这位学者对研究史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知道编资料集的宿命，花了很多精力编出的资料集，许多学者参阅后就直接去找原报告，所以资料集可能不会在史上留名；但大家从资料集能获得整体的印象，这是他不可埋没的功劳。
佐佐木达夫，是三上次男的大弟子，原本在金泽大学教授考古学，也研究中国近世陶瓷，著有《元明窑业史的研究》，后来转行研究伊斯兰陶器，并长期在中东进行考古发掘，对伊斯兰陶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曾写过《青花技术的起源》，遗憾的是该文用到了浙江的那两个有问题的例子。但他仍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也有不少好的学生。不知在日本研究领域的设定是否有默契，像他所在的金泽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研究高丽的陶瓷，而鹿儿岛的学生会研究泰国陶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则研究越南陶瓷，这样一来就能把不同地区的研究串联起来看。其他国家的东南亚艺术研究很少像日本这样进行，比它资深的欧美国家如法国，研究东南亚的艺术不会只研究陶瓷，而会把雕塑、织品、语言、风俗等都包括在内。像日本这样每人只研究东南亚一个国家的陶瓷，能做得非常细致具体。在东南亚艺术领域可能很少有人认同，但在陶瓷史领域就很有帮助，产地、窑址、年代都研究得很清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做法，法国学者对此就会嗤之以鼻，但反而也要引用日本学者的编年成果，这也是颇为吊诡的现象。
弓场纪知，著有《青花之道》等。
D类：斋藤菊太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担任《世界陶瓷全集》丛书主编。一套丛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找到什么样的编辑和作者，而斋藤先生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本身是日本陶瓷史的学者，写过《古九谷新论》，对中国陶瓷也很了解，有文章讨论元青花与戏曲的关系，素养非常高。
满岡忠成，主要研究日本文化史、茶道，著有《日本人与陶器》等，该书写于194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怎样从文献看待本国的陶瓷，又是如何接受从室町时代开始出现的中国陶瓷，当初如何评价、如何使用。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对非日本人或不熟悉日本陶瓷的人而言是很好的入门读物。缺点只有图片较少，另外行文风格较为古奥。
藤岡了一，研究过青花，很早就在《陶器讲座》中对至正样式的器物进行编年。
E类：科技方面。
山崎一雄，做科技化验。在陶瓷史方面，很有问题意识，有目的地测试标本。西田宏子，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贸易史方面也有所关注，不过主要兴趣是日本茶道、东南亚陶瓷，也研究过与茶道有关的漆器。现为根津美术馆副馆长。矢部良明，现兴趣转向茶道。早期是杰出的陶瓷史学者，其杰出在于魄力。写过一系列很好的论文，包括关于青花的文章，文笔也很优美，又极有见地。著有《中国陶瓷史八千年》、《日本陶瓷史一万二千年》等。我们今天谈早期白瓷的起源，有时会说到白瓷和铅釉的关系（如范粹墓的例子），这其实是他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的。研究中国陶瓷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只关心中国陶瓷，就意义不大，只是完成弄清时代和窑址的基本任务而已。最后总要与文化史结合，否则前进的空间很有限。矢部先生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后来就转向文化史研究，主攻茶道。日本茶道是一个很难接触的领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杂志、展览、博物馆，参与者都生活富裕。矢部先生却能闯入这个圈子，而且做得不错，出的书已超过十本，只是已经离中国陶瓷史很远了。
内藤匡，主要进行陶瓷化验。与山崎一雄不同的是他对中国古陶瓷作过针对性的研究。叶喆民早期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大量参考了他著作中的内容。
尾崎洵盛，是一位爵士，参考当时法国、美国等地的译本对《陶说》作的译注，是我认为至今为止最精良的。也关注清代陶瓷，精熟中国文献。在《支那陶瓷小考》一书中提到过定窑红瓷等故事；今天我们关心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的版本问题，他也在半个世纪前就谈过了。虽然我们掌握的考古材料比前辈学者多，但似乎没有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本领。假设我们能将以前学者的成果当作宝贵的资产，认真地阅读，那将会有很好的成就。至少我们能知道自己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处于何种位置，应带给学生怎样的愿景。
三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作者简介】易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成都610071）
【内容提要】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陶瓷考古发现颇丰，围绕这些发现而展开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和细化。本文拟对主要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初步展现三十年间我国陶瓷考古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陶瓷考古/发现/研究
一、绪言
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开始逐渐走出单纯的清赏雅玩和文献考据范畴，出现以窑址考古调查与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新方式，学界对古代陶瓷器的关注也进入到以“二重证据法”为指针的研究阶段[1]。这时期里，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书斋，跑到杂草丛生的古窑址上捡瓷片的“导乎先路的拓荒者”[2]。从1928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收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开辟了我国陶瓷考古的新途径[3]；叶麟趾先生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并解决了定窑窑址所在地的问题[4]。周仁先生是我国现代陶瓷学的开拓者之一，其1930年发表的《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是国内第一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探讨古代陶瓷工艺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欧美、日本人士对东北及南方的部分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盗掘，一方面对我国的文物古迹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线索。新中国成立后，陶瓷考古与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至70年代末时已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和成果[5]，主要表现在：1.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占省区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学界已经基本弄清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对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定名、东汉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盐学界的普遍认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体系；2.对各时期窑业横向发展状况的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如确定了一批陆羽《茶经》中记载的唐代著名窑口，而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是已发现窑址最属时间段最集中的朝代，进一步明确了“窑系”[6]的概念；3.大量的考古工作还解决了许多传世和墓葬出土物的窑口问题，而后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窑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4.个别专题的研究应运而生，如对“原始瓷器”及青花瓷起源问题的探讨，外销瓷问题也已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5.60年代成立的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瓷片标本进行了一系列理化测试，为了解历代名窑的工艺特色奠定了科学基础，从而开辟了古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近三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陶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科的分支在国内的发展日趋成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令人瞩目。
二、重要窑址的发掘与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对瓷窑遗址开展的工作主要以考古调查为主。近三十年来，田野发掘已成为陶瓷考古工作获取资料最重要的来源。更要指出的是，这些发掘已不光是配合基本建设，更多是为解决某一学术课题而主动发起的，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发掘能弄清陶瓷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原始瓷器”烧造窑址的发现。
从以往的考古发现看，原始瓷器在我国南北方的居住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出土，然而却少见烧造这些瓷器的窑址。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由此进一步证实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明确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7]。在这些窑址中既有原始瓷，也有印纹硬陶伴出，有学者也因此推断二者可能同窑合烧[8]。
(二)越窑。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对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重点单位还作了测量记录，在上林湖窑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也是有史以来对越窑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况，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青瓷与越窑》[9]。
进入90年代，对越窑的工作以大规模考古发掘为主。1990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一次对上林湖等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在低岭头窑址的试掘中出土了一类与汝窑及南宋乌龟山官窑产品风格相似的瓷器，提出了“低岭头类型”，[10]首次把越窑烧造下限推至南宋时期，对越窑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1998-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了两期发掘[11]，揭示出其烧造历史，为越窑文化、贡瓷和秘色瓷、越窑与宋代官窑的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该窑址的发掘也同时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三)邢窑。
位于今河北省内丘和临城两县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地带，是唐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之一。1980年8月，“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在岗头村古窑址群中首次发现唐代遗迹，之后祁村等地又发现一批唐代窑址及瓷片标本[12]。1984年春，内丘县文物保管所于老唐城和磁窑沟附近找到17处隋唐窑址，并采集到“盈”字款细白瓷片[13]。1987至1991年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邢窑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试掘，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产品，种类的时代特征[14]。2003年，内邱邢窑窑址又出土一批“盈”及“官”字款瓷器标本[15]。
近年来有关邢窑探讨最多的便是“盈”字款问题，除了窑址发现外，二十多年来带这类款识的邢瓷标本还在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不少，目前对其涵义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多数人推测的与唐代宫廷内“大盈库”有关[16]；而以发掘者为代表的则认为“盈”字款当与其他字符一样是代表制作窑户的标识[17]。
(四)长沙窑。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其产品多样，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窑址自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18]。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法有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的产生无“首创”可言；其二，认为长沙窑彩瓷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19]。
(五)耀州窑。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铜川工作站”，从此对该窑址展开了为时11年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揭示出该窑唐、五代、宋、金、元明五个文化堆积层，确立了其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20]。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及各种彩绘瓷，找到了五代地层的淡天青瓷和“官”款青瓷，澄清了传世“东窑器”[21]的问题。其发掘成果被编写为唐、五代、宋、金元明四部大型考古报告[22]，系统区分出从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从而为学界深入研究该窑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田野资料。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出土材料，对以往被比定作“柴窑”[23]的五代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24]。
(六)磁州窑。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共清理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出土的大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现[25]。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但极为珍贵。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另外，发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究，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元时期，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常有限。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最新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新确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并对其产地、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分的考证与论述[26]，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内容。
(七)汝窑。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的关注[27]。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考古发掘。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找到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等设施，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丰富了人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确认了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同时结合年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28]。
(八)钧窑。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曾基本明确了院藏“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花石纲”的需求有关[29]。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亦指出其烧造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其本身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30]。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的纪年宋钧材料，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钧瓷，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更有学者认为所谓“官钧”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31]。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1年至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历金、元二朝，至元末明初停烧，并再次确认钧窑“代汝而起”[32]。尽管如此，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九)南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5-1986年，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窑炉1座，复原瓷器23类共70多种型式，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进一步确认此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郊坛下官窑”。发掘者推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停烧于南宋末年[33]。
另一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于1996年9月因受洪水冲刷被发现，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1998年、1999年至2001年，同单位对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曾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4]。共清理出窑炉、作坊等一批烧瓷遗迹，同时出土24个瓷片堆积坑及大量能够复原成型的瓷器残片。通过发掘工作证实，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所在，即一般所称的“修内司官窑”，另外发掘者还根据对出土瓷片的理化测试推测该窑址的元代地层可能便是传世“哥窑”器的烧制地点。
(十)龙泉窑。
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初至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分组对龙泉市东郊的紧水滩电站工程淹没区(龙泉窑东区)进行了发掘工作。其中浙江组负责的山头窑、大白岸、源口林场三个地点共发现窑址十余处，清理出窑炉、作坊区等大量遗迹，收获了为数众多的瓷器、窑具等遗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明确了龙泉东区烧造青瓷的历史比金村、大窑一带明显偏晚[35]。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又联合对位于龙泉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部分出土瓷器、窑具上带有“永乐九年”纪年文字及“官”、“三样三个”等款识，解决了明代早期地层产品的性质问题，确定这处窑址是为承接官府订货、烧造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36]。
(十一)川渝地区的瓷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延续至宋元之际，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以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釉彩绘瓷窑场；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场；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场。
邛窑是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窑址，1984至1988年[37]、2005至2006年[38]、2007至2008年[39]曾先后三次对十方堂及固驿瓦窑山两个地点作过田野发掘，揭露出龙窑、作坊及居住遗址若干处，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瓷器和窑具，其生产面貌可大体划分作南朝至隋代、初唐至盛唐、晚唐五代、两宋四个时期[40]。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6年对大渔村窑区进行了短期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其烧造年代为隋至唐代中期，属邛窑范围内较早时期的烧造地点，但该窑的始烧年代能否早到隋代以前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明确[41]。
(十二)辽代瓷窑。
辽代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辽的五京及附近地区，其中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缸瓦窑曾于1982年由赤峰市博物馆做过调查，1995-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先后三次对该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主要有辽金两个时期，金代是缸瓦窑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辽代的堆积较薄，发掘所获产品参照纪年辽墓辽塔出土物，时段主要在辽代晚期，辽早、中期的遗存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42]。
北京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1991、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43]，其产品以白釉及三彩为大宗，白瓷可分为粗细两大类，并以粗者居多，细者在风格特征上与定瓷相类。三彩器中已不使用铅釉，而改用硼砂釉，这是龙泉务窑制瓷工艺中的新发现。龙泉务窑的发掘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补充了关于辽瓷的缺环，进而证实辽代陶瓷手工业中心当在辽的燕京地区。
(十三)西夏瓷窑。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掘[44]。此外，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予以了肯定。1983年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1984-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行了三次发掘[45]，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量瓷器残件，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器面貌，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业。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1987年做过调查，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46]，证实其与瓷窑堡窑时代相当，均在西夏中期前后。通过分析比较，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窑场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十四)景德镇明御窑厂。
1982-1994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珠山明御窑厂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关于明御厂的始建年代，学者间素有分歧，发掘新材料证实洪武二年说更合于史实。通过发掘也展现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洪武瓷器，同时对永乐官窑产品有了全面认识。出土的大量甜白瓷、“赐赉瓷”和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伊斯兰风格，说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伊斯兰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47]。
2002-2005年，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48]，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专题研究
(一)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1976年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发现一处东汉时期的瓷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罍片经理化测试表明已经符合瓷器的标准[49]，据此学术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50]。2003至2005年发掘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墓中出土青瓷质乐器、礼器、生活用具等五百余件，其数量于同时期墓葬中罕见，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51]。这批瓷器的胎釉特征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原始瓷，有的专家更将其视为成熟瓷器，并据此将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中晚期提前至战国早期。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势必将改写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我国陶瓷史的体系。
(二)釉下彩起源问题。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同时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唐青花”的瓷片材料，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国瓷器中的釉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8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即对此持肯定态度[52]。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首次有可能将这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53]，但之后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2年以后，南京六朝都城内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54]，其装饰手法也与1983年发现的一致，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限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相关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三)秘色瓷问题。
“秘色瓷”这一称呼在唐宋以来的笔记、诗文等史料中时有出现，其既是珍贵的陶瓷文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对于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笼罩于迷雾之中。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发现的14件青瓷器和衣物帐碑，不仅为研究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可靠材料，而且也明确了这类瓷器的真实面貌[55]。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如何理解“秘色”二字，如何看待“秘色瓷”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1995年初在上海召开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56]。1998-1999年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使得对上述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秘色瓷实际只是一个名称并作为商品的牌号，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青瓷的代名词。它们也并非官窑所产，而是民窑烧造的贡品[57]。
(四)唐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扬州唐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青花瓷枕残片[58]。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其分析后认为属于用钴作釉下彩料烧制的青花瓷，并根据测试数据推测其产地可能在河南巩县一带[59]。进入80年代，扬州遗址又陆续出土了几批同类瓷片材料[60]。这一时期河南省轻工业厅在巩县窑采集到很多青花瓷片，经测试蓝彩的呈色亦为钴、锰等原料，首次将以前对产地的推测与实物证据对应起来。1990年4月国内召开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上便对上述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多年来的工作已使得唐代青花瓷课题的研究取得较大成绩：1.唐青花瓷的存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2.唐代具有生产青花瓷的条件，巩县窑应是其产地；3.唐青花瓷所用低锰、低铁、低铜钴料是从国外输入的；4.唐青花所绘纹饰具有异域风格，可能主要是作为外销产品而出现的；5.过去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青花瓷是在伊斯兰陶影响下而生产的，但事实证明我国早在7世纪已用钴料装饰器物，8世纪已在巩县窑生产出青花瓷。那种认为伊斯兰陶工发明了青花技术的观点，显然是对中国瓷器史缺乏全面了解而得出的误论[61]。
(五)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建国以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数众多的三彩器，但直到80年代，烧造三彩的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唐代三彩器的研究。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近年于唐长安城醴泉坊[62]、山西浑源界庄[63]等地都找到了烧三彩的窑址。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解。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7世纪就已出现，盛唐后继续生产；唐三彩不仅有明器，也有日用品；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烧造温度在1100～1200度之间，而且玻化程度较高，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唐三彩输往东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否输往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8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结果与萨马拉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并对当地陶器产生了影响[64]。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65]。
(六)对纪年陶瓷器的关注。
数十年来，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带明确纪年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络。1994年，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211座墓葬和11座塔基出土物，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的陶瓷面貌[66]。2004年，刘涛利用大量出土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分别对定窑、耀州窑等六个窑口及“磁州窑类型”瓷器、青白瓷、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7]。此外，这一阶段里另有《宋元纪年青白瓷》[68]、《浙江纪年瓷》[69]等成果问世，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七)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外销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60、70年代时已发表论文数十篇，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70]。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等曾撰文介绍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就相关问题作了分析[71]。进入80年代后，随着外销瓷实物材料增多，外销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一大热门课题。如对唐扬州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批国外所发现的陶瓷品种，证实扬州在当时是国内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之一。此外，学者们还将晚唐至北宋初期流播到今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中国外销瓷归纳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广东地区的青瓷[72]。1980年，福建德化召开了德化窑学术讨论会，其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水下考古研究室，从1989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广东台山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等地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近年来又在西沙一带调查收获了大批我国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标本，对研究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提供了一手材料[73]。1989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的“陶瓷之路”展，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古外销瓷方面的一次重要合作[74]。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BatuHitam)沉船是近年来外销瓷研究中的又一宝贵材料，船上出水的中国陶瓷器计有6万余件，产品涵盖晚唐时期南北多个重要窑口，目前相应的研究已颇为深入[75]。最近，同一区域的印坦(Intan)[76]及井里汶(Cirebon)沉船[77]出水陶瓷器更为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总而言之，多年来我国的研究者已在外销瓷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的问题包括生产窑口、输出港口、输出路线和范围、产品及数量、内外销产品的比较、外销瓷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特点、外销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外销瓷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等，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陶瓷外销史。
与外销瓷相比，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址发掘情况看，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如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20多个窑口的瓷器[78]，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79]、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80]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其中不乏精品之作。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为研究当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贵材料；此外，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81]，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总体而言，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瓷[82]，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83]、及元代青花瓷国内行销状况[84]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其中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目前对后者的研究较深入，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85]，这些都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八)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86]，这是第一部全面、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性著作，也是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外，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时期先后出版了《四川古陶瓷研究》(1984年)[87]、《湖南陶瓷》(1988年)[88]、《河南陶瓷史》(1993年)[89]、《福建陶瓷》(1993年)[90]、《江西陶瓷史》(1997年)[91]，这些都成为对《中国陶瓷史》的重要补充。
四、研究方法的新动向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相同，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往往以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缺乏新意，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仅叶麟趾、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对几处重要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从而拉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帷幕。建国后30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积累，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充分。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多，研究者思维的拓展，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具体，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在对窑址的研究中，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化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包括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等；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某些陶瓷器造型上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器物本身，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史的目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窑系”概念的讨论[92]，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感到局限性的存在。
(二)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两个方向的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不少的大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这时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问世，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成果[93]。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古陶瓷研究中，如1982年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三)专题研究的增多。
经过近30年的工作，至80年代初编写《中国陶瓷史》之时，学界对于我国陶瓷发展史的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这还不足以反映陶瓷史上的诸多问题。为丰富陶瓷史的内涵，一些专题受到空前重视，从原始瓷到唐青花、秘色瓷，再到两宋至明清的官窑制度[94]、古外销瓷、窑业技术[95]等，学者们认识上虽多有分歧，却活跃了思想，也为今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有关辽代陶瓷的专题也已逐渐成为热点之一[96]，对以往并不清楚的金代陶瓷面貌也有了逐步掌握[97]，学术界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制瓷手工业同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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