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素丽瓷砖。
在今年三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学院陶瓷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受访时表示，收藏市场非常多元，别用“雅贿”给贴标签。针对近期有关“因‘雅贿’兴旺，因反腐导致市场萧条”的言论，何炳钦表示，“雅贿”不过是附着在陶瓷艺术品上的“污泥”，无法阻挡陶瓷艺术的发展。
传因雅贿兴旺：反腐后生意萧条
刘伟还说，“雅贿”的现象存在很久了，绝非景德镇独有。但凡这些高端艺术品，都是小众市场。能消费的，绝对是政商界的成功人士。著名画家范曾不也说过，他的画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刘伟是安徽人，早年在北京、深圳经营艺术品生意，数年前来景德镇，也将自己的经营范围锁定在瓷器领域。他表示，前些年景德镇的瓷器市场，的确陷入畸形的繁荣。省委书记的夫人是“艺术发烧友”，几名市领导又是“艺术大师”。有外地人开玩笑说：“贵圈颇乱！”
“于姐”出手
苏荣在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的几年中，他的夫人于丽芳是景德镇的常客。据报道，于丽芳在景德镇收走的瓷器，足有好几个车皮。
刘伟表示，自己曾在一次饭局中见过于丽芳。于丽芳到景德镇来，前期都会有市领导陪同，后来对当地情况熟了，不同政府打招呼，直接带人来景德镇。“在景德镇瓷器圈里混的人，见一眼于丽芳不难。”
对那一面之缘，刘伟回忆说，于身边有几个随从，但她对人还算客气。见到年纪比她小的陶瓷艺术家，人家称呼她“于姐”，她则叫别人“老师”。
刘伟承认，景德镇许多做瓷器的人，其实“沾了于姐的光”。刘伟讲到苏荣落马之后的一次聚会，有一名艺术家对于苏荣夫妇颇有微词，说苏荣耽误了江西发展，还说于丽芳从自己这里收购了一件瓷器，只给了很少的钱。因为是朋友，大家说话很随意，马上有人站出来说：“你这话可是言不由衷！于丽芳从你那里拿东西，哪怕不给钱你也不吃亏。”
刘伟解释说，于丽芳因为身份特殊，几乎成为收藏界的“风向标”。她从谁那里收了东西，这人的身价立马抬升。
他说起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于在景德镇收了一件瓷器，此后不久，听说她竟然以高价转手了。这件瓷器的制作者，与刘伟是朋友，刘伟也收藏有他的许多作品。一听这个消息，刘伟还有些不平，心想省委书记的老婆就是不一样，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到了人家手里竟能卖高价。但此事之后，艺术家朋友的身价上涨，刘伟也出手几件瓷器，回收了部分资金。
刘伟说：“于丽芳身份不一样，同样一件东西，由她卖出去跟我们来卖，价格天壤之别。但是，于丽芳高价出手一些瓷器，确实抬高了整体的交易价格。”
景德镇一名陶瓷艺术家告诉记者，于丽芳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更谈不上什么艺术造诣，她所依仗的，不过是背后的权力。可是，别说于丽芳这种身份，有时就连省厅的某个副厅长，都会有人去费尽心机巴结。有一年某国家部委的办公大楼落成，各省厅要赠送一些礼物。有名艺术家和省厅的副厅长有私交，省厅就将这名艺术家的作品送到北京。此后不久，便有几名商人找上门，要高价收购这名艺术家的另一批作品。因为在商人眼中，艺术家应该和部委关系不错，需要时能帮上忙。“就因为这层莫须有的关系，这个艺术家卖了不少自己的作品。”
“大师”的价码
刘伟介绍，中国人富起来的时间很短，还没有成熟的收藏理念，许多所谓的收藏家，不过就是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至于那些喜爱收藏的官员，相当一部分缺乏基本的鉴赏能力。“于是，作品的价值已经退居其次，大家只看艺术家的名气。所以在书画界，人们对于书协、画协主席的名头很看重。在景德镇，很多人开始追逐‘大师’的头衔。”
“大师”背后的确有诱人的经济利益，但追捧的人太多，也出现了泛滥成灾的现象，以至于在景德镇出现了“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据了解，从省级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评选出来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其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
在景德镇为数众多的“大师”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许爱民，另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许的师弟冯林华。许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冯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按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公布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办法》，除了陶瓷艺术修养和政治道德水准之外，凡申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的陶瓷艺术工作者须具备“至少要具有4年以上省级陶瓷艺术大师(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身份”的条件；未开展上述大师评选或评选开展不足4年的省份，至少要具有8年以上高级工艺美术师身份的人员方可参评。
评选过程中就有人质疑，许爱民并无上述省级大师身份。更奇怪的是，在江西初次报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参评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可公示结果中却有许爱民在列。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负责人当时受访时曾表示，江西省后来补报了许爱民，至于为何补报，不太清楚原因。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含金量比“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更高，许爱民因为这个头衔，曾引发巨大争议。彼时身为官场中人的冯林华自然不敢再去蹚浑水，因此对于含金量稍低的头衔也心满意足。后来，冯林华调任学院党委书记，一些人便怂恿他再攀高峰，拿下“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头衔。冯林华却对身边人说：“许书记才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我怎么能和他平起平坐？”为此，还有人说冯林华“懂规矩”。
身为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拿到“大师”头衔，他的作品自然更加抢手。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几次展览会上，许爱民的作品不仅摆在显眼位置，卖得也好。
在一次展览会上，一名上海商人高价买下许爱民的艺术品。彼时，许爱民正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久，这名商人来到景德镇，提出要在当地投资，希望许爱民多加关照。
毕竟是出钱购买了自己作品的富商，许爱民要尽好地主之谊。可吃喝之余，许爱民也表示，投资的事，恐怕还得公事公办。自己既是艺术家，也是领导干部，两种身份要界定好。
精明的上海商人没有声张，只是默默等待解套的机会，直到许爱民到了省发改委主任的位置。
上海商人结识了一名福建籍商人，对方正好在赣南经营稀土生意。于是，上海商人高价把那些出自许爱民之手的艺术品卖给福建商人。福建商人捧着艺术品，数次登门拜访许爱民，结果依旧不理想。
最后，福建商人试图依葫芦画瓢，再做一桩高买高卖的生意，将艺术品出手套现。正在运作过程中，许爱民离开发改委，成为省政协副主席。这些艺术品便再也卖不出去。
一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许爱民最终只是被开除党籍和降职，并未像许多落马官员那样承担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与“大师”头衔有联系。据他了解，许爱民出手作品时，都会参照其他“大师”的行情，不会要价过高。不过，仅仅是按行情办事，就已经是不菲的收入。那些买家难免会有其它想法，但真要找许爱民办事时，他往往并不买账。
繁华过后
关于雅贿，外界一直有“保险”的说法。还有报道称，从一名贪官家里查抄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可在法庭定罪环节，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又发生争议。找到作者一问，作者说成本在几千块钱。最后，也就只能按这个价格定罪。
对于这种说法，景德镇的一名资深藏家并不认同。他认为，用艺术品来搞勾兑，风险其实很大。比如那些高价买了许爱民、冯林华作品的人，现在就亏大了。“其实，就算他们不落马，只要退下来，好些作品也要大幅贬值。”
“还有另一点，就是变现难。”这名藏家说，官员收了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往往很难变现。“这些东西太挑卖家，一般人根本不会来消费。那些专业藏家，整日出没各种拍卖会，到处联系人看货，一年也成交不了几单。官员想通过正常渠道出手，就更加困难。”
这名藏家表示，雅贿现象肯定存在，但究竟占多大比例还不好说。那些接受雅贿的官员，很多也是出于个人爱好。“就说于丽芳吧，如果不是她对于艺术品特别热衷，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是犯不着冒这种险的。她在景德镇拉几个车皮的瓷器，当时就传得沸沸扬扬。”
谈及如今的生意，多名景德镇人士表示“的确清淡很多”。刘伟告诉记者，过去行情好，有人“沾了于姐的光”，现在是很多人都跟着于姐倒霉。“过去说于丽芳在这家店买过东西，其他买家听着也觉得与有荣焉，现在说，人家躲都躲不及。”
景德镇一家艺术品店负责人介绍，江西境内有一所干部培训学院，前几年一到周末，总有学员开车来景德镇收购瓷器。“八项规定”出台后，来的人明显少了。到了苏荣落马，几乎就绝迹了。
至于景德镇瓷器市场的未来，刘伟苦笑着对记者说，高档餐厅生意不行了，还能转行做中低档，但艺术品这个行当，的确很困难。“只能寄希望于新富阶层尽快崛起吧。过去收藏艺术品的，大多是官员，就算商人买了，也是拿来送人。不过近些年，的确有一批有品味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搞收藏并建起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对于艺术品生意的萧条，许多景德镇人士认为并不是坏事。一名当地人士表示，过去的繁荣是畸形的，惠及的只是少部分人。“前些年艺术品市场那么火爆，但景德镇的整体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只有反腐后大环境好了，更多人的日子才会逐渐好起来。(应受访者要求，刘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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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雅贿”：瓷器市价500万 告诉纪委值5千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高端白酒萧条 陶瓷酒瓶订单下滑80%
作为中国最大的白酒生产区，四川今年上半年305户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实现利税220亿多元，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负增长”，企业利润增幅也大幅缩减至2%。五粮液、茅台、国窖1573等一线名酒也纷纷下调今年的销售增长目标。
而这一惨淡景况也直接蔓延到上下游供应商。
陶瓷酒瓶行业跌至谷底
一位在仁怀市茅台镇白酒交易街上从事白酒经营多年的经销商告诉记者，从2012年底开始生意就不好做了。他透露，一些小酒厂大都处于观望，甚至有酒厂退出行业。但即使是茅台，现在也没有两三年前那么火爆了，这一点在包装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任务量至少萎缩了1/3多一点。“近期，茅台酒厂包装车间任务下滑，可能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因为目前是淡季，经销商不愿增加太多库存；第二，今年茅台整体供应量都缩减了，造成了提货减少的现象；第三，因为经销商在配额提前确定的情况下，拿货节奏有一些调整。”
这位熟悉茅台情况的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包装量明显比节前要少很多了，尤其是像五粮液、1618这些高档酒包装量相比去年同期要少很多，很明显，不少高端酒包装车间已经不忙了，工人也不加班了，一般下午4点钟就下班了，像周末也不加班；但是现在低端酒这一块还是没有放假，天天都在做。”
白酒行业人士表示，包装的多少都是根据下游市场情况来定的，一般五粮液根据经销商的打款量来核定包装量。下游市场销售火爆，包装线的包装量就非常大；而一旦下游销售不畅，反应到生产环节最直观的就是包装量的减少。
营销专家指出，在白酒萎缩背景中，中高端白酒受打击最为严重。而作为中高端白酒发力后最为受益的陶瓷酒瓶，随着市场的变化，需求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近年来陶瓷酒瓶已经成为了酒企选择高端包装的主要形式。国内像景德镇、龙泉以及湖南临澧等多地的陶瓷厂家也借助这一时机纷纷转战陶瓷酒瓶领域。可以说，中国白酒高速发展的时间段里，也是陶瓷酒瓶发展最好的时期。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2009年一年之间，某行业龙头企业仅酒瓶业务就已达到该厂建厂30年的总销售量，订单甚至要排到第二年6月以后。而另外一家企业，2010—2012年间陶瓷销售额分别达到2亿、4亿和4亿元，净利润也连续两年近亿。
据估计，2012年，中国陶瓷酒瓶的市场规模就达到100亿元，而这还仅是整个酒瓶市场的五十分之一。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一批例如锦辉、金鱼、新世纪陶瓷、泰鑫瓷业、华联瓷业、银和瓷厂、德兴瓷业等中上规模的企业，带动了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白酒尤其是高端白酒进入寒冬，这些陶瓷企业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经营的困境。陶瓷酒瓶生意难做，有些公司订单下降了70%—80%，也从上游直接反映出酒企们的近况。
同时，也有不少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面对冲击，无论是高档还是中低档白酒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相对于过去以大酒企为客户的大型陶瓷企业，日子就更加难过，例如前文提到过销售额连续两年近4亿的行业龙头，之前只生产15元以上酒瓶，五粮液、茅台、郎酒和剑南春等大酒企都是它的客户，然而从2012年年底到2013年3、4月份，公司的订单情况就变得非常困难，上半年几乎一个新订单都没有，只有200万个酒瓶的老订单。企业员工告诉记者，基本上窑炉都是空的，又不想停掉，所以就调慢窑炉流水线的速度，慢烧产品。为了应对危机，从酒厂市场下滑后，公司就开始调整产品结构，减少高端酒瓶。恢复餐具业务的比重，把营销团队的工作重心放到日用陶瓷等方面。而另外一家主要以沱牌为客户的龙头企业，往年的利润主要来自10元以上的高档酒瓶，今年受冲击也很大，利润的跌幅保守预计在25%—30%。
上游企业紧急转型
“限酒对这个行业影响很大，不过对我们公司目前影响不大。”醴陵市银和瓷厂相关负责人陈建明分析，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几个长期合作的大客户，虽然利润不高，但是订单相对稳定，“虽然泸州老窖(21.18,0.00,0.00%)直接支撑我们40%的业务，但红星二锅头、桂林三花酒等支撑了我们60%以上的业务。”不过，银和瓷厂相关负责人陈建明认为，随着白酒市场的调整以及陶瓷酒瓶企业的逐年增加，陶瓷酒瓶订单将陷入新一轮的价格战，高端酒瓶厂家也在往下走，低端产品的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大企业会和小企业争夺过去不太重视的中低档酒企的订单，而低端市场的厂家更多更分散，而且产品毛利低，大厂家的进入会大大挤压这些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业内人士分析，预计本轮调整后，将会有50%的陶瓷酒瓶厂家死掉。
例如，以生产釉下五彩陶瓷酒瓶为特色的新世纪陶瓷，一直是茅台、酒鬼、郎酒等名酒厂供应商，这类生意占据该公司业务的95%以上。新世纪陶瓷总经理李雪介绍：“陶瓷酒瓶更加上档次，而私藏酒、收藏版、限量发的酒瓶比较贵，比如将釉下五彩的工艺用到酒瓶上，酒瓶会贵很多，公司卖过最贵的酒瓶价格为4000元、5000元/个。”
2013年上半年，新世纪陶瓷酒瓶生产下降了50%以上，而在过去几年，该公司每年陶瓷酒瓶销售的增长速度在50%以上。这让本想大展拳脚的李雪暂时停下了动作，“原计划今年上马一个新项目，从国外引进一批先进设备的，现在暂时不敢上新项目了。”李雪表示，如今异常冷清的白酒行情，让他们将这一决策搁置了。
事实上，不独新世纪陶瓷，大多数陶瓷酒瓶生产企业，都面临订单骤减的困境。例如，另一家陶瓷酒瓶生产龙头企业泰鑫瓷业有限公司，今年陶瓷酒瓶的销售下降了30%左右，订单下降了70%—80%。“这是整体形势的不利。”湖南华联瓷业有限公司总裁唐小武表示，受此影响，今年上半年，该公司陶瓷酒瓶业务也下降了20%—30%。
“我们今年加大了日用瓷的出口，在整个行业下降的背景下，我们上半年出口增加了5%。”泰鑫瓷业副总经理刘婷表示，日用瓷与陶瓷酒瓶的生产线可以互通，公司转型比较容易。不过，她也表示，该公司不会放弃陶瓷酒瓶的生意，为了适应白酒市场的转型，公司正在研制中低档白酒的酒瓶。“正和几家中低档白酒企业谈合作。”刘婷透露。
事实上，一直专注于陶瓷酒瓶生产的新世纪陶瓷也把目光投向了日用陶瓷。“我们准备把日用陶瓷的生产比重提升到公司业务的40%—50%。”李雪向记者介绍。
高岭土史考1
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刘新园白焜(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三章：高岭土应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麻仓土、御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际通用的Kaolin和Kao1inite命名地的由来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九章：结论
第一章前言
中国是瓷器的祖国，又是高岭土(Kao1in)的故乡。人们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需要考察高岭土。这是因为高岭土是制造瓷胎的重要原料之一，它不仅与瓷器的质量，而且与瓷器制造业的命运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从矿物学角度来看，高岭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精确的定义。①现在要探索该类粘土在我国发现与应用的历程时，也就只能先从一些并不理想，但已广为流传的概念谈起。
从一般的辞书来看，高岭土似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泛指其化学组分中含有铝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的一种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或制瓷业通用的白色陶土。
狭义的，则特指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景德镇东五十公里以高岭山为中心的地区所出产的一种白色土状的瓷用原料。
据我国地质界和陶瓷界的考察，高岭山的这类粘土由白云母花岗岩、伟晶岩风化而成。②其矿物组成，既有埃洛石也有高蛤石；由其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AI203）在35％左右，铁、钛等着色物质极微(约0．6％)，烧结温度在1700·C以上．
景德镇制瓷业所用原料与辅助原料的命名，多用这四种方式：
1．按用途分；如瓷石、釉泥。
2．按产地分：如高岭、陈湾、南港、三宝蓬等。
3．按焙烧前的外貌分，如赤石；按焙烧后的外貌分：如白土。
4．按使用对象或所有者分：如御土、官土。
但以产地命名者居多，高岭土即是最著名的一例。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以出产白瓷而闻名世界的其白瓷瓷胎从很早的年代起就使用高岭土加瓷石两种原料制作（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⑨
高岭土与瓷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无严格的定义，但若仔细体会那些忠实记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它们的差别的。
明·宋应星在1636年刊印的《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器瓷胎制备工艺时说：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粱（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合泥》又谓：
子（音den，景德镇俗字。笔者按：此处特指用瓷石舂制而成的块状泥料）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搭配不同。……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以上文献谈到高岭土时所说的“其性坚硬”或“性硬”，均指该类粘土与狭义的瓷土（指粉碎瓷石所得之土⑩）在高温下成瓷时的性能而言。也就是说，狭义的瓷土在焙烧成瓷时极易瘫塌，而高岭土则不软化，故曰“性硬”。可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陶工是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的原料掺进瓷胎的。
本文所说的“高岭土”，尽指景德镇在各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高岭山或与高岭山所产的那种形态和质量大致相近的粘土。由于这类粘土曾经对景德镇至全世界的瓷器制造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打算围绕着与它有关的一些史实。对该镇10一19世纪的白瓷瓷胎原料与瓷业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一节学术界对早期白瓷、青白瓷瓷胎原料的推测
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记景德镇早期白瓷谓：
(唐)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
南宋·蒋祈《陶记》：
景德陶，昔三百馀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
从这两条文献来看，景德镇远在初唐至南宋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制瓷器骨胎都洁白致密，并具有良好的半透明感，否则的话，当时人就不会把它称作“假玉器”或“饶玉”了。
建国后，我国陶瓷工体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景德镇的陶瓷史料，对该地区的商瓷窑遗址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取得的实物资料来看，初唐瓷器虽待发现，但五代、—南宋的这一阶段的窑业遗址都有白瓷或青白瓷出土，其瓷胎致密，白度高达70%，透光度十分良好，它们比我国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所生产的白瓷瓷胎更为优异。可见这个地区的产品，早在十世纪就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了。⑩
景德镇早期白瓷瓷胎是使用什么原料制造的呢？这是研究中国陶瓷史尤其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人很感兴趣的事。但由于唐宋时代记述瓷器生产工艺的文献极为稀少，人们耍了解这些情况，就只能求诸遗物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周仁、李家治等先生就对该镇出土与传世的一些古陶瓷进行过理化测试。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一文中，谈到该镇唐宋瓷器瓷胎原料时说：“唐宋时期的瓷器可能只用一种瓷石或者掺入极少量高岭作为制胎原料。”这两位先生作出的“可能只用一种瓷石制胎”的结论，显然是因为他们所测试的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一部分含三氧化二铝(ALzO3)在17％左右，与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近。而“可能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的结论，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瓷器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要稍微高于瓷石。从化学组分这一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后一推测影响巨大，致使不少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在研究景德镇早期(五代——宋)陶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时，往往都把它归结于其境内出产的优质高岭土。
景德镇唐宋时代的陶工在制造瓷胎时到底是使用一种原料——瓷石，还是两种原料——瓷石加高岭土呢?这就成为我们探讨高岭土在景德镇地区的始用年代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节南宋以前的瓷胎仅用瓷石制作
近十年，我们对景德镇一带的古瓷窑遗址、古矿区以及古文献作过许多调查与发掘，再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验证周仁等先生的结论时，我们比较赞赏他的前一个推测——元以前的景德镇在制造白瓷瓷胎时所用的原料可能仅瓷石一种。而对后一推测却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
1．近年来，我们研究蒋祈《陶记》时，发现这一重要文献写于南宋中后期(13世纪前半期)。①文中记述景德镇当时瓷器的瓷胎原料时仅提到“石泥”(即将瓷石舂打成粉加水制成的泥料)一种，罗列出来的瓷用原料产地也只有瓷石产地。既没有记述除石泥之外还须掺入某种与石泥的形态或性质不同的粘土制胎，又没有记述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李黄与大洲三地。可见在蒋祈的时代——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尚未使用高岭土。
2．1972年一77年，我们在湖田窑宋代地层中发现了刻有“进坑”、“下项泥”、“郑家泥”的影青瓷碗残片。经景德镇陶研所对“进坑”等残片测试，遗物的化学组分与瓷石相近。⑩这些实物也表明当时仅用石泥一种原料制胎。
3．从景德镇古瓷石矿与高岭土矿的分布情况来看：高岭土矿较为稀少，在东河一带仅见高岭、李黄地区，而西河只有大洲一处，以上三处均末见元以前的开采遗迹与古瓷窑。而瓷石矿则遍布东、南、西河地区，尤以南河和小南河一带最为密集，凡有这类矿藏的地方几乎都有元代以前的瓷窑。显然这些瓷窑是因原料近便而设置的。
我们知道，景德镇一带所产的瓷石，一般为长英岩蚀变而成，其中之长石转变为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高岭石。由于含绢云母、高岭石等粘土矿物，故粉碎加水具有可塑性，如用上层瓷石(即烧结温度较高的所谓高温瓷石，景德镇又称硬质瓷石)作坯，在1200。C左右烧成，也不至于变形。所以清·同治十年(1871年)《余干县志·物产志》提到景德镇在其地采掘的这种“高温瓷石”时，就把它写作“碗石”(即用以制碗之石)。直至今天，赣南与广东的某些小型窑场，仍使用单一的瓷石制胎。可见仅瓷石一种即可以制出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只是这类瓷器焙烧时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而已。如果把周仁等先生的后一推测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相印证，我们以为元以前的景德镇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而没有发现加入过高岭土(即使是少量的)的迹象。但是周仁先生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时，为什么会发现有一部分瓷胎的三氧化二铝高于18％，而钾钠物质又会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呢?
我们把周仁先生所测数据和景德镇陶研所近年来测试的一组宋代影青瓷的胎、釉数据⑩进行过比较，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铝氧高于17％、钾钠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尤其是Na2O低1．2％)的瓷胎多为五代北宋的遗物，而其化学组分与现今的瓷石相近的则以南宋制品为多。
鉴于这些实事，是不是五代——宋初的陶工们制备瓷胎时如周仁先生推测，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而南宋的则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因为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制胎有许多优点(详第四章)，其时的景德镇并不缺乏高岭土，如果五代——北宋人采用二元配方法制胎，到南宋时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而五代——北宋大部分的瓷胎铝氧偏高、钾钠物质偏低(与现今常用的瓷石比)这一事实，并不是掺入了少量高岭土的标志，而正是某些地质或历史原因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郭邦相、张伯周等同志对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床作了许多调查与研究，从他们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南河和小南河一带的古瓷石矿床可分为“蚀变”与“风化”两种类型：
蚀变型瓷石矿床可分两个层位：
1．接近地表的上层，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一般高达18—19％，钾、钠氧化物的总量一般低于3％。由于铝氧含量较高，在1200。C左右烧成不易变形，故景德镇称它为“高温(或硬质)瓷石”。
2．下层瓷石的铝氧含量为15~17％，钾钠氧化物含量一般为4~6％，莫氏硬度5.5—6度，掺入高岭土为理想的制胎原料。
风化型瓷石矿床可分三层：
1．第一层为半松散之岩石，铝氧以及钾钠物质含量与蚀变型上层矿石相近。
2．第二层与蚀变型下层相近。
3．第三层的铝氧仅13—15％，钾钠氧化物高达5—7％，硬度为莫氏6～7度，焙烧时易变形，景德镇一带称“低温(软质)瓷石。”⑩
上述两型矿床的上层瓷石异于下层，是因接近地表的上层处于风化壳内，在风化过程中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Na2O)流失，铝氧相应富集而造成的。再把郭邦相等同志的结论与景德镇陶研所对安徽祁门瓷石矿⑩，李国帧、叶宏明同志对浙江龙泉瓷石矿所作的考察相证，也完全一致。
如果再把周仁先生等与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景德镇五代——南宋瓷器瓷胎所得数据，和以上矿床不同层位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印证，我们马上会发现五代、北宋的瓷胎多与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上层瓷石(高温瓷石)的化学组分接近，而南宋的则与蚀变型的中下层或风化型的中层相似。因此可以确定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瓷石制传，而南宋瓷胎则多取材于中下层。
五代北宋人多用上层瓷石、南宋人多以中下层瓷石制胎，与人类采矿的规律一致，却与古居住遗址的堆积规律相反。这是因为人类的居住遗鞠址是从下往上层层堆积，而瓷石矿的开采则沿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进行。五代北宋瓷胎的化学组分异于当今的常用瓷石，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当时人使用的是表层风化程度大的所谓“高温瓷石”。可见周仁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瓷胎原料所作的第二个判断(即在瓷石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推测)与历史实事不符。那些把景德镇早期白瓷或青白瓷的成就归结于其境内所出之优质高岭土的观点，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因为高岭土在其时还有待陶工发现。
第三章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一节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最优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
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陶记》谓：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不复易操，乃有“火房”。由于“火房”的设置，进行湿作业的工匠已不受季节的限制。把坯房变成暖室让工人操作，还不见诸明清记载，可见当时的市场对瓷器的需求何等迫切!
尽管采用覆烧方法能勉强利用软质瓷石并使窑室装载量高于北宋四倍，节省燃料四分之三⑩；尽管“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陶记》)”，湖田窑与镇窑的陶轮在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能停止旋转；但这些努力毕竟不能改变因原料的质量降低而造成的劣势。所以“镇之巨商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1(《陶记》)今之不可复古矣!
这是蒋祈在《陶记》中记述景德镇南宋窑事之后，顺及流行于当时的言论。就原料这一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上层瓷石，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陶工们把容易开采的蕴藏量有限的“高温瓷石”用尽之后，景德镇往何处去呢?摆在当时人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象许多曾经模仿景德镇生产过青白瓷的窑场(如江西南丰、广西藤县中和窑等)一样，把优质原料用尽之后归于灭亡；一是寻找新的资源，并把中下层瓷石利用起来。很值得庆幸的是景德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而迎来了元代的繁荣并使自己成为明清时代的瓷业中心。
瓷因釉而美丽
釉是生产瓷器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它见证了中国瓷器的辉煌。青釉中国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是出现于南方的青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而是具有黄、绿、青等几种颜色，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3种颜色统称为“青色”，例如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我国历代的青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元素，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加了氧化铁的色釉，在氧化焰里烧成黄色，经过还原焰才成为青色。白釉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如果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小于0．75％，烧出来的就会是白釉。古代白瓷的制作，并不是在釉料中加进白色呈色剂，而是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和釉料加工精制，使含铁量降低到最少的程度。这样在洁白的瓷胎上施以纯净的透明釉，就能烧制白度很高的白瓷。白釉出现于北朝。黑釉我国古代黑釉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东汉、东晋等早期黑釉都属石灰釉。唐代以后，基本上都改用石灰碱釉。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即属花色黑釉。红釉红釉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但真正纯正、稳定的红釉是明初创烧的鲜红，到嘉靖时，又创烧了以铁为呈色剂的矾红。鲜红为高温色釉，矾红为低温色釉。红釉的种类很多，除鲜红外，又以浓淡而衍化出各种不同的品种。深者有宝石红、朱红、鸡血红、积红、抹红等。抹红带黄色的又叫杏子衫，微黄的又叫珊瑚釉，此外还有橘红和枣红。淡的一般称粉红，带灰色的叫豇豆红，灰而又暗的叫乳鼠皮，胭脂红也是粉红的一种。粉红中最艳丽的叫作美人醉。蓝釉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中。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只有绮丽之感，缺乏沉着色调。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被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至清康熙时，更出现天蓝等多种新品种。绿釉含氧化铜的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作着色剂烧铅绿釉，宋时瓷器上的绿釉已较普遍。但是，在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所以，成功的绿釉都是明清时期的产品。如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等。黄釉黄釉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安徽淮南寿州窑、河南密县窑等都烧黄釉。但正色黄釉还是汝窑的高温黄釉———茶叶末釉。
天价频出 为何却“生意难做”？
景德镇艺术大师钟莲生“汉宫秋月”釉上彩瓷板以1242万元创下画家个人拍场新纪录，李菊生“巫山瑶姬”高温颜色釉瓷板和李小聪“赤壁怀古”粉彩瓷板均以345万元紧随其后，白磊“秋趣”釉里红高温色釉箭筒以207万元易主……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嘉德春拍上，工艺美术大师钟莲生、李菊生、李小聪、白磊的作品最高拍卖纪录相继诞生。
然而，艺术盛世的背后，却隐藏市场的疑问：大师作品在拍卖市场中天价频出，市场商家却称“生意难做”，是否仅是表面繁荣？高温颜色釉这种新的陶瓷工艺“当道”，而传统工艺似乎难出天价，市场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现代陶瓷工艺的创新是空前发达，还是遭遇瓶颈？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亲临景德镇并分别专访了九位在艺术造诣上各领风骚的国家级大师。
工匠八方来器从天下走
市场是繁荣还是冷淡？记者近日走访景德镇多个专业市场，并专访了九名国家级大师和近十名中青年大师，发现部分商家表示市场相比之前转淡。一名商家告诉记者：“现在一个月的总成交额只是以前的1/5～1/4。”然而，在众多艺术家的工作室，记者却发现，大多数艺术家手上少有“存货”，代理机构前来“拿货”顶多只能“搜刮”到两三件，一般要提前2～3个月预定。一位国家级大师告诉记者：“8月份我在广州有个展览，现在开始潜心创作，尽量争取能出4～5件精品。”
业内人士解释称，陶瓷市场确实整体转淡，但主要集中在普通作品和产品上，而艺术家的作品依然备受追捧。这种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更促使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家到景德镇来创作和经营。据了解，目前景德镇有1万余个外地画家，他们的工作室分布在各个专业街区和市场中，还有专门聚集了外国艺术家的艺术区。“可以说现代景德镇的产业规模和参与的人数达到历史高峰，重现历史上的‘工匠八方来、器从天下走’。大家都想对这块金字招牌善加利用，就是因为这里的条件太得天独厚了。”
大师观点：
“粉彩今不如昔是因为毛笔和颜料”
记者：有人认为，当代处于市场空前兴盛、工艺却走下坡路的状况？
李菊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温颜色釉第一人）：景德镇现在的繁荣是空前的。因为市场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政治经济形势都促进了陶瓷行业的全面开花。在这个背景下，工匠也好，艺术家也好，都愿意在各自的领域里绞尽脑汁，去创造发明和发现新事物。
郭文连（教授、粉彩婴戏图代表人物）：从繁荣程度看，如今的确实达到历史最高峰，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不可否定，清三代才是景德镇的制瓷最高峰，其工艺水平在今天也难以达到。譬如以前的御用瓷都是万里挑一，画工都是全国最好的，现在可做不到。比如康熙五彩，虽然现今也有工艺师专攻五彩，但总体效果并不太好，有的甚至不伦不类。
王锡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陶瓷泰斗）：现代的景德镇工艺，有的的确还赶不上原来的水平，比如粉彩。原因一是笔的问题。现在画瓷器的毛笔，从原材料到手工都不如以往，粗制滥造的居多。其二是颜料的变化。自旧时的颜料工厂解散为小作坊后，市场上的粉彩颜色大不如前。第三是工匠不同。以前的艺人非常认真，而且传统工艺的基础很扎实，现在很少有艺术家能够超过。
创新陶瓷工艺是否得到市场认可？
记者：最近在拍卖市场中拍出天价的主要就是高温颜色釉。这种创新的陶瓷工艺是否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
余勐（教授、高温颜色釉代表人物）：高温颜色釉近五年来开始流行，最大的突破是把颜色釉当做彩料来绘画。目前常见的高温颜色釉有两种，一种是在胚体上浇颜色釉烧制产生窑变，一种是在釉下用颜色釉绘画后烧制产生窑变。
收藏者喜欢高温颜色釉，一是很多艺术效果只有窑变才能表现；二是因为这种作品的效果在烧制前难以预知，即使是完全同样的材料、工序和画面，烧制而成的效果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这种高温颜色釉和其他工艺如粉彩、青花等结合起来，并称为“综合装饰”。
郭文连：目前景德镇所有陶瓷工艺中，发展得最快的就是综合装饰，高温颜色釉的应用水平更达到历史高峰。景德镇的颜色釉是最好的，很活但又很含蓄，非常具有艺术情调。
熊钢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写意鸡代表人物）：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新的装饰手法。当代的综合装饰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过去的装饰手法都比较单一，而现在各种颜色釉和陶器材料都被用在同一件作品上，证明现在的艺术家思想已得到解放，没有什么界限。艺术家对于工具的运用也达到空前的多样化。这是一种进步。
“古瓷拍出天价是因为心态”
记者：当代是否存在厚今薄古的问题？
李菊生：艺术品市场中主流的观念还是厚古薄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品价格就一定高？为什么《鬼谷子下山》就能拍出2.3亿元？这是购买心态的问题。并非古代的艺术品一定超越当代艺术品，而是人们对历史时空和古人有顶礼膜拜的心态。因为再多的金钱也换不了时空，文物承载的历史无法复制。但是不要忘记了，时代永远滞后于先行者。
郭文连：目前外界对景德镇的评价之一还是创新不够多。确实有部分艺术家是这样的。他们受市场经济影响，看市场什么好卖就画什么，一窝蜂跟上去。还有的没有什么创作能力，只临摹别人的东西，照搬资料。
周国桢（教授、瓷雕代表人物）：现在的艺术家中存在两种走极端的观念，一种是死守传统不放，固执难变，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艺术。特别有一些年轻人学院派特别崇拜西方的现代艺术，追求“什么也不是”这样的状态。事实上，死守传统不放不对，盲目崇拜西方也不对。艺术家要找到民族的语言，似与不似，像它又不像它，不能完全像也不能完全不像。“太似为媚俗，太不似为欺世。”这符合中国人追求的中庸之道。
艺术创新是否要“不择手段”？
记者：艺术创新是不是要“不择手段”？您对陶瓷业内近期争论的“陶瓷艺术要走向纯艺术”怎么看？
何柄钦（教授、综合装饰代表人物）：艺术创新当然要“不择手段”。1700多年来，中国瓷器的制作始终围绕着实用性，越做越灵巧，也越薄越玲珑剔透，当今的景德镇依然受中国传统影响，不同于外国突出的装饰理念。陶瓷艺术应该有多样性，有其精密性，也有雄浑粗犷不平滑的机理，还有多种化学材料结合产生的色彩。创新的路很艰难。
熊钢如：艺术创新的手段之一是陶瓷科技，近年确实出现很大的进步。譬如陶瓷的烧制方法，就从烧柴，发展到烧煤，然后是烧油，现在是烧气。以青花釉里红为例，烧制难以控制，可以说完全靠运气。你看我满屋的这些釉里红，以前的工艺师一辈子可能都烧不出这么多；现在一家烧制的釉里红，几乎可以等于以前整个景德镇烧制的总和。
陆涛（教授、青花世家传承人）：不同的工艺手段之间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不应分高低贵贱。只是说艺术家能否将工艺手段运用得更好，为艺术服务。工艺手段应为内容服务，而不是内容为工艺服务。
最近业内有人提出，到底算不算工艺美术，能不能算纯艺术？陶瓷艺术应该跟中国书画挂钩，走向纯艺术。而所谓纯艺术就是主要看作者的艺术造诣而不强调材质和载体。
陶瓷建材经销商生意难做
近一段时间，陶瓷经销商普遍感到生意难做，市场需求量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导致陶瓷经销商的盈利。为了挽留订单，一些陶瓷经销商开始在销售渠道建设以及服务方面下功夫。盈利空间大幅缩小
“今年以来，陶瓷市场表现很惨淡，大部分经销商深感生意难做，而来自厂家的发货、打款压力并未减小，以至于很多人都叫苦连天。”江西南昌鑫元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帅声伟感叹道。据他介绍，陶瓷企业生意难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近期消费者购买力及装修需求下降，影响了经销商的零售生意；二是楼市近两年都不景气，影响到了陶瓷砖产品的销售；三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目前，陶瓷企业在销售终端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哪个经销商的仓库里没有大批的囤货？另外，在终端，产能过剩除了表现在产品过剩之外，建材卖场过剩、饱和现象也十分明显。”帅声伟说。
据帅声伟介绍，建材批发市场库存过多会对陶瓷企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除了生意难做外，不少商家会因亏损严重不得不被迫关门转做其他行业。“可以这样说，每个月都有人进入陶瓷圈，但每个月又都有人被迫离开陶瓷圈的商家。”帅声伟说，“以前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公司每个月的零售额可达50万~60万元，现在仅20万~30万元。今年至目前，月零售额达50万元的基本没有。”“近期，陶瓷市场各大品牌经常推出促销活动，价格越来越低。活动期间，一些知名品牌800×800毫米规格全抛釉价格最低可达60~70元/片，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产品的价格基本在130~150元/片。如此悬殊的价格差距，令很多消费者产生了‘全抛釉就只是这个价格’的印象，故而很多品牌根本无力参与市场竞争。”某陶瓷品牌的经销商王先生表示。
经销商积极应对冷淡市场
为了应对如此冷淡的市场，陶瓷经销商开始在销售渠道建设以及服务方面下功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预计下半年的陶瓷市场行情还会持续惨淡，对于经销商而言，只能是‘苦中作乐’了。我们目前正在强化团队打造及销售创新、渠道建设等多个方面，以期困局突围。”陶瓷经销商杨先生表示。“其实从我做经销商十多年的经验来看，经销商做得好与坏，跟厂家的关系太大了。我认为厂家加强对经销商的尊重非常关键，比如在市场维护、市场建设等方面。如果厂家能增强对经销商的培训及配套建设等指导服务，那自然更好。”“要想在冷淡的市场中争取更多的订单，这就要求我们做细分市场，比如设计师渠道。做细分市场，就要更专业，包括产品和服务。其中品质是最基本的保障，其二便是细致的售前售后服务，保证与客户的黏性。任何产品都有市场价值，关键在于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对接上客户需求。同时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今陶瓷行业从品牌到产品都大同小异，消费者为什么会选择你？关键在于服务价值的体现。”福建岳江建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至今我们仍没感受到市场回暖，下半年市场的寒潮仍将持续，因此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服务和树立口碑。当然，也希望厂家能继续提供更有保障的产品，同时对如何卖好砖、做好市场给予更多指导，而不是将更多的工作单纯压到经销商身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陶瓷经销商表示。
陶瓷因釉色而美丽
陶瓷一般都穿着一身光润、平滑的衣裳，特别是艺术陶瓷，对“衣裳”更为讲究，有的洁白如玉，有的五彩缤纷，十分美观。陶瓷的这种衣裳，名叫“釉”。汉字中的釉，其含义是指有油状的光泽，所以用“油”字来表示瓷器表面的光泽，但又因为“油”字代表食物，经后人修改取表示光彩的“采”，加上油字的“由”，合成为“釉”字。
釉是附着于陶瓷坯体表面的一种连续的玻璃质层，或者是一种玻璃体与晶体的混合层。釉的产生可能是古代垒石烹食时所用含钙石头与炭灰而生成，也可能是受贝壳表面美观质感的启发，有意识地用贝壳粉作为原料制成。其实，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用岩石和泥巴制成釉来装饰陶瓷了。到了汉代又发明了用铅作助溶剂的低温铅釉，后来陶瓷艺人利用窑灰自然降落在坯体上能化合成釉的现象，进而用草木灰作为制釉的一种原料。现代日用陶瓷生产所用的釉分为石灰釉和长古釉。石灰釉是用釉果（类似瓷石的一种天然矿物原料）和灰釉（主要成份氧化钙）配制而成，长石釉主要由石英、长石、大理石、高岭土等组成。在石灰釉和长古釉中加入金属氧化物，或渗进其它化学成份，就会成为各种各样的釉色。
一般釉的厚度只有坯体厚度的1%-3%，但经过窑火焙烧后，就紧紧附着在瓷胎上，使瓷器致密化、光泽柔和，又不透水和气，给人明亮如镜的感觉。同时可以提高使用强度，起到防止污染，便于清洗等作用。
釉的种类很多，按坯体类分，有瓷釉、陶釉及火石器釉；按烧成温度分，1100°C以下烧成的釉称为低温釉，1100°C-1250°C之间烧成的釉为中温釉，1250°C以上烧成的釉为高温釉；按釉面特征分类，白釉大概是人们出于对银器的钟爱，颜色釉是以其五彩缤纷受到人们的欢迎，结晶釉的纹样变幻美丽动人，窑变纹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裂纹釉清晰古朴、高雅别致。除上述外，还有无光釉、乳浊釉、食盐釉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千姿百态的流动釉、神奇莫测的变色釉、霞光闪烁的彩虹釉、贵如明珠的夜光釉等新品种。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随着时令的变化我们的穿衣也变幻无穷，在色彩斑斓的衣被里诠释着个体的性格取向，这个世界也因之异彩纷呈，变化多端。陶瓷因穿上了形式多样的“釉”，再加上绘瓷大师们的精彩演绎，在风格迥异的笔绘下，艺术陶瓷变得更加绚丽多姿，美轮美奂。
隋代白瓷传瓶
在国内，很多古陶瓷收藏爱好者都知道中国古陶瓷在唐代有南青北白一说。所谓南青北白，就是指南方烧造的青瓷与北方烧造的白瓷，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两朵奇葩。
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当时主要的青瓷窑口有越窑、洪州窑、婺州窑、瓯窑等。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之。早期的越窑瓷器在中国宋代以前的南方诸省非常流行，古人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它的美丽。
而北方则以烧造白瓷为主，它的主要窑口有北齐和隋时河南的相州窑、隋唐时期河南的巩县窑、河北的邢窑以及四川的大邑窑等。这些北方白瓷可以用“欺霜赛雪”来形容，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盛赞白瓷，其中有一句是“君家白碗胜霜雪”，可见当时北方白瓷的精美。
这件瓷瓶是4月25日大河鉴宝活动中鉴定的一件藏品。此瓷瓶高22厘米，腹径12厘米，白胎白釉，胎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有细小的冰裂纹。盘口，单颈有三道弦纹，双腹相连。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以手工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干练，形象生动逼真。经鉴定认为，这是一件隋代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传瓶，为隋代白瓷的代表之作。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珍藏有一件这样的白釉龙柄联腹壶，形制与这件双龙柄联腹壶几无二致，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所以人们以传瓶称之。这样形制的器物还有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1957年由陕西省西安市大业四年周宣帝外孙女李静训墓出土的。
我们一般所知最早的白瓷出现在北齐，如北齐武平六年(575年)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几件。但这些白瓷瓷化程度不高，一般器物中是白中闪青。真正成熟的白瓷烧造还是在隋代。隋代墓葬中曾出土不少白瓷器，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征虏将军张盛墓、大业四年周宣帝外孙女李静训墓、大业六年(610年)金紫光禄大夫姬威墓等，都出土了大量白瓷，这批白瓷虽然还稍带有白中泛青的特征，但较之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所改进，器物的白度与硬度比范粹墓白瓷也有提高。瓷器的造型丰富，瓷胎洁白，釉面光滑，应毫无异议地称作白瓷了。
白瓷自北齐开始出现，历经隋代走向成熟，到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烧造技术的日趋完善，为日后出现精美的彩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北方白瓷的烧造成功比南方青瓷的出现更令人激动。此次大河鉴宝活动中藏友展示的这件精美的隋代白瓷传瓶尤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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